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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有幸成为赤脚医生1 ]' X* R6 W7 V0 \5 r% J
曹东义8 x1 |1 c& ]/ o6 H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 n/ x9 _ j5 u
7 {& Q3 U8 O2 c& ^7 t8 a: E我高中毕业之后，那是1975年春天，我的老家衡水县仲景村的卫生所只剩下一个乡村医生李存保，他忙不过来了。 这个村子很大，原来还有个女村医，嫁到别的村子了。 村医李存保打算找一个帮手，一起完成村民的医疗保健任务，他看上了我这个有家庭医学背景，又刚毕业的高中生。因此，就和村里的干部说了，村里的大队干部也很了解有关情况，就同意了，尤其是当时正处于冬春季防疫的季节，需要给生产队的猪、户里的鸡，挨家挨户打防疫针，这是个辛苦的差事，一般人不愿意干。 我接到这个差事，很高兴，终于让我有机会走向医生的行列，未来也许可以到衡水卫校读书，尽管我也很向往河北医学院，但是，我亲告诉我：“上个卫校就不错了；河北医学院的梦就不要做了，县大院的很多孩子还等机会呢。” 当时，生产队的猪圈很大，一个猪圈可以养几十头猪，一般是十几头猪在一个圈里，这些猪就好像是运动员，见了人就跑，哪个打了预防针，哪个没有打针，可是很难记住。 我后来摸索，逐渐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长杆子把猪赶到一个角落里，然后人下去，从它们的屁股或者脖子上进行注射。猪不怕疼，就怕人接近。每天掏鸡窝，就像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我们都是晚上去做这些事情，大约做了一个多月，完成任务之后，就去接受赤脚医生培训了。 1975年3月份，我参加了小侯公社医院的乡村医生（也叫赤脚医生）培训，由一个老西医张西平先生做教员，有四五位各村送来的年轻人做学员，每天由张先生念一段书，进行讲解和实践操作。经过3个月的培训，两本《赤脚医生教材》就学完了，可以回村里做赤脚医生了。 我记得课本里，有解剖、生理、药物知识，其他主要是各种常见病的诊治要点，后边有针灸十二经穴位，可能有一些中药方。但是，老张先生是西医，而且是当年经过教会医院培养的西医，他英文很好，是县医院的内科业务骨干，因为是右派下放到公社医院。他不懂中医，也不学习中医。他人很慈祥，也很有个性，喜欢读书看报，每天送报纸的一来，他都第一时间看报纸，最喜欢看的是《参考消息》。我到公社医院工作之后，经常和他抢着先睹为快。 经过3个月的培训，我就回到村里的卫生所，成了正式的乡村医生，背着药箱四处巡诊，上门打针。那时村里没有输液的设备，输液被称为“打吊针”，那是公社医院才有的配置，一般的人只要“打吊针”，就意味着病情很严重。 在村子里当赤脚医生很辛苦，有时候刚躺下，就有人来叫门。如果是冬天，那就更受罪了。很多慢性病人，痛苦无望，只是熬日子。 记得村子里有个人打针，是他自己买来的“争光霉素”，或者叫“庆大霉素”？记不准确了，但是发生的过敏意外，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村医李存保为患者打了一针，患者觉得不好，就去厕所，二便失禁。他自己描述的主诉，是眼睛看不见了，心里不舒服。就给他注射了山梗菜碱、尼可刹米、副肾素等兴奋呼吸和循环中枢的针剂，后来又派人去叫肖张公社医院的胜刚来出诊。经过紧张的几个小时，病人看见东西了，但是，他在被子里一直哆嗦，一颠一颠地不住颤抖。尽管如此，病人心里明白自己闯过了一个生死关头。他自己风趣地说：“还是命大啊，要不然，这一会儿，就该到土地庙去报丧了。” 父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应该打654-2注射液，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 当时，我的医学知识还很少，只是见证了那个缺医少药的时代，知道了乡村赤脚医生不容易。 很多人不知道庆大霉素名称的来历，这也是出于政治形势的逼迫。资料说，庆大霉素是为数不多的热稳定性的抗生素，因而广泛应用于培养基配置。中国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广谱抗生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科技成果之一。它开始研制于1967年，成功鉴定在1969年底，取名“庆大霉素”，意指庆祝“九大”以及庆祝工人阶级的伟大。 这样对于肾脏损害很严重的“新药”，当时乡村卫生室，是买不到的新药品。 那个时候的注射器，都是玻璃管，全村都是公用一两个注射器，它与几个针头，泡在一个大口的酒精瓶子里。那时很多药片，比如去痛平、安乃近、胃舒平、酵母片、甘草片、苏打片等，都是500片，或者1000片一瓶，装在一个大玻璃瓶子之中，摆在药厨子里。