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16-7-28 18:32 编辑 0 T, q# b8 D1 w7 D) _: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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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I1 ~/ \0 Z& D在那个年代，许多文人名士看不起中医，但是，这大多是私下里的“个人行为”，至于能够写出文章来，敢用真名实姓与中医过不去的人，如傅斯年者应该属于极少数的吧。 傅斯年（1896年—1950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著名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研究历史语言。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 伦敦大学研究院、 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 1929年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卫生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中医议案之后，中医界为求生存，曾经举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包括请愿、罢市、示威，中医界的举动既震惊了朝野，也影响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中医，但是，有极少数所谓学者，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医，由傅斯年引发的关于“国医”的论争，是颇有代表性的。 1934年是中医界为了《中医条例》获得通过而斗争的一年，行政院长汪精卫百般阻挠，以辞职相要挟，阻碍《中医条例》通过与实施。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里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 傅斯年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傅斯年在文章的开始，就没有把中医问题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他认为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中医就是腐朽的与科学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应该象“匪患”“外患”那样一律取消。 傅斯年认为，“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他认为中医吸收了外来经验，不是纯粹国货，又不懂病理，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傅斯年以他自己想当然的看法，主张“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他认为“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 傅斯年所说的，不外是发展西医、西药，他说：“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样，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傅斯年为政府取消中医，想了很多具体的招数，这些措施也是当时政府乐于接受的。他最后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傅斯年的言论当然激怒了中医界，8月13日，一个署名赵寒松的作者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赵寒松的文章首先指出傅斯年要政府“消灭”中医，是“越界”发表意见。他指出，作为历史学家的傅斯年，没有资格以外行的身份来谈论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 赵寒松从中医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致病的“六气说”，认为并不仅仅是病菌才引发疾病，内外因的“风、寒、暑、湿、燥、火”都可能引起人体的功能失调。他在文章中说：“傅君对于中医似乎非常痛恨，主张实行逐步废止政策，并加上许多胡闹胡说等侮辱中医的字句，殊不知中医的巍然存在，自有他颠扑不破的经验与学理、真实的效用与价值，要是不然，也用不着傅君的反对与谩骂，早就不能立足了，傅君于此，不加考虑、随便颟顸武断，信口开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态。” 赵寒松对于傅斯年崇尚欧美，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派，深为不满，他说：“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国式的教育，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虽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假如中国人个个都学傅君一样，恐怕中国立国的精神马上就要根本动摇，中国全国恐怕就要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更进一步地变为纯粹美国的殖民地了。”尽管赵寒松言语之中，也和傅斯年一样有些不冷静，但是对于民族虚无主义的深恶痛绝，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那个很多人趴在地上看世界，许多列强把中国人当狗看的时代，这的确是堂堂正义之言。 8月18日，一个署名叫陈泽东的人，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驳斥傅的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文章说：“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之，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冲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陈泽东说，中医“精于变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者，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籍风热暑湿燥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陈先生的论述，尽管被有些人认为“玄之又玄”，并且这种辩白在傅斯年看来是极其可笑的，但是这些道理的确是中医学的精髓之所在，老子曰：“下士闻道，则大笑之。弗笑，则不足为道”，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吧。 陈泽东说：“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由于当时西医还没有抗生素，其临床疗效远不如中医的辨证论治效果好，陈先生底气十足敢于反击，靠的是实际的临床水平高。 此后，在《独立评论》上，傅斯年又发表了《再论所谓国医（上）》的文章，他说：“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傅斯年全面地置疑了中医所谓的“病理诊断”能力和可信度，他说：“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 傅斯年从各个层面论证了中医与近代科学、近代教育不相合的“历史事实”，实质也就是与现代历史的展开方向不相合。言下之意，中医是反科学的野蛮民族的迷信和巫术。 对于陈泽东的辩护，傅斯年说“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 当时，为了迎合政府要求，为了中医求生存的需要，很多人进行“中西医汇通”，但是大多“汇而不通”，义理牵强，引起傅斯年的嘲笑。当然，对以纯中医理论进行辩护的陈泽东，傅斯年更没有一丝敬意了。所以傅斯年进一步攻击说：“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曰：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是）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傅斯年从当时的科学观出发，对于中医学完全看不上眼，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道他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傅斯年过分看重了当时科学的能力，与丁文江一样称其为“科学万能”，是很肤浅的论述。上面的话里，也有一点是很有见底的，比如他说的“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就是“自组织理论”的一大依据。人体的复杂性，今天仍然没有被认识清楚，人体自组织、自调节、自修复的复杂机理，还是很重要的科研课题。中医学正是利用了人体的这些“自组织”能力，可惜在那个时代是无法证明的。那是中医失语的时代，是复杂性科学还未出现的黑夜，是简单科学、机械唯物世界观盛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讨论中医问题，是不会有正确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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