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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张功耀提出的八个问题 张功耀在2006年6月6日发表了《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 1、当你自己或你的亲人偶感风寒（科学医学在多数场合诊断为感冒）时，你是首选中药方剂呢，还是买些对症治疗的常用非处方(带OTC标志)“西药”呢？ 2、中医学院是否设校医院？中医学院的校医院是西医、西药为主，还是中医、中药为主？中医学院的师生病了，一般是首选中医诊治，还是首选西医诊治？ 3、当你或你的亲人必须接受手术治疗时，你有勇气接受你认为训练有素的中药医生的“针刺麻醉”吗？ 4、众所周知，对一个人施行“开膛破肚”的手术治疗，有时是不得已的。但它必须要有解剖学基础。试问，中医可以像“西医”那样做一个小手术，根治类似于阑尾炎那样的问题吗？ 5、众所周知，中医看病是在辨症施治原则指导下的“一个人包医百病模式”。因此，中医没有“医院”。现代医疗则是在医师主导下，不同诊治科室人员互相配合的“系统诊治模式”，从诊断、护理、监视、施治到急救，形成了前后相继，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医院治病体系”。这就是说，西医需要医院，中医不需要医院。为了维护中医“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传统模式（当然这对于那些江湖郎中是非常有利的），有人建议把现有中医院里的西医模式（如“医院治病体系”）全部废除，你同意吗？ 6、最近有中医界人士在鼓吹中药“有毒无害论”。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真是令人吃惊！中医把人屎称为“人中黄”，以人屎为君药的方剂称为“黄龙汤”，据说能治疗“大热狂走、骨蒸劳复”。试问，当你或你的亲人病了，中药医生经过诊断后要你喝“黄龙汤”时，你愿意接受这种秽物吞服吗？ 7、众所周知，由于中医采取了“一个人包医百病”的模式，因此，中医没有单独的牙医（dentist）。拔牙、补牙、镶牙也是西医治疗牙病的手段。当你的牙根坏死需要拔牙，或因为龋齿需要补牙时，你是否愿意接受类似的牙医治疗方法？ 8、中医一直吹嘘它可以解决“疑难杂症”和“慢性病”问题，甚至对“非典”（SARS）或艾滋病那样的“疑难杂症”也能解决。我们知道，科学医学（把它称为“西医”并不恰当）具有普遍性，即，当科学医学取得对征服某种疾病的重大突破的时候，西药医生会把这种征服疾病的方法（包括治疗方法和免疫方法）向全世界公布。试问，中药医生有勇气把他解决“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方法向全世界公布，接受医学界的临床检验吗？ 张功耀的《向中医的护医使者们提八个问题》，完全站在一个偏执的立场上，让中医与西医比手术、比解剖、比抗生素样作用。很显然，他希望以西医现在的显著优势方面，作为取消中医的理由，而不是进行学术比较，促使中医与时代同步前进、改进学术，他是找消灭中医的理由，找让中医自动逊位、自动取消的理由。 他完全不了解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他的观念里就是：西医=科学；中医=欺骗+垃圾，连伪科学也够不上。他认为，就是这样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人们自然都会按照他设的标准答案，很快就会得出结果。 看到张功耀如此“无知”，如此“无畏”，我不得不对这个教授，进行中医药“启蒙教育”。尽管他以前看了一些中医的书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完全是楚武王的眼力，把和氏壁当成了石头，要治卞和的“欺君大罪”，去其左足还嫌不足，而是要投入死牢，永远不许再生。 《答张功耀：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张功耀教授口口声声说不应该划分西医与中医，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医。原来他对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根本没有弄清。他只是远远地、以充满鄙夷的目光看了一眼中医，尚未见到中医门墙，更没登堂入室，不知中医药的丰富，也不了解中医药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中医药在他眼里，就好像楚之日、吴之雪，他不怪自己识见浅薄，却以“你的优秀，我永远不懂”为由，不断地乱攻乱咬。别的中医，有的没有见你的胡言乱语；有的人采取鲁迅先生“最大的蔑视，就是无言”的做法，而懒得理你，还得由我来告诉你：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我国现存着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医学。那么，什么是中医，或者什么是中医学呢？是否能开中药的都是中医？或者，所有中医专业毕业的医生就都是中医呢？ 这不是故弄玄虚，因为自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医的本质特色是什么？中医与西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曾经引发了广泛的论争，现在这些疑问逐步得到了解决。中医药学以独特的学术特质，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认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中医诊所遍及五大州的许多国家。 尤其是经历了2003年突发的非典（SARS）疫情的考验，更加说明了中医药的重要性。非典初期，以病因不明，治疗效果不佳，死亡率高，在人群中迅即形成一股恐惧心理。