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无奈与胡适先生“好了疮疤忘了痛”

西方所以出现医院，主要是从教会办的修道院接受被救助者开始的，当然，西方医学教育学院化之后，也需要实习、见习的场所，因此，逐渐出现了医院的诊治模式，并且有了不断完善的、一系列的管理规范。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之后，教会医院在中国登陆，生根开花，不断发展壮大。加上检查仪器日渐增多，个体诊所已经无法与大医院相提并论了。值得一提的，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澳门“镜湖医院”之内，开了一个西医诊所。这个镜湖医院是一个中医医院，他开的是一个“院中院”，是中医院里的西医诊所[1]。

建国初期，新型的西医医院逐渐遍布各大城市，各个西医医院里没有中医，而且也不允许中医到西医医院里“会诊”病人，即使是病人家属请求也不可以。这里仍然可以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加以说明。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孙中山接受邀请，决定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广州启程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当夜病发，只得留津医治。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自津抵京。

鹿钟麟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的时候》，载于1956年11月5日的《团结报》，文章回忆说：“当时，我是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奉冯先生（冯玉祥）命令，欢迎孙先生，并负责保护孙先生。”孙先生病情已经很严重，面容憔悴地躺在车里。然而，欢迎他的民众并不知道他的病情，“三万人欢呼、五色旌旗漫卷和二百五十六万传单漫天飞舞的景象不需想象，而更让人难忘的，或许是一个重病领袖的亲民和慈蔼。”3个月后，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那么，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根据记载，1925年1月21日，孙中山因黄疸、肝肿大，病情恶化。几经商议，于1月26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即施行手术割治。主刀的是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当切开孙先生右部腰侧后，大家十分诧异：“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大家断定孙先生罹患肝癌无疑！手术后移入三百零一号病室。在病房里，沉疴在身的孙中山是一个很配合医生治疗的病人，表现出高度的耐心，还总是强忍腹部剧痛，对每一个大夫微笑示意。

《民国日报》1925年2月7日报道：“是日，先生安慰宋（庆龄）氏谓：余诚病，医者亦诚无如余此病何！但余所恃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身信余之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

1925年2月3日，德医克礼、美医泰尔和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等将病症真情告诉孙中山，“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进一步如何治疗在当时是一个难题，在现今也不是很容易决断的。有的说可以采用疗效并不确切的镭锭放射疗法，张静江等人主张请中医治疗，孙科和汪精卫犹豫不决，汤尔和等则坚决反对。最后，是孙中山自己决定先实行放射治疗。

2月6日，协和医院开始用镭锭治疗，以减轻孙中山的病痛。2月18日，镭锭治疗四十余小时仍无效果，西医断为绝望。于是，大家劝他再找中医试试，据说，他一开始并不同意，并且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2]”。有人推荐曾为胡适治过病的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疗，但又怕孙先生拒绝。于是，他们把胡适搬出来现身说法。为了救治国父，义不容辞的胡适，乃偕陆先生一同前往。

胡适入卧室进言。孙先生态度很坚决：“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好言相劝：“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

当时协和医院的态度是，要服中药必须出院，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瑞恒院长，也一点不能通融。

又有消息说，孙中山本人也想请中医来看看，“先生以在院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坚主出院始服中药，乃决议出院，迁居行馆”。

是日，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往铁狮子胡同23号行辕（原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宅）,改由中医治疗。

后来，孙中山的病经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一周。陆氏首次处方为：石斛三钱、人参三钱、萸肉三钱、寸冬四钱、生地四钱、沙苑子三钱、沙参三钱、甘草二钱，服药二剂后情况好转，但又说孙中山并未按中医之处方服药，传闻一日间黄芪用至十两，党参用至八两，不可确考。

“不过服中药后病情曾经好转倒是事实，这一点连当时的外籍西医也承认。[3]”

