大家好，今天晚上（2019年8月6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张培红主任为大家讲述《瘟疫论译注》的第十七讲。
& p* S: s7 K4 C2 w3 {6 f 她与大家一起交流吴又可关于瘟疫过程之中，辨证论治的一些独特认识。主要讲述《瘟疫论》的 “论气所伤不同”、“蛔厥”、“呃逆”、“似表非表似里非里”这几则医论部分内容。" ^' \% o6 x2 @9 c8 e) L5 V" o0 }
请大家关注收听张培红的精彩讲述与分享。http://www.ynjkcy.com/wyl
8 d/ M, B+ ^+ g- z5 N5 h/ _论气所伤不同【原文】 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彼植物藉雨而滋生〔1〕，动物藉饮食而颐养〔2〕，必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3〕，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4〕。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有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5〕，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6〕，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7〕，气者物之变也〔8〕。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蜓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9〕，此受物气之为病，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10〕。嗟呼！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11〕，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12〕，品味加减之劳矣。 【注释】 〔1〕彼植物藉雨而滋生：那种植物靠着雨露的滋润而生长。藉：坐垫、借。 〔2〕动物藉饮食而颐养：动物依靠饮食而得到滋养。颐养：保养。 〔3〕二五之精：阴阳与五行派生出的精华。《易·系词》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二，就是两仪，也就是阴与阳。《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就是五行，是古人关于世界物质起源的另一学说。《尚书·洪范》之中就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世界的本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缺一不可。“ 〔4〕如鼠制象之类：就象老鼠制住大象之类的事情。传说老鼠钻到大象的耳朵里，制服了大象。 〔5〕偏中于动物者：正好只伤害某一种动物。中：正好，受到。 〔6〕人病而禽兽不病：人患的温疫病，飞禽走兽不发病。现代科学证明，许多致病性的微生物，是有种属差异的，属于人病而禽兽不病。也有属于人畜或者人禽共患病的致病微生物。 〔7〕物者气之化也：物质是由精气变化而产生的，古人称之为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无相生”。 〔8〕气者物之变也：气是由物变化之后产生的。 〔9〕猫肉治鼠瘘之溃：猫的肉可以治愈老鼠疮破溃疮口。老鼠疮，多指淋巴结核，破溃之后久不收口，很难痊愈。 〔10〕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所以勉强使用汗法、吐法、泻下法，用来驱逐病邪。决：河堤被水冲出缺口。决之，使病邪排除体外。 〔11〕一病只有一药：一种温疫病只使用一种药物治疗，也就是专病专药，特效药。 〔12〕不烦君臣佐使：不用烦琐地使用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组成的复杂处方。