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16-7-27 14:5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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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C; f% A$ ~ t1、 贾谦研究员说：我一直关注 2006年，66岁的贾谦是科技部返聘的退休专家，此前十几年，开始从事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关注过中医药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中医药国际化战略、中医治疗非典、中医艾滋病防治、农村医疗保障等，成绩卓著。然而，他为人谦虚，治学严谨，每当有人谈起他们的成绩的时候，他总是先说课题组曾经走过的弯路。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贾谦当时参与了“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等课题的研究,到了2002年,他发现这些课题并不切合实际,开始检讨其中的“导向错误”。“由于当年课题组的成员还不很懂中医,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这其实是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贾谦显得很痛心，这是具有大家风范的人才能做到的真诚。 我与贾谦先生相识，也是在2004年广州“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他对邓老的尊重与推崇，使我终身受益；而他在2005年4月推荐我成为邓老的弟子，更使我感到肩上的担子的分量：中医学需要“铁杆中医”来捍卫。 贾谦先生关注中医治疗艾滋病问题，他深入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进行调查，发现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良好效果，加以认定和呼吁。他说民间中医，由于受西化影响甚小，敢于辨证论治，疗效都非常好，7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没有一家不及“鸡尾酒疗法”的。民间中医的良好疗效和他们的免费施治，没有为他们的治疗赢得合法地位，反而因为没有医师证而遭到有关部门驱赶，这件事曾经促使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带着铺盖找到县防治办去静坐、去质问：“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用好药（中药）？”因为“老鸡尾酒药物”副作用很大，没有服药之前患者已经发烧、腹泻、呕吐、全身无力了，再吃“老鸡尾酒药”，就更加不能进食了。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让很多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很绝望。他们没有想到，民间中医的中药吃下去之后，很快就不吐了，能进食了，烧退了，有了力气了，不拉了，能参加劳动了，上能养老，下能养小。他们奔走相告：我好了！这就是中医的神奇疗效，是民间中医配出来的“好药”！生命的可贵，死亡的恐怖，使他们到县里去要这种好药：不给不走。贾谦说，既然没有批号的洋西药可以在中国试用，为什么不给中医以机会？不仅黄浦毕业的可以抗日，土八路照样可以抗日！ 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关注非典问题，贾谦在2003年4月深入广州调查，当他了解到中医药的良好效果的时候，他立即“要求”邓老，把论文三天之内，快件寄北京，因为北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邓老正好准备给胡总书记、吴副总理写信，所以，不谋而和，4月26日“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主持的“中医能够解决非典问题”的研讨会上，邓老的论著、广东的经验都派上了用场，终于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的重视，中医药终于挺进了主战场，其突出成绩，成了中国战胜SARS的亮点。引起东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关注禽流感防治，关注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问题，关注中医科研、中医教育、中医立法，总之，关注中医一切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中医的存废的大事，更是贾谦先生所要关注的。 2006年10月20 日《健康报》第7版“中医药风波”专版《中医药界理直气壮回应非议》的整版报道之中，首先就提到了贾谦先生，文章说： 纵观科学昌明的21世纪，全世界的传统医学已寥寥无几。唯有我国的中医药，不仅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县县建有中医院，并且将政府对中医药的支持写入了《宪法》。然而，尽管中医药对中华民族5000年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至今仍在我国的卫生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仍有人对其心怀芥蒂。时下，“告别中医中药”、“取消中医的主流地位”已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中医又一次面对“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的考问。 中医药是与非网上争锋：鉴于张功耀等在网上对中医药的否定，我国传统医学的专家、学者和热心人士开始打破沉默。10月16日，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黄福开教授等人的倡议和组织下，一场如何弘扬中医药、应对“取消中医万人签名活动”的会议开始了。针对张功耀等人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与会者进行了一一批驳。 反：没有事实表明，历史上中医药对民众的健康发挥过重要作用。 正：我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像国外那样一死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重大瘟疫，足以说明中医的巨大成功。 反：中医应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 正：中医在历史上不仅在民间享有盛誉，而且一直牢牢占据着主流医学的地位，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才被国民党政府暂时取缔。 反：《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名著中有不少封建内容。 正：凡是古籍必定或多或少含有那一时代的痕迹，而涉及封建的内容早已从现代的中医教学中剔除。 反：根据“保护生物多样性”原则管理中药市场，不允许销售珍稀动植物产品及其制成品。 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管理逐步严格，虎骨、麝香等名贵中药材早已退出中药市场，很多濒危中药材已有了人工替代品或人工种养殖产品。 反：警惕中药“有效”之中蕴含“有害”。 正：“是药三分毒”，中西药物均不能“免俗”，但有毒不等于有害，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应用能使其趋利避害。 反：中药“有效”后面隐藏着欺诈和浪费，中医自己并不确切知道一付方剂中究竟哪味药起了作用，却一再对你“捆绑销售”十几味药。 正：中药的特点是调动人体自身力量抗御疾病，而不是像西药那样某一成分针对某一靶点治疗，一服中药在君臣佐使等配伍原则下，才能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 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中医中药的概念可以还原出它的实践含义。 正：中医与现代医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它具有几千年成功的经验做佐证，它为什么能够独出一门而长盛不衰？这正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之一。 中医药成就有目共睹：对于张功耀等人最无视事实的中医药“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以及“中药中加西药，坑骗群众”等言论，专家们列举了许多有目共睹的实例说明并非如此： SARS期间，全国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58.3％。资料表明，凡是用中医药治疗者，病死率只有西药治疗病例的1/5～1/4，而且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不到西药治疗病例的1/10，世界卫生组织也向全世界肯定了中医药的突出疗效。 截至2005年中期，我国已有2700多名艾滋病病人接受了中医药治疗，据科技部的一项调查，与西医药相比中医药具有毒副作用小、症状改善快、生活质量提高、生存期延长等明显优势，有些病人的有效率达到95％以上，甚至部分病例出现抗体转阴、病毒载量大幅下降等现象。而且费用大大低于西医，甚至不足西医的一半。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组织研制的青蒿素被国外专家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发明”，该药根据中医理论及炮制理论研制而成，不仅起效快、疗效高，而且解决了国际医学界长期无法解决的疟原虫抗药性问题，至今仍是国际市场抗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由我国中医药人员研制的后续产品又将疗程缩短为仅有两天，成为我国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用药目录的药品。从中药薏苡仁中提炼的抗癌中药康莱特注射液是我国第一个以药品身份走出国门的中药，现代研究已证实了该药对肿瘤细胞增殖周期的影响和作用环节，而且初步证实对肿瘤生长基因表达有抑制作用，对抑制肿瘤生长的基因表达有激活作用，并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它打破了“中药只能辅助抗癌，而不能直接抑制杀死癌细胞”的观念。由于不杀伤正常细胞，副作用极小，多年来稳居我国抗癌药销售第一的位置。 贾谦先生与邓老等联名的《将中医药列入中长期规划》的呼吁书[1]，引起科技部领导的重视，因此，才有了中医的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他们2005年的课题总报告《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直指中医问题的误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在2006年6月1日在“中国中医药论坛”上，以“致张功耀：美国的医疗模式中国学不起”为主题，介绍了贾谦先生及其《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的2005年总报告：各位看客、各位先生：您好！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中国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先生，他领导“中医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自1992年以来，一直关注中医，发表了很多有见解的主张。本篇的题目，就是贾先生他们多年的研究结果。现在，摘要发给大家，由于没有经本人同意，只做部分节录。他太忙了，这些有贡献的人，我不忍心打扰他们。 解读贾谦先生《05总报告》* 贾谦先生的《报告》说：百年来我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失误，更是整个中华文化教育的失误，换句话说，我国教育缺失了自己的文化内容，我们子孙学的很多都是西方文化，使我们的孩子淡忘了中华文化，淡忘了根，日趋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多人已经不大知道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和文化”，不大相信代表未来医学方向的中医药，不仅不把中医药视为成熟的理论医学，反倒视为糟粕，视为“伪科学”、“反科学”，直到今天，还主张要中医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一）鸦片战争失败使不少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称赞人家之余，感叹自己穷，武器不如人，连文化也落后。于是，出现了洋务派，出现了西学东渐，出现了彻底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出现了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强烈要求。 我们何以失败？真的是因为我们太穷吗？因为我们武器不如人吗？我们文化落后吗？ 不！当时我国并不太穷。在1600多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世界30％以上。唐朝时占到70％，鸦片战争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占到世界近三分之一。鸦片战争之失败，完全在于清政府腐败。 当时，我们在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确不如人，武器上也的确不如人，但并非失败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腐败政府里的投降主义、不抵抗主义作祟。抗日战争时，我们武器也不如人，八年抗战，打走了小日本侵略者，我们胜了。 更不能说我们文化落后。中国中原地区历史上常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不得已修了万里长城。谁都知道，几千年前，中原地区就是成熟的农业社会，虽然曾被北方游牧社会所占据灭亡，但并不代表游牧文化先进。事实上，中华文化远优于游牧文化，因此，游牧民族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但是，不少先驱与先贤因鸦片战争之失败而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文言文，否定儒释道诸子百家。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好，但绝不能自轻自贱，全盘否定自己文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却也不亚于西方哲学；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不落后，远优于西医药，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初叶，西医药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水平低得可怜，然而，不少人根本尚未弄清什么是中医，就开始否定中医。不独有余云岫这样的人反对中医，连一些名气极大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该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这些先驱与先贤，对他们不能厚非，更不能后非。他们的思想有当时的背景，我们若生在当时，也难免会赞同他们的想法。 （二）西学东渐使中国教育全盘西化 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族自信心并没有完全建立。1914年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唯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于是西学在中国蓬勃发展，遍及全国，殃及我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我们今天的学校，不仅形式上是西方的，而且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内容，除了被改造得不完整的汉字之外，可以说全是西方文化。就连音体美都是西方的：我们的宫商角徵羽五音记谱法与西方的五线谱水平相当，甚至略高一筹，但无人教授，适于养生的古琴古筝也极少有人传承；我们的养生体育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并未纳入正规教学，而大力倡导的则是西方的竞技体育、拼体能体育，结果，这些体育健将们一身伤一身病；清明上河图数米长，人物大小相仿，而学校图画课仅教西方透视画法。 尤其是，学校教育把英语看得太重！众所周知，日本占领东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中小学生学日语，迄今东北老人都会几句日本话；德国占领法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法国学生学德语，于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写出了闻名世界的爱国主义小说——《最后一课》；今天，帝国主义没有拿枪逼着我们的孩子学英语，是我们自己逼着孩子学，而且制定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逼着学，什么四级啦，六级啦，不一而足，连学国画的博士入学英语也必须达到什么标准，气得博导辞职不干了。 事实上，学校里的英语学习现在已经远比汉语学习重要得多。我们还有多少毕业生会古文，能读懂《黄帝内经》？有多少人会作诗，会吟诗？广东省2005年高考学生在古文文句翻译、诗句欣赏等两方面有25%的试卷得零分。据调查，75%的大学生不知《黄帝内经》为何物。 日本是世界上英语水平最差的国家，却又是一个科技大国，经济大国。所以，英语水平不代表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都学英语，这里还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们的周总理在正式场合从不讲英语，都是讲汉语，由翻译来翻译。