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对中医的启示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1:06:05

揭秘：遵义会议上四大元帅是如何支持毛主席的2018-02-24 一张老照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随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周恩来之后，张闻天也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做了重点批评。

当张闻天的报告结束后，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主持会议的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散会后当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他高兴地对张闻天说：“你讲得好。”张闻天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下午当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发言中他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并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最后他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毛泽东发言结束后，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他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朱德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随后也做了发言，他大声说：“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时，华夫同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发言中说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当时朱德、王稼祥、聂荣臻、彭德怀和刘伯承等人都在红军中担任要职，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才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微信扫一扫，分享给好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1:10:42

从遵义会议看毛泽东崛起

2017-01-13 胡新民党史博采

◆沈尧伊油画《转折——遵义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历史性转折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被确立为党的核心地位，但是他们两位在当时都并不是党的第一把手，并且邓小平也一直没有担任过党的第一把手。然而，他们两位在党内的核心作用，历史已有定论。
回顾这两个会议，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位的发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但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虽然没有留下当时的讲话稿，但据与会的陈云后来的回忆及其它史料印证，讲话的基本内容都包含在毛泽东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自我评价最高的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论持久战》），同时也是被外界评价最高的文章之一。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胡适推荐他好好读一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据说，蒋介石读后又将此文推荐给他的部属阅读。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后来人们称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关键就在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得到全党的支持和拥护。
遵义会议“转折”的首要意义在于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在谈到遵义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提得较多的三个人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关于王稼祥，毛泽东还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关于周恩来，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对红1师的师长李聚奎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
在这三个人中，从事军事工作时间最长，担任军事指挥工作最久的是周恩来。 1924年秋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后，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长征前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红军上下回顾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史，基本丧失了对三人团、特别是对李德和博古的信心。此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周恩来传 1898-1849》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81页）
在这段历史中，尽管周恩来一直从事军事工作，但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深刻认识，是从他离开城市到农村后才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并排悬挂着参加会议的8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陈云、刘少奇、朱德、王稼祥。
1931年9月下半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2月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员有毛泽东、朱德等人。此前四年，周恩来一直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其间两次去苏联）。因此，他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有限，对毛泽东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了解也有限。但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的情况看，周恩来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性。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要考虑如何贯彻当时的“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但在实践中，他又亲身体会到“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因此，当宁都会议把斗争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并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军事指挥权的时候，周恩来仍然坚持提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虽然毛泽东还是回到了后方，但周恩来对毛泽东还是很尊重的。毛泽东调回后方后，新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取代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在后来的日子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实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朱德难起作用。连红军决定长征这样的大事，朱德都没有参与。
因此，要使红军在困境中解脱出来，在军事上必须要改弦更张。简言之，湘江战役之后，关键的问题是此时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是否能明智地“让贤”，并且还能在“让贤”过程中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
通过宁都会议之后的战事诸多不顺，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同时，他也深切地体察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对李德等人不满的情绪。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首先需要毛泽东这样一个“帅才”。这应该是他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恩来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周恩来还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的长征，产生了久远而巨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外国人士对长征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学术研究方面，1971年问世的英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也是学术含量最高的专著之一，至今仍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
尽管此书尚未出版中文版，但该作者后来出版的《周恩来传》，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其中涉及到遵义会议前后情况的分析，应该有助于了解这个过程。
《周恩来传》指出，当时红军需要的领导是：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对于红军扎根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周恩来感觉到，“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因此，认为自己更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的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传》还指出，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后来证明比周恩来他们那套做法“更为实用”。《周恩来传》归纳道：“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朱德的作用不可忽视。关于这一点，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记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回忆遵义会议时特别指出，周恩来和朱德起到“积极作用”，“若无他们当时就糟了。”另据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将军在2016年9月的人民网视频采访时指出，毛泽东能够参加通道会议，首先应该归功于朱德的提议。《周恩来传》则是这样写的：朱德以周恩来老朋友（周是朱的入党介绍人）的身份，在遵义会议召开前跟周恩来打过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这对周恩来的触动很大。《周恩来传》认为，朱德的这一举动是“至关重要的”。习近平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应该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对把军事指挥的实权交给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毛泽东主导决策，周恩来负责具体实施的局面。《周恩来传》用了一句很传神的话概括：“毛是总指挥，周负责总指挥部。”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坚定不移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才能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的主编金冲及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周恩来如此由衷地尊崇和维护毛泽东，原因也在这里。”（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527页）1976年元旦，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听到广播，知道是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他赶紧要秘书找来当天的《人民日报》给他读，此后还多次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的这两首词伴随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天。
六次会议与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党中央一共召开了六次重要会议（关于后来的会理会议，此文后面将会介绍）。这六次会议，被称为“长征中挽救党和红军的六次重要会议”。它们分别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确保了“四渡赤水”的精彩收官。

