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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偷袭老专家出谋献策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个非典型肺炎病例。2003年2月1日是春节，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 2003年2月的广州是一个恐慌之城。不断有小道消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传播。这些消息的内容大体一致，一种致命的传染性疾病正在城市蔓延，至今已经死亡很多人。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消息，但是人们传说白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广东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抢购风潮。板蓝根脱销，一瓶白醋甚至卖到了200元。 2月10日，《羊城晚报》上出现了第一篇有关这种传染病的报道，报道的来源是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报道称，广东出现一种非典型肺炎，有一定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此时已距首发病例日87天。广州6个市的非典病人已发展到305例，死亡5人。介绍非典型肺炎的情况，这是人们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了解非典型肺炎疫情。发布会当天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月9日，广东全省已经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305例。新华社当天也播发了这一消息，消息说，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发病情况已基本稳定。在2月11日之后，尽管关于疾病控制和研究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但是关于疫情本身的报道却一天天少了起来。在这之后，广东的媒体开始活跃起来，人们这才知道，非典型肺炎在2002年11月就已经在佛山发现了第一例病例。在官方公布了疫情之后，广州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的平静期。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一场大的考验正悄然降临在中医的头上。 1月7日，家住广州市东山区的黄先生成为广州市第一例“非典”患者。他走进了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其后由于高热不退，肺部阴影明显扩大很快被转入了医院呼吸科。呼吸科的专家在为患者做检查时发现，该患者症状与一般的典型肺炎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运用常用的治疗措施都没有取得效果，病情反而不断加重，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特别是接诊该患者的7位医生和护士在短时间内先后病倒了，而且，症状非常相似。这个病有传染性！专家们的心揪了起来。 医院领导闻讯赶来并果断采取措施：马上隔离患者，同时立即会请中西医专家。经过充分的论证，专家共同认定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肺炎，有很强的传染性。医院领导当机立断，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和专家小组。党委决定：在按照广东省抗击“非典”专家组的指导处置患者的同时，请教全国最著名的老中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探索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救治患者。省名中医、广东省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委刘伟胜教授不顾66岁的高龄，常常亲自来到患者床前了解病情，指导用药。 黄先生入院后高热已经持续2天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专家们在认真为他检查后，调整了中药处方。“这剂药吃下去后，我马上感到舒服了很多，第二天烧就开始退了。”此后，黄先生的症状每天都有改善，19天后，他终于康复出院了。更为明显的是被他感染入院的急诊医生和护士，康复的速度更快，5天左右便退烧了，很快就康复出院并且回到了工作岗位。 虽然初战告捷，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非典”显然不是一个轻易就缚的魔头。接下来，疾病开始流行，更多受到感染的患者先后被送进了医院。有的病人按中医温病学的理论来看，初期就属于卫分与气分同病，来势凶猛；有的患者，在疾病的中期突出为湿热毒盛；也有的患者，属于最危重的时期，表现为阳气与阴液都极度亏虚；有的患者，体内的阳气向外泄露，身体将要虚脱；还有不少患者，在恢复期正气已虚，而邪气深陷在体内，日久不愈。 他们通过观察发现，不同患者的症状有相同的共性，又因为个人的不同体质、患病的时间阶段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因此，中医证候也因人而异，有不同的变化，而这一点与实验室的观察是相一致的。 更为危险的是，各家医院都有医务人员感染，特别是围绕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不断有医务人员倒下。面对危险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专家们毫不惧怕，进行更加艰苦的探索。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病情变化和治疗后的效果，他们甚至干脆住在了医院，每天数次查房，认真查舌脉、看咽喉、听心肺、观察分泌物和大小便。有人在抢救中受到感染病倒了，新的医务人员立即加入，前赴后继，毫不退缩！ 此时，全国著名的老中医们都不约而同地建议：收集第一手资料，认真加以研究。并强调一定要做证候群的调查。根据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老专家们推测这类疾病属于伏气温病。所谓伏气，就是指内有伏邪，在外因诱发下而发病，正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从1月15日开始，广东省中医院年轻医生制定了临床观察表，对每一例“非典”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登记，建立了证候数据库。 无论何时，一闲下来，徒弟们就纷纷打通自己老师的电话，就观察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向远在异地的老师汇报，向他们请教询问。全国名老中医焦树德、朱良春、周仲瑛、路志正、陆广莘、晁恩祥等也都加入了智囊团。2月24日，一位克隆氏病合并肠梗阻的急腹症患者紧急送进了二沙岛分院急诊科。外科手术非常顺利，但患者的其他表现却让医生们吃了一惊：高热不退，肺部病变迅速扩大，是“非典”而且是重症患者！患者被紧急送进了ICU。专家们集中床前，紧急抢救。患者出现了手撒口开、四肢冰冷的阴厥症状。“用苏合香丸！”老专家朱良春一语道破。患者四肢回温了。3月20日，这名77岁患者在医务人员的努力下，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而就在这种抢救的过程当中，现代医学与传统的医药学之间也仿佛骤然打开了相互交通的大门。一例患者抢救中出现心动过缓，注射几种强心药物未能凑效。“上参附注射液！”而此时的患者不正符合中医辨证的阳脱吗？参附汤合并血府逐瘀汤适合，专家果断下令，随即用药，果然取得效果。 然而，更加严峻的考验却接踵而来。随着一批急危重症患者的进入，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战斗开始了。在ICU病房里，最多的一天就有十几个患者带上了呼吸机。患者无法呼吸，部分病人出现紫绀及出血症状，生命垂危！医护人员奋不顾身地采用一切最好的办法进行抢救，插管、吸痰，激素、营养源源不断输入患者体内。 吕玉波院长亲自坐镇指挥，中西医专家共同战斗在患者最危险的时刻。西医按照广东省治疗“非典”专家小组的指导意见，组织国内著名专家会诊，共同制定治疗方案，积极开展抢救。