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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广：六大战略复兴中医药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历史、改革开放政策及效果评价、科技成果转化及企业中长期战略管理。2004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医典籍研究及英译工程”秘书长，触及中医药领域。2008年开始任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 ●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在关于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属性的争议背后，是医药领域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角逐。轻率主张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全面推行以融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极有可能对国家、行业和从业者产生三重危害。 ●以“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为序，把扶持中医药特色的推广、促进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作为中医药工作中心内容和紧迫任务，认真解决中医药机构“不姓中”问题。 ●中医药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各项成就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整、应用最普及的，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 ●“安全”的要义，重在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中医药主张“上工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为我国民众事前提供的健康安全保障。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此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方针政策指引下，经过业界努力和各界支持，中医药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准确、充分认识中医药战略特性，有助于把握正确方向，增添克服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勇气，全面、深入、持久地做好“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工作，使中医药对振兴民族、繁荣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作用得以更好发挥。 尽管“战略”通常被理解为和计谋、定位或模式一类概念密切相关，是人类用主观认识和意志赋予客观事物的，然而笔者认为：为事物内在本质和关联环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该事物的战略价值，并非人们从主观认识和意志出发，赋予事物和行为的外在特性，而是因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方向性、关键性和全局性本质而客观存在的内在特性。 正因为中医药具备了此种客观的内在战略特性，从而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就具备了至少以下六个领域的战略价值。 医药战略价值 从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医药卫生来看，结合医改的推进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与国民健康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必要和极其紧迫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唯有中医药才是成功建设这两个体系的战略基石。 经济分析：承受力约束刚性和效益有利性 当前，国民医疗保障已成世界性执政难题，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只要无法有效控制医药费用吹气泡式的膨胀，现有医保体系的各类支付主体都将难以承受持续增长的医药费用负担，从而迟早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我国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都必定无法承受照搬国外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将造成的巨大支付压力。 数据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居于世界前列，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排名仅位列全球第90位左右，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医药费用支出，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已达5.2%，人均年卫生总费用超过1820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可是美国仅医疗开支就占GDP的18%左右，比我国卫生总费用还高13个百分点。美国人均医疗费用8000美元（超过人民币50000元，其中仅药费就需6000元），是我国的40倍左右。即便如此，这还是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速，国家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2001年到2011年几乎翻倍的结果。如把美国人均医疗开支水平作为“国际先进医疗水平的服务”标准，仅医疗开支一项，2010年我国就需要67万亿元，而该年我国GDP总值只有40.12万亿元。 因此，以美国为典型的用“尖端的理化检查设备、巨资研发的各类新药和层出不穷的手术新方法”作为技术支撑的高成本的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绝非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所能承受。我国不应该也没有经济能力来追随、抄袭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将医药垄断企业利益隐身于“高科技”之后的医疗模式。这是经济分析的必然结论。 技术分析：有效性和合理性都是硬道理 1. 中医药自古至今都是养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 尽管中医药和西医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但二者都是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有少数人认为：只有现代西方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手段能够解释、验证的医药理论和方法才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种认识从否定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不但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性和相对性，而且否定了科学的开放性和渐进性，是一种片面和短视的认识。包容于中医药知识理论中的深邃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广博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等知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简单搬用西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裁定、套改。