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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谈“外感热病“(29)瘟神没有走远,SARS疫情证明外感热病防治中医有大用
曹东义 发表于:2016-8-4 11:44:30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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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缚住“瘟神”之后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中西医学都赶上了时代发展的快车道。在党的“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普遍推广接种疫苗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体质不断增强,各种烈性传染病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张仲景所说的不足十年就“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情况不存在了;曹植所痛心的“户户有僵尸之痛,家家有号泣之哀”现象也不见了;毛泽东所担心的“千村霹雳人遗失,万户萧肃鬼唱歌”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俱往矣,”瘟神已被缚住!那种中医家里发热患者满室盈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造就外感热病学家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张仲景的《伤寒论》、如何看待温病四大家、如何看待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呢?
外感热病曾经严重地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健康,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医学家才格外重视对外感热病证治的研究。历代涌现出了许多外感热病学家,也编辑出版了许多外感热病学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感热病学说是中医学中,最为系统的学说,也是专科著作最多的学科。《素问》之中有“热论”“评热论”“刺热论”,《灵枢》有“热病篇”;《难经》“伤寒有五”,别出心裁,为仲景的《伤寒论》奠立了理论基础。仲景六经辨证,使外感病的治疗方法空前丰富,影响了一千多年。后人在对《伤寒论》的研究过程之中,认为其中具有八纲辨证的精神,“八纲辨证”于是从伤寒学说中诞生出来;又因为《伤寒论》中暗含着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是一部辨证论治的典范,所以,治病的“八法”也从伤寒学说中成熟。《伤寒论》在治疗学上的突出成就,金元以来就被人们广泛地借鉴、借用于内伤杂病的治疗,因此清代著名的医学家柯琴说《伤寒论》为百病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伤寒论》永远不会过时。
后世的外感热病学家,又创造了辛凉解表法、清热解毒法、凉血开窍法、化痰开窍法、育阴清热法、平肝息风法、养血息风法、活血逐瘀法、增液润下法等等,使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越来越丰富。
尽管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越来越成熟,但是,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1世纪之后,许多传染性疾病都不见了,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大多数也不会发展到营血阶段。也就是说,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即使有传染性、感染性的疾病,一般经过抗菌消炎、抗病毒治疗都会在卫分、气分阶段治愈。这时如果坚持用“纯中医”的传统方药进行治疗,在卫分、气分阶段还没有治愈疾病,以至于出现了营分、血分的病症,即使病者家属不找我们的“麻烦”,西医同道不耻笑我们“技不过如此”,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按照卫气营血的步调,慢慢来吗?我们能够不急于截断扭转吗?假如抗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就能把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治愈在卫分、气分阶段,还需要我们截断扭转吗?
毫无疑问,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减少,限制了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发展,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医的用武之地,这是否意味着中医的阵地越来越小,道路越走越窄呢?笔者并不这样悲观地看待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也不对中医的未来怀有悲观情绪。首先,现代医学的发展使我们看清了仅用六经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时,我们看不清的问题。比如古人说的春温、暑温,是没有表证的温热病,它们之中有许多就是爆发性流脑、乙脑;古人说的湿温,其性粘腻,难于速愈,现在可以证实其中大多是肠伤寒;斑疹透露的急性热病大多属于麻疹、猩红热,而不是所有外感热病都有出疹发斑的营血阶段。其次,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条件,使我们治疗时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比如输液疗法的普及推广,使我们发汗时大可不必再担心汗多伤阴、汗多亡阳,可以大胆地使用辛温或辛凉解表药;面对三阴死证,我们不仅可以使用大剂量的制附子回阳救逆、人参益期固脱,而且可以很方便的利用液体疗法输入强心剂、纠正酸碱失衡和电解质紊乱,有效地防止休克的发生。