至2月26日，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他的侍从副官李荣在《总理病前后》中，记录下了孙中山最后时光里那些让人心酸的瞬间：3月11日至下午四时三刻，孙中山呼唤长孙阿平（孙科之长子）到床前，“总理紧握其手抚之曰：‘乃公病剧，小子毋拢我，待病瘥当偕汝出游’。”孩子出门后，孙中山先生可能是实在痛楚难当，唤来待从李荣和马湘，“命荣紧抱其头部，马湘捧其双足，将全身提放地下。夫人闻言，以英语问总理曰：‘亲爱的，汝要如何’？总理说：‘我要在地上一睡’。夫人答：‘地下冰冷睡不得的’。总理说：‘我不怕冷，最好有冰更妙’。夫人闻言，侧面垂泪，悲怆不已。总理说：‘达龄（即‘亲爱的’之西语），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夫人答：‘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言时更咽，微顿其足。总理答：‘此即难言’。夫人益悲，泪如雨下。”到3月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四时三十分，仅呼‘达龄’一声，六时三十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魂归天国。[4]”

在孙中山生死未卜的时候，围绕着他是否需要服用中药，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对汪精卫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汪精卫也不甘示弱，随即在《民国医学杂志》1925年第3卷2号上以《答汤尔和先生》，一文对汤尔和予以回击：“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当时的汪精卫还没有做行政院长，他的话尽管出于辩论的需要，所言还是公允的，不似他日后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支持废止中医。

说来也是很巧，1929年主持通过废止中医案的褚民谊，早年留学日本，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过后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母的养女陈舜贞结婚，于是成了汪精卫的连襟。他想有了汪院长的撑腰，废止中医自然容易通过了。1930年正当主张废止中医和反对废止中医斗争极为激烈的期间，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泄泻不止，用西医治疗没有效果。有人建议他不妨请有名的中医施今墨来试试看。无奈之下，汪精卫也只好同意一试。仅服了数剂药，其岳母的病竟然痊愈。汪精卫要送匾以示谢意，施今墨说：“匾就不要送了，你只要看到中医能治好病就行了。”

人们把这些中医有效的例子，都当作故事来说，似乎出于传言的成分很多。事实的真实情况如何？很多人没有机会加以证实。中医进医院之后就不一样了，有效没有效，每天都可以验证，每人都可以见证。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吹嘘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因此，中医进医院看病，就像进考场一样，技能高低立即就可以出结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海天、易肖炜、中医劫——百年中医存废之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08年1月第一版、97页。

[2] http://liulimin.blshe.com/post/965/17131

[3]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版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106

[4] http://news.sohu.com/20061112/n2463317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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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19 17:29:40

