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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1879年9月14日，余云岫生于浙江镇海，1954年1月3日死于上海，活了75岁，属于“寿终正寝”。署名“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学会”撰写的《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之中说：“1953年9月30日的上午，（余云岫）忽然发生肠阻塞病象，进入上海广慈医院治疗，至10月10日好转。11月16日忽又转剧，乃入怡和医院，继而改入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虽经多方挽救终归无效，延至1月3日上午9时35分，他安详地长逝了！据病理解剖初步报告，最终死因是横行结肠上有溃疡并穿孔，并患初期癌瘤。” 把反对中医、取消中医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余云岫，在大规模纠正和批判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之前，因病去世了，这对于他本人来说真是一种幸运。上海医史学会给他写的“盖棺定论”性的传略里，充溢着为他辩护的词语，维护了他所谓“医学革命”的做法，文章说：“他因热爱科学的医学，所以恨非科学的医学。因时代和环境关系，他当时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他爱科学的医学，而排斥非科学的医学，在非科学的医学中，如仍有科学的一面的话，他仍是热爱的。换句话说，他是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这是他医学革命的思想根源。” 在上海医史学会的这篇文章里，中医学被巧妙地换成了“非科学的医学”，反对“非科学”的医学，就像是消灭反革命一样，在当时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高尚之举。文章把余云岫“废医存药”的实际行动，巧妙打扮一番，就成了“批判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文章作者对于余云岫运用政治手段，以“废止旧医”为提案的做法，还嫌其不足，说他“只知单纯从科学观点去爱国，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这是不够“公平”的，余云岫一生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政治手段，他“革中医之命”，从来都是能用学术的就用学术的，能用政治的就用政治的，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文章的作者在这里这样说，显然是比余氏手段更高妙。 为了进一步替余云岫的所作所为，寻找历史的和国际惯例的支持，《传略》作者说：“先生所以提倡医学革命，当然还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他在日本习医学时，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医学愿（原）属汉医系统。自维新后，废止‘汉医’，日本医学得到飞跃的进步，而并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他以为中国也可以照样做。他一面又受汉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在日本讲学的影响。因汉学是‘循名责实’的，把他在日本所学的西洋医学，和早年他所学习过的中国原有医学两相对比，无疑地后者是相行见拙了。先生自叙学术次第也说：‘长习新医，服膺名理’，便是一个正确的证明。这样合并了几种可观的因素，便促成他的医学革命的工作。所以1914年，他在日本便着手写了《灵素商兑》了，1917年出版后，即震撼了整个的医界。然而《商兑》出版，虽震撼了整个医界，尤其是中医界，但也只有震撼而已，很少回声，这使先生非常失望。” 余云岫惹得麻烦已经够大的了，《传略》作者还嫌他搞的动静不够大，“只有震撼而已，很少回声，这使先生非常失望。”一个得意洋洋、志高意满的余云岫跃然纸上，真是一幅惟妙惟肖的写真图！ 1949年全国解放了，希望依靠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的余云岫，摇身一变，就把他当年的货色稍饰打扮，呈现给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太无能，使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变成现实，他认为共产党是唯物主义的政党，一定可以实现他消灭中医的理想。因此，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就在“上海中华医学会”的礼堂里，召开了规模不小的“改造中医”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少，发言也很踊跃，会议的主旨是“要求理论必须与现实结合，学术必须和政治结合。根据学术立场，贡献意见，把共同讨论的总结，提供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处理中医的一个参考。 [1]” 庞京周在会上说：“处理中医的根本要图，我以为在座诸君宜向余云岫先生请教，而以他1929年向全国卫生会议的建议为依据最为妥善。”余云岫在1949年是上海医师公会理事长，他说：“我在1929年全国卫生会议上，早已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我当时的办法是，不论中医的出身和学历如何，即使是还在私塾里的学徒，都把他们登记起来，以后不在再产生新的中医。”余云岫是反对中医的领袖人物，他的办法也很老到成熟。他说，按照我的办法做，“我计算，不过四十年光阴，大都可以把中医肃清。”