我们迄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乃至人体自身功能效用不计其数，但这并不应成为彻底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永无止境地探索真理的羁绊。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时间和亿万人生命实践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一个原创、独立、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中华民族能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日渐强盛，中医药的确功不可没，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无法辩驳。 非但如此，即便是对各种化学污染造成的生理疾病和因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际竞争激烈造成的心理疾病此两大类所谓“现代疾病”，如若民众都能理解和把握中医药重视“治未病”，强调“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性命双修、形神共养”的特点，从注重饮食起居和精神调养等方面做起，现代疾病的危害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控制在萌发阶段。传统中医药在当代依然有勃勃生机、依然可以祛病强身、保家卫国的事实，不仅从广东用中医药方法防治SARS、北京用古方研发治疗甲流新药等防治当代重大流行疫病的成果中得到明证，甚至在救灾抢险应急场合运用中医药简易方法有效防治了部队群体伤病的事例也绝非仅有。认定中医药是当代乃至今后人类防治疾病、养护健康的有效手段言之有据。 2.应用中医药养身健体、防治疾病是人类合理的上佳选择 对浩瀚宇宙和广袤自然而言，人类是什么角色又应有何种作为？这是决定医药学的哲学基点问题。相对而言，中医药学更多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信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无非是自然界中一类生灵，故此应该敬畏天地、顺应自然，与周边环境和其他生灵和谐共生、各得其所。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各部分间密切关联的“小宇宙”，患病主要是人体功能出现了问题，如阴阳失衡。因此强调养生——防重于治，强调辨证施治——着眼整体调整，强调“固本培元”、“扶正祛邪”——保护和增强患者自身内在的抗病机能。而西医药学是近代工业文化的产物，崇奉人的独立创造能力——“物我两分”、“人能胜天”，把人看成是万物主宰——要“人定胜天”。擅长线性的分析还原思考方法，认为人之有病，主要是人体部分物质出现了问题。而医药学就是医者主导，用人造物质和人为手段“努力找病、除恶务尽”。 世界卫生组织曾将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归纳为八个转变，即：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从重治疗向重预防，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对照之下，中西两种医药学究竟谁更符合今后的转变方向，应当不言自明。从更广泛、更长远看，究竟哪种医药学对人类与自然“长相厮守”更有利，同样不言自明。 对生理上的“弱势群体”，中医药优势更加明显。以我国为例，由于前一时期“以药养医”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引发了过度医疗的普遍现象，进而生成了一些医源性和药源性问题，其中滥用抗生素尤为突出。如能及早普及中医药服务，婴幼儿就能较少受到抗生素、激素的早期危害，有利于其自身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成长，而老年人也能更多利用生命的“自组织、自演化、自适应、自稳态和自调解”功能，即便是“带病生存”，也总比动辄施行各类外科手术和放化疗更合乎天道人情。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应用中医药结合中国传统特色食疗、心疗等方法，其优越性更是无与伦比，为有效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医疗保障重大难题提供了“定海神针”。 以上分析中，如说经济承受能力分析得到的是刚性结论，对技术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得到的就是对刚性结论的刚性支撑。事实上，技术路线和经济成本之间存在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决策选择的结果往往是所选技术路线直接决定了经济成本。决策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建设方案同样无法回避这一规律。因此，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经济战略 普及中医药服务可以明显提高医药卫生领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医药界有不少人士反对把“简便验廉”的“廉”作为中医药特色优势来强调。因为在前一时期医药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贿赂成为夺占市场份额利器的环境下，中医药的“廉”反而“南辕北撤”地成了从业人员获取合理经济报酬的障碍，不但打击了他们学习传统医药理论和技术的进取心，甚至削弱了他们对医德的固守意愿。但正如甘肃省在决定医改方针时所强调的现实所言：因为甘肃是“穷省”，所以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从国别对比来讲也完全情同此理：我国的多数人均指标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是确确实实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还要“言必称希腊”，硬把发达国家已危象丛生的“现代先进医药模式”作为我国的“范本”，至少也是“未富先奢”陋习在医药领域的表现！现实和逻辑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必然是对日益复杂化、高度商业化的“当代先进、尖端”医药硬件技术依赖最少的方法，而“尽可能少的费用”只有努力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才能实现。 卫生部门的统计表明：即便是在需求旺盛导致中药材价格持续提升的情况下，全国平均而言，和以西医药为主体的综合医院相比，中医院的门诊人均次和出院人次的医药费用仍然要低20%左右。由于大力推广中医药服务和惩处过度医疗并举，甘肃省中、西各类医院合计的此两项费用硬是比全国平均要低40%~50%。受公开数据不足约束，笔者只能用2010和2011两年可获得的数据保守推算，结果是：如果全国除甘肃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把此两项费用降低到甘肃已经达到的水平，那么全国一年节约的医药费用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500亿元。按照2011年推算数据，仅这笔费用就可单独满足5亿户籍人口一年的门诊和住院医药费用。如果有人质疑：相对低廉的医药费用对甘肃民众的健康是否存在不利影响？国家统计数据是最好回答：在西部十省区中，非但甘肃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并不处于落后位置，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排列靠前，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指标的增长幅度更为靠前。 