君药是针对主要病证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的药物，佐药佐制处方中药物的毒副作用，使药为引导药物直达病所的药物。《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译文】 我所说的杂气，虽然说是天地之间的气体，其实主要是由当地的土地产生的气体。大约说来，温疫邪气从土地之中升起来，有这种邪气就会有温疫病，就象所说的天与地能够产生万物一样，也是由当地的具体土地产生出来，那些植物靠着雨露的滋润而生长，动物则依靠饮食而得到营养，一定要先有了这种气体，然后才有这种物体。由此可以推想，有无限多的气体，再由这些气体产生无限多的物质。只是由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精华组成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互相之间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相生相克，也就是相互制约、相互化生。因此说世间万物，都有适合自己和不适合自己生存的因素。适合的因素就是有益的东西，不适合的因素就是有损害的东西，损害的因素就是制约的因素。所以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克星。比如猫制约老鼠，老鼠却能制约大象，这一类的现象很多。既然知道了可以用一种物质，制约另一种物质，就能够理解用气体制约物质的道理。用气体制约物体的的例子，比如蟹见到雾气就会死，大枣见到雾气就会枯萎等现象，雾气是可以看见的有形的气体，动物与植物都受雾气的制约。至于所说的无形可见的气体，能够只侵犯一种动物，比如只伤牛的牛瘟，只伤害羊的羊瘟，只伤害鸡的鸡瘟，只伤害鸭的鸭瘟。岂只是人类的温疫，有这种偏中现象！然而有的时候，牛生了温疫病，同样吃草的羊却不发病；鸡有瘟病的时候，鸭子却不生病；人类流行瘟病的时候，家中的飞禽走兽却不患病。仔细研究他们所受的伤害是不相同的，因此也就知道了他们所受的邪气，是各不相同的病因物质。知道了温疫邪气各有不同的特点，所以称其为不同的杂气致病。物质是由精气变化而产生的，气是由物变化之后产生的。因为气根源于物，所以可以说气就是物；物能产生气，所以也可以说物就是气。知道了气可以制约物体，就可以知道物体可以制约气了。所谓的物可以制约气，指的就是药物制约邪气。比如蜒蚰这种物质，可以解除蜈蚣的毒气伤害；猫的肌肉这种物质，可以治疗被称为老鼠疮的毒气造成的溃疡。这些都是由于受到了物体的毒气产生的疾病，进一步使用另一种物质的气，去制约致病的毒气，这些都是容易观测到的。至于人体受到无形的邪气引发疾病，却不知道什么物质能制约这种邪气。也只是因为还不知道什么药物能够制约邪气，所以才勉强使用发汗、涌吐、泻下的治疗方法，用这三种方法来驱除病邪。遗憾得很！即便是这三种治疗方法，也不能都是十分恰当、有效的，更何况对于治疗物质的了解如何才是很深入的呢？假如能够知道了什么物质可以制约住病邪之气，一种疾病只能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药一用上疾病就痊愈了，不用再烦琐地使用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组成的复方药物了，也不用操心费力地加减方剂的药味了。 【评介】 吴又可认为，病原的疫气是物质的，这种疫气尽管“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符合中医药性学说中的四气五味，难于纳入传统的中医体系之中，但是吴又可所说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仍然可以用药物“制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扬栗山的升降散，都是力图使用一种独特的有效方药，专病专方治疗外感温疫热病，希望能够直达病所，特异性地驱除、对抗病邪，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清初著名医学家喻嘉言受吴又可的学术影响，提出了温疫病三焦证候的治疗原则，他说：“（温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他提出的三焦温疫，在治疗时都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也是外感热病三焦辨证的先驱。 