中医也不断对症下药及时处理：呼吸衰竭，五虎汤加葶苈子泻肺平喘；四肢冰冷，大剂量的参附汤回阳救逆；热入营血，采用犀角地黄汤（犀角以水牛角代）清热凉血。中医的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紧密结合，共同抢救危重患者。 在与“非典”的战斗中，广东省中医院共收治了112例“非典”患者，占当时广东省全部患者的十分之一。按照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标准，77%的患者属于重症患者，将近40名患者使用过呼吸机。除7例由于年纪较大或有各种基础病死亡外，其余105例全部康复。该院的专家结合中西医两方面的优势，特别在中医全方位、全程参与救治过程中，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根据临床证候特点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方案总结4份，每一份都数易其稿。他们把稿子传真给异地的老师进行修改。方案按照其发病过程，分成早、中、极、后4个时期，中医辨证9个证型，中医基本处方10个，此外还有大量的随症加减的经验。这是一套集合了全国著名中医专家建议的方案，是凝聚了广东省中医院临床医生心血的方案。此外，在这场战斗中，该院有51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叶欣护士长于3月25日以身殉职。经过努力，他们取得了平均退热时间6.14±3.64天，平均住院天数为19.04±8.78天的良好疗效，被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之为退热时间和住院天数最短的记录。 世界卫生组织（WHO）随后通过proMED向全球发出了简短的警告，内容为中国广东有305人罹患急性呼吸综合征(ARS). 燎原北上邓铁涛上书中央记者郑灵巧在2003年2月14日的《健康报》上，以“非典型肺炎没什么可怕”为题介绍说，发病仅限于广东地区，板蓝根白醋预防未必有效，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是良方。并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专家，从现场采回了标本，并组成了强大的班子，现已经开始对病原进行培养、分离与鉴定。 2月18日，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宣布为非典病原体。根据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从两例尸解标本中发现一种包含体，判断为衣原体。广东省专家组成员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的病原。 记者郑灵巧在2003年2月19日的《健康报》上，以“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病因基本查明，肇事元凶是衣原体”的醒目标题，介绍说：“记者昨天在卫生部获得消息，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努力，查找致病原的工作进展顺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专家，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两份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的包含体，肺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 就是这个“十分典型的”衣原体颗粒，造成了人们盲目乐观的印象，也使卫生部领导的决策紧跟着乐观起来。乐观可以减轻恐惧的心理影响，但是不切实际的乐观或者看不见将要面临的巨大危险、不知道将要面对的严峻的挑战是怎样的艰苦，往往就会错失良机，铸成大错。 衣原体是什么东西呢？记者说：“据了解，衣原体是一种在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某些衣原体曾经被归为病毒，衣原体可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气溶胶，或者直接通过与病人、病禽或鸟类接触而传播，临床上表现为肺炎和支气管炎。对于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但必须是全程、足量的治疗。”因为临床上的确有这一类“针对性强的抗生素”，医生和患者似乎是有了依靠，不用担心了。 2月21日，一位来自广州的刘姓医学教授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参加婚礼。他于3月4日死于SARS。在等电梯时，他曾经与7个人接触，其中有美国商人 Jonny Chen、加拿大人、新加坡人和香港人。 此后SARS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开始蔓延。 2003年2月21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胡延滨的报道“广东省中医院积极救治非典型肺炎”，此前他们已经接诊治疗非典患者38例，仅有1例使用了呼吸机，退烧大部分只要5-6天，住院平均在10天左右，已经观察到中医药在退烧、缩短病程、促进吸收方面具有优势。 的确，广东的疫情控制得很好，中西医疗效也很出色。在长达三个多月的100天之中，他们几乎将瘟神扼死在广东。他们不仅用超深圳速度建设着大学城，这个占地43平方公里，可以容纳20万学生，有40万人生活其间的小社会，而且还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广交会的如期举行。 广东人真是了不起。然而瘟神是不服输的，这里打不赢就换一个地方，就象当年的英军鸦片战火。 2月26日，美国商人Jonny Chen从香港飞往越南河内，因SARS类似症状住院，他传染了20位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 卡罗·乌尔巴尼（Carl Urbani），这个第一位发现SARS爆发的WHO医师。Chen于3月13日死在香港的医院里。 2月28日，WHO的卡罗·乌尔巴尼（Carl Urbani）医师认为这种疾病不是一种非典型肺炎，他将它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又一个可惜的是，乌尔巴尼医生很快被瘟神击倒了，3月29日去世，比叶欣晚4天。 在乌尔巴尼殉职23天后，我国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邓练贤医师，也因救治SARS病人感染，于4月21日不幸以身殉职。 4月16日，WHO的专家们在日内瓦宣布，正式采用乌尔巴尼建议的名词——SARS来命名SARS病毒，以此作为对乌尔巴尼的永恒纪念。而越南也因为乌尔巴尼医师的努力，很快就把疫情控制下来。4月28日，越南被宣布为第一个控制SARS的国家。5月15日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一种与严重呼吸综合征相关的新冠状病毒”的结论中，研究者建议将他们分离出的第一株病毒命名为Urbani株SARS相关病毒。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乌尔巴尼医师为了救助他人的生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提早识别出这是异乎寻常的疫病暴发，必然会有更多的人深受SARS侵害。” 北京的3月，春光明媚，往年这时候已经开始恣肆的沙尘暴没有降临。然而，一种不被人了解的病毒正在飞速地蔓延，并且悄悄地逼近、来到了北京。 综合各家的报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叫“于丽”的女珠宝商人，2003年的时候27岁，是山西太原人。是她去广东采购的时候，不仅带回了珠宝，也将瘟神附载在她身上的SARS病毒，带回了太原，导致在广东流行了2个月的瘟疫疫情，输入到山西；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到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就医的时候，进一步引燃了北京的疫情；然后SARS疫情迅速传向内蒙、天津、河北，形成燎原之势。 2月28日，“于丽”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陪同护送下进入北京301医院。魏东光返回太原后，发现自己被感染成了非典患者，同时有2名护士也被感染为非典。 3月3日，陪同于丽的母亲发烧达39度，她父亲在太原也发烧，3月5日从太原赶来住入301医院。