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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创建中医学院，把中医教育纳入国家正规教育系列，也是中医界梦寐以求的理想，建国前中医界为此奋斗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取得有成效的结果。中医教育萎缩，不能吸引有志青年加盟中医队伍，中医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是一句空话。 中医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于1913年颁布“大学规程”，把高等教育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七门，建立了现代教育的学术体系。 医科里边，只有西医的内容，没有中医的课程。中医教育被排斥于现代教育体系之外，这就是“漏列中医教育案”。当时，主管教育的官员，不断撤换，虽然有极少数人像汪大燮那样主张取消中医教育，但是，内务部或者教育部的不少官员，并不主张取消中医教育。只是因为，现代医学教育，分科很细，而且科目很规范，不象中医学都是用一本书、一本书地做教材科目。因此，很多人借口中医教育需要现代形式，应当规范科目，所以“暂时未列”中医教育。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法规颁布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未曾想，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他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 中医争取教育权的第一次请愿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医界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时隔不久，在丁甘仁等中医学者的努力下，竟然获得成功。其斗争手段之高妙，今天看来仍然不能不令人击股叫绝。 根据邓铁涛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医史》记载 [1]，近代名医丁甘仁（1865-1926年），名泽周，祖居武进孟河，医历三世。他本人先受业于马仲清和费伯雄的学生丁松溪，后又师从马培之，尽得马氏内外科与喉科之长。初开业于苏州，后来迁到上海，医名大震，连西方欧美在上海的人士有病，也不惜重金请丁甘仁诊治。1915年4月，丁甘仁、夏应堂、谢观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他们向北洋政府递呈了备案申请，其《呈大总统文》说：“教育为国家之基础，医学实民命之攸关。我国光复以来，各省学校林立，恩准奉行，仰见我政府陶铸医学真才，为四百万兆生灵造仁寿无疆之福。洵乎民之强，即国之强也。” [2]丁先生无愧学界英才，一番颂扬之辞，使北洋政府的官员也许会因此而重新认识中医。但是，下文话锋一转，他就说到了中医教育漏列的严重问题，“但查各省之内容，类皆偏向西医，而中医徒袭其名。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恐数十年后，中国数千年神圣之医学，日就式微，甚可痛也”。丁先生把中医称为“神圣之医学”，这样崇高的医学，这样关系到民命的教育问题，竟然漏列了，是在没有批评北洋政府的文辞之中，已经包含了严厉地声讨。 丁先生紧接着谦逊而不乏自信地写到：“泽周（丁甘仁的名）等庸晒不才，何敢妄陈管见，但已忝列医界，振兴之责，义不容辞。若今不图，坐视中医之日衰，中药之日废，已可扼腕。且吾华四百兆民命，悉悬于外人之手，生死之权不能自主，天下至可悲痛之事，孰有逾此？！” 丁先生把中医的存废，与国家主权相联系，这在列强欺凌中国的北洋政府看来，或许激起了他们的同感。爱国图强，毕竟是良心未泯的中国人所共同希望的。 丁先生没有把希望都寄托在同情心上，而是把建立中医学校的可行性，与已经进行的准备工作，都进行了充分的表述。他说：“泽周等爰拟自筹经费，先择上海相宜之处，建设中医学校，而以历代先哲之书，遴选其精深者为课本，延医之高明者为教员，明定年限，详察成绩，考之合格，然后授凭。行道济世，庶几神农岐黄之真传，于以昌明而勿替。”这一大段文辞当时都是构想，没有一件落实的东西，丁先生竟然说的和真的一样，有板有眼，让人不得不信以为真。 丁先生的大胆设想，还不止于办成一所学校，培育中医人才，而且还勾勒出远景规划，提出来推广中医学校和附设附属医院的设想：“由是全国推行，民命攸赖，岂不懿欤？学校附近，尤当设立医院，聘中医数人为医员，俾学生实地观摩，以资造就，兼聘华人之精于西医者一人，凡遇病之可用西法者，以西法治之。学生可以兼通解剖，而补中医之不足。医为仁术，择善而从，不分畛域也” [3]。 丁先生的完满计划，以及兼采中西医的“进步态度”，终于打动了行政当局，因此有了中医现代教育的新局面。 教育部说：“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教育部看重的是形式上的现代化，勉强同意了中医办学校振兴图强的要求。 内务部认为：“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有所赞同，应准备案。”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近代中医教育因此而开端。 经过筹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正式开学，1931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1937年抗战爆发后迁入租界，1941年停办，1945年恢复招生，1946年受国民党政府取消中医政策影响而被勒令停办、取消。丁甘仁与夏应堂先生，还在上海广益中医院内，创办了女子中医专门学校，1927年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18年包识生等人在上海北浙江路，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1925年陈无咎在上海丹溪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上海汉医学院；1925年4月，恽铁憔、章太炎与张破浪等人，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创办“中医通函授学社”。 [4] 朱良春先生学习过的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由江苏吴县妇科名医王慎轩创办，1926年的时候叫苏州女科医社，1933年夏改称苏州国医学社，聘请前清举人唐慎坊为社长，1934年又遵照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改组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并聘请章太炎先生为名誉校长。章太炎先生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 4个字的校训。1936年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聘章太炎先生为院长 [5]。 