孔毓礼曰：“既曰杂气，则不一其气矣。物可以制一时之气，未必可制时时之气，况气同而受此气者不同，又乌能治人人之病哉！” 龚绍林曰：“支干运气，乃天地循环之常气，不得谓为杂气。杂气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气也，故人触之即病。汗、吐、下三法，乃治伤寒之法也。治疫大法，始宜疏邪清火，即或宜吐、宜下，从未宜汗者。盖疫证汗解在后，其病将愈，自然汗出，不可用药以表其汗也。如执用三法，以治杂气，宜乎不能尽善矣。” 孔龚二氏的观点皆有临床依据，足资参考。 蛔厥【原文】 疫邪传里，胃热如沸〔1〕，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蛔厥自愈〔2〕，每见医家，妄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其人当吐蛔，又云胃中冷必吐蛔之句，便用乌梅圆，或理中安蛔汤。方中乃细辛、附子、干姜、桂枝、川椒，皆辛热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证，表里上下皆热，始终从无寒证者，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3〕，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 【注释】 〔1〕胃热如沸：胃中的热气就象沸腾的热水一样热。 〔2〕蛔厥自愈：因为蛔虫造成的厥逆证候叫做“蛔厥”。张仲景《伤寒论》338条云：“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3〕依经傍注：依据经文，依赖注释。 【译文】 温疫邪气传变到里，胃中的热气如同沸腾的热水一样，肠胃之中的蛔虫躁动不安，蛔虫闭阻肠道之后，向下的道路既然不能畅通，必然会向上逆返，肠中的蛔虫因此而被呕吐出来，这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情。只要治疗病人的胃热，因蛔虫造成的四肢厥逆将自行痊愈。我经常见到一些医生，乱引张仲景的经典论述，认为属于“内脏虚寒，蛔虫因为虚寒而向上到膈的部位，病人因此而吐蛔虫。”还引用《伤寒论》的“病人胃中寒冷，一定会呕吐蛔虫”的句子，就使用乌梅丸、或者使用理中安蛔汤进行治疗。这类方剂之中都使用细辛、附子、干姜、桂枝、川椒之类的药物，都是药性很热的药物，使用这类药物就象在火焰上浇油一样，使热势更高。一点也不知道温疫证，属于表里上下都热的证候，从始致终都没有寒的证候。这些医生不思考目前证候的机理，只是惦记着书上的说法，认为依靠经典、依赖注释就不会有错误，所以就公然应用一点疑惑也没有，由此造成的误治很多。 【评介】 孔毓礼曰：“读书少阅历者，每有此病，但疫亦有过服寒凉而吐蛔者，不可不察也。” 龚绍林曰：“胃家热甚，蛔动不安，从上呕吐，事理之常，无足怪者。遇其证候，其脉右关数甚，按之有力，其舌苔黄而燥，用承气汤以逐其胃热。不必用安蛔药，而蛔自安矣。无如古来方书，多以为脏寒胃冷使然，未闻有胃热吐蛔之说，故用热药以安蛔，不知蛔因寒冷而吐者，其脉必迟，其舌无苔，其人喜热饮而恶凉水，此不在疫症之条者。疫本热病，始终本无寒证，初起虽有畏寒者，乃是外假寒，而内有真热也。治疫者其知之乎？” 呃逆【原文】 胃气逆，则为呃逆〔1〕。吴中称为冷呃，以冷为名，遂指为胃寒，不知寒热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证相参〔2〕，专执俗语为寒，遂投丁、茱、姜、桂，误人不少。吾愿执辞害义者〔3〕，临证猛省。 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如见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4〕，则宜导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汤，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证，呃自止，其他可以类推矣。 【注释】 〔1〕呃逆：是气逆上冲，喉间呃呃做声，连续不断的症状。 〔2〕本证：基本病变所表现的证候。 〔3〕执辞害义：拘泥于文辞的表面意义，却损害了事情的本质。 〔4〕膈间痰闭：胸膈之间被痰浊阻滞、气机不畅。 【译文】 胃的气机向上逆行，就会变为呃逆的病证。