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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SARS应如何治疗 SARS属于中医外感热病的范畴，而中医对于外感热病的治疗，已经摸索了几千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地借鉴和深入发掘，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对于SARS和其他外感热病的疗效。 《素问》汗泄两法治热病《素问·热论》用三阴三阳的六经，来概括热病的证候，认为热病是按“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的次序，每日传变一经的速度，依次传遍六经；然后，热病再依次衰退，直至痊愈。 《素问·热论》所提出的治疗热病的方法是“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其中所提到的汗法与泄法基本是指针刺疗法。《素问·刺热篇》提出：“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注重物理降温。由于时代和学术特长的关系，《素问·刺热篇》提出，治疗热病，“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灵枢·热病》云：“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也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各一，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五十九刺”后世较少应用，尤其是在仲景《伤寒论》问世之后，药物疗法空前丰富，用“五十九刺”取汗更为少见。 《灵枢·热病》认为，热病不可刺的情况有九种，即“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这九种不可刺的情况是：“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齘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灵枢·热病》所说有死征的九种热病，都是正气虚衰，邪气亢盛的危重证，在当时的条件下死亡率很高。仲景《伤寒论》和后世温病学，对这些热病的死症，都逐渐探索出了治疗的方法，体现出外感热病治法的进步。 华佗“六部三法”治伤寒《难经》五十八难，明确指出了“伤寒有五”，将热病与中风、温病、狭义伤寒、湿温一起，归属于广义伤寒之内，既体现出《难经》“审因论治”的思想，也反映了《难经》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区分外感热病的多样性。也即在探讨外感热病共有的证候和规律的同时，尽可能反映不同季节外感热病的特点。这一学说，在中医界一直影响了两千年，此后外感热病学说日渐丰富，寒温论争此起彼伏。论争之中，使中医外感热病的辨证体系、治疗法则、处方用药逐渐丰富起来。由于《难经》的影响，汉以后，《素问》《灵枢》大力论述的热病，完全被广义伤寒所代替，不再被学术界所重视，“热病”证治，几乎成了绝学。 《千金》与《外台》成书相差百年左右，皆引用华佗的伤寒学说，文字基本相同。华佗在其著作之中只云伤寒，而不称热病，由此也可推知其学术主张，应当受到《难经》与《阴阳大论》的影响。 《难经》由于在学术上重视药物疗法，在伤寒治疗方法上提出：“伤寒有汗出而愈，下之而死者；有汗之则死，下之即愈者，何也？然：阳虚阴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即愈。”使《素问》汗泄二法治伤寒的针刺疗法，过渡到药物疗法的“汗、下”二法，并且在临床经验的积累之中，总结出不适当使用汗下二法，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因误治而死亡。这也是仲景《伤寒论》非常重视误汗、误下等坏病证治的一个原因。 华佗伤寒“六部传变”的学说是：一日在皮，二日在肤，三日在肌，皆属在表，可用汗法治疗；四日在胸，乃可用吐法；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入胃之后可以用下法治疗。华佗在不可能见到《伤寒杂病论》的情况下，不用六经“条块分解”、一经一经地平列伤寒病的证候，而是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自上而下的规律描述伤寒病的发展过程，故能自成体系，丰富了《素问》热病的传变学说；也可以说，“六部传变”是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学说的滥觞；其胃热、胃烂而致斑出的理论，足以弥补仲景之不足，受到温病学家，以及唐宋迄今不少医家的称道与遵循。 华佗在《素问·热论》以“汗泄二法”治疗热病的基础上，发展为用“汗吐下三法”治疗伤寒病。发汗之法，除保留针刺之外，还可以用膏摩、火灸的外治方法取汗解表；也可以通过内服解肌散、神丹丸、六物青散、崔文行度瘴散、赤散、雪煎等方药发汗，或单用柴胡发汗，使解表的治疗方法大为丰富。华佗吐法也有瓜蒂散、赤小豆散、猪苓散、饮冷水探吐等多种方法。华佗对下法有独到的认识，认为早下晚下都是误治，早下伤人正气，引邪深入，使病情加重；晚下则失去治疗时机，胃中邪热得不到及时治疗，往往导致胃烂斑出，致人死亡。后世温病学“斑出阳明”的理论，与此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仲景未谋辛凉解表面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仅注重外感病的发热，而且对发热的不同程度，发热的伴随症状，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即辨证论治的方法。比如发热的同时伴有恶寒，属于表证发热，需要发汗解表治疗。