这真是余云岫梦寐以求的理想，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相信中央人民政府，是以辨证唯物论为根底的，当然会依照科学来发展医学问题，所以我主张一刀两断。”要把中医问题彻底解决。 “改造中医”座谈会议形成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改造中医基本方案》，其中为中医罗致的主要罪状是：“传统思想是反科学的、唯心的、主观的。”他们“对人民的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农民的生命，大部分是由中医支配的，实在万分危险。”中医的存在“对于公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他们“搞坏了大众的思想，损害了大众的健康”，“是社会进步一个最大的障碍”，“他们的邪说不是尚迷信，就是反卫生。”他们认为，人民政府唯物，中医唯心；共产党讲科学，中医不但不科学，而且“反科学”；人民觉悟提高，中医依然“迷信”。他们通过这些“共识”，宣布了中医的“死刑”，因此，要帮助政府“改造中医”。 他们提出的“改造中医”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进行登记和考试。“中医登记，应该经过考试，予以甄别，合格的开业，不合格的淘汰。不过，考试的科目，也要有适当的选择，除了中医本身的科目以外，像生理、解剖、公共卫生等，也要列入试题。”这样一来，“合格的中医”就会大大减少。在登记中医的时候，不仅要限制城市与乡村的中医，不准他们“异地行医”，实行城乡之间“中医断流”，农村的不再提高，城市的自然淘汰。而且“对于目前中医学徒们的处理，也必须加以限制，已学满三年以上的，一律准予登记；只学到一两年的，应劝导改业；已开业中医的登记，至少要考国文，再宽些就无从放宽了。不过，限制中医产生，应当一刀两断，不许再有任何形式的养成教育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医都要接受一次“考试洗礼”，让他们知道“前程已尽”，让希望学习中医的青年们“望而却步”，中医学势必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被清除掉。 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感慨地说：“当年（国民党时期），我要早照现在的主张，所谓中医问题，也就早不成问题了。 [2]” 座谈会的有些人，口口声声地说取消中医是为了发展科学，是为了捍卫农民的健康，在当时的旧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恰巧是有中医的存在，才是解决农民卫生问题的重要力量。余云岫也知道，按照当时中国培养西医的能力，以及广大农村所需要的医生来推算，至少需要100年之后，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极力推崇“改造中医”，把年轻的中医都改造成西医。 余云岫对共产党是很满意的，他说：“我把过去所经历过的政府和现在人民政府所措施的作一比较，我不能不跟共产党走。因共产党讲的话，做的事，无一不兑现，也无一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样，我不跟共产党走跟谁走？”1950年5月，他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每次开会，他都宁愿放弃自己门诊工作而到会。又因为他向来自称对于“中医问题”素有研究，所以，一说到中医，他就要发表意见。因此，1950年他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特邀代表。他带着《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余云岫还被邀请参加了中医组的讨论，以表示中西医之间已经有了团结的新气象，会议上许多代表对于中医的认识，与余云岫“不谋而合”，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一片呼声，让余云岫颇为自得，因此，他发表了《团结》一文，介绍大会的情况。 1951年，已经73岁的余云岫，担任了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对于许多涉及中医政策的问题，余云岫的话语权，比一般中医人士要有力量得多，余云岫是颇为自得的。很多人，也乐于向他“请教中医问题”。 余云岫取消中医“志同道合”的老同事汪企张，写了一篇《介绍日本汉医现代化的前因后果》的“重要论文”，在1954年的《新中医药》第一二期连载，这是暗示中医命运如同日本汉医一样，要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在文章发布之前，汪企张特意请余云岫、陆渊雷“惠赐评价”。何云鹤1952年在《新中医药》上发表《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一文，也注明“本文初稿，在研究和引证方面，经过余云岫先生的鉴阅和指导。同时也和陆渊雷先生交换意见，并承陆先生在文字方面有所指正。” 追随余云岫多年的江晦鸣，就没有余云岫那么幸运了。1955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健”的文章《批判王斌轻视歧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公开的媒体上，拉开了批判中医被歧视错误政策的序幕。此后不久，《健康报》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潮，各种座谈会、批判文章，时常见于报端、杂志。在批判王斌歧视中医错误之后，江晦鸣在《中医杂志》1955年7月号上撰文《我在批判王斌的思想斗争中得到深刻的教育》，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论文，也是一篇深刻忏悔的反思文章。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写出这样的文章，真是幡然醒悟、痛彻肝肺、“反戈一击有功”的典型。