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科学化”是逼出来的 中医科学化口号的提出，是此前“中西医汇通”学术主张的继续，是在西医疾病观的压榨下提出来的，也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学术主张；是中医失去脏腑解释权利之后，另谋出路的权宜之计。中医要突围，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依据，就必须“祭起科学的旗帜”，把自己原来的学术主张忍痛放在“不科学的冷库里”冰冻起来，“偃旗息鼓”，追求“科学化”，以求得暂时生存的权利。 翻开民国初年到解放初期的中医学家的著作，几乎都充斥着中医科学化的说辞，把中医的理论与经验都用当时的“科学标签”装饰起来，解释一翻，猜想一翻，与后来的中西医结合“重视实验”不同，“中医科学化”大多是想当然的比附，是和西医“套近乎”。而当时的西医之所以“先进”和“科学”，就是因为有解剖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而中医没有没有这些知识。当然中医的脏腑似乎属于解剖，实际上其真实可证的程度与西解剖学相差甚远。然而上世纪初期，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在内科疾病的治疗效果上，西医很多方面还赶不上中医的疗效，但是，西医就是靠了器官解剖的实证、细菌学说的微观，把中医一把推到了“不科学的席位上”，中医成了人人可以羞辱的对象。 许多文化名人敢于骂中医，敢于批判中医，并不是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有多少了解，也不是在自己的医疗过程中没有吃过西医的亏。相反，有些人被西医判错了病情，然后经中医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之后，竟然会说“西医即使把我治死了，我也相信它，因为它是科学的；中医即使把我治好了，我也不相信它，因为它不科学”。还有象傅斯年那样的“海归派”人士说：“我是至死也不请教中医的，否则，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 可见，有着“朝闻道，夕死可也”传统的中国人，在骨子里对于探索真理的科学的崇拜，是非常虔诚的。梁启超先生的一次求医经历，很有典型意义。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先生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被初步诊断为肾癌。陈源先生当时在报纸上介绍说，外科医生把梁先生“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1926年正是中西医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有这样的事件刊登出来，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关注。陈源先生继续爆料说：“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尽管陈先生说的是事实，对于中医毫无袒护之意，但是，竟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大文人徐志摩5月29日发表了《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对中医一向看不起的鲁迅，见到了这样的评论，自然也就坐不住了，在当年7月5的北京《世界日报副刊》上，刊载了他的《马上日记》，他说：“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作为“当事人”的梁启超先生，对于人们热议他患病的遭遇，他的态度很受人们看重，但是，梁先生对于他自己宣扬、推崇的西医，是相当袒护的。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从尊重科学的角度，他说“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公开的为西医开脱，而私下里对人说出他的苦衷：“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使如我这点小小的毛病，虽然诊察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象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的微意。 [1]” 梁先生的用意，可谓别具苦心。当时为推广西医学术，而刻意打压中医的人， “在原谅西医错误的同时，不忘踢中医一脚”，邓铁涛教授在事后的21世纪里的这一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医学当时的“学术地位”。直到解放初期的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上，尽管政府号召“团结中西医”，出席会议的代表汪绍笙还敢于公开说“余云岫批评中医近于巫神，在形态上看还是有的”①。余云岫以科学革命为旗号取消、改造中医的思想，还萦绕在许多人的心里。中医的指导理论阴阳五行被批判，中医的脏腑解释权被剥夺之后，就为从理论上打倒中医的余云岫开了绿灯。1914年，余云岫撰写《灵素商兑》，1916年正式发表，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又提出了废医存药。这些攻击言论得到了恽铁樵等中医的反驳。 1922年中医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对《灵素商兑》进行反击。恽铁樵先生说：“《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恽铁樵主编过《小说月报》，当时与余云岫都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的著作发表之后，余云岫立即进行书面驳难，余云岫说：恽铁樵“不得已乃造一四时气化的五脏之说，以掩其非。然则《内经》所论之人，将非血肉之人，而为四时气化之人？所论之病，将非血肉之病，而为四时气化之病乎？将血肉之人、血肉之脏腑、血肉之病，《内经》不知乎？知而不言乎？” 余云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在医学科学还很幼稚的时代，是无法做出正确回答的。因此，恽铁樵先生辩解说：“至于四时的脏腑，实有至理，《内经》全书，皆是此物，惜无术能证明鄙说。[2]”学贯中西，对于西方很了解的恽铁樵先生，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无从辩解了。 