患者来了，就从其中取一些，把几种药包在一起，每次一包，一天三包。大瓶子里的药物用完了药，就可以做装针管的大瓶子了。到了谁家，就用一碗凉白开水，冲洗一下，然后注射药针，基本上是退烧的安痛定，也有需要溶解之后使用的四环素、青霉素等。慢性盆腔炎，有胎盘注射液。 药片也很少，整个村卫生室，就有一个药厨子，村民来看病，都是包几包药片，有的碾碎了，有的不碾碎。让病人带回家，村医记账，以备将来复诊查阅，也是医疗档案文书。 1975年秋假期间，我被选拔到衡水地区卫校参加“放射科训练班”，那个时候我没见过透视机，更没有做过照相。因此，讲课的时候，什么荧光屏、球管、多大尺寸的照相盒子都不知道，但是知道了1895年伦琴发明了X射线，知道了阴极射线，胶片感光，放射科有暗室，需要显影、定影等处理过程。 学习透视、造影、拍x光照片，就必须懂得全身的解剖，因此，这是一次大提高的过程。 一个多月的放射科科训练班结束之后，我就到衡水县医院放射科进修学习半年。这期间，1976年1月周总理病故，我6月回到公社医院，成为了一个公社医院的职工。 在县医院进修期间，我学会了打羽毛球，这是那个时期县城才有的体育项目，乡下没有。那时中学里边，有篮球，原来药房的司药王九义爱好打篮球，所以他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就去学校打篮球了。付洪耐院长看到有的时候病人取药，需要等着他回来，很是着急。后来就专门招了一位腿有残疾的残疾人做司药，他不去打球，可以24小时长期住在药房里。 我到小侯公社医院之后，就在院子里画了场地，没事的时候就和同事打羽毛球，连药房的腿残疾的司药，也出来参与，先是观摩，后来也上场参加活动。整个小院子里，充满了欢乐。 那时，公社医院有十多名医生，为了迎接新设备，就翻盖了十几间瓦房屋，带走廊，比较宽阔。大家内天早晨起来，拉车、推土，把后院填起来，前院种白菜，补贴生活。 记得夏天雨水很大，为了浇菜，就把一个水桶，上边、下边，分别用两根大麻绳捆好，两个人对面，站在小水沟的两边，每个人手里两根绳子，把水桶灌上水，一起用力甩出去，把水倒在垄沟里，灌溉菜地。 到了麦收的时候，公社医院的职工，就去帮助生产队用镰刀收割麦子，天不亮就出发，干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公社食堂的郭三亮就骑着自行车来送饭，白馒头，炒蒜薹，那种劳动的快乐，和饥肠辘辘的享受，至今仍然让我回味无穷。 秋天，雨水太大，为了保护公路不被冲垮，就被派到公路边上挖水沟，每天很辛苦，到中午吃完饭，就躺在雨衣上睡一会儿。过独木桥的时候，我的腿被划破了，站在水里，伤口的肉翻出来，是白色的“注水肉”，我很担心自己会得破伤风，回到医院赶快上药，早晨伤口干燥平复了，但是，任务还没完，继续出去干活，再次把伤口泡开，翻着白肉。连续几天，“轻伤不下火线”，那个时代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和干劲，现在想来是很难做到了。 那时，那是毛泽东还在健在的时代。 1976年7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王九义大夫被抽调出来，去支援唐山。后来，朱总司令逝世了，人们经历了周总理的逝世，以及天安门广场事变，大家的心里有所不同，甚至是一种麻木状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各地都自发建立了灵堂，进行吊唁和追悼活动，大众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时隔不久，我有一天正在忙活，公社办公室的秘书来找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帮忙。我放下手边的事情，到了办公室，他拿出大纸、毛笔，开始写大字：打、倒、王、洪、文，他每写一张，就让我晾到一边去。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吃惊，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都是中央的大官。 因此，我说：“你写这个，是要开会吗？” 他说：“是，要传达中央文件。” 我不敢多问，他也没有多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政治风云突然变化，打倒了“四人帮”。当然，此前听说“林副统帅”叛逃温度尔汗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很恐慌。 在公社医院，我经常被叫起来，执行“特殊任务”。 比如晚上，让我骑自行车去几个村子送信，发通知。那个时候，通信不顺畅，电线经常被大风刮断，所以，为了保证上级的文件及时传达，就需要人骑自行车送过去。 有一天早晨，公社秘书把我叫起来，让我去“报靶”，也就是别人实弹射击，让我躲在靶子前边沟里，他们放枪，然后吹哨子，让我出来，看看射中了几环。