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18-3-5 17:32 编辑 : e1 D" k4 G) K f
) r1 i7 E0 K0 B' _我和“三座大庙”——北大、清华、中科院 生物制药高级工程师 杨吉录 ~5 x# `2 `3 l; j: p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都位于北京中关村一带，而且彼此相邻，在教学、科研上相互协作，人员来往也比较密切。早年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曾在中科院植物所、动物所、微生物所和遗传研究所等在京科研单位观摩和实习过。中科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也是北大理科学生理想的工作单位之一。在“文革”中，我经常去清华园看大字报。清华工科学生思想也很活跃。当时蒯派把老四派领袖周泉缨抓进了监狱。他在访问记中畅谈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其复杂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在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思想家关他干什么？”点名要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放人。我在清华大学礼堂听过蒯大富演讲。听众跺脚欢呼，往空中乱抛帽子，这和北大会场风格绝然不同。历次运动两校总是相互支持，联合行动。我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分到了基层工作，但是我跟母校、清华和中科院这中国“三大庙”，依然藕断丝连，遇到工作难题就去“烧香拜佛”，请求帮助。 感恩母校北京大学 1970年4月毕业分配时，系军宣队找我个别谈话，希望我留下来“掺沙子”，改造生物系教师队伍。我回答说：“北大太复杂了。我从农村来，理想是改造农村穷困面貌，还是让我回农村去吧。”结果分到了获鹿县山沟，喂过猪，教中小学，当公社技术员、组宣干事等。真是“乱世学非学，三十立未立，虚度金年华，书生空叹息。” 1978年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学恢复招生。北大生物系给我寄来回炉学习两年专业申请书。而我想直接报考研究生，就给周培源校长写了一封求教信。他针对我有生物学基础，又自修了一些社会科学的情况，认为适合报考心理学研究生。北大决定恢复取消了多年的心理系。当时公社分配我承包了一个老大难农村。我要求停职半年复习功课，尤其是外语都快忘光了。但是领导不批准，县委书记说：“你即使考上了也不放你走，在县里可以调对口单位”。结果我被调到了县科委工作。组织部调查提拔科技人员，科委主任是一个工农干部，他害怕我会顶替了他的位置，说我狂妄自大，好提意见，可能是“三种人”。还有人污蔑我有精神病。县先后派人到北大调查了三次。生物系党委根据我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再进行说明和驳斥，极力保护自己的学生。我终于被提拔为县科委副主任。 1984年，我调入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后来负责编写《冀情汇报》。这是一份向中央办公厅反馈河北省重要情况的机密内参。过去因为河北省信息采用率太低，受到中办通报批评，虽然换了两任编辑，仍然不见起色。我接手以后大胆改革，跟踪省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抓住河北省改革开放主要大事、要事，精心编写，及时反馈，并喜忧兼报。很快，河北信息被中央办公厅《每日汇报》采用率直线上升，有的河北信息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专门作了批示。如省科委研究开发太行山，实施科技“星火计划”，被胡耀邦总书记誉之为“太行山道路”，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我上任仅一个月，就一举扭转了河北省反馈信息工作的被动局面。1985年12月份采用率上升到40%，名列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门第一名。中办秘书局负责人认为：“数量适当，内容重要，文字精炼，我们感到很好”。并将当月的6期《冀情汇报》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参考。中办要求河北省总结经验，在全国信息工作会议介绍。我很快写出“努力提高信息的有用性——《冀情汇报》工作总结”。省委书记邢崇智批示大院各处室学习。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突然被调整了工作。接替我的人拿着我写的工作总结，跟着领导去北京中办开会。他被中办秘书局留用了几天，发现此人并没有多高见识和写作水平，又把他打发回来了。同事们在私底下议论：“老杨差一点进了中央办公厅，可惜他不会来事儿，上头没有人。” 目睹省委机关干部为仕途勾心斗角的情况，我自视不是搞政治的材料。1986年，为了实现专业对口，并尽快解决家属户口“农转非”问题，我主动要求调入华北制药栾城分厂。