然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突然冒出两句英语以显示“时尚”，在我国召开的只有三两个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却也要求所有发言用英语以显示“与国际接轨”。 （三）两次海归热潮使我们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化 学习别人的好东西，可以丰富自己，但要消化地吸收，即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我国曾有两次“海归”热潮。第一次是清末出国留学生归国热潮。绝大多数回国后在祖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詹天佑、梁思成、鲁迅、孙中山等等。但是，个别“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时并没有很好消化吸收，而是生吞活剥地学，囫囵吞枣地往回拿。回来后对自己祖宗留下的许多东西看不惯。例如，余云岫、鲁迅、汪大燮、钱玄同等在日留学，回国后认为中医落后，乃是受日本废除汉医、独尊西医思潮以及汉字落后论的影响。余云岫则更提出《废止旧医案》，要彻底消灭中医。由于海归的影响，出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话文。从当时情况看，五四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对的，负面作用甚大。今天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孔老夫子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在会议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我们一些国人则似“入芝兰之室”了。 第二次“海归”热潮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留学生回归。这些学成回国的专家学者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个别人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未经消化地带回了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文化，忘掉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崇洋之风兴盛，于是乎，西方的暴露文化上了我们电视，而且越露越多（他们忘了肚脐着凉，若干年后病会找上门），他们过的是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忘记了自己的重阳节、七夕节、端午节（2004年，竟有20多家电视台宣传情人节）。2005年，几家电视台大肆宣传圣诞节；圣诞与中国何干？美国人过春节、过端午节吗？！更有甚者，极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曾经留洋而忘记祖国利益，以为洋人服务为荣。被某协会开除后又供职于某外国机构的一个人，竭力鼓吹美国社会制度优越，鼓吹布什打伊拉克有理，鼓吹美国应该出兵中国消灭中国的独裁政权，俨然一副汉奸嘴脸。 我们不要忘记，美国的研究生奖励制度不仅是人才收割机，而且是培养世界各国人才拥有美国文化思想的洗脑机，关键是看自己能否把持得住。 当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在呈报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 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 “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 我们知道，巴西和印度都曾经拒绝过美国赠与的艾滋病善款，以确保艾滋病的药物研究权和疾病治疗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们国家接受了善款。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50万中国农民成了国际西药厂家进行实验的白老鼠，每天仅给10元人民币。鸡瘟就是鸡瘟（尽管鸟类也患此瘟疫），又按洋人说法改叫禽流感，按洋人办法活埋无病之鸡；《参考消息》报道，美国称赞中国卫生部在禽流感方面合作愉快。中国人从来不怕流感，两副中药即可解决问题，却要大肆鼓吹永远赶不上流感病毒变异的疫苗；实际上制造了恐慌，而又劳民伤财，起到了替洋人疫苗公司作广告的作用。 （四）西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只信西医只发展西医 西学东渐、西化教育，导致滋生“科学主义”，导致只相信西方的，不相信自己的。于是，产生了“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中医不科学”、“中医药必须与国际接轨”等怪论。总之，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块打倒。尽管毛主席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撤了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但中央卫生部一直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西医由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而中医由50万人下降到今天的27万人。32所中医院校学生约三分之一时间学西医，而西医院校学生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时间学中医。这是何等不对称！ 最近还有同志说：中医不仅要摆出事实，还要讲出道理；不能光摆事实，讲不出道理说服不了人，那不行。其实还是要按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要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实际上，并不是中医讲不清，而是缺少中国文化底蕴、西方文化先入为主的专家听不懂。只有钻进去才能弄懂。一些西学中的同志后来醉心于中医，说明他们弄懂了中医，而且为中医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我们的个别院士就是“科学主义”者，最近开始大讲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是反科学；不过还好，有一位说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听国外什么人说的，另一位说完之后说了句老实话，他不懂中医。德国波克特博士宣传中医48年，他说，因为他懂西医，且是教西医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于批评西医。而我国的个别院士声明自己不懂中医却敢于否定中医，说明了什么问题？！ 由于科学主义作怪，中医若没治好癌症，就嘲笑中医；中医治好了癌症，他宁肯说自己诊断有误也不肯承认是中医治好的。明明针灸可以治疗疟疾，这也为不杀灭病毒治疗艾滋病开辟一条新思路，大权威却武断地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患者都是自愈的。刘海若是以中医为主治好的，开始宣传时只宣传西医，最后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所谓“结合”，就是因为海若无吞咽功能，用鼻饲管灌中药，鼻饲管是西医的。 2003年4月26日上午，我们把广州三位治疗SARS的中医专家请到北京，召开“中医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应科技部之邀，广州专家向“非典科技攻关组”汇报中医是如何成功治疗SARS的情况。汇报当中，就有人插话说：“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最后，科学院某领导向广州专家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对比，如果证明中医确实有效，我们再组织推广。”为什么要求中医和西医对比，为什么不要求西医与中医对比？！说来说去，还是不相信中医是科学。 各界对我们2003年的课题“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成果反映都很好。总报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中医药报等7家报纸发表，也在中国工程科学等4家杂志刊载，全国各地翻印一万三千份，也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印送国务院各部门，中央领导也曾对课题组的报告做过批示，等等。课题验收时，评委一致建议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们向北京市申报科技进步一等奖，没想到答辩时两位评审专家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们的意见西医界同意吗？”还有一位评审专家提出类似问题，令我们哭笑不得。什么时候规定了西医是中医的审判标准？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在我国泛滥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少同志把别人家的“牌位”搬到了自己家庙。有了这样的成见，怎么可能听取他人正确意见，怎么可能把中医放在眼里！ 德国波克特教授说，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 （五）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灭亡 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的灭亡。 埃及是世界闻名古国，然而，今天的埃及人奉行的是阿拉伯文化，早已不是建金字塔的埃及人的文化了。 犹太人的国家早已灭亡2000多年，但其文化传承至今，所以，又复国，建立以色列。 我们担心，我们的教育如此下去，有可能全盘西化。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医之振兴有赖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之意义，将远大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今天看来，似乎西方兴起的分析还原的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牢不可破，实际已经凸现出其局限性。从本世纪开始，中医的整体科学研究方法将可能再次异军突起，指导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重视中华文化，将其作为重点，而不能仅仅让我们的子孙学习西方文化。 笔者按：贾谦先生的有关论述，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考虑中医问题，不能就中医说中医，应当把中医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看，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深邃。因为中医与中华文化是同根共生的关系。外国的月亮也许真比中国的亮，但是，外国的月亮不是十五圆，因为外国没有农历（阴历），月亮的圆缺与他们的日历是没有关系的，是完全“随意”的。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中医药。 贾谦先生对于中国教育失误的认识是深刻的，对于民族虚无主义的认识也是非常到位的，中医界深受“科学主义”审视和伤害，与此有明显的联系。可是，中医界能够像贾谦先生这样深刻认识的人士，却是太少太少了；不但很少有人有如此见解，而且敢接受这种见解，正视这种见解的人也是很少的。邓铁涛先生说，中医一百年来，“稳定地坐在不科学的席位上”，使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手中的中医学，甘心自我从属。 贾谦先生对于“中医教育之失误”的论述，也是发人深省的。他说： 中医教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基础。中医临床疗效能否持续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能否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事业能否发展、壮大，都与下一代中医传承者的培养、教育休戚相关。但不容乐观的事实是，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模式单一，否定了中医应用几千年的成熟的传承教育和自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而且，硬是按照西医药的规律，将中医药细分为中医学院、中药学院、针推学院等等，造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违背了中医自身规律。 （一）百年来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更是曾两次试图消灭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之名加于中医。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就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批评，并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其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实际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本身只具备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也从未尝试去了解中医，更不用说学习和发展中医了。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观臆断，认为中医不科学，总希望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或将中药作为植物药来进行植物化学研究，而且美其名曰“中医药现代化”。 自从1956年建立起第一批共计6所中医院校以来，现在中医院校32所。这些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持续进行中医基础和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医基础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日益忽视，中医理论研究的日益蜕化和中医临床的日益式微，以及一大批精通中医理论、熟谙中医临床实践的中医大家过世所导致的后继乏人的现状，都促使中医学陷入了一种足以令中医迷失自我的尴尬境地。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受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因为当时几所中医学校基本上能够按中医思路自行进行中医教育，中医的教育事业依然蒸蒸日上，中医内部还有大批深谙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医家，而且民间中医依然可以带徒弟，也允许自学成才；但现在，虽然大家都在高喊“振兴中医”，但如中医走不出教育误区，失去中医事业的传承者和中流砥柱的话，中医将很有可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二）50多年来卫生部不发展中医教育 报喜不报忧的人总是说，近年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中医医院2600多所，病床27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32所，在校生10多万人，中等中医药学校近50所，一些西医院校和综合大学也设立了中医药专业等等，似乎50多年来中医蒸蒸日上。但如果我们将之与现代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差距之大。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104所，中医院校32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而中医院校的规模均小得多，教学条件、环境及经费投入均与现代医学院校相距甚远。 清政府时，中医靠师徒传承和自学尚且能培养出80万中医，何以今天32所中医高级人才“制造厂”只能培养27万（2004年）中医？不能不认为这是50多年来卫生部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发展中医、只发展西医造成的。 （三）中医教学内容失误 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基础教育系统的弱化就直接导致了学生理解中医概念和理论的困难。学好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知识做基础，没有公式可套，不能靠演算得出答案，而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从小通过数理化培养出逻辑化、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学生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难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基础概念产生“玄学”的念头而排斥中医。 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也存在重大缺陷，中医学课程的比重日益减少。比如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然而，西医院校学生一般只学30课时的中医内容），而且，后二者比例还有逐年增加之势。