1937年9月，因抗战爆发，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停办。朱良春先生说，当时的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学校规模，在全国还是比较好的，这样比较好的中医学校都保不住，其他条件差一些的中医学校也更容易倒闭。 艰难之中开创的中医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受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 根据邓铁涛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医史》的不完全统计，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停办的中医学校还有： 创建于1917年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17年的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27年的天津国医函授学校； 创建于1931年的福州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1年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 创建于1931年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3年的仙游国医专科学校； 创建于1934年的武进国医专科学校； 创建于1934年的南京国医传习所； 创建于1936年的宁波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6年的华南国医学院； 此外还有很多中医教育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或前或后地关闭了。到解放初期还存在的中医教育机构，已经为数甚少了。 与中医教育相关联的中医学术期刊，在战火之中停办的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如： 创办于1913年的上海《神州医药学报》1937年6月停刊； 由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1921年主办的《医学杂志》1937年停刊； 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医界春秋》、创刊于1932年的《国医公报》、创刊于1931年的《针灸杂志》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停刊，或中断。 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对于建国前中医教育的曲折历程，也有所描述：“1928年5月15日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医界谋求国民党政权支持的尝试失败了，支持中医教育的提案根本没能提交大会讨论。相反汪企张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废止中医案，成为半年后卫生会议废止中医的前奏。1929年初，南京政府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一举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重点要废的即是中医教育。此案一出，废止中医派即大拆中医教育之台。汪企张撰文：‘唤起旧医的青年子弟听此午夜警钟第一声’，文中‘奉劝误入歧途的青年子弟及早回头，免得后悔’。得意洋洋，颇以为此一举中医必灭。谁知适得其反，中医界空前团结，全国动员，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废止运动。反应之快，规模之大，在学术界为仅见。1929年3月17日中医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决议案以及请愿书中均把争得中医教育权当作重要内容。可是第一次请愿后，教育部、卫生部反而变本加厉，通令中医一律不得称学校、医院，而改称传习所、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中医界义愤汹涌，1929年12月召集更大规模的全国会议再次派代表向南京政府请愿。此次请愿惊动了蒋介石，他煞有介事地让国民党政府文官处答复代表立即撤消教、卫两部之布告；可是，代表们一散，立即转而支持教、卫两部立场。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大耍两面派手腕，使轰动全国的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一事无成。” 解放前的中医教育，主要是中医界依靠自己的力量，勉强维持局面，断断续续，气息奄奄。由于中医前途十分暗淡，学生出路也颇成问题，因而受过良好近代教育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无人报考民办的中医学校。难怪中西医结合专家陈泽霖教授，当初选择志愿的时候，他的父亲虽然是著名中医，却让他去读西医的医学院。 任应秋先生于1951年在四川万县、江津、合川、涪陵、壁山“五个文化较高的县份，做过百分比的统计，全体中医的文化水平是：曾经受过高级教育（包括大学或专科学校）的1%；具有普通中级（初高中）文化程度的20%；祖传师授、粗通文字的25%；仅凭开业取得些经验，一般文字都不很通晓的30%；旧文学颇具根底，而于中医旧的理论而稍有修养的5%；具有一般科学知识和中医一般旧的基础，对于新医学理论颇易接受，并可能做一些结合工作，逐渐走向更科学化1%；仅凭懂得一些方药和草药，而毫无理论根据，只初识文字的10%；只认识一些草药而不识字的8%。其他文化低的县城，还不可能达到这个百分比。像这样复杂而底下的中医文化水平，我相信不仅川东如此，西南如此，其他行政区或省区恐怕亦在伯仲之间。” 在推行消灭中医政策的社会环境下，中医界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正规军”，而只能是一支素质底下的散兵队伍。 解放初期，各种民办中医学校基本上已经解散，或处于停办状态。1949年5月废止中医派代表人物余云岫，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改造中医座谈会”，并在会后拟成《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将它作为向全国第一界卫生工作会议的提案，其中建议：“为彻底解决旧医问题起见，对于产生旧医的任何方式的教育，速即予以革除”。这种观点影响了卫生部的决策人物。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期间有人主张：“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1954年上半年，随着对卫生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的批判运动的展开，长沙易南坡，江西江云铁、姚荷生，上海洪贯之，南京时逸人等中医名流，先后分别致函卫生部，建议普设中医进修学校，改变中药剂型，编辑中医统一用书，重点试办中医学校等，并未奢望成立高等中医学院。 