当时分厂仅生产丙丁溶剂，市场饱和就会关门。经过调查研究和全面分析，我做出了一个“大力发展玉米加工业，建设医药生产基地”的大策划，并帮助领导引进项目、资金和人才。由于中科院、省政府各部门及华北制药总厂大力支持，众多工程技术人员和上千职工艰苦奋战七年，由十个大中型制药厂、化工原料厂及热电配套厂组成的栾城医药工业基地基本建成。由于转交栾城县承包，经营管理不善，加之市场疲软，基地龙头企业华栾分厂发生严重亏损400万元。1993年一季度又连续亏损300多万，车间连续发生大罐染菌、酸败。在企业面临关门停产的危机关头，县委提升我为厂党委书记。 我临危受命，县委书记要求新班子“一个月扭亏，两个月盈利，三个月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我当场顶了他，说：“工厂要按市场规律和生产规律办事”。他很不高兴地问我：“你想怎么办？”我当场回答：“今年持平保税，明年利税1200万，三年头上如果实现不了3000万元，我自动辞职。”我们果断地调整了前任班子远离华药、另搞一套的错误决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技术措施，逐步扭转了生产经营的被动局面，年底上交税金500万元，评为市明星企业。第二年春天医药市场开始复苏，工厂盈利逐月增加，三月份收入超过100万元。正当我们带领全厂干部职工要大展宏图时，突然县委以一个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将年轻工程师王银华免职，而代之一个仅有中学文化的农村公社书记。他不下车间，上任就搞吃喝送礼一套拉关系。我后来发现，他竟敢动用工厂人力、车辆和材料去盖自家小楼，实在忍无可忍，就直接找县委书记反映了新厂长的问题。但是却被扣上了“带头搞分裂”的帽子，被降职为副书记。我愤而辞职，调到了省会石家庄制药集团。 石药集团生产Vc的维生药业因连年亏损，港方撤资。2002年6月，集团领导决定甩包袱，低价卖掉这个工厂。厂长冯振英连夜找我设法挽救。我分析Vc价格走到谷底几年了，明年会出现复苏，必将迎来下一个畅销周期。应该抓住世界药品结构大调整之机，逆风而上，大上Vc原料药才对。我帮老冯起草了“扩建3万吨Vc，争当世界老大”的意见书。意见书上报集团总部，迅速得到采纳。Vc扩建工程投产八年，实现纯利润46亿元，石药集团一跃进入了全国医药工业企业的前列。老板因之成了亿万富翁。 总结走上社会两起两落的坎坷经历，我非常感恩母校。北大不仅给了我比较广博的科学知识，而且培养了居高临下、俯瞰全局的视野和认真做事的科学态度。在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熏陶下，“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能够不计名利，不甘平庸，也不怕艰险，努力做好利国利民的工作。 为了迎接北大建校一百周年，我在省会做了两件事情。我们五个北大老五届同学发起成立了河北省北大校友会，我担任副秘书长。我和生物系工农兵学员刘义副总协商后，三次去北大联系，介绍企业情况，为石药集团和北大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牵线搭桥。双方决定共建“中国生物技术中心”。由石药集团出具科研经费，北大生命科学院组织中美两国四个国家级实验室，瞄准生物医药前沿，共同研发基因工程药物。石药集团作为开发应用和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基地。1997年11月，在省长叶连松和党委书记任彦申同志共同支持下，在石家庄签署了北京大学——石药集团合作协议。光明日报、科技日报、河北省电视台等20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这是北大首次与国有大型企业进行合作，携手开展现代医药科研开发，对中国生物药品技术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可是，后来这个全国关注的校企合作项目却遭到了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无礼干预。他说：“北大是一个闹事的地方，还是少和他们打交道为好。”结果合作项目半途而废，实在令人惋惜。 交往清华大学 1992年，河北省饶阳县农民李全来从玉米秸秆发酵液中提取出生化黄腐酸（BFA），并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省科委和化工局在安平县召开了专家鉴定会。我陪同主管农业的刘副县长去参加会议。专家们一致认为，生化黄腐酸有独特的生物活性，不仅含量高，分子量小，而且水溶性好，可以广泛应用于农业畜牧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很有开发前途。我找到与会的清华大学海华生物公司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协商，力促他们把这个项目引入栾城基地县，共同建立BFA开发中心和京栾制剂工厂，从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做起。第一个产品“绿泰宝”获得了国家金奖。后来我帮助制剂厂从农业部药证司领取了两个生物农药证号。开发中心计划投资6000万元把项目做大，但由于清华海华公司编写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数据不足等原因，没有在论证会上通过。