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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谈“反中医思潮”(29)张功耀受民族虚无主义影响,误读了科技史
曹东义 发表于:2016-8-1 16:50:11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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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
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对于中医问题的观点,主张告别与取消中医中药,错误很多,影响很大。他为何会出现如此偏激的论述,我们需要分析他做学问的方法。有一篇文章是在他反对中医之前发表的,很能说明他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写的《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1]。
中国古代的科技史阔与不阔,可以研究,也可以讨论,关键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用正常的思维方法进行总结。张功耀从臆想的观念出发,用误读的例证做依据进行研究,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信;相信了他的结论,就会看错中国古代的科技史。
误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张功耀教授说,“‘先前阔’,最早出自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小说《阿Q正传》。研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知道,阿Q曾经拥有一个‘真能做’的名声。但是,阿Q的‘真能做’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命运。因此,阿Q对他现实生活的贫弱是心知肚明的,只是讳言而已。至于他的过去,阿Q虽然并不清楚自己‘先前的行状’(即自身的历史),加上‘人家也没有留心’(即很少有人关心阿Q的历史),但他却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先前曾经很阔。你看他:‘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下层被压迫民众的典型,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更不是先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化身。张功耀以此来比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分子,是很不恰当的。他说:“一群被祖先崇拜的香火熏陶出来的书吏们,内心感受到了与列强的巨大差距。但是,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只好通过求证祖上的荣耀来掩盖现实的贫穷与落后。这恐怕就是在中国造就‘先前阔’意念的历史缘由和文化缘由。”
研究历史,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先进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不畏列强凌辱,唤起民众,保家为国“力所能及”,竭尽全力的爱国之举。如今,当胜利来临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强大之后,对于这些早年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能用阿Q的“先前阔”的解嘲之语,来嘲笑、挖苦他们呢?
张功耀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冲破‘先前阔’的文化阴影,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并通过客观的比较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一篇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它意味着,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不存在,所以,对它的任何求解都毫无意义。否则,它将陷入欧布里德式的怪论之中”。
原来,张功耀之所以制造“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谬论,为的是否定“李约瑟难题”,为了证明他的“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无科学”。
张功耀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他即使生长在文明故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摆脱不掉“文化自卑”的心理障碍,自身具有阿Q情结,患有严重的“恐洋症”,反过来却侮辱前代的科技史研究成果,是“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他对中医的认识也受这种思想所支配[2、3],因此得出了“告别中医中药”的错误结论[4]。
他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论点,所用的三个例子,也都是对于前人原著的误读、误用。
误用“处阴息影”典故:张功耀说,要造成一个“先前阔”的文化假象并不难。以下三种方法都具有祖传性质,按照这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使本来落后的东西也能“阔”起来,并且“阔”得理直气壮。
他说:“《庄子·渔父》在谈到孔子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而不知所失时,讲了这样一个可以掩盖缺点并使自己聊以自慰的经典方法:‘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急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急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张功耀解释说:“这个经典方法所阐明的道理是,要摆脱自身缺点的困扰,就是将自己的缺点置于别人的缺点之下(处阴以休影);要想自己不犯错误,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干(处静以息迹)。否则,如果你拼命地去追赶人家,或者设法努力克服自身的落后和不足,你就会‘急走不休,绝力而死。’”
张功耀的解释是错误的。
庄子所说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他讨厌自己的影子和足迹;而且,他还采取了一个更为错误的做法:想用奔跑的方法脱离自己的影子和足迹。因此,庄子嘲笑他“愚亦甚矣”。
这样的人,难道“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思维就正常了吗?没有。因为影子和足迹是不可能去掉的,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产生畏惧与厌恶。所以,庄子说的这个人,他无论怎样做,都处于一种病态,如果有所区别,也只是病态的严重性上存在着微与甚的差距,病态对于患者的危害程度只是大与小的不同。他的思维混乱现象,本质上都不是正常人所具有的。
张功耀借用一个被嘲笑的患者,比喻科技史研究的前辈、前人的心态、前人的成果,都是一种亵渎行为。
张功耀在误读了典故之后,不无得意地说:“显然,庄子的这个方法教会了我国不少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由之,每当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还存在缺陷时,马上便会涌出一批学者,试图努力证明西方的古代科技史也是有缺陷的,从而达到用别人的缺点来庇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张功耀的错误不在于误读典故,而是他刻意以此嘲弄前人对于科技史的研究。他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吗?他要嘲笑谁?
