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苗东升先生，他在 2007年暑期中“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班”给我留下深刻...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3-2-12 21:43 编辑

怀念苗东升先生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在2007年暑期，在北大哲学系“静园”参加了“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班”，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老教授们发起的学术活动，与几十年之前陈独秀、丁文江、傅斯年、鲁迅在北大批判中医明显不同，他们用钱学森先生倡导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把中医学作为一个成功运用复杂性科学方法，解决人体健康与疾病互相转化问题的典型学科，加以讨论，希望从中医的范例出发，找到解决现实世界复杂问题的灵感。

中医学在上个世纪，已经随着针刺麻醉研究成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走向了世界，红遍了欧美，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

因此说，中医复兴的东风已经吹来，无论再经历多么坎坷的历史过程，中医学的复兴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

这是我在《永远的大道国医》一书序言里所描写，的事情，关于苗东升先生（1937-2020年3月3日）给我的印象，以及他的发言留给我的启发，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告诉他，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他当时七十岁，退休之后，我不知道如何联系。

那时是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如果现在加上微信就都解决了。

我在《永远的大道国医》里说：

西方列强征服中国，靠的是工业机械文明。西医各种检查设备越来越先进，在进军中国的时候，也是“庞然大物也”。相形之下，中医连一个体温计、听诊器都没有，既看不见细菌，也不事解剖，发现不了内在的病灶，无法合成化学“精细药物”，只靠草根树皮“垃圾一样”的原始物质治疗疾病，中医的科学性在留过洋的“海归派”看来，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带头反对传统文化、反对中医、主张消灭汉字，希望中医药早一天进入垃圾蒌里去。

然而，强势的工业机械文明过后，人们开始反思认识世界的方式。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的进步，也使人们看到了还原论不可掩饰的缺点，一种扬弃还原论，提倡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世界观，逐渐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中医的复兴，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

由于复杂性科学虽然很重要，但是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与崇尚，还不是一个普遍的方法，因此，对于中医的评价，还只能按照西医的标准执行，限制与歧视中医的思想，短时期内也难于肃清。因此，中医的复兴道路，必然是缓慢而漫长的，很可能会充满曲折与艰险。

上面虽然有苗东升先生观点的，更详细的介绍，我做了如下的引述：

第四章遥望中医未来复兴

中医学在近代，经历了艰难的坎坷与曲折，出现了学术被改造的异化与西化，很多从业人员信心动摇，乏人乏术的局面重复出现了多次。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历史进程之中的必然。

中医在近代的衰落，为什么是必然的？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先生分析说，这是近代科学观、价值观对于传统文化压榨的结果。因为近代的西方文明，就是一个强势的工业机械文明，中国追求的现代化“超英赶美”，都是向往着机械化。工业文明时期的世界观，只能是还原论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

首先由天文学、实验实证、测量开始，然后是工业化制造大机器，解放人们的生产能力，把从前的农业文明驱赶到一个从属的角落里。强势的工业文明只进行了二三百年，就对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对于资源实行最大化的掠夺性开采，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象美国、欧洲发达国家那样生活，不可能象他们那样抢占世界资源，他们发达的道路是不可重复的。工业文明必将走向生态文明，否则世界就会走向崩溃。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一次复归，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西方列强征服中国，靠的是工业机械文明。西医各种检查设备越来越先进，在进军中国的时候，也是“庞然大物也”。相形之下，中医连一个体温计、听诊器都没有，既看不见细菌，也不事解剖，发现不了内在的病灶，无法合成化学“精细药物”，只靠草根树皮“垃圾一样”的原始物质治疗疾病，中医的科学性在留过洋的“海归派”看来，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带头反对传统文化、反对中医、主张消灭汉字，希望中医药早一天进入垃圾蒌里去。

然而，强势的工业机械文明过后，人们开始反思认识世界的方式。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的进步，也使人们看到了还原论不可掩饰的缺点，一种扬弃还原论，提倡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世界观，逐渐取代了机械唯物主义。中医的复兴，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

由于复杂性科学虽然很重要，但是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与崇尚，还不是一个普遍的方法，因此，对于中医的评价，还只能按照西医的标准执行，限制与歧视中医的思想，短时期内也难于肃清。因此，中医的复兴道路，必然是缓慢而漫长的，很可能会充满曲折与艰险。

假如没有理论，中医就走不远

中医学如果只是零散的经验，或者只是某些针灸、拔罐、秘方的简单技术，它就难于有辉煌、长久的未来。相反，如果中医学有穿越历史的力量，那么它就一定包含着深厚的科学道理。

就医学来说，如果中医学与西医在研究对象、指导理论、研究方法、治疗手段上，不具备特殊性，中医学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就很容易被西医所同化和吸收，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中医科学化搞了上百年，中西医结合搞了几十年，却没有把中医学吸收进西医的体系之中，这也充分地从反面证明了中医学的优秀特质，它完全独立于西医的目光之外，我们不能因为对其不理解，就加以排斥，甚至错误地加以取消。

人们谈论中医，往往只说它是否属于科学，是否只是经验医学，都是把它看作一个“单一层面”的体系。其实，细说起来，中医学之中既有理论，也有技术，更有经验，是三位一体的学术体系。

我们现在总说高科技，实际上是把科学与技术混同在一起论述的。严格地说，科学就是学理，就是学问，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的，它不管怎么做的事情。技术是回答“如何做”问题的，属于操作指南，可以出产品，可以产生效益。因此，科学属于古人所说的学问，属于理学；技术属于百工，属于技艺。

一个学科的确立，有其自身的学术领域，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那么，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理论与西医的有何不同？如果没有不同，就不能成为独立的中医体系。

中医与西医虽然面对的都是一个病人，看似研究对象完全一样，其实不然。中医学看到的病人，是他（她）的状态，是这个人的精气神如何，病人因为疾病所表现的证候性质如何。西医则看重病人是否有可以被诊断为某病的形态学指标，或者是化学检验标准是否达到了病理范围。也就是说，中医与西医对同一个人体，看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西医使用的理论方法、治疗手段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边我们已经有所介绍。

中医学关于人的认识，关于脏象、经络、气血、津液、阴阳、五行、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药性等都属于理论；而四诊、药物采集、鉴别、炮制、针法、按摩、接骨等等，大多属于技术；每一个具体的医疗经历，经验教训，都属于经验。

理论的学习主要在学校里完成，当然，在近代教育出现之前，都是师徒相传的，往往是学理寓于经验之内，未加别白。或者，取前人的著作来自学，使自己在理论上充分掌握中医学的基本规范。邓铁涛先生说：“经典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读的”。说的就是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因为，四诊技术的磨练，诊治措施的出具，必须以理论为依据，而不能随意来做。但是，理论的素养有深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结的，而是经常处于不断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随着实践的深入，理论认识就会不断加深。古诗说：“一行白鹂排云上，便领诗情到九宵”；或者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现代中医教育的兴起，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医在民间师徒传承，随着偶然缘分而自生自灭的状况。但是，进入中医学院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对于中医缺乏认识，思想长期转不过弯来，缺乏学习热情，也发现不了中医的优秀特质，到毕业的时候还是一个“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的大学生”，这是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通病。

中医属于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甚至可以称为“床边医学”，它的诊断技术必须在实践之中反复磨练。不然，别人能够发现的证候，新手就难于抓住，抓不住证候，也就不能“辨证论治”，就不会有好的疗效。

朱良春先生说：“脉诊”向来为祖国医学不可或缺的传统诊法之一，虽居四诊之末，却负冠冕之誉，故习俗称中医看病为“诊脉”、“方脉”，亦以“大方脉”、“小方脉”来概中医内科及其他各科；以脉性、脉理作为衡量医者诊疗水平之高低的凭证。以辞窥义，可见一斑。但观之当今中医界，言脉者泛泛，重脉者寥寥，部分中医仅视诊脉为装点门面的形式而已，令人慨叹。

朱老说：“近年来，从电子显象的全息效应观念，移植引伸到中医领域里，比较客观地解释了长期以来许多民间诊疗法的科学内涵，于是诸如鼻诊、耳诊、脚诊、脊诊、手诊，以致第二掌骨诊法，都得以用全息论的观点，解释得尽善尽美，说明了取人体任何一部分乃至一点，都可以测知和治疗全身每一组织、脏器的病症。这一论点无异是给中医理论，特别是脉诊揭去了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科学的定义。我想，全息论也完全适用于阐释脉诊的脏腑分配法。更何况脉的形态、频率、节律、波幅，以及‘胃、神、根’等尚难以文字描述的切脉的微妙感知，其神韵远在全息论以外。譬如一根竹管，依法制成箫、笛，几个同样的孔眼，可吹出五声八韵，抑扬顿挫，绕梁不绝。其变化之妙，全在孔眼的位置和声波振荡的轻重起伏耳。”①

朱良春先生说，书本记载的前人的经验，也必须经过自己的验证，才能叫做“经验”。

无论中医与西医，在临床上都必须依据经验。一个做过十次手术的人，与一个第一次做手术的人，他们处理疾病的方式方法、手术效果，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看过几百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医生，与没有看过一两个病人的初学者，其治疗措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疗效也许明显不同。

中医学重视经典著作，是因为经典著作已经把中医药学的学术规范建立起来，成为了自成系统、能够成功应对一切复杂局面、复杂病情变化的成熟医学，它不属于只有经验的简单医学技术，而是集理论、技术、经验于一体，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反复验证了几千年的成熟医学。

中医不是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它与现代西医同属一个领域，面对的都是人类健康与疾病问题。但是，它们对于人的认识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西医用解剖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中医用观察的方法，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等，都不是中医的内容。

中医研究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的关系，研究人的五脏与地的五味的关系，研究人体的七情与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的关系，研究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的关系，研究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等，这些都不是西医学的内容。

“同行是冤家”，既然中医西医都是以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为研究对象，其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欧风东渐”的初期，科学未能救国，文化已遭涂炭的旧中国，政府纵容西医围剿中医，造成了长久的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论争。其实，人们只看到了中医对于实证解剖认识的缺陷，没有看到大量中医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其严重影响至今难于说清。比如，中医对于脏腑的认识，自古相传，自有其“确切”的涵义，西医的解剖概念，不是选择外来语拼音方式，比如沙发、夹克之类的新词汇，而是借用中医的传统固有术语，一律译成中医的五脏六腑的名称，造成了“旧瓶装新酒”，西医的心脏不叫“哈特”却叫中医的心脏，几千年“知识产权”被无情剥夺，反而说中医不明脏腑，不懂解剖。

中医的脏腑是关系的脏腑，而不限于解剖结构，因而没有边界，联系于天地万物。中医从来不曾说肝脏肿大、缩小，也不说肝有脓肿、肿瘤，中医只说肝阴肝阳、肝气肝血，只说肝与五味、五气、四季的关系，只说肝木火刑金、肝气犯胃、克脾。中医从来不曾在器的结构上下工夫，而是在肝的广泛联系上做文章。在广泛联系与影响之中，讨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使人保持平衡、恢复健康。

人体是分层次的，可以分十几层，各层有各层的结构与功能，互相之间互有影响而不能取代，中医抓住了独特的东西。比如，人的皮肤，人的意识。当然，西医一样看得见这些东西，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

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观点现代医学也许承认，但是，在对待具体病情的时候，中医始终坚持把这些理论贯彻到具体的诊疗活动的始终；西医则知道有这一说，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之中，根本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离题太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医则不然，中医对于疾病性质的认定，对于治疗法则的确定，对于治疗药物的概括，无一不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这样认识，而是按西医的病因病理开药，那就不是真正的中医。

对于人的精神活动对疾病的影响，西医只在“疾病成因”里“轻描淡写”地提一句，或者用“莫须有吧”的态度对待之，始终不会作为主要根据，中医则不然，它必须考虑病人的感受，必须以病人的主观感觉为“客观依据”，进行辨证论治，否则就不是中医的特色。也就是说，中医完全“信任”病人的证候，西医则一定要抛开证候，去“进一步”靠仪器寻找疾病的形态本质，认为只有具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病理病灶，才是疾病的本质，才最可靠，才有可以攻击的靶点，有可以阻断的受体，有可以切除的病灶，有可以置换的脏器。

疾病的“病理病灶”是从哪里来的？是病理病灶决定病人的证候表现吗？老子说“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病理病灶的形成，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纳入标准”，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某种疾病。但是，许多慢性病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在没有形成“理想的”病理病灶的时候，人体往往就有了不适的“主观证候”，微观领域已经起了复杂的变化，中医学已经可以抓住这种证候，可以消除这种证候了。相同的病理病灶，其临床证候并不相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病理病灶，可以动态地表现为不同的证候。也就是说，不是病理病灶决定证候表现，而是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了病人的证候；证候与病理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本质，证候动态地反映健康状态，病理病灶长久地存在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二者可以互相影响，不可以互相取代。中医和西医分别抓住了疾病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中医，由于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很深，已经没有不知道解剖的中医了，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执中医之业，对于西医药了解的水平，往往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当代的中医专家，是除了知道西医知识之外还知道中医知识的“两通专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中医专家的西医知识是西医专家的水平，他的中医知识反而是不太高的“中工”水平，这种现象才引起了老中医先生们的忧虑。