1956年1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卫生事业12年规划。 《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提出：要“以带徒弟的方式，在今后七年内培养新的中医48万名”。 1956年3月卫生部给“总理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中医进修教育工作，从1955年起，全国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中，过去完全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已经改变，平均中医课已占40%至60%。目前准备着重研究解决中医进修校班中关于教学方针、教材、师资，以及关于学制、学员条件、教学方法等问题。” 195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社论，把带徒和中医学院招生两项措施，看成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社论说：“现在卫生部已经决定要努力培养新的中医，以壮大中医工作队伍。根据卫生部的规划，除了由中医学院和中医学校培养一部分中医以外，还要用中医带徒弟的方式来大量培养中医。因此，组织中医带徒弟就成为卫生部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师带徒与学院教育相结合，的确是在当时条件下培养中医人才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缓解中医队伍锐减和后继无人问题，是一项有力的措施。 1956年6月8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迎接中医学院的诞生”，记述了中医学院初创时期的情况。 社论说：“几千年来，祖国医学除了依靠师传、祖传和个人自修等方式，一代一代传授下来以外，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类似学校的太医局等机构，到清朝末年，出现了中医学馆等具备学校雏形的机构，但采取办学校培养新的中医后备力量，还只是近数十年的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热心祖国医学教育的人，曾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州、成都、太原等地，以私人力量举办过国医院校，培养了一些人才。但由于处处遭受反动统治的歧视与摧残，使这一有益于人民健康与幸福的正当事业，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局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同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由国家筹备成立四所中医学院，这是我国医学教育上的重大发展。” 中医学院和中医带徒弟培养中医人才的方式不一样，中医学院是正规的专业学校。在师资、设备、学习内容、学生入学条件等方面，都要严格得多，它所培养出来的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现代科学水平的高级人才。“所以办中医学院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省市卫生厅局选调当地有实学的中医老师，来担任中医课的教学。要随时整理、提供解放前那些热心办学的中医们，他们所取得的办学经验；现代医学基础课，暂时需就近的高等医药院校教师兼任；教学大纲及教材，需要中医研究院等单位来共同配合编订；开学当年的校址，也暂时需向其他单位借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目前迫切要求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的。 1956年12月27日，卫生部给中央的《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从最近的情况看来，由于事先几乎完全缺乏准备，学校虽已开学，存在的问题却很多。以北京中医学院为例，教学方针、学校规模、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该校至今尚无一位相当于教授水平的专职教员，其他如干部、教材、设备、房设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教学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引起学校干部和学生的很大不满。这一问题应很快解决，否则将在学生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很大的损失。” 著名中医专家路志正先生1952年来到卫生部工作，先在医政司，后在中医司，他经历和见证了许多别人难以遇到的事情。他说，吕炳奎司长在中医司上任后，第一件棘手的问题，就是北京中医学院筹建遇到的难题。当时条件极差，食堂连学生的碗筷都没有准备；校址只是借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一层楼；没有课桌，学生只能坐在马扎上听课；没有院领导，临时将中医司副司长陈育民调去当院长。 8月24日陈育民上任时，只有余无言、栾志仁两位教师。9月1日开学时，学生进了课堂却没有老师上课，陈育民急中生智，自己走上讲台，没有教材，只好讲中医政策以应付学生。由于学院教学无法正常运行，引起学生反感，纷纷向卫生部提意见，并向周总理告状。对此，卫生部主管部门医教司经过半年周旋，仍无法解决办学的基本条件。在此情况下，吕炳奎主动提议，北京办不了可以暂时迁到南京办，那里有房子、师资和教材。这个意见得到了卫生部、中宣部、文教办的同意。当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批评说：“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 遂责成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处理此事。 齐燕铭提出了把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院让给北京中医学院，这才解决了北京中医学院的校址问题。为了解决教师、教材匮乏问题，吕老马上前往江苏省求援，解决师资、教材问题。由于吕老此前在南京办过进修学校，培训过师资，办学有一定基础，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一下从江苏省调来40余名中医师资，以及全部新编教材。这40余名师资，日后大多成为全国一流的中医专家，如：董建华（人大常委）、程莘农（工程院院士）、杨甲三、王绵之、颜正华、刘弼臣、印会河、王玉川、姜楫君、施汉章、金起凤、江振济、孔光一、陈佑邦、程士德等。