80年代衡阳会议规定，中医院校西医课程不得超过500课时，但此后逐渐增加，早已超过1500课时。 大学英语占用了中医院校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他们的首要服务对象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还是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大学对英语的要求应该降低。四川省刘晓峰副省长一再向有关部门提出：“中医院校不应该考外语，应该考古典文学。”与此同时，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却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并将中医、中药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医不识药，药不懂医，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结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残废”，中医、中药都难以充分发展，即使维持原有水平都成问题。 中医课程的内容也值得商榷。现在中医教材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把难以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趋简单化、公式化、规范化，失去中医学灵活多动的特色，结果学生“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成为两个中专生。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信任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 刘晓峰副省长明确指出，“很多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愿意背‘汤头’、读经典，毕业后开处方有错别字，诊病依靠现代检测手段，而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没有真正掌握。为什么有这种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医高等院校采取了西医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而失去了中医教育的特点、违背了中医成才的规律。”并指示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你的任务，就是不能把成都中医药大学变成西医院校，中医药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技能。” （四）中医学高学历教育堪忧 目前，不仅中医本科教育堪忧，中医高学历教育同样堪忧。本来存在缺陷的中医院校本科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和采用望闻问切诊断疾病手段看病的医生，而研究生教育情况更使人忧虑。 中医是临床医学，几千年来，其理论都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而非从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从中医本科教育开始，学校就给学生灌输实验思想，力图将学生的思想引导到西医的思路和方法，并美其名曰“科学化”、“现代化”。这是真正的“西医化”，崇洋化。科学实验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似乎就没有一个实验室！ 中医药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忧虑，几乎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是实验研究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称外，论文所有内容根本与中医药无关，完全是西医药学的实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既不能指导中医临床，也不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有益影响。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医了，他们也不可能承担起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担。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之本，而现在的中医硕士、博士只埋头动物实验，沉醉于现代医学的“高精尖”指标，轻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忽略临床能力的培养，却美其名曰“科技型人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已经成为主流，如此下去，中医将何去何从？ （五）视师徒传承教育为非法 如何正确对待以师承方式培养的民间中医师，是一个重要问题。师徒代代相传和自学成才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继承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我们不能漠视千百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总不能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而不许汽车上路吧？！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江湖游医、骗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通过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已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调查，多年来，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而且，目前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不利于人才的选拔。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而笔试中1/6为纯西医内容，其余5/6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且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而且现在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这也不利于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对艾滋病村的调研发现，七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怀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到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三四年，前后治疗近六百人，而且疗效不错，为稳定民心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游击队”的胆识超过了我们院校培养的正规军。然而，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表彰鼓励，而且，其中六路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已被迫离开艾滋病村。由此可见有关部门对民间传承和自学中医这种培养方式的态度了。 从目前中医教育情况来看，院校派中医由于继承不足，难以承担传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而民间中医尽管现在没有了行医权，但其为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来也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振兴中医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所以，蒲辅周才会不让其子进城，他认为，只有在基层锻炼，为广大民众服务，才能成为好中医。 然而，全国并非铁板一块，还有支持民间中医、为百姓造福的地方。 四川省在支持民间中医方面做得好。刘晓峰副省长说，四川有9228名民间中医，“尽管这些民间医的学历不高，但能够治病。而在目前的医师法管理中，一定要懂外语、有正规学历的医师通过考试……因此就被取缔了行医资格。这已引起当地老百姓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有这些民间医能给他们带来方便，看病也很有效。医术是什么？就是要能够治病救人。……现在省委省政府要求省中医药管理局对这一部分民间医逐个调查、了解。对于那些确有一技之长、真本领的民间医，就应该给予他们行医资格。”在这方面，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也做得非常好，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他们支持、关心、保护民间中医，给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颁发行医证，支持他们建立专科医院，并将民间中医组织起来，成立协会，借以提高其医术和医德，遂使运城市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六）农村缺乏行之有效的乡村中医教育体系 解放前，50万中医大部分分布于农村。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绝大部分是中医，也主要在农村；且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县以上中医院的许多中医也都下到农村。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今天27万中医几乎全部都在县以上城市，乡镇卫生院几乎没有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农村缺少中医，更缺少较高水平的中医。 六七十年代，山西运城市卫生局办了10多次西学中学习班，培养了2000多名中医人员，有不少人没有任何学历，今天也成了身手不凡的名医,如杨文水等。 各省市中医院校和各县中医学校，有责任为农村培养一批乡村中医。这已为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的教育所证实。当年的赤脚医生，有的今天已成为名医，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樊正伦先生。 然而，由于近二十多年卫生部“西医科学”这种思想的误导，再没有为农村培养中医，连各县的卫生学校也几乎不再培养中医，更别说由县中医院举办培训班了。湖北黄梅县中医院过去办过多次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中医，改革开放之后，就不让再办了。 （七）中医院校教育分科太细 分科越来越细是西医的特点，大型西医院可有几十个科，最后导致无人对患者负责。中医历来只分内外妇儿，大夫都是全科医生，每个大夫都对患者全面负责。然而，今天我们中医院校教育按照西医药院校分科方法，也是越分越细。现已将中医中药分开，基础与临床分开，针灸与中医分开等，导致中医不认识药，更不会中医的砭、针、灸、导引按跷等其他非药物疗法，也导致学中药的不懂医，甚至导致学针灸的不会辨证论治。中药系（学院）学的课程基本都是植物化学，不重视中药材、饮片的辨识，不重视炮制工艺的教育。某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强调的是“中药复方物质基础及药效评价研究” 和“中药新药研发”等，鼓吹自己“形成了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分离、分析、结构鉴定、药效实验到制剂制备等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完全忘记了要研究中药的气味、归经和升降沉浮等药性，忘记了名方成药皆出自临床家的经验总结而不是来自实验室，已经意识不到炮制对中医的重要性而只记得去弄清其有效成分，堕入了西药的研究思路。性味是中药的特点，炮制是中医的秘密。现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饮片炮制技术禁止出口；现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也明确禁止外商投资饮片业。然而，外国人对此认识极深，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均已在安国、亳州等地投资饮片业，盗窃炮制技术。我们自己却扔掉了自己的精华，走洋人之西药路。不亦悲乎！ 贾谦先生对于中医教育存在问题的认识，也是深刻而独到的。我们不能停留在中医教育表面繁荣的现象上，要深刻体会邓铁涛先生所说的“泡沫中医”对于中医事业潜在的危险性，要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 贾谦先生对于“中医医疗的误区”的认识也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可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走出这种误区，步上快速发展的坦途。 贾谦先生说： 医疗卫生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初级医疗保健，而不是只设法解决极为罕见的所谓“高精尖”的疾病。毛泽东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就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然而，今天广大农村缺医少药，80％农村居民、50％城镇居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我们的医疗走入了误区，一些错误认识更是将中医医疗引入了误区。 （一）中医队伍的严重弱化导致中医临床水平下降 中医队伍严重弱化，不仅数量大大减少，内在质量也明显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医的疗效。人民群众在求医过程中往往遇到的不是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常常遇到假医、劣医、名为专家实为庸医的中医大夫，往往见不到良好疗效，由此而认为“中医治不了病”、“中医治不好病”。这种舆论的形成，极为可怕，将致中医于死地。不是中医治不了病，而是许多病人遇到的“中医”没有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这是我们培养教育的失误。 （二）政策的“双重缺位”整体抑制了中医药疗效 2005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研究报告的基本结论是：“从总体上讲，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是有原因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没有发挥应当发挥的主导作用。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个结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广大群众缺医少药、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的事实说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确实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手段”没有起到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作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医疗资源，中医药在有关部门的政策定位中出现双重缺位，相关政策既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公益事业变成赢利产业；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价格上出现了新的“剪刀差”，从而在整体上人为抑制了中医药疗效的充分发挥。这种“双重缺位”表明：人们在选择发挥中医药疗效的实现路径时走进了双重误区，没有分清楚关于中医药的是是非非。 （三）误以为中药就能够代表中医 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分开管理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其直接原因是将中医混同于西医，将中药误等于西药；其根本原因是认为中医理论不明晰、不科学、不实用，共识性少，只有中药还有一些实际效果，因此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鼓励“废医存药”。“废医存药”必然导致“废医废药”，现在大概有近500种中成药已经无人生产了，一是没有中医会用，二是没有会做的老药工，三是没有道地的原材料了。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是：良医越来越少，劣药越来越多，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不择手段地推销药品引发了严重的“药害”，不仅最终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使砭、针、灸、导引按跷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用武之地，丢掉了中医发展的根本。实际上，中医药讲究即医即药，以医带药，中药是按照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的。以中药代替中医让中医药丢了魂，医药分家是政策上的失误和倒退，是“以药杀人”，其危害之大“猛于虎”，直接割断了中医药应用、发展和创新的血脉，破坏了中医药保障国民健康的根基。 （四）误以为医学就是单纯的治疗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众所周知，中医的一大特色是养生保健，即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重养生保健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病。然而，在全国各级防疫体系中多年来见不到中医的影子，中医是“将卫生工作重点放在治疗上”这一错误的重灾区，不仅在国家的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控制体系中没有中医任何地位，而且使中医自身也染上了舍本逐末、重治疗轻养生的坏毛病。甚至在中医教育中都忽视了上医作用的教育，致使SARS期间，拿出的中药预防处方是仿效西医杀灭病毒思想的处方。然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则用邓老凉茶、气功、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来预防SARS。 其实，医学的目的是使人健康，而不是给人找病治病。通过食疗、非药物疗法，能够使人健康地活着，就不应该用药。所以，中医从来是给人找健康而不是找病。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西医没有养生保健一说，由于卫生部对中医的偏见，我国卫生事业始终没有发挥中医养生保健的优势，也导致一些人将中医的养生保健与西方新近提出的“亚健康”混为一谈，抹杀了中医的优势与特色。 （五）误以为化验就是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表征疾病的特异指标越来越多，以指标来帮助疾病诊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临床治疗，但是，指标不是万能的，既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足以确诊疾病。只是当今的医学把这些指标当成医学本身，指标滥用已经危及科学的清誉，并成为医院腐败的典型，造成举国痛恨的“看病贵”问题。 西医必须借助化验检查才会诊断疾病，因此其诊断费等于挂号费加上各种化验检查费，往往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事实证明，化验清楚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中医就靠望闻问切即可辨证论治，其诊断费仅仅是那几元挂号费。这说明中医与西医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医望闻问切即可诊断，恰是中医以简御繁的优势，但如此中医养活不了自己，如今的中医院也只好像西医院一样花大力气投资现代化的仪器设备，靠化验检查来支撑其生存，从而弱化了医生“望闻问切”的作用，成为德国波科特教授所说的“假中医”。这种重物轻人的现象不改变，中医医疗就难以走上正轨。中医院大量引进“高级”仪器设备的做法，不仅于中医之诊断治疗无益，而且加重了患者负担。而这一点，正是国家价格政策和价值政策不当造成的，更是误以为望闻问切不科学、误以为化验检查就是科学造成的。因此，中医的“挂号费”应该大大提高，其中90％以上应该予以报销，或国家对中医诊疗予以补贴，务使中医院的收入不低于西医院。 （六）误以为应以西医诊断和疗效标准衡量中医之诊疗 西医对具体的疾病都要建立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多年来，这种标准化模式一直主导着对中医诊断和疗效的评价。但是，由于认识疾病的方式不同，这种模式当然也不符合中医自身的规律。例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西医根本不认识，也检查不出来，而中医可以诊断和治疗。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西医更无法理解。与此相类似，蒲辅周治疗乙脑，周仲瑛、万友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中医治疗AIDS和SARS，都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有自己确定的疗效，均为西医所不承认。西医总认为，他不理解的就不科学。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当然彼此不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恐怕也没有几个西医懂得，却无人敢说相对论不科学。所以如此，还是心态问题，我们认为，还是缺乏民族自信心，总认为自己民族的东西落后，总想让牧师来管和尚。 中医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标准去模仿西医，或者强制中医建立西医式的标准，其结果，必然是“与国际接轨”，中医诊疗必然在整体上丧失优势和特色，一头陷进洋标准的泥潭而不可自拔，无法推进自己的标准化战略。 七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患者一般三五个月即可停药，成为好的劳动力，健康地活着；我们的权威却硬说中医无效，因为患者体内还有病毒，于是，有关部门也不予以支持。可是，患者服用鸡尾酒疗法的抗病毒药物，毒副反应太大不说，患者难以成为好劳动力，尤其是同样没有杀灭患者体内的病毒：一旦停药就反弹，病毒载量立刻上升。何言中医无效而西医有效？！ 自古以来，中医诊断治疗都有自己的标准，惜不为掌握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们所理解。历史上扁鹊诊断齐桓公的例子等足以说明中医有自己的标准。西医的诊断治疗标准不见得“科学”。就我们调研，不少被西医诊断活不了多久的癌症患者，都被像山西运城崔扣狮这样的民间中医治好了。2003年3月，非常负责任的山西肿瘤医院诊断刘贵子先生时说：“最多可再活两个月”，而且认为，“中医根本治不了癌症”，“他运城人就真治好了你的病，你回来砍了我的脑袋。”结果，刘先生好了，早已又回到了董事长的岗位。此非贬低西医，而是要说明，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能用一个的标准衡量另一个！ 在中医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问题上，国家应该组织力量加以研究。而且标准的制定原则一定要是“求异存同”，即突出中医药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不能与西医药标准“求同存异”。 （七）大医精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使中医医疗走出误区，促进未来自然、文化、科学、社会和人的一体化建设，既需要现在全方位的政策调整，也需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修养和实践。与古代不同，这种要求并不仅限于对医生，对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也都一样，这实际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具备“大医精诚”的精神。常言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转化人是从感动人开始的，在这一方面，中医给人找健康就显得很高明，能够抓住“一体化”的关键。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信赖，缺乏沟通，心灵上不相应，就难以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也就难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需要制度保障，但根本还是依靠人来实现。 历代大医没有百万富翁，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而是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藏天下于天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所以能够“行不言之教”，散财于民，幸福着患者的幸福。因此，中医医疗的误区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三国时代的董奉为人治病不取报酬，只让患者病愈后栽棵杏树，以利后人，时间一长，这些杏树自然成林。因此，以“杏林”代指中医，不仅说明了医德的重要性，更指明了使中医流芳百世、造福人民的正确道路。可惜的是，原来非常和谐的医患关系已经蜕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公益事业变成了以健康为借口要挟人民的私器。如果说技术观念和技术水平的失误只造成了局部的影响，而道德的沦丧及道德教育的失误是造成医疗失误的根本原因。 谈完了中医教育和医疗的误区，贾谦先生紧接着就谈到了中医的科研误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形势大好”的认识，说到中医的科研成果，可以开列长长的一串单子，晋级有用，计算政绩也有用，但是，对于推动中医事业发展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是我们的手段还不够先进，还是方法还不够正确？值得我们深思。 贾谦先生说：“中医药科研方向与方法论的误区——跟着西方跑” 中医药科研误区，大者有二：其一，科研经费基本上给了西医药，而给中医药的经费基本上给了“中西医结合”，纯正的中医药研究基本见不到经费。其二,从方法论而言，全是走的西医药之路，扔掉了中医药的精华。 由于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中医药科研走上了一条西化中医的不归路。有关部门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实质”、“本质”的研究，寻找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搞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钱，“成果”出了一大批，却无法用西医的术语说清中医药的理论，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另外，中医药科研 “人云亦云”，只要外国人提出个什么，马上鹦鹉学舌，什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是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什么中药是多靶点作用等等，丢弃了中医自身固有的特色。诚如陆广莘教授所说，这是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 （一）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 1979年，中医泰斗吕炳奎在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曾说，卫生科研经费97％都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3％中，97％给了中西医结合，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这是有关部门重西轻中的结果。尽管这是1979年的数据，但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 2004年，国家科技部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拨出5000万元科研经费。卫生部给西医药4500万元，只给中医药500万。按照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西医并重，何以如此薄待中医药？科技部几经努力，才又给中医药增拨了300万，中医药经费也才占到16％。这仅是主管部门鄙视中医药的一个例子。经费尚未到位，有关部门马上又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研究。这除了说明真正的中医科研很难拿到经费之外，也是有关部门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二）有限的中医药科研经费都用到了耗子身上 中医是临床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中医药的经验和理论均来自临床实践的总结而非实验室研究。中医从整体看一个人，辨证论治，并不太关心人体局部的理化变化。西医建立在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基础之上，西药建立在化学合成的基础上，因而都是实验室产物。不做实验，西医药就不能发展。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并非西医药的实验室做法就一定科学，中医就必须跟着学。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医就得按自己的规律进行科研，决不能将有限的经费用到实验室，用到耗子身上。 2001-2004年的四年，国家自然基金委面上资助项目中，中医药项目仅分别占生命科学部项目的6.81％、6.83％、7.05％和7.41％；从资助金额说，仅分别占6.89％、6.63％、6.92％和7.34％。 在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也是以中药或者某法、某理论研究为主，不少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很少。比如2005年资助的173个项目中，某某理论的研究占24％、某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占57％，某某药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它不到1％。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医讲证，西医讲病，占57％的“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根本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没有关系。 由于歧视，中医药研究经费本来就少，有关部门却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上，这类研究与中医药不搭界，成果也不能用于指导临床，属方法论的错误。 （三）错过了中医临床研究的大好机会 SARS肆虐，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中医上一线。后来，邓铁涛老教授给中央上书，科技部向中央反映，吴仪同志接见，北京中医才得以走上SARS一线。这本来是中医科研从实验室转向临床、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好机会，然而，毕竟上得太晚，而且马上有人高喊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中医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中医早期介入，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并认真总结归纳，很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方法。可惜这一局面并未出现。这就是中医被现代医学禁锢其思维后痛失的自我发展机会。 艾滋病嚷嚷了20多年，除安排了一个中医课题进行研究之外，有关部门并没有敢于让中医直接上一线，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医这一成熟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传染病，导致中医和西医一样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其责任在于我们主管部门缺乏自信心，而且没有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自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的效果极好，而我们的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却不肯相信。 我们希望，领导同志能够深入了解中医，研究中医，带领中医一块上临床，如此，才会增强民族自信心，领导中医再创辉煌。 （四）误以为中医理论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众所周知，西医理论和西药都是实验室产物。而中医是临床医学，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几千年来,随着临床实践范围的扩大以及医疗疗效的提高，中医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发展。然而，然而，采用西方唯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成了今天中医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的科研方向，以为中医理论就是从实验室里产生的，从而导致中医科研严重脱离临床实践。 今天中药的开发几乎完全按西药标准进行，新药开发的动物实验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药研究。新中药只能是中医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处方，而不是耗子实验所能筛选出来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耗子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虚证,可以治疗430多种疾病，不可能用动物实验开发出这类名方成药。 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使绝大多数人认可了其“科学性”，许多人以此为据，无视中、西医学的差异，一切以西方医学科研为标准来要求中医科研。以致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体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肢解中医，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医科研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体系。