此时，一场瘟神发起的进攻也揭开了序幕。军队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3月5日上午接到301医院电话，说前一天来院就诊的山西三名患者需要转院。当时人们还是不认识SARS瘟神的凶残面目，在运输中和接诊的时候不知面临的威胁，使302医院有1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了非典。 于某一家八口陆续全被感染，父母先后病故。而302医院收了这一例非典病人后，前后三十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就包括那位令人崇敬的已退休的姜素椿教授。 3月7日，于丽的父亲非典病情恶化死亡。3月8日，于丽的1岁多的孩子、 弟弟、弟媳也出现非典症状。 3月15日于丽的母亲因为非典病重去世。 3月10日，香港威尔士王子医院报告SARS的暴发，50多名医务人员受感染。 3月12日，WHO第一次向全球发出警告，描述在越南和香港发生的SARS。 3月12日，于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现症状，送佑安医院，随即此院出现10多名患者。 此时山西的SARS疫情已经爆发。 3月14日和19日，来自深圳的一名男性，在香港淘大花园E座的兄弟家，因腹泻使用了卫生间。14日该男子已经发生了SARS症状，后来使护理过他的护士和他的兄嫂先后也发病。到4月15日，淘大花园的15000居民中，共发生321例SARS病人。其中，E座居民为主，占全部病人的41%，而边缘的11座仅占18%。 3月15日，WHO第二次向全球发出警告：正式提出SARS的概念，以及SARS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的定义。发出与SARS相关的紧急旅行指南。呼吁全球提高对SARS的警惕，提醒医务人员和旅行者注意SARS的症状，并建议立即报告病例。 3月15日晚，从香港探亲回京的74岁的李某（后被称为北京“毒王”）来到北大医院急诊。由于北大医院此前并不了解非典的各项相关信息，难以确诊，做了一般处理，李某在观察室输液2小时后，就离去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位李某是北京的第二个非典输入病例，他在香港曾到过导致非典蔓延的那所威尔斯亲王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非典疫情本是广州去香港喝喜酒的老教授带去的，这回算是“出口转内销”了，而且，他一个人“整体封闭了”两个医院。 3月16日，输液后并不见效的李某又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想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据参加过抢救工作的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医生江其敏说：“当时我们谁都没见过这种病例，只是从各种小道消息上觉得有点像广东的非典。无奈之下，我们打电话给广东一家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还不敢说，让问卫生厅去。后来还是一个护士胆大，给我们介绍了情况。” 东直门医院接诊了这例非典例患者，这个患者病情很重，仅4天就去世了。其后，曾经参加过抢救的六、七位医务人员就陆续发病了，结合患者发病的情况与广州非典型肺炎的情况吻合，他又曾经在疫区(香港)停留过，有流行病学史，医生们就考虑他是患了非典型肺炎。于是立即开始着手考虑如何预防这一疾病的问题。在防护隔离方面，当然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完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发展趋势呈爆发性进展，还是将东直门医院打了个措手不及。 3月25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部长宣布SARS为一必须上报的、可传染的和强毒性的疾病。 3月26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指令数千人在家中隔离。多伦多的医院开始禁止探视者入内。WHO召开来自13个国家的80位临床专家参加的电子会议，进行第一次全球“SARS大查房”。3月下旬，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不过这一消息并没有见诸中国的媒体。 3月26日，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说，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这位发言人并称，北京市早已建立完善的病情监测网络，成立了病情调查处理专业队伍和检测实验室，培训了相关医疗护理人员，能够应对疫情，保证首都人民的健康。 3月27日，在解放军最大传染病医院、302医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后，将SARS疫情扩散到内蒙古。 3月、4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考察广东的疫情之后，肯定了广州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经验，胡锦涛主席4月14日在广州考察时就说从网上见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好评。可是，为什么北京的疫情发展的这么快，大量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涌现，不断有医务人员被感染。 4月20日公布的非典确诊病例达到339例之后，北京的非典病例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 21日，北京报道新增非典病例143例，疑似病例610例； 22日，新增非典病例106例，疑似病例666例； 23日，新增非典病例105例，疑似病例782例； 24日，新增非典病例89例，疑似病例863例； 25日，新增非典病例103例，疑似病例954例……随着疫情的蔓延，北京人心中的恐慌也在迅速地扩散。 4月23日，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北京市中小学宣布放假，同一天，我国将非典列入《传染病防治法》。 4月24日零时，北大附属人民医院开始封闭隔离，这是北京第一个整体隔离的非典重点疫情地区。同一天，中央财经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两处宿舍楼也被隔离控制。之后，被隔离的人数节节攀升，最多的时候高达27000余人。 疫情迅速蔓延的时候，却看不见中医医院成立隔离区、中医药专家指导治疗非典病人的相关消息，而且传来的是90岁中医吕炳奎先生、路志正教授、焦树德教授等几位专家将联名上书要求发挥中医药善治瘟疫，运用中医药防治非典的消息。 远在广州的邓铁涛教授坐不住了，他想起前几次给中央领导写信的情况，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84年3月18日，他给徐向前副主席写信，反映中医药的严重现实问题，引起了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等政治局领导的重视，促成了国家中医局的成立，为落实中医政策、推动中医发展，有了组织上的保障； 1990年8月3日在长春，他与方药中、路志正、何任、焦树德、张琪、任继学、步玉如八位全国著名中医教授，一起给江泽民主席写信，呼吁在精简机构的时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裁撤，对中医的支持不能消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复函一一答复、落实； 1998年8月11日，他与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又是八位知名专家写信给朱鎔基总理，因为当时正搞“抓大放小”，河北中医学院并入河北医科大学实际上成了一个系，有的中医院并入西医院成了一个科，这样的连锁反应发生之后，就有可能使刚有起色的中医事业走向衰落，他们明确地提出“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这个报告引起了朱总理的重视，批转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后，制止了这股合并的风潮，保住了整个中医药事业不后退。 