2003年退休以后，我和南开大学MBA硕士生老凌办了一个民间研究所，利用生化黄腐酸研制中药增效剂。在河南濮阳北大医院实验复配一种民间祖传治癌秘方，取得了食道癌、胃癌和贲门癌的治愈率提高了一倍的惊人效果。 医药工业是一种高技术、高收入、高风险的朝阳产业。栾城医药基地建成后，面临人才匮乏、管理落后、后劲不足等问题。为了提高企业管理能力、职工素质和产品水平，1993年六七月份，我六进清华园。分别造访联系化学工程系、生物技术系、技术开发部和经济管理学院，探讨校企合作建立产学研联合体问题。清华化工系新成立了化工制药公司，已经筛选到200个专利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医药项目。他们从中首先选出异VcNa先进项目搞竞争招标。最后栾城和江苏一家制药公司从60多家竞标单位中胜出。化工系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把异VcNa项目放到层次比较高的江苏，但是做具体工作的教授们嫌远不愿去。我六进清华园的诚心和热情打动了他们。胡书记说：“可以先到栾城看一看”。7月17日我出车到清华园，迎接戴主任、沈教授、杨教授等清华一行四人来到栾城。他们受到了杨志行县长、郭副县长等领导的热情接待。我和老郭陪同他们一一考察了医药基地各个工厂。教授们十分赏识医药基地的系统设计、配套组合，指出“骨架有了，但缺少肌肉。”戴主任说，他没有想到一个小县城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制药工业区。 清华大学经过实地考察，做出了“校企合作全面提升栾城医药基地技术水平”的计划设想。经管学院两个负责人专门找到我住的清华园招待所，提出帮助培训医药基地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计划。但是，县委领导并没有认识到栾城能和清华大学攀上关系的重要意义，对医药基地和清华建立产学研联合体一事，并没有给予重视。异VcNa项目安排到了康华制药厂，工厂已经改名为清华制药厂。清华讲师朱贤权带领20个研究生来厂工作。可是工厂领导并不积极配合，工人们夜班睡觉，不服从管理。研究生们只好当工人顶班劳动。新产品实验与生产难以正常开展，终于导致合作中断。建立清华大学第一个产学研联合体梦想破灭了。 栾城医药基地建成后，由于层次超过一个县范围，领导无能，外行管理，经营混乱，多数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1996年为了挽救医药基地，我借助在医药基地搞项目的南京师大程军教授的支持，策划导演了“省委书记栾城现场办公”。省委决定，依靠省会几个大企业对医药基地各个企业实行兼并重组。其中，康华制药厂被核工业部四院葡萄糖厂破产兼并。这一重大改革措施使栾城医药基地焕发了生机，每年上交财政税收至少5000万元以上。 在栾城我有幸结识了两个清华人。老桑是70届化工系毕业生。华药提升他为华栾分厂副厂长，主管技改。我刚来时担任综合办主任。分厂是联营企业，华药的沈厂长和栾城的郭书记都很信任我。他们的工作报告都由我来写。我陪同他们参加董事会，每年在华药召开两次。每周六总厂召开一次调度会，厂长有时也让我代表他去参加。老桑对我妒火中烧，在工作中经常找茬。1992年我陪同《长城》杂志社一位女记者采访栾城医药基地。她写出了一篇长达3万字的报告文学“平原经济大构思——栾城医药基地访问记”，在杂志上以首篇位置发表。老桑别有用心地改成了一篇2000字的文章，署名女记者和我，并偷偷的递交给了华药领导。文章把医药基地功劳归功栾城，轻视华药、挑动分裂的观点引起华药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极大愤怒。华药要求杂志社揪出女记者，栾城揪出“分厂的坏人”。县委立即组成调查组，搜集我的“罪状”，扬言“要好好整整这个狂人”。我向常务副省长李峰求救。他打电话给杨志行县长说：“我已经看过了《长城》刊登的栾城医药基地访问记，写得很好嘛！”杂志社也极力保护自己的记者。但华药仍然不依不饶，一直闹到了省委。最后主管工业的副书记高占祥出面了。他要求总编艾东去约华药另写一篇文章，在下一期《长城》上刊登一下。华药党委书记把一篇文章甩给了老艾，斥责道：“你们污蔑华药！”。老艾翻开一看，是一篇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篡改文章，愤怒的痛斥说：“这是颠倒黑白、故意整人的文革手法！”甩袖走人。王书记急忙派人去栾城分厂取回来正本的《长城》杂志。看了全文以后，一班人全傻了眼。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一天晚上，神威药业老总李振江派书记来我家里诚心相请。我要求调往神威，可是沈厂长和郭书记坚决不答应。老桑因反映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回了总厂。 清华电机系毕业生宋树中，曾留校工作十年，任系党总支委员。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贬到了栾城县。老宋忍辱负重，埋头苦干，使县电力局成为全国农电安全管理的标兵。我在县科委工作时帮助老宋落实政策，让他担任了县技术职称评委会主任，推荐他当了县委科教部长。人生知音难觅，我和老宋成了莫逆之交。