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医药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疗效普遍认同，广大群众对中医药也有迫切的需求，但中医药介入正规治疗途径仍然困难重重，因为让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事实表明，民间中医往往对艾滋病之类的疑难杂症最有对付手段）拿出严格中西医对照的、以昂贵的理化实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实验数据来，实在是勉为其难。 （五）科研人员被《指南》牵进误区 中医药科研不尽人意，这不能怪这些科研人员，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也愿意下基层，到临床一线去。他们是无奈地被《科研招标指南》牵着鼻子走进误区的。我们曾向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了解情况，他们认为，如果不按《指南》写，如果不去做那些实验室研究，不研究分子、基因组，不按西医药的研究思路写标书，他们就拿不到课题，拿不到经费，不得已而造假。中医科研按照西医思路走，已经成为当今中医科研招标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希望领导在制定招标指南时，能够多听听老中医的意见，能够看到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体系，真正让科研人员按照中医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药研究而不要让他们按西医药的方法去研究中医药。 （六）中医药科研方法论值得反思 中医药科研按照西医药方法进行，是方法论出了错误，有必要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刻反思。按现在大部分研究思路，采用线性、还原论为指导思想，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仅适合于西医药这一对抗医学，而不适合于中医这一整体医学。因此，按照西医的方法论进行中医药的科研，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的自主发展，更难谈创新。对中医的阴阳、脏象、经络理论等进行物质基础研究是“机械唯物论”思想作怪。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而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对外开放的巨系统，用线性关系、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研究清楚的，西医的局限性、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西医药必须进行动物实验研究，但用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的疗效及用西医的机制来解释中医疗效，确乎不应该成为中医研究的方法，至少不应成为主要方法。否则，中医中药的优势、特色和学术水平不但得不到继承和发展，反而容易而且已经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貌似严谨科学的外表下，中医药特色和实质已经蜕变和消亡。 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西医讲病，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消灭敌人，讲改变人体局部的理化状态。因此，中医研究要从临床中总结归纳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中药研究则应研究中药的药性，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有可能作为中药的东西的药性，使之成为中药家族的一员。按照岳凤先教授的话说，如此研究，可以将西药研究成中药，甚至那些过时的被淘汰的西药也可以变成中药，因为西药也有性味，只是西医不懂而已，辨证论治即可以避开或减少其毒副作用。 我们应加强中医药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并尽快转变到中医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上来。 中医走向世界，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话题，这方面也曾经存在误区，而且贾谦先生谈的是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他坦荡的胸怀令我们敬佩，他思考的深度、做事情严谨的学风，永远值得我们借鉴。 谈到“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误区”，贾谦先生说： 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这是中药现代化的开始。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而且，自从这个计划出台以来，全国出现了中药热，国家投入中药的经费也大大增加。这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也是中药现代化取得的成绩。 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现代化的路径走偏了，将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引到了误区。责任在于我们课题组当时参加研究的同志，在编写《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时，由于自己不懂中医药，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结果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以致最后误导出《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些年来，我们课题组的同志虽然多次主动检讨，但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无可挽回。 经过近几年的反思与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存在如下误区。 （一）不仅中医药要现代化，西医药更要现代化 几千年来，中医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从未停止过。从最早医学专著《五十二病方》记载的242种中药，发展到《神农本草经》的365味，再发展到《本草纲目》的1892种。像东南亚地区产的乳香、没药、檀香等经过医疗实践过程辨清其性味归经后纳入了中医药体系，就是中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范式；而医学诊断模式，由《黄帝内经》的三篇热论到张仲景创建六经辨证，再到明清温病学派提出戾气学说，及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则是中医理论不断与时俱进的典型。这一切表明，几千年来，中医药从来就是根据医疗实践不断总结不断进步的，它一直在沿着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和不断现代化。如果以这样的想法看待中药现代化就对了。 遗憾的是，不少人将中药现代化理解为：既然提出中药现代化，就说明中药不科学，就要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么，谁科学呢？就是西药科学，因此要学西药的单体，学西药的杀灭病菌病毒，学西药的制造、检测方法，学西药的标准，等等，一句话，向西药看齐就是现代化。 事实上，不仅中药要现代化，西医药更要现代化。西药因其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不断被淘汰，中药就没有这类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认为西药也要现代化呢？因为百年来人们错误地认为外来的就“科学”，西医药“科学”，自然不必提现代化了。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M.波克特教授早在1983年就说过：“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 也正由于现在不少人误解了现代化的提法，主管部门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予以引导，使人们认识到：中医药现代化就是要振兴中医药，造福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而不是向西药看齐。 （二）误以为现代化就是搞清中药的“有效成分” 近几年，中药现代化成了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使中药研究陷入误区，以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清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分离出单体物质，再走化学合成的道路。典型例子是，有人说，中药现代化就是要搞像青蒿素这样的一类新中药。其实青蒿素以及其他的各种素如黄连素、麻黄素等都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因为谁也没有弄清其性味、归经，不能按中医理论使用，只能辨病使用，当然不是中药了。 西药最大的特点是成分清楚，靶点明确，针对性强，适应面广，是群体性治疗用药，只要得的这个病，就吃这种药，所以西医为人找了上万种病，为此也制造了上万种药。但由此西药会产生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众所周知，农药、化肥这些化工产品污染了我们周围环境，西药基本上是化学合成的，当然会污染我们体内环境。尽管从中药提取的“有效成分”是天然的，但也是单体，同样有农药化肥的污染作用。所以，不要以为把中药改造成西药就是现代化了。现在一些常年服用抗生素的人群，已经出现了个体菌群失调，若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将是比水、空气污染更难治理的灾难性污染。 西医药发展至今不过二三百年，西医理论一直在不断更新，例如，昨天认为抗生素是万能的，今天要慎用；昨天还认为手术至高无上，今天又认为90％的手术不必做。西药中，除阿司匹林应用了100多年、磺胺应用了70多年之外，没有哪种西药寿命超过30年的，往往上市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因毒副作用被淘汰。因此，西医药才真正需要不断现代化，不断科学化。也正由于西医药历史太短，才会不断的推陈出新。如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治疗禽流感的特效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达菲，是从植物八角茴香提取的“有效成分”，临床使用的时间尽管不长，但临床已证实流感病毒通过快速变异适应环境变化，即产生了强大的抗药性，从而导致达菲在许多情况下失效。这就是中医与西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区别，如果我们舍本逐末，放弃中医的优势，将中医学改造成西医的水平，以药物提纯为单体、作用靶点明确为最终目标的话，势必造成中医邯郸学步的窘境，不但不能提高自身的水平，反而会迷失方向，造成理论及临床实践能力的实质性下降。 （三）误以为中药需要不断推陈出新 有不少人总是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开发出多少一、二类新药，中药研究总是在低水平重复。这些同志把中药当成了西药。在这里，再次说得明确点，中药不可能有一类、二类新药，换句话说，一类、二类新药也不可能是中药，除非是新发现的药材，或像岳凤先教授说的那样，弄清了某种西药的中药药性而把它变成了中药。 也有同志说，中药要不断推陈出新。如此说的同志根本没有弄清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区别。西医药历史太短，犹如婴儿一般，几乎天天可以看到他们在成长；西药因其毒副作用和耐药性而不断被淘汰，寿命很短，因此，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中医药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不可能天天推陈出新。而且中药与西药机理完全不同，它只是用于调理五脏平衡，调动患者体内的自组织能力即自康复能力，根本不用于对抗疾病，因而不产生耐药性；此外，只要按中医理论，辨证论治，中药不产生什么毒副作用——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中药应用几千年，除了2003年被药监局淘汰的关木通（也完全是使用不当造成的）之外，再没有因其毒副作用或耐药性而被淘汰者。中药是万岁药！ 我们的同志总希望开发出一种适用于群体某种病的专用中药，实际上是未弄清什么是中医中药。日本“小柴胡汤事件”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日本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方法和设备，按照西医对抗医学治疗模式研究中药，结果临床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如我们硬采用这种研究方向，将来只可能开发出一些如黄连素一类的新西药，再也不可能研制出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 尤其是，中医讲究辨证论治，首选汤药，中成药起辅助作用或曰汤药治疗得差不多时再以成药继之。中医每天看许多患者，开的每副汤药都是创新，再从临床上总结归纳出对某证的普适之方，即为成方，如适用于肾阴虚的六味地黄汤。 （四）误以为中药系列标准必须与国际接轨 “中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接轨。”“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新品种。”“培育20个左右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现代中成药，争取有两三个中成药正式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这实际上把得到美国FDA的认可作为进入世界医药市场的标志，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一再说，中医药与西医药是平起平坐、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所以如此，盖因二者完全不同，不可通约，而又各具优势。中医药是我国原创性的医学，周边国家受中华文化影响，也用中医药，但其水平远低于我国，西方国家根本不懂中医药，国际上哪有中药之轨即中药之标准？我们跟谁去接轨？美国FDA对中药一点不懂，它根本没有资格审评中药！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几千年中药之标准制定我们的中药之轨，再向外铺轨，让他们与我们接轨。 最近几年，“与国际接轨”的声音已经小得多了。但还有人变相的让我们的中药“入乡随俗”，以期卖出一点中药。我们认为，绝不能因为那六七个亿美元外汇就自毁长城，去适应人家的西药标准、植物药标准。 中、西医药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难以采用同一标准，二者理论与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更不能拿西医药当作中医药的绝对标准来判断中医药的“科学性”和决定中医药的发展。否则只会导致中医药丧失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不能不提到的是，所谓的FDA等国际上的药审机构，为资本金钱所左右的成分很大，其药品的研究、生产和审批是由药商的金钱决定的，其科学性本来就值得怀疑。 （五）误以为中药就是植物药天然药 由于对中药现代化的误解，中药科研经费大部分投入到植物化学研究，或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采用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来分析中药的成分和药效，试图筛选出治疗某病的专药，然后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因此，国内纷纷开发植物药，误以为植物药就是中药，中药就是植物药。 于是，有同志对我们说：美国FDA刚给植物药开了个门缝，中药可以进去了；你们却说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你们去把门关上了，你们要干什么？ 中药确实不等于植物药，我们过去曾经详细比较过二者的区别。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世界上主要有四种药，即西药、生物制药、植物药和中药。前三种都是按西医理论辨病论治，只有中药是辨证论治。中医化繁为简，西医化简为繁。因此，千万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 外国人不懂中医药，爱说什么天然药物，我们有些同志就跟着说，甚至成立了不少天然药物研究所。殊不知，中药都是要经过炮制的，许多炮制过程都是化学过程，中药中的密陀僧、冰片等都是化学制造的，何言天然药物？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必须坚持中医特色，决不能让中医药跟在西医药、植物药后面跑，不能按照西医药的标准去做，否则，中医药只能是二流的西医药，我们将永远赶不上人家，我们的中医药将永远难以国际化。 （六）中医药走向世界还要假以时日 与中药相比，中医要重要得多。中医不仅用药治病，也有许多非药物疗法，如砭、针、灸、导引按跷、按摩、刮痧等，尤其中医还有许多养生保健以及食养食疗的方法；然而药离不开医，离开中医，中药可以说就是垃圾。此言重了点，却是事实。 今天，我国原创性的中医药在我国尚且是辅助医学，得不到重视，得不到承认，反而总认为中医药不科学，总想把中医药“提高”到西医药水平，如何能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医药？中医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做好，解决13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这个市场足够大，不急于让外国人承认，不忙于打入国际市场。当我们成功解决了13亿人的医疗、防疫、养生保健问题，简便廉验的中医会迅速传遍全世界。 中医药肯定会很快国际化，但决不能急功近利地以符合现代医学的标准和获得西方国家认可来换取外汇为主要目标，而要把解决13亿中国人民的医疗保健问题放在首位。中医药国际化也绝不是按照西医药标准搞出几个“中药”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就是国际化了。如果如此“化”下去，那不是中医药国际化，而是中医药消灭化！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道路艰难而漫长，而这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密切相关的。唐朝时中国属于世界强国，各国纷纷前来取经，中医药随着中国的科技、文化向周边国家迅速传播。而且，鉴于西医伴随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协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等来为中国培养西医人员，鉴于当时各国资助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学习西医等过程，我们的中药也不可能单独走出去，只有为他国培养大批亲中医药派，“以医带药”，将中医理论传播出去，中药才有可能被世界所认同。 再过一段时间，我国足够强大了，中医药在国内也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成为国人健康保障的主要体系，世界各国会到我国取中医药的真经的。届时，我国将会在各国建立中医药连锁店，每个店有医有药，不仅给患者诊病给药，不仅施以各种非药物疗法，更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教给“患者”如何自行养生保健、如何运动，那将不再是简单的治疗，而是新型的医学模式，不仅使人人享有健康，而且不会增加医疗保健费用。这还需要一大段时间。在中医药国际化之前，哪家公司会率先在国内做这项工作，必将功德无量，我们拭目以待。