再进一步划分，在发热恶寒同时存在的时候，如果属于没有汗出，或有脉浮紧和呼吸喘促，可以使用麻黄汤；如果发热恶寒，伴有汗出，或有鼻鸣干呕，应当使用桂枝汤；如果是素有咳喘，又新有外感表证，则须选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如果外感表证，发热恶寒的同时，有饮邪停聚心下，则需要用小青龙汤进行治疗；如果发热恶寒的同时，兼有内热口渴，烦躁身痛，则需要用大青龙汤治疗。 临床上常常有误治之后，表证未去又添新的正气损伤的情况，如伤阴、伤阳、身痛、心悸、欲作奔豚等证，应当分别采用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桂枝加桂汤等进行治疗。仲景还有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葛根汤、葛根芩连汤等与表证有关的方剂。 《伤寒论》对下法的使用，也很细致：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热结于里；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血热互结；十枣汤、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治疗水热互结，或是痰饮与热互结，等等。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细密如此！决非汗、泄二法，或汗、吐、下三法的几个药方，所能简单概括。仲景六经辨证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有人说《伤寒论》蕴涵着八法，也有的说其中有三百九十七法，甚至说其字字皆法。难怪王叔和《脉经序》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技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 但是，张仲景的时代没有辛凉解表法，使用温热药物解表是汉代之前的通行做法。《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也指出了用发汗的方法治疗外感表证，而发汗除了可以用针刺和摩膏之外，主要是服用温热性质的药物来取汗。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所云“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发不远热，无犯温凉”。唐代王冰注云：“汗泄故用热不远热，下利故用寒不远寒”。“故发汗者，虽热生病夏月，及差亦用热药以发之。”由此可见，秦汉之前用热药发汗解表是一条基本原则。 在发掘出土的汉代的武威、居延医简中，存有两个较完整的治疗伤寒的药方，均用附子、桂、细辛、乌喙、术等热性药组成，其中“伤寒四物”方的后面注明“解不出汗”，可见“伤寒四物”方无疑是一首解表方药。《神农本草经》所收载的药物，虽然有许多可以用于外感热病的治疗，但是书中明确标示治疗伤寒、中风的药物只有十多味，而明确注明可以发汗解表者，仅有乌喙、麻黄、葱实三味，皆为温热之品。敦皇卷子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中，转引伊尹《汤液经》的方药，也是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外感热病的“天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用的麻黄汤、桂枝汤等方药，有许多出于《汤液经》之中，只是名称有所不同。 历代都说辛温解表难用《伤寒杂病论》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表证时，只提到“当解表”、“当发汗”，从不提“当散寒”“当辛温”；对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表证，严立禁忌症和适应症，法度森严；除阴虚血伤、酒客阳虚诸证忌用发汗之外，还嘱以少量多次服用。服药后要温覆取汗，啜热稀粥以助药力，而不肯多用热药；并示意“取微似汗出”，中病即止，不必尽剂，恐伤阳耗阴变生它证；详细论述过汗、误汗所导致的各种变证、坏病，凡温针、火劫取汗，皆视为误治----。由此可见，张仲景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用辛温解表方药发汗治疗表证，是十分谨慎的。辛温解表方药发汗治疗表证有效，但其法度不易掌握，一有偏失，便成弊端。这与小柴胡汤的“但见一证便是”的轻松用药方法，恰成鲜明对照。所以，晋唐以降寻求更安全、更有效的解表方药的医家也不在少数。 《肘后》、《千金》、《外台》之中已收有一些辛凉解表方药。宋代韩祗和倡导“伤寒乃伏阳为热”学说，发汗解表全不用仲景方药，而是按不同的温热时节自制辛凉清解之剂，开辛凉解表之先河。韩祗和《伤寒微旨论》云：“盖太平之人，饮食动作过妄而阳气多，若用大热药发表，则必变成坏病，故参酌力轻而立方也。”他从自己当时所处“太平盛世”的时代，认为当用辛凉解表，对仲景麻桂辛温之剂，概予舍弃不用。与此相反，张子和与韩祗和“太平盛世”不可用辛温解表说法完全不同，张子和《儒门事亲》云：“解利伤寒、温湿热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时，人多静逸，乐而不劳，诸静属阴，虽用温剂解表发汗，亦可获愈。及天下多故之时，荧惑失常，师旅数兴，饥饥相继，赋役既多，火化大扰属阳，内火即动，外火又侵，医者不达时变，犹用辛温，兹不近人情也。止可用刘河间辛凉之剂，三日以里之证，十全八九。予用此药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非为炫也，将以证后人之误用药者也。”张氏这段论述认为“乱世”当用辛凉，与韩祗和所论“治世”当用寒凉之剂，似乎两相悖谬，但他们都强调自己所处的时代，当远辛温而用辛凉。 庞安常、朱肱在仲景麻桂方中加入石膏、知母、葛根等寒凉药物，使辛温之方变为辛凉之剂，古方得以新用，颇为得法，后世多于遵从。庞安常《伤寒总病论》所载辛温之剂“圣散子”，曾经被很多人所服用，