在策划建设医药基地的艰难日子里，老宋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给了我们很多协助与支持。他到母校拉电力系教授们到医药基地搞技术协作。老宋的校友帮助设计了医药化工厂、制剂厂和栾城分厂两个车间等。2009年，老宋积劳成疾，患肺癌不幸去世。我非常悲痛，写诗悼念我在农村基层十分难得的知音朋友： 不愧清华一精英，气宇轩昂特聪明。 开拓农电树高标，引领科教育新星。 九死不坠青云志，一生忧国忧民情。 惊闻一病驾鹤去，知音无觅泪纵横。 结缘中国科学院 1978年初，我从报纸上得知，在原党委书记李昌极力倡导下，经华主席及党中央批准，中科院决定建立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和综合科学实验基地县。栾城县列为实验基地县之一。当时我正在获鹿县大河公社工作，已经上报待批党委副书记。我谢绝了公社书记诚心相劝和再三挽留，毅然回到故乡栾城。归口县科委以后，我参加了基地县第一项基础工作——自然、经济资源综合考察，撰写出“关于栾城县科技人员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工作建议”的调查报告。1979年11月，中科院农研委召开第一次全国基地县会议，推广栾城县综考经验，部署编制发展规划，开展综合科学实验工作。李昌在总结报告中引用了我写的材料，要求各基地县必须重视本地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在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中的作用。 1981年，我有幸参加了中科院在长沙举办的第一期农业系统工程培训班。教师主要来自长沙军事工程学院。周曼殊，杜阶等教授都是钱学森的同事和学生。在长沙学习，虽然只有四个多月时间，但是我学到了先进的系统工程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我还参加了省科委组织的现代科技管理函授学习，从而开拓了科学视野，更新了知识。科学院农研委下达了“栾城县城郊型农业发展研究”项目，制定“栾城县城郊型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开展了29个子项目和36个课题的综合科学实验。我在县科委协助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进行项目管理，提供技术服务。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项目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使当地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的产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栾城县仍然是高产穷县，每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分值不过两三毛钱。投资75万美元，引进美国万国和林赛两个公司成套先进设备，开展“万亩方农业机械化实验”，招引全国各地的人踊跃参观。但是，违背了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亩产量反而降低了。我认为，单纯就农业抓农业，是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的。在栾城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与众不同地发表了“走农村就地工业化道路”的意见。我建议县委政府“左手抓农业，右手抓工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抓工业上来。针对当地主要领导的思想观念、工作能力不适应基地县要求的问题，我斗胆向中科院农研委推荐了两个长期埋没在栾城县的科技人才：一个是老清华毕业的高级电力工程师宋树忠；一个是北大农学院毕业的高级农艺师贺志欧。但是并没有得到采纳，所以不能相应地提高基地县的领导层次。 1986年9月，我从省委办公厅调到刚建成投产的华药栾城溶剂厂。恰逢销售旺季，多地大上溶剂厂，而且价格低廉的合成溶剂也即将上市。我为仅有单一产品的溶剂厂的前途发了愁。有一天，我坐在工厂南边玉米田埂上冥思苦想，突然来了灵感：田野上矗立起一大片白色制药厂。经过详细调查和深入思考，1997年我写出了“关于大力发展玉米加工业，建设医药工业基地实现经济腾飞”的意见，并编写出分两步走的“栾城制药工业十年发展规划”。上报中科院、省政府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后，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建设总行带帽下拨了贷款。第一个项目洁霉素车间工程在溶剂厂动工兴建。1988年6月5日华药总厂建立30周年庆典，国家医药局长齐谋甲来到华栾建设工地视察。他登上了洁霉素车间楼顶，遥望浩瀚平原，指示华药领导：“眼睛往前看，要考虑30年，把栾城溶剂厂建设成第二个华北制药厂，现在必须先占地盘”。 1989年国家紧缩银根，物价飞涨，原材料和能源相当紧张。全面建设中的医药基地陷入了困境。栾城县是一个农业县，底子薄。县领导本来就对贷款大上工业、负债经营忧心重重。