《回归中医》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院、曹东义
2007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序  言 3
引  言 4
1、清醒地看待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6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7
辨证地认识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7
中西医的疾病观不同 9
应当体系完整地发展中医 9
2、深泉活水育杏林 10
中医界曾经的辉煌与无奈 11
中医药为何能够卓然自立 12
中医人宽阔的胸怀 13
不仅十三亿人需要中医 14
3、为中医学完整体系而守侯 17
4、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20
传统文化植根于唯物辨证观 20
还原论方法难以阐明复杂世界 21
中医学滋养于传统文化 22
5、背弃传统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23
传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 24
中医的病名不重病灶重状态 25
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26
6、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27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27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 28
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29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30
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 30
生理病理的精确度不可穷尽 31
科学探索会有失误 32
器官病理是临床医学的基础 34
8、坚持传统正是基于对微观的认识 35
结构功能方法应当与时俱进 35
层层“黑箱”之下中医如何辨证 36
证候反映的是复杂分子机制 37
9、四诊基于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 38
诊治依赖“裸虫”的皮肤 39
证候是复杂微观变化的整合 40
切诊是最早的客观检查 42
10、重新认识审因论治 42
病因已成既往，推求未必恰当 43
病证才是现实，治疗必须随机 44
评价依靠四诊，有时衷中纳西 46
11、重新认识辨证论治 47
辨证论治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47
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体系意义重大 48
论中医理法内核的合理性 49
12、勿忘与邪气“讲和” 50
失正即成邪，邪就是不正 50
“正气”与“邪气”的互相转化 51
与邪气讲和的度就是和 52
13、中医为何能认识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53
中西医的不同疾病观 54
病灶与证候分别构成客观依据 55
证型是证候的特殊表现 56
14、病人的主观感觉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57
中医紧抓证候西医逐渐放弃 57
病灶之下还有微观的复杂变化 57
证候是肌体最高层次的整合 59
攻其一点与“一揽子解决” 59
“体系完整”地衷中纳西 60
15、论不能用管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 61
什么是中药 61
中医如何驾驭中药 61
正确认识药物的精粗与纯杂 62
尽快“解放”中药，恢复中医创新能力 63
16、莫让中医因优秀而被淘汰 64
“科学主义”使中医已无谈病能力 64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使中医不能姓中 65
不规范的市场淘汰中医特色 66
17、五行是改良的八卦 67
八卦之物质构成人体的生态环境 67
阴阳学说给了中医自立的理论武器 69
五行学说改良了八卦理论 70
18、前人留下了什么中医特色 71
“尽见五脏证结”与神圣工巧 71
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 73
个案研究的深化与个性化医疗 74
19、请换一个角度看中医 75
病灶的疾病观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75
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76
人体生理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 76
中医的危机来源于人们的错误认识 77
20、中医是生态医学“一揽子解决” 78
21、病灶与证候分别构成客观依据 80
22、春秋四个医学家的启示 82
医缓诊断膏肓之病 82
医和论贪恋女色之害 83
最早的诊脉记录 85
扁鹊学医十年乃成并非神授 86
扁鹊诊赵简子可考可证 88
23、史学重真实，文化求发展 89
24、“医经七家”考 93
25、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 97
仲景何不自言撰用《汤液经法》 97
仲景到底撰用了什么古训 98
不应忽视《伤寒论》的理论传承 99
26、SARS过去，中医收获了什么 99
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并非慢郎中的时代形象 100
再次突显了外感热病辨证治疗的特色 102
收获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 103
蕴育着外感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重大突破 106
27、SARS促使外感学说应与时俱进 109
《素问》热病是最古雅的名称 110
广义伤寒学说的优劣 111
温病概念的演变 112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解表 113
28、SARS折射中医历史地位 114
历史的经验没有被很好的借鉴 115
用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治疗 117
靠什么提高我们的疗效 118
29、SARS三周年祭 121
30、“仲景立法考”的历史问题 122
“仲景立法考”误出谬说 123
王安道之说源于辛温解表难用 124
“立法考”未能全面理解仲景学术 126
温暑也会有三阴死证 128
首倡错简影响深远 128
“三百九十七法辨”确有见地 129
31、吴又可的特殊贡献 130
《温疫论》对热病、伤寒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130
吴又可《温疫论》对温病学说的影响 135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19 17:16:22

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西医药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中医陆仲安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中医治疗，乃推举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一开始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就前往孙中山的住处。据说，开始的时候中山先生婉拒，胡适劝他“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怀有希望，对于陆仲安也是很信任的。但是，事过境迁，今天竟有人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碍于情面，劝孙中山让陆仲安诊病“不妨一试”，“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文章作者对于中医心存偏见，曲解历史。

当然，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有一个反复过程，基本上是“肯定之否定”。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许他根据科学西医后来的研究结论，认为肾炎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治愈”，所以他很婉转地否定了中医的疗效。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19 17:18:51