◆黎平会议旧址。
这六次会议，围绕的一个中心议题是“红军向何处去？”毛泽东提出的是向川黔滇方向发展，而博古和李德主张的是向湘西与红军2、6军团会合。现将六次会议的要点逐一概括如下：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大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转向方针，即从湘西转向黔川。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至9日）：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至12日）毛泽东提议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获得通过。
不难看出，这六次会议都是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意见主导了这六次会议。但是，仅仅是会议的讨论和决议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实战的检验。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59页）2015年6月，习近平参观遵义会议旧址，在谈到四渡赤水时说道：“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通道会议》（木刻画）。
但是，毫无疑问，四渡赤水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处处都隐藏着“急流险滩”。处于非常劣势的红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艰难的代价，才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如果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每当出现挫折后，毛泽东善于化被动为主动，随机应变，尽管落脚点几经变更，但始终保持战略方向不动摇。
四渡赤水显示出的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当然也包括了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分析敌情（包括从有关方面获取的情报），更善于总结经验化被动为主动。最重要的是坚持战略方向，向川黔滇发展而绝不考虑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的第一仗。此战是毛泽东提议，经红军总部决定的。当发现战斗失利时，毛泽东又提议立即撤出战斗，接着开始一渡赤水。毛泽东总结失利的原因是情报不准和轻敌。但是，毛泽东又从战略的意义上作出辩证的分析，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
土城失利直接催生了扎西会议后中央发出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个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接下来的二渡赤水后，红军迎来了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大捷。这成为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出现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一个人坚持不进攻打鼓新场。在与会的二十多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的情况下，毛泽东辞去了职务。但是当天夜里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说服了他。随后周恩来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接下来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军事指挥机构，由毛泽东本人、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史称“新三人团”。也就是说，前一天开会毛泽东还空前孤立，第二天就众望所归。

◆苟坝会议旧址。
多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毛泽东究竟是怎样说服周恩来的，而周恩来又是怎么被说服的。其中一个热点就是“情报”的作用。近年来甚至出现了情报决定论，认为四渡赤水的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都是情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频频提到当时负责无线电情报工作的戴镜元。戴镜元是2008年去世的，生前曾写过回忆录和接受过采访。这些回忆不但有助于正确认识情报的作用，更有助于认识毛泽东的“用兵如神”。
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缅怀毛泽东》一书，其中有戴镜元写的《毛主席和机要工作》。他在文中写道：他从1933年春开始从事技侦情报工作，给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无线电破译的情报，有些事后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但李德、博古他们并不采用。“从这个时候我就想，看来机要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英明统帅来使用，恐怕很难发挥作用。”“据我多年的体会，指挥员既要有正确的决心，又要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很难有正确的决心。但只有准确及时的情报，没有英明的统帅，情报同样也发挥不了作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正确的战略指导，指战员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拥护，再加上情况明，才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红军所向无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反复证明了的。”
戴镜元的文章应该说是把情报的作用问题说清了。戴镜元在2005年6月22日接受过一次采访，他说：在苟坝会议上，“二十多个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形成了一边倒，赞同集中主力部队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根据军委二局、三局送来的情报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与运动趋势，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但由于大家求战求胜心切，还是坚持要打。”“就在这天晚上11点，情报部门获悉黔、川、滇三方的敌军运动最新情报，完全与毛泽东的分析判断一致。”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同样的情报，毛泽东的分析却是慧眼独到，与众不同，而且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
“新三人团”成立后的第一仗是鲁班场战斗。此战红军失利，或者说是一个败仗。对于这场战斗的评价，一般都认为是当时不得不打的一仗，尽管红军损失稍大于国民党军，但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