想到一次次的建议被政府采纳，想到当前的紧急疫情，邓铁涛教授提起笔来给胡锦涛主席写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您亲临广州指挥‘非典型肺炎’之战，爱民亲民的形象永远留在广州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您对吕玉波说‘中医是我们祖国的伟大宝库，应该在“非典型肺炎”的治疗中发挥作用’。我是一位中医，今年87岁了。我有责任出点力 ！我是中共党员，有责任向您反映中医的问题，供您决策参考，因此附上拙作三篇，希望总书记在日理万机之余，费神赐阅，是为万幸！专此敬上，祝政安！中共党员邓铁涛。2003年4月26日”。 信写好之后，附上他此前不久撰写的、关于中医药大是大非的论文《正确认识中医》《“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以及《论中医诊治非典》，一起用快件寄往北京，通过彭佩云副委员长转呈胡总书记；而且，也写了一封短信，也附上三篇论文，同时寄给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总指挥、政治局委员吴仪副总理。 《论中医防治非典》这一篇文章，是国家科技部中医药科技情报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长贾谦教授在广州调研非典，访问他的时候，同他探讨中医药如何治疗非典、中医治疗非典的依据何在时，深受启发和鼓舞，让他立即撰写的论文。并且是“三日之内寄到北京”，以便组织中医药防治非典的战略论坛用。 这一篇论文是给中医战胜非典以理论、以武器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最早的指导性论文，十分重要。它开头就提到中华文化与中医药的特殊关系：“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开播格言‘传承文明、开拓创新’，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导言，中医振兴的指针。千万不能丢掉中医的精华，空想创新。当然世界各国文明也在传承之内，但世界人民都希望我们把中华优秀文化传给世界”。 紧接着，邓铁涛教授以他特有的自信，以中医学特有的几千年的深厚积淀，在现代医学刚刚找到冠状病毒这个病原微生物，一无疫苗、二无有效抗病毒药的紧急关头，大声地发出了中医界的声音：“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这是多么豪迈的呐喊！这是多么可贵的宣言！在这中华民族与瘟神战斗最黑暗、最困苦、最为紧急的时候，在党与政府领导人感到“揪心”的时刻，我们来了！我们是中华大医，战胜非典，我们能行，我们有一个武器库！ 邓铁涛教授根据广东省中医院收治本病患者112例的临床观察和初步总结，认为该病属于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病机以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挟瘀，甚则内闭喘脱为特点，拟订了非典中医治疗方案。 邓老寄信后不久，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长佘靖打电话告诉邓老：“您写给胡总书记的信，他收到了，他要我打电话谢谢您！” 此后不久，新闻联播里传来消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吴仪，5月8下午与在京的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强调中医是抗击非典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药医务人员的作用，中西医结合，共同完成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使命。 中医药的大军终于开进了抗击SARS的主战场。 SARSA患者初到北京的时候，想在哪里就诊就可以到哪里就诊，后来病人逐渐增多，很多医院被SARS病毒“污染”；才开始有了定点医院，先是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然后疫情进一步扩展，病人继续增多，成立了6家定点医院；然后疫情进一步增加，卫生部紧急征用、启动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等实力最强、条件最好的三甲医院作为定点医院；用一周的时间，紧急建设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从军队调集医务人员进京，集中收治患者，大规模服用中药，降低病死率、医护人员感染率。随着各项措施的加强，流调救治关口的前提，终于将瘟神引燃的战火扑灭，迎来胜利的曙光。 获全胜世卫专家称赞中医中医界人士关心SARS防治，积极建言献策的现象非常壮观。笔者在《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一书之中，收录了很丰富的有关内容。 在吴仪副总理2003年5月8日与在京的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之前，在北京的中医院的许多医护人员很早就参与到防治SARS的战斗之中了，但是，他们是被当作西医的医护人员来使用的，没有发挥专业特长。谈话之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急进启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科研课题，开始系统观察中医治疗效果。当然，大规模的服用中药的“群众运动式”的紧急治疗，也顺利开展起来。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第9次新闻发布会上的话，他说：到目前为止，北京已有半数以上的非典患者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经过不同对照组对照，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优势已初步显示，一是可以缩短病人的发热时间……；二是有利于病毒排泄，减轻炎症反应……；三是可以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除上述结果外，初步结果还显示中西医结合在减少激素用量及缩短减量时间、降低并发感染率、改善呼吸困难等症状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势头，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6月11日刊登文章《中医药科研直逼SARS?—中医药抗非典科研攻关纪实》，记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领导中医药治疗SARS的科研情况： 领导重视行动迅速：今年初SARS疫情发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党组非常重视，多次打电话或派谴专家到广东省中医药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局党组抗击非典工作思路和防治方案，要求中医药积极介入防治非典的医疗和科研。 3月份北京发生疫情，在局党组的领导下，科技教育司认真筹划中医药防治非典，科学研究，迅速行动，以科技攻关为先导，积极协调有关委、部、局和北京市各相关单位，打破条块，整合力量，主动出击，成立了“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SARS科技攻关协调小组”，全面协调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SARS的科研工作。 科技教育司紧急启动了“局中医药防治SARS临床研究特别专项”，投入100万元，有8个课题立项，协调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紧急启动“中医药防治SARS临床研究”专项，投入200万元，有13个课题立项；组织SARS国家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评价研究”、课题的申报并立项研究，经费100万元；成功组织了北京地区中医、中西医结合科技攻关队伍多次召开方案设计、课题立项论证会，依据广东经验并结合北京实际，制订了科技攻关综合防治方案；完善科研方案和方向，随时协调、解决科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为了使中医药抗非典科研迅速取得成效，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SARS临床研究实行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整体设计、分批立项、统筹管理，由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SARS临床研究协调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中医药科研工作实行统一布局，不搞重复投入；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根据疫情发展趋势；重点放在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小汤山医院、佑安医院及解放军302医院等。 