中医药介入治疗之后，通过改善症状，减少激素用量，积极治疗合并症，最终缩短了病程，提高了治愈率，减少死亡率，中医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全球有 32个国家，发现非典病例 8400多例，全球病死率为 11%；中国 (包括港台 )7700例，其中内地 5326例，当时中国大陆的患者最多。邓铁涛教授说：“ 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 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 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 SARS。请先看看 SARS的死亡率：全球 11%，香港 17%，台湾 27%，中国大陆 7%，广东 3.8%；广州 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 2次到广东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 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 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1]。” 由此，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各国的医学工作者，都对中医有了很高的评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在世界上的传播。这更需要我们对于中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邓铁涛先生几次说过“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 简单地说，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是“我来帮助你”的医学，西医是“我来拯救你”的医学。所谓“我来帮助你”，就是紧密依靠病人自己的恢复能力，帮助患者从疾病状态转化为健康状态。西医的“我来拯救你”，就是把你的病灶找出来，杀你体内的病菌、病毒，消除你体内的病灶，阻断你的某些受体，拮抗你的某些物质，或者给你切除某个器官、移植某个器官，放入某个支架等等。 中医治病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针灸、按摩、气功、药物等手段，帮助你恢复正气，帮你驱逐邪气，帮你把体内停滞的瘀血、水湿、痰饮、积食、滞气等活化起来，把病理的物质重新变为有用的物质，再次参加到生命代谢之中，恢复原来就有的平衡。 两个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方法，处理方式、使用的手段都有明显的区别。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中国两种医学并存，共同保卫人们的健康，真是在世界上得天独厚，是卫生体制相当理想的“一体二翼”。 那么，能开中药就是中医吗？根据国家的统计资料，60%以上的中药成药是西医开出去的，而真正的名老中医是很少开中药成药的，他们开的大多是中药汤剂。 中药，在历史上分中药饮片与中药成药。 所谓“中药饮片”，就是把植物药的草根树皮、茎叶、全草等，经过加工切制，用特殊的加工方法进行炮制，比如有的中药切片需要炒制、蒸熟、晾干，或者需要加入其他物质一起发酵、炒制。因此，就有了炒山药、制附子、焦神曲、醋香附、酒白芍、蜜炙的甘草等等，大量“遵古炮制”的中药饮片。甚至一味中药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加工制作方法，比如姜半夏、法半夏、清半夏、生半夏。 一个方子里的某一味药，可以一部分中药用姜制、一部分用醋制；或者有的用酒制，有的用童便制。 中医通过对原生药物的炮制，来达到减轻毒、副作用，增加疗效，改变药物作用与用途的目的。这是我国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属于中医的发明创造，而且是“原创性”的知识产权。 能够按着中医的理论原理，确立治疗法则，按着治疗法则选择处方，根据病情调整药物，这是中医经常做的事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理、法、方、药”完整一套，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应当具备的素质。只会开出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子，“执方疗病”而不能根据不同病情灵活变通药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起码不是一个高水平的中医。 中医治疗疾病，一般情况下，都是依据医生的观察，患者的诉说，并不需要仪器检查，也不需要根据仪器的检查报告单开药。那么，中医是如何判断病情的？他们依据的是什么？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医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疾病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入手，才能说清楚。 人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激起世界各个民族人们的探索热情，也曾经产生过许多不同的说法。 信仰《圣经》的人，曾经认为是上帝造的人，先有了亚当，后来又从亚当的肋骨培育出夏娃，在伊甸园里产生了人类的后代。 中国曾经有过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认为女娲一口仙气，把泥人吹成了真人。 那么，产生于几千年之前的中医学是怎么认识的？ 中医学不愧为最早的人类医学科学，完全没有上帝造人、神仙造人的说法，而是按着自然界自身发展的思路，说明人类诞生的原因。 