系统视野看中医的科学性

笔者对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了解不是很深，但是通过几年来的不断学习，使我深刻认识到这些新兴科学思想，对于中医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它们尽管从不同的领域、角度来认识世界，但是，对于中医来说，真有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之意。它们的科学内涵，中医学大多已经具备，而解剖实证以还原论为主的西医学却不具备。因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就断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他多次关怀中医事业的发展，与很多热心于研究中医学术的专家学者，多次通信讨论中医学的未来发展问题，甚至直接参与人体科学的研究。

笔者较早阅读的系统论方面的学术著作，是山东中医学院的祝世讷教授的《系统中医学导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祝教授较早地把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医现代研究之中，分析了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差别的内在根源，就在于中医的朴素系统论思维与西医的还原论思维的原则性差别，论证了系统论是医学思维的发展方向，对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进行挖掘、总结、发展，就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规律总结为元整体、非加和、联系性、有序性、功能性、自主性等六条基本原理，建立起中医系统论的理论框架。

笔者后来学习了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综合课程的教材读本《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本书由由国际知名学者陈天机、许倬云、关子平等联袂撰成。再后来就是学习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编写的《复杂性新论》，参加他们举办的“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的研讨班”的学习，了解了一些有关的知识。在这里，我希望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谈其对中医学现代研究的意义。

所谓“系统”，是指不同结构、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但又能协调统一到一起的事物。因此，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有联系、有区分、有上下左右、结构层次的区别，这样的结构层次的东西，称之为系统。一个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较复杂的系统可以进一步划分成更小、更简单的次系统，许多系统可组织成更复杂的超系统。人体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人体的复杂性，既有其自然属性的复杂性，也有其社会属性的复杂性、心理特点的复杂性。人的自然属性的复杂性，除了自身结构层次比较多（如表皮以内的整体、各功能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以及细胞之内的多层结构）之外，还有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体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形体改变。

以人体的结构层次复杂性为例，我们知道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

其实，最简单的无机世界里，也是因为层次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质。比如，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水的性质只能由氢二氧一的整体来说明，而不能由它们的组成部分的氢原子，或者由氧原子来分别说明，也不能由两者简单相加进行说明。也就是说，由各不同组分构成整体之后，其性质只能由整体来说明，而不能用其组成部分进行说明。人体的性质、健康状态，也只能用整个人体来说明，不能用某个系统、某个器官、某个组织来说明，更不能用某个细胞来说明。因此说，研究DNA的时候，就是在研究生物大分子，而不是研究细；研究细胞的时候，就不是在研究器官；研究器官的时候，就不是在研究人体。

生物大分子、细胞、器官、人体，有联系，更有区别。这就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尽管有一定的联系性，却是各不相同的境界。各层有各层的性质与规律，不可互相混淆，更不可互相取代。

整体才具有，而部分没有的性质，叫做“整体涌现性”，也就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然，有的时候“整体小于部分之和”，在人的整体里，很多器官、细胞的功能是被压抑着的，不能“满负荷”运转，不能充分施展其生长特性，否则，人体就会陷于混论的无序状态，细胞就会变成癌症，而不断增殖。由此推测，有的时候会出现“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尽管这种情况比较少。这三种情况，是不同状态的转化。

人体不同层次所具有的性质，也可以称为“层次涌现性”，是上一个层次对应于下一个层次来说的。

一般说来，下层支持上层，上层约束下层，上下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和谐而正常的人体。人体的细胞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变成癌细胞。

人体的毛细血管构成的微循环，平时只开放五分之一，轮流开放与关闭，才能完成正常代谢。假如所有微循环一起开放，体循环之中的血液就大多进入了微循环，人体的大循环就会陷入瘫痪，就像青霉素过敏一样处于休克状态，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恶果。

人体去掉一个肺、或者去掉一个肾和大部分肝脏之后，仍然可以维持生命，就说明平素的脏器工作不是处于“满负荷”状态，而是留有很大的余地，是被“压抑”的状态。心脏的跳动，肾脏的滤过，肝脏的解毒能力，肺脏的换气作用，都不同程度地处于“被抑制”状态。这就像中医所说的五行生克关系一样，每一个脏腑都不能太过分，也不能太不济，一旦出现这种状态，就会影响其他几脏，就会受到克制与调节。只有动态的“适中”状态，人体才是和谐的。假如，各个脏器都把自己的功能充分展露出来，发挥到极限，人体的生命就不会稳定地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因此，中医所说的五行生克制化，是一个多元并存、整体和谐的有序状态，是完全合乎科学的理论。

中医学诞生于古代，对于微观世界不太了解。所以，中医学不研究生物大分子，不研究细胞，不研究器官的具体结构，只研究人体整体的生命现象、病理变化，研究人体与四季、五味、六气、七情的关系；研究药物、针灸、按摩、食疗、气功等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过程的影响；研究药物的产地、气味、收获季节、加工炮制、配伍关系、人体效应、毒副反应、减毒增效措施等等。

中医学是以人体体表为界面，来研究人体与自然、与社会、与心理关系的。

中医学还充分重视人体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认为人体生长壮老已是不可逆转的规律，认为“神转不回，回则不转”。神就是变化，“变化莫测谓之神”，人体的变化是绝对的，时间不可倒转，人体也就不能按相反的规律由老返童，这就是“回则不转”所揭示的基本规律。

人在天地之间，气交之内，与万物并生而不相害。人体必然受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人对疾病的认识也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中医学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下，充分吸收了古代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不断发展到现在，尽管有所丢失，但是历尽沧桑又逢春，在现代科学观扬弃还原论，向系统论回归的时候，中医理论以它善于处理复杂问题，执简驭繁的大智慧，重新站立起来，具有还原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人体自然属性的复杂性，除了结构的复杂性之外，主要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密不可分。首先是人体在自然界的出现，是在几百万年之前出现的，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尽管地球的历史已经有40多亿年。

如果把整个地球45亿年的历史比做一昼夜，那么，地球的诞生就在0点，生命的起源是在5点45分，也就是日出的时候有了生命，细菌病毒成了最早的地球居民。晚上九点，脊椎动物诞生，22点45分，哺乳动物开始来到地球；23点37分猿猴等灵长动物才迟迟登场，而最伟大的人类祖先古猿，仅仅在23点56分才登上地球；高等的智人的整个生命只占有短短的、最后的6.5秒！也就是说，如果地球的历史是24小时，人类整个的生命仅仅只有6.5秒，而细菌病毒却已经有近20小时的历史。

人类只占有地球的部分空间，而细菌病毒占满了整个海陆空。不仅水里、空气里有细菌病毒，而且人体的表面、各个毛孔、眼耳鼻舌、前后二阴，几乎没有它们不在的地方，而且不同细菌之间还划分了势力范围，完全按比例取得利益，平衡不容打破。显然，有的细菌，对于人类是有益的，比如大肠杆菌，整个大肠之中，大肠杆菌为人类每天制造足量的维生素，可以说没有这些细菌，人体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人可以少胳膊、少腿，可以切脾、换心，却不能离开大肠杆菌，不能打破细菌在人体表面和体内取得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伴随了人类几百万年，而且在其他的动物身上，也早就达成了利益均等、平衡共享的“永久协议”，谁要破坏这个协议，就将受到严厉无情的惩罚，甚至取消它生命的资格。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古人一句格言就把水天一气的宇宙，描绘成了一幅生机昂然的图画。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所以有生机，就是因为有湿气。如果天上没有水，地上没有湿，所有的生物都会变成木乃伊。沙漠之中所以有绿洲，就是因为那一小块地方，还有一洼子湿气。

人类登上太空，上了月球，也必须模拟地球环境，一样地需要氧气，也需要一定浓度的二氧化碳，要升降出入，只要停止呼吸，也就没了生命。人类太空行走，必须戴面罩吸氧，还有防止太空射线，防止冻伤。总之是需要在太空舱里，模拟一个地球环境。在水下作业，在潜水艇里，也需要模拟地球环境。人离不开自然环境，这就是很好的说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认为，实践证明与我国传统医学相结合，是我国发展航天医学的独特优势，这不仅为保障航天员身体健康，保持良好工作能力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航天医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再发达，人也是要靠各种食物生活，而不能、也没有必要单靠吃“化学合成的药片”生活。

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科技的进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人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多少万年的“人以食为天”，甚至已经到了“人以食为害”的程度。

人的社会属性的复杂性，表现为人体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然就像“狼孩”那样，远离社会之后，就不能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动物的属性。人在社会里，必然接受时代知识的熏陶，接受时代医疗条件的关怀。不能想象秦始皇时代，就会有今天的保健水平；今天同样也不能想象白求恩一个手指头感染，就会让一个名医失去生命。

除此之外，人还具有心理属性的复杂性。《中庸》开篇就谈论人性，并把人性上升为“道”的高度。其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古人的性命之道，也就是天地自然之道，是按照生命规律办事的基本法则。研究生命的基本法则，就是修道，就是教育的责任。这样做的道理，就是因为这种规定性，是“须臾不可离”的“硬道理”，这里没有灵活性可讲，没有妥协，必须服从。

《中庸》作者对于人体和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因此，其接着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古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以十分虔敬的态度，追求真知灼见，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

《中庸》作者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告诉后人的是什么道理呢？令人难以置信的竟然是中医学的有关知识，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喜怒哀乐”是人体的情绪，中医称之为“七情”。七情“未发”，怎么被称为“中”？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不然。中医认为，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肺在志为悲，这是正常的情志变化，发出来的时候，只要合乎“适中、和谐”的原则，就是正常的情志变化，因此，《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这种状态才可以称为“和”，而情志太过，过喜、过悲、过怒的“失和”状态，就不是“中”，就是病态。

“喜怒哀乐之未发”，并不是没有喜怒哀乐，而是隐含于中，不突出一脏的情志，五脏之间处于和谐状态，是人体的正常表现；遇到应该“喜怒哀乐”的情况，就应该表现出“喜怒哀乐”的变化，否则就是麻木不仁，是一种失常的、不到位的表现状态，就不能称之为“中”，也不能称之为“和”。喜怒哀乐表现得很到位，既不太过，也非不及，就是“和”,是五脏功能正常的外在表现。《中庸》作者强调的是“皆中节”，一个“皆”字在“中节”的前边，它表示的意义是很严谨的。

适中、和谐是人体健康的基本原则。那么，人体健康怎么可以称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呢？

试想，普天之下，人们要么“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要么一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都能够“发而中节”。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吗？不是一个人与自然十分和谐，分外美好的一种景象吗？

因此，古人深信“致中和”之后，就可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生物，天地与人，都处于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难道不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吗？

中医学就是孕育于这样的中华文化之中，发展于这样的“致中和”的追求过程之中，生生之道不息，可持续发展不止。

自组织理论揭示中医原理

笔者认为，自组织理论对于阐明中医对于人体的认识，和揭示中医学治病原理，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朱良春著：《朱良春医集》中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一版：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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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3 15:08:09

《永远的大道国医》
——和普通朋友说中医简史
与业内人士谈中西医方法差异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年出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目录

引言：透过表面看纵深 2
第一章回看中医辉煌历史 9
春秋时期医巫分家 10
宗师扁鹊名闻天下 25
战国名医文挚舍己救人 48
仓公师徒传承分明 53
汉代医学四大流派 67
懂了张仲景不再学华佗 89
金元医学争鸣发展 110
明清温病凸显创新 123
第二章冷眼再看中医初遇西医时 129
《医林改错》改错了方向 129
欲汇通西医，未料“失乐园” 134
“中医科学化”是逼出来的 169
寄托中西医结合的美好理想 198
回归中医才能振兴中医 205
名师带高徒是中医特色 224
第三章正视中医现实作用 23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不可缺 237
中医向世界贡献免疫思想 238
中医向世界贡献免疫技术 251
中医免疫技术走向世界 259
治乙脑中医疗效惊世界 267
推广中医技术不是简单重复 272
出血热中医治疗显奇效 277
战SARS中医有个武器库 282
抗震救灾，中医有特色 290
慢性病治疗中医有方法学优势 297
西医外科疾病，中医内治解决 310
应对亚健康，中医是强项 326
中医能与现代医学同步前进 333
第四章遥望中医未来复兴 339
假如没有理论，中医就走不远 341
系统视野看中医的科学性 348
自组织理论揭示中医原理 356
《新生物进化论》树中医正气 368
中医软技术，是智慧的结晶 380
中医以独特方法认识人体 389
中西医团结合作，衷中纳西 399
走向世界，是中医必然的未来 416
针刺麻醉促成世界针灸热 423
美国针灸热的世界意义 432
针灸原理研究逐步深入 440
以医带药，中医走向世界的方式 447
后记 478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3 15:08:35

