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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华论温病不可作寒医 陶华，字尚文，号节庵，浙江余杭人，生于公元1367年（见《明理续论》自序），长寿百余岁。治病有奇效，为一时名医，年七十余始著医学著作，号称《伤寒六书》。计有：《伤寒明理续论》《伤寒琐言》《伤寒家秘的本》《伤寒一提金》《伤寒刹车槌》《伤寒截江网》。除《伤寒明理续论》是对成无己《明理论》的补充和阐发之外，其余五种都是陶华研究仲景伤寒学说的心得之作，虽内容上互相有所重复，但皆能发前人之未发，流行颇广，影响深远。 陶华晚年得子，在他77岁的时候，儿子还不足20岁。他在《伤寒琐言·自序》中云：“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子多病，不传以济生之道，一旦夭札，祖宗之祀事绝矣，岂为人父之道哉！某今年七十有七，衰迈殊甚，桑榆之日，岂能久照？日夜用心，以辑成《伤寒明理续编》，论法虽略备，非有师承口诀，不能融会贯通于心。又著《琐言》一卷，文虽鄙俚，然言简易到，其中包括仲景不传之妙，世皆所未尝闻见，剖露肺肝，以罄其蕴奥，实升高之梯阶，当宝之如珠玉。 [1]” 由此看出，陶华《伤寒六书》，的确是欲传之后人的心得体会。当然，陶华《伤寒六书》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也受到不少医家的非议与责难，他们或斥其书名故弄玄虚，或笑其内容简单重复。如清代医家汪虎《张仲景伤寒论辨证广注》云：“《伤寒六书》-----命名鄙俚，辞句重复，辨证不明，方药杂乱，以至俗学传习，流祸至今未已。王宇泰曰：陶氏之书，不过剽南阳唾余，尚未望见易水门墙，而辄诋《伤寒》为非全书，聋瞽来学，盖仲景之罪人。”简直将《伤寒六书》说得一无是处，陶华也被误为历史的罪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徐春甫也说：“惜其不能发仲景之旨”。然而，正是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的伤寒部分，大量引用了陶华《伤寒六书》的内容。依此足见陶华的伤寒学术成就不低。明清温病学成熟之后，陶华的伤寒学说长时期不被人重视。笔者经过研究，认为陶华对仲景伤寒学说有独到的研究，对温病学说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 《伤寒琐言》云：“客有过余而问之曰：‘甚矣，伤寒之深奥，桂枝麻黄二汤之难用也。服之而愈者才一二，不愈而变重者十常八九。仲景，立法之大贤也，何其方之难凭有如此哉？今人畏而不用，以参苏饮、和解散等平和之剂而代之，然亦未见其妙也。子盍与我言之！’答曰：‘吁！难言也，请以经语证之。经曰：“冬气严寒，万类潜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以此言之，伤寒乃冬时感寒即病之名，桂枝麻黄二汤为当时之伤寒设，与过时之温暑者有何预焉？’夫受病之源则同，所发之时既异，治之则不可混也。请略陈之。” 陶华这段论述充分说明，明朝初年人们对仲景的麻黄汤、桂枝汤十分畏惧，纷纷以其他性平的方药代替，如使用参苏饮、和解散，但效果并不理想，预示了辛凉解表法的问世已迫在眉睫；受王安道的影响，人们由怀疑麻黄汤、桂枝汤，到怀疑仲景《伤寒论》的立法本意；陶华完全依照仲景《伤寒例》的论述，区分温病、暑病；陶华能够从王安道的误区之中汲取教训，把治疗表证的麻黄汤、桂枝汤与无表证的温暑病，彻底划清界限，从而达到了既不使用温热药治疗温暑，也不轻易否定仲景《伤寒论》。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伤寒琐言》云：“夫温病欲出，值天时和煦，自内达表，脉反见于右关，不浮紧而微数。曰：恶寒否乎？曰：伤寒自冬月风寒而成，外则有恶寒恶风之证。既名为温，则无此证矣。盍观之《经》曰：‘太阳病，发热不恶寒而渴者，温病也。’不恶寒，则病非因外来，渴则明其自内达表。”陶华尊重仲景对温病的定义，明确指出温病是里热外发。但这一“温病不恶寒”的认识，到清代温病学成熟之后却被否定，叶天士以卫气营血辨温病，其卫分证就是表证；吴鞠通《温病条辨》更加明确地说：“仲景所云不恶风寒者，非全不不恶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这种温病有表证的观点，使伤寒与温病在证候上已经难于区别，寒温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下一章我们还要论述。 陶华对春季有表证的外感热病，在认识上与朱肱、郭壅不同，认为是伤寒而不是温病。但是在对春季的伤寒的治疗方法上，他既不使用麻黄汤、桂枝汤进行治疗，也不同意在麻桂方中加寒凉药，而是明确提出使用辛凉解表药。他说：“春夏之病，亦有头痛恶寒脉浮紧者，何也？曰：此非冬时所受之寒，乃冒非时暴寒之气耳。或温暑将发，又受暴寒，虽有脉浮之证，未若冬时之甚也。宜辛凉之药通其内热而解之，断不可用桂枝麻黄之剂矣。”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寒温论争，辛凉解表法则与治法，在明代初期已经占到了主导地位，辛温解表的应用越来越受限制。 