中医几千年之前的经典著作，就明确地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自身发展而形成的，也可以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而且，人类出现之后，也要靠自然物质的补充与营养，人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交换物质，才能维持生命的状态，古人称之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天的五气，就是风、火、湿、燥、寒；地的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风火湿燥寒的五气，构成了四季自然气候的主要因素；酸苦甘辛咸的五味，是一切食物的基本要素。五气、五味可以代表对人体有益的万物。 人的生存离不开五气与五味，离开了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因此说，古人对于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说，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才能生得自由，活得滋润。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不能从自然界不断获取物质，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既然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法则，那么，自然界的法则是什么呢？ 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病必求于本”。也就是说“阴”与“阳”，是世界最为本质的东西，它们决定着天地之间最根本的规律；是一切生的源泉，是一切死的原因；是划分、归类万物最高的纲领，是一切量变与质变的根本动力。 古人怎么就认识了阴阳？其实并不复杂。 古人开始观察自然的时候，他体会最深的东西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太阳的光照：有了太阳，就有了光明，就有了温暖。背离了太阳，就会产生黑暗，就会有寒冷。火与太阳一样，也有光明与温暖的属性，而且火还有向上，向外，轻盈易动的特性。水与火的性质相反，寒凉而且向下，沉静而质重。 经过千万年的观察、总结古人逐渐形成了阴阳的概念。古人认为，凡是温暖、向上、向外、光明、活动、清虚的物质属性，都是属于阳的范畴；与阳恰成对比的就是阴，凡是寒冷、向下、向内、黑暗、静止、浑浊的物质属性，都属于阴的范畴。 比如，四季之中，春夏季节因为温暖暑热而属阳，秋冬季节由于寒凉清冷而属阴。 一天之中，白天因为光明温暖而属阳，夜晚由于黑暗寒凉而属阴。 而且，阴阳之中，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阴阳。 比如，虽然春夏总体上属阳，但是春夏的每一天也有阴阳；一天中的阴阳，根据阴阳气的多少，还可以划分为阳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阳，阴中之阴。 比如，上午整体上属阳，而且是阳气逐渐增加的过程，所以是阳中之阳；下午虽然总体上属于阳，但是由于属于阳气在逐渐减少的过程，所以属于阳中之阴。 阴阳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总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 阴与阳之间的互相转化，往往是阴消阳长，或者是阳消阴长的过程，而且，量变会逐渐积累为质变，古人称为“重阳必阴，重阴必阳”。 比如，日出的时候，阳气逐渐增加，到了中午阳气达到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了傍晚转为阴。入夜的时候属于阴，而且阴气逐渐增加，到夜半的时候，阴气最盛，然后逐渐衰退，到黎明转为阳。 因此，阴与阳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还要不断地相互消长、转化。 人体既然是自然界阴阳之气变化的产物，也必然会有阴阳的属性。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根本问题就提了出来：“治病必求于本”。 本就是根，本就是基础。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人体的本是什么？《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也就是说，生命的根本必须建立在自然阴阳变化的基础上。 具体地说，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腹部经常屈曲，因此属阴，背部经常伸展，因此属阳。人体的上部属阳，下部属阴。 古人的“标准体位”是坐北朝南，太阳从人体的左侧升起，从右侧降落，所以，古人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因此，人体左为阳，右为阴。 人的身体里的内脏，根据其不同的生理特点，也被划分为阴与阳的属性。心、肝、脾、肺、肾，这几个内脏，由于它们主要是储存精气，而不是传导饮食水谷，所以属阴；胃、小肠、大肠、胆、膀胱，这几个内脏，主要属于传导水谷代谢产物，而不是储存精气，因此属于阳。 人的身体里阴阳之气的关系，决定人体的健康状态。也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现在，还得由我来告诉你： 《中医认为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中医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顺应自然阴阳的变化，否则就会产生疾病。 最早被古人认识到的病因，就是寒风。古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叫做“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人不能冬眠，在大雪封地，寒风呼啸的冬季里，是最容易患病的。