中医大难不死的因果揭秘
第一健康报道  生生健康之道  昨天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苗东升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十几年前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反对中医，批中医是伪科学，苗东升教授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有理有据地写了《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指出了随着现代文明的转型，中医的复兴具有历史必然性，从而对所谓的“打假”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文章论证了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中医衰落的必然性和中医大难不死的必然性，以及随着新文明转型的到来中医复兴的必然性，进而分析了中医复兴的曲折性。

该文学思缜密、有理有据，语言生动，字字有声，化作羽翼，虽为长文，绝无枯燥，读来一气呵成，中西文化了然于心。今天，第一健康报道刊发苗东升教授的不朽力作，一为纪念先生仙逝，二来学习先生严谨治学，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三来为文化自信寻根溯源、为中医伟大思想呐喊。苗东升教授千古！

苗东升生前图片（人大图片）

1、在工业文明进攻下中医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中医在20世纪上半叶日益走向衰落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它是否具备历史的必然性且原因何在。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命运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命运，那么，它的衰落也是中华文明在这个历史时期一度走向衰落的一种表现。

1）中国农业文明走向衰败。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1]。古代文明即前工业文明，包括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的系列演化。而由西方建立的工业文明是一种极具侵略性、扩张性的文明，它是在征服、掠夺前工业文明中兴起并走向成功的。建立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更试图凭借它来征服全世界尚处于前工业文明的民族，停滞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自然不能幸免。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西方工业文明跟中国农业文明经历了激烈而反复的碰撞和较量，后者一败再败，迅速走向衰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争失败，戊戍变法流产，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接连不断的事件把中国迅速推向可能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2）工业文明战胜农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表现形态，前者战胜后者具有历史必然性。用自组织理论考察，历史学家毕道村以为，前工业文明是一种近平衡结构，工业文明则是一种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两者生产力高低之悬殊不可同日而语[2]。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尚未看到这种差别，主流知识精英不承认中国文明落后了一个等级，试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下寻找救亡图存之道。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还认为“中国文明又高又好”。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说: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3]】斯言不谬。

3）国人自信心下降。20世纪伊始，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已经“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4]，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急剧下降，不得不抛弃“中体西用”的幻想。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但是，辛亥革命以共和取代帝制并未改变危险局势，这一事实进一步击垮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但危局也激发了一批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先进分子，从中华文明自身寻找落后挨打的根源，着手通过批判传统文化开辟救亡图存之路。本民族的先进分子动手打倒自家文化，这表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跌入三千年来未有之低谷。

4）中医受到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的子系统，中医与中华文明大体同步衰落。俞樾在1879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主张[5]，喊出中医走向衰落的第一声。由于“中体西用”方针还有市场，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响应。但进入20世纪，否定传统文化成为大潮，中医这个重要子系统也在劫难逃。启蒙思想家严复于1905年指责中医“立根于臆造”[6]，启动了连续数十年批判中医的思潮。辛亥革命失败是最后一击，它把中医推向风口浪尖，次年便发生“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7]。紧接着便是五四精英们异口同声的挞伐，从此否定中医在近半个世纪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5）中医在其科学性上受到冲击。单纯文化批判只能削弱中医的文化基础，还不能危及它的生存。医学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主要靠科学性来取胜。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子系统，西医却是超越了西方古代科学的现代科学的子系统。科学基础的这种历史性差距，使中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从西方请来“赛先生”，必然要从科学性上比较中西医。在喜欢追究所以然的知识分子看来，西医能够说明病因，确定病灶，中医却做不到，两者的高下优劣不言而喻。严复认为，中医的弊端在于对疾病“不能言其所以然者”[6]。陈独秀揭示中医不科学有三大表现:

【“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6]】

梁漱溟从哲学认识论上指责中医“没有客观的凭准”，“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6]。这些秉承西方现代科学而提出的看法确实击中了中医的弊端，至今仍然有一定说服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胡适更给出总判决:

【“西医是科学的；……中医不科学。”[8]】

中医从此戴上了“不科学”的帽子，今天仍然未能彻底摘掉。在科学昌明的新时代，被宣布为不科学就意味着要剥夺其生存权。知识精英们“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这类活动，不仅直接影响患者对两种医学的认识和选择，而且从学理批判转变为社会舆论，进而转变为政府意志，终于演变为前后三次试图废除中医的行动[7]，尽管均未得逞，也足以看出中医处境之危殆了。

6）西医的兴盛还在于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持。随工业文明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把西医用各种功能强大的精密仪器武装起来，它们的科学原理明确，加工技术精致，外观堂皇，用法复杂，价格高昂，在崇尚物质文明的社会心理环境下，这些特点很容易让人肃然起敬。中医创造的技术设备无非银针、火罐等，不仅不能跟X光、B超、核磁共振等相提并论，就是比体温计、听诊器也逊色许多。在人们只承认硬技术的时代，中医只能自惭形秽，被排挤到边缘乃无可避免之事。

7）中医不能发展的原因。令否定中医者理直气壮的是，近代以来西医相继经历了化学革命、生理学革命和基因革命；中医却不同，连它的当代权威都承认“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体系变”[9]，即没有质的飞跃。即使在西医的强大冲击下中医一步步走向衰落，并且新中国建立后又搞了很多年中西医结合，中医理论仍然没有发生与时俱进的革新，原因何在？这需要从科学的总体发展来反思。

科学作为追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的智力活动以及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一个不断产生和演化着的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它的第一个形态是古代科学，孕育于原始文明末期，成熟于农业文明时期。不同地区或民族的古代科学既有许多差别，又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如尚包容于文化母体之中、宇宙观基本是有机论的，方法论基本是整体论的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种文明。一个是古希腊文明，有机论中包含着明显的机械论，整体论中包含着明显的还原论，产生了原子论、公理论、形式逻辑这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关键性基因。一旦欧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这种全新的社会条件，这些基因便迅速发育成长，形成科学系统新的历史形态，完成了从古代科学向近现代科学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形态的科学信奉机械论的宇宙观，奉行还原论的方法论，崇尚以实验拷问自然，用“科学推理方法”[10]建立起一套关于自然界物质运动和能量转换的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总体上远远超越了古代科学。反观中华文明，始终没有形成类似古希腊那样的原子论、公理论和形式逻辑，却在有机论和整体论的方向上日趋完善，达到任何其他文明未曾达到的高度，中医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其典范。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骨子里跟机械论和还原论格格不入，因而单靠自身不仅不能产生出西方那样的科学，无法自主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型演化；就是在西方文明打上门来之后，仍然没有像日本那样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改造自己的文化。今天回头看去已很清楚，尊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为西医的数次革命提供了动力和智力武器，却在本质上排斥和否定中医，不可能为中医建立新体系提供帮助，中医也不可能借鉴这种科学来发生革命。当然，现代科学在技术细节上可以给中医提供许多帮助，但只有在中医可以自主发展时才能用得上。

总之，在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之间历史性较量的大背景下，中医在技术、科学、文化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因而中医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2、在工业文明进攻下中医大难不死的历史必然性

中医真正跌入低谷不过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中医就开始缓慢而曲折地离开低谷，这种历史命运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1）中医自身的有效性。中医作为一种技术能否生存，决定性的因素要看它能否治病救人，至于是否提供了让人们接受的理论解释是第二位的。一种医学只要真的能够治病，即使说不出所以然，也会有人信奉，有市场就有生存权。如果只会解释病因、病机，新名词一大堆，似乎洞悉了疾病的所以然，却治不好病，那也算不上科学。中医能够治病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数千年历史可以证明，现实生活就有大量例证。

客观地说，中西医在医理上各擅胜场。对于那些器质性、结构性的病变，西医能够准确找出病灶，说明病因，往往可以药到病除，最后一招是切除患病器官。1969年笔者老伴长了下颌骨造釉细胞瘤，多亏协和医院一位医生给她彻底切除，手术很成功，至今安然无恙。但人体疾病不全是器质性、结构性的，还有一大类是关系失调导致的功能性疾病，不存在明确的病灶，找不出西医认可的病因，经常被认为是神经性疼痛等。虽然中医对这类病的解释可能带有神秘主义成分，但仔细捉摸却颇有深意，其医疗哲理符合辩证唯物论。中医的医学思想、哲学思想和系统思想十分独特宝贵，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到。如“上医医未病”、“已病防病变”、“治病必求于本”等思想在西医中找不到，其中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无法舍弃。所以，即使中医理论一再受到质疑和批判，那些信奉辩证思维或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始终对中医理论抱有信心，不愿随全盘西化之风起舞。

2）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医大难不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不聊生，农民贫困到极点，只有中医能够帮助他们战胜疾病。笔者家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出生还不到一个月时父亲即战死于抗日前线。母亲因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压力大病一场，多种疾病加于一身，性命堪忧。那个年代，年纪稍长的农民都懂点中医药，山坡上长有多种药草，苦瓜蛋、黄芹根、子母草等，自家采集加工，还真顶了大事。方舟子在近作中说:

【“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11]】

此话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以至今后很长时期内，社会对中医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主要靠中医，至少是离不开中医。何祚庥认为:

【“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12]】

不论西医多么先进，能够看得起西医的中国人毕竟是少数，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要让他们得了病不硬扛，不能没有中医。取消中医将把他们置于何种境地？只要9亿农民还需要中医，倡导“告别中医中药”[13]就是不负责任的错误主张。

中医大难不死的原因还在于作为其母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衰落，却未消亡。中华文化极其厚重，以至于不论西方文明多么来势汹汹，中华文明始终败而不亡。即使在跌入低谷期间，也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始终坚守国学阵地，就是五四精英们，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功底，他们的革新运动亦将一事无成，也不会有鲁迅的文学成就和胡适的学术成就。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批人既是破坏者，又是特殊的传承者。这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否定传统文化（包括中医）的运动进行到底。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高成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西方来的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产生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将在医学、科学、文化诸多方面作出重大创新，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看，中医大难不死还在于工业文明是一种短命的文明。从鸦片战争算起，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只有一百年。就世界范围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开始系统地暴露出来，西方自己发现它是酿成人类面临的多种危机的罪魁祸首。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优点也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华文明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的痼疾。这导致中医以至整个中华文化生存大环境的显著改善。

3、随着文明新转型的到来中医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西方现代文明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工业-机械文明，这不仅因为机械制造技术是支撑它的核心技术，更在于机械性深深地渗透在它所尊奉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模式中。工业-机械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不到300年就把物质耗散能力提升到如此高的程度，却也是一种十分片面的文明。片面性之一是把物质文明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伴随高耗散能力的是高浪费、高污染，在人天关系上表现出野蛮性。片面性之二是把少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在掠夺和奴役大多数国家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少数强国追求世界霸权、践踏国际民主，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野蛮性。野蛮性就是反文明性。工业-机械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全世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文明，却不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文明，由此造就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两个巨大矛盾。一是少数发达国家明知自己享受的高度物质文明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上，却顽固拒绝自动放弃这种生活和生产模式，幻想通过把问题转嫁于不发达国家来维持自己的福祉。二是少数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必然唤醒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意识，但历史条件又注定它们不可能仿效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工业化。要解决这两个矛盾，只有突破工业-机械文明的框架，建立一种能够为全世界共享的新型文明。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出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又一次历史性转变。

取代工业-机械文明、能够为全人类共享的第一个文明形态，是信息-生态文明，信息化和生态化是其不可分割的两翼。粗略地说，生态化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工业文明的第一个野蛮性，使人天关系文明化。信息化的功能主要是消除第二个野蛮性，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文明化。目前人们对社会信息化的理解过于肤浅，以为信息化就是信息高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断言美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信息化。信息高技术的普遍应用是信息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也仅仅是物质基础。社会信息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核心是重视信息富有甚于物质富有，追求信息享受甚于追求物质享受。拿这个标准来看，人类社会距离建成信息文明还相当远，美国只是技术层面的信息化走在前面，在信息化的实质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向工业文明转变中落后了；最发达的工业文明在向信息-生态文明转变中很可能落在全世界的后面。