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1949年时，江晦鸣与余云岫坐在一起，共同制定《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其实早在1935年，江晦鸣曾经在《中华医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过《存乎？废乎？》的文章，把中医称为“关门称帝的旧医学，早已为日本所捐弃，是中世纪时期的残骸，是因袭思想的枷锁，不适合现代人的需要。基于不守旧的态度，所以主张把它废除。” 江晦鸣对于中医科学化也是看不惯的，他说：“研究中医，不过是把中医打扮成科学化，充其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样，如同小脚女子放大脚，变成一个不中不西的医学，站立不稳的医学。” 余云岫为他的这一篇文章，写下了肯定的评语，进行推介：“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缪，足以废旧医之理论而有余；治病求其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旧医之治疗而有余；研究国药，试用成方，足以发扬国产药物而有余。” 从江晦鸣与余云岫的关系，以及他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江先生对于中医的成见是很深的。这种由来已久的反中医思想，竟然在在1954年之后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足以说明是某种灵魂深处的震撼促成的。他说：“我们必须以批判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为鉴，检查自己，投入战斗。如果以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为鉴来对照以下我们自己的思想，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很多是有着类似王斌的观点的。” 江先生话锋一转，就很自然地说起了余云岫，他说：“余云岫先生还比王斌更早地高唱着所谓‘医学革命’的论调，就是为着消灭中医。30多年来受余云岫废止中医思想的影响的人很多，我就是当年直接受了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影响，后来一直以反对中医者自命。在我的心目中，并以余云岫为‘医学革命’的‘导师’。今天当着开展对王斌消灭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的时候，正如听到警钟一样，震彻了我的心弦，对我来说是一次具有无比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震彻心弦的“警钟”，余云岫听不到了，他幸运地在此前“寿终正寝”了。江晦鸣先生当时是医学院的老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但肩负着培养合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青年的责任，而且有可能把他对于中医的看法，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他说：“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能设想，如果把自己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隐藏起来，还能够取得自我改造的胜利和争取完成教育任务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投入这场思想战斗中，首先要自我检查”。 [3] 江先生的认识不仅是“识时务”的，而且是很深刻的。他在文章里说：“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是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的同类型，同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根本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其唯一的不同，就是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还没有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余云岫当年用科学为武器，消灭中医已经得心应手，自然不会想到再加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且那个时候马克思也不是被执政党推崇的人物，引用他的理论有可能招来大祸。 江先生接着回忆了他参加1949年“改造中医座谈会”的情况，也提到余云岫带着《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到北京，“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批评，（他）便从而消极地偃旗息鼓，不谈旧调。但在很多人（原注：连我在内）的思想深处，对党的（中医）政策并无深刻体会。直到王斌消灭中医的思想，通过《东北卫生》杂志流传开来，在我就十分感到‘旧调新弹，不同凡响’，大有‘所见略同’之感。” “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对我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呢？”江先生认为第一是“以非历史观点来对待祖国医学遗产”，推崇“全盘西化”；“把中医的全部理论当作玄学来看待，认为中医在实验上没有真凭‘实证’。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一股主流——‘实证论’导引我来否定中医的。贯穿‘实证论’观点的代表作，就是风靡一时的魏尔和细胞病理学。”