对于中医不理解的人很多，胡适先生也是一位。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騂、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誉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安徽医科大学祖述宪在《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发表了“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文章对于胡适信任中医的说法，提出了不同见解，尽管这样的观点是胡适的弟子和亲戚在著作和文章里正式提出来的。祖先生说：“我们必须把上述作者的立论证据，仔细考察一番。这些作者说胡适相信中医，是根据中医陆仲安早年曾给胡适治病，特别是他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1920年，胡适因为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显效。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作介绍，胡适才请陆仲安先生诊治。经过一段时间，胡适的病竟霍然而愈。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凤宾，对此事很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不久就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刊出了1920年11月18日的药方。
当年，仲安先生屡次为著名文学家、画家林琴南及其家属诊治，林琴南为感谢陆先生，亲自画了一幅图画，展示儒雅中医正在研读经典，取名叫《秋室研经图》，送给陆仲安，并在图上题写了颂扬陆氏医术的文字。林琴南的题词是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这篇古意盎然，文妙韵雅的佳作，后来录入《畏庐文录》中。陆仲安先生一直将此图珍藏于家。这次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病，就将此图取出来，也请大名人胡适博士在图画上题字。胡适欣然命笔。两个主张不同的名人题字，就这样组合在一起了，很有些不同寻常的韵味。胡适写到：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在很多人批判中医落后保守的时候，胡适先生的这篇短文，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胡适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他经过实践的检验，见证了中医的疗效，也客观地为大家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史料，这是颇为难得的。尽管事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但是胡适当时不但肯定了中医的疗效，而且希望将来能对中医进行“科学研究”，阐明其所以有效，或者发现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贡献于世界。胡先生当时没有见到的事情，今天正在实验室里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普遍地开展着，只是研究思路、方法还不够先进，他所期望的“大贡献”还不多。
事过不久，根据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和《胡适的日记》记载，他在1922年11月15日左右，又生病了，而且这次的病情很象前年（即1920年的病）的病情，临床表现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大致可以通过他自己这段时间的日记，来了解那次生病的情况。
胡适说：“病来了！十五（日）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18日：病渐好，上课，办公。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胡适因为这次的病“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由此看来，前年的病不轻，而今年他一发病就按照以往的经验，不再到西医那里去检查、瞎折腾了，而是直接找到著名中医陆仲安，因为他知道“乱投医”没有好结果。陆先生不愧中医高手，只一服药下去，他的病就“渐好”，而且恢复了“上课”，也可以“办公”了。可见药证相符，效果不凡。而且是“可以重复”地验证了中医的疗效。胡适先生不愧是“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的专家，务实的态度与普通大众并无二致。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梁启超后来的表现，可以说明智得多。
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西医药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中医陆仲安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中医治疗，乃推举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一开始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就前往孙中山的住处。据说，开始的时候中山先生婉拒，胡适劝他“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怀有希望，对于陆仲安也是很信任的。但是，事过境迁，今天竟有人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碍于情面，劝孙中山让陆仲安诊病“不妨一试”，“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文章作者对于中医心存偏见，曲解历史。
当然，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有一个反复过程，基本上是“肯定之否定”。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许他根据科学西医后来的研究结论，认为肾炎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治愈”，所以他很婉转地否定了中医的疗效。
1958年胡适在给余序洋的信中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中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胡适原注：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仲安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
在胡适的眼里，陆仲安所以可以信任，就是因为他“颇读古医方”，猜想他的诊疗活动是否有中医理论指导，那是未必会的。尽管当年初步诊断胡适有“心脏病”、“肾脏炎”的人都是西医（因为不可能是中医陆仲安），尽管当时西医治不好肾脏炎，但是，30年之后谈论这件事情，胡适唯恐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急忙在括弧里加上“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此种做法，已无当年“实事求是”的精神，颇能令人深思。
1961年8月初三，他在《复沈某》的信中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
事过30年，当时于第三年复发时，令胡适感到“颇有点怕”的疾病，竟然被胡适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我曾有小病”。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对于往事已经看得开了，也许记忆被岁月磨蚀的不再那么清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经过“历史检验”，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因为他身在台湾，也许看中医不再方便，也许台湾没有陆仲安那样的中医，台湾的西医也不是当年大陆的水平了。所以，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有了转变。
1961年胡适的秘书胡颂平，为了编他的年谱，问他是否在1920年服过陆仲安的中药，他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胡适先生事后的回答，竟然有些“讳莫如深”的味道，果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中医很多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只要是你宣布治好了一个西医看来难于治愈的病人，不管这个病人是哪一家西医大医院曾经确诊的患者，人们立即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初的诊断有错误吧？怎么可能呢？”这是事到如今仍然常有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责怪一生主张说实话的胡适，为什么晚年会对中医的态度有所改变。教导别人是一回事，自己如何“慎终如始”又是一码事。