科技教育司对科研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在研究初期，不强求治疗方案的完全统一，各课题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保持多样性，一线人员对方药的选择有决定权，最后通过疗效评价来逐步优化、统一方案。课题设计既要科学合理，严格执行随机、对照原则，在非常环境下又要简便、可行，不影响一线救治工作。统一临床观察指标，要求突出重点，简化内容，便于操作。允许分期、分别结题，争取时间，早出成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特别专项的产生：3月下旬安排中国中医研究院全面收集SARS有关信息，并要求广东省尽快将中医药治疗SARS的经验总结上报。4月4日召开第一次项目论证会，明确SARS中医药攻关研究全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已公布的的3个预防方的基础研究；二是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三是抗SARS中药筛选研究。其中重点是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中药筛选要为临床研究服务。4月9日提出应当及早设立临床研究特别专项。科技教育司及时抓住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被确定为SARS定点医院的时机，积极组织北京地区中医药单位正式介入临床研究。之后东直门医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先后加入科研队伍之中。 科技教育司果断提出非常时期应启动非常工作程序，要求有条件的医院可参考广东治疗方案先启动研究课题，后走立项程序。在参考广东省和北京市中医治疗SARS方案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制定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研究推荐方案。分为四期、五型、五方，攻关点定位在退热和减轻中毒症状、抗渗出及抗肺纤维化、配合撤激素和促进病后恢复等方面。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国家攻关课题的预案。 经过充分论证，4月中旬正式启动了8个课题，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的两项课题以回顾性研究为主，同时做小样本前瞻性研究；中日友好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东直门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不同的方案观察，进行总病例440例的随机、同期对照临床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评价中心侧重方案优化与多中心数据处理。特别专项课题参加人员共计86人，平均年龄39.6岁。其中高级职称61人，中级职称21人，初级职称4人；博士后2人，博士22人，硕士．27人，学士32人，其他3人。4月中旬，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和局科技教育司相互配合，进一步组织专家在借鉴广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北京疫情特点制定了“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并在临床上应用。同时，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紧急启动了“北京市中医药防治SARS临床研究计划”，分批启动了13项课题，涉及单位有佑安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胸科医院、鼓楼中医医院、护国寺中医医院、东方医院等12家，计划临床观察病例260例。 成功组织国家“863”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在3、4月份积极准备的基础上，国家中医药管进局科技教育司组织了国家防治非典总指挥部科技攻关组“863”计划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评价研究”课题的申报，于5月6日正式立项，经费100万元。以中医研究院为组长单位，参加单位有佑安医院、地坛医院、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安门医院，友谊医院等8家医院，参加人员共计130人，其中高级职称86人，中级职称32人，初级职称12人。截至5月22日，临床入组观察病例304例。5月16日，组织中日友好医院牵头的“SARS的中医证候演变规律对分期以及分证辨治的临床研究”申报了“863”计划项目课题。 5月20日，国家防治非典总指挥部科技攻关组有关领导应邀参加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SARS科技攻关协调组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SARS科研工作汇报。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陈传宏副司长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临床研究进展较好，整体设计、统一协调、优化资源、联合攻关，有大局意识，同意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所立SARS研究课题整体纳入“863”计划项目课题，并要求派人参加协调小组。 局科技教育司与国际合作司正积极筹划、组织申报WHO合作项目，初步确定推荐中日友好医院的“中药治疗对SARS患者病程、预后及免疫应答反应的影响”课题。该课题由中西医专家共同参与，科学设计，按照随机对照原则观察病例120例，进行中西医结合方案与西医方案对比研究。为保证研究工作科学、有序进行，紧紧围绕研究目标、突出各个时期的研究重心，局科技教育司还认真总结、推广广东省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广东省的经验为北京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中西医结台治疗SARS疗效明显：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缩短平均发热时间：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观察表明，将中药治疗组的30例患者与对照组29例患者的退热时间平均值(入院至体温正常时间)进行比较，中药治疗组平均退热时间为4．50天，对照组平均退热时间为6．55天，中药治疗组较对照组退热时间平均缩短2天，差异显著(P＜0.05)。 改善全身中毒症状：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将患者全身中毒症状(发热、头痛、关节痛或全身痛等)进行症状积分，并对中药治疗组(31例)与对照、组(32例)中毒症状积分，将入院时与治疗第7天、14天、21天的症状积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药治疗组全身中毒症状积分明显降低，以第二周(14天)、三周(21天)突出(P＜0.01)。 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北京地坛医院治疗SARS患者20天肺部X—RAY的观察结果，中药应用组(30例)肺部阴影吸收率为83．8％(25例)，对照组(23例)为47；8％(11例)。经统计分析，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1)；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治疗SARS患者21天肺部X-RAY的观察结果，中药治疗组(31例)肺部炎症吸收率为87．