实证论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知道“细胞病理学”的确是打倒中医理论的一件“利器”。 难能可贵的是，江先生终于看到了魏尔和细胞病理学的缺点，这一认识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他说：“威尔和的细胞病理学说的观点，就是孤立的就细胞结构的这个机械结构来分析病态的组织，把人的生命归根到细胞，把一切疾病归结于细胞的聚集和改变，把病的位置只固定在由细胞构成的器官上面。如果只能这样，则疾病只能是细胞的病变，而细胞又只能从细胞产生，生命也只能由细胞开始，在细胞之前是没有生命的。” 说到细胞，因为中医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名词，所以中医谈论疾病的资格就被取消了。江先生此前曾经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细胞概念的“关门称帝”的中医，不能是科学的。 由于从解剖、细菌、细胞来衡量中医，让中医稳稳地坐在“不科学的席位”上，就可以对中医进行指责和批判了。江先生说：“解放后，我接受到党的教育，我还在想不通，为什么政府还要迁就‘落后的’、‘过了时的’中医？为什么没有‘科学’的眼光，不把中药和中医分别开来对待，研究有前途的中药，淘汰‘无希望’的中医？”因此，解放之后就犯下了“以不科学的‘科学’态度，来笼统的否定中医，菲薄和排斥中医，并分割中医中药”的错误。 并且，“由这些理论出发，最后竟下了个具体实践办法的结论：‘无条件登记，保障终身营业，足以维持中医饭碗而有余’。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逻辑而狂妄的要消灭中医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认为解决中医的不二法门：就是‘第一步先登记，尺度不妨稍宽；第二布再教育，淘汰不妨稍严。就这样由登记到甄别，由限制到消灭，既照顾群众需要，也照顾中医出路。’这就符合余云岫的‘一刀两断’的主张了。其步骤和方向与王斌的主张也好像是一致的。” 江晦鸣的批判反省文章，宣告了余云岫时代的终结，而此后“遥承余云岫衣钵”者，尽管在2006年也弄出来一些沉渣泛起的反中医思潮，其结果则是来得急散得快，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中央领导对于中医更加重视，反中医事件成了“民族虚无主义最后的哀鸣”。笔者对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捍卫中医》一书里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值得指出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许多学术之争也演变成了政治斗争，一些历史上的反中医人士，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也受到了“扩大化”之害，这些情况余云岫都没有遇到，真是幸运之至。 1957年的《中医杂志》从第8期开始，连续几期刊登“反右斗争”的报道。比如第8期的前边，首先刊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文章《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文章说：“右派分子们，我要警告你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应该及时猛醒，不要自绝于人民。”后边的文章，接着就是“首都医药界展开反右斗争”的系列文章，大幅标题刊登着“北京医学院、中华医学理事会分别开会 揭穿金宝善向党进攻的恶毒阴谋”；“北京中医学会集会 揭露章伯钧、李健生等反党活动 反对医药界政治野心家金宝善”。 《中医杂志》1957年第9期，刊登有这样的文章：《健康报社论：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揭露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在北京市中医医院的反动活动》；《章伯钧恶毒爪牙，中医界无赖恶棍 陈苏生反动透顶在中医界猖狂活动》。第10期刊登着《人民日报社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从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谈起》；《北京中医学会再次集会 批判右派分子龙伯坚》。第11期刊登着《彻底打垮右派分子龙伯坚向党的进攻》；《彻底粉碎龙伯坚向党进攻的阴谋》。第12期刊登着《驳斥金宝善“中医有疗效不是科学”的谬论》；《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兼驳右派分子们的荒谬论调》。 政治斗争的风云，吹到了学术领域，一些历史陈迹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是当时的一种特色。比如金宝善、龙伯坚的境遇，就很有代表性。 金宝善(1893～1984)，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公共卫生学家。1911年赴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在中央防疫处研究制出了多种疫苗、抗菌素、免疫血清，是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军医学校讲授传染病学和防疫学。192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医学硕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等职。1934年至1941年连任两届中华医学会会长。曾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世界卫生会议，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1948年应聘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儿童急救基金会医务总顾问。