/ D; [( J, e5 H L! S9 y7 M说完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国际化存在的误区和失误，贾谦先生论述他对于中医学研究未来优势的看法。他说：“从卫生经济学看中医代表未来医学发展方向”。 （一）中医药的经济学优势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各种医疗检测设备日益增多，导致了医疗检测费用迅速攀升；与此同时，以化学合成为主的西药的研制费用也在不断上升，研制周期不断延长，如一个新的西药开发在美国一般需要5－10年的时间，3－10亿美元经费，导致西药的价格不断增长。因此，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越来越难以支付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使得世界卫生组织“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这种情况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抑制医疗费用上升趋势的办法。于是，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了中医药，愈来愈感受到了中医药不可抗拒的魅力。 在国外，如加纳、马里等国家，60%以上的高热儿童在家里接受草药治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草药在农村很容易获得。传统医学有时也是贫困患者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卫生服务。如在萨尔瓦多，公立医院门诊治疗一例腹泻病儿童的收费可高达50美元，而传统医学医生的治疗费用则不超过5美元，甚至可根据患者的“富裕”程度以实物相抵。课题组在朝鲜考察期间发现，他们于1993年开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人均寿命从以前的36岁增加到现在的74.5岁，医疗覆盖率高达80％以上。朝鲜今天比较穷，经济欠发达，为什么却能在医疗保健上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这与他们重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特别是其传统医学的非药物疗法在各级医疗单位使用非常普遍，考察人员所看到的每一个病房和科室都在应用非药物疗法。传统医药在医院的使用率为70％左右，现代医药的使用只有30％。各医院使用的传统药物，70％以上由医院自制。朝鲜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他们能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其医疗覆盖率为什么高，人均寿命为什么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朝鲜各级医疗单位包括西医院都非常重视传统医药，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特别是传统医学中非药物疗法的重大作用。 在国内，人们去医院看一个感冒，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的检查费和医药费，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中医治疗一个感冒如果辨证准确，只需抓上几元或十几元钱的中药就能完全解决问题。另外，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治疗SARS过程中，采用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法，花费最高的一个患者也只用了5000元人民币，不仅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而单纯西医治疗平均一个患者10万元人民币，且有后遗症；香港则约需30－50万港币，高的可达百万。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医药的经济价值不可忽视。 （二）中医药的生态学优势 中医治病之道是恢复生态学，养生之道是发展生态学。中医治病注重发挥人体自身的调节作用，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遵循两个原则，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也就是说，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人体整个系统去调节平衡状态，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西医治疗是对已发疾病，采用“对抗式”医学模式，使人体理化指标达到某个标准，虽然其疗效明确且对致病原有强大的杀伤作用，但其毒副作用十分明显，往往引发较为严重的医源性或药源性疾病，污染患者体内环境。因此，“回归自然”潮流的实质就是重视和运用传统医学方法来防治疾病。 美国医疗水平和设备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但目前仍有70%的疾病无法解决，且美国西医能够治疗的那30％疾病，误诊率也高达50%。西方医学虽然有许多闪光点，然而，恰恰在闪光点的背后，体现出了西医的局限性。如磺胺类药物和抗菌素的问世，使大量细菌性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细菌抗药性问题、抗生素过敏问题、引发正常菌群失调等问题，破坏了人体环境的生态平衡。西医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确实能对疾病做出精确的诊断，但是，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都没有了。化学合成药的大量涌现，使西药出现了一度辉煌，但是，因化学合成药的毒副作用而带来的大量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却已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经济损失40亿美元。1997年，我国210万人因西药药物反应住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岳凤先研究员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可见以抗生素为武器、以病菌为靶点、以人体为战场的外因论治疗学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医学观念开始转变，重视以中药为主体，融砭、针、灸、导引按跷、推拿、按摩等综合性疗法于一体的医疗体系。中药大多源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或矿物，其针对致病原的直接杀伤力往往不如西药，但由于用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来调整人体平衡，辨证论治，而非直接对抗疾病，因而其毒副作用相对于化学合成的西药小得多。加之，数千年来，中药多以复方治病，通过中药间的相互配伍，起到了增效减毒的作用，进一步降低了毒副作用，因而，中医药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医为主体的医疗体系，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医学发展的趋势。 （三）中医药的预防学优势 现代医学预防模式，只重视疫苗的作用，只重视环境卫生，而忽视了中医养生作用。人们一听说要发生流感，只知道疫苗能防治流感，而不知道中医的许多食疗养生预防流感以及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流感的效果。面对今年的禽流感和可能引发的人流感，令人类恐惧和无奈的根源，是西医自身的局限性。疫苗对于病毒结构相对稳定、无明显变异的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等的预防作用明显。但是遇到SARS、H5N1这类呼吸道病毒，情况就不同了。人们急于研制疫苗，疫苗研制出之后，病毒却又变异了，疫苗对于变异的病毒不起作用，达不到预防流感的目的。这类病毒常处于不断的变异之中，它像“移动的靶点”那样，总是让西医跟在后面捕风捉影。而西医总是出现了病情找病毒，针对病毒找药物。越寻找特异性药物，越是找不到。所以单独依靠西医来预防病毒性疾病，则显得格外被动。相比之下，《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则显得格外重要，通过中医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即可不得这些病毒性传染病。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都在有限的地域和有限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那样，一次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我们首先应当感谢中医，感谢我们充满智慧的祖先。因此，在预防疾病方面，采取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预防措施，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 西方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00年就曾经指出，“我们应该以食物为药，饮食就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这一论断同中医理论“寓医于食”不谋而合。中医养生，从太极拳到坐禅静心，有动有静，老少皆宜，或清晨或晚上练一遍，全天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且治疗方便、价格低廉、效果显著。据国家“九五”攻关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养生保健上投资1元钱，就可以节约8元钱的医疗费和100元钱的抢救费。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中医药养生保健将是未来人类医疗保健的基础。也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基础之一。 （四）中医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优势 人们通常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其实，中医是在治疗传染病中发展起来的。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总结临床经验，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从此奠定了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明永乐到崇祯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的《瘟疫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近几十年来，中医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参加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广东中医学院医疗队用透疹清热之法，所到之乡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SARS防治期间，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在艾滋病治疗方面，我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中医药的疗效远大于西医药，而且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药。 我国艾滋病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医药的防治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艾滋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有可能产生惊人的经济损失。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和中国人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按专家估计，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4万人，则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经济损失将达3108亿元人民币。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可达4600亿至7700亿元人民币。这是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上来看的，可谓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 我国政府已经特别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却走入误区，一方面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疫苗研究，另一方面按西药的研究思路，筛选能杀灭艾滋病病毒的中药；中医必须用整体论和辨证论治的思想，调整患者的身体状况，破坏艾滋病病毒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提高患者的自身免疫力，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体现出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方面的优势。不客气地说，只要辨证论治，我国今天生产的中成药足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有谁组织中医大量上临床了？ （五）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三级卫生网和赤脚医生制度，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70年代山西运城地区绛县南凡公社，坚持种药来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全社种药140亩，3年共收入35000元，除留自用外，还出售给国家一部分，实现了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使农村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地区政府不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了基层卫生事业建设，而且经费拨款上也保证了农村这个重点，1973年运城地区总卫生事业经费400多万元，其中320万元用于农村卫生事业建设，占总经费的80%，使医疗保障覆盖率高达85%以上，满足了农民看病的基本医疗需求。 另外，对目前西方医学束手无策的各类富贵病和所谓“亚健康”状态，中医的许多非药物疗法能起到根本防治作用。西方医学尚未彻底攻克病死率较高的疑难杂症，中医有不少独特方法应对，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疗效也很好。如，西医药治疗重症心脏病缺乏有效药物,治疗手段不外搭桥、安支架、换心脏，治疗费用需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而中医药采取保守的药物疗法，以北京宝仁中医院薛延平大夫的宝命十二丹为例，病人每月服药费用在600-800元之间，个别顽症需要服药二年左右，总费用约为2万元。中西医治疗费用是10:1，甚至更低。