1％(27例)，对照组(32例)为56.3％(18例)，两组差异显著(P＜0.05)。 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北京佑安医院对102例住院患者的观察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普通型治愈率为98．1％，好转率为1.9％，病死率为零；重症治愈率为69.2％，好转率为15.4%，病死率为15.4%。西药组普通型治愈率为88.9％，好转率为11.1％，病死率为零；重症治愈率为52．6%，病死率为47.4％。对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中西医结合组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61)。 改善免疫功能：北京佑安医院对25例重型患者的观察显示，中西医结合组(9例)治疗后CD4十T淋巴细胞由352±279／mm3上升到525±490／mm3(P＜0．05＝，单纯西药组(16例) CD4+T淋巴细胞由229±69／mm3下降到205±108／mm3(P＞0.05)，重型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明显高于单纯西药组(P＜0．05)。北京地坛医院对65例患者的‘观察显示，中西医结合组(35例)对淋巴细胞数量的增加和CD4细胞免疫的恢复有改善和保护作用，优于单纯西药对照组、(30例)，有显著性差异(P＜0．05)。 减少激素用量，减轻临床常见副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对比观察显示，疗程结束时甲基强的松龙的用量中药组平均为183．55±202．07mg，西药对照组为285．94±267．35mg，两组差异显著(P＜0．05)。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可加快激素减量，进而减少激素用量。 北京地坛医院比较了中西医结合组(35例)、西药对照组(30例)继发真菌感染情况：中西医结合组4例，对照组7例。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减少应用激素以后继发的真菌感染具有优势。 由我国卫生部主办的的“东盟与中日韩高级国际研讨会初步成果与世界各地学者进行交流；共同学习，相互提高；局科技教育司积极组织相关课题进行阶段总结；东方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及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5篇学术论文参加了会议交流。 2003年6月4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高益民的文章“战胜非典，中医药应登上主战场，”文章介绍了供抗非典使用的8个中成药。 2004年1月19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记者马骏访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翁维良教授的文章“中医临床科研设计距国际水平有多远”：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来自WHO总部的17名国际专家听取了中医药参与SARS防治的科研报告。经过两天紧张的评估答辩和充分讨论，最后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防治SARS是安全的，诸多方面具有潜在效益。这一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来之不易，许多中医药工作者、政府官员和各学科的研究人员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担任大会主持人兼主报告人的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翁维良教授，当时参加了研究方案设计与实施。 有人认为，中医科研的设计不够规范、论证不够严谨等问题是其成果难以被国际认可的重要原因。本次向WHO专家汇报的中国方面的10篇报告，由翁维良教授亲自把关，严格审查，经受了考验。在起草科研报告过程中回顾早期科研设计发现有哪些不足?从WHO官员提问重点来看，国内和国际的科研设计思路、考虑重点有哪些不同?今后做中医临床科研设计应在哪些方面做更多努力?带着诸多疑问，记者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GCP中心找到了翁维良教授。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有人说中医药两千年来延续不绝就是中医具有疗效的最好证据，这是无需证明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投入大量精力做临床试验拿数据来证明中医的有效性呢? 翁维良：几十年前面对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很好，但西医不认可，认为我们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西医学很早就开始注意运用科学的临床研究方法，认为只有规范化的临床设计做出的临床试验，保证研究质量，得出的结果才是可靠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SARS开始流行的时候，就下决心要用这种现代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医，成立了“多中心大样本的中西医治疗SARS的临床研究”课题组，后来北京市、科技部都参加了该研究，经费比较充分，很多新的信息技术设备都得以采用，也显现了多中心的好处，人员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系统、北京市系统、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及部队系统，因此才拥有500多例大样本病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希望在这次SARS研究中能借助循证医学、DME、GCP这些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的方法来研究中医临床疗效，得出比较直接的结果。这个结果拿出来，要让中国的西医相信，也让国际上的西医相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医属于传统医学，而传统医学在世界卫生组织里是很小的一部分，WHO专家对中医能治疗急性病或中西医结合比单纯西医效果好，大都持怀疑态度。阻碍中医药走向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不认可我们的疗效，在他们印象当中，传统医学都是很落后的，他们不相信中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要投入这么多资金来验证中医临床疗效的原因吧。 记者：您当时作为大会主席全面负责此事，为了能够通过WHO专家严格的评估，应对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您们事先都作了哪些准备呢? 翁维良：本来我是作为专家出席这次会议的，后来让我做大会主席，兼主持人、主报告人，全面负责这个事情，压力确实很大，所有材料都要我来把关。我把所有材料重新审一遍，每一项都要落实，一定要非常确切、可靠。有些专家的材料以前没有被这样严格的审核过，反复改，觉得很麻烦，我说不改不行啊，因为所有的说法一定要严谨、有依据，写法、表达方式要符合国际惯例才行，数据更要确切，尤其要重视研究方法的表述。 我们还请一些人站在世卫组织专家的立场向我们提问题，做这种模拟训练是很有好处的。在模拟现场，我们做报告，然后根据模拟专家的提问再对报告进行反复修改。现在中药不良反应在世界上闹得风风雨雨，我们想外国人肯定很关心中药的安全性问题。虽然临床试验原先没有设计安全性内容，但在常规检查中是做了肝肾功能检查的，我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病人的肝肾功能比对照组病人好，能够用来证明这些中药是安全的，就专门组织了一篇报告说明这个安全性问题。当时，世卫专家也正好提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准备非常必要。 记者：我记得WHO专家当时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尖锐，因为这17名官员也都是各领域的专家了。