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是暧昧的，前后也有所不同。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批判中医，有的人甚至达到了丁文江那样的丧失理性，把“喝酒吃肉骂中医”(丁文江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当作一种消遣。但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因为不信中医，不让中医救治，也吃了许多苦头，或者为此而丧命，其得、其失，值得后人深思。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负笈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起初他在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堡尔丁的乡镇中学就读二年，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由于财力不济，半年后辍学，赴欧洲大陆游历。1908年到格拉斯哥，头一年在一所“专科学校”选课，学年结束时拟入伦敦大学医科，但应试未能遂愿，乃入格拉斯哥大学。他先主修动物学，副科为地质学，最后一年攻读的主科为地质学，副科为地理学，1911年从该校“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同年4月乘船离开英国，取道西贡回国。5月10日抵达云南劳开，在云、贵、湘等地旅行历时二个多月，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1913年，丁文江就任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次年，北京大学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他借那里的图书、标本，由工商部举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研究所，我国地质界初创时期的领导人物许多均出自此门。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于中医有偏见的代表人物。
台湾张起钧著《儒林逸话》，其中有《丁文江拒医丧命》一文，说：“丁先生终身不看中医，…… 好象要看中医，就失去了科学家的品格一样，不料这一点，后来竟成了送命的原因，原来他在二十四（五？）年到湖南去踏勘地质，突然病倒，病本不严重。但他在穷乡僻壤，不仅没有医院，也没有西医，大家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了，不料他抵死不要，因此竟尔送了命。医药本是救命的方法，而他竟为了方法，不惜送命，可谓本末倒置。人家有殉道的、殉国的、殉教的，丁先生这算殉的什么呢？”
伊广谦先生撰文认为，台湾学者张起钧对于丁文江病死原委的论述，发人深思。文章说，丁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但他对中医一直存有偏见。他终生不看中医，却不幸偏偏因此送命。祖述宪先生撰写了《关于丁文江之死及其不信中医》一文，对事件的具体经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丁文江不信中医在此前，而不是导致他死亡的1936年。
胡适在《实用人生》中，收录了他纪念丁文江的一篇文章“丁在君这个人”，为我们了解丁文江提供了一些材料。文章说：“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丁文江是一个坚决不信任中医的人，他不信任中医的原因，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所受的西化教育。
胡适先生对于丁文江西化得这样彻底，也是自愧弗如的。胡适说：“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前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烟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
在胡适先生的描述里，我们知道了丁文江“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但是，他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看来说的也不是他自己干的勾当，而是一些社会“闲散人等”所为。这就更可怕了。难道社会上，真有这样一股反中医的势力存在吗？是什么人敢于这样如此大胆，竟敢玷污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而辛勤奋斗的社会职业呢？
丁文江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只有皮肤外表没有办法换成欧式的之外，在思想、灵魂深处，已经完全自觉地按照西方标准去做了。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许多令人可爱的地方。
胡适说：“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方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
这样一个有爱心的人，为什么对于同样是“仁心仁术”的中医，有如此深的成见？有如此大的仇恨？
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崇尚新潮的人，他的朋友傅斯年却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这当然不是丁文江所期待的赞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或者就属于谩骂。因此，胡适先生说：“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丁文江自己早就脱胎换骨了，尽管早年读过儒学著作，死后岂能再称为“理学大儒”？丁文江假如真的地下有知，一定认为这简直就是骂他。
丁文江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
胡适认为：“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在1923年4月，丁文江发起与张君励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主张“科学万能”，他说：“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推崇“科学万能”的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遭遇到了“极不科学的救治”：
丁文江于1935年12月2日夜自南京抵长沙，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5、6日登衡山勘测，7日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极冷，……那天就伤风了”。8日至衡阳，当晚住在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室甚小，装有壁炉，生煤火”；晚9时，“丁先生入室后，即将窗门严闭，服珂达令安眠药一片，即熄灯就寝”。次晨发现他呼吸急促、昏迷不醒，遂请路局的陈医生诊治。诊断为煤气中毒，为他注射“强心及呼吸刺激剂”，并且“医生三人轮流施行人工呼吸，历五小时半，未见清醒”，乃于午后送入衡阳的仁济医院救治。9日夜，长沙湘雅医院内科主任杨济时医师前去衡阳会诊，检查发现病人仍昏迷、面色紫红、呼吸深促、瞳孔反应甚微；口腔置有扩张器，下门牙已去二；并且有“四肢痉挛，尤以右侧为甚，右踝呈阵挛反应”。治疗给予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同时肛门注射大量水分。11日凌晨清醒过来，病情好转。12日杨医师暂时离去，由中央医院戚寿南、粤汉路局陈宜诚和仁济医院包乐第（美国人）等医师诊视。14日，杨济时再次诊察时，发现左前胸乳头外侧肿起，约银元大小，扪之剧痛，因此于15日转往湘雅医院。此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23日出现高热、胸痛加剧，左胸穿刺出淡红色脓液，诊断为脓胸。是晚乃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 (P. Greene) 医师诊视，抽出大量脓液。24日右上肢痉挛加剧、失语和大小便失禁；27日“神志不甚清晰”。28日由顾仁施行手术，发现第5肋骨骨折，吸出脓液，放置引流管；涂片和培养发现肺炎双球菌。29、30日热退；此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H. Loucks）医师飞抵长沙会诊，根据临床表现，认为除煤气中毒、脓胸外，尚有脑血管出血或血栓形成征象。此后病情逐渐恶化，于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30分逝世。遗体解剖发现脑部血管硬化、脑中枢淤斑出血。
胡适先生评论说：“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的医生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先生的评论尽管“不客气”了一些，那个时候的医学可能根本不像信仰他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就如同鲁迅当年对于中医治疗他父亲的疾病效果不满意一样，西医也经常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鲁迅在《父亲的病》里写到：“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1936年10月，在丁文江死后不久，鲁迅先生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许广平女士在《最后的一天》里写到：“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梦后不久，病便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
好梦带来的好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1936年10月18日凌晨2点钟还好好的鲁迅先生，“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痛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鲁迅先生这一回病得不轻，但是他深知就医不容易，“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鲁迅先生对于医生是非常尊重的，他信任医生，当然这医生必须是西医。但是，当时看西医的确不是那么方便，“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许广平）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地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后来换到躺椅上坐。”
鲁迅先生就这样，又开始了最后一天的生活，尽管忍着巨大的病痛。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0 10:33:19

