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0-4-23 18:2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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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9 `7 F+ {; } 策士们给秦武王讲故事，扁鹊是故事里的人物，不能二人面对面 曹东义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8 U3 Q1 F( V _7 V: }) m
主张扁鹊生于战国末期的许多学者，其立论的根据大多是《战国策·秦策》所载的“医扁鹊见秦武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它把扁鹊的生平向后硬拖了200年。 秦武王，名叫嬴荡，生于公元前328年，公元前311年即位。他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置于身边。乌获、任鄙靠勇猛获任大将，齐国的孟贲也因此投奔到秦武王殿下，充任将军。公元前307年，秦国攻破周都洛阳，秦武王进入周室，见到九鼎而大喜，与孟贲比赛举鼎，乐极生悲，“绝髌而死”。 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出于战国策士的编造，而不是记载于史官，其可信度是很有疑问的，因为策士们经常编故事进行游说。这则故事，也是他们编的。 之所以说它不可信，关键是称谓有问题。 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根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考证，战国时期诸侯纷纷自称为王，不再用公侯的称呼了。这时无论是诸侯的臣下，还是来到该国的客人，都会奉承诸侯，称其为“王”，或者称其为“大王”，而不可能再称其为“君”。如果谁坚持称诸侯为“君”，则有犯“轻君罪”的嫌疑。 在秦武王之前，他父亲已经称王，即秦惠王。 可是，“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里，无论是扁鹊，还是秦武王的左右近臣，都当面称他为“君”，而不是称秦武王为“王”，或“大王”。这就奇怪了，事出反常必有妖。 李伯聪先生《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真实地发生在秦国的武王时代的，这是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情节的重大疑点。 再有，“医扁鹊见秦武王”的主旨，不是说扁鹊的医术如何，而是说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这与“甘茂攻宜阳”的历史过程如出一辙[1]。故事说扁鹊“怒而投其石”，既不符合扁鹊的身份，也不符合扁鹊的性格和一贯做派；“君一举而亡国”的语言不太可能出于扁鹊之口；《韩非子》一书称“闻古扁鹊之治甚病，以刀刺骨”，可见“古扁鹊”不是战国末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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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考证，需要结合有关史料仔细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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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东义主编.神医扁鹊之谜 [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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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J9 l5 W3 m h 《战国策．秦策二》云： “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古今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过疑问，宋鲍彪云：“扁鹊与赵简子同时，至是百三十年矣”，疑其中有误。 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在本策下注“疑托”。认为“策士因《史记扁鹊传》言扁鹊入秦事而托之武王。据《史记．秦本纪》武王四年‘王与孟说举鼎，绝髌，八月武王死。’《策》中所记之病与史实不符”，“自司马迁以来，历代治战国史事者，从无人采及此章”。 郎需才先生根据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89年在位）及其史官曾编造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韩非子．安危篇》有“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等语．断定扁鹊是赵武灵王和韩非子（公元前？年一前233年）很久之前的人，因此郎需才先生认为“凡是和他们同时或时间相接近或在他们之后有关扁鹊的资料都非史实，如扁鹊诊秦武王（在位：公元前310年一前306年）扁鹊望田桓公（原注：公元前374年一前356年在位。曹东义认为郎先生田桓子的时间有问题：这个在位的日期是错误的，因为《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有‘景公饮酒,田桓子侍’。前548年，齐景公即位。前545年，田桓子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田桓子不会这样晚一百多年）等”。 李伯聪先生《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中，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他说：“卢南乔同志说：‘秦武王病例，从史源说，它是采自秦国官府之书，甚至还有可能是得之秦国官医的口述。所谓‘有可能是得之秦国官医的口述’云云，这是所有的人（包栝卢南乔同志在内）无法断然肯定，也无法断然否定的。而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卢南乔同志强调和论证的重点还在强调‘它是采自秦国官府之书’。可是，我们却不难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秦武王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7年在位，时当战国中期。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云：‘战国时代，一国之主被尊为王或大王，不再称君，君字渐变为一般在上位的人的尊称’，浏览战国时期的文字资料可知《古代汉语》所说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上引《战国策》‘医扁鹊见秦武王’一条史料中，秦武王之左右和扁鹊在对话中都当面称秦武王为君而不称王或大王，这是同战国中期之人对一国之主的称谓惯例相违背的，换句话说，战国之人是绝对不可能当面以‘君’来称秦武王的。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它向我们证明：‘医扁鹊见秦武王’不可能采自秦国官府文书，这件事的情节在历史真实性上是存在着重大疑点的”。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学者的考证意见，并据有关史料探讨其致误的原因。余嘉锡先生认为考校古书应多闻阙疑，要做到“揆之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 扁鹊见秦武王一事，揆之于《战国策》．除称谓上的不协之外，验之于其他史书也难于讲通。 首先，扁鹊是个医生而不是策士，政治地位低，他不应该借题发挥：“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更不该“怒而投其石”。因为医生地位远不及策士，“怒而投其石”，免不了杀身之祸。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了宋国名医文挚用激怒的方法为齐闵王医好了病却激怒了齐闵王，虽有太子及王妃担保力争．