此后，杨则民所著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用辩证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分析中医学，从全新的层次和角度批驳了将阴阳、五行学说视作迷信的说法, 虽然给了当时的中医界一个新的理论支点，但是，对于整个学术界把中医看做不科学的观点，影响甚微。 此为二十世纪初期的中西医理之争，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尚未涉及政治。中医在“当时的学理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因此，余云岫反中医的举动越演越烈，从反对中医教育列入学校系统，到利用行政措施通过“废止中医”的议案，再到反对成立国医馆，逐步升级。 总体来说，尽管当时的社会行政政策、学术思潮，不利于中医学的存在，但是，取消中医活动并没有获得成功。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或明或暗的支持。 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由余云岫、褚民谊等人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中字第14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生字第22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生字第36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42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疠；(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并指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①” 有人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把四案合并，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提法上进行了“技术处理”，没直截了当地采用“废止中医”的说辞。该议案规定了三条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就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这一议案成了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导致了以后几十年中医地位的沉浮②。 针对当局的取消中医政策，中医界奋起抗争，以保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中医界是较早接受现代文化的知识阶层，创办刊物宣传自身学术，创办学会维护自己权益，创办学校培养现代中医人才，可以说当时可以利用、吸收的一切先进手段，大都充分利用了。他们利用媒体，利用抗议的各种形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在学术上自强不息③。中医求生存的斗争，成了国民党执政以来，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傅斯年1934年8月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所谓国医》的文章，开头就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尽管傅斯年的文章充满了偏激和歧视，但是从中不难看出许多人对于中医求生存的不理解态度。 傅斯年所说的“开了四十年学校”还没有解决中医问题，是说从清朝废科举兴学校以来，所兴的都是“新学”，而中医属于“旧学”，早就该取消了。实际上，取消中医教育，不让培养新中医的做法，早就萌芽于清朝末年的留学运动。很多留学日本的医学生，日后大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支持取消中医的人士。 1912年北洋政府为了引进和普及近现代教育，订立教育系列科目，把学校分成专科和本科，就是在这个构建学术体系“搭架子”的过程之中，竟然没有考虑中医教育问题，教育系统“漏列”中医。 这个新法规颁布后，中医界立即觉得不能通过学校培养人才，中医界有“无后”的忧虑，是一种即将到来的“后继乏人危机”。因此，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以争取为中医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 到京之后，代表们未曾想到，会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汪大夑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中医界更是感到震惊和空前的生存压力，逐渐形成救亡图存的声势。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群众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函复余德勋(余伯陶)请愿书，否认有意取消中医，“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④”。国务院于1月16日也发下正式复文：“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具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来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宰，亦均具有条理，除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以便维持。此批。”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遭到中医界的反对，认为考试应由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1925年中医界通过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教育联合会呈请教育部,要求中医加入学系,余云岫一方面组织西医界致电各省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发表文章《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大造舆论。由于余云岫的干扰，造成中医界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而且此后中西医两界的关系迅速恶化，斗争此起彼伏。