因此，甲骨文里多次记载了“祸风有疾”，并且，这个“祸风有疾”都记载在十二月与一月份。甲骨文记载的都是帝王的事，帝王丰衣足食尚且如此，贫苦民众在寒冬季节的患病情况，就更加普遍了。 根据《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鲁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532年在位）得了一种疾病，经过晋国的官医诊治不见好转，就向秦国请求援助，秦国的秦景公就派出了名医医和来出诊。他对疾病的认识，可以反映当时医学理论的成熟程度。 医和论述疾病，首先讲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 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也就是说，人体的六类疾病，既与自然界的不正常气候有关，也与五味、五色、五声有关。人体的疾病，其原因往往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医和说，六气虽然是构成四季正常气候的基本因素，但是，六气太过就容易使人产生疾病。他举例说，阴寒之气太过，就可以产生让人感到寒冷的疾病。阳热之气太过，就可以产生身体发热的病证。自然界风气太盛，就能诱发患者四肢动摇不定的病证。自然界阴雨太多，人体就容易产生腹痛腹泻、胀满不适的病证。夜生活太过分，就会产生丧失理智，头脑混乱的病证。白天劳累过度，就会产生心力不支，精神衰退的病证。 医和在这里，既提到了自然界对于人体发病的影响，也提到了人类自身活动对于疾病形成的影响。也就是“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的问题。思想感情是人类特有的灵气，而不正确的精神情感，也会导致人体患病。 战国至两汉成书的《黄帝内经》对于疾病成因的论述，更加系统和具体。除了天之六气太过，会成为致病的“六淫”，人体的情志太过会成为产生疾病的“七情”之外，讲的更多的是人体生理机能被过分利用，也可以产生疾病，这就是所谓“病起于过用”。 比如，《内经》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意思是说，进食饮水等正常的生理活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成为损伤脾胃的致病因素。《内经》还说：“久视伤血，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卧伤气。”也就是说，肝藏血，血上注于目，眼睛才能看清东西。长久地看东西，就会过多地消耗人体的精血，而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不清。现如今长期上网，看电视过多，读书时间过长的人，应当都有这个体会。长期坐办公室的人，肌肉得不到锻炼，就不会有力气。而长期奔波劳累的人，由于消耗了过多的气血，也会感到筋疲力尽。长久站立的服务员，或者经常处于站立姿势的人，就容易出现腰酸腿疼，就会伤肾、伤骨。长久卧床的人，一下床就感到心慌气短，有人统计说，卧床30天等于衰老30年，这样的人往往出现未老先衰的老年人才会有的现象。这就是“久卧伤气”的结果。 《内经》还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息，则生机化灭；出入废，则气立孤危。”升降出入，是身体内一切物质代谢的形式，不仅不能停止，而且升降出入的速度过快、过慢，都会造成疾病。比如，脉气的流动，《内经》说，正常的人，在一次吸气的时候，脉搏跳动二次；在一次呼气的时候，脉搏也是跳动二次。一吸与一呼之间，脉搏可以跳五次。这就是正常人的脉象特征，超过了，或者不足这些次数，就意味着疾病状态。跳得太快，多数是发热的病，或者身体太虚弱；跳得太慢，就意味着疾病的属性多为寒性，或者属于脏气衰微，真气无力推动血液流动。 饮食物进入消化状态，如果过于迅速，传导太快，就会出现肠鸣、腹泻；传导太慢，就容易出现腹部胀满，食欲不振，大便秘结的现象。甚至会进一步见到恶心、呕吐的临床表现。 如果人体的水液，在体内停留，就会形成水肿，也可以因为停留的部位不同，或者水饮进一步凝聚，就形成了痰浊，可能会出现肢体皮肤结节，肿块，肢体麻木，突然昏厥，半身不遂，或者咳嗽、吐痰。当然，停滞的水饮，可以影响气机的流动、运行，也可以阻碍血液的运行与流动，形成气滞的病证，或者出现血瘀的病证，也有的人气滞与血瘀同时存在，或者再加上水饮停聚的复杂因素。 中医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们有生物的特点，又高于一般的生物，有思想、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人的疾病是极为复杂的，既有过去的时间过程中积累的致病因素，也有同一时间之下各种复杂因素的互相作用。同时，人的身体内部各个脏腑之间、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影响，都会影响疾病的特点。所以说，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甚至是一个超级生命体，人体的疾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人体在患病和治疗疾病的时候，决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决不是酸碱中和一定生成盐与水那样简单。 中医学把人放在自然生态的环境里考虑问题，以高度的智慧，用极为凝练的语言，概括了极为复杂的生命现象。中医学几千年以来，安全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常见病的治疗问题；甚至至今，仍然可以对许多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疑难病，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更为可贵的是，中医学一贯强调“上工治未病”，把养生健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有许多养生健身的理论，和许多简单可行、行之有效的养生健身方法。