陶华《伤寒家秘的本》云：“仲景有云：发热不恶寒而渴者，其理可见温病也。暑病亦然，比之温病尤加热也。不恶寒则病非外来，渴则明其热自内达表，无表证明矣。治温暑大抵不宜发汗，过时而发不在表也。”陶华在他所著的《伤寒六书》之中，反复强调不可用辛温解表治疗外感温热病，此说成为他坚定的主张。他还说：“尝读刘守真书云：‘伤寒无阴证，人伤于寒则为热病。热病乃汗病也，造化汗病者皆阳气也。遍考《内经》《灵枢》诸篇，寒证、阴证乃杂病也，叔和误入之耳。’守真高明之士，亦私淑仲景者，而议论之异者何也？曰：虽守真之明达，盖亦因《伤寒论》以桂枝、麻黄通治温暑之误，而有是说。故（守真）叮咛云：‘天温、温热之时，用桂枝汤，必加凉药于其中，免致黄生斑出之患。’若知此汤，自与冬时即病之伤寒设，不与过时之温暑设，则无此论矣”。陶华关于仲景麻黄汤、桂枝汤只为即病伤寒设，不为过时之温暑设的观点，非常有见地，彻底否定了王安道的错误主张。 《伤寒琐言·治伤寒用药大略》云：“盖冬时为正伤寒，风寒猛冽，触冒之者，必宜辛温散之。其非冬时亦有恶寒头痛之证，皆宜辛凉之剂通表里，和之则愈矣。若以冬时所用之药通治之，则杀人多矣。曰：辛凉何谓也？羌活冲和汤是也，兼能代大青龙汤，为至稳。呜呼！此方可代（麻桂青龙）三方，（使）危险之药（变）如坦夷，其神乎哉！世皆所未知也。” 陶华对伤寒病辨舌验齿的诊断方法，在吸收敖氏《伤寒金镜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说：“大抵伤寒先须识证，察得阴阳、表里、虚实亲切，复用汗吐下温和解之法，庶无误矣。先看两目，或赤或黄，赤为阳毒，黄为胆之湿热。次看口舌，有无胎状，有白胎者，丹田有热，胃中有寒，邪初入里；如滑，邪未全入，犹带（滞）表里，宜解之；已后见黄胎，为热入里，宜下解之；黑胎生芒刺，为热极深，难治，不死则危。”这些见解对于后世的温病学家，也当有所启示。 陶华对于仲景伤寒治疗中的“急下急温”治法，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急下急温者，盖病势危笃，将有变也。非若常病可缓，如少阴口舌干而渴，因邪热内消，肾水将绝，固当急下以救肾家将绝之水。少阴自利纯清水，心硬痛，口燥渴者，急下之。少阴病，腹胀硬痛，或绕脐痛，不大便，土胜水也，急下之。阳明汗多热盛，恐胃汁销，急下以存津液。阳明病，腹满痛，为土实，急下之。热病目不明，热不止者多死。目睛不明，肾水已竭，不能照物，则已危矣，急宜下之。五者具大承气汤。”陶华较早地提出了“急下存阴”，以救肾水、胃津的主张，确有创见。后世温病学家提出“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的观点，与陶华的主张有着继承关系。 陶华对于“伤寒传足不传手论”的观点，也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他说：“传足不传手者，此庸俗之谬论也，岂有是哉！人之充满一身，无非血气所养，昼夜循环，运行不息，岂有止行足而不行手乎？况风寒之中人，先入荣卫，吾故明其所由----手之六经，主于夏秋，故不伤也。足之六经，盖受伤之方分境界也。若言伤足不伤手则可，以为传足不传手则不可也。设或不传，气逆作喘，何经而来？如谓不然，仲景设有桂枝麻黄，乃肺经药也，岂虚言哉！”陶华此言，可谓真知灼见。 陶华受前人影响，也主张今本《伤寒论》存在许多错简、谬误之处，他说：“大率此书传世久远，遗失颇多。晋太医令王叔和得散亡之余，诠次流传，其功博矣。惜乎以己论混经，未免穿凿附会。成无己氏因之顺文注释，并无阙疑正误之言，以致将冬时伤寒之方通解温暑，遗祸至今而未已也。温暑必别有方，今皆失而无徵也。我朝宋和景濂学士尝叹伤寒非全书，得其旨者。”又云“伤寒无出仲景书，但文字深奥，非浅学可仿佛，况残缺颇多，晋人作全书诠次，其中不可晓处十有四五，苟未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未易窥测，临病之际不能无惑，必须破的而后用。又恐病危有所未逮，既不可不救，又不可失之苟且，备此数事，以备缓急之用，非博雅通医之所尚。”陶华的《伤寒六书》也许就是因为简明易学，曾经广为流传，影响极为深远。 然而，也有一些医家批评陶华的著作，这些人之中又以温病学家为多，汪廷珍为吴鞠通《温病条辨》作序时云：“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絺，指鹿为马，殆试而辄困，亦知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虽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笔者认为，陶华《伤寒六书》虽然内容简单，又多重复，但他却反复强调辛凉解表的重要性，一唱三叹，多次倡导不可以辛温方药治疗温病，其功甚高，不容抹杀。“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到是事实，以辛凉解表治疗温热病，不但不会“生民之祸亟矣”，而且会大大地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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