中医药是我国典型民族传统产业，产业形态完整，对三农经济、边远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拉动明显，且有国际发展前景 认定中医药是民族传统产业的典型，不仅因其历史悠久、应用普及，具有鲜明人文地域特征，更是因其具备跨接三大产业、多个行业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的结构丰富、分布广泛、关联紧密、形态齐全。 仅从第一产业的中药材野生采集和人工种植来看，全国公认道地药材品种至少有200余种，十几个主产区基本覆盖所有省级行政区划。此外，各省、市的区域性道地药材更多不胜数。以开展中医药工作颇具特色的山西运城为例，调查核实的常用地产植物、动物和矿物中药就有557种之多，其中地黄等还出口他国。种植中药材40万亩，年产值近4亿元，对当地经济有较明显拉动作用。全国多数省份，尤其是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都有用中药材种植和粗加工带动三农经济发展的实例。在第二产业内，不但有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还有改革开放后创办的大批中药加工企业，其中不乏独具地区和民族特色的厂家。近年来藏药、蒙药和苗药等兄弟民族传统医药使用范围的扩大就与中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彰显了中医药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至于在第三产业，从药材药品流通到医疗保健服务再到教育科研文化等等领域，中医药相关机构更如满天繁星。虽然统计部门从未发布过三大产业内与中医药相关的就业人数，但粗略估计应在1000万左右，受益人口可能有3000万之众。 而今，放眼国内，从平面到立体，几乎所有媒体都“傍上了”中医药，涉及内容由表及里、无所不包；中药产业产值2011年达到4178亿元，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年均22%的增速，到2015年很有可能达到6000亿元；中医院诊疗人次从进入新世纪以来也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不但直接服务于民众身心健康的中医药需求明显旺盛，对食品安全具有明显效果的农用传统中医药（中兽医药等）也呼声渐高；尤为可喜的是，在甘肃，人们看到中医药院校招生久违了数十年的红火局面重现：非但录取分数线达到了文科第一、理科第二，且所录取学子都是第一志愿报考者。中医药“长征接力有来人”的新时期可持续发展曙光在前。眺望寰宇，尽管路途依然遥远而艰辛，但“中医药走向世界”正在迈开坚定扎实的步伐，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越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越高，从针灸合法化到中医药合法化的方向渐趋明朗；可以断定，这般万千气象必将孕育出中医药产业经济在国内外发展的更大更好机遇。 中医药是我国在全球医药经济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其他经济领域一样，当今医药经济领域同样存在全球化现象，“科学无国界、利益有主体”。在关于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属性的争议背后，是医药领域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角逐。正因为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有明显区别甚至某种程度上对立的不同体系，因此，在满足疾患防治需求时就可能形成可选择、可替代关系，进而衍生出相互竞争的关系。 事实上，暂不论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民主性的必要，仅从现实情况来看，哪怕是极其直观、感性的艺术领域，真正“中西会通”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事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第一要务，在各自都是复杂深邃且尚有巨大发展空间的两个体系面前，轻率主张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全面推行以融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极有可能产生三重危害：对国家，消解了因有传统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而在世界医药经济领域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对行业，自惭形秽，妄自菲薄，在西方医药界已开始认识自身局限，试图通过向传统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学习，寻求出路的关键转折时刻，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重申“中西医并重”、“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大政方针的大好形势下，“事与愿违”地走偏、走错方向、痛失百年不遇的复兴发展时机；对从业者，特别是中青年，把绝大多数人奋斗一生都难以实现的一种愿望和可能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和目标，在中西之间“心挂两头、踯躅彷徨”，贻误了有利于“术有专攻”、“业精于勤”的大好青春年华。 必须高度警觉的是：一方面，当前我国优秀中医人才和优质中药资源都处于紧缺状态，而海量优质中药材被作为植物化学药“提取物”的原料，产品廉价出口，加工附加价值严重流失；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化学合成药物、生物制剂和复杂医疗设备器械里，合资和外资企业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额已远远超过了半数。如此局面，不容轻描淡写，更不容视若无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以“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为序，把扶持中医药特色的推广、促进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作为中医药工作中心内容和紧迫任务，认真解决中医药机构“不姓中”问题，在做好公益性公共卫生医药服务的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从一、二、三产和各相关行业全面推动中医药产业经济发展，不断增强我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医药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经济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的分析表明：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中医药是一个既有开源之功、又有节流之效的领域；对国际医药经济领域的竞争而言，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文化战略 中医药既有科学属性，也有文化属性，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 前些年有关中医药的争议有一现象颇为值得深思：以中医药是文化而不是所谓“科学”为依据，个别人主张将中医药从国家医药卫生体系中开除出去，甚至狂妄声称要废除中医药。而一部分认可中医药的人士也对把中医药说成文化耿耿于怀，认为此说贬低了中医药价值和地位，应该强调中医药的科学性。虽然在此不宜对文化和科学的合理定义做深入探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无论科学还是文化，都只是人类认识、应对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两者间绝无高下对错之分。笔者曾提出：如将政治比喻成把握社会总体的方向舵，经济就是发动机，而科学和文化则是双翼。科学侧重于物质领域，而文化侧重精神领域，一旦两翼失衡必然导致重大社会问题产生。 对于医学，国内外有识之士都已提出：因其行为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类，而人类是应从生物、精神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定义结合起来认识的高等生物，因此医学应该属于跨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三类科学。