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方医学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双方言词日趋激烈，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 1929年2月26日废止中医案，一经报纸刊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陈存仁通过自己主办的《健康报》,张赞臣办的《医界春秋》杂志，召集全国有识之士加以抗争，并先在上海召集同仁组织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 全体停业半天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会后,陈存仁拟了一篇很长的新闻稿，在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报纸刊登, 得到报界的支持。同时上海的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 纷纷发表通电, 拥护中医中药,反对废止中医。各省代表纷纷抵沪后，于1929年3月17日（后被定为国医节）, 借用位于天后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大会。参加的有15个省代表,243个县代表,4个市代表,共计281人。大会宣言，对于反中医人士借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提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会议决定由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等五个人组成请愿团赴南京。3月22日到南京，推出陈存仁为发言人,向新闻记者发表演说:“全国中医83万人,药铺有2010余万家,对全国9／10以上的人民做着疾病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6000余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惟中医是赖,怎样能废止呢？”这种以市场定胜负的说理，为中医求生存的斗争，赢得了说话的权利。请愿团先行谒见了谭延闿（行政院院长）、张静江、李石曾、于右任（监察院院长）、林森(后为国府主席)、戴季陶（考试院院长）、陈果夫等对中医有好感的国民党要员，取得他们首肯。后来，又经过努力见到了蒋介石，并获得他的批谕之后，请愿代表返回了上海。 此次中医界维护自己权益的活动，是刚刚统一全国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抗争活动，并且中医界取得了胜利，让反中医人士看到了中医、中药界的力量，政府也看到中医是不可轻视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实，国民政府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矛盾很深，每个人对中医的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关于中医存废的问题意见并不统一。虽然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坚决主张废止中医，而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则主张保存中医。当时卫生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心腹，而冯玉祥本身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他军中的医生,向来以中医为主,西医为副。薛笃弼在各种压力下急于平息这场风波，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彻底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卫生部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 中医界一直努力促进《中医条例》出台，利用法律保护中医。余云岫废止中医案引发的政治风波过后，薛笃弼发公函到上海,聘请陈存仁、谢利恒两人为卫生部顾问。受聘后,陈存仁提议订立《国医条例》,使国医有法定的地位。中医界借鉴政府成立国术馆，研究和保存武术的例子，申请成立了中国国医馆，馆长由焦易堂出任。副馆长施今墨把《国医条例》的初稿拿到了南京,经修改,由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石英、叶楚伧、陈果夫和邵力子等国民党中央委员29人，在1933年6月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此条例获得立法院审议通过,会议修改了条例的名称，把《国医条例》改为《中医条例》。但是，由于行政院汪精卫反对，这个条例虽然获得通过，却没有照准执行，成了一纸空头文件。 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会议上狂诋中医：“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药店限令歇业。⑤” 汪精卫不仅自己反对中医，而且还写信给立法院长孙科，阻挠《中医条例》通过。他说：“对于所谓《国医条例》，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利，恐非中国之福。--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⑦”。这一消息被刊登披露之后，曾经引起中医界强烈不满。当然，也引起了傅斯年之类的“学者”，大肆诟病中医。 汪精卫反对中医，取消中医，竟然还撤出来“国际体面”！这与他日后投降日本不知是否有关，因为日本在19世纪末已经取消了被认为落后的“汉医”。不过，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中华民族的“国际体面”让他弄得更不“体面”了，这倒是历史事实。 反对中医、主张取消中医的人，虽然像汪精卫那样当汉奸的是极少数的。但是，很多人有留学日本，学习、亲近日本，效法日本取消中医的，则不在少数。 1934年1月22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全国中医药界代表方富建、丁仲英、程调之等54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实施立法院通过的《中医条例》。 1936年1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医条例》,这是南京政府制定的第一部有关中医的法规，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同年7月21日,行政院277次例会通过了卫生署制定的《中医审查规则》,并于8月正式公布。