这都是我们的财富，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已经和将要做出贡献的一个领域。 现在，还得由我来告诉你：中医不做仪器检查怎样看病。 人体是一个整体，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从整体往下说，首先是系统，比如血液循环、消化、呼吸等等，都是由许多器官构成的，其系统的功能也是靠不同器官协同作用完成的。比如血液循环要靠心脏与血管、靠肺脏的协同完成其功能。系统之下是器官，器官由组织组成，组织由细胞构成。从整体到细胞，已经是五级结构了。再从细胞往细里说，细胞膜、细胞器、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大分子蛋白质、小分子物质、电解质等等，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值得提出的是，每一个层次其结构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相互之间密切依存，却不可相互取代。也就是说，细胞不能代替组织的功能，组织也不代表器官的功能；而系统的功能也不是器官所能概括的。当然，整个机体的功能，也不是哪一个系统、哪一个器官所能代替的。也就是说，局部可以影响整体，但是不能代表整体。中医学主要就是从人体的整体层面上，认识人的疾病的，而且，把整个的人放在社会、自然、心理、生理互相联系的过程之中进行考察，以此判断人体的健康状态。 中医的诊疗措施，完全基于生物的进化，而且是紧紧依靠了生物进化的“最高成果”——皮肤与意识。 生物是怎样进化的呢？是从单细胞开始的。单细胞生物经过很久地发展，逐渐有了多细胞生物，有了脊索、脊椎、哺乳动物，灵长类、人类。单细胞生物的时候，其控制要简单一些，只要内环境稳定，能够适应周围的理化状态，就可以繁殖后代。我们对于人体基因与遗传一般规律的认识，大多是来源于单细胞的大肠杆菌，这是由于它取材简单、方便，并且单细胞生物之基因转录、蛋白合成的“中心法则”与高等生物完全一致。 多细胞生物产生之后，就有了细胞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进行协调，以便各个细胞“同步前进”，不断生息繁衍。这个阶段还没有神经组织分化出来，应当是体液调节，或者是信息调空为主。进化到后来，有了专管协调工作的神经组织，逐渐有了脊索、脊椎；神经组织不断进化、分化，使神经与体液调节的网络逐渐完善、进步。而分化后的细胞也从“全方位”的应对内外环境，逐渐有了分工，有的专司消化，有的只在肠管内皮管吸收，有的只主管呼吸，有的只在骨骼肌肉管支撑与联系。 尽管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它们还都带着全部的遗传信息，但是它们的整个基因只有一小部分活动着，而大部分基因却关闭起来了。也就是说细胞的分化不是哪一类细胞具有了别的细胞所不具有的“特异功能”，而是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每一类细胞都是选择了一个角色；“多能干细胞”只是还没有完全分工的细胞，是“待业状态”的细胞。 生物进化的结果，不是进化了细胞的结构，而是进化了细胞之间的联系与调控。生物进化的另一个成果，是逐渐产生了意识，人类的思维与语言等高级生命活动，是生命进化的最高成果。 当然，在整体上，人类的皮肤进化也格外醒目，因此而被古人称为“裸虫”。中医所有的诊察措施，都是紧紧依靠人类在进化过程之中所取得的这些最高成果展开的。 皮肤是人类进化得最成功的器官之一，是中医望诊、切诊的基础。因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气温偏高或者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汗腺因之而发达；而寒冷的时候，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人类的皮脂腺也逐渐发达起来，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皮肤变薄，密毛大部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发达起来，这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耗子有汗腺吗？耗子脚底板才有汗腺。狗有汗腺吗？狗有汗腺夏天就不用吐舌头。马有汗腺，常说汗马功劳。当然马的汗腺，远远不如人的汗腺发达。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使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中医的望神、望色、切尺肤、切脉等“客观”诊断措施，都离不开人类皮肤的进化，在动物实验之中很难被模拟。病人皮肤的“主观感觉”，更是中医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比如，中医对于传染病过程之中的发热，强调辨别表里，主要根据有无怕冷的“恶寒”证候，少阳病的往来寒热，阳明病的单热不寒，湿温的身热不扬等等，都要依靠皮肤的“主客观”反应。 中医学在病人的皮肤上“做足了”学问，皮肤的润泽、温度、色彩、丰腴、干湿；毛发的多少、光泽、疏密、分布；汗液的有无、多少、出汗的时间、程度等等都是中医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 更有甚者，中医治疗的过程之中，还可以通过使病人汗出，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都是现代医学至今望尘莫及的。中医治病的“发汗治病方法（简称汗法）”的起源已经相当久远，久远得几乎无法说清。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在这些疾病的初期，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恶寒、发热。