工业-机械文明的兴盛给中华文明包括中医造成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压力正在成为过去，新的文明转型正在迅速改变中华文明包括中医的社会历史大环境。这种变化使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开始恢复。在不同参照系下审视中华文明，其结论大不相同。以工业-机械文明为参照系，中华文明几乎一无是处。以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中华文明的诸多优点历历在目。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种低层次的生态文明，其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这对于建立未来高层次生态文明具有不少参考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富含信息意识，在军事学、社会学、管理理论、文艺理论、哲学等方面都有表现。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尽管目前出现的物欲横流令人心忧，但信息意识的回归和张扬很可能先于发达国家，信息-生态文明的建设相信不会落后于发达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西医属于物质医学，中医属于信息医学。总之，人类文明转型的大环境决定了中医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对中医复兴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科学的转型演化。欧洲文艺复兴开启了科学系统从其第一个历史形态（古代科学）向第二个历史形态（现代科学）的转型演化，历经大约500年。到20世纪中叶，它的第二个形态已经越过自己的顶峰，开始了向第三个形态（新型科学）演化的历史行程。表1是对现代科学和新型科学形态的比较[14]。

还原论科学的出现代表科学作为系统的一次巨大飞跃，总体上是古代科学无法比拟的。但它只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一种暂时的形态，不可将它神圣化、永恒化。以还原论范式评价中医的科学性，决定它的命运，这本身就是非科学的，不可能得到客观的结论。中医属于复杂性科学的范畴，以复杂性科学为标准，才能够看到中医的科学性。

1）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概念几乎无一能够融入中医的概念体系。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概念，如系统、信息、控制、整体性、涌现性、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复杂性、自组织、他组织、综合集成等，能够相当自然地被中医接受，有助于揭示中医的科学性。例如，被视为带有神秘性的中医基本概念如气、神、阴、阳等，都是人这种活肌体作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还原到局部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以复杂性科学的原理给出解释。

2）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还原的、分析的方法被看成唯一可能的科学方法，而“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科学总是把复杂事物看作整体来研究”[15]，必然被贬斥为不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从方法论上否定了这一谬见，人体是一类开放复杂巨系统，必须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来处理。从这个角度看，西医也显露出它的不科学一面。

3）还原论科学信奉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视逻辑推理为科学理论研究的决定性环节，排斥实践经验于科学知识之外，对于十分倚重实践经验和悟性的中医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复杂性科学回归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强调实践第一性观点，重视直觉或悟性，主张采用“经验+直觉+实践检验”的方法[14]，在认识论上跟中医有深刻的共鸣。

4）还原论科学遵循机械论宇宙观，以机器模型理解人体，完全从物质运动的观点解释病因、说明病机和施行治疗。复杂性科学回归有机论宇宙观，把人体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摒弃人体的机器模型，在宇宙观和人体观上跟中医有共通之处。

以还原论科学为参照系，中医的确不是科学，而是糟粕。以复杂性科学为参照系，中医对于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病因、病机的理论阐释上有许多超越西医的科学性。治病作为一种过程系统，是他组织与自组织的统一，医生是他组织者，患者是被组织者，但患者的身体又在作自组织运动。如何处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中西医形成两种相反的医疗思想和模式，即他组织与自组织相结合的两种不同模式。用陆广莘的话说，“西医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中医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6]。人体是高度发达的自组织系统，具有自镇定、自调整、自学习、自修复、自复制、自生长、自适应等能力，即自愈能力。中医立足于调动和促进人体自组织功能来治病，他组织居辅助地位；西医治病以他组织为主导，力求以外在的强制方式消灭病毒、切除患病器官，自组织居辅助地位。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不能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这一点必将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最新的证据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近日发布文件，用方舟子的译法，它承认中医是“与对抗疗法（常规）医学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17]。美国精英公开承认中医有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至少表明他们不愿意跟当前极力否定中医理论、力图取消中医实践体系的中国人相呼应，不知这些人对此有何感想。

技术观的变革也给中医复兴创造了条件。一是西医依赖于机械、化工等硬技术，不仅价格昂贵使其日益成为富人的专用品，而且副作用严重，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大的药物病威胁；相比之下，中医技术在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优点越来越明显。二是只承认硬技术的技术观开始受到质疑，软技术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医学也不能例外，随着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过渡，西医也开始讲究软技术。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就是软技术，目前的西医难以与它匹敌。

4、中医复兴的曲折性

中华文明包括中医复兴的起点是新中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明确肯定“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8]，提出“中西医并重”方针[19]，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医的历史命运。然而，社会是强非线性系统，不可能沿着笔直的道路演进，复兴的征途充满曲折反复，在复兴的外表下还可能出现新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中医大滑坡，标志着第一个复兴之波结束了。原因在于它所改变的主要是中医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中医文化母体的传统文化仍然受到冷遇，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观没有改变。中医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提法原则上没错，问题在于“化”的标准是什么，按照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科学化就是还原论化来搞，只能使中医西医化，最终化到消灭中医。

20世纪80年代中医迎来另一次复兴之波，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被当作并列的三支力量，发展中医写进宪法，成立中医药管理局，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盛行近一个世纪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之风终于走到尽头，中医的文化土壤得到改良。导致这一波中医复兴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生态科学、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一次给中医提供了一些自我辩护的科学武器。这里必须提到钱学森，他领军的系统科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钱翁通过与中医界学者频繁通信，直接推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对于他本人进行的中医现代化的开创性研究，黄顺基从六个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5]。受钱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学界开始用新兴科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揭示中医固有的优越性，探索中医复兴之路，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使人们开始看到中医特有的科学性。但今天回头看去，这一波中医复兴总体上起色也不大，中医在西化中走向消亡的危险依然存在。一种评价认为目前的中医“学术‘阴虚’，事业‘阳亢’”[8]，不无道理。正弱邪必侵，消灭中医的社会思潮在新世纪初死灰复燃就是对这种局面的反映，表明第二波复兴也结束了。999

这股否定中医新思潮的社会原因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华大地上全面刮起西化之风，其力道之劲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少见。相比之下，胡适当年提倡的“全盘西化”倒有点小巫见大巫。学术界的西化风气尤其厉害，目前在科学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都是从国外照搬过来的西方中心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科学思想总是滞后于发达国家，国外已开始清算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如还原论，在国内被尊奉为不可质疑的金科玉律。把还原论科学当成科学唯一可能的形态，以此为标准作判断，讲中国古代有科学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讲超越还原论、建立新型科学就是搞赝科学、伪科学。说到系统科学，必定在前面加上“所谓”二字；说到复杂性科学，就斥责为“开错了药方”；凡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都可能被当成伪科学。在还原论的“原教旨主义者”眼里，把中医作为跟西医并立的力量使他们如芒在背，不能容忍，便放声诅咒“中医的死亡是必然的”[20]，把消灭中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近30年来，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者教授们的精英意识迅速膨胀，其中一些走向极端者认定人类历史并非人民群众所创造，而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作为。为体现这种差别，他们力主建立一整套制度、体制、规则，以确保从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福利等方面把精英们的地位突出出来，精英们受到体制的保护和服务，芸芸众生则处在体制的保护和服务之外。这是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秩序，亦即他们追求的改革大方向。这种诉求在医疗方面的一种表现，就是某些人所主张的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到民间”[20]。中医退出后的国家医疗体制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只有能够看得起西医的那部分社会成员有权得到国家体制的保护和服务，由农民和城市贫民构成的“民间”则被驱赶到体制之外。

中医复兴之艰难也有自身的原因。笼统地说中医就是复杂性科学似乎不够准确，中医是古代科学，复杂性研究开创的是超越还原论的新型科学，两者尚有重要区别。笔者认为，中医属于古代科学，但具有复杂性科学的诸多品格，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复杂性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可否认，中医自身从理论到方法都有一些显然不科学的东西。例如，中医缺乏西医那种严格的从业考核制度，故“人丁兴旺，但不少‘假和尚’充数”[21]。祝世讷总结中医最近20多年的发展时指出:

【“几乎在所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研究的进展都面临着深刻的困难。”[8]】

并且列举出六大问题。中医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尽管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却往往包裹着某些神秘性，离科学概念还有相当距离。例如，要使“气”、“神”、“阴”、“阳”等转化为科学概念，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尚须艰苦探索。说中医已经是复杂性科学，甚至是更高的科学，不利于中医的复兴。

复杂性科学刚刚兴起，目前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充当中医复兴的科学向导。以系统科学为例，真正发展起来的是线性理论和硬系统方法论，尚不属于复杂性科学。混沌、分形也不是典型的复杂性，应属于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交叉地带。这些新学科能够直接应用于中医的内容不多，无法满足中医现代化的需要。钱学森寄以厚望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也大体如此。祝世讷的中医系统论研究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没有应用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钱翁批评他“认识似尚未‘现代化’”[22]。究其原因，如陈信所说，“用处理复杂巨系统的理论来研究人体科学有不得其门的难处”[23]，钱学森对此也表示理解。如果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没有新的进展，还是目前这些内容，对于中医科学化很难有多少具体帮助。复杂性科学的其他流派，如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情况也如此。9999

再回到历史大背景看，文明转型，科学转型，中国文化复兴，都是充满曲折的漫长过程。作为子系统的中医复兴也是漫长曲折的过程。可以预料，中医近期难以取得理论突破，否定之声今后还可能响起。目前的争论标志着中医复兴第三波的开始，在这一波中应力求做到把两个矛盾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中医复兴不能离开它的文化土壤，必须按照中医自身的特质来行事。拿“气”这个概念来说，不回归中医经典而脱离中医的行医经验，径直以现代科学来阐释，只能说到气是一种物质而已，依然在机械唯物论的窠臼中，丢掉中医医理之精华。另一方面，复兴意味着新生，中医需要从理论上更新换代。例如，不能完全按照《黄帝内经》那样谈论“气”，要给“气”以全新的解释，或者用一个概念体系把中医讲的“气”完整地表述出来。这有待于大力发展复杂性科学，中医复兴须同复杂性科学携手并进，相互促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据笔者估计，大约要到21世纪末中医复兴才能成为定局。

致谢感谢黄顺基教授、李世煇教授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指教。

参考文献：

[1]苗东升.文明的转型[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1）:1-8

[2]毕道村.现代化本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四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黄顺基.从新的科学技术看中医存废之争[J].辽东学院学报，2007（3）:1-10

[6]中国中医药报社主编.哲眼看中医——21世纪中医药科学问题专家访谈录[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7]郑廷鑫.百年存废，三次论争[J].南方人物周刊，2006，2（28）:37

[8]祝世讷.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9]邓铁涛.中医的本质与发展[N].世界华人报，2006-1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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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干祖望.中医头上的九盆脏水[J].南方人物周刊，2006，2（28）:36

[22]钱学森.钱学森书信（第9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23]钱学森.钱学森书信（第5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摘自《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5期】

（责编秋时雨）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3 15:11:41

苗东升（1937年-2020年3月3日），男，山西榆社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我国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著有《复杂性管窥》、《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混沌学纵横论》等。
2020年3月3日，苗东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1]
人物生平编辑
苗东升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科技哲学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高等数学》、《离散数学》、《模糊数学》、《系统科学》等课程，苗东升的《系统思维》课程在博士生中受到广泛好评。苗东升教授还广泛参与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等的学术与教学活动。2020年3月3日凌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苗东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主要作品编辑
苗东升教授为我国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及其实践研究，著述丰富，著有《复杂性管窥》《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系统科学大学讲稿》《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混沌学纵横论》《模糊学导引》等，发表有《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许多有学科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苗东升教授编著的《系统科学精要》多次再版，是国内文科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系统科学教材之一。除了这些著述，苗东升教授还有不少未竞之作，一些已接近完稿，如《系统思维三十讲》、《信息研究论丛》、《中国古典诗词的现代科学解读》等，甚为遗憾。
人物评价编辑
苗东升教授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他曾自言：“我是清都杂货郎，天教倔强带疏狂。窃得神火燃笔底，纵论横批著华章。”他一生笔耕不辍，践行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晚年还积极探索系统科学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为系统科学哲学、复杂性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卓越贡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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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4 10:55:02

纪念苗东升教授
系统科学  昨天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苗东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苗东升，1937年生，山西榆社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科技哲学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

苗东升教授为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及其实践研究，独著有《复杂性科学研究》《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等十余部著作，发表有《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许多有学科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苗东升教授编著的《系统科学精要》多次再版，是国内文科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系统科学教材之一。

苗东升教授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他曾自言：“我是清都杂货郎，天教倔强带疏狂。窍得神火燃笔底，纵论横批著华章。”他一生笔耕不辍，践行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晚年还积极探索系统科学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为系统科学哲学、复杂性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卓越贡献。

苗东升教授逝世以来，编者收集了几篇纪念文章，集结在这里，以示怀念！（姜璐）

倚孤求真真似铁，以微生有有如森

——追思苗东升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博士后  赵姣

苗东升老师3月3日凌晨去世了。他生前我曾专程去探望他，虽然当时已知道苗老师时日不多，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心里依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苗老师不是我学校意义上的导师，但他对于我的成长、学业的进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用心教我们是因为他在年青人身上寄托了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梦想，为的是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的事业，而并不完全是个人情谊。这正是苗老师弥足珍贵之处。我们尚未作出成绩以告慰他老人家，他却撒手人寰，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遗憾，想到他未竟的事业，又催我们奋进！