同理，中医药体系既有科学属性又有文化属性。言其科学，因其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而言其文化，则是因其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活于炎黄子孙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当中，带有鲜明的人文特色。 我国哲学界有学者提出：非但是“医易同源”，中医药与儒、释、道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有其综合性、独立性的一面。准确讲，中国哲学应是儒、释、道、医“四柱鼎立”的集大成者。从中医药的知识理论到方法技能再到物质手段，内涵和外延都广泛涉及到诸多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从五千年前绵延不绝传承至今，深刻影响了我国民众的信念习俗，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日常行为的规律和规范。从这个角度看，中医药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各项成就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整、应用最普及的。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而没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文化是国家在当代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国家竞争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 如前所述，广义文化是“生存式样系统”。我们不仅要看到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影响，而且要看到它对物质生活的影响。“文革”时期清一色的服饰、流行一时的“迪斯科、洋快餐”，都是文化影响力的表现。医药是人类维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故此医药文化也可说是人的生身立命文化。有什么样的医药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医药行为习惯，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医药产业。 根据2009年权威科研机构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我国的“文化现代化指数”排在第57位，只达到世界初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文化竞争力指数则排在（120个国家）中的第24位，达到世界中等强国水平；而文化影响力指数排到（130个国家）的第7位，达到世界强国水平。如从数据看，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现代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之间显得很不相称，但这恰恰说明：越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民族特色文化，才越有显著竞争力和强大影响力。如果偏离中医药基本原理，违背其内在发展规律，把跟踪模拟西方医药作为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医药的主要手段，结果必然舍本逐末，丢了中医药特色优势不说，还极可能不自觉地为国际医药垄断企业打压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充当开路先锋。 经历了400多年发展，意识到过分强调人的独立创造力和过度宽纵对自然的索取、改造行为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中“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思潮和主张在逐渐深化和传播。西方医药界也逐步意识到人工化学合成药物和外科创伤手术的局限性，开始在“替代医学”、“辅助医学”、“自然疗法”等旗号掩饰下转向其他民族的传统医药寻找出路。众多跨国医药大企业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就是这一动向的典型表现。 在当前形势下，只有真诚面对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广大民众踊跃学习和应用中医药知识、方法的国内大好形势，清醒认识国际医药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和国外利益集团企图侵占我国巨大医药市场的用意，才能把中医药文化宣传和建设工作列入优先和重要的工作日程，才能切实培育、大力增强和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作为软实力在国内、国际医药利益竞争中的有效作用，让中医药文化这一民族瑰宝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安全战略 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立国兴邦之本，中医药为此提供了双重安全保障 “国以民为本”、“安民保民”是治国第一要务。对民众而言，惟有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保障，对生活、事业的追求才有意义和价值。为此，选择涵养身心和防治疾病的方法手段的重要性凸显。人类行为学的知名分析方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将生理需求位列第一，安全需求位居第二，其他等次排列。据此可见，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国际共识。 中西医药都是人类防御疾病侵害的有效手段，之所以说中医药是我国民众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略工具，不仅是因为和对照事物相比较，中医药的治疗理念和方法手段更“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由此带来保留药物活性、避免耐药性、控制毒副作用和综合预后等方面的一些优势，增加了微观、技术层面上的安全含量。更重要的是：中医药是我国自主原创，且经历五千年漫长岁月、亿万人世代相传的生命实践检验的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系统。尽管近代以来中医药多次遭受打击压制，但毕竟是数千年光阴和亿万人心血合力浇铸所成，绝难被轻易扼杀。从而就在灾难病害肆虐的关键时刻，为我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卫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格外可靠、可信手段。在刚刚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看到：在现代医学还没有确认病毒病菌种类之时，中医药已经打响了与SARS的战斗，而且没有给患者造成后遗症危害；当国家为用进口药物防治全球重大流行疫病不得不拨发数十亿资金之时，中医药已用两千年前和两百年前的经典方加减重组，花费不到2000万就研发出疗效更胜一筹而价格却不及进口药物1/4的普及用药。 “安全”的要义，重在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备选方案、实施手段的多寡和自主可控程度是判定“安全”程度的关键。对身体健康，中医药高度重视日常养生保健，主张“上工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为我国民众事前提供的健康安全保障。同时，在治疗疾病方面，中医药有明显区别于现代西方医药的特色优势，又为和病魔斗争，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权利提供了事后的生命安全保障。