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回国，在卫生部参事室工作。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到北京医学院任公共卫生系主任兼保健组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同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卫生杂志》主编。 尽管他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教育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一些问题上的发言，可能存在问题。他于1956年作为政协委员，视察了山西、河北省的卫生情况，回到北京之后，在全国政协、中华医学会、九三学社先后多次谈论视察的情况，并谈到了一些建议 [4]。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中，由于这些言论，他被说成是右派。当然，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有高低，对于中医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特殊时期，人们对于他在国民党时期在卫生部长期任职的“历史旧账”，也“旧账新算”，加上他当时的一些不当言论，使他较早地成了一个“大右派”。 金宝善说：“1954年党对中医工作的指示是矫枉过正了 [5]” 。他说：“全国中医有30-40万人，数量上是很大的，不能一笔抹杀。过去王斌、贺诚对中医是操之过急，矫枉不能过正，但今天应该是纠正的时候了”。他在石家庄市视察中医治疗乙脑的时候，曾经说“我不能同意有疗效就是科学的说法，乙型脑炎有90%以上的疗效，也似乎言之过早。 [6]”他还说：“祖国医学有它的精华这是肯定的。应做为文化遗产来研究，但不能做为现代医学来接受。 [7]” 金宝善在中医问题上的观点不正确，这是肯定的。但是尽管还有其他原因，把他的学术见解上的不当作为政治问题来看，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是历史的过错。但是金宝善先生并没有倒下，他利用掌握的多种外语，坚持收集、翻译卫生科技情报资料，开办医学英语、日语讲习班，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外语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名誉主任。主要译著有：《世界卫生年鉴》、《查阅医学外文期刊的经验简介》、《中华民国卫生史料》、《医学百科全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分卷一中国近代卫生事业》。88岁高龄时，他还抱病主编了《英汉预防医学名词词汇》 [8]。 龙伯坚（1900－1983）中医学家。原名毓莹，号伯坚。长沙府攸县人，龙璋之子。1916年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毕业，先后任湘军军医处处长、长沙仁术医院医师、湖南肺病疗养院院长等。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湖南省卫生处处长等职。1949年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所长、一级研究员。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龙伯坚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卫生处处长。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龙伯坚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以龙毓莹的名字，与毛泽东先后主编过《新湖南》期刊，由于它与建国初期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新湖南报》名称相同，龙伯坚曾就此致信毛泽东，希望毛泽东题写刊名。毛泽东收到信件之后回了一封信。 “伯坚先生：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顺颂大安!毛泽东、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9]” 从这份根据手稿刊印的信件来看，龙伯坚与毛泽东是比较熟悉的。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之后，龙伯坚主持中医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1月19日、25日《健康报》上，连载发表了“中医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述了研究中医的方法和步骤问题，引发了一场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 他说：“中医研究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临床的研究，中药的研究，医学史的研究。在这三项研究中，中药的研究、医学史的研究是比较容易的，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全世界的旧路可以参考，只有临床研究比较困难些。临床研究应当有三个步骤：找线索、肯定疗效和找理论根据来说明治疗机制。凡是研究工作都是一个未知数，如同在大海里摸鱼一样，首先必须找到线索。如果没能找到线索，可能处处扑空，也可能没能找到鱼而摸到石头。” 