那您觉得他们的思路、考虑问题的重点和我们国内相比有什么不同? 翁维良：世卫组织的提问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安全性问题，这个如前面所说已经解决了；二是随机对照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三是偏倚的问题，问我们是用什么手段控制偏倚的。 关于随机对照，在临床试验方案中是设计了的，但遗憾的是有些医院没有好好去做。当然，也有几家医院做了随机对照，如地坛医院、302医院、佑安医院和东方医院。有的医院在世卫专家提问的时候不敢说做了随机对照，因为该院的随机对照是用最原始的抓阄的方法，而现在国际上早已不再采用这种方法了。我鼓励他如实说，当时是SARS紧急救治情况下启动的研究，条件差、困难多，病人分组是通过抓阄的两种结果来决定是对照组还是治疗组，不是大夫有意分配的。这样的随机分配，虽然很原始，但毕竟也作了随机，可以减少误差。世界卫生组织也承认了这一点。 世卫专家提问的另一个焦点是临床研究偏倚，偏倚的概念可能有些人不大了解，偏倚是又称为误差或偏差，是指研究结果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使研究结果偏离真实情况，影响研究质量与结果的可信性。偏倚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如回忆偏倚、测量偏倚、入院率偏倚等，控制偏倚的措施也有很多：设置合理的对照组；研究人员要培训标准化；采用盲法，单盲、双盲或三盲等。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如果医院给治疗组病人服用中药，给对照组只服用西药的话，病人就会意识到两组的差别，控制试验偏倚应该采用盲法比较好。在SARS临床研究中面临许多在过去常规临床研究中所未遇到的问题，这一点世卫专家也表示理解，但是我们的研究设计应该说是不完善的，对偏倚的控制还不够严格。 开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抱着怀疑的态度，提问非常严格，对报告的讨论是一个字一个字进行的，最后态度慢慢的转变了，达成共识。他们想到的问题我们事先都想到了，他们没想到的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是充分准备就能满意解决的。 记者：您觉得我国目前临床科研设计、评价、质量控制等方面存在哪些不足?和国际水平相比有什么差距吗? 翁维良：二十世纪开始国际上开始注意临床试验的科学性与保障受试者的权利，逐步规范临床设计，真正形成国际公认的规则大概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我国1983年成立了14个首批临床药理基地，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基本上国际上现行的方法我们都了解。GCP原来是指药物临床试验规范，现在发展到应用于中医临床试验方面。为了使我国中医临床研究设计能和国际接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了一项“中医临床研究设计与评价”的软课题，就是要解决怎样做中医临床研究设计，怎样进行质量控制，怎样运用中医临床研究的统计方法及数据管理，如何进行临床评价等问题，以提高中医临床科研者的研究水平，使研究结果更可靠，质量更高，疗效更确切。据我了解好多临床研究人员不够重视临床研究中的偏倚，不了解偏倚的重要性。许多文章只是泛泛地说做了随机对照，可是具体怎么做的随机，怎样控制偏倚，在文章中都没有体现，实际上作者也很少考虑。在国内以治疗心血管病著称的某药物有关临床试验的十六篇文章中，符合要求的，能达到10分以上的只有两篇(根据数据、方法有一套评分机制，随机对照、控制偏倚较好的最高分是17分)，所以该药物控制偏倚的措施是很不完善的，得出的临床结果自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9日刊登记者周颖、胡延滨的报道：“广东省中医院专家赴港交流抗非典方法，共同研究制订香港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临床规范”。文章说，5月3日，应香港医管局的邀请，广东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林琳副教授和中医内科专家杨志敏副教授前往香港，与香港中西医专家共同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型肺炎，提高临床疗效的方法。她们以广华医院为基地，进行非典防治交流以及研究工作。据悉，这是香港医管局首次邀请内地中医师到港参与治疗非典患者，并希望在一周内制订出香港首例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临床规范。广东省中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所取得的效果受到多方关注。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考察组专家对该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所取得的疗效给予较高评价之后，香港一些学会和大学陆续邀请该院专家赴港介绍经验。 4月初，港进联和香港中医药学会邀请该院的有关专家访问香港，并举行了“中西医结合对抗非典型肺炎”的讲座。香港浸会大学也在其后专程邀请该院专家赴港，介绍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有关经验。同期香港医管局组织有关专家专程来广东省中医院实地交流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方案和经验。提议邀请内地中医专家来港的新界东医院联网中医药统筹专员梁秉中表示，内地中医专家来港与香港医生合作抗击非典是一个创举，是香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里程碑。长期从事中西医学研究、中医药和生物药开发的邓志仁指出，临床上，如能及时、合理地使用中医药治疗非典，不仅能够有助于降低死亡率，而且对缩短患者的治疗周期和恢复期有明显的帮助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未用过或少用中药的患者，疗效也许更为显著。他说，恰当地辅以中药辨证治疗，比单纯使用西药，有治愈率高和死亡率低的优点。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刘良教授强调，中医药不但可以配合预防非典，在发病早期、后期以及恢复期都可以加入治疗，而并非在西医药无法救治时才加入。他认为，中医药是可以介入治疗的各个阶段，以实证为本、以病人为主体，配合西医药治疗。他表示，中医讲究机体的免疫力，包括扶正祛邪和因时、因地、因人而处方用药，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客座教授岑泽波指出，香港中西医有良好的合作前景。他认为，非典是中西医合作研讨的开始，日后可进行更全面的合作探索。 5月4日林琳和杨志敏出席了由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举办的非典治疗研讨会，百余名中西医师分享了广东省中医院以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病人的经验。 林琳、杨志敏两位青年女中医，不辱使命，扬威香港，在世界的窗口上展示了中医药的古老又年青的魅力。吕玉波院长说：“可幸的是，林琳、杨志敏两位专家很争气，在香港奋战3个月，取得了很好的疗效。香港某些媒体都作了多次大篇幅的报道。医管局还这样宣传：‘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中医药治疗的作用，鼓励医生在治疗中使用中药。’他们的成功，要感谢医管局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感谢全国名老中医邓铁涛、颜德馨、周仲瑛等的精心指点；要感谢医院近十年的人才发展战略。邓铁涛老多次说过：‘机遇钟爱有准备的人。’人创造奇迹常常是在瞬间，但没有一个创造奇迹的是依靠瞬间的。正是由于他们在医院‘育人工程’的推动下，平时刻苦努力，点滴积累，才会有今天的成功。” 2003年6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王燕萍、白冰的报道：“香港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接受中医治疗”。报道说，林琳、杨志敏教授5月3日到香港之后，协助香港医疗界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非典型肺炎一个多月以来，她们已经为88名患者、298人次进行了诊疗，取得了良好疗效。