既然中医药知识原理为我国原创，所用方法和物质手段我国又拥有极高的资源自主性和可及性，故此从丰富可选方法手段以及确保所选方法手段的自主可控程度两个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程度。 除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外，中医药还为我国民族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安全保障 除了为养生保健和防治疾病提供安全保障之外，中医药作为“安全”战略工具的价值还有很多方面。以下从直接到间接略加陈述。 近来，食品安全已成热点中的热点问题。“民以食为天”、“病从口入”，一语道破天机。在构成“现代疾病”的各类生理疾病中，“食源性疾病”可能是最普遍最经常的。一日三餐，无论是植物源性还是动物源性食品，甚至在呼吸、饮水过程中，我们极易摄入过多的化学和生物学有害有毒物质。难道没有现代人工化学合成的肥料、药物和“添加剂”，没有现代生物学制造的激素、抗生素，我们真就生产不出“放心食品”了吗？！且不说我国农学在古代曾领先世界，助力了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就是现今在我国依然有不用丁点化肥、农药、兽药而全面坚持使用传统农用（植物、动物）中医药的生态种植、养殖业存在。事实说明：“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农用中医药与人用中医药同宗同源、同理同法，如能认真重视和切实恢复农用中医药在种植业、养殖业中的使用，食品安全程度必将有大幅度的提高。 中医药和儒、释、道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只要中医药的理念、方法还存在、还被认可和运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还依然存在。事实证明：中医药的确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引导，不仅中医药呈现出蓬勃生机，而且带动了“国学”的复兴。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医药是传承、传播、推广、应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实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医药也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屏障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兴则民族文化、文明兴，民族文化、文明兴则中华民族兴。 在经济产业方面，我国是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的原创者，因而中医药的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市场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辽阔疆土之中，和亿万民众的起居饮食、生老病死紧密相连的。从而产生了中医药和其他产业尤其是现代引进产业明显不同的“本土性”或曰“根性”，当我们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认识误区中陆续痛失了一些产业、行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同时，中医药作为一个以中华传统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为基础的民族传统产业，虽然让试图全面控制我国医药市场的跨国垄断企业“如鲠在喉”，但却难以被轻易攻克、夺占。保护中医药产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也是保护我国民族产业安全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述种种，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将中医药作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组成部分的缘由。 生态文明社会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新时期一切工作包括医药工作的战略导向 如果说“生态”是生存状态的中心表述，也没有明确的行为主体所指，“生态文明社会”则不同：不但明确了社会总体是行为主体，而且为社会总体的生存状态赋予了鲜明丰富的“生态文明”性质。以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形象目标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可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丽中国”。而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要实现这一目标，举国上下都“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一种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战略举措，将之“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简言之，生态文明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建立在社会总体（包括国民整体和个人）对生态文明的深切认同基础之上，并全面体现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作用于维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医药领域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一方面，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程度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医药领域的理念认识和方法行为对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也存在直接影响。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此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在理念方面，中医药生命观的基点“天人合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认清了人是大自然的产儿而不是造物主，对天地应有敬畏、尊重之心；健康观、疾病观和方法论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意识到人和自然相互感应，应采用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来卫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在医药物质手段的运用中又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学认识，提示人们：虽然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在生态系统中是和其他物种互相依赖、彼此制约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则相生”，主张人类应该珍爱生命，和自然界各种生灵和谐共处。 在实践方面，养生保健，中医因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规律顺势而为。并指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主张从日常注重自身心境行为与自然环境转换、人际环境改变之间的关系调适来缓解精神压力。防治疾病，首先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充分顾及时空环境因素和人体个性差异，辨证论治，其次，中药取材于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讲求道地和取用有法有度，以“四气五味”分其药性，又以多种炮制方法使其减毒增效，得以更好发挥“升降沉浮”、“归经”等机理作用，最后遵循“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等由宏入微、主从有序的逻辑和规律灵活变通行医用药。