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嘲讽、责难、埋怨和攻击谩骂声扑面而来，诬陷上告信接连不断。时任中纪委书记的李昌来到栾城，亲自调查情况并视察基地建设现场。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栾城依靠省会，发展医药工业的大方向，并深刻地指出：“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入工业的过程，就是农村工业化的过程”。我随后写出“加速建设栾城医药基地，促进农村工业化——三论栾城县经济发展战略”。文章总结两年来工业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反映了存在的主要困难和要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7条个人建议。上报各级领导后，李峰副省长非常重视，他逐条加了批示，并组织协调省市有关部门，给予栾城医药基地建设大力支持和帮助。 需要特别指出，基地建设急需解决的瓶颈是资金问题。李峰副省长批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国家资金紧缩，要靠多种渠道加以解决”。中科院委派高级经济师李特特常驻栾城。李大姐是副总理李富春的女儿。她上下联络，四处奔走，帮助解决了几个亿的建设资金。她还亲自主持建成了医药化工厂。李大姐非常关心奋战在基地建设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科技人员。副县长兼分厂党委书记郭黑小屡受诬陷，落选副县长。我被打成了老郭的“坏助手”，两次挨整。李大姐对我们深表同情。她当面直言批评县委主要领导，对企业干部缺乏体谅和关心。我曾对李大姐诉说冤屈。她给我讲述了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和“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往事，鼓励我们：“要忍劳忍怨，为国为民，大胆工作，父老乡亲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991年9月，李昌同志再次到栾城县视察工作。在招待所听取了郭县长和我关于医药基地建设情况的汇报后，他称赞说：“你们搞医药工业在全国是数得着的，而且是贷款建成的，不简单。”“希望你们立足全国，树立天下大志，建成现代化大型制药联合企业。”在上级领导多个部门单位的支持帮助下，干部职工团结奋战了七年，投资7.5亿元，建成了十个大中型医药化工及配套企业，形成了占地1500亩、拥有职工4700多人的制药工业区。栾城县的工农业产值由3：7转变为7：3，创造了农村一步跨入大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市政府决定把栾城建成省会医药卫星城市。 “栾城县城郊型农业发展研究”成果荣获中科院发展研究二等奖，“栾城规划”获得中国农业系统工程学会实施效益奖。这两个项目我都是获奖者之一。在申报技术职称时，我撰写了一篇关于医药基地大策划的学术论文。中科院杨挺秀、许辛、由懋正和陈洪恩这几位研究员、正高工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一致认为，“论文思路新颖，很有见地，而且切实可行。是一篇运用系统工程方法，综合分析栾城医药工业建设的好文章。”1993年在河北省高级职称评审会上满票通过，我被晋升为生物制药高级工程师。 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40年走过了西方200多年工业化、城市化旅程，建成世界第二强国。除党中央决策英明、领导有方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外，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经过“文革”特殊时期的50多万“老五届”大学生和近100万“老三届”下乡高中知青。他们受到古今中外、传统现代多种教育，又经过上层基层、正确错误多种实践，从而锤炼成为世界少有、中国仅见的一代最优秀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转折期，他们正当学习和创业的黄金年龄，集体登上了改革开放的大舞台，演出了一幕震惊世界的历史大剧。我有幸成为这支宏大人才队伍中的一员。撰写这篇回顾走上社会工作经历的文章，并吟小诗一首，聊以自慰。现一并汇报母校，恭贺北大建校120周年。 七死七生“文曲星”，两起两落志未穷。 “位卑未敢忘忧国”，炼狱十年保家声。 长沙拜师求真知，几进中央办公厅。 校企合作联中美，六进清华枉费功。 三论上书中科院，建设第一医药城。 文章冤案动省府，书记办公大兼并。 天鸿难飞加国起，策制神草不为名。 “三座大庙”任出进，八位尊神附耳听。 草民却干通天事，寒士成就豪富翁。 人笑我痴终无悔，老怡山水遨灵空。 * u+ F' S- s0 y
联系人：杨吉录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278号，石药小区新宿舍。 0 G2 B" X# H A4 H4 U; v
* Z7 L2 j- h" \% h$ k& A+ f
' Z5 T1 J0 a1 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