陈家功:
      “西医中国化”与“西医为中国所用”，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
      西医中国化，动机上站在东方文化的立场，改造、改变西医，但是，思想观念与中医西化相类，不尊重西医的独立性。
      西医为中国所用，指的是中国可以在西医的适用范围选择使用西医，思想观念上，承认、尊重西医的独立性。
      西医中国化，是“人”如何认识处理西医与中医的关系问题，而西医为中国所用，则是“人”如何处理自身与西医、中医的关系问题，前者属于医学与医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后者则是人与医学——不同的医学之间关系的问题。
      对中国——中华民族而言，中医与西医，都是维护健康、防病治病的工具，理当皆为中华民族所用。如何选择使用中医与西医，需要“人”来界定西医与中医各自的优势适用范围，这样才可能实现中医与西医自身的价值最大化。
      此外，并非只有西医中国化才能够实现西医为中国所用的价值最大化。保持西医独立性，是西医实现价值最大化唯一选择。当然，“人”在选择西医与中医的过程中，会存在两种医学功能重叠与优势比较的具体问题。
      无论“中医西化”还是“西医中国化”，思想的源头都是西方文化“一元论”的文化观念，核心思想是不承认人类文化多样性事实。
      西方文化关于人类文化“一元论”观念的死穴是，为什么要“化”？或者说，中医如果不“西医化”，就不能够为今世所用了吗？西医如果不“中国化”，就不能够为中国所用了吗？事实是，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化”才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陈家功
                           2019.12.20（修改）