可谓是事事、时时、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现代生物学研究证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用了数百万年时间来接触、了解、辨别和应对各种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从而具备了对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天然正确”的反应功能。消化酶的高度催化功能和专一性就是重要表现之一。而人为制造环境往往不利于人体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人为制造物质非但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更不能被自然环境降解转化，极易产生难以治愈的人体和环境危害。因此，纠正前一时期对中药资源过度开发和不当扩大使用范围的错误行为，真正按照中药的天然物属性和生长规律，严格采集和种养方法，合理控制药材生产规模和使用方向，把中药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管理，对于修复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中药产业的生态战略价值至关重要。 精神文明也是生态文明构成要素，“大医精诚”是构建新时期人际生态和谐的突破口之一 必须强调指出：仅从物质层面理解生态文明的含义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是不够的。“生态”并不局限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涵盖了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生态的和谐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和谐，而且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层面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必定是自然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文明兼具叠加的文明形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物质文明，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单纯用金钱和生活资料的丰歉程度来评价物质文明的程度，必然导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党纲国策，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包括医药卫生工作之中，而其中尤应重视的是当代医药领域内精神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医药历来强调对行医用药者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的要求，从《黄帝内经》的“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到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再到明代李时珍的“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中医药“医乃仁术”的核心医德观一以贯之，是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导向。前一时期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产生，既有医疗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外部影响，也有从业人员对自身精神文明、医德医风要求不严的内在因素。配合医改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在合理制定和实现医药从业人员应有待遇同时，大力加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良好医德医风的工作，必将对医患关系改进产生有益影响，不仅为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人际关系领域的推进发挥极具示范意义的作用。 以上所述表明：从理念到实践，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中医药都符合生态产业和生态文明社会构建者的特质，对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科技创新战略 中医药是新时期我国实现自主原始创新最具潜力的领域 个别专业人士强调：中医药和西医药在16世纪以前并无重大区别，而当代的中医药和西医药之所以存在明显区别，是近代以来西医药在跟随时代进步，而中医药因循守旧，落后了。把以物质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成时代进步的唯一或首要标志，这一观点虽有失偏颇，但的确陈述了一个事实：当代西医药学实质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起点，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主要依托形成发展而来的。这也是那些认为只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才是唯一科学的人士坚决否认中医药是科学的最根本原由。然而一旦我们回归到科学的最基本定义，如：“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等的时候，又有谁能否认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也“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这一事实？！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又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强调了科技领域“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 不少科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主要发展将体现在信息、生命、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医药学与生命科学直接关联，极有可能成为热点之一。而西方发达国家医药界的最新研发动向同样表明：在经历了二百年的深度研发和高速发展后，以医者为中心、以病灶为靶点的对抗医学连同以人工合成为主的化学药物和外科创伤性手术的局限性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寻找新的医药理念和方法迫在眉睫。世界卫生组织关于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的归纳准确表达了有关认识，即：应该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任何对中医药有所了解的人士都不难据此判断：传承千年如今依然活跃的中医药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是当今世界各个医药学体系中最为符合上述八个发展方向的。以中医药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针对我国和全球医药学的发展需求，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自主原始创新，是我国中医药界和科技界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亟待准确认识和妥当把握的一项重要课题。 