江苏一带称呃逆为冷呃，把冷作为病名的一部分，于是就认为本病属于胃部寒冷，却不了解寒邪与热邪都可以让人患呃逆病。并且也不将本病的基本病理与证候互相参考，专门拘泥于俗称的“冷呃”，定为寒性，于是就使用丁香、吴茱萸、干姜、肉桂进行治疗，误治的人不在少数。我希望那些专门拘泥于文辞名称，而不管病人具体证候的人，在临床治疗的时候要赶快醒悟过来。 具体的治疗方法，要分别按照病人的基本证候，而进行相应的加减。比如见到白虎汤的证候，就使用白虎汤治疗；见到承气汤的证候，就使用承气汤治疗；如果病人胸膈之间被痰浊阻滞、气机不畅，就应当使用导痰汤进行治疗；如果病人属于胃部虚寒，可以使用丁香四蒂散治疗；当然丁香四蒂散不如四逆汤更温热，散寒获效更快。总之，只要治疗病人的基本证候，呃逆自然就会停止，其它的病证的治疗方法也可以类比推理出来。 【评介】 龚绍林曰：“呃逆有寒有热，固也。务审脉症，分别治之。如系寒逆，其脉必迟而紧，其人必恶寒而喜热饮。若属热逆，其脉必数而有力，其人必恶热而喜冷饮。各随脉证施治，自然药到病除。至于感疫发呃，则有热而无寒，不可用香燥，以致误人。但有气随火逆而发呃者，于清剂中，宜加顺气药味，治呃逆者知之。”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原文】 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膈〔1〕，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为头疼身痛，因见头身痛，往往误认为伤寒表证，因用麻黄、桂枝、香苏、葛根、败毒、九味羌活之类，此皆发散之剂，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虚，邪气不损，依然发热也。更有邪气传里，表气不能通于内，必壅于外，每至午后潮热，热甚则头胀痛，热退则已。此岂表实者耶？以上似表，误为表证，妄投升散之剂，原邪愈实，火气上升，头疼转甚，须下之，里气一通，经气降而头疼立止。若果感冒头疼，无时不痛，为可辨也。且有别证相参，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后，脉静身凉，浑身支节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坠伤，少动则痛苦号呼，此经气虚，荣卫行涩也。三四日内，经气渐回，其痛渐止，虽不药必自愈。设妄引经论，以为风湿相搏，一身尽痛，不可转侧〔2〕，遂投疏风胜湿之剂，身痛反剧，以此误人甚众。 伤寒传胃，即便潮热谵语，下之无辞〔3〕。今时疫初起，便作潮热，热甚亦能谵语，误认为里证，妄投承气，是为诛伐无辜。不知伏邪附近于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热。午后热甚，亦能谵语，不待胃实而后能也。假令常疟热甚，亦作谵语。瘅疟不恶寒，但作潮热，此岂胃实者耶？以上似里，误投承气，里气先虚，及邪陷胃，转见胸腹胀满，烦渴益甚，病家见势危笃，以致更医，医见下药病甚，乃指大黄为砒毒，或投泻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变证日增，神脱气尽而死。向则不应下而反下之，今则应下而反失下，盖因表里不明，用药前后失序之误〔4〕。 【注释】 〔1〕表里阻膈：体表与内里互相阻隔，气机不通。 〔2〕不可转侧：病人不能随意转身、侧身翻身。 〔3〕下之无辞：泻下治疗没有争议的言辞。 〔4〕用药前后失序之误：使用泻下的药物的时机，发生了过早过晚的时序错误。 【译文】 时行温疫病的发病早期，邪气结聚在体内，使体表与内里互相阻隔，气机不通，在里的气机淤滞，就会出现胸闷；在表的气机淤滞，就会出现头部疼痛、身体疼痛。由于出现头痛与身体疼痛，经常被人当作伤寒病的表证，于是就用麻黄汤、桂枝汤、香苏饮、葛根汤、败毒散、九味羌活汤之类的药物进行治疗，这些都是发散解表的方剂，强力追求发汗解表，过度地耗散病人的津液，人体经脉的经气首先虚损，外邪之气却不损耗，仍然还会发热。 还有的邪气向里传变，在表的气机不能向里通行，必然会在外壅滞，因此每到午后就会出现发热，象涨潮一样准确，热重的时候就会头部发胀疼痛，热势消退之后，胀痛也随之消失。难道这属于表实证吗？以上的证候好象是表证的证候，如果错误地当成表证进行治疗，错误地使用发散解表的方剂，使原先的邪气更加盛大，火热之气上升，头部的疼痛也会更加严重，必须使用泻下治疗，在里的气机一旦通畅，经络的气机下行，头痛就会立即停止。假如是真的感冒引起的头痛，往往持续疼痛不会停止，这是可以鉴别的。