由于《中医审查规则》与《中医条例》有许多相抵触之处,（如同样规程获得的证书为地方政府发给与西医中央政府发给不同及检核考试等环节的不完善等）引起中医界的极大不满,从而对卫生署管理中医提出异议。 1936年12月4日,立法院第82次会议讨论修正卫生署组织法案,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决定,卫生署设中医委员会,负责中医行政管理工作。中医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修订相关条例、法规。1936年12月19日国民政府令修正公布了《中医条例》,1937年5月8日卫生署修正公布了《修正中医审查规则》。 1940年8月6日内政部公布了《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其十七条规定:“中医不得擅行使用科学医之器械药品或注射法。”公然违反了“中医条例”相关规定。中医界在给国民参政会、六中全会的代电中表示了强烈不满。 在中医界不断的抗争下,1943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医师法》,为了使《医师法》更具操作性,1945年7月21日社会部卫生署会同公布了《医师法施行细则》。 1946年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1946年6月9日,南京政府卫生署命令各地卫生局,规定中医不得再称医师,公然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11月1日,南京政府卫生行政会议决定,严禁中医使用新药等。再次引起中医界抗议。 1948年8月3日,行政院抢先公布了《修正医师法草案》,将中医从《医师法》中剔除。为了维护中医师的利益,卫生部中医委员会起草了《中医师法草案》,并于1948年6月18日发出《关于中医师法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函件》,由于时局原因,《中医师法草案》未见正式公布。 由此看来，国民政府关于中医立法的过程就是中医界不断抗争的过程。从最后总体结果来看，中医界的抗争是基本成功的，中医药事实上得以完整保留。 1949年新中国成立，虽然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然而，中医被认为不科学的命运并没有随之而结束，尽管共和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做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战略部署，但是要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是很困难的。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报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披露了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对于中西医学看法，更是今后一个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报告》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中医理论缺乏现代科学的基础，如果中医仍然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就不可能完成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任务，“因此中医必须提高，学习政治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将中医的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使中医科学化。”此前，社会的知识阶层中，很多人认为中医学不科学，《报告》的这几句话尽管似乎是“学舌”于前人，但是，一下子就把中医的学科定位为“非科学”，或者是不够科学的范围之内，因此，才需要“科学化”，而西医则被认为是“科学医学”。中西医在新中国卫生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表露无遗了。 《报告》解释所谓“中医科学化”的含义，“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涵义：第一要学习医学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传染病的管理。其次与科学家配合研究中药，分析秘方，确定性能。再次，研究中国的针灸，发掘古代的临床经验，使之科学化，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中医需要学习西医科学的“基础知识”，“配合”科学家研究，也就是说“研究中药的主体”是科学家，而不是中医。 关于西医的问题，《报告》指出：西医是科学的医学，解决了许多治疗和预防的问题，“是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但西医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而且彼此宗派成见很深，对民族传统缺乏研究，对中国具体条件缺乏考虑，对中医缺乏正确估计，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是不好的。所以也要提高和改造：在政治上提高他们，改造他们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和作风”。政府对于西医的定位是“科学医”，只是这个“外来”的科学医，还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要克服骄傲自满情绪，要为大众服务。相对于中医的“不科学”来说，西医自然要“高明”许多，从事西医的人员自然也因此而高傲了许多。 中医界有人对《报告》的内容提出了不同意见，更多的人则不敢表达这种不满。因病未能参加8月10日晚上座谈会的上海中医代表陆渊雷，于8月12日给中医组组长钱信忠、副组长鲁之俊、叶劲秋、李斯炽写信，书面表达了《在全卫会议中提供中医组的意见书》。陆渊雷在这份意见书中，尽管充分说明了设立产生新中医的中医学校的理由，并同时指出这只是一种过渡措施，并“不是主张中国应该有长期的中西医的并存”，但仍然未被中医组所采纳，中医组的综合报告——《关于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建议》并没有把陆渊雷的意见反映出来，而且连陆渊雷自己在第二天（8月13日）的中医座谈会上，也看到中医“大势已去”，他也就因特定的氛围而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8月13日下午3点到6点的中医座谈会，是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对中医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看看代表们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对理解建国初期错误中医政策的制定过程很有帮助。