苗老师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哲学及其实践研究，先后出版了《复杂性科学研究》《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等十余部独著，发表了《复杂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苗老师编著的《系统科学精要》是国内文科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系统科学教材之一。苗老师还有不少未竟之作，一些已接近完稿，如《系统思维三十讲》《信息研究论丛》《中国古典诗词的现代科学解读》等。他的故去，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和系统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回想与他一起度过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让我记忆犹新！

一

严谨犀利显学者风范，博学善研载大木长天

我是在读硕期间旁听的一次为期一周的学术研讨会上认识苗老师的。这个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很多著名教授来做报告。我注意到有一位头发银白的瘦瘦高高的老头，每天都早早地来到会场，每次都坐在离讲台很近的地方。他目光深邃、炯炯有神。轮到他给大家做专题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苗东升老师。主持人站起来要介绍他的情况，刚一张嘴就被他打断了：“我的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介绍了。”显然他不喜繁杂形式，不善恭维客套。苗老师做学问认真，从不在真理问题上掺杂个人情感和考虑个人得失。针对其他主讲人报告中的问题，他会直接讲出来，与主讲人进行辩论。这群前辈所在之地常常硝烟四起，大家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讨论结束大家又恢复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苗老师乡音很重，我不能完全听懂他讲的每一句话，但是他在做报告时展现的严谨的风范和专注的神情却深深吸引了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

苗老师待人真诚，简单朴实。他希望把每一分每一秒都放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上。苗老师参加了钱学森系统科学讨论班、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等组织的学术活动。他参加学术活动是真的要研究学问，不像学风浮夸的人，把学术会议变成了聚会，拉关系走门子，学术反倒成了装点。

从2013年起，我和同学们邀请苗老师做讲座，他几乎从不推辞。讲课内容涉及“系统科学”、“红楼梦”、“国内外局势发展”、“历史”、“复杂性科学”等，涵盖面非常广。他的讲课内容知识系统庞大，稍一走神就很难跟上他的节奏。由于年事已高，他的声音略微小一些，但他竭尽全力让后排座位的同学可以听到他讲的内容。每一次讲座，同学们都被苗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折服。

苗老师对青年人寄予殷切的期望，我们在苗老师的引导下更加坚定了要好好学习，练就真本领，继承老一辈事业的志向。

二

育青年有方孜孜不倦，爱学子莘莘播撒春光

后来，机缘巧合，我和几名同学有幸跟着苗老师在他家里学习。苗老师没有买房，他一直住在学校的教师公寓楼里，两个卧室，一个书房，房子虽然不大，但朴素、干净、整洁。我们在一整面墙都摆满了书，地上、桌子上也放了不少报纸、书籍的书房里学习。

在了解完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理工科基础较为薄弱）之后，苗老师建议我们采取直接读他的书稿，然后讨论、答疑的方式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方式要求我们提前把规定的章节读完并认真思考，不懂的地方标出来，学习时一起讨论或请苗老师解答。苗老师非常鼓励学生提问，特别是鼓励我们对他的书稿提出批评意见。如果我们提的问题多，提的问题好，苗老师就会很高兴。学习之余他还时不时问问我们的学业情况、家庭情况，目前对复杂性科学等系统知识的理解等等。他鼓励我们慢慢展开学习，不要心急，学习结束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写的书——《复杂性管窥》。

我们常常是五六个同学一起到苗老师家学习，每到这时，房间就会显得非常拥挤。我们靠墙坐在圆形的小木凳上，苗老师就坐在我们对面。虽然空间有些狭小，但丝毫不妨碍我们交流。他的思维非常敏捷，每次学习都会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的学习每次都持续两三个小时，这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而言，是非常辛苦的，但苗老师却说：“不辛苦，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也变得年轻了。”

苗老师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多次义务给同学们讲课。2013年苗老师就曾受邀参加在“向伟大的新四军致敬——第八届北京大学生寓学于乐寓乐于学夏令营”，他在开营仪式上致辞。2018年，他再次受同学们的邀请，参加“响应习总书记号召争做新时代青年——军旅文化夏令营”，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他当时已81岁高龄，为了赶在上午给同学们讲课，不顾路远天热，旅途劳累，早上四五点钟就从家里出发赶到数百里之外的营地。他亲切的形象、生动的讲课内容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苗老师影响的学生很多，同学们发自内心地爱戴他。2012年，同学们一起给苗老师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大家为苗老师表演节目、献上生日祝福。苗老师很是感动，即兴给大家唱了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苗老师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歌声充满了激情，非常具有感染力。看到这么多朝气蓬勃、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青年，苗老师非常高兴，当即决定给大家每人送一本书。他引用毛主席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苗老师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予了厚望。

三

博采众长，壮心不已

苗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系统科学，在系统科学界有很大影响。但苗老师并未局限于系统科学，他的学术视野非常宽广，在数学、哲学、文化理论、中国古典诗词、红楼梦研究等领域，他都有很深的造诣。苗老师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他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基本立场，时刻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他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坚信并非盲从，而是从人类千年历史发展的尺度，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他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话，认为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学术上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苗老师生活于学问的世界，他随时随地都在思考问题、琢磨学问，用掌握的科学知识原理去分析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比如，对于水里的鱼群不断变化的队形蕴含着的规律和原理，苗老师能从系统科学的角度讲出很多道理来。

苗老师潜心学术，他退休后并没有颐养天年，而是笔耕不辍，不断地推出科研成果，著作写了一部又一部，为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苗老师生活清贫，但自己掏钱出版著作。为什么不申请国家课题呢？他也尝试过，但因种种原因没有通过，还浪费了几个月时间，令他心痛不已。最后他决定不再去申请课题了，抓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著书立说。苗老师年纪大了，打字比较吃力，但他的写作效率却非常高。一段时间不见，苗老师就发表了好几篇高质量的论文，令我们惊叹不已。他的一生都在奋斗，直至生命的终结。苗老师一生淡泊名利，那些评职称、拿奖项，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进而可以获得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待遇的事，他从来没有看重过。他曾经说“活着干、死了算，随缘任性度晚年”！他很早就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安排到了九十岁！苗老师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勤勉拼搏的精神和不服输的干劲会一直鼓舞着我们！

四

实事求是，为人正直

苗老师认为学者就要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挑战权威。他在学术上也做到了敢于直言、不畏权威。苗老师对待学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不会因为对方是权威就赞扬，也不会因为对方名不见经传而轻视，他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学术争鸣讨论。在学术讨论中，苗老师往往会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会非常尖锐。他对钱学森有很深入的研究，在研究钱学森系统思想时，他提出了“商榷”意见。很多专家在审阅书稿时却不同意用“商榷”，他们觉得钱老是权威，怎么能是“商榷”呢？书稿不予通过。苗老师后来在他自费出版的书中，仍然坚持写上“商榷”意见。在他看来，做学术就是应该实事求是，不可有半点虚假。

苗老师身上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十几年前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反对中医，批中医是伪科学，苗老师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有理有据地写了《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指出了随着现代文明的转型，中医的复兴具有历史必然性，从而对所谓的“打假”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当丁小平先生系统批判现行微积分原理错误，并重建新微积分积分原理的成果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情况下，他与李世煇老师共同撰文肯定了丁小平先生在无科研经费和情报交流条件下，依然从事科研和义务教学的事迹及其学术成就，呼吁国家对丁小平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鉴定，以繁荣数学研究，促进科技进步，避免重演陆家羲现象。

苗老师自嘲说他不大会处理人际关系，自称“孤微子”。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坚持真理、说话耿直，得罪了不少人，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深受学生欢迎的《系统思维》的课程未能如愿开下去，没能评上博导也与此有关。苗老师在惋惜之余，继续潜心搞科研，正如他往日所说：“窃得神火燃笔底，纵论横批著华章。”其实，苗老师有很好的人脉资源，但是苗老师从来没有用过。他不是不懂人际关系、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明白中国文化中的糟粕，要坚决与此决裂。“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而不用者尤高。” 人这一生，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求，有所不求。苗老师奋斗的八十余载就是不俗不屈、求真求善的一生。在苗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异于流俗的高贵品质。

五

侠骨柔情，风骨长存

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苗老师，苗老师给我们讲了他最近的学术研究以及要完成的书稿计划后，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师母也参与了进来。苗老师说：“现在的日子非常地艰难，没有经费，也不能招学生，只能潜心研究了。你们师母不离不弃，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一路风风雨雨携手走了过来。”师母笑容满面和我们说：“你们老师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一件小背心穿了多年都没换新的，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电脑上打字写书，生活中经历了很多挫折，但心态仍非常好，累了就出去散散步，从不抱怨什么。”

苗老师的一生，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显赫的地位，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醉心学术、敢怒敢言、刚正不阿、关心青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深受众多青年的喜爱，在为人民服务、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获得的幸福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苗老师又是富有的。

苗老师走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他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在为人类幸福的壮丽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惊蛰已过，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敬爱的苗东升老师，愿您一路走好！

纪念苗老师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  贺超海

  3月3日中午，接到师姐的电话，说苗老师走了。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是当真正听到苗老师去世的消息时，内心的悲痛之情仍然不能控制。1月15日曾专程去北京看望苗老师，那时苗老师虽然已经躺在病床上，但是精神还很好。进屋就问起我和爱人的近况，然后送了四本他的自传《一蓑烟雨任平生》，除了我的一本，还嘱托将另外三本交给其他三位同学，没想到这次相见成为与苗老师的永别。

2010年，我曾与几位师兄师姐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跟随苗老师学习系统思维，地点在苗老师家中，每月一次，延续了两年。没有给过苗老师讲课费，他全是义务给我们教学。苗老师曾说，自己只是非博导级教授，为自己没有带过博士而感到遗憾。但是我想，我们就是苗老师的学生。而且在2013、2014、2015、2018年这几年间，苗老师都曾参加过首都高校大学生夏令营，给同学们讲过课。在2015年夏令营中，还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拜师仪式，全体同学行了拜师礼，苗老师正式成为我们的指导老师。现在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已经成为博士，所以苗老师这个心愿应该也算是实现了。

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他一生，并且继承他的事业。我与苗老师虽有近十年的交往，但对苗老师的了解并不全面。最后的一次见面，苗老师赠予我们他的自传，我想在这篇纪念的文章中，就以阅读他的自传的感悟作为主要的内容吧。

一、烈士之后

苗老师1937年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岚峪村。他是烈士之后。其父苗德华1926年参军，1937年农历7月，苗老师的父亲苗德华随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前，留给怀孕的妻子一句话：“还是闺女就不管了，是小子叫东升，一定要供他上大学。”1937年10月18日，苗东升出生。他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在原平保卫战中牺牲。由于是抗日军烈属，苗老师一家便成为鬼子打击的重点对象。日本人在汉奸的带领下，将他家房子烧光，一家不得不搬到放神坡土窑洞居住。40年代前期苗老师的母亲郝子香曾经被选为榆社县的劳动模范，1942年大旱之后，随着根据地日益巩固，在苗老师母亲的努力之下，一家人均能吃饱穿暖。在放神坡这里，苗家孕育出一些最可贵的精神，那就是抗战到底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高度重视子女文化教育的精神；不怕孤独、耐得寂寞、一心干事业的精神；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苗老师说：“就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

二、童年悲欢

苗老师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百零四天，他的童年恰逢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危险、民众苦难最深重的时期，他生活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生活的艰苦，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比如他家所住的放神坡窑洞，按照苗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放大了的老鼠洞。连村里好人家的牲口棚都不如。”窑洞土墙经常湿漉漉的，潮气很重，有时候还长绿毛。黄土坡土质疏松，窑顶的土块有时会掉落。但这个窑洞对苗老师来说却有大恩，为他遮风避雨，给他以主体意识，接受人间烟火，享受家庭温暖，在那里接近于长大成人。当时吃的东西也少，由于住的放神坡是贫瘠的荒山野岭，出粮食很少，吃糠咽菜是很普遍的，艰难的时候要吃野菜、树叶、树皮。由于没有煤，吃生冷的东西和坏了的饭是常事。他孩提时期，还多次经历人生大劫难，那时日本鬼子扫荡，见过村里的村民和八路军躲在一个山洞里被鬼子用机枪活活扫射而死的情境，自己也经历过濒临生死的关头。