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的减少,不仅仅使中医的临床阵地缩小,西医同样面临疾病谱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中医学虽然古老,但是它的辨证施治的方法却异常灵活,使它可以应对许多新的挑战。比如中医虽然早就有人痘免疫方法,而以种牛痘为代表的现代免疫学说却发源于西方;在西医阐明了免疫性疾病的发病原理之后,中医学很快就有了调节免疫的方药。西医发现了爱滋病,中医也就可以找到治疗它的药物,在非洲的医疗队证明了中医药治疗爱滋病的有效性。西医诊断出血脂高,中医就可以降血脂;血糖高,中药就可以降血糖;缺乏微量元素,就可以用中药补充微量元素;有了癌证,可以用中药治癌证;有了氧自由基,就可以用中药清除氧自由基。甚至在西药可以静脉点滴之后,中药的复方制剂也进了静脉。至此,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中医药完全可以跟上现代医学的发展,成为人类治疗疾病的第二种力量,是现代医学一个完全可以依赖的“朋友”;又因为中医学掌握着另一种不同于化学制剂的“利器(中药)”,可以说中医学是西医的一个竞争的“对手”。尤其是在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的时代,是无细菌可杀,无病毒可抗的疾病,中医药有其自身的许多优势。在人们以回归大自然为时尚,讲求绿色保健,追求健康长寿的时代,中医药以它的纯天然特点,必将有大展宏图的未来。
我写《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经过几年的修改,写到2002年底,已经完稿,正等待着出版。没有想到2003年的春季,爆发了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引起的非典型肺炎,它的出现不仅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而且也检验了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是否真的有效,让人欣慰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中医外感热病学说的确是无数中国人民用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凝聚着历代中医外感热病学家的心血,弥足珍贵。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笔者每天关心着疫情的发展,也曾三次上书呼吁中医药应当充分参与非典治疗,也曾为中医药的再度辉煌而欢欣鼓舞,下面附上笔者的一篇小论文作为本书的结语:
            
重祭治瘟大旗战非典
《素问·刺热篇》所说的“肺热病”,与非典的表现十分相似。从而提醒我们必须全面汲取古人两千年来形成的一切经验,而不可专执于温病一家。我们也应看到,曹植、张仲景处于同一时代,对于当时流行的外感热病,曹植称其为瘟疫,仲景认为是伤寒,所以我们不可拘泥于病名的不同,要看到古人认识的差别和历史上外感热病学说的演变。从目前河北省的情况来看,中医药的参与度还比较低,许多大型的中医医院都不设“发热门诊”,中医给人的印象,还是“慢郎中”。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决不仅仅是几种清热解毒、化湿益气的中药制剂,而是具有理法方药一整套的理论与经验,十分丰富。
去冬今春流行的非典型肺炎,带给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在非典面前,古老的中医学又一次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实践证明中医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战胜疾病仍然需要中医药的充分介入。总结这次经验,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医与瘟神不期而遇:从2002年11月开始在广东省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传染性很强,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蔓延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世界许多国家,几百名患者被夺去了生命,其中有不少医生护士。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报告11月16日到2月9日之间发生了非典型肺炎305例,死亡5例。世界卫生组织(WHO)随即通过proMED向全球转发了这一简短的警告。WHO专家Urbani医生在2月28日命名这一次非典型肺炎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然而,他在越南不幸被感染,并于3月28日去世。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3月12日、3月15日、3月27日三次向全球发出了SARS警报,并积极组织世界10个国家的13个实验室,联合破解病原。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引起这次非典的病原体是新型的冠状病毒,为了纪念Urbani医生而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称为SARS病毒[1]
这种SARS病毒引起的肺炎,初期高热、身痛、干咳、一部分人有腹泻,往往很快出现肺部的炎症,呼吸困难,一些人发展为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脏器衰竭,可以导致病人突然死亡。SARS病毒主要通过近距离飞沫传播,在进行气管插管时,病人剧烈的咳嗽和排出大量的含病毒气体,可使许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有时一个病人直接传染几十个人[2],甚至多达222人[3]。广东在一个月之内就倒下了三批医护人员,使有的科室陷于瘫痪状态。SARS肺炎主要发生于青壮年,甚至使一些年轻病人突然死亡,让人感到十分可怕和恐惧。
对于突然袭来的SARS病毒,抗菌素治疗完全无效,仓促之间还缺乏特效的抗病毒西药,广东省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钟南山先生等摸索到激素可以减轻病情,而广东的中医专家运用传统的温病学理论,治疗SARS肺炎却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4]。北京SARS肺炎来势凶猛,突发的病情使各个医院都被污染,仓促应战的混乱过程,使人们想到了中医。国家医药管理局[5]、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立即组织中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奔赴抗击非典的第一线,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检验,可以证明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肺炎,在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控制病情、减少病死率、撤减激素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6]。