这个座谈会的主要精神，后来由余云岫整理，发表了一篇《团结》的文章。原文刊登于《医药世界》1950年10月，第5卷第1期，但是翻阅原文很不容易，赵洪钧先生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末尾，把这篇文章附录在最后，以表示中西医之间已经开始走向“团结”；反中医很卖力气的“医学八号楼网站”很重视这篇文章，其文献来源也是从赵先生的引文而来。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会议的情况，也可以看到余云岫“志高意满”的“转变”，在他高唱“团结”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医的屈辱与辛酸。 余云岫说：“我跑到北京一趟，参加了两个全国性有关政治性的会，就是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和科代大会。此外参加了卫生部召集的编审委员会和全国中华医学会。自八月一日从上海出发，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归到上海。不但不觉得劳瘁，而且似乎更加鲜健一点。这个原因：在政府方面，对于年老的人，招待细到，卫护周密，这是人民政府长技，自不必说。而在我个人方面，生活方式的改换，周围空气之变迁，也是原因之一，而精神上之愉快，实是支持健康的重要原因。至于象心思暗合，志趣多同，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余云岫心情是愉快的，尽管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他高兴地主要原因是与会议代表们“心思暗合，志趣多同”，尤其是关于中医问题，长期以来他为废止中医而“医学革命”了四十年，或多或少遇到了不少批评，“心思暗合，志趣多同”的场合并不多，尤其是有中医在场的时候，就更不可能“心思暗合，志趣多同”了。但是，今非昔比，这一次他竟然找到了知音。 所以，余云岫接着说：“我参加了几个会议，我的感想中，值得提出来做报告的，只是‘团结’两个字。在卫生会议上三大主题：第一是向工农兵服务，这就是向大众团结。第二是以预防为主，这就是和健康大众站在同一战线上，抵抗疾病。第三是团结中西医，这是已经正面提出团结两个字了。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医疗和公共卫生团结，医政和药政团结，公私团结。不但卫生会议无往而不以团结相号召，且参加科代大会，也是号召工农理医互相团结，甚至四大科里面的各分科，也各各互相团结。参加中华医学会，也是号召团结。取消宗派主义，各学派更加密切地团结，打成了一片。再看看社会上，有叫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都是团结一起的话儿。总而言之：团结全国一切，造成伟大力量，站在同一战线上，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剥夺。” 余云岫对于“大团结”理解得不错，建国伊始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最广泛的团结。然而，余氏话锋一转就说到了中西医问题。他说：“但是团结有难有易，若是道同志合，没有沽名争权投机取巧的成分在内，团结是没有问题的。我所参加的几个会，谈到团结问题，都很顺利，都是一致拥护，只有卫生会议当中，发生了小小波澜。这个波澜，是环绕着我的。但是我在大会中，除了出席会议之外，老是在所住的一间房子里休息，所以外面的风声，一点也不知道。自从八月七日开始会议，连日出席大会，听各首长和来宾的报告和演说。到了十二日开始分组会议。我本被派在中医组中，但临时又生出一个新组，叫做‘公私关系组’，于是向各组抽调几个人来，合成若干员，别成一组，我被调在新组，到了公私关系的新组。不多时，颜福庆先生也来了。又过一天，胡兰生先生也来了。二三十人一个组，有了三个旧相识的人，觉得很不寂寞。” 余云岫不愧是善于表达思想的人，通过他的记录我们不但了解了会议“内外”形势的微妙变化，而且知道他耐心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说：“到了十三日晚，我已经从新组回来，休息在房间时，华东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先生忽然降临，邀我明天参加中医组，殷勤劝驾，我答应了。宫部长去后，老友徐诵明先生来了，徐先生是中央卫生部医学教育处处长，说：‘听说请你参加中医组。我看你还是去罢！’我告诉他：宫部长刚来过，我已经应允明天去参加。徐先生说：‘很好’。徐先生去后，叶先生是华东卫生部邀请出席会议的上海中医代表，他是中医组的副组长，他说：‘我奉组长钱部长的命，特来邀请你去参加我们中医组讨论，我们准备欢迎。’我弄得摸不着头脑，我问叶先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叶先生约略告诉我几句中央卫生部特别召集了中医代表座谈会的话，和卫生会刊第八期所刊载的《中医座谈会纪要》大略相同。我且把这个纪要，抄录下来，读者诸君，就可以明白这个事情了。” 这个《纪要》说了些什么呢？首先是参加座谈的代表人名，然后是大家的发言摘要。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李德全、贺诚、苏井观、林士笑、白希清、鲍敬恒、钱信忠、鲁之俊、周越华、王仲英、穆少卿、王华杰、李长春、叶劲秋、陆渊雷、袁平、汪绍笙、徐巩伯、唐构宇、谢炜南、李斯炽、张君斗、戴笙三、龚志贤、李精权、范英田、高仲山、曹靖宇、陆观虎、赵树屏等三十人。列席有谢汇东、卢晓。这个会议代表的人数不少，也绝不是1929年余云岫参加的国民党第一届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议案的只有西医，而没有中医参加的会议。 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尽管代表面比较宽泛，不是单一层面的人员，但是座谈会达成的共识，却是“意义非凡”的。 会上，中央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首先发言：“大家辛辛苦苦，来自各方，都是诚心诚意来研究中医问题，我们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过去反动政府不提倡团结，那时许多医务人员，有的是为生活而工作，也有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今天全国解放了，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使全国人民不受疾病的侵袭，乃是我们的任务。