龙先生的观点遭到中医界强烈地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抛弃中医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是余云岫“废医存药”论的翻版，他把中医当作研究对象，而不是依靠、发展对象，还是歧视、轻视中医的表现。后来随着反右斗争的形势发展，这场本来是学术之争的争鸣，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龙伯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而且说他国民党时期在湖南卫生厅工作期间就排斥、打击中医。 刘笑春先生的文章“龙伯坚父子半个世纪心血《黄帝内经集解》正式出版”介绍说，1957年龙伯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心理和工作均受到了一定打击；1962年发生了轻度中风，时年63岁。为防止再度中风或患其他心血管病，他将尚未完成的《黄帝内经集解》草稿全部寄给了在湘雅二医院工作的儿子龙式昭医师。当时，龙伯坚并没有向儿子详细介绍这部书稿的基本情况。幸好“文化革命”中总算逃过了抄没的厄运。1978年，龙伯坚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后，《黄帝内经集解》书记稿又被送还到北京龙老的住所。这时，伯坚先生已是79岁的老人了，且因视网膜脱离而双目失明，已不能继续完成书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随即将其在长沙工作的儿子找来协助工作，后来得到了国家的部分资助、天津科技出版社筹措了部分费用出版了这部著作。但是，编著者不仅没有得稿酬，龙式昭先生还自费交了3万元，才算得以出版发行。这是湘雅医学院两代老校友龙伯坚父子花费半个世纪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为人类奉献的一项伟大文明成果，可喜可贺。2004年5月，龙式昭校友已将《黄帝内经集解》一册作为向母校90华诞的献礼，捐赠给了校史展览馆。 [10]龙伯坚所写的《黄帝内经概论》出版之后，他曾经把这部著作寄给了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81年3月17日，李约瑟先生收到之后，给龙先生来了回信。 “亲爱的龙伯坚博士：你可以确信，我们对你不是完全不了解，因为我们已采用你的《现存本草书录》多年了，并得到很大益处。我们也采用了你的很多论文。现在我们非常感谢你送给我们一部《黄帝内经概论》，它对我们图书馆的书架将是有价值的补充。当然，我们完全同意西方把重点放在《希波克拉底全集》的重要性上，把它作为整个欧洲医学的基础。但在我们的书和论文中，把《黄帝内经》与《希氏全集》进行比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称《黄帝内经》为‘中国的希氏全集’。我们把《素问》作为公元前二世纪的著作，把《灵枢》作为公元前一世纪的著作，那么希腊的《希氏全集》就会比它们早一到两世纪。当然，《内经》总结了积累约五百年的临床经验。总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比较是正确的。真巧，你也了解安纽斯福斯。他好像是第一个用药典的字作书名的人，但他的真正重要贡献是产生了一部希氏全集的词汇索引——即一部词句和术语的词典。这部他称为Occnomia Hippocratis 的书在1588年出版。我不太清楚对《黄帝内经》是否已有人作了同类的工作，如果做了，它将是极有用的，我们非常希望了解它。如果你有机会来我们国家，我们希望你一定来参观我们这个图书馆。那时我们将‘铺红地毯’欢迎您！同样，我希望我们将在今年或明年再来中国，届时我们一定来向您表示我们的敬意。热情地问候您，并感谢您的来信。李约瑟、1981年3月17日。 [11]” 金宝善与龙伯坚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卫生部门的官职，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时候，都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们都坚强地走了过来，为共和国的卫生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值得敬仰的是龙伯坚先生，他没有因为挫折改变研究中医的初衷，终于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看到这些材料，笔者想到了余云岫先生，假如他再多活一些时候，在1954年之后，或者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他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他能挺得住吗？他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吗？因此，我们说他的寿终正寝，真是很幸运的。 2 E3 [6 \; @1 g: ~. p1 k
[1] 张光、拨开皮来看！新中医药、1957年7月号、2-6页。 9 U) Y6 E9 O7 W; L# }$ K
[2]张光、拨开皮来看！新中医药、1957年7月号、2-6页。
1 {3 H, O" C7 K( C3 S8 t# Q[3] 江晦鸣 我在批判王斌的思想斗争中得到深刻的教育 中医杂志 1955；1（7）：1-3
& G1 e; _3 y/ b. p% n[4] 龚志贤、揭露金宝善的阴谋、《中医杂志》、1955、1（8）399。
6 X; y, R) [' P. ][5] 章次公、彻底粉碎金宝善向党进攻的阴谋、《中医杂志》、1955、1（8）399。 / d4 q# Q$ Y& V' C( r
[6] 秦伯未、揭穿金宝善污蔑中医的阴谋、《中医杂志》、1955、1（8）398。
# W+ B$ v1 H/ U+ |! Q. R[7] 董德懋、金宝善攻击党的中医政策用心恶毒、《中医杂志》、1955、1（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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