并且还有其他的伴随证候，不能只看到头痛一个症状，就认为是感冒。 假如病人经过发汗、或者泻下的治疗，脉搏由数转为安静，身体由发热转为凉爽，全身的肢体关节却反而疼痛加重了，就象被人痛打过，或象从高处坠落一般，稍微一动就会引发出痛苦的呻吟、叫喊，这是因为经脉之中的气虚，营气与卫气的运行涩滞难行形成的证候。此后的三四天之内，经脉之中的气机逐渐恢复，病人的疼痛也将逐渐停止，即使不使用药物，也必定会自行痊愈的。假如乱引圣人的经典，认为是风气与湿气互相搏结，全身都会疼痛，不能转身翻身，因此使用祛风除湿的方剂，病人的身痛就会因此加剧，由此错误认识耽误的病人不在少数。 伤寒病邪气传变到胃部，就会出现定时下午发热，神昏谵语，使用泻下治疗不会出现争议的言辞。现在属于温疫病的初期阶段，就产生了定时的潮热，热的程度严重的时候也可以产生谵语，如果错误地认为属于里热证，乱用承气汤进行治疗，这就是攻伐那些没有病的脏腑，属于误治。他们不了解疫邪伏藏在接近于胃的部位，还没有进入胃腑之中，也能产生潮热；下午热势高了之后，也可以出现谵语，不必等待胃部有了实质性的邪气，才产生潮热谵语。假如常见的疟疾，热势很高，也可以产生谵语；瘅疟病不恶寒，只有定时发潮热，这难道属于胃部有实邪吗？以上的证候，好象属于里证，如果错误地使用了承气汤，在里的气机首先虚损了，等到温疫邪气陷入胃部，就会见到胸腹部位的胀满，心烦口渴更加严重，病家发现病情转变的更加严重，因此而换请别的医生治疗，新来的医生见到此前用泻下药物使病情加重的情况，就说大黄象砒霜一样有大毒，然后，或者使用泻心汤，或者使用柴胡、枳实、桔梗等药物进行治疗，使邪气停留在胃部，各种变化难测的证候一天一天地增多，病人精神衰竭气血耗尽，最终死亡。前边治疗时不应当使用泻下的方法，却反而用了下法，现在应当使用泻下的治疗方法，却不知道采用，这都是因为对于温疫的表证与里证认识不清，用药治疗的程序前后混乱造成的结果。 【评介】 《素问·热论》虽然以六经论述热病，但是并没有表里的概念。仲景《伤寒论》非常注重对伤寒的表里证的划分，表里是仲景伤寒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吴又可所说的“邪伏膜原”，虽然位于“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种必须以表里来定位的学说，“半表半里”无论如何会让人看出仲景的影子。既然温疫也有表证和里证，那么它的治疗就与伤寒也会有某些相同之处，尤其是伤寒的阳明证作为里证的代表，其清下二法就会被借用于温疫病的治疗，事实上吴又可对仲景三承气汤，运用得最为纯熟。 孔毓礼曰：“强求其汗则不可，初起随经解散，亦自无妨，不必执用达原饮。果然里实，而表外壅，乃可攻之。设无里证，而妄攻里，以为发表，亦误矣。若他病危笃，身痛如被杖者，多死。难言不药亦愈。” 龚绍林曰：“伤寒从表入里，初起之时，其脉浮迟，邪在皮肤之表，从未有初起即结胸者。疫疾由内传外，脉多沉数，邪在膜原，虽有表症，胸先结闷，故曰似表非表也。以此症误认伤寒，漫用麻黄表剂，皆因不知脉症。温疫一症，仆实经验多矣。午前重，午后轻，胸不紧者，人参败毒散加连翘、薄荷。午前轻，午后重，胸中紧，止见头腰背项作疼，或恶风发热者， 九味羌活汤皆效。至于下午发热，夜半方退，胸紧夜闷者，感疫之人，多是如此，惟达原饮乃能清疏其邪，此实千古治疫之妙方也。孔氏乃谓不必执用此方，试问宜用何方以治之乎？胡为不指点出来，以为后人法守。仆按孔氏之言，多是任意妄言，其于温疫证候，实少阅历，学者勿为所愚，庶不至有毫厘千里之别。谵语本是里症，多有感疫初起，潮热口渴，亦作谵语者，止用达原饮加葛根治之，即止。疫邪内溃，传于阳明，传尚未入腑耳，故不可下，所谓似里非里者也。” @ Z8 {$ I/ U& `( i8 s
“尽信书不如无书”，龚绍林认为孔毓礼所言多有错误，虽有一定根据，但也不尽然。学术的发展总是逐渐前进的，总是新学说淘汰旧学说，人们的认识才能逐步深入，孔毓礼之言或有不当，但多数观点足资参考，“任意妄言”有失偏颇。 祝贺张培红主任讲述《瘟疫论译注》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吴又可论瘟疫过程之中 的“气所伤不同”、“蛔厥”、“呃逆”、“似表非表似里非里”的有关内容。 