◆扎西会议旧址。
如果把眼光再延伸，就会发现四渡赤水最大的转折恰恰是在鲁班场失利之后。最能体现这个转折的，一个是三渡赤水造成蒋介石的致命的误判；另一个是毛泽东下决心第四次渡赤水时，将第四次渡赤水视为红军转危为安的最关键的军事行动。
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在鲁班场被打败后的三渡赤水，是逃窜。因此他认为，红军战斗力已经严重丧失，将会分散打游击。可以采取在江西的“围剿”办法，一举歼灭红军。他电令各路部队迅速修碉筑路，紧缩包围。他还声称，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一时间，红军似乎又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了。毛泽东果断决定第四次渡过赤水。这一招终于使红军走上了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关键一步。关于这个详细过程，国内外著述文章很多，在此不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致电各军团领导关于第四次渡赤水电报中的措辞：“严重紧急关头”、“限时迅速渡毕”、“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保秘密”。最醒目的是：如若渡河有任何不顺，将会给红军造成“最大危险”！换言之，如若渡河顺利，就意味着红军的最大危险已经被战胜。
第四次渡赤水成为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亮点。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通过四渡赤水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不但得到共产党内、红军内的肯定，也使国民党方面哀叹自愧不如。
余绪：外国学者眼中的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自1937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后，关于毛泽东的著述源源不断，一直延续至今。世界上主要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国外出版的毛泽东传记类作品已经有数百种，绝大部分能比较客观地，也就是说能正面评价毛泽东。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内容是这些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内容，也有助于了解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崛起的关联。
致力于研究毛泽东50年的美籍著名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中写道：“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顺便提一下，许多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都把施拉姆的著作列为主要参考书，并经常援引其中的观点和材料。
同为美国人的知名学者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西方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这部《毛泽东传》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在遵义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转变了形势，压倒了28个布尔什维克，并重新定义了长征。”“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一直以来，他都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周恩来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敦促让毛泽东来领导。”
前面提到的《周恩来传》的作者威尔逊，也出版了一本《毛泽东传》（原名《历史巨人——毛泽东》）。此书被认为是全球毛泽东研究领域里最权威、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书中写道：“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考虑在非常时期转向毛，希望毛出来领导，是有实际原因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
对长征时期的毛泽东描述得最有历史感的应该是英国著名记者和传记作家肖特。他六年两度重走红军长征路，收集满满10大箱文件和资料，采访许多与毛泽东交往过的当事人，最后写成了近70万字的《毛泽东传》。此书以研究充分、富有细节、文笔流畅而取胜，出版后便在有关研究领域引起轰动，并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大红宝书”。关于遵义会议，肖特写道：“1935年1月红军逗留在遵义，由于毛的同僚认识到，毛一直是对的，而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一直都是错的，因而他首次在党的领导中取得优势的地位。”“由于一切别的指望都已破灭，他们只得转向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肖特笔下的四渡赤水：“毛进行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机动战表演，穿梭于云贵两省之间，使追兵如坠五里雾中，蒋介石的谋士们茫然不知所措，连毛本人的将领们也感到大惑不解。”“在上海，《中国周报》承认：‘赤匪中颇多谋略之士，否认这一点再愚蠢不过。’一名国民党的警备司令一针见血地说：‘他们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肖特还用一定的篇幅写到了苟坝会议之后的会理会议。他写完了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等人的严厉批评后，继续道：“但是，在毛大获全胜之时，他还能够表现出豁达大度。毛在会理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全党，将军事领导权集于己身……而他们作为另一方则不得不认识到，毛再一次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他们则又一次被证明是错了。”“会理之后，军团指挥员们和随同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
关于会理会议，近年来流传的“真相”不少，往往还联系到建国后的一些事情。其实，回到历史背景看历史事件，才有“读史明智”之效。2016年8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对长征史颇有研究的专家王新生的新作《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书中写道：“会理会议批评了错误意见，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999年出版的肖特的《毛泽东传》和2016年出版的王新生的《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对会理会议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即毛泽东的崛起在遵义，巩固在会理。
上述四部毛泽东的传记，一般被学界认为是西方“真正涵盖毛泽东一生的具有学术价值的传记著作”。这四部著作在写到遵义会议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意境深远，成为千古绝唱。特别是“从头越”三个字，用词家的解读是：“含蓄着要从头部署长征大计，以及放怀所想。”
2015年8月，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俄罗斯学者潘佐夫著的《毛泽东传》中文版出版。学界对此书评价甚高，称是在此类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的“突围”之作。此书同样引用了《忆秦娥·娄山关》，并写道：“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其领导地位。”
【党史博采】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1:52:55

揭秘：谁为禁用词语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性的一票？

2017-08-01 强国论坛
遵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要时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

正值建军90周年之际，强国论坛联合遵义师范学院邀请权威专家禁用词语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原副局长、著名党史专家薛庆超教授为广大网友揭晓遵义会议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著名党史专家薛庆超在遵义会议会议室为网友介绍遵义会议史料

　　薛庆超谈到，王稼祥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期，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以后，在党内地位逐步上升。遵义会议前他已经是禁用词语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毋庸讳言，他曾经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但是他在中国**实践中认识到，禁用词语在中国**实践中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红军长征中，禁用词语同他作了多次商谈、沟通、讨论，他对禁用词语领导中国**过程中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悦诚服。这样，就奠定了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定的站在以禁用词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当年召开遵义会议的会议室

遵义会议上，禁用词语发言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由禁用词语出来领导、指挥红军，为确立禁用词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的参加人员资料

　　此外，薛庆超还特别指出，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进行投票，禁用词语后来多次讲“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是一种政治比喻，意思是说王稼祥的发言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非常重要。