使古老的中医温病理论,焕发了青春,得到世人的重新认识[7]。其实,中医的温病理论是古人几千年之中,“用人做实验”换来的宝贵经验,决不比动物实验得来的结果差,更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两千年铸就治瘟宝剑:非典属于中医瘟病的范畴,温病学成熟于明清之际,有代表性的辨治方法是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但中医对于温病的认识,却开始于秦汉之前。《素问·热论》就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借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素问·刺热篇》云:“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头痛不堪”,其中描写就与非典的表现基本相似。《素问·刺法论》更明确指出瘟疫的流行性特点:“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汉代末年,瘟疫流行,对于这一类疾病的严重危害性,古人也有深刻认识,曹植《说疫气》就说过:“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汉末名医张仲景的族人,十之六七死于外感热病。他“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经过多年总结,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他所倡导的“六经辨证”和书中收载的白虎汤、承气汤、大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竹叶石膏汤、栀子豉汤等方剂,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治疗外感热病。当然,中医的外感热病有伤寒和温病的不同说法,但是,曹植、张仲景处于同一时代,对于当时流行的外感热病,曹植称其为瘟疫,仲景认为是伤寒,所以我们不可拘泥于病名的不同,要看到古人认识的差别和历史上外感热病学说的演变。[8]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明末清初中医学又形成了治疗外感热病的温病学派,治疗方法更加丰富、有效。吴鞠通《温病条辨》云:“温病三焦俱急,大热大渴,舌燥,脉不浮而躁甚,舌色金黄,痰涎壅甚,不可单行承气者,承气合小陷胸汤主之。”又说:“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宜宣白承气汤主之。”这些论述对于治疗非典足资借鉴。近贤姜春华先生,因不满温病学家用药过于清淡,“等同儿戏”,愤而提出“截断扭转”的治疗法则,[9]从而提醒我们必须全面汲取古人两千年形成的一切经验,而不可专执于温病一家。
瘟神并没有走远:“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历史上瘟神曾经肆虐于中华大地,造成多次“万户萧肃鬼唱歌”的悲惨局面。中医药虽然在治疗外感热病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过巨大的作用,使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民族,人口众多,充满生机。但是,仅仅依靠治疗的有效性,远远不能控制疫病的流行。治疗是被动的,只有预防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疫病的流行。中医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人痘疫苗,用以预防天花的流行,这一成功的经验不久即远传欧洲,但近代免疫学的兴盛,却成熟于西方。解放前的教会医院,把种牛痘当作进军中国的一种“先进武器”,以此与中医在我国争高低。
解放后,党和政府制定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强人民的体质,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接种,1978年天花被消灭,麻疹、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等的发病率也大幅度下降,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大多数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消灭第二、三种传染病也指日可待。真是斗转星移,换了人间。张仲景、曹植所处的伤寒与疫气流行的时代过去了,温病学家所担心的瘟神横虐的时代也成为了历史。在神州赤县横行了几千年的瘟神被送走之后,好象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不复存在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多年未见疫情,许多中青年中医没有见过传染病的流行,中医传统的治疗经验几乎成了“绝学”。然而,SARS病毒的出现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瘟神并没有走远。此前的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就已经向我们发出过警报,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中医外感热病学说还大有用武之地。
治疗非典中医必须充分参与:“今日呼唤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当非典瘟神突然袭来,人群普遍易感,现代医学尚无应对良药,人们惊恐万状的时候,中医药人员迎了上去,经过严密的科研设计,他们按照历代中医治疗温病的传统经验,辨证施治,在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控制病情转成危重、减少病死率、撤减激素等方面,都取得了比对照组优越的疗效,得到举世公认的良好效果。[10]这充分说明,中医的外感热病学说并不是一个僵死的学说,探讨外感热病学说也不仅仅只有历史意义。中医药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这次围剿非典的过程中,一定能重振雄风,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医积累了治疗外感热病的丰富经验,重视中医的历史经验,一定能够提高对于非典的治愈率。然而,从目前河北省的情况来看,中医药的参与度还比较低,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中医人员的参与。许多大型的中医医院不设“发热门诊”,北京先撤的“发热门诊”,也是中医院开的。中医给人的印象,还是“慢郎中”。但是,中医药学不但历史上就有急救的专科和专门的方药,而且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方随证转,“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如果不能直面病人,只是遥断病情,纸上来纸上去的开几个方子,不仅传统的治疗的经验会逐渐萎缩,也不可能在未来的防治工作中做出较大的贡献。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决不仅仅是几种清热解毒、化湿益气的中药制剂,而是具有理法方药一整套的理论与经验,十分丰富。有人担心,中医人员对于消毒隔离不太讲求,他们介入会增加感染机会,增加医务人员感染率。其实,教会中医人员消毒隔离容易,而让西医学会灵活运用中医药经验比较困难,只有中医药人员的充分介入,才能很好地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工作
