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湖州德清县人。俞樾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简放河南学正，主持地方考务工作。据说，他经常出一些怪题、偏题，比如“兽蹄鸟迹之道”、“鸡鸣狗吠相闻”、“王速出令”、“阳货欲”、“国家将亡”、“必有妖”、“君夫人”等，引起考生不满。咸丰七年，御史曹登庸劾奏他“割裂试题，才不称职”，因此而罢官 [1]。从此他到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讲过学，后来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年，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因此被称为经学大师，在近代有很大的影响力。 俞樾的著述很多，大部分收入《春在堂全书》，卷帙繁富，凡178种近500卷。他在研究经学的同时，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但是他对于中医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人说他是“废止中医”第一人，此言不够准确，也不算全面。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俞樾对于中医药的“爱恨情仇”，与他个人的切身经历有关。 痛定思痛，俞樾先生把命运的不公平，完全归结为“医学无能”，愤而提出《废医论》和《医药说》。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 俞樾首先根据《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也就是占龟比卜卦灵验，但是世人逐渐地“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他因为古人逐渐抛弃了占卜，使卜人、卜术不再等大雅之堂，那么“与卜并重”的医学，也是可以废掉的。因此他说：“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俞樾先生的这个推论是非常牵强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占卜属于古代的“预测学”，尽管这种预测是一种或然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预测。但是，有这样一种预测，就宣告了“不可知论”的破产。它尽管需要道具占卜，也比纯粹的“祈祷”、盲从、激情地去决定一件事情，要好得多。因此，屈原的《卜居》，就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即使是古代帝王决定一件事情，也不是只服从占卜的。据邓球柏教授考证，古代帝王决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同时向卿、士的人们询问，也问占卜，有舍，有从。《左转》说：“国之将兴，从于人；国之将亡，听于神。”就是很好的说明。 俞樾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不是随心所欲地提出来的，就列举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他“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其实，古人对于医学知识的探索，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从文明传承的源头看，“结绳记事”的时代就有医药知识的积累，“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一个一个的“绳疙瘩”，记载了一件一件的历史事件。天长日久之后，这些“绳疙瘩”的记忆功能逐渐降低，因此，才开始了仓颉造字的历史过程。最早记载历史的文字被创造出来了，最早的文字符号现存于甲骨、彩陶上，大多是占卜问断的记录，既有历史事件的占卜，也有许多医药内容的占问，这些内容出于卜官之手是没有疑问的。 有关医药占卜的甲骨文，是文明的象征，而不是愚昧的证据。 卜官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最愚昧的人。 俞樾在《医巫篇》中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了“祝由”治疗疾病的内容，进而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这样的论断，否定了历史的进步。其实远在《内经》时代，已经出现了医巫相分的历史过程。《左传》记载的许多医生，都不是巫师；巫师自有其“专门的执业人士”和“专门的执业范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见一个恶鬼向他复仇，他就一方面召“桑田巫”来占卜，一方面请秦国的“医缓”来诊病。桑田巫断言他“不食新”，吃不上夏天的麦子面了；医生“医缓”断定他“病入膏肓”，难以施展医疗措施，只有慢慢调养生活，带病延年。后来，经过漫长的时光，晋景公终于等来了新收割的麦子，做成了面，把桑田巫召来，让他见证了“巫术占卜”的失败，然后“示而杀之”。桑田巫被杀事件，足以说明春秋末期巫术占卜在诸侯王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已经远不是殷商时代“尚鬼”时期对于巫的崇敬了。医与巫的分道扬镳已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更是明确地提出来“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素问》之中也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俞樾在《脉虚篇》中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他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说：“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脉学是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学问和技术，其理论既浅显也很深奥；其技术难于学习而易于使用。说中医的脉学理论浅显，是因为中医认为脉就是人体里的河流，它有运载生命物质的功能，也是人体各部互相联络、传递信息的通道；说它深奥，是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解剖学已经十分发达，仍然没有找到脉学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脉学的作用，涉及到许多具体的组织结构，而不是一种具体形态的解剖组织。“脉虚”就虚在解剖“可见的实证”上，“脉实”就实在历代医学家都是重视脉诊，以此“处百病，决生死”，非深有体会者，不能了解其中的甘苦。尽管可能不同的医学家，对于同一位病人脉象的描述会有所差异，但是不仅浮沉迟数大致不错，而且每一位医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标准参照系”。就如同《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是一样的，而每一个支部的要求“各有不同”一样。 俞樾先生在《药虚篇》中说，《神农本草经》为扁鹊的弟子子仪所为。其中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等，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认为这样划分药物，是没有道理的，“上品药”不足于练形，“中品药”也不足以养性，这样以来，他轻而易举地废除了200多味药物。他说：“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他说《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已经不可应用。他说“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俞樾先生的论述是不充分的，也是很片面的。中医对于中药的认识，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淮南子》里记载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充分说明了中药发现过程的不容易。 