所以，王稼祥的发言等于是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这就是禁用词语所言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的由来。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的转折点，那么苟坝会议则事关红军在遵义的生死存亡。人民网强国论坛与遵义师范学院共同开展“发扬长征精神、坚持红色传承——致敬建军节，话说红军遵义行”活动，探访苟坝会议会址重温历史。

苟坝会议会址

在这次会议上，禁用词语力排众议，说服中央领导集体取消了攻打金沙打鼓新场的军事决定；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周恩来、禁用词语、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禁用词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人民网记者邓志慧、王玫）

主编｜王喆编辑｜黄玉琦实习生周星月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1:54:56

悟石思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发言

原创 2018-01-15 夏天中科国腾CASGTVAC

长征组歌·遵义会议放光辉
广州乐团合唱队 - 人民军队忠于党

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的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召开前，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禁用词语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禁用词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禁用词语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禁用词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禁用词语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是中国**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找到一篇分享毛主席发言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我来讲几句吧。”禁用词语笑着说。
　　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个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平时讲话一向不用稿子，今天显然做了充分准备。按照他的风格，一开始也还是讲得很随便：“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
　　“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按博古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敌人也是犯了类似错误的。”禁用词语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禁用词语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
　　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能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个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禁用词语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呵，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与会者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禁用词语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你们都没有忘记《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结果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王稼祥紧接着禁用词语发言说："我同意禁用词语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他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排挤禁用词语及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
接过朱德的话彭德怀大声批评："几个月前，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朮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8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6年了，这些都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了！"
刘伯承听了彭德怀的发言，深有感触地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反**。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此外，刘少奇、李富春、林彪、李卓然等先后发言，都表示支持禁用词语的意见。周恩来再次发言，他同意禁用词语的分析，推举禁用词语负责军事指挥。
　　禁用词语的长篇发言，差不多占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讲军事，但别的方面也讲到了。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而尤其带有很浓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象一下子把人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人们有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的陷入沉思。模糊不清的概念清晰了，难以确定的确定了，尚未成熟的见解成熟了，人们精神上顿时象饮了一杯醇酒似地得到很大的满足。
禁用词语的长篇发言，按照陈云的说法，收录在了禁用词语选集第一卷，即《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

遵义会议期间的禁用词语

遵义会议放光芒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 铁流二万里

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1933年10月，禁用词语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禁用词语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错误指挥，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途中，敌人围追堵截，短短的三个月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损失过半。针对这种危急局面，禁用词语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放弃去湘西的原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得到了王稼祥等禁用词语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会后，红军挥师西进，1935年1月2日红军开始强渡乌江，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禁用词语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禁用词语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禁用词语的发言起草的《禁用词语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
会议肯定了禁用词语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肯定了禁用词语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禁用词语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禁用词语、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禁用词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禁用词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中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会后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党人以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精神，以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高尚情操，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长征丰碑颂
原前线歌舞团合唱队 - 历史回放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固然是重要的，但只把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归功于了遵义会议，是不是忘了遵义会议的主角是谁?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是因为禁用词语思想永放光芒！

是毛主席拨转了航向，结束了教条主义的统治和**国际的干预，独立自主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是毛主席稳住了阵脚，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是毛主席挽救了**，领导了红军走过雪山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我国**从胜利走向胜利！

纪念遵义会议、纪念红军长征，如果闭口不谈毛主席，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回忆这段历史时，
毛主席自嘲道：
“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
“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从“臭菩萨”到“香饽饽”，是党内相信了毛主席，是人民选择了毛主席！
历史一再证明：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历史一再启示：重塑了毛主席的地位，中国才会走向伟大振兴！
今天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必须深刻地认识到：
纪念遵义会议，更应缅怀毛主席！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1:55:16