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尽管由于受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积累所产生的“多因素生态、生活方式”影响，人类的疾病谱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产生了一些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大危害性的、甚至是人畜共患的新型流行性疫病，同时，精神心理疾病也因利益竞争加剧、人际关系紧张而呈现异样高发趋势，但中医药依然大有作为：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用经典方加减重组、低成本研发防治“甲流”的有效、低毒、少副作用的中药组方“金花清感方”；从将砒霜成功运用于治疗白血病获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到发明“青蒿素”为数百万患者解除疾患痛苦获“小诺贝尔”拉斯克奖；直至最尖端的航天医学内的中医药应用，这些具有突出应用价值的科技成就，每一个从根本上都离不开对传统道地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是我国医药科技领域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实现自主原始创新的典型范例，为我国今后在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方面更好地坚持自主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中医药就一定能成为我国在世界科技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底蕴最丰厚、潜力最巨大、成效最突出的自主原始创新之剑锋。 中医药哲学观和方法论对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独具重大指导意义 对科学技术基本属性的认识必然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之上，而科技创新发展采行的方法路径也必然从基本哲学观衍生而来。在近代以前漫长历史时期中，种植和养殖业是人类依以生存的主要手段，经年累月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交往实践使人类意识到自身能力相对于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因此更多地把接触、理解和适应自然作为奠定认识基础和寻求能力发展的目的与途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成为人类切身领悟的根本生存之道、“天下大道”。然而，以蒸汽机和电气技术的发明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在让人感觉自身创造力似乎具有无穷发挥空间的同时，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猛增加，于是人类的想像空间和物质欲望急速膨胀，“人应胜天”、“人能胜天”、“人定胜天”的信念逐渐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播蔓延，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被对科技创造力的崇拜所取代，人类开始以宇宙主宰自居，在极个别科技领域甚至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突破人伦道德底线的“创新”尝试。 无论是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教训，还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实践都告诉我们：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和气象万千的自然界，在迄今为止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能力都是有相当局限的。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的自然物质、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规律远比我们还没有理解的要少得多。就连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可能也还更多地处在物质构成的初级阶段。这既是坚持科学开放性和民主性之所以必要的根本理由，也是真理相对性和渐进性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科学和真理的实际魅力也就在于此。那种认为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予取予求、贪得无厌的主张和行为，正是造成全球性“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罪魁祸首。 “十八大”把科技创新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的高度，提出必须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确了科技创新的作用和地位，随之需要明确的就是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直观地说，在真切感受到大气污染对“吐故纳新”的威胁，食品安全对身心健康的危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社会共识，那就是：新时期的科技创新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符合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原则，必须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丽中国”的目标。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类永续生存法则之间的高度一致。中医药的基本哲学观和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思想没有深度，视野就没有广度；认识没有高度，行动就没有力度。当我们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为实现党和国家所描绘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蓝图而踊跃争先的时候，准确而充分地认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瑰宝的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在当今乃至未来我国医药、经济、文化、安全、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所具有的内在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就要认真落实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规定，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把“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医改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和医药卫生体系的关键工作，广泛调动和合理运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和解决新环境下产生的问题，如此，我们就不但能够开创中医药全面深入持久复兴的新局面，而且让中医药的复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重要手段，为实现全民族的“中国梦”做出实实在在的巨大持久贡献。 * W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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