吴又可认为，病原的疫气是物质的，这种疫气尽管“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符合中医药性学说中的四气五味，难于纳入传统的中医体系之中，但是吴又可所说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仍然可以用药物“制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扬栗山的升降散，都是力图使用一种独特的有效方药，专病专方治疗外感温疫热病，希望能够直达病所，特异性地驱除、对抗病邪，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清初著名医学家喻嘉言受吴又可的学术影响，提出了温疫病三焦证候的治疗原则，他说：“（温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他提出的三焦温疫，在治疗时都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也是外感热病三焦辨证的先驱。 孔毓礼曰：“既曰杂气，则不一其气矣。物可以制一时之气，未必可制时时之气，况气同而受此气者不同，又乌能治人人之病哉！” 龚绍林曰：“支干运气，乃天地循环之常气，不得谓为杂气。杂气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气也，故人触之即病。汗、吐、下三法，乃治伤寒之法也。治疫大法，始宜疏邪清火，即或宜吐、宜下，从未宜汗者。盖疫证汗解在后，其病将愈，自然汗出，不可用药以表其汗也。如执用三法，以治杂气，宜乎不能尽善矣。” 孔龚二氏的观点皆有临床依据，足资参考。 所谓蛔厥，孔毓礼曰：“读书少阅历者，每有此病，但疫亦有过服寒凉而吐蛔者，不可不察也。” 龚绍林曰：“胃家热甚，蛔动不安，从上呕吐，事理之常，无足怪者。遇其证候，其脉右关数甚，按之有力，其舌苔黄而燥，用承气汤以逐其胃热。不必用安蛔药，而蛔自安矣。无如古来方书，多以为脏寒胃冷使然，未闻有胃热吐蛔之说，故用热药以安蛔，不知蛔因寒冷而吐者，其脉必迟，其舌无苔，其人喜热饮而恶凉水，此不在疫症之条者。疫本热病，始终本无寒证，初起虽有畏寒者，乃是外假寒，而内有真热也。治疫者其知之乎？” 呃逆，龚绍林曰：“呃逆有寒有热，固也。务审脉症，分别治之。如系寒逆，其脉必迟而紧，其人必恶寒而喜热饮。若属热逆，其脉必数而有力，其人必恶热而喜冷饮。各随脉证施治，自然药到病除。至于感疫发呃，则有热而无寒，不可用香燥，以致误人。但有气随火逆而发呃者，于清剂中，宜加顺气药味，治呃逆者知之。” 《素问·热论》虽然以六经论述热病，但是并没有表里的概念。仲景《伤寒论》非常注重对伤寒的表里证的划分，表里是仲景伤寒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吴又可所说的“邪伏膜原”，虽然位于“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种必须以表里来定位的学说，“半表半里”无论如何会让人看出仲景的影子。既然温疫也有表证和里证，那么它的治疗就与伤寒也会有某些相同之处，尤其是伤寒的阳明证作为里证的代表，其清下二法就会被借用于温疫病的治疗，事实上吴又可对仲景三承气汤，运用得最为纯熟。 孔毓礼曰：“强求其汗则不可，初起随经解散，亦自无妨，不必执用达原饮。果然里实，而表外壅，乃可攻之。设无里证，而妄攻里，以为发表，亦误矣。若他病危笃，身痛如被杖者，多死。难言不药亦愈。” 龚绍林曰：“伤寒从表入里，初起之时，其脉浮迟，邪在皮肤之表，从未有初起即结胸者。疫疾由内传外，脉多沉数，邪在膜原，虽有表症，胸先结闷，故曰似表非表也。以此症误认伤寒，漫用麻黄表剂，皆因不知脉症。温疫一症，仆实经验多矣。午前重，午后轻，胸不紧者，人参败毒散加连翘、薄荷。午前轻，午后重，胸中紧，止见头腰背项作疼，或恶风发热者， 九味羌活汤皆效。至于下午发热，夜半方退，胸紧夜闷者，感疫之人，多是如此，惟达原饮乃能清疏其邪，此实千古治疫之妙方也。孔氏乃谓不必执用此方，试问宜用何方以治之乎？胡为不指点出来，以为后人法守。仆按孔氏之言，多是任意妄言，其于温疫证候，实少阅历，学者勿为所愚，庶不至有毫厘千里之别。谵语本是里症，多有感疫初起，潮热口渴，亦作谵语者，止用达原饮加葛根治之，即止。疫邪内溃，传于阳明，传尚未入腑耳，故不可下，所谓似里非里者也。” 2 T [# H: K) ~/ ^
“尽信书不如无书”，龚绍林认为孔毓礼所言多有错误，虽有一定根据，但也不尽然。学术的发展总是逐渐前进的，总是新学说淘汰旧学说，人们的认识才能逐步深入。
/ f5 ~. L _6 ]9 |2 ]; W,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