悟石思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发言

原创 2018-01-15 夏天中科国腾CASGTVAC

长征组歌·遵义会议放光辉
广州乐团合唱队 - 人民军队忠于党

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的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召开前，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禁用词语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禁用词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禁用词语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禁用词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禁用词语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是中国**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找到一篇分享毛主席发言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我来讲几句吧。”禁用词语笑着说。
　　他从窗台上端起他那个旧搪瓷缸子喝了两口水，就一手拿着提纲，一手夹着纸烟讲起来。他平时讲话一向不用稿子，今天显然做了充分准备。按照他的风格，一开始也还是讲得很随便：“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
　　会场上活跃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呢？”他的话锋一转就归入正题。
　　“这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根据地嘛。而为什么会丢掉根据地呢？按博古同志的说法，是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敌人的力量确实很强大；可是前几次'围剿’难道敌人的力量就不强大？红军到五次反'围剿’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而前几次反'围剿’，红军打了那么多仗，也不过一两万、两三万人。所以，敌人的五次'围剿’没能粉碎，还是我们在军事路线上出了毛病。这毛病主要是不承认中国的**战争有自己的特点，不承认中国的**军队必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
　　“我们的敌人也是犯了类似错误的。”禁用词语接着说，“由于他们不承认同红军作战需要有不同的战略战术，所以招致了一系列的失败。后来，禁用词语的反动将军柳维垣、戴岳先后提出了一些新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开始对我们采取堡垒政策。可是在我们的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一套’的人们，要求红军'以堡垒对堡垒’，'拒敌人于国门之外’。这样整整同敌人拼了一年消耗，根据地越来越小，本来是为了不放弃一寸土地，最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来了一个大转移。”
　　他说到这里，既沉痛又尖锐地说，“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能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个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会场上又腾起了一阵笑声。李德的头低了下去，博古的脸色也登时红了。
　　“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禁用词语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咧，难道我就不怕？可是，不行呵，同志们。事实上常常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取得的是进步和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可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与会者大笑。
　　“有的同志，总是对诱敌深入想不通。”禁用词语继续说，“他们不是批评我逃跑主义，就是批评我游击主义。其实，谁不知道，两个拳师相对，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人倒是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你们都没有忘记《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吧，他在柴进家里要打林冲，一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还是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就把他踢翻在地。”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有的同志总是不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进行的是运动战，我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总是对同志们说，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了。而有的同志总是摆出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的架势，要打什么'正规战争’，非常害怕流动。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对流动结果却来了个大大的流动。……同志们，我们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王稼祥紧接着禁用词语发言说："我同意禁用词语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他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排挤禁用词语及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
接过朱德的话彭德怀大声批评："几个月前，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朮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8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6年了，这些都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了！"
刘伯承听了彭德怀的发言，深有感触地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反**。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此外，刘少奇、李富春、林彪、李卓然等先后发言，都表示支持禁用词语的意见。周恩来再次发言，他同意禁用词语的分析，推举禁用词语负责军事指挥。
　　禁用词语的长篇发言，差不多占了一个多小时，基本上讲军事，但别的方面也讲到了。他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而尤其带有很浓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象一下子把人的思想照亮了。会场上，人们有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有的陷入沉思。模糊不清的概念清晰了，难以确定的确定了，尚未成熟的见解成熟了，人们精神上顿时象饮了一杯醇酒似地得到很大的满足。
禁用词语的长篇发言，按照陈云的说法，收录在了禁用词语选集第一卷，即《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

遵义会议期间的禁用词语

遵义会议放光芒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 铁流二万里

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1933年10月，禁用词语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禁用词语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错误指挥，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途中，敌人围追堵截，短短的三个月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损失过半。针对这种危急局面，禁用词语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放弃去湘西的原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得到了王稼祥等禁用词语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会后，红军挥师西进，1935年1月2日红军开始强渡乌江，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禁用词语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禁用词语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禁用词语的发言起草的《禁用词语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
会议肯定了禁用词语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肯定了禁用词语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禁用词语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禁用词语、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禁用词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禁用词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中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会后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党人以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精神，以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高尚情操，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长征丰碑颂
原前线歌舞团合唱队 - 历史回放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固然是重要的，但只把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归功于了遵义会议，是不是忘了遵义会议的主角是谁?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是因为禁用词语思想永放光芒！

是毛主席拨转了航向，结束了教条主义的统治和**国际的干预，独立自主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是毛主席稳住了阵脚，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是毛主席挽救了**，领导了红军走过雪山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我国**从胜利走向胜利！

纪念遵义会议、纪念红军长征，如果闭口不谈毛主席，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作祟！
回忆这段历史时，
毛主席自嘲道：
“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
“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从“臭菩萨”到“香饽饽”，是党内相信了毛主席，是人民选择了毛主席！
历史一再证明：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历史一再启示：重塑了毛主席的地位，中国才会走向伟大振兴！
今天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必须深刻地认识到：
纪念遵义会议，更应缅怀毛主席！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1:58:38

遵义会议 - 中共重要会议免费编辑修改义项名
所属类别 : 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词条百科精彩信息一览无遗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遵义会议
外文名称
Zun yi meeting
开始时间
1935年1月15日
结束时间
1935年1月17日

会议地点
贵州遵义
目的
纠正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
出席成员
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
相关人物
秦邦宪、朱德、毛泽东、陈云等
目录
1会议背景
2参会人员
3会议起因
4会议经过
5会议内容
6会议意义
7会议亲历者
8曾美选会址
9会议旧址
10纪念邮票
11相关歌曲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
遵义会议会址(图一)
遵义会议会址(图一)
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折叠编辑本段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旧址
旧址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起因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2]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经过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3]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内容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4] 。