我近视眼，看不太清。他们和我，以吹哨为好。这样危险的事情，我也干过几次。 当然，那个时候的美差也有，就是到民工挖河的工地去巡诊，背着药箱，在大食堂吃肉卷。一个“懒龙”肉卷子，用八两面，四两肉，这样的大肉卷子，我不但吃了自己的一份，而且一起去的同事不吃肉，也都给了我。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多，那一次真是吃多了，那个难受也从来没体会过，很不舒服。 在公社医院的时候，兽医站的朋友，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他自杀了；公社中心校长，据说和女知青有瓜葛，上吊了。那个时候，很多事，不便于问，但是听说之后，仍然心中很震惊。 骑自行车下乡巡诊，到各个村子宣传计划生育，也是我参加的一项工作，那时主要是控制三胎。 公社医院经常报疫情，每周电话上报。没有大的疫情流行，有几个肠炎、痢疾，都是估计一下，脑炎、结核、麻疹，就相对认真核实一下。 1977年秋天，公社医院分到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参加修乡村之间的公路，那是公社办公室大院，往北边去几个辛庄的道路太低洼，要从边上取土垫高。医院分了三十米的任务。我正在复习，准备迎接考试。 付洪耐院长很为难，他说：“不派你去干活吧？咱们的任务不好完成，医院里都是老头和妇女；派你去干活吧，万一你考不好，就会埋怨是我做得不好。” 我说：“院长放心，我白天去干活，晚上回来看书。” 那个时候，经常没电，所以早晨天不亮，我就打开放射科的黑玻璃窗户，读书，做练习。 干完了医院修路的工程，我使用的X光机器出了故障，请来的杨西录先生修不好，只能到生产厂家去修理，那是石家庄东方医疗器械厂生产的，他们说来修理或者以旧换新。我和张红显医生抬着旧的球管，坐火车到了省会石家庄，当时下小雨。 我们拿着介绍信，在火车站凭信件介绍，坐三轮车住到石家庄旅馆，就是现在博物馆广场西边的楼房里。当时的旅馆，我们住的是上下铺的房间，我住在上铺。旅馆前边是一个大货车的停车场，天不亮就有很多大货车发动起来，很吵闹。 我在石家庄旅馆，（那时候很多旅馆叫招待所），住了十来天，等着修机器。这期间我们抽空去了一趟河北新医大学的院子里参观。当时已是落日时分，院子绿树成荫，很安静，我走在父亲曾经读过书的这个大学里，觉得如果幸运地考上这里，那该多么幸福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是一个乡下青年的美梦。 我更加坚定地每日看书，一天十几个小时匆匆而过，一同来出差的张红显抱怨说：“真没意思，你哪里也不去，就在屋子里看书。” 我回到公社医院，赶紧去找中学的老师刘文涛，他当时在肖张中学。他一边高兴，一边埋怨：“你怎么才来？你们班很多同学20天之前就来了！”我问了一些问题，又到衡水中学找刘恩国老师请教物理学，他是父亲当年在枣强读初中的同学，也是衡中有名的物理老师，我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学。我问他，假如补上声光电磁物理学的课程，大约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最快需要一个星期。”我说来不及了，我到考试的时间就剩下不足一周了。因此，就带着他给我的几道测验题，回到了公社医院。 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考试的时候，住在父亲的单位地区防疫站，早晨骑自行车到衡中参加考试，很紧张。中午不回去，在附近吃一点带来的东西。上午考政治、语文，感觉还不错；下午考数学和理化，在数学考卷里，有一道化简的题目，大约是两个函数和的平方，我没做出来；一道题是椭圆的一个焦点与抛物线的焦点相重合，写出椭圆的方程标准式，我求出了抛物线p值，却误把p而不是P/2做焦点；求一个四棱台的表面积，我求出了四棱台的高h，没有进一步求L的数值。如此算来，数学可能不及格，因此，垂头丧气，十分懊丧。回到公社医院，我继续复习，打算第二年再闯关。 没想到，有一天送信的来，带来的消息是我考上了，而且分数不低。 那时的教育，“读书无用论”、“反对白专道路”很盛行，我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因此，好汉就凭当年勇，我过关了，考上了大学。 父亲很高兴，病中的母亲也很高兴。 高兴之余，就是未来的生活如何安排？母亲有病，妹妹、弟弟都小，父亲的肩上的担子很重。 父亲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上大学！” 7 e; L( `- ^/ g1 w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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