从此，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此后三、四年中，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根据南京中医师资进修学校的中医教学经验，先后举办了各类中医师资进修班，如北京的《内经》班；南京的《温病》、针灸班；成都的《伤寒》班等，到1960年初，全国各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已经形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由于学院所在省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些具体困难逐步得到了克服，不但四所中医学院没有因为困难下马，而且又相继成立了第五所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校副校长由崑，在1958年《中医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我校是怎样解决师资、教材和教学方法问题的》，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也标志着中医教育在逐步走向正规和成熟的阶段。 事情的发展并不是那样顺利，时常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要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任务。 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 吕炳奎先生对此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吕老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吕老在报告里说：“中医学院的班子不太大，现在全部中医学院的人数只及两三个西医院校那么多”，在校的“学生学习情绪非常高涨，学习成绩好，与一般带徒弟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很多人反对办中医学院，认为办中医学院是笑话，这是不了解祖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医学院的建立对中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医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中医称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学院一旦被取消，对他们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这对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非常不利。因此砍掉十多个中医学院需从实际情况加以考虑，恳请保留各省市中医学院。” 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将吕老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说：“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当时引起周总理的高度重视，指示说“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 周总理对吕老的报告十分重视，经中央研究决定，二十几所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下来，为中医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后来，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吕老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1980年9月25日，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中医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说：“建国以来，中医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56年中央批准创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起，至1966年，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已发展到21所，在校学生达10100多人。培养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教师队伍，编写和出版了大量中医教材，为国家造就出5600余名高级中医药人才。1966年至1976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中医教育事业遭到了灾难性的摧残，全国21所中医学院被撤并的达10所之多，其它未被撤并者，也被摧残得元气大伤。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医教育事业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已恢复发展到24所，连同西医院校的中医系，在校生已有20000余名，并招收了研究生。但是中医院校仍然是规模过小，校舍不足，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教学实习基地严重欠缺，有的中医学院成立20多年，至今还没有附属医院，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中医教育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有很多中医学院已经升格为中医药大学。尽管在培养中医人才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使中医理论与临床脱节，中医毕业生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等严重问题。但是，中医教育的问题还是可以扭转的，通过加强毕业后的再教育，通过拜师、跟师的补充，中医教育一定会走出低谷，为中医事业的振兴积累大量有用人才。 ; p8 J4 ]5 W$ _/ j( Q
[1]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第一版、120 、页
4 _' G1 ~5 v9 @8 g, `6 {+ M3 \6 A[2]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第一版、139 页
9 W# Q* O7 Q4 F& ^[3]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第一版、140 页
+ v, m2 [. m! T[4]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第一版、142 页
# j' t: m) [4 E# L6 u' M[5] 孟庆云：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先生的医学情缘、中国中医药报、2003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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