但即便是这样，他的童年也有说不尽的欢乐。他出生不久家乡一带便成为革命根据地，父老乡亲从此有了做人的尊严，这使得他有了一个能够逐步欢乐起来的大环境。苗老师刚出生，父亲就战死抗日前线，所以他从未享受过父爱，也没有看到过父亲的容颜。但他童年的时候却是集全家宠爱于一身，一家三代都是围着他转，家里的一切安排都是以他的成长为目标，家庭矛盾也因对他的爱而化解。所以，这让他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能够在他家的山坡上东跑西颠，上蹿下跳，或仰面朝天，或俯伏在地。山丹丹花，马莲草，松鼠兔子，山鸡野鸽都是他的玩伴，给予他的欢乐无法计数。当然，长辈的关爱，也深深地印在苗老师心中，尤其是他的母亲，在他看来是一个不平凡的农家女，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苗老师曾回忆，小的时候，他母亲坐在放神坡的窑洞顶上，面对岚峪村嚎啕大哭，边哭边埋怨他父亲：为什么留下她一个人受这罪？为什么他在天之灵不来帮助她？而每次苗老师都守在他母亲身边，看着，听着。由于母亲艰辛的付出，苗老师一生也对他母亲非常孝顺。他在北京找到工作之后，就把母亲接到北京，一过就是十三年。按照苗老师的说法：“从1974年搬家到云岗起，我们母子终于天天在一起了。说来也巧，这次母子厮守在一起也是十三年！”

三、求学之路

苗老师的学前教育基本是由其母亲指导的，苗母常给孩子讲杨家将的故事。她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但是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她赞扬杨家精忠报国的行为。1941年，苗老师虚岁五岁，开始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发动大规模扫荡，学校被迫停学。母亲常找下乡干部或供销社会计教他认字。1946年春，岚峪初小重新开学，苗老师读二年级。从岚裕毕业后，苗老师考上屯村高小，1949年初入学，1950年底毕业。全县会考后，苗老师被左权中学录取，左权中学师资力量强，很多老师都有大学学历，在那个年代非常少见。高中的时候苗东升自己选择了汾中，原因是汾中“老师水平高，学习空气浓”。在汾中，他的代数老师乐鉴明老师建议他考北大或者北师大，将来当一名数学家。1956年底，苗老师顺利考上北师大。苗老师的志向是当数学家，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为之后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四、职业生涯（一）：航天三院岁月

苗老师于1960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三分院工作。

1960年到1964年期间，作为解放军的一员，苗老师曾经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受嘉奖两次。由于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专业知识，专业理论上进步明显，在新来的成员中显得比较突出；加之来自农村，能吃苦，心眼实，服从领导指挥，他在三院最初工作的几年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好评。

1964年起，三院开始搞内地建设，在临汾市内建了一所技工学校，名曰前进技校，院直教育科调苗老师去前进技校教语文。在培训班教授中文语法和语文课教学法，这对于后来苗老师搞人文社会科学颇有帮助。

1968年秋前进技校奉命解散，按照上级规定，户口在北京的仍然回原单位，苗老师立即从三线回到北京，仍然算七机部三院三十一所四室系统组的成员。

1969年春末，苗老师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部队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受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影响，文革前苗老师开始对国内外时事热点和人文社会科学问题逐渐发生兴趣，天天坚持到办公室看书。林彪叛逃后，苗老师组织写文章《驳天才论》一文进行批判。1973年春署名东升、宝田，发表于北京日报，占了一个整版，不久还被收进一个小册子，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后来代人受过，苗老师沦为大批判对象，趁这个机会，他读了一些集合论的著作，为之后搞模糊学和数学哲学奠定了基础。

五、职业生涯（二）：人民大学岁月

1979年底苗老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二十年后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从1980年初起，他给哲学系一年级本科生上课，每一届讲一学期，之后还讲授过模糊数学。1980年代初，苗老师追随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开始学习和研究系统科学，逐步开始研究复杂性、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等概念。1982年苗老师获得讲师职称。

从1985年起，系统研究即成为苗老师学术活动的中心。1986年开始当教研室副主任，次年因为种种原因被解除。1987 年2月起，苗老师开始参与钱学森指导的系统学讨论班的活动，这一坚持就到了1992 年，苗老师说：“这期间我只有一次讨论会因讲课没有去，但是钱老每一次都没有误过。”同年，苗老师在50岁之际被评为副教授。并且，第一本学术著作《模糊学导引》出版。此书出版后，名冠国内人文学科界的季羡林先生撰文推荐；语言学家石安石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一文，从模糊语言的角度对《导引》一书作了评价，说“苗东升《模糊学导引》是模糊学的一般理论，但着重讨论了语言的模糊性。”

1989年，苗老师改讲系统科学，先后分别给人大哲学系本科生、全校文科硕士生、博士生开过课，或介绍系统科学基本知识，或讲系统科学的哲学问题，或讲系统思维，一直到退休。

六、婚姻家庭

苗老师没有浪漫的爱情，他曾自嘲自己是“情场懦夫”，在谈情说爱上是出奇的胆怯、笨拙，十分被动。他自我评价是：文化人喜谈的爱情我谈不上，无法想象所谓“爱得死去活来”是什么滋味。但是自我感觉婚姻生活总的来说是满意的，没有什么大遗憾。

苗老师的婚姻有点像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他三姐托亲戚介绍，他后来的岳丈是左权县人，三八式老干部，曾任河北邢台市副市长。当时专程派人把苗老师家的情况查了个遍，经过一番掂量，就选择了苗老师做他的女婿。没有征求子女意见，双方长辈就定下了亲事，苗老师说是“典型的包办婚姻”。但苗老师的体会是：“包办婚姻必须废除，但婚姻问题上听听父母亲友的意见，还是有好处的。在婚姻问题上草率从事，闪婚闪离，实在要不得。”

1963年元旦，苗老师与师母赵淑仙结婚。两个素不相识年轻人，成为了夫妻，开始生活，苗老师说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几年的磨合，逐渐建立了感情，虽然说不上爱得多深，却从未出现婚姻危机，而且越老越相依为命。”现代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在真正阅读苗老师的回忆录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夫妻双方的理解与担当。

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首先就是两地分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邢台。结婚之后没多久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是因为医疗事故，只活了三天。后来又有了大儿子和小儿子，苗老师也不能经常照顾，就只能由他母亲帮着照料。一直到1974年，师母有机会把工作转到北京，一家五口才定居北京。但生活也是非常艰难，五口人住一间小平房，自己把房子隔成两个半间，没有自来水，用公厕。两个人的工资不到一百，五口人花。师母上班的单位与家相距一百多里。所以大量的时间就要花在路上，早上五点起床，苗老师送到车站，晚上八点接回来，前后长达8年。这些在我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那个时代，这可能是许多家庭都要面对的。

在生活上，苗老师可以称得上模范丈夫。由于师母工作的原因，早上五点半离家，晚上八点半回家，没有时间干家务，家务就都落在了苗老师身上。那时师母由于身体原因，不吃食堂饭，所以也总要苗老师准备。对此苗老师心里颇为不平衡，因为耽误了他的研究工作，但没有办法，他开玩笑说“还得怨自己没有能耐”。但也恰恰由于这个，苗老师被师母医务室的女大夫们戏称为“模范丈夫”！虽然这个话有褒贬两个意思，但是在苗老师看来，伺候老婆，若从男女平等这一条大原则看，应该是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表现出大男子主义，尽到了丈夫的责任，心无愧疚。对于一个向往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条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苗东升自觉履行了。”

七、退休后的生活

退休后，苗老师的生活主要是三块，一是炊读生活，一是享受自然，还有就是学术研究。

第一是“炊读生活”，之所以叫炊读生活，是因为他一直欣赏中国古代文人倡导的耕读生活。但由于没有地可耕，所以苗老师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他认为耕的本质是一种体力劳动，做饭也是一种劳动。做饭具有缓解大脑疲劳、锻炼身体的作用，偶尔也觉得好玩，所以就开始了这种炊读生活的方式。学习做各种面食，如黄蒸、馉饳、撅面、擀面、镏面、拉面、剔尖、馉蔂、饸饹、扁食（饺子）、煮圪垯、刀削面、抿圪蚪、莜麦面栲栳等等，给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此为其一。

其二则游历名山大川，尽情享受亲近大自然的欢乐。苗老师对于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整天待在人堆里，耳闻目睹各种勾心斗角之事，令他恶心。而遭受他人的作弄、挤压、暗算也令他气愤、心痛，所以他选择亲近自然。退休的12年间，每周都要去野外享受一次，每次至少大半天。去的最多的是香山周围，而且是专走人迹罕到之处。常常是手脚并用，连走带爬，弄得自己灰头土脸，像个野人似的。除了爬、攀、走，还大喊大叫，或大声歌唱，或背诵诗词。直到2013年夏秋之交，由于苗老师脚疼，难以行走，所以再也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了。

但苗老师退休之后，真正的主业还是做学问。苗老师曾经如此总结他退休以来的生活：

“2001年春天开学后，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开始了退休生活。通常认为，一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人生旅程的精彩部分就结束了，剩下的便是混日子，雅致的说法是养老。但社会发展越来越表明，这种认识和态度过时了。就我来说，63岁退休至今已满19年；如果活到90，退休生活将多于上学时间，成为人生第二阶段。如果活到一百岁，退休生活占了37年，与在职41年相差无几。就学术研究而论，我至今退而未休，自以为成果超过在职期间。就日常生活而论，我也有些在职期间难以得到的享受，作为人的社会性较以前丰富了许多，人之本性得到多方面展示。我由此而体会到，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退休以后的生活必须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站在社会整体角度看，如何安排退休人员生活，让年高者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过一个温馨、从容、有意义的晚年，应该成为一个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大问题。”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到，苗老师对于他退休之后的生活有过非常理性的思考，他有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追求和抱负，而这些也体现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活之中。

他每天坚持6点起床，晚上10点半休息，从不过周末，参加了大大小小，各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撰写了大量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与文章。

学术活动上，曾参加李喜先组织的跨学科研究活动，撰写了《系统科学的困惑》一文，参与撰写了《工程系统论》和《知识系统论》两本书。

2000年初，参加由冯国瑞、闫学杉、马蔼乃、朱照宣、林建祥、罗先汉、余道衡等组成的组织交叉信息科学研究班。2005年，苗老师向研讨班建议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信息科学研讨会，得到大家赞同，后由马蔼乃负责组成学术委员会，由北师大姜璐教授负责组织委员会，于2005年11月在北师大图书馆成功召开了全国“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而这个研讨会在中国信息科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以这个研讨会为标志，全国范围的信息研究者初步建立起联系，从此中国的信息研究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参与了黄顺基、苏越、黄展骥主持的逻辑学研究，苗老师负责阐述模糊逻辑，发表于《逻辑与知识创新》一书。发表了《关于模糊逻辑的几点思考》、《复杂性科学呼唤逻辑学创新》、《人脑使用的逻辑都不是形式化的》等文章。研究文艺科学，发表文章有《诗与禅与模糊思维》、《中国古典诗词的分形论解读》、《文艺科学刍议》、《文艺科学再议》等。

研究钱学森。2001年夏天参与北大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活动，参与编辑《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一书。2008年5月27~29日召开了《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香山科学会议，申请到《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从书》课题，苗东升撰写了《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和《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后成立了钱学森研究北京中心。

研究中医。参加了2001年12月21日在广西大厦举行的“中医学之道”学术论坛，第十七次中国科协论坛香山会议等。撰写有关中医的论文有：《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必然性》（2008）、《从复杂性科学看中医——发现中医的科学性》（2008），《中医对人体复杂性的认识》（2009），《意会思维·言表思维·中医概念》（2011），《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振兴中医》（2012）等。

其中，北大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组织研讨活动对于苗老师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说：“就我的学术生涯看，2001年有特殊的意义，且与北大这个研究中心密切相关。如果说那年一月份的研讨会标志着我在职生涯的结束，那么，八月份的研讨会则是我退休后学术生涯的起点，我从此开始了系统地研究复杂性科学和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也基本属于这两方面。”而我们这批学生也是通过这个研讨会才与苗老师相识的。

此外，还参与李淮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的工作，作为分支卷的主编之一。参加李诗颖主编《英汉学科词典编审》的工作，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参与《数学辞海》的编写。

从苗老师退休后的学术生涯来看，苗老师涉及的范围广泛，学术成果丰硕。2001年以降，出版了《系统科学大学讲稿》、《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复杂性管窥》五本著作，其中《系统科学精要》再版4次，并且还发表论文85篇。

苗老师似乎越到老年，志向越大，他在他的自传中专门写下《未来十年写什么》一节，他说：“2017年以后怎么办？我自信活到九十没问题，根据目前身体状况，未来十年中多少还可以搞点学术研究。本着‘活着干，死了算，随缘任兴度晚年’的原则，争取再写几本书，目前考虑范围如下。