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必然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汗，随着汗出而发热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这就是《素问》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理论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汗法是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首要和主要方法，来源甚古，可以说至少已经具有数万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发汗法大约经历了烤火发汗、火灸取汗、火针致汗等外治方法发汗，以及服用温热药解表、辛凉解表等内服药物发汗解表的不同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逐渐丰富、日趋安全方便的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烤火发汗，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云南元谋猿人在170万年之前已经可以用火，50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遗迹达6米厚，烤火发汗的历史应当十分久远了。火灸、火针发汗的现象，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里还经常提到，只不过已经将这种原始的发汗方法淘汰了，称其为“火逆”“火邪”，这是由于已经产生了汤药发汗的“时代新成果”。华佗发汗的治疗方法还提到摩膏、法针。而服汤药发汗，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 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病灶与症状分离的现象，也就是不同患者虽然存在同一种病灶，但伴随的全身证候却不相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证型”，甚至有的患者“无证可辨”，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总是用“体质不同”作为解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体质不同？ 笔者认为，这无非是微观世界的各种基本物质差异造成的，尽管这种差异计算起来可能十分庞杂纷乱。庞杂纷乱的微观世界难道毫无规律可言，只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数据吗？其实并非如此。 现代医学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就是人体微观世界复杂变化的外在反应，而且可以动态地反应复杂的微观变化，中医就紧紧地抓住了这种动态的证候变化。 在人体复杂的微观领域里，物理、化学、生物的种种变化，通过无数个神经体液做媒介，一次次把信号传向中枢，人类的大脑皮层对无数次传来的微观信号进行整合，通过意识判定人体的健康状态。 尽管微观领域的变化是那么复杂多变，是那么飘忽不定，那么扑朔迷离，但并不是不可琢磨的，因此就有了胸闷心悸、头痛头晕、倦怠乏力、恶心厌食、腹胀气短等症状，这是任何仪器、实验动物无法模拟的微观变化的整体反映，是十分真实、可靠的临床现象，代表着“状态的疾病本质”，而不只是“形态的病灶”。 病灶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因此才有“确诊”与“误诊”之说；人体的微观领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症状是悠忽不定的、随时变化的，当然不会有“确诊”与“误诊”。病人对微观复杂变化整合后，就形成了症状，中医称之为证候。最突出的症状（证候）被作为病名，而全部的证候就构成了病人的“证型”。因此，仲景《金匮》腹满、短气等病下，根据不同的证候列有不同的方药。 复杂微观领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中医的病与证都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误诊”与“确诊”。中医的“病”与“证”是相对存在的，反映的大都是状态，一病之下可以分为若干证。甚至“证”下还有“证”，比如“小柴胡汤证”之下，“但见一证便是”。消失一“证”，治疗方法就会有所不同，不必等到疾病彻底消失才调整方药。 当然已经形成积聚的痞块，已属有形，变化很慢，也可以勉强看作是病灶，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观最接近，这在中医学之中仅占很小的部分。 尽管如此，中医与西医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形病灶之下的复杂微观变化现代医学往往是忽略的，而中医治疗必须从改变微观着眼而不是通过手术介入，必须通过改变微观再改变形态病灶。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强调形态病灶的“永久性”，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学突出形态病灶的“暂时性”，所以用积、用聚，用“软坚”“散结”来描述、概括这种特点。 中医学对临床症状的观察十分细致，体察入微，比如都是出汗，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临床特点，划分为表虚有汗、里热汗出、战汗、脱汗、绝汗、黄汗、自汗、盗汗、半身汗、头汗等等，这都是现代医学很少注意的。 