怎样做才对呢？我想应从本身做起，参加预防工作，站在医务工作者的立场，尽一切力量，预防人民不得病，这是最好的。苏联现在已不发生鼠疫、霍乱、天花了，我们应向苏联学习。向苏联学习也是中医的任务。” 李德全(1896-1972)部长是冯玉祥先生的夫人，她出任卫生部长本身就意味着“大团结”，她的话也说到了点子上，民国时期无论政治，还是军事、学术，很多领域都不团结，中西医之间的矛盾更不是用“不团结”就能概括得了的。 李部长接着说：“由于过去旧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我们中医的不团结、不科学。今天虽然解放了，但还不能一下子转变过来，一切是基于我们全国的经济情况的。毛主席曾谈过，经济转好，尚须二三年，我们中医的改进，也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医数千年来存在于中国，但我们中医并没有把这数千年的经验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整理。这也是反动派造成的。苏联以前也有旧医，革命胜利后，即逐渐走上了医学科学化的道路。在中国呢，也希望中医能够把中国医学科学化，使自己提高一步。同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把人民的健康事业搞好。这应该说是我们的共同志愿，也是人民的希望。” 李德全部长没有批判国民党政府20多年忽明忽暗的反中医政策，而认为他们只是“不提倡团结”。指出新中国的中医依然和过去一样“不团结、不科学”；中国要象苏联那样逐渐取消“旧医”，完成医学科学化，这样的“带头发言”为会议构架了一个基本框架。 汪绍笙紧接着李部长的话就向中医开了炮，他说：“中西医过去主要是彼此都很高傲，因而产生了不团结的现象。余云岫批评中医近于巫神，在形态上看还是有的。不过中医的阴阳表里，也的确很难了解。现在解放了，中西医的心理也都改变了。应把中医经验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很好地加以研究。我是主张中医科学化，但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余云岫虽然没有在场，但是他污蔑中医像“巫神”的错误观点，竟然得到了汪氏公开的赞同，这让在一边偷窥中医组动向的余云岫心中大喜，觉得中医组里有了自己的“知音”。汪氏惟恐中医界自我改造不彻底，因而特别强调“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在建国前就主张“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先生(1894～1955)，尽管心中未必畅快，但是也尽快表了态，他说：“听过部长的报告，我的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现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进展，仅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有了很大发展。今天上海的中医对于预防工作，已经很愿意去工作。我是中医，不主张消灭中医，而主张把中医科学化。至于中西医的名称问题（笔者按：当时有人称中医为‘旧医’），我并不坚持意见，只要把中国医学的种子传下去，就可以了。改进中医的主张，在二十年前我就提出来了。南京国医馆成立，整理中国医学大纲草案，我已拟就，但未能发表。现在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去我过去的几本书以外，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办法也整理出来一些东西，将来可以供给政府。再产生的中医，也不是旧形式的医生了。应该使中国医学，供献给社会。” 陆渊雷先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消灭中医的政策，奋斗了二十年，功勋卓著。1955年他病逝时，此后不久成为卫生部顾问的章次公先生，曾经为他写了一个哀悼词：“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卓尔出群，渊雷而已。今乃奄然殂化，芳流歇绝，不其惜乎！我百不相如，齐名忝窃。自陆云亡，章之精神面目，亦随之而俱去。”[3] 但是，陆渊雷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受时代的制约，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他说中医没有预防、不讲预防，这是很大的错误。中医预防疾病的思想起源非常早，在甲古文里就记载了“御疫”。中医在宋代发明的人痘疫苗，也是预防“免疫思想”哺育出来的“科技成果”，它很难形成于大讲隔离的西方。英国的琴纳把中国人痘疫苗技术进行吸收、改良，才创造了牛痘疫苗，是一个吸收中医思想和技术的再创新过程。巴斯德进一步改良疫苗方法，才有了大规模的“预防医学”的诞生[4]。当然，这些中医学的古代成就，在当时很难被发现，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陆渊雷先生前一天刚把建立中医学校的建议刚递上去，看到中医“大势已去”，再坚持己见，不仅是“不识时务”，而且还有可能给自己引来预想不到的后果，只好“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从团结大局出发，订立回天无力的“城下之盟”，实在是出于无奈也！ 高仲山说：“从十几年前反对余云岫的主张时，我就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可是现在，中医还没有什么成就。科学是有规律的，有效果的，中医的主要特点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而中医的优点，只是经验秘方。这样停止在现阶段的现象是不对的，社会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人民进步得很快，如果仍用旧的，是不会使人民愿意的，毛主席说要有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高先生的发言并不高明，不仅是他“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的观点有缺陷，而且对于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很狭隘。毫无疑问科学是要发展的，科学的发展不是以新旧来论是否先进的。中医学是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发展的，并不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当然，中医的发展不是按照解剖实证的道路前进的，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达到诊治疾病、养生保健的目的。