折叠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

石永言

近读花城出版社《随笔》2001年第一期党史研究权威何方先生"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一文，颇受启发，获益匪浅。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对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深入研究之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的部分问题，提出置疑。自从公布了这份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之后，过去对遵义会议众说纷纭的一些问题，便由此定论下来，不再各说各的，莫衷一是。自然成为党史研究者写作这方面的论文依据。何方先生以非常充分的论据，指出"按理，这次调查研究应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弄清一些重要情况，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可惜结果并如此，有点令人失望。"我十分赞赏何方先生的胆识与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如何科学地来对待党史这门学科，提出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

何方先生的文章，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是否就如"调查报告"所定论那样？文章重点"读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不同意"调查报告"中的提法。据我长期对遵义会议若干问题的研究，认为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亦并非只有"调查报告"中的20 位，还遗漏了两位，兹分别论述如下。

遵义会议的参加者，自遵义会议纪念馆建立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将董必武、林伯渠二位革命元勋列为出席者，并挂出他们的照片，但没有邓小平同志。同时也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列为出席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翻译伍修权未列其中。当时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是18 人。这个陈列的依据是1957 年3 月6 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带着资料员国瑞臻赴北京访问杨尚昆所获得的历史资料。这18 人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陈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董振堂。杨尚昆还特别谈到，董振堂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到场。离遵义会议召开22 年之后，杨尚昆的这个回忆，基本是准确的，因为他毕竟是参加者。只是将董老与林老误记成与会人员。由于李德是外国人，我们党的这次会议，杨尚昆同志没有提到他，完全可以理解。而翻译伍修权，也就自然没提及了。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杨尚昆同志提供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18 人的照片，陈列展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与林老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经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查出林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便由18 人减为16 人。

1958 年11 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邓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 人变为16人。

1984 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弄清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对究竟哪些人员出席过此次会议？作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除查阅有关的历史档案外，还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刘英( 张闻天夫人) 等，其目的主要是要他( 她) 们证实邓小平是否出席过这次会议？以及回忆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些其他问题。这样，小平同志与会的问题得到证实。于是1984 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公布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里，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好是20 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

"调查报告"公布的名单里，没有董振堂，其理由是，董振堂是会议快要完了才来到，依据当然是杨尚昆的回忆。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北京采访李卓然谈到，1935 年1 月，他在遵义城看到过董振堂并有董振堂与会的印象。李卓然的这次回忆，在"调查报告"之先。笔者以为，董振堂虽然是会议后期才临会，但他毕竟是一个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五军团军团长)，而当时的中央红军仅有四个军团( 一、三、五、九)，一、三军团各有2 人与会( 林、聂、彭、杨) 难道五军团就只让政委参加( 李卓然)，军团长董振堂可能因有特殊任务未能及时赶到，迟到了就可不计？须知，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要扩大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听听这些高级指挥员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军事路线下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以便进一步揭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虽然与会的陈云是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但陈云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九军团代表，根据"调查报告"只有九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一人。而凯丰实际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又兼及代表九军团。出席这次会议的九军团还有一位代表--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这样，九军团就有了两位代表。

据1954 年6 月25 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写信谈到，红军攻克遵义城后，周副主席电知凯丰、蔡树藩( 九军团政委) 、罗炳辉( 九军团军团长) 务须14 日赶到遵义城开会。当时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后卫任务，分驻湄潭一带。在军情瞬息万变的紧急情况下，为确保驻遵主力安全计，九军团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蔡树藩、罗炳辉留下，着尹自勇随凯丰赶赴遵义城开会。

凯丰在这封信里还谈到，遵义会议后，何长工来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王首道接替凯丰任中央代表。当时的历史是这样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替博古辩护，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缺乏认识，于是党中央便决定停止他的九军团中央代表之职。一直到红军二渡赤水之前，在云南扎西基于他对错误有所认识，才决定恢复他的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

为什么遵义会议的研究者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尹自勇会遗漏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提到尹自勇出席这次会议的凯丰辞世较早，他在给尹自勇的亲属写信的第二年，即1955 年便病故于北京。以后的研究者，无从对他进行采访。

其次尹自勇牺牲较早，他的革命经历几乎被沧桑的历史所湮没。这里，不得不将他的履历作一简单介绍。

尹自勇原名贞金，字界基，1914 年生，江西永新西乡灌冲村人。1930 年底参加红军，在红军学校毕业后任红三军军部警卫连连长。1931 年9 月，在方石岭战斗中，率连队袭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司令部，捣毁敌军指挥系统，对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全连立集体功，尹自勇立两次大功，受到红三军司令部与政治部通令嘉奖。1931 年12 月，尹自勇调红五军团警卫营任营长。1932 年6 月，调教导团任团长兼政委。在1933 年春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尹自勇英勇奋战，获"独胆战斗英雄"称号以及"模范党员"称号。中共中央主编的《红色中华》、团中央主编的《青年实话》以及中央红军主编的《战士报》均以题为"全军积极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向独胆战斗英雄尹自勇同志看齐"的文章，介绍他的先进事迹。