1、《系统思维三十讲》一书，前后经营了20多年，近四分之一的初稿已写成。从2019年起，一定要全力以赴写此书，争取2020年完成。

2、《系统论——论系统的辩证本性》。钱学森提出的系统论是沟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的桥梁，属于哲学范畴。魏宏森和曾国屏合写过一本他们构思的系统论，我感到不解渴，对其基本思路有诸多保留。我心目中的系统论，《系统科学精要》第二版第2章从10个方面做过简略论述，都需要加以展开论述，估计还需增加另外10论。此书力争完成。

3、《系统研究论丛》。我几十年撰写的文章主要是系统科学方面的，有些尚未发表，有文章的内容在已经发表的专著中没有反映出来，需要收集、整理成册。拟分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两部分，或许还要增补一些。

4、《信息研究论丛》。从研究系统学起，我一直关注信息问题，发表过一些论述信息概念、信息科学、信息文明、信息哲学的文字，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有一些学界至今未发的观点，而且涉及的是大问题。我以为，要发展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必须发展信息科学。这是一本要争取写成的书。

5、《思维研究论丛》。我在思维科学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有一些自己的系统看法，已发表的主要是系统思维和模糊思维。本书要谈我对钱学森思维科学的总的看法，不谈系统思维，需要将我对模糊思维的认识加以系统化，再谈谈非线性思维、言表思维、意会思维等。

6、《中国古典诗词的现代科学解读》。拟从十个方面尝试解读古典诗词：系统论，信息论，模糊学，分形学，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认识科学，生态科学，逻辑学。在此基础上，谈谈我对文艺科学的理解，拟从中国古典诗词的复兴来论述第二次文艺复兴。此书也是我力争要完成的。

7、《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解读》。我把1978年以后的钱学森算作他的晚年，分四篇解读他的学术思想。第一篇：作为哲学家的晚年钱学森。第二篇：作为科学家的晚年钱学森。第三篇：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晚年钱学森。第四篇：作为大成智慧者的晚年钱学森。第一篇已经成文，曾今在中山图书馆讲过，其余的只是一些设想。

当然，世事茫茫难预料，能够写出其中的哪几个，中间是否有新的题目，具有不确定性，走着瞧吧。”

读到此处，深感苗老师对于学术的执着追求，只是书未出，苗老师已千古。

八、为学与为人

在苗老师看来，为学就是求新知，是人就得“为学”；知识为零，何以为人？知识不足，何以活得心满意足？知识陈旧，如何跟上时代？故曰：为人必先为学，为学有成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就可以看出，苗老师一生都是在追求学问。他说：自从出校门以来，我的前半生从不成功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说得过去的大学教师，一直在努力践行广义的为学，却没有自觉思考过为学之道。后半生从在职期间业余搞学术研究，到退休后全部精力投放于学术研究，为学成为我的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应该说，晚年的苗东升是为学术而活着的，不搞点学问，真不知道这时光该怎么打发。一个已迈过八十门槛的老学究，为人的价值和乐趣全在于写出新东西，说出新道理，给人新启示。实践出真知，一个学人如何为学为人渐渐成为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久而久之，为学之道就会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点点滴滴到系统化。年过八十的孤微子把自己的为学准则概括为“三不”、“三求”。

三不：不讬飞驰之势，不假市场包装，不谋生前显达；

三求：一求全力耕耘，二求真而新精，三求良心安宁。

也许正是因为以这“三不”、“三求”作为自己为学为人的准则，所以对于那些抄袭他人成果，又善于博得领导青睐，长于搞学术行贿，窃得种种美名的人以不齿。但这让苗老师在人大陷入到一种孤立的状态，常常被人穿小鞋。比如在获得教授资格之后本来应该成为博导，但就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当上，所以苗老师带出的正式的学生也只有6个半，都是硕士，没有博士，这也成为苗老师人生一憾事。

后来苗老师自号孤微子，其解释是：“孤”在于苗老师始终置身于学术网络之犄角旮旯，在大大小小挂了号的学术圈子都无立足之地，学术研究得不到学校或学界有关部门的支持，更没有国家的支持。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微”是人微言轻，学界隐性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山头都不收留，苗老师也耻于往里挤。当年郑板桥写了一首《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通过竹子来表达自己受到他人打击绝不动摇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苗老师也是以孤微子来自勉，所以他也写下一首：

人生在世，既孤且微，悲乎？幸乎？

孤如soliton，无处存身，又无所不在。

微似fermion，微不足道，又微妙玄通。

倚孤求真，以微生有，乐在其中。

此路通否？人皆摇头，吾独信矣！

汗血盐车无人顾，献身学术志不移。

面对孤微的苗老师除了有学问世界，诗词也是一大精神享受。苗老师1960年代在航天三院期间，对古典诗词就产生了真正的爱好，阅读毛泽东诗词使他意识到那种老古董也能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情怀，描述革命斗争，甚至可以形象地刻画天下大事、历史真理，令他无比神往。毛泽东的诗句在苗老师的脑海里拓展出了一片新天地，从此逐渐喜欢上了中国古典诗词。从那时起，阅读兴趣不断高涨，延续至今。为抒情言志，苗老师也经常创作诗词。这里引证几首：
孤不孤（90年代）

孤山绝岭谁肯途？道入吾心孤不孤。

科苑葱茏寻盛景，学林葳蕤铸幽庐。

思接千载访古圣，视通万里会今儒。

不谋先富不觅侯，如此书生奈何乎！

鹧鸪天·怀念毛泽东（2012.12.26）

列寇吞华国运糟，擎天巨柱起潇湘。身后敌酋赞纷纷，险为同志踢泥淖。

人渐远，香如故。文韬武略彪千古。百年过尽回头看，地球建村一老祖。

长相思（2013.12.15）

复杂性，新战场，哲人学者费思量。还原分解难奏效，综合集成指方向。

孤微子，不自量，退而不休忙又忙。管窥蠡测复杂性，开拓新学献萤光。

苗老师虽然一生多处孤微之境，但却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回忆起他的八十寿诞，大家特意为苗老师准备了一场生日晚会，晚会上大家表演了诗歌朗诵、独舞、合唱，还有集体舞。这本是一场普通的学生给敬重的老师准备的一场生日祝福，却没想到给苗老师以极大的感动，他在自传中说：“一个近乎被社会遗忘的老学究，竟然有人还记得他的生日，不怕劳神费力费钱操办生日晚会，办得如此温馨又隆重。此乃孤微子的殊荣，仅此一点，苗东升一辈子就活得值了。往深层想，这说明了什么？我的解读是：与会者对苗东升的为学为人的基本点表示赞同；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我不忘初心，继续履行自己为学为人的原则，把学问做下去，力争做出新成果。我的回报是：请朋友们放心，孤微子坚决照办，坚持开来学于今，让‘松柏凌霜’直至停止呼吸！”当读到这一段话，内心的悲伤、感动就一齐涌上心头。当年，就是我们几个学生，在老师的建议下，要给苗老师过一个生日，于是大家热热闹闹地为苗老师搞了一个生日晚会，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没想到却在苗老师心中留下了如此之重的分量。

写到此处，也算是把苗老师的生平简单地走了一遭，但是否真正理解了苗老师，我却敢肯定。颜渊曾说孔子的学问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苗老师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中应有的气节和风骨。他没有在世俗的东南西北风中变来变去地扭曲自己，而是甘于清贫和寂寞地踏实钻研自己的学问，也在学问中寻找到了大的风景与乐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面对生活与学问的不易，苗老师不曾放弃也没有妥协，而是乐观而勇敢地承担，用自己的奋斗来践行自己的追求，这也让他晚年的学问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最后，引用一位师弟纪念苗老师所作的诗词，以表达我的哀思：

文人铮骨世难寻，浊浪洗得玉孤微。

纵使多有伤心语，不掩来学万世辉。

2011年12月1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学术部邀请了人民大学哲学系苗东升教授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振奋人心又极富启发性的演讲——《钱学森与第二次文艺复兴》

斯人已去遗志长存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苗老师

敬爱的苗老师于2020年3月3日凌晨逝世。他的肉体已然陨灭，可是他的事迹、他的学问、他的品德和他的事业，将会继续地存在下去，将会被他的学生、被一切高尚者铭记。后来者将继承苗老师的遗志，接过他手中的大旗，坚定不移地前行，最终达到理想的彼岸。现将苗老师生平若干事记录于此，以飨后人，茁壮后来者的灵魂。

一片赤诚做学问

苗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信仰马列主义，以手中之笔作武器，纵论横批，写出华章无数。他痛恨腐败黑暗，追求正道光明。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苗老师乃是真诚的典范。

我大二时曾听苗老师讲座，主持人在答疑环节问他一个问题：“您作为成功人士，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寄语？”苗老师马上否认道：“我不是成功人士，我在世俗的功名进取方面、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你们应该以我为鉴。”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啊。常人在此情况下一般会谦虚两句，然后滔滔不绝，大讲人生成功经验，以彰显自己之不凡，引得众人羡艳惊呼。而苗老师对于这送上门来的荣誉竟断然拒绝，这对于活给别人看已是常态的我们而言，不啻是一股清泉，洗涤着灵魂。

苗老师以这种精纯的真诚对待学问，所做出的成果自然是远在常人之上了。他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独著有《复杂性科学研究》《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系统科学辩证法》等十余部著作。苗老师所编著的《系统科学精要》多次再版，是国内文科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系统科学教材之一。

凭着我对苗老师学术研究的粗浅理解，他的学术探索是在履行两个方面的责任：一个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研使命，另一个则是作为一名经历过沧桑巨变、受过马列毛思想洗礼的中国人对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渴求。苗老师认为，西方科学思维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是一种简单性的科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进步意义，但客观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欺骗性，如今我们应当探索能够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复杂性科学。苗老师不是一个停留在云朵里闭门造车的学者，他始终积极探索怎样把自己的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对国际形势、社会变迁、中医、文艺作品等问题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他的研究向上连接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向下化身成为一把打开自然与社会种种现象的钥匙，我相信这个研究思路足以让每个渴望追求真理的学子心存向往。作为一名初窥社会科学门径的学生，我同样感到当前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无法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造成了学术研究要么困在某些方法论桎梏中自娱自乐，要么凭着朴素的经验直面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海量信息。矛盾与尴尬的背后遮蔽着的，是剥削、压迫与愚弄在世间横行的景象。

几年前，有一位师兄提出组建一个学习小组，向苗老师学习，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定期去苗老师家里，苗老师亲自带我们学习他的系统学。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他的家在人大校园里面，面积不大，堆满了书，但干净整洁。那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他的好几本著作，过得非常充实。苗老师当时已退休多年，退休后不仅没有闲着，反而成了学术成果的爆发期和高峰期。在常人退休养花钓鱼，清闲得有些无聊之时，苗老师正在向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领域进军，著书立说，教育学生，退休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激情澎湃。

正如马克思和林俊德一样，苗老师为苍生利益思考已经成为习惯，即使在身染重病时也能够做学问。有一次苗老师躺在床上，师母打趣到说：怪老头，你在想什么呢？苗老师看都没看师母说道：我在想你根本不懂的问题。然后又对我说：“有一些理论问题别人都没研究过，你要是感兴趣，等哪天讲给你。”当时，苗老师写字和说话已经很费力了，可他还很有兴致地跟身边的学生探讨马克思主义。苗老师说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新想法，这些想法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思考，是对当下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生态文明阶段的总结。有一天晚上，苗老师要把这些内容写下来，虽然手发抖，写字困难，但他坚持着把信息-生态文明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核心观点写完。看着他颤颤巍巍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感动。第二天午饭时，苗老师为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这些观点，讲了半个小时身体就很累了。苗老师休息了一阵子，到下午又让学生们提问题，他很细心地解答，直到体力不支，这种孜孜不倦是一位学者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之际最本真的流露。这种对真理的追求，对学问的执着，也极大地缓解了癌症带来的疼痛。

呕心沥血育青苗

苗老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前辈，退休以后还热心参与“大学校外教育活动”，教育和引导了许多学生。苗老师平时不善言辞表达情感，可是他默默的关怀、殷切的期望和实际的行动却长久地教育我们，温暖我们。

苗老师病重后，我去家里看望，师母也会顺便问到苗老师的其他学生。苗老师对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记得特别清楚，而且对于他们现在应该多大了，在从事什么工作，都十分了解。当听苗老师叫起他们的名字时，自然又亲切，就像是父亲或很熟悉的长辈在聊起自己时的感觉。

一直以来，苗老师一心想着的是民族、是人民，他总想给别人带来快乐，总想为他人再做点贡献。他对每一个照顾他的同学都心存感恩，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很不容易，总是想着“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能怎样帮助你”。记得那天下大雪，有两位同学来看望苗老师，但老师已经睡了。他们听过苗老师讲大课，但苗老师不认识他们。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老师问他们两人学什么专业，男同学说是学石油工程，老师就拉着他讲石油工程应该怎么搞，要往哪个方向搞，老师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吃饭都很费力，也不能讲太多话。得知女同学是公共卫生专业时，苗老师轻轻地说了句：方向差距太大。当时我没太明白老师的意思，后来才意识到老师特别感激来照顾他的人，想尽可能帮助到他们。

