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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可明创造乙脑治疗奇迹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叮咬过病人或病畜的的蚊虫再叮咬健康人时，将一种嗜神经性病毒染入体内，使大脑神经系统受到侵害，出现高热、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等，病况与日俱增，经过10天左右，轻者向愈，重者丧生，存活者中将有7-20 %的人留下精神失常、失语、痴呆、偏瘫、智力减退等后遗症。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把防治各种传染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一方面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著名医学科学家钟惠兰、储福棠、微生物学家黄祯祥等，都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临床研究或病因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乙脑”疫苗的研制成功，为进一步开展试验研究和临床预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发现该病的地区来看，仍略有扩展趋势。人民群众特别是小儿，仍未解除这种可怕的威胁。防止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危害，就成为我国医药卫生问题上一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的22种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现这种病例，一般公立医院、私人开业医师以及普通群众，都必须立即报告卫生行政机关，把患者送入传染病治疗机构进行专门的隔离治疗，同时对发病所在地进行严格消毒，以防蔓延。 然而，专门隔离治疗的效果并非令人满意，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指出：“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素类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以发热为重要特征的外感病，几千年来一直是历代中医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内经》中的“热病”、《伤寒论》中的“伤寒”、《瘟疫论》中的“瘟疫”、《温热论》、《温病条辨》中的“温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虽然中医古籍中不曾有“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记载，但书中对“暑温”、“暑风”、“伏暑”、“暑厥”等病的描述，与“乙脑”的发病季节和临床表现极为相似，中医温热病里所说的暑温，虽然不能指定就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但至少流行性乙型脑炎应该包括在中医的暑温之中。中医治疗温病的丰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这一点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医师们听到“乙脑”这种从未听说过的烈性传染病，也不敢用治疗温病的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只是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得到初步落实后，中医被请进公立医院，才有机会在西医明确诊断和配合治疗的情况下，征服“乙脑”这种烈性传染病，从而大显了自己的身手。 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在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介绍说：“1952年8月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曾有6例流行性乙型脑炎由中医治愈，但当时并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有组织有领导的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由中医主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则是在1954年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后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首先开始的”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乙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石家庄市开业中医郭可明，于1954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参加工作。“乙脑”流行期间，他在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和石家庄市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医药治疗“乙脑”的工作。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 这一消息在“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的当时，对整个医学界犹如一声惊雷！ 卫生部两派专家小心认定中央卫生部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并于1955年春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1954年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但由于调查组的某些同志思想不纯，在那富有政治意义和科学事实的面前，不是用积极的负责态度，从政策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出发，诚恳地搞清事实和协助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挑剔这不是，那也不是，甚至提出‘是否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怀疑’，来企图否定一切。” [1]最后这个调查组并没有得出可信的结论。 1955年8月，卫生部决定重新派遣视察组，实地考察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情况和当地举办的中医治疗“乙脑”训练班的教学效果。视察组由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子化负责，由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及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他们8月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视察组成员、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高崇基回忆说：“我们看到了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里中医治疗的10名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人，他（她）们都很安详地住在病房里，有的尚在恢复，有的已经开始练习活动了，他们都是非常高兴。但是当住院时的严重情况，由于高烧和神志昏迷的缘故，他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家属们告诉我们说：‘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任事不懂了，要不是到这里来治，人就算完了------’言际笑容满面，喜形于色，足够证明住院当时病人情况的危笃，和如今两种不同的心情了”。“有的同志怀疑到诊断是否正确的问题，和治疗效果是否肯定的问题，我们翻阅了1955年度中医治疗的病案（石市传染病院），并在临床观察了10例病人，访问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及病人家属，以及治疗脑炎短期训练班学员们的座谈，我们有根据地说，在临床诊断上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确定的，中医治愈率的统计结果也是肯定的。首先石家庄是乙型脑炎的流行区，发病季节又与乙型脑炎相符合，年龄性别上又不专限于某些个别情况，症状表现及身体检查神经系统症状都和乙型脑炎相同；化验检查方面，血液、脑脊液检查及血清学检查，也不例外地都证实了乙型脑炎的诊断。” [2]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7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4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3] 另外，北京预防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前往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从4例“乙脑”死亡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出4株“乙脑”病毒，诊断得以进一步确定。后来采用了取自高顺生脑组织的一株病毒进行培养，并以“高顺生”名字命名，一直被制备“乙脑”疫苗所应用。 [4]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5]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同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此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可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6]，先生还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 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诊断和输氧、注射青霉素预防并发症等必要措施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直接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 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2/3以上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7]。