1934 年1 月，尹自勇出席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3 月，调红九军团任青年科长。后改任青年部长、军党委委员。10 月，随部队从会昌出发，开始长征。1935 年1 月，随军团党中央代表凯丰赴遵义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九军团在遵义以南乌江以北地区单独行动，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南渡乌江，作威逼贵阳的战略转移。当九军团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便日夜兼程追赶部队主力。由于严重减员，尹自勇兼任军团司令部侦察连政治指导员。1935 年4 月16 日，九军团在贵州省大定县( 今大方) 猫场宿营，翌日凌晨4 时，遭到黔军刘鹤鸣部队和地方武装围攻。尹自勇奉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命令，带侦察连护送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干部刘鹤孔等，越过险峻的鸡飞崖，撤到安全地带。然后与连长龙云贵率部到街口将敌人击退。部队交替掩护，撤到猫场西北部的绝壁梯子岩脚迅速攀上岩顶，架起机枪向敌人猛射，以掩护军团大部队从岩下通过。尹自勇带领余部迅速向纳雍方向追赶大队。因不识路径，加之深夜行军，方抵纳雍境内的翅龙头时，误走向西南。次日在纳雍县治昆区境内遇到土司苏小云、安克勋武装截击。苏、安意在抢夺红军枪支，未逞，遂胁迫、苗族农民300 多人将尹自勇部包围。被包围的红军因水土不服，为疟疾所苦，又弹尽粮绝，处境异常危险。

当时水城有一个以苗族人民为主体的抗暴组织--齐心会，屡遭反动派镇压，总会领导人牺牲，组织涣散。县境内董地齐心会首领王炳安听说红军情况，派人与尹自勇联系。尹自勇接受王的邀请，带领余部，留下枪支，走出包围圈，在董地齐心会会员的护送下，抵达王炳安处。两人交谈契合，歃血为盟，结拜为把兄弟。从此，尹自勇率仅存之18 人，装扮成老百姓，帮助王复兴齐心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千余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35 年8 月，尹自勇与王炳安提出"团结穷干人，打倒大土目"的口号，带领齐心会会员，先后铲除了董地、中坝、南开等处的土目多人，将区长杨焕南家粮食分给群众，并处决无恶不作的水城民团团副邓某，打死横行乡里的国民党军队连长龚某。在水城、赫章等县境内攻打区乡政府多处，以缴获的枪支武装自己。又袭击国民党军送兵部队一个连，全部收缴其枪械，释放所押解的壮丁。尹自勇等的除暴抗恶活动，逐渐扩展到纳雍、郎岱、威宁诸县境，会员发展到2 万余人。水城的豪绅无不惊恐万状，向上级报告说： "不特地方团队不敢撄其锋，即大军屡次进剿，亦未损其毫发。"

1937 年夏秋之交，中共贵州省工委派周贤与尹自勇接头，计划以米箩为据点，组建水城县党政组织、抗日武装，以及"中共滇黔边区工委"，并拟在1939 年底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各项组织。尹自勇重任在肩，孜孜不息，但不幸于1939 年4 月，被国民党杀害于米箩乡簸箕寨，时年25 岁。

由于尹自勇牺牲较早，且在红军长征乱世途中，其身世、经历以及在红军中的所作所为，后世便知道得很少了，庶几乎湮没。而他的家属在解放初为了解先人身世向郭天民( 红九军团负责人之一) 、凯丰等人致函的事，亦仅为江西吉安地区部分人所知，也是在五六十年代岁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4 年研究遵义会议这一课题时，对于凯丰曾于1954 年曾经致函过尹自勇家属一事，可能不曾知晓，所以也就不知道1935 年1 月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曾陪同过凯丰至遵义城参加过遵义会议一事。如果当年了解到这一重要线索，我想是会作一番调查考证的。当然，这些仅是我的一些猜测而已，不知事实是否如此。

写到这里，很可能有人会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的"调查报告"里，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主要依据于陈云写于1935 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历史文献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显然没有提到尹自勇。但陈云的这份"提纲"里，同时没有提到邓小平、李德与伍修权三人。而邓小平的与会，主要来自八十年代革命元勋们的回忆。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都能列入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也完全应该)，那么，在九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罗炳辉与蔡树藩因战事不能临会的情况下，由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陪同其中央代表凯丰出席这次会议，作为一个军团的代表，也因该在遵义会议室里留下痕迹。管窥蠡测，臆断妄为，书此就教于专家与读者。