中医学不单观察精细，而且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汗出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微观变化。 注重病灶实证病理诊断是现代医学的长处，但是病灶不是复杂临床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比如癌症患者，在没有被确诊之前，病人能吃能睡能劳动，甚至是健步来体检的，一旦被告知患了癌症，就有可能像换了一个人，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立即瘫痪在床，行走困难了。 癌症病灶固然重要，但癌症的问题决不局限于病灶。每个人，每个细胞上都有癌症基因，复杂的微观世界决定这个基因是开放活跃的，还是关闭休眠的。因此，过去现代医学过分强调手术根治，食管癌病灶以上、以下各5公分切除，如此之后还要清除周围的淋巴结，甚至提出“超根治手术”，广泛清扫。严重地伤及无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不像预想的那样可以根治。 已经做过“根治手术”的患者，还要术后放疗、化疗，防止复发。难道放疗、化疗是预防措施吗？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致癌”的元凶。大部分癌症患者死于恐惧和错误治疗，真正因为癌症全身多脏器衰竭而死者，在临床上反而居于少数。 如果癌症患者只是局部病灶的问题，其微观领域的复杂紊乱状态已经停止，那么这个病灶也不会将患者怎么样，可以长期带癌生存；如果复杂的微观紊乱状态得到纠正，癌症病灶就有可能自行消失，达到临床自愈。中医治疗癌症，其长处就在于调整病人失调的微观领域，帮助患者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各种证候的改善与消失，就是微观复杂失调状态得到纠正的外在表现。比如经期乳房胀痛，尽管病人没有肿块，既确诊不了是增生还是肿瘤，但是经过中医用疏肝理气、解郁散结的中药治疗，病人症状消失，就有可能将病灶消灭于未萌状态。“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难道不是更优秀吗？ 病人主诉的症状，是人体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才具有的“特异功能”，不能因为在动物身上重复不出来，没有量化的实验室数据，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它，甚至将它看作是假象。 占人群70%以上的“亚健康”，他们的症状随时在向医生反映其身体内复杂微观领域的“动态变化”，这时还没有形成“固定不变的病灶”，所以更容易纠正，更容易恢复其固有的生理平衡，恢复健康状态。这既是中医学的长处，也是中医学一向主张“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救其未萌”等先进医学思想的体现。 中医并不是仅仅依靠病人的主观症状诊断疾病，也非常重视客观检查结果。脉诊就是最早的客观检查，古人为了推求脉象反映的疾病状态，探索了几千年之久，可惜现在大部分失传，或者被当作“漫无凭据”而主动放弃了。 脉诊在临床上已经成了不少中医的摆设，真正能够推求脉理的中医已经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现代的背景下，西医的检查相当的精细，还需要我们通过脉诊去判断病情吗？ 笔者认为，中医的脉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少实验设备的基层，在指导中医辨证论治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现代医学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尽管“客观细致”，但对于指导中医辨证施治、指导临床用药，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临床上还需要中医根据脉象判断病情，指导使用中药。 中医对脉学的研究，首推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他在诊断昏迷了5天的赵简子的病情时，主要使用了切脉的诊断方法。他经过切脉之后很有把握地说，赵简子的脉象是正常的，反映全身的气血平衡、运行状况良好，所以虽然昏迷了5天，一定会在三天之内清醒过来。因为过去秦穆公就得过这样的病，昏迷7天就清醒了，现在赵简子的病情与记载的秦穆公的病情完全一样，所以我敢断定他将于三日之内醒来。扁鹊秦越人的高超诊断医术，果然应验了，赵简子如期醒来。为了感谢扁鹊的高明医术搭救，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一历史事件，司马迁深信不疑，在《史记·赵世家》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中两次采用，并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扁鹊内经·外经》，与《黄帝内经·外经》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在扁鹊之前，关于脉学的记载很少，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甲骨文、金文等四种关于“心”字的写法都是象形的，是一个心脏的外形上边划着四条大血管，说明古人对于心脏与血管的认识，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很深入了。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申叔豫为了政治避难而称疾不朝。