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许多乙脑患者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同时，经卫生部先后两次派遣调查组才充分肯定了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也参加了工作组的治疗和研究。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经过调查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8月5日以后治疗“乙脑”的情况，认为某些中医师没有注意到多数患者的病情有“偏湿”的现象，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是使某些治疗不够顺利的重要原因。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这些方法，是以历代中医治‘温病’的方法为根据的。温病有不同的类型。流行性‘乙型’脑炎虽然病原相同，但因患者体质不同以及气温、季节等对患者影响的不同，患者的病变也有差异。其中有‘偏湿’、‘偏热’之分。‘偏湿’的即‘湿胜于热’的，病状的特征是高热无汗、渴不思饮、舌苔白腻或黄腻，脉象沉濡弦数，腹泻。‘偏热’即‘热胜于湿’，特征是高热有汗、大渴引饮、舌苔黄燥、脉浮滑洪大。对这两种病型，治疗步骤也应有不同。今年立秋前后，北京地区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也影响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流行性‘乙型’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北京某些中医沿用石家庄的成方来治疗病情‘偏湿’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是‘湿遏热伏’，效果不好，甚至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总之，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 [8] 工作组主要成员蒲辅周撰文指出：“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蒲辅周指出，明清两代温病学名家的温病学著作对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树立了规范，当代中医遵循这些规范能够找出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途径，“但是不等于说已经具备了治疗脑炎的特效方或者已经有了特效药（这一点不是办不到，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过目前还不可能）。即以辛凉重剂的白虎汤而论，有它的适应证，也有它的禁忌证，一切方药都是如此，全在于用之得当与不得当。至于如何才是得当，就必须掌握中医治疗上的一些原则了，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不能认辨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9]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8月下旬在北京使用他们所说的方法治疗了一部分“乙脑”患者，效果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患者最初连服大量石膏、犀角、羚羊角等寒凉药物，反而高烧不退，病势不减，而当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病情则很快好转。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在1964年“乙脑”开始流行之际，《中医杂志》第7期连续发表了数篇介绍“乙脑”辨证治疗经验的文章，如“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热、痉厥、昏迷的临床证治体会”、“辨证论治对兼湿类型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的点滴体会”等，表明经过几年的临床研究，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认识日益深刻，治疗经验不断丰富。如北京中医学校方和谦在文章中指出：“1955年石家庄治疗脑炎，发病偏于暑温证型者较多，而1956年北京市的发病又多夹湿邪，湿热为浊之患；去年我们参加本病治疗时，发现患者又偏于表邪闭郁，无汗喘促者为多，入院的危重患者，常先伤于肺气之化原（呈呼吸衰竭状态），而不同于前数年的心神内闭，内闭外脱症（心力衰竭状态），所以在医疗处理上就采取了透表达邪、清热解毒的治法，每收到预期效果。” [10] 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卓著疗效是举世公认的，这一成绩首先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成绩。但是，这一成绩，是在西医的辅助治疗和科学护理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如果不是请中医进医院工作，“乙脑”患者被收进专门治疗传染病的机构隔离治疗，中医则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散在的开业中医即使有机会在辨证施治原则指导下治疗“乙脑”，也不可能单独取得如此显著的疗效。正如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一文所说：“必须指出：（1）中医对脑炎的疗效为什么能有这样高？它是与西医的抢救（如输氧、鼻饲、强心等等）、正确的诊断、精密的观察、科学的护理分不开的；（2）获得这些成绩，并不是使我们可以自满，而是通过脑炎的治疗，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诚如四川卫生厅给我们指出的：‘通过这次中西医之间的合作，使工作得到顺利地进行，使该院中西医护人员深深的体会到只要依靠党的领导，遵照党的政策办事，治疗总以救人第一，不固执个人成见，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经验，这样不仅在中西医合作工作中能克服困难，同时为中西医共同整理祖国医学也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3）也诚如河北省卫生厅厅长段惠轩同志所指出的：‘介绍和研究中医治疗脑炎的经验，也并不是减轻西医治疗脑炎的责任。中医和西医应该团结起来，彼此学习、帮助和合作，共同做好脑炎的防治工作。” [11]所以，中医治疗“乙脑”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点是必须予以强调的。 中医治疗“乙脑”的成功经验，对西医学习中医无疑是一极大的鼓舞。如吕维柏回忆说：“郭子化同志发表的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成就的报告，给了我极大启示。这一报告治愈20例的事例，有‘清热、解毒、养阴’的中医理论，而且有权威性，是部长助理率领中西医视察组经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再加上听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同志在中华医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许多数字材料都使我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由此想到，中医学真的有这样高的疗效，哪有什么不值得学的呢？因而当领导上来动员我参加西学中班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2]在中医治疗“乙脑”的临床研究工作中，突出地显现了依据西医诊断的“病”来肯定和总结中医疗效的方法与中医传统的辨证施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也从而显现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后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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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报》社论 积极推行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 转自中医杂志 1955；10：2
0 w+ j' z, E) @' B4 ~[2] 高崇基 学好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就 中医杂志1955；12：11-12
, Y J1 i) }+ T, Y2 `2 H[3] 高崇基 学好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就 中医杂志1955；12：11
* S& y# E9 s. d/ ~: g[4] 又当年亲经此事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老中医吴蔚先生口述。 * H- z% D4 T5 |8 B5 i
[5] 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决定推行中医治“乙型”脑炎的经验 中医杂志1955；10：11（原载《健康报》）
, z( i9 o! I/ ]9 X[6] 郭可明 关于临床应用石膏的一点经验介绍 中医杂志1956；3：148-149
+ U: r. N5 P. s( ~6 C) l) L# H[7] 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 健康报 第463期 转载于中医杂志 1956；10：505
9 t: l; j- w$ W# F3 a! ^$ P) {+ Q[8]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 健康报 第463期 转载于中医杂志 1956；10：505
; m- z& n2 Z- } ^3 f[9] 蒲辅周 参加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些体会 中医杂志 1956；10：506 8 z% k" U; \. B# H! S/ X5 A
[10] 方和谦 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工作的点滴体会 中医杂志1964；7：8 . z% @$ s$ y+ d4 w8 Z
[11] 重庆市第一中医院 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方案初稿 中医杂志1956；10：512 & {* A8 B- D8 Y6 M
[12] 吕维柏坚持中西医结合为继承发扬中医学而努力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6；特刊：47 " R. X" F8 |+ H" r* e2 I3 }, e7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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