“中医充分参与”,就是中医人员在非典发病的早期,或者在疑似期就介入治疗,这一时期西医缺乏有效的抗病毒药物,通过呼吸机吸氧和大量激素治疗的时机尚未来到,正是中医药大有作为的好时机。正是所谓“善治者,治皮毛”的当口。如果等到病情危重之时,病邪深入到脏腑,病人出现了呼吸窘迫、多脏器衰竭,就会贻误战机,形成“治五脏者,半死半生”的被动局面。在非典发病后十余天的高热期,中医药有许多退热的好方法:针灸、膏摩、饮散、服汤,皆能“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和解少阳、表里双解、清气凉营、通腹泻热都可退烧。即使是在呼吸衰竭或者在急性呼吸窘迫的危重时刻,虽然病死率很高,中医药仍然可以使用“通腑泻热”或者“回阳救逆”的方法,降低病死率。在非典患者的恢复期,由于很多人使用了大量激素,内分泌的平衡被打乱,需要中医药治疗善后;一部分人留有肺纤维化,可以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探索治疗,促进功能恢复。
总之,中医药应当积极参与非典治疗的全过程,不只是贡献几个制剂的问题。通过充分参与,可以加强中西医结合,可以有利于将中医推向世界。这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精华,对于人类做出有益贡献的大好时刻。
现在党和政府为扑灭SARS病毒引起的非典,已经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相信在中西医结合的条件下,通过控制传染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积极治疗现病人;以强有力的隔离消毒措施,切断传播途径;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提高人们的免疫力,增强人们的体质,加强自我防护。全民动员,人人重视,我们就一定能战胜非典。我期待着尽快送走SARS瘟神,还我神州宁静祥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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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熙华、SARS大事记、中国医学论坛报、20035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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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铁琳、与SARS超级传播者面对面、健康报、2003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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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燕玲、待解的难题、健康报、2003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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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燕玲、中医药治疗非典创佳绩、健康报、2003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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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荔子、八个中成药治疗非典有效、健康报、2003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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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燕玲、中西医结合治愈非典病人出院、健康报、2003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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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燕玲、北京推广中西医并举治疗模式、健康报、2003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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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东义、温病概念古今不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1  7(1)、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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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姜春华、姜春华论医集、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一版、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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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荔子、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有优势、健康报、2003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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