中医学在外在形式上的“稳定性”，是其具有“普适性”的一个特征，也就是中医学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靠着这样的“理法方药”体系，可以安全有效地解决大多数疾病的防治问题。而不是象“朝令夕改”，“昨日之是，今日之非”那样地“日新月异”。日新月异正是不成熟的表现。 辩证唯物主义论述事物发展规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否定之否定”。中医学走过几千年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规律，不难发现既有“否定之否定”，也有“肯定之肯定”，而且是以“肯定之肯定”为主线，以“否定之否定”为辅助的模式，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中医学由一颗小苗，成长为参天大树，其树干的年轮不断增多、增大，没有被彻底否决过，这就是“肯定之肯定”的过程；树木的枝叶、花果，春生夏长，秋天陨落，年复一年，属于“否定之否定”。中医学自从形成之后，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四气五味、升降出入等基础理论一直存在着，不断发展传承着，这就是历代中医学的“肯定之肯定”的结果。每一位中医，在他一生的医疗活动之中，不断开出方药，积累经验，绝大部分都散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这个过程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构成论的角度看，被称为“伟大宝库”的中医学，是由基本理论、诊疗技术、医疗经验三部分构成的。中医的基本理论是由比较简单、比较原始的阶段，逐渐成熟起来的，是一个“肯定之肯定”的过程。一开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有零散的具体经验，既没有理论，也没有体系，称不上“伟大宝库”。后来，古代哲学给了中医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使中医“登高望远”，逐渐引入气（精气）、阴阳、五行学说，又结合具体的医学知识，逐渐形成了五脏六腑、精气神、形气关系、形神关系、健病关系、药毒转化、邪正斗争、辨证论治、增效减毒等等基本理论范畴，在运用之中不断丰富发展，经过“肯定之肯定”，一直传承了几千年。 在历史的诊疗过程之中，每一位中医学家运用基本的理论作指导，结合当时具体的病证特点，“即时随机”地抓住病机，开具汤药，或者进行其他方式的治疗活动，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时过境迁”之后，各位医学家的具体诊治措施，往往就成为历史陈迹，既淡出了他自己的脑海，也被历史逐渐遗忘。事后回忆、总结，不过是“挂一漏万”的知识，是丰富历史过程的碎片而已。然而积沙成丘、集腋成裘，医学家的诊疗思想、“经验之方”，也会逐渐积累起来，形成体系。 这些理论见解，在当时不仅没有人能够提出来，就是提出来了，在那样的氛围里，也未必会被人们接受。 李斯炽说：“中医的学问，也是相当复杂的，是先有实验而后说明的。中医医案，都是什么病治好了就传下来，而没有把治死的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治好的呢？这只是经验。张仲景知道强心可以利尿，这种经验是合乎科学的。我主张要看经验长处，不要只看理论而抹杀它。” 李先生是维护中医的，但是这种维护也是以牺牲理论为代价的，因为，在当时大都认为中医理论“陈腐玄虚”，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 袁平说：“中医数千年来作治疗工作，如果没有什么价值，根本早就不会存在了。中医在病理方面，诊断治疗方面，也都是累积的经验。” 袁先生看到了几千年中医积累的经验，也强调了这经验的可靠性，但是，中医不仅有经验，而且有指导理论，有实用技术。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只有中医的经验是可以强调的，其他的都不能说了。 王仲英说：“西北药材多，医生少，在西北中药贱，西药贵。应该设立中药药厂，办医院。因为西北不如上海、北京西医多。” 王先生说的是实话，也应该说。但是，今天读来似乎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或者是因为不得不说一些话，又不能说心里想的话，才凑出来这些话。 王华杰先生说：“过去政府只来看热闹，根本没有想到人民健康事业方面，个人出风头。也为了升官发财。冯焕章先生早主张中西医好好研究中国中医。可是过去反动政府无力实现，也不能实现。中医做好预防为主，应先进行训练。中医科学化，是否用进修办法，就能完全解决，尚得好好研究。” 王先生说的也是实话，中医科学化单靠进修未必能够实现，但是中医进修之后可以进行预防接种，可以有利于提倡大搞卫生运动。 叶劲秋说：“在我看来，中西医高明的人少，看不起中间落后的中西医，故此不能团结。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中医是最需要科学理论的，其简易有效的方法，如火罐、灌肠，应注意加以研究。总之，有价值的东西是打不倒的。” 叶先生尽管很笼统地批评了中医与西医的不团结，并且把原因归结为“中间落后”者不虚心所致，但是他认定“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一下子就把中医的学理地位降低到需要“科学化”的地步。并且他说“经验未必可靠”，值得研究的内容只剩下“火罐、灌肠”等简易有效的方法了。 龚志贤说：“首长指示，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中西医过去不团结，是由于封建社会造成的。现在中西医可以团结了，因为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一个共同的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中医学术有经验，但是由于旧社会的束缚，因而不能进步。但是中医有群众的信仰。中医今后要参加卫生宣传和预防工作，是事半功倍的。中医要改造，使中医走上科学化。各地要迅速举办进修学校。” 龚先生虽然说到了“中医学术”，却只重视其中的“经验”，并且紧接着就来了一个结论“不进步”，所以就只有“中医要改造”，走“科学化”的唯一道路了。 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副部长说：“全国卫生会议上来谈中西医团结问题，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健康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大家都参加到全国的保健工作中，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准。