( 文中所引用历史资料来自遵义会议纪念馆与江西吉安党史资料等)

(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

--原载于《文史天地》2001年10期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亲历者

折叠亲历者曾美将军逝世

新中国开国将军、河北省军区原政治委员曾美，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月31日在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曾美，原名曾昭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亲历遵义会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5次担任国庆阅兵副总指挥。

(2015年2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老人家中。院落里已摆满了花圈，不时有人前来吊唁。曾美将军长子曾江兴说，去年(2014年)5月起父亲开始住进医院里，今年1月31日凌晨4时许离开。作为遵义会议的记录员，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老人生前热爱生活，喜欢钓鱼，摄影，"钓到大鱼后会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曾江兴说，父亲出生在中国有名的"将军县"江西省兴国县，对故乡感情很深，经常会哼唱江西民歌《十送红军》，为纪念故乡给他取名江兴。老人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从来不搞特殊。

此前在曾美将军百岁寿辰之际，记者曾到其家中采访。当问及百岁愿望时，这位戎马一生的老人用笔在纸上缓缓写下"我希望世界和平"。

据介绍，曾美将军的送别仪式将于(2015年)2月6日在石家庄殡仪馆举行。[5]

折叠编辑本段曾美选会址

这次会议(遵义会议)的选址者就是后来的开国将军曾美。而这一名字在现在的遵义会议会址一楼住房人员中，参观者也能看到。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后，时任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八名作战参谋之一的曾美，随中央纵队驻扎遵义老城。

(1935年1月)10日，周恩来副主席对曾美下了一道命令：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会人员较多，内容十分机密，让他去找一所安全且大一点的宅院。

曾美接受任务后，挎上枪，寻找了起来。当他来到红旗路80号时，见该幢楼房为两层，系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

经打听，曾美得知这是贵州军阀、时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房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因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这里只有一个看门人。

曾美说明身份后，看门人领着他走进宅院查看。见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个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太合适了。"曾美由衷赞道。

当曾美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显得很满意，随即下令总司令部作战科搬进这所公馆。楼下设作战室，作战参谋即在这里工作。随后，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陆续进驻。

会议是从15日起在楼上召开的，接连开了三天。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开到深夜。开会时，曾美和另外七名作战参谋，两人一组轮流在楼下作战室值班，值班过程中，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记录在"阵中日记"上，只有紧急情况才能打扰楼上的领导。

值得让人记住的是，八名作战参谋为曾美、孔石泉，黄鹄显、王辉、吕黎平、罗舜初、黄功发、谢汉初，当时没有配备科长，他们既是总部的作战参谋，又是中央首长的办事人员，肩负双重任务。[6]

折叠编辑本段会议旧址

会址是幢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是贵州军阀、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楼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80号。1955年，在遵义会议会址建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1964年，毛泽东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折叠编辑本段纪念邮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8-3-22 14:15:24

秦邦宪(1907~1946)，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词条百科精彩信息一览无遗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秦邦宪
别名
博古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苏无锡
出生日期
1907.5.14(丁未年)

逝世日期
1946.4.8(丙戌年)
职业
政治家
毕业院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
信仰
共产主义
代表作品
译有《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等共产主义理论作品
目录
1人物生平
2人物著作
3后人情况
4人物故居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秦邦宪（后排中间）
秦邦宪（后排中间）
1931年9月-1935年1月，秦邦宪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秦邦宪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1933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1]。

秦邦宪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统帅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干将，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站在毛泽东一边。

秦邦宪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

秦邦宪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秦邦宪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总负责时期的不当举措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
博古负总责的时期，犯了路线错误。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前与大会上大包大揽地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其间，1933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赞成与福建合作，但因共产国际与党内多数领导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博古只好放弃个人意见，服从上级与服从多数而错失良机。

总负责时期的正确举措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12月18日后，改由邓小平接任，邓小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夏邓小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

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抗战时期的博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

解除总负责后

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18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作为党中央的书记博古又让出许多权力。一般书籍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是仅指思想上说的，是阶段性的说法，没有组织决定[3]。

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作者注：即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1935年2月5日前后"，"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具体地说，这个鸡鸣三省的宿营地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我怎么能说出宿营的村名呢，是请教了博古的胞弟秦邦礼的儿子秦福铨的，他是听父亲和潘汉年说的。

相关著作
相关著作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量，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为了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可见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我找不到具体的确切的张闻天代替博古的文件档案，这情况也是向秦福铨请教得来的。

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9日陈云出发，10日潘汉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张闻天上台也符合组织手续[4]。

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王若飞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