李善举，中医健康养生杂志总编，岐黄传人栏目:
[链接]

骆中贤:
上午好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现在西学东渐使中国教育以及全局制度全盘西化，使中国人民失去民族自信心。形成中国西医霸权的社会现象。多年需要倾斜性发展中医的同时，暂时存在在城市中医成为二流西医等民族中医药文化萎缩而中断传承的可能性等严重问题。
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一个走过五千年的历史辉煌，一个只有200年的过程。其实，西医真正成熟的体系，应该从抗生素应用之后算起，抗生素、麻醉药、止血、现代仪器检查、化学合成制药，大规模用于临床也不过几十年。       却造成了：
       慢性病，高发难治，很多人终身服药，体检“几乎消灭了健康”；
       诊断、治疗费用，高昂难付，美国几任总统打算医改都以失败告终；
       化学制药，是大自然的异物，生产的时候污染环境，吃进去污染身体，目前却是滥用成灾。
因此，世界呼唤中医药，借鉴几千年总结出来的大智慧，救世界，逃离苦海，获得健康。
       所以，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是未来的大趋势。
西医中国化（西医学习中医知识、会按照中医理论使用中医的治疗方法诊治疾病，最起码不反对中医，不认为中医不科学。），
中医世界化，这是一个未来的大趋势，是伴随着互联网，飞机和高铁时代即将开始的历史进程。
2019年7月1日 ，国家卫健委、中医药局在《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中对中药处方的开具提出要求。
中医类别医师应当按照《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等，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开具中药处方。
其他类别医生开具中药处方需要符合一定条件。
经过不少于1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
符合三种情形之一的，既可以开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中药饮片处方。
西医中国化，中医世界化；
告别“废医存药、废医验药”，开辟“遵医用药、辨证用药”的时代，已经到来。
曹东义
2019、12、20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9-12-21 14:54:17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续1）四次提起
原创：何足道德生足道斋今天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续1）

近现代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反复提起，大体可分四次。

第一次，明末清初。西医传入我国，约始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由意大利人利码窦著《西国记法》携来中国并传遍国中，其中一部分叙及神经学，可称西方传入我国的第一部有关医学书籍。继之又有《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性学角述》等传入。这些书的传入，开始时并未形成多大影响。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74年），英贺信氏于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较诸明代所传入者大有翻新与长进，故其流行甚广，影响迅速扩大。其时中医名家如汪仞庵、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等，无不欣然接受新知，博及西学西术，尝试将新知与旧学融化。当时唯有陆九芝力主“死尸不可剖验”之说（应理解为尸解对中医学术有害无益——何注），极力反对王清任等以剖验死尸行“医林改错”之举，成为当时维护中医体系之中流砥柱。至此，中、西医学学术论争，正式宣告拉开序幕。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一次提起。

融汇新知派大约由于旧学根底太深太固，除王清任等少数人外，渐次回到传统中医轨道上来，多数又成为“汇而难通”论者。

第二次，清末民国之初。西方医学伴随列强军事侵略遍及国内；西医开办学校得以正式列入反动政府国办教育系统；中国人学习西医者日增；西医西药亦由宫廷首府渐及广土民众。于是中医西医，俨然鸿沟对峙。部分西医如余云岫者，附翼反动统治势力，大煽排挤、消灭、批判中医之风，必欲置中医学术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导致反动政府取缔中医与民众请愿之生死斗争。中医内部欲救亡图存者，分裂为两派。以博学多识之恽铁樵和自诩为“中西兼通”之陆渊雷二师徒为代表，分别扛起“中医改进论”和“中医科学化”两大旗帜，针锋麦芒，唇枪舌剑，在中国学术思想界高筑擂台，摆开了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论争的战场。其笔锋不但触及中西医学术之分野，而且直抵东、西方文化之根基。可谓壮哉伟岸，盛况空前！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二次提起。