春秋时代晋国的医衍，已经掌握了鸩毒药物达到“中毒”的剂量。因此，晋侯要求他毒死卫侯的时候，他既不敢违抗君命，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医德，就“薄其鸩”使其免于一死，放了卫侯一条生路。《尚书》之中说道：“药不玄冥，厥疾弗瘳”，是说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吃的乌头、附子，服药之后没有出现头晕的反应，疾病就难以治好，这也是对于药物作用的深入了解。《论语》记载，季康子送给孔夫子药物，让他保健、养生，孔夫子说“丘未达，不敢尝”。这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说明使用中药，是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否则就等于服毒。 《周礼·医师》说：“医师者，俱毒药以供医事。”中医向来是把药物与毒药等同看待的，正因为中医具有“减毒增效”的“药物炮制、配伍方法”，所以中医才能驾驭中药。因此，中医使用中药逐渐由“单味药”过渡到了“复方药” 中医驾驭复方中药配伍的主要理论，在《神农本草》里分为“药物七情”，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等等，组成方剂的药物不仅逐渐被发现，组成方剂的理论也逐渐完善起来。并且，通过临床验证，不断积累补充，历代相传，视为珍宝。中医积累的这些用药经验，有很多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不是轻松得来的胡乱记载。 俞樾还在《证古篇》之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他说：“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俞樾的这些观点，对于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几十年之后的废止中医中药思潮，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俞樾的“废医废药”完全是他个人对于命运不公的激愤之词，近似于文字游戏，是一种发泄。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废医”的主张，相反，却屡见他对政府提出要重视医药的言论，比如他多次上书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他对清朝的官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等。如何看待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呢？ 笔者认为，需要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俞樾对于中医的态度。晚年的俞樾，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关于废医废药的主张。他在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中，曾经因爱成恨，有过废医废药的思想和言论，而日后随着生活的继续和认识的逐渐深入，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 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 [2]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乡，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年迈体弱多病的俞樾，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却病延年。他为了弥补《废医论》的过失，又作《医药说》一文，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否定自己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看重“立言”的俞樾，可能这种改变更困难。因此说，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俞樾完成了从“全盘废医废药”到“废医存药”的转变。其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依据也是支离破碎的思想碎片，是一时的激愤之词，不足为据，也不是他的全部思想，更不是他的闪光之处。 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进而配药、施药，赠送他人，寿享86岁。他既享受到了“药饵”却疾延年的实际功效，也在“施药他人”的时候，得到了“往往有奇效”的实践验证。 医不虚、药不虚、效也不虚，哪里有废医、废药的必要？！ 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他对于历史上有良医的事情，非常勉强地承认了。他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敢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庸医败坏的是医学的名声，今日依然如此，但是，不能因为有庸医就提出来“废医”。 俞樾在《医药说》中说，药物不是医生的汤剂，而是历经多年形成的中成药。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 他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就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说：“原药之所以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 俞樾对于药物的起源的描述，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仍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医生，对于医学知识了解不深，又希望弥补以前的错误论调，有此转变已属难得，我们也不必苛求了。 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他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不知道，这些丸散膏丹，都是历代医家逐渐积累的。“汤以荡之，治急证；丸以缓之，治慢病。”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泰山堂、杭州之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俞樾对于中医、中药的矛盾心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章太炎对于医药的态度，以及章太炎弟子们对于医药的态度，大多可以在俞樾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只是这些影子受时代的牵引，已经严重地、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 1 j: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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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宙宗、章炳麟渊博怪诞、见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1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年2 月第一版、118 页。
9 o; ?% P) m7 t$ b5 z. l5 N[2]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卷九，清光绪11年刊本，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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