反中医的风潮,起源于20世纪初期,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欧风东渐的尘沙,吹混了整个中华的天空,不少有识之士在中医问题上,都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革命就像剪辫子一样,一夜之间传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吼声里,中医学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张功耀在中华朗朗乾坤的今天,仍然痴迷于废止中医,也是根于他的文化不自信。他把中华民众的传统文化,称为“庸众思维”,他宣称:“中国古代无科学”,古代的兵法“全书没有一句真诚的话”,他要废止阴历,废止中医中药,自我标榜是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努力开启民智,决不向愚昧低头!”他已经自我膨胀到了何等地步!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知与漠视,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因此,他在没有弄清科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就“以科学的名义”鼓吹“告别中医中药”,比余云岫“废医存药”走得更远,谬误更深。
误用“圣教同源”典故:“处阴息影”是张功耀误读误用典故,“圣教同源”也是他误读误用前人文章造成的。
张功耀说,“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鲁迅先生所举的例子,也不能随便乱用。“用夏变夷”的典故,出于《孟子·许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不是“用夷变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事情,“蛮夷”武力征服汉族之后,在文化上,毫无例外地都要被汉文化所同化,“用夏变夷”,用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改变了少数民族原来的落后状态。这是所有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尽人皆知的,也是值得炎黄子孙骄傲的事情。
由于优秀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很强的包容性,才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能够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的东方[5]。由于“用夏变夷”是历史事实,也由于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无论谁看不惯,它依然是历史事实。更由于,孟子在2000多年之前,就揭示出这一规律,使我们不得不对古人的智慧,表现出我们的崇敬与仰慕。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欺者,不可与有为也”。
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崛起,决不是“恐洋症”者所能担当得了的;也决不是时刻不忘用阿Q精神看待世界、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思想所能胜任的。
张功耀误解了孔子:张功耀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舌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中国古代最推崇的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张学诚所说的“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史也”,完全不追求闭门造车,出什么理论著作。许多先秦的优秀著作,都没有写上作者的名字。2000多年之前,李冰设计的都江堰工程,富含着那么深厚的科技原理,但是,他并没有留下阐述原理的著作。先秦诸子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学说、主张,也就是“立言”不能推行,不能流传后世,不能造福万代,而不担心埋没了自己的著作权。孔子“述而不作”,完全是对于“立言”的慎重,是做学问最为严谨的表现,决不像张功耀教授一样,在网络上,对许多非专业人员,大肆兜售自己的谬说,而不在专业范围内探讨。
张功耀在《给全国网络读者的公开信》中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什么‘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七经八脉’,全都是热混了的胡话,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过去人们受骗,是因为中国的科学落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就不应该继续容忍这种装腔作势的欺骗性文化了。那些愿意躺在他们的‘文化归宿’中说梦话的,我们可以去唤醒他们,但不要勉强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继续诱导我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道去说梦话。一个混乱而自满自足的思想体系,无论怎样‘弘扬’和‘保护’,都绝对不能与集中了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科学去竞争。所有对中医的‘弘扬’和‘保护’,无非就是继续培养一些睡大觉、说胡话的人。如果被《红楼梦》养活的教授,终归不至于一开口就说胡话的话,以《黄帝内经》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宿’的人,则每每开口却尽是些热混的胡话。”
张功耀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负责地说”了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话,“骗子”、“胡诌”、“鬼混”经常出现在他对中医的评论中,这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因为中医运用中医理论和中药看病,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不可随意诟病。张功耀对于他不懂的东西,不但可以随意否认,甚至加以尽情地漫骂,他研究历史的严谨态度是颇为值得怀疑的。
孔子没有著作,不是他没有学问,也不是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小。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有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力。他无愧于世界伟人的称号,也决不是张功耀这个“教授”所可以比拟的“游说教师”。
张功耀说:“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孔子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比黑格尔知道辩证法的时间并不晚。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就是辩证法,就是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是阐述阴阳之间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矛盾法则。但是,这还不够,世界不仅由对立的双方构成,而且世界是万物构成的复杂系统。万物之间除了对立、依存、转化之外,还有其他复杂的关系;还有人类生活其间,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了五行学说。
五行之中的金,就是人类劳动的成果。“土生金”,金是人类冶炼的结果。人类在没有掌握“土生金”、“火克金”之前,只能是石器时代。“金曰从革”,一切革命性的措施,都是由人类来完成的。金为何能克木?因为金属的工具被人掌握了。如果,只有金属工具,没有人,金能克木吗?如果没有金属工具,没有人掌握金属工具,怎能开掘水源?人类挖井、修渠,所以金能生水。金生水的过程,也是人类劳动的过程。因此说,五行学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互相依存的复杂体系,古人很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不仅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分模糊,对‘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尤其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用实验来证明它。所以,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把‘五行说’供奉在科学的殿堂上”。
他推崇“四元素说”,因为那是外国的。他说:“根据因果律科学规范,我们不难判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不属于科学。众所周知,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是通过火法分析得到的,其因果关系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是最明确的。恩培多克勒告诉人们,观察生树枝在火炉中燃烧的情形,树枝在燃烧时发热,喷出火焰,证明在它的里面含有‘火’;烟囱顶部逸出烟雾证明它里面含有‘气’;燃烧着的生树枝两端会鼓泡并嘶嘶作响,这就是‘水’;灰烬具有重量、不可再燃烧性和干燥性,它被命名为‘土’。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方法进行分析,都会从中解析到这四种‘元素’。由之,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虽然这样的证明非常朴实,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把土、水、气、火称作‘元素’也并不恰当,但它毕竟是科学史上最早也最充分的一次证明活动。尽管这个证明活动发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但它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因果律规范。因此,把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说’当作古代希腊的一项科学发现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四元素”学说,充其量说它可以是分析科学的基因,但它决不是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起点。而“五行学说”由于提供了多因素互相作用,保持稳态平衡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然是最为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为复杂系统科学提供了最早、最成功的学术范例。为中医学解决人体健康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极为简练而有效的方法,至今仍然难于被取代。
参考文献
[1] 张功耀.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理前提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26(5):97-102.
[2] 曹东义.驳《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5-76.
[3] 徐承本.不能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6):76-77.
[4]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14-17.
[5] 曹东义.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222):1-4.
8 y& n9 J+ Q5 V# g. D9 \

* 本文撰成于2006年6月初,很快就贴到了网上,对于张功耀而言,他可能很意外。他正在志高意满地指斥中医,不成想自己本应擅长的“史学功夫”却是一塌糊涂。本文被《医学与哲学·社科人文版》2006年第12期刊登在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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