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邓铁涛教授的“中医搭桥中医装支架”治疗心脏病的想法。 恶性肿瘤，西医在临床上主要采取手术、化疗、放疗三大治疗手段，这种疗法不仅费用高，而且副作用非常大，存活率也较低。李宗仁先生的直肠癌手术非常成功，却只活了半年不到，且术后只在家呆了10天，其余时间一直住院。中医按扶正祛邪的理论，采取内服外贴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解除病人的痛苦，还能延长病人的存活时间，费用与西医相比非常低廉。如，运城市扣狮肿瘤医院院长崔扣狮，在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接诊了几万名癌症患者，大多数是被省市级重点大医院确诊为不治之症的患者，其费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在800—1000元，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每年费用大约在1200—2500元，9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每年费用大约在3000—3500元左右，现在每年费用也还未超过1万元，较复杂的多种癌症患者，费用略高。其中，存活5年、10年的患者大有人在，而且复发的可能性很小。 近年来，许多国家公共和私人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显著增加：在马来西亚，每年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估计为5亿美元，而每年用于西药对抗疗法的支出仅为3亿美元；美国的传统医学支出约为27亿美元，英国约为23亿美元，加拿大约为24亿美元。由于对化学药物副作用的担忧、对西医药对抗疗法的作用途径和理念的质疑，以及公众获得卫生信息能力的提高，加上人类医疗模式由单纯的疾病治疗（生物医学模式）向养生保健、被动治疗和在医生指导下的主动治疗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兴起了传统医学热潮。无论是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角度看，还是从卫生经济学、生态学、预防学、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角度看，中国的中医是最有前途、最重要的知识经济产业。因此，必须确立中医药在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对于世界的医疗模式将产生巨大示范意义，而且还会为人类医学做出贡献，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 随着系统科学（包括控制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信息科学及近代物理科学等深入的研究，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和方法得到进一步验证，揭示了中医作为宏观科学的重要性及其未来的统帅地位。以还原论和构成论为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西医体系已经走到顶峰，以中医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医学体系正在成为各国探索的目标。专家们预测，21世纪将是整体医学的世纪，中医药代表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 C2 ]- y( \) x
谈过中医学现在存在的优势，贾谦先生从科学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医学在发展趋势上所具有的“潜在优势”。他说： （一）中医是前沿科学 中医的优势来源于整体和综合把握事物的能力，在整体上是先进的，已经实现了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结合。中医对于微观的看法也是整体性的，这说明中医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现代科学重构整体的愿望，并且解决了以构成为主的方法论在逻辑上存在的悖论。因此，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前沿相比，中医自然是前沿科学。但是，由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落后，国内主流学术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医的先进性，因此，加强“先进性”教育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只有认识到了中医理论的先进性，才能自觉地在科研、医疗和临床工作中以中医的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才能够积极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经济和文化资源为我国的自主创新目标服务，支持我国的自主立国战略。可惜的是，“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德国著名汉学家和中医药研究专家M·波克特教授的上述评论应当发人深省，促人猛醒。 以中医药科学为指导的方法论科学将成为未来后现代科学的主导。谁掌握了中医药学的方法论，谁就将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 （二）国外设立技术壁垒的最终目的是掌握中医药的主导权 欧美诸国历来以种种理由阻止中医药的合法进入和使用。例如，说中药应用了濒危野生动植物，中药里含有重金属（安宫牛黄丸不许进口，因含朱砂，朱砂含汞），养熊是虐待熊等。尤其是，比利时使用苗条丸（其中含有大量西药）致人肾中毒，有大夫发现是马兜铃酸所致，于是欧洲西药企业资助这位大夫发表文章，称马兜铃酸肾病；英国称之为中草药肾病；美国则干脆称为中药肾病，而且在没有任何不利于中药的情况下，FDA突然宣布70种含马兜铃酸或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不许进口；马来西亚尾随其后，不许龙胆泻肝丸在马上市。于是，我们药监局修改了处方，禁用关木通。 然而，欧美各国以及日本、韩国一直都在支持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美国已设立数十个研究所研究中医药，日韩等在我国设立饮片厂盗窃炮制技术，有关跨国公司和制药公司也纷纷在我国设立办事处，购买中药处方，寻求商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我国对中医药的研究力度不够，支持力度不够，采用西医药方法论等，国外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缺陷，一方面大肆渲染中医药的毒副作用，另一方面以合作研究为名，肆意掠夺中医药的秘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现在有关的合作研究几乎成为通例的是：中国的中医药专家不能成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自然也难以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长此以往，我们自然将中医药发展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现在，日本已经将“汉方医学”改名为“东洋医学”，以此在国际上与中医药竞争；韩国也不承认中医药的学历教育，必须有韩医学历才能执业。也许有一天，“美国中医学”和“欧盟中医学”也会浮出水面。怎样掌握未来中医药发展的主导权，这是应当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大问题！ 3 w* B6 u6 H4 X0 @1 K
贾谦先生认为，我国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教育中最大的失误是中医药文化教育失误。教育的失误导致民众忘记了自己的文化，导致西方中心论的科学主义泛滥，不再了解也不再信任最可能解决我们健康的中医药；中医药教育的失误导致我国中医人数大大削减，质量大大下降，已经到了必须抢救的时候了；西医药成了衡量中医药的金标准，民间中医不再有行医权，不再能够自制丸散膏丹；国家的科研经费绝大多数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有限资金大多数给了中西医结合。岁月不饶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重铸中华医魂是当务之急。 他说，近几年，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医药保证人民健康的作用和岌岌可危的处境，正在努力振兴中医药：科技部专门在国家973计划中安排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也将中医药作为重大项目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人大常委会已决定让国家中医局负责起草《传统医药法》；国务院将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亲自牵头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要在国际上建100所孔子学校；中国社科院等在河南周口召开老子纪念会等等，都说明中华文化复兴在望，中医振兴在即。 他说，在此大好时机，我们建议： （一）解放中医 苏联当年吸取了李森科事件的教训，对其590个学派一律看待，每个学派都能获得国家支持，所以，今天俄罗斯仍有相当强的创新能力。 百年以来，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一直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环境中。文化霸权主义和科学霸权主义使得中医药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在中医药面前，宽容的美德似乎变成了纵容巫术的含糊。人们越来越不了解中医药，不了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医药已经从巫术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变成了整体性科学。虽然中医药也需要与时俱进，但其作为整体性科学的性质不容改变。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暴力文化摧残高级文明的事件，而中医药正在经受这样的摧残。及早结束这一令人彷徨的历史时期，必将促进人类新文明的建设。因此，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应当成为促进当代文化和科学进化的自觉选择。 对中医药而言，最为紧迫的就是尽快摆脱西学所谓“科学”的束缚，加紧制定“我主人随”的发展战略，把中医药的评价标准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为此，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认为：中医药的原创优势不仅使我国能够在该领域中确立长时期的领先地位，而且有可能将这种领先优势延伸到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等领域。但是，西学所谓“科学”的束缚和当今政策法规的束缚压制了中医药的原创优势，使其不能尽快整合进入并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解放中医势必成为新时期我国自主立国的战略选择。 （二）尽快设立中医部 我们2003年研究报告就建议设立中医部。作为中医原创国，体制原本应该是在以中医为主的卫生部或称中医部下设立西医局，而“在西医为主的卫生部下设中医局”应该是欧美国家的体制。 50多年的历史证明，由于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局区区几个人就只能服从卫生部的西医思路，中医人数越管越少，质量越管越差，背离中医科学越来越远。宪法第21条规定中西医并重，卫生部几十年的做法是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从SARS到艾滋病到流感，什么时候卫生部相信过中医有效、想到过让中医上一线？（我们不怪卫生部的同志，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教育西化使然。）怎能相信今后中医局不独立出来却能够发展中医，振兴中医，让中医真正能为13亿人的健康服务？（不敢设想，若有人状告卫生部违宪，卫生部如何回答？） 因此，应该尽快成立中医部，以便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进入中医部的同志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不坚持“科学主义”、热爱中医药事业、愿意为13亿国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服务。 中医部不仅要管中医，而且要管中医药教育，要管中药，不能再用西药标准衡量中药了，要给中医院和执业中医丸散膏丹的自制权。 （三）中医药法要立足于“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自主发展” 法规政策决定一个学科的存亡，决定一个产业的存亡，甚至决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存亡。因此，人大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起草传统医药法，是中医药界的大事。但是，中医药法（传统医药法）的立足点放在什么地方，却是能否起草好的关键，也是中医药能否振兴的关键。 立足点放在管理上不成。对中医药50多年的“管理”，中医人数越管越少，水平越管越低，思维越管越西化，中医的精华、特色、优势几乎都管没了，因此，不能把立足点放在“管理”上。 立足点放在“保护”上也不成，因为中医与长城不同。长城历史上曾起过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的重要作用，它今天失去了防御功能，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长城，我们要予以保护。几千年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有用，今后仍然是人类健康的保障。中医药不是“标本”，因此，不能希望像保护长城那样“保护”中医药。为了中医药生存下去而希望从法律上予以保护，一则自信心过于不足，二则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来讲，也未免太渺小了 立足点单纯放在“发展”上也不成。一说发展，许多人就联想到“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数字化”，要中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仅要摆事实，还要讲出道理来”。事实上，百年来就是硬说中医“不科学”，中医的精华如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等都已当作糟粕丢光了，四大经典都已当成选修课了，再如此“发展”，中医的精华就彻底没有了。《中医药法》的草拟必须立足于“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自主发展”。 （四）教育必须培养真正的中医 我们有32所中医药院校。说是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其实没有一所是名副其实的中医高等学府，都是“中西医结合”院校；在大学全部课时中，约三分之一课时是西医内容，毕业生多数不会望闻问切；学生的英语比古汉语强；学校分科过细，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懂医。用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科特先生的话说，培养的是假中医。 毛泽东主席作为政治家当年提中西医结合是希望能够提出新理论，创造出新医学，而且提的是西医学习中医，而非中医学习西医。20多年来我们却一直要求中医学生学习西医。我们早就论证过，中西医属不同的哲学体系，思维方式不同，难以结合。中西医结合50多年来，没有提出任何结合理论或成果，这也证明二者难以结合，只能称为中西医配合治疗或综合治疗。“中西医结合”，让中医学生学西医知识，是不自信的表现，是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表现。钱学森先生曾给当年的卫生部崔月犁部长写信说：“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没有办法结合，不是中医吃掉西医，就是西医吃掉中医，实际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中华文化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从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同化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中医并不排斥西医，而是我国的西医中有一部分人过于排斥自己的中医。因此不要再提中西医结合了，还是分业管理为好。 目前应该为中医药院校正名。既然是中医院校，就该教授中医内容，培养铁杆中医。起码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院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院校而非“中西医结合院校”。四五年后再看谁培养的学生会看病。也许有人担心，真正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懂西医，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要给予政策，不存在这类问题。 如果一定要搞“中西医结合”，这一任务也不应当由数量少、规模小的中医院校来承担，而应该由数量多得多、规模大得多的西医院校承担。我们当年曾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才；今天朝鲜西医都会中医非药物疗法，朝鲜才能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保障人民的医疗。