最后却被生烹而死的悲惨故事。 秦武王好勇尚武，其凶暴当在齐闵王之上，他更容不得扁鹊如此举止。 张仪以连横说诸侯，有大功于秦国，然因“左右”向秦武王进谗言，使得张仪感到生命有可能不保，惧诛而避难于魏，并最终死于魏，这也能说明这一点。 所以，假如扁鹊小题大作，“怒而投其石”，并进一步“诽谤朝政”，说武王“一举而亡国”，则难免诽谤朝政，遭秦国之严刑峻法，惹祸杀身，而勿需“秦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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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怒而投其石”，与扁鹊秦越人的性格也不合拍： 扁鹊望桓侯之色，预言其有病并将逐渐加重，一次次劝其早日治疗。但桓侯始终不悟，迫使扁鹊不得不逃离其国，扁鹊并未出一句怨言以泄私愤； 扁鹊过虢，虢太子尸厥，扁鹊请求治疗，“中庶子喜方者”，横加阻拦，当着扁鹊的弟子们，问他“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曾不可告咳嬰之儿!”扁鹊面对这样一个百般刁难的阻挡者，全不计较，“终日，扁鹊仰天长叹曰……”进行耐心说服； 汉初陆贾《新语．资质》云：“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之卫。卫人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考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夫扁鹊天下之良医．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也。” 由此可见，扁鹊行医过程中，遇到患者，或其家属，或周围的人的不理解，总是耐心说服，一切总为思者着想．不曾轻易放过，更不曾口出怨言，他不可能“怒而投其石”。 战国时虽重策士．然张仪未曾出怨言，而惧武王诛其身，医者岂可借题发挥，诽谤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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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需才先生《对（扁鹊小考）的考证》指出：“扁鹊见秦武王，类似扁鹊望蔡桓侯，也是某游说之士以此自编的寓言故事，劝告统治者要坚信他的话并付诸行动，而不要为另外的意见所动摇，以坚定被游说者的信心。” 所以，笔者认为“医扁鹊见秦武王”一事的宗旨，并不在于论述扁鹊有何学术特长，而是重在论述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会“一举而亡国”。但任何历史记载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秦武王与扁鹊，这样不协合地联系在一起了呢？ 笔者认为，张仪及其“连横”主张的存废，是秦武王即位后有可能“一举而亡国”的重大决策，扁鹊被误解而不被信任的事迹，成了张仪或他的说客，对秦武王进谏的一个例子。当然，甘茂进攻宜阳，也有过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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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死后，六国合纵抗秦之势大为削弱，张仪趁机出使各国．劝六国之君背合纵之约以亲秦，楚、韩、齐、赵、燕五国，先后被他说动，正当张仪踌躇满志回秦国的途中，“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隙武王，皆畔衡而复合纵。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见《史记·张仪传》）。” 如苏秦所说，张仪是当时“天下之贤士”，他对促进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继商鞅之后，秦国历史上又一个“权倾人主”的关键人物。对于他的去留，是秦武王颇为难办的问题。其时左右的“日夜恶张仪”，及张仪自辩，或策士谋臣的进谏，应当十分激烈。在武王犹豫不决的日子里，竟然使诸侯皆知之。由此可见，这个论争的过程，历时之久，程度之激烈，一般人都可以想见。这时，扁鹊行医过程之中不被人理解的事实，是张仪及其支持者极有说服力的例子，用之以谏武王，劝其任能留贤，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此，笔者曹东义推论，“扁鹊见秦武王”是误把故事中的人物，当作“当事人”而错误地联合在一起的史料。扁鹊称“君”，正是春秋时人称一国之主的例证。扁鹊所带的行医工具“砭石”，也是较早的医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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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纬先生《中国古代医学史略》认为：“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尝百药，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 余嘉锡《古书通例》云：“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 策士在向君王进言时，常编造或借用前人的故事，曲尽其理以增强说服力，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鹬蚌相争、邹忌与徐公比美，曾母投杼等皆出于《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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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使甘茂攻打韩国的宜阳，因宜阳是一个大县攻打不易，甘茂担心秦武王会中途听信谗言而改变注意，使其前功尽弃，给秦式王讲了一个故事：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之为臣投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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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茂所讲的这个故事未必是真．但却达到了坚定秦武王信任的作用，最终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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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笔者认为“扁鹊见秦武下”．事有不实．文有残脱，它很可能是张仪等在进谏秦武王时引用的一个故事，不能据此而认为扁鹊与秦武王同时。 , `" ~! G: t9 p7 t
《战国策》是刘向收集的战国年间策士们的有关文字，这类文字当时流传很广，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有许多篇章，未收入本书。 “扁鹊见秦武王”这个故事，有可能在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就已经错简如此，并未认真考辨其真伪与否。 刘向认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刘向《战国策序》）。 刘向编校时认真的程度，自不可比之于经书。 余嘉锡先生云：“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别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 当然，《战国策》经刘向编定后再度残脱错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本策前后文尚完好而独此文在流传中残脱错简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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