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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雍认为发于春季皆温病 郭雍，字子和，号白云，南宋医学家，洛阳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187年。他于晚年著成《仲景伤寒补亡论》二十卷，影响很大。 郭雍认为，伤寒有五，其证皆热。郭雍继承《难经》“伤寒有五”的学术思想，认为五种伤寒病是因为重感于四时之气，故有不同的病名。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总而言之，则皆曰伤寒、曰热病，故王冰言：论其发病，皆为伤寒致之是也。谓之热病，其证皆热也。”郭氏又云：“巢元方《病源》，以伤寒、时气、温病、热病分为四种。伤寒，冬也；时气，疫也；温病，春也；热病，夏也；虽各具数十候，究其证治各不相远。”正因为众多热病的证候大同小异，才可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将其熔于一炉。 郭雍既继承了《伤寒例》的“伏寒温病”说，又将春时新感风寒温气和春季的时行疫气引起的病证命名为温病，从而将温病分为三种不同病因，突破了传统的“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学说，与清代温病学观点一致。因此，也可以说郭雍发展了温病学说。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他认为春时自感风寒温气的新感温病，病情最轻。时行疫气之温病稍重于新感温病。伏气温病比冬时伤寒和夏时热病为轻。但郭氏所谓新感温病，有恶寒发热表证，与冬季伤寒病证无别。这种新感温病与伤寒的区别，仅仅是发病季节不同，而非发病证候不同。 郭氏新感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与后世温病学的温病证候是一致的。他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既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也 [1]。”郭氏将伤寒病局限于冬季，而春时感受风寒，其病证与冬时无异却名温病，这种只重视发病季节的区别，而不是从临床证候的不同来划分伤寒与温病的观点，为寒温关系的复杂化留下了伏笔。 郭氏还发展了疫毒学说，他说：“若夏暑成疫，秋温成疫，冬寒成疫，皆不得同治，各因其时而治之。况一岁之中长幼疾状相似者，即谓之疫也。如疟痢相似，咽喉病状相似，赤目相似，皆即疫也。皆非自取之，因时行之气而得之。”这种疫气说，不限于《素问》“五疫”古说，也不同于《伤寒例》“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时行”，丰富了疫病学说。如前所述，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充分吸取了前代温热病学说，将温病分为三种，并提出了新感温病学说。他认为：温病“其治法与伤寒皆不同。-------然春温之病，古无专治之法，瘟疫之法兼之也。”三种温病由于病情轻重和发病特点不同，其治法也当有别。 郭雍不同意庞安常有关疾病发展观的论述，他说：“上古歧黄之时，其病尚与今日无异，安有中古反不同也。”他说：“《素问》所谓热病，谓四时之病，其病皆热也；后世以暑病为热病者，谓夏时之气热最重于四时之热也。”他认为有些温热病，古代名称与今不同，且书有亡佚，故不能凭现有情况论断古代是否有此病证，或认为没有治疗这种病证的方药。郭氏以古今病名不同、病种不变立论，虽未必如是，但可提示后世医家因名求实，认真考察古今区别，少下臆断之词，故可备一说。 郭雍对“日传一经”的理论与临床实际不符的矛盾，提出传经理论中的“常”与“变”加以阐析。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日犹经也，六经受病皆有常变，其经与日不相应者则变。循常则易治，既变则难通。然变当从证，常可从日。故《素问》又曰：若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此言常道也。”郭氏此说较为圆通可取，但临床实际“日传一经”或传变六经者均属罕见，而郭氏所论“变证”却比比皆是。这是郭雍在世俗尊经的情况下，纡曲地表述个人见解，颇有借鉴参考价值。 郭雍论慎用麻桂辛温解表，亦别具慧眼。他认为“伤寒之初，不当用峻药”，是为经验之谈。又说：“常闻常器之为初学浅识者有是说矣。仲景立方，有是证则用是药，今曰桂枝证、麻黄证，是当用桂枝、麻黄之汤也。然常人才学明识不逮仲景，则有误在其中，安敢尽用其药？遇桂枝证，则必思桂枝之轻者而用之；遇麻黄之证，则必思麻黄之轻者用之。盖虑脉证有误，须预为之防，得不失仲景大意可也。”郭氏所谓“桂枝之轻者”“麻黄之轻者”，就是发汗轻剂，也就是后世所创的辛凉解表方剂。这种慎重地对待仲景经验的态度是可取的，但如过于谨小慎微，见证确而不敢辨证用方，也不是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 郭雍对古人所说的“两感于寒，必不免于死”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根据扁鹊治疗虢太子尸厥的历史经验，提出可以先用针刺进行急救的主张，其说颇为可取。郭雍云：“病人有不可治之证，古人不复论方药者，立论固可如此，医家亦可如此，而人有父兄母弟至亲，不幸遇疾如此（两感），能不思拯援万死一生之术哉？孙真人论精神困者病久不差，欲死者，但与药救之，十人之中或差三四。以是言则人虽有不治之病，其气未绝之间，亦无不服药待尽之理。今观两感之证，以阴阳之经邪气皆满，不相往来传注，故为必死之候。乘其三日内，邪气未满，荣卫可通之时，早为疗治，尚或不死；若六经邪气，三日既满，则水浆不入，汤药何缘可纳？势须初觉之时急治之，然初感之日，谁能断然不疑知其为两感？”临床的病情是十分复杂的，医者当知难而进，不可临阵退缩。在抗击非典的时候，广东省的中医药工作者与SARS 瘟神不期而遇，他们以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实的中医热病诊治功底，迎了上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2]，为后来的中医参与非典的治疗，开辟了道路[3]，使中医外感热病诊治法宝展露于世人面前[4]，实在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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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壅著《仲景伤寒补亡论》、清道光刻本、卷十八、 # O7 b7 s5 r7 J" t* B5 d R) }
[2] 刘燕玲：中医药治疗非典创佳绩、《健康报》、2003 、4 、25 、3 版； $ e+ K+ t4 c" }6 ^: T" u4 l
[3] 刘燕玲：北京推广中西医并举治疗模式、《健康报》、2003 、5 、20 、3 版； ' c5 o& o; w2 f, }# n
[4] 张荔子：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有优势、《健康报》、2003 、6 、10 、1 版；
* ~# R0 E0 ?# k9 m[5] 刘燕玲：非典给中医带来机遇、《健康报》、2003 、6 、16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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