当时正是南方的暑天，天气闷热，他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就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放入冰块之后再在上边架上床铺，申叔豫“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君为了证实申叔豫病情的虚实，派御医前去探视，卧冰绝食的申叔豫呻吟不绝，骨瘦如材，而楚医经过诊察回去报告说：申叔豫“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这个“血气未动”的诊断，靠的就是脉诊。因为面色、形肉、表情可以作假，而脉搏调匀和缓有神的脉象是装不出来的“客观证据”。 古代医家对于脉象形态的描述，对于脉气运行的推导计算，对于脉象与疾病关系的丰富论述，我们今天已经丢失得很多了。 腹部切诊决定“结胸证”病情的轻重，以及与“痞证”的鉴别，在仲景的《伤寒论》里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医对于有形病灶，强调的是气血痰饮的聚散，是状态而不是病灶内部具体的形态结构。 “用进废退”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规律，自从借鉴了现代医学诊断“细致入微”之后，中医修炼了几千年的“神圣工巧”四诊工夫便逐渐被冷落，甚至被废止了。曾经可以决生死、处百病的四诊，逐渐被各种检查单取代了，大方脉、小方脉逐渐转化为“看单开药”。 历代中医名家都善于观察证候，扁鹊望桓侯的绝技，曾经让医圣张仲景“每览辄叹”；张仲景本人望诊王仲宣的诊断，也得到皇甫谧的高度赞扬。华佗、王叔和的脉诊技术，今天几乎成了绝学。很多人不理解，就那么一段挠动脉，“有那么神奇吗”？朱良春先生的著作《医学微言》“为当今中医界脉诊进一言”一文说：全息生物学“是给中医理论，特别是脉诊揭去了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科学的定义。我想，全息论也完全适用于阐释脉诊的脏腑分配法。更何况脉的形态、频率、节律、波幅，以及‘胃、神、根’等尚难以文字描述的切脉的微妙感知，其神韵远在全息论以外。譬如一根竹管，依法制成箫、笛，几个同样的孔眼，可吹出五声八韵，抑扬顿挫，绕梁不绝。其变化之妙，全在孔眼的位置和声波振荡的轻重起伏耳”。 我们不能吹出“余音绕梁”，但也不应当怀疑那段竹管的妙用。 《中医通过调节证候治疗疾病》中医与西医都是为病人服务的，服务对象相同，而认识方法，理论阐述和治疗措施都是不相同的，因此，有互相借鉴、融会贯通的可能性。那么，中医学如何借鉴、吸纳西医学的成果呢？笔者试论述如下： 现代医学认为，症状只是疾病的向导，不能说明疾病的本质，必须透过症状进行深入检查，才能发现具体的疾病本质。这个疾病的本质，就是病灶，或者构成病理特征的理化指标。具有了病理病灶，就可以诊断疾病；不具备这种病理病灶，就不能诊断。因此，现代医学在诊断上，讲求“纳入”和“排除”的标准，这是很过硬的标准。但是，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疾病观。 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作为疾病的“有”，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横空出世，空穴来风，而是积少成多，粒米成罗，逐渐发生的。当然，这个“逐渐”有的快、有的慢，但都是由少到多、由微而甚，逐渐变化出来的。很多的急性病，也有前驱期，前驱期已经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就像“非典疑似病例”已经发热几天，还不能确诊，其接触病毒、感染病毒的时间就更早了。这时还不具备理想的病理病灶，因此，只有“疑似”而不能确诊。慢性病的发病过程就更加长远，甚至是时好时坏，时微时甚，要达到病理病灶的纳入标准，不知要反复多长时间，要经历多少不可预知的干预因素的困扰，才能够上“纳入标准”。 在离开了健康状态，还未进入理想病理病灶的“漫长过程”中，很多人“排着长队”，被认为是亚临床状态，或者叫“亚健康”。这些人的总数，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占人口总数的70%！这么一大群不健康的人群，不能被纳入“疾病”标准，而“候补”着，在各个大医院之间徘徊，在各个专家门诊之间转诊，等待着难以预知的结果。这样的疾病观，难道是最先进的吗？是值得推崇的吗？ 现在谈论中医、西医的区别，已经不能仅仅从解剖、器官的水平比较了，因为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更为微观的领域，西医对于疾病的命名依赖于病灶，而病灶的疾病观已经落后了，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病灶能够说明的临床现象、疾病本质、治疗指征太少了，它既不能够说明过去患病细节的复杂因素，也不能决定疾病的未来转归，它只不过是西医医生选择手术、或者是使用西药的“向导”而已。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辨证论治”在没有形成病理病灶之前，就诊断了患者，治愈了患者，难道不优秀吗？ 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也就是说，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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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论述有几篇文章，都是在2006年6月23日贴到网上的，曾经引起过反中医人士的批评，但是，都是皮毛问题，根本无法讨论核心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中医，也无法理解中医。这里加以整理，合在一起论述。
' J$ _; i9 H! ^4 ][1] 周毅、李剑、黄燕庄著、《国医大师邓铁涛》、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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