杨志敏说，刚开始只有深切治疗部的病人要求接受中医治疗，而且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当治疗效果显现出来后，主动要求借助中医治疗的非典患者明显增多。香港联合医院一名非典病人首先尝试接受中医治疗，因为疗效好，同病房的6位病人同时提出要求接受中医治疗。连日来两位专家穿梭在香港的10家医院，为非典病人诊治，有的病人需要复诊十几次。香港有关方面证实，经过林琳和杨志敏中医诊治的病人，有的已经出院，有的从深切治疗部转到普通病房，病症明显减轻。林琳和杨志敏的到来，是香港公立医院首次引入中医治疗方法。“香港方面配合很好，医生也很合作，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尽快找到有效治疗方法”，林琳说。据介绍，由于病人的需要和香港方面的要求，林琳和杨志敏将延长留港3个月。她们表示，只要病人提出要求，一定会尽心尽力治疗。“眼前疗效是最重要的，救人是第一位的”，她们这样说。 林琳和杨志敏在香港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也不断与国内的老专家请教治疗方法，邓铁涛教授在她们出行之前就表示一定做她们的坚强后盾。前方战况时刻牵动着后方老专家们的心。邓老就几次主动打电话询问她们的情况，她们也时常求教。杨志敏的电话费主要花在求师问药上，而不是与家人的联系方面。 2003年5月22日，林琳打电话给朱良春先生的女儿朱婉华主任询问病情，有一个非典合并肺纤维化的患者，一开始是肺脾两虚，湿浊内阻的症状，舌质淡，全身无力，脉滑。经过治疗之后，出现阴虚症状，口干舌质转红，请教怎样分析病机和用药。 朱婉华立即向朱老汇报了有关情况，朱老根据病人的病情，拟订了益气养阴，解毒化瘀的处方：北沙参30克、麦冬15克、生黄芪30-45克、生白术15克、金荞麦30克、鱼腥草30克、穿山龙30克、杏仁15克、薏苡仁30克、广地龙15克、地鳖虫15克、桃仁红花各10克、紫丹参15克、甘草6克。5月29日林琳回电话说，用药后效果很好，病人体力恢复很快，肺部阴影吸收也很明显。 香港与大陆合作探讨中西医结合防治非典，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也开拓了中西医结合的新领域。而同样疫情深重的台湾，中医药参与非典治疗却并不尽人意。其中的复杂原因，也颇难用简短的文字说清楚。 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两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2003年7月2日全国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总参招待所（京东宾馆）胜利召开，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致开幕词：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今天，全国中医药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我谨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全体代表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通过你们向全国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中医药医护人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她说，面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场灾害，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的双解除，标志着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解除了旅游限制，并从疫区的名单中删除，意味着中国防治非典的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面对灾难，不畏艰险，团结一致，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取得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发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积极投身到各项防治和科研工作中，努力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不断探索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96所中医医院派出医疗队，到195所定点医院参与救治，占定点医院总数的52.3%；在全国内地5326例非典型肺炎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确诊病例累积总数达3104例。与此同时，中医药科研人员和中医药医护人员共同努力，紧密合作，面向临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好顶层设计，多学科合作攻关，采用了随机、同期对照的方法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和中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本次会议是发生非典疫情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医药防治SARS学术会。各位代表将交流临床经验，优化治疗方案，研讨学术问题，升华理性认识，为进一步探讨中医药防治非典的作用机理打下基础，以期在今后防治非典工作中更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实践证明，在前一段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认同，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非典的斗争远没有结速，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继续落实科学规范的防治措施，继续探索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非典的有效方案，加速开展有效中药的研制开发。同志们，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发挥和突出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为有效防治SARS做出应有的贡献。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这次大会的《论文集》内容很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集中体现了整个中医药界抗击SARS的治疗经验。在这次大会的前后，不少经验已经陆续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和《中医杂志》上。 在理论上如何阐述中医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寒温论争由来已久。 邓铁涛先生很早就主张用发展的目光，看待伤寒与温病的关系，知其长，也识其短。因此，主张将伤寒与温病统一起来，而且不断探索，一次一次地探索统一的途径，寻求统一的具体方案，发表在《邓铁涛医集》和《实用中医诊断学》等著作之中，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近来又主张逐渐将伤寒与温病融合为热病。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 热病不仅是历史悠久的称谓，源于《素问》《灵枢》，更重要的是热病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既是患者的主观感觉，也是医生的客观证据，容易与世界接轨，也容易让世人明白。其深层的意义，还在于能够包容几千年来形成的伤寒、瘟疫、温病学说，使它们逐渐在学术上求得共识，能够平静地开展学术争鸣，而不是分歧越来越大，相互越走越远。 伤寒与温病学说的有机融合，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医学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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