中医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就的。过去的中医，缺乏辩证和研究的精神，这一点也不能否认。今后卫生机关多了，希望中医的各位先生们，能参加到政府的工作中来。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为使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刚才有几位同志讲过，中医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和理论，如何用今天的科学方法，给以证实和说明，过去所做的，实在不够的。为使中医成为现代的中医，就需要补充科学知识，走向科学化。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讨论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研究才对。中医学校问题，我们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如果办，那么需要将现代的科学和中医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为了解决中医的各种问题，中央卫生部设了中医科。为了更多做些事情，想把中医科扩大些，使各大行政区、省、市，也都有中医的行政组织，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来管理中医事情。这样，对于保健事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求中西医团结得更好。只有提高，才能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很重要的。关于余云岫的问题，不应太狭隘，我们应该请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以便使我们的意见一致起来，共同为人民健康事业而努力。” 贺诚虽然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但是由于他长期以来一直掌管着共产党军队的卫生工作，他在解放初期受毛泽东委托没出任卫生部副部长，实际上主持卫生部的日常工作。他的谈话具有总结和指示的意义，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何使中医“科学化”，如何进行中医研究，不是立刻就可以落实的，而他关于请余云岫参加中医讨论会的建议，却很快得到了落实。当天晚上便向余云岫发出了邀请，这是余云岫颇为自得的事情。对中医理论基本持否定态度的叶劲秋，他作为中医组副组长、上海的中医代表，竟然说：“大会时最有意思的，要算首长们召开全体中医茶会，欢迎余云岫先生参加中医组的一幕真够味”。所谓“真够味”一句话，足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与余云岫所说的“心思暗合，志趣多同”，是“同工异曲”的另一个表述法。 主张废止中医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而放弃对中医学的偏见。如宋大仁指出：“在某一条件之下，曾一度有‘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之口号。现在旧医据此为依据，大肆鼓吹，歪曲事实，抑知此一号召，系指‘人事’上的合作而非‘学术’之汇通，因正式西医缺乏，故须团结合作为人民服务，如曲解为旧医‘理论’与新医‘学术’之沟通，等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合作，宁非滑稽也。” 建国后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落幕了，中医的命运面临着进修学习的被改造，而且考试中医的措施进一步贯彻下去，就使近乎90%左右的中医被淘汰，这样快的速度，连余云岫也没有料到。他得意地说，这样一来他主张的“医学革命”似乎没有再版的必要了。
$ o4 B5 L! }# y
[1] 夏晓红、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365-367页，转引自张效霞著《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105页。
( }$ k( f+ P: X① 曹东义、中医的一段屈辱历史、见《中医群英战ＳＡＲＳ》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60页。
0 t; z) U% X k, E f, }. m, C* I[2] 张效霞、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1-22.
9 a, y0 J6 j7 f& c) ]4 p) ?① 曹东义：余云岫，废禁中医第一人、见《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11月、第17期、16页。这个由人民日报主管、主办的杂志，在封面上赫然印着“生死中医”字样，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 D0 K$ R* D% K) N& ]: ]! a
②志余：1949年之前的中医辛酸史、见《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34－39页。该刊在卷首的封面上，赫然印着：“100年争辩难了，西医为何难容中医”这样的大字。 , b4 U( X, P# F, B& p: I
③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108－407页。 " m& z/ r7 ~# |6 h. w/ A+ m1 D
④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73页。
1 n( G1 v1 n& f8 u6 {$ K⑤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08页。
2 g! l1 @8 ]7 n% ]; g; k+ Q' L⑦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310页。 5 X( c( Y$ S- C: d
[3] 朱良春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 j: ~) X1 J% I5 W+ Z% M3 A[4] 曹东义主编、热病新论——从热病诊治沿革看中医的发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14--40。 0 a3 B! L7 i) o% q* }/ C( ?
) N+ E; G# {8 A Y' ^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