苗老师总是很耐心的回答同学们向他请教的问题，哪怕自己承受着剧烈的疼痛。去世前一天还给他的学生打电话，说自己挺好的，现在疫情当紧，不要到处走动，不要来看他。他说等病好了要把他的那两本书整理下，好留给后人学习。但是这个心愿最后没有完成。他快去世的那几天，开始说胡话，在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要我们把他的自传的塑膜拆开，他要题字，他要给别人送书，他以前也说过他一辈子有很多的经验教训，他不希望后人再犯相同的错误了。

病危中的苗老师身体十分虚弱，可他执意要在送我的那本自传上签名。颤抖的双手写的字也像蝌蚪文一般。他在扉页上写道，我用生命最宝贵的时间来照顾他，恩情永生难忘。这一幕让我眼里噙着的热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写完后，苗老师一下躺在床上，喘着大气对师母说我是他的忘年交。

我仔细地看了苗老师的自传——《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书中，苗老师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说话太直，爱说真话，得罪过很多人，希望后来者引以为戒；还认为自己比别人慢一个节拍，别人三十而立，他三十不立，四十仍有惑。我觉得我的处境和书中的情形很像，就去向苗老师请教。苗老师鼓励我不要向困难低头，虚弱的身体使他说了没两句就有些累了。我看到苗老师这个样子，眼泪没忍住，开口道：苗老师，每次看到你疼痛的样子，就希望为你做点什么，可我啥也做不了。苗老师说了一句：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你只需要接过我的旗帜，努力拼搏就行了。

苗老师不唯上、不唯书、不媚俗，唯求真、唯求精、唯求新的精神在这个时代就像是夜空中的一颗明星，在无边的黑夜中虽然孤独，但很耀眼，只要有这点光亮存在，就能照亮更多的后人前行。

乐观坚韧战病痛

苗老师有着知识分子身上罕见的铮铮铁骨，他从不向腐败势力低头，从不向权威低头，从不向虚荣低头，在生命的最后日子中，他也没有向病魔低头。他身患癌症，却坚强乐观，在病痛面前没有丝毫的哀叹，始终是以战斗者的姿态与病魔作斗争。病魔夺去了苗老师的生命，却夺不去他无畏的气节、顽强的品格和乐观的精神！而这气节、品格和精神都已经化作春雨，浸润了亲见者灵魂的土壤。

最后的两个月里，癌症对苗老师肉体上的折磨有多大，我无法亲身体会，只能通过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感受。对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吃饭是一件不能更简单的事情，但苗老师会说吃饭是斗争。每吃完一点，他就得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吃饭这时也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即便这样，苗老师仍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吃饭的“任务”，他不怎么爱吃鸡蛋羹，但每次都会坚持吃完，他说浪费是他最痛恨的事情。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说几句话就得休息一下，穿衣服都累得气喘吁吁，他的左脚也已经失去了知觉……但每次下床时，苗老师都坚持自己用双手撑着身体，一点点地挪到床边，在我给他按摩时，他就晃动着双臂，有时左右摆动，有时做伸展动作，努力保证运动量。

苗老师始终坚强地和病魔做斗争，精神上从未有过丝毫的屈服。年前最后一次看望苗老师时，他告诉我说，先前我教他的那个复杂的吐纳他掌握不了，只能按另一种简单的吐纳方法练习。看到苗老师一直这么认真地坚持练习，我深受触动。因为，生命垂危之际，很多人会放弃斗争，但苗老师没有这样，对于任何一个可能恢复健康的努力，他都牢牢地把握着，从不放弃。苗老师一生都在顽强地同反动势力做斗争，临终前和病魔斗争也是他一生坚韧的优良品质的延续。

苗老师一直很乐观，这种乐观是以他对学术的信念为支撑的。他说饭菜对他而言大多没什么味道，吃饭是为了活命。他在卧床不起的时候，仍希望练习站立、走路，他还畅想着病好以后回到学校继续写作。苗老师求生的欲望很强，因为他还有很多思考没有写下来，他还想着继续奋斗！虽然身体疼痛，却从来没见他唉声叹气。有一次他说，任正非也是得过癌症的，现在不活得好好的？他总是说他一定可以战胜病魔，让我们不必哀伤。

去世前一个月，苗老师的病痛加剧，但他依然坚持来客厅吃饭；晚上坐着洗脚时会很疼痛，苗老师却说我没有这么容易被打倒，我偏要泡脚！他还唱歌，为自己加油打气。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苗老师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衰弱了，但他仍然怀着希望，想要战胜病魔。苗老师说：“我要创造奇迹，我要站起来！”。由于吞咽没有力气，苗老师喝水已经非常困难了，经常会被呛到。但在微弱的意识下，他仍然坚持听我们的话，努力地喝牛奶、进食补充体力，尽管每一点都异常艰辛。

从始至终，他都不惧怕疾病的折磨，从不认输。他始终都在同疾病和死亡抗争，以英雄的姿态坚持到最后。我们看到了苗老师作为英雄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战士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自然的表露。他在冲锋中走向死亡，而这冲锋的姿态却刻进了永恒。

古今贤者的死，其实有着很多的相似性：释迦牟尼佛在最后一次传法后，于娑罗双树下安详地进入涅槃；马克思在卧室伏案工作后，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就在睡眠中安静地与世长辞了；毛主席在逝世当天，仍然坚持看书11次……同样，尽管苗老师身体上深受病痛的折磨，但病危之际一直热心于学术思考和探索，临死不惧，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让人十分动容。3月3日的凌晨，随着呼吸声慢慢减弱，苗老师静静地走了，面容非常安详，没有什么痛苦。苗老师自然意义的生命结束了，但社会意义的生命并没有结束。他的学术成果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留待后人去继承和发展。吾辈必将承苗师之志，继续拼搏！

（本文由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兰俏枝、董文峰，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吴彬彬、尹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席至琪、张珺，以及罗心悦等二十多人供稿整理。这些同学帮忙照顾苗老师走完了人生最后两个多月的时光。）

北京大学生“向伟大的新四军致敬夏令营”胜利开营报道

供稿：姜璐

编辑：李赫扬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0-3-14 15:38:11

读过这三篇，由学生写的怀念文章，一个让人尊敬的学者形象，在我面前，逐渐高大起来。
这个印象，与我2007年夏天，在北大那个学习班所见到的苗东升先生，完全一样。
由此看来，这个第一印象很准确。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3-2-12 20:46:09

复杂性科学研究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苗东升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苗东升页数：331
内容概要

　　《中国书籍文库：复杂性科学研究》考察复杂性科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孕育和产生的过程、迄今的主要成果，论述复杂性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代表科学整体作为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从科学、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逻辑工具和实践基础等方面揭示复杂性科学的特点，对国内外复杂性科学主要学术流派的长处和短处作出评价，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中医谈论了它的现实意义，并对它的未来动向作出评估，对我国如何发展复杂性科学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作者简介

苗东升，男，山西榆社人，汉族，1937年10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到国防科技部门参加航天科技研究，1965年转业。1979年底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2001年退休。在人大先后讲授过高等数学、模糊数学、系统科学和系统思维；主要研究领域为系统科学及其哲学问题，出版著作有《模糊学导引》、《系统科学原理》、《混沌学纵横论》(合著)、《系统科学辩证法》、《系统科学大学讲稿》和《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等，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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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第一章从科学系统的转型演化说起第一节科学系统演化的基本模式第二节科学系统面临新的转型演化第三节科学系统本次转型演化的社会历史根源第四节作为科学系统自组织运动的转型演化第五节从简单性科学到复杂性科学第六节谁“开错了药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第二章复杂性科学的历史、现状和困惑第一节复杂性科学的孕育第二节复杂性研究的开创期第三节复杂性科学的诞生一、软系统方法论二、自组织理论三、非线性动力学四、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五、开放复杂巨系统(OCGS)理论六、小结第四节复杂性科学的现状第五节复杂性科学主要学派的贡献一、软系统方法论的贡献二、自组织理论的贡献三、非线性动力学的贡献四、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贡献五、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的贡献第六节复杂性科学的困惑一、软系统方法论的局限与困惑二、欧洲自组织学派的局限与困惑三、非线性动力学的局限与困惑四、圣塔菲学派的局限与困惑五、钱学森学派的局限与困惑六、如何认识复杂性科学的困惑第三章复杂性科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一节孕育复杂性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第二节后现代主义与复杂性科学第三节透视“后”字招牌的后面第四节 “终结论”终结了什么第五节复杂性科学发展壮大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第六节中国传统文化对复杂性科学的重大现实意义第四章哲学视野中的复杂性第一节本体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第二节认识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第三节语言哲学意义上的复杂性第四节辨证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第五节价值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第六节实践论意义上的复杂性第五章科学视野中的复杂性第一节复杂性的定义第二节国外学者的复杂性定义第三节复杂性的来源，什么不是复杂性第四节两种科学世界图景第五节钱学森的复杂性定义一、关于巨系统二、关于复杂巨系统三、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四、复杂性的系统科学定义第六节以信息观点看复杂性一、信息研究与复杂性科学二、信息复杂在哪里？三、区分元信息和现实信息四、信息与信宿的关系第六章从几个独特科学视角看复杂性第一节自组织与复杂性一、概念辨识：组织、自组织、他组织二、自组织的特点三、自组织的根源第二节他组织与复杂性一、自组织演化需要他组织二、他组织带来的复杂性三、自组织与他组织互动产生的复杂性第三节混沌与复杂性一、混沌学与复杂性科学二、混沌复杂在哪里？三、混沌还不够复杂第四节分形与复杂性一、分形学与复杂性研究二、分形复杂在哪里？三、从分形看系统的空间复杂性四、从分形看系统的时间复杂性五、自组织的分形机制第五节网络与复杂性一、自然界自组织产生的复杂网络二、人工他组织的复杂网络三、人类社会的复杂网络四、网络系统的对立统一五、网络研究：从简单到复杂第六节模糊性与复杂性一、还原论科学的精确性崇拜二、模糊性是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三、模糊学是复杂性探索大潮中的重要方面军第七章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第一节什么是还原论第二节超越还原论第三节走向系统论第四节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对待第五节再谈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第六节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性定义第八章复杂性研究的逻辑工具第一节复杂性研究呼唤逻辑创新第二节从标准逻辑到非标准逻辑一、逻辑思想的多维性二、多值逻辑三、概率逻辑四、模态逻辑五、时态逻辑第三节从精确逻辑到模糊逻辑一、定义与分类二、模糊概念论三、模糊命题论四、模糊推理论五、模糊词语计算第四节从协调逻辑到亚协调逻辑一、简单性科学把逻辑协调性要求推向极致二、复杂性科学的需要孕育和产生了亚协调逻辑三、亚协调逻辑的要点四、应用：协商逻辑第五节从集合论逻辑到系统论逻辑一、整体逻辑二、开放逻辑三、非线性逻辑四、有无系统论逻辑？第六节发展辩证逻辑一、有没有辩证逻辑二、关于辩证概念三、关于辩证命题四、关于辩证推理第九章复杂性科学的实践基础第一节古代科学与现场实践第二节还原论科学确立了实验室实验在科学实践中的主导地位第三节复杂性科学向现场实践的回归第四节计算机数值试验——社会实践的第四种重要形式第五节复杂性科学催生虚拟实践第六节复杂性科学实践基础的复杂化第十章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第一节简单性科学无须明确涉及认识论第二节复杂性研究催生科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三节在复杂性科学视野中审视《实践论》第四节完善复杂性科学的认识论第五节映构论——认识是主观对客观能动的映构第六节复杂性科学的学习观第十一章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第一节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一、复杂性科学兴起加速推动向辩证思维的复归二、学界对向辩证思维复归的体认三、实践层面的复归第二节从分析思维到系统思维第三节从线性思维到非线性思维第四节把矛盾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第五节把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结合起来第六节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第十二章关于中国科学发展战略的思考第一节中国科学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第二节抓住科学转型的历史机遇第三节解读钱学森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考第四节解读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第五节占领复杂性研究的制高点第六节科技发展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参考文献
编辑推荐

苗东升编著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内容介绍：考察复杂性科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孕育和产生的过程、迄今的主要成果，论述复杂性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代表科学整体作为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从科学、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逻辑工具和实践基础等方面揭示复杂性科学的特点，对国内外复杂性科学主要学术流派的长处和短处作出评价，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中医谈论了它的现实意义，并对它的未来动向作出评估，对我国如何发展复杂性科学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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