我们的西医院校应该让每个学生都学会中医非药物疗法。就是这些几乎无需成本的非药物疗法，即足以治疗各种疾病，包括各种传染病，如SARS，艾滋病，流感，等。 不少人反映，中医院校的教材质量太差，一版不如一版，远不如民办的光明函授中医学院的教材。 中医院校不应该考英语，而应该考古典文学。因为学生毕业后是为中国人看病，没必要说英语；其次，中医只有中国及周边国家有，西方国家没有这方面的文献供我们查找；再者，如将来真需要出国交流，一则可请翻译，二则可再到外语学院进修，何必浪费在校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时间学英语呢？而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无法理解、无法学好中医的。 此外，应该招收少年班，少年没有受过多少西方文化教育，没有先入为主之弊，易于学好中医。这一点，已为山东中医药大学上世纪80年代办的三届少年班所证实。 中医人才最重要。大量的中医大夫特别是名医是真正的中华医魂。重铸中华医魂，就是要培养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中医，铁杆中医，绝不是什么中西医结合人才！因此，要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重铸中华医魂，32所中医院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川刘晓峰副省长说：“我们已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办了7年制的本硕连读试点，称为传统班……学习西医的课时比较少，仅是了解而不是掌握西医。它打破了教育部现有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模式。”我们为此而欣慰——中医有救了。 （五）师徒传承和自学的教育模式应与院校教育并重 过去中医都是家传、师徒传承或自学而成，培养了许多名医。名医恽铁憔38岁才开始自学中医。民国初年，我国80万中医，都是如此培养的。今天我们32所中医人才制造厂居然只生产出27万中医，其中90％尚需重新温习四大经典。这说明我们从西方引进的集中培养人才的院校制方法，并非培养中医的唯一的途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途径。师徒传承和自学教育模式应与院校教育并重。 以中医泰斗吕炳奎为校长的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当年办得轰轰烈烈，全国共办了34个分校，许多名老中医都在其中代课，为我国培养了10万名中医，半数仍在从事中医临床；尽管他们热爱中医，临床效果不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差，但多数拿不到行医证。而且由于政策原因，学院已经被迫停办。我们建议，为了振兴中医，要允许民办中医院校存在，而且不应该要求中医院校设立解剖实验室等等西医院校才需要的设施，应尽快恢复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允许其毕业生行医。 四川省有9228民间中医，由此估计，我国尚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他们是传承的或自学的，尽管看病疗效好，或有一技之长，但因为没有文凭，不懂西医，不会外语，拿不到行医执照。 民间中医在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方面是有功的，应该允许他们以及所有执业中医带徒，以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另一途径。至于徒弟能否有行医资格，应该由师父说了算，国家考察其疗效，中医考核历来看疗效。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光进行文凭教育。 （六）卫生医疗不宜推向市场，医生应该享受公务员待遇 衣食足而后求健康。保障全民健康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20多年的医改证明，医疗不宜推向市场。推向市场，医生以赚钱为目的，不以治病救人为义务，会引起社会不安定。一位老先生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同仁医院对无钱急症民工不予抢救，眼睁睁看其死去；勇斗歹徒的青年肠子被歹徒捅出，未带现金而等待一小时，不幸死于手术室。五六十年代就没有出过类似事件。 全国中小学教师合计1080.9万人（2002年），都是按公务员待遇。今天，生育高峰期已过，仅北京就有相当一些中小学教师赋闲在家，仍然照发工资。因而中小学教师安心工作。 我国卫生系统中，计生人员、疾控人员是享受公务员待遇的，无论什么情况，工资照发。只有医务人员工资只发60％，其余由自己“创收”。地县以下医院，这60％远远不能保证。中医院更可怜，实际收入往往远低于档案工资，远低于西医院，原因在于中医简便廉验，没有检查化验设备。乡村医生连几十元的补助费都发不到手。 2002年，全国中、西医执业（助理）医师184.4万人，注册护士和护师124.7万人，合计309.1万人，为中小学教师人数的三分之一。建议公益性医院职工均按公务员待遇。医务人员生活有了保障，自然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同样，乡村医生也应予以生活补助。如果国家财力不足，至少全国中医院人员都应该享受公务员待遇。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西医检查化验，建议超过20元的检查化验，部分费用，比如说，50％或30％，应该由患者负担，而不管是公费还是医保。 （七）中医药科研要走出实验室，以临床为主 为振兴中医，凸现中医特色，2005年科技部特地在973计划中安排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并且任命中医泰斗邓铁涛老先生为首席科学家。然而，不少同志并不理解科技部的良苦用心，还是将一些中药课题加了进去。 中医是临床医学，其理论源于临床，用于临床。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都是在与急性传染病作斗争中从临床总结出来的。建议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中医局今后不要再安排中医药的实验室研究，因为中医药都不是从实验室出来的；多安排临床研究，特别是急性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人流感等的临床研究，让中医及时参与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因为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按中医理论，完全可以应对各种传染病，应对SAR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此，则可以用很少的资金解决重大疾病问题。起码在应对重大急性传染病方面，对中、西医研究的资助不能过于悬殊，对中医药实验室研究与临床研究的资助不能相差太大。 临床诊疗是中医的技术，在此涵义讲，科技部应该可以做更多的实际支持。 鉴于中医药现代化提法已被一些同志曲解，利用现代化拼命让研究人员和学生去做什么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实验，把植化当现代化，导致中医药科研方向偏离自身发展规律，建议科技部等主管部门在实施中严格把握招标指南方向，以临床为主进行中医药科研，逐步纠正对现代化的误解。 （八）设立中医药特区 我国31个省市的中医药事业，统由卫生部主管。几十年来压制、打击、排挤中医的事比比皆是。按西医药标准管理中医药的号令，全国一律执行，各省市明知不对，没有一点自主权，因此中医药走到了今天不得不加以抢救的地步。 深圳何以迅速发展起来了？小平同志画了一个圈。若要振兴中医，就要允许有些省市成为中医药特区，让他们自主发展，三五年之后，再与其它省市比较，看看特区发展如何，再总结经验予以推广。 广东要成为中医药强省，为此做了许多工作。我们认为，只要给广东划一个圈，让他们甩开有些主管部门的政令行事，三五年之后就会成为中医药强省。山西省卫生厅已于2004年上半年下文，批准运城市作为“中医药试点市”，走到各省市前面了。事实上，成都中医药大学已经开始试点，办了传统班，“打破了教育部现有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模式”，摸索“中医药高等院校按中医成才规律进行教育的模式”。 应该支持各地在中医药方面的改革，给点宽松环境，不要动不动就用原本管卡压中医药的法规去办事，对改革管卡压。不合理的法规就应该予以完善修订，否则社会如何前进。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设立中医药特区，就是让中医药走出自己的路，就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九）重温四大经典、学习非药物疗法是拯救中医的重要措施 现有27万中医，大部分不会望闻问切，以看化验单、看检查报告开西药和中成药为主。但他们毕竟学过中医基础知识，只要组织他们重新温习四大经典，巩固中医思想，很快会成为好中医的。其有效性已为广东省中医院前几年在邓铁涛教授建议下组织中医温习四大经典因而在与SARS斗争中做出重大贡献所证明，是拯救中医于危亡的重要而有效的措施之一。 我国有西医175万。然而，西医诊断成本太高，药物毒副作用太大，极易产生耐药性。而且，跟在外国之后想超越国际西医水平很不容易。但若遵循我国六七十年代西医学习中医的成功经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非药物疗法，简单易学，一般三五个月即可应对一般疾病，随后可以再行深造；学会之后与西医技术配合治疗或曰综合治疗，则我国西医赶超国际水平便很容易了。 要大力提倡、鼓励西医学习中医，要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在各方面予以特殊优惠政策。 如此，中医不会消亡，医疗费用也可以下降，有助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十）组建讲师团，将中医非药物疗法推向农村 中医非药物疗法在中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足以解除患者痛苦，而又无需多少费用。例如，上海俞云大夫原是学西医的，40年来醉心于内经针法，切脉针灸，治疗各种癌症，效果不错，患者不必受手术与放化疗之苦。近年俞云大夫又在西班牙以切脉针灸治疗艾滋病，效果甚好。河南中医学院周立华老师教给患者自行艾灸，解决了不少艾滋病患者头痛、发烧、腹泻等问题。其它一些非药物疗法如指压、按摩等，老百姓更容易掌握。我们建议，由科技部牵头联合有关部门，像当年组织到乡村中学讲课的讲师团那样，组织中医非药物疗法讲师团，到农村宣讲，使乡村医生甚至农民都能基本掌握中医非药物疗法，这样，可以将相当一部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极低的代价解决农村居民的大部分疾病和“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十一）中西医各司其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韩国规定，韩医（即中医）不许用西医所用设备仪器，也不许开西药；西医不许开中药。我国是否也可考虑借鉴。 王永炎院士曾在2005年6月于天津召开的中医一级学科建设会议上说，我国也可以考虑中西医分业管理，中医不得开西药。但此话一出，立即遭到了有关医院管理者的质疑，以为这样一来，中医院难以生存下去。由此看来，“中医不得开西药”的建议能否行得通，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振兴中医。我们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几千年来农民交税的传统都可以破，那么在职业分工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在中医西医、中药西药之间和稀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必定能够成就别人成不了的功。不分开，考验的是医生的水平；分开后，考验的是医生和管理者的水平。管理缺位已经造成了种种弊端，使得“同则不继”，中医药日益萎缩；只有“和而不同”，才能各得其所。 （十二）在中央电视台设立中医频道势在必行 党的十六大文件指出，应当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坚决冲破一切妨碍中医药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中医药发展的做法与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中医药发展的体制弊端，重新树立和打造中医药的新形象，需要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也需要新闻媒体的配合。借助于电视和网络的宣传力量，将中医药的理论、技术、效果及其魅力展现出来，让国人了解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相关教育与学习，使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发生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医药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和支持，并为中医药的全球化铺垫坚实的基础。明理才能觉悟，不能觉悟就会使科学也变成迷信。因此，为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在中央台设立中医药频道势在必行。 中央电视台的海外频道开设的《中华医药》栏目已深受海外观众欢迎，有极高的收视率。为什么不能面向国人，再开设一个涉及面更宽、节目更普及更深入的专门频道呢？！ （十三）确立自主创新、我主人随的中医药国际化战略 2005年，“自主创新”成为中国人最喜欢使用的流行词，建设“创新型国家”则是关键词。虽然它的意义包涵有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三重意思，但勿庸置疑的是，原始性创新最能够体现自主创新的高远境界。只有立意高远，才能飘香万里。事实上，作为中国的原创医学，中医药的国际化早在唐宋时代已经开始，日本、朝鲜等国家自觉派人学习中医药，并在本国落地生花，形成汉方医学和韩医学。 西方医学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之后，中医药的国际化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相应的是有关国际化战略也应当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是盲目跟随西方医学而丧失自我，而应当是在中医药原创性基础上的现代适应。从本质上说，这种适应不是针对西医，而应当是针对整个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当代社会问题，特别是健康和疾病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医药国际化的道路上采取了绕弯子的方式，认为必须先让西医承认才能最终实现国际化。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不仅没有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反而削弱了她的原创优势。 当前，自主创新战略的确立使人在精神上为之振奋，而“自主”本身就是中医理论的内核和创新的驱动力。我们相信，一旦中医药能够自己作主，必定能够以新的姿态开创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新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已经不习惯自己作主，在国际交往中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因此，自主创新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启蒙，让人觉醒。而只有“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我主人随”，这是中医药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发展战略。 贾谦先生主持的“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多年以来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宏扬中医。他们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他们是医学之外的“局外人”，因此，他们才能有“旁观者清”的冷静思考，才能有超越自身利益的远见卓识。他们处处为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尽力，代表的是人民大众明知的思考。捧读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让人思绪万千，鲁迅先生赞扬的那种“民族脊梁”的精神，或许就是这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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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贾谦等著、《中医战略》、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150--154页。
1 p6 y( b7 C, i. U! X$ b6 P* 这是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2005年研究总报告，其中关于中医教育、医疗、科研、国际化的深刻反思，既高瞻远瞩，又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其中关于中医现实优势和未来潜在价值，以及关于中医药发展措施的建议，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宝贵意见。本报告收入了贾谦等著《中医战略》一书之中，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211--289页。 ; k( H0 l1 O.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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