第二次论争，终以“中医科学化”未遂，中医学得以保存为结局，但斗争并未止息。

第三次，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新人和。孰料毛泽东氏于医道本难求进取，竟偏信陆渊雷一面之词，对早逝之恽铁樵所倡千古雄论横加贬斥，并亲将陆氏“中医科学化（西医化）”主张明晰为“中西结合”方针。举国上下，惊人“一致”，谁敢道个长短，说个“非”字？然毕竟不宜多加苛责。危难之际，竭蹶之中喜庆“解放”，更获“伟大宝库”之殊荣盛誉，朝不保夕之中医界但得檐下立足之地，也便心满意足。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三次提起。

总因中医学术过于“成熟”，宁毁不屈，至死不改，第三次提起，尽管“中西结合论”占了压倒优势，且旷日持久，中、西医学仍然“结”而不“合”，两大医学体系依然故我，自行其是。气吞中西的“新医药学”终究是海市蜃楼，虚无缥渺，似有实无。

第四次，70年代末。中共11届3中全会高擎“实践第一”真理大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国富民，改革开放；面对“中西结合”方针实施30年反致中医学术与事业“萎缩”之严酷现实，改而提出“三支力量并存”、“中西医学平等”之崭新口号。遂有崔月犁氏出脱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医部长”，主持召开衡阳会议。中医界齐心合力，更得各方相助，争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计划财政户头分列。时有任应秋氏自谓原为陆渊雷“中医科学化”忠实信徒，及至不惑之年痛加反悔，重返恽铁樵旄下，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与中医界诸栋梁力倡“中医自主发展”说，坚持“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本身规律和体系发展”的论点，在衡阳会议上为崔月犁欣然采纳，促使会议作出一系列伟大的战略转折。

与此旗鼓相当，在1980年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王建平、黄星恒等继续接过陆渊雷“中医科学化”旗帜，继50年代之后，在80年代重提“中医现代化”口号，力倡“多学科研究论”，一时风起云涌。继为当今科技界巨头钱学森所首肯，并进而“动”之以“唯象论”，欲取传统中医学而代之，从而将“中医现代化”推向巅峰。

继有成都洪梦浒氏义无反顾，首先发难，在新创办《中医药信息报》上慷慨陈词；又有北京傅景华氏针锋相对，主以“易辙论”、“危机说”，合而逆流挽舟，遥相呼应。潜有湖南何足道于《健康报》刊出钱氏中医设想后一月，撰成《旮旯中医评钱氏设想》一文，投身滚滚历史洪流，直欲力挽狂澜。

于是两军对垒之势既成。双方各有所执，互不相让。一场振撼世界的东西方科医学大论战正在中国土地上热烈酝酿，行将全面爆发。其气势之雄伟，场面之壮观，焉非五十年前之恽、陆之争可比！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岂限于区区中医学之存亡哉！即于西方世界唤了数十年之“科学革命”者，亦可望由此而成定局。中国乃至世界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可以在这个历史性超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并找到自己的归宿。我们应当奋力进取！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的这四次提起，实质上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四次历史性大起伏。在这四次大起伏中，涌现出一系列杰出的有关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学说、理论和战略问题专家。任应秋著《中医各家学说》、赵宏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黄煌《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理论》等已先于本书触及本专题。本章仅就历次论争的核心和实质问题作扼要述评。

快速治骨折张雨 · 发表于 2019-12-25 21:27:12

中医的科学性是现代科学还研究不了的，中医的思维不但中医需要，即是领导没有中医思维也当不好管，中医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中医的医学知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西医本身就是不成熟的学科，与中医相比较根本就是乳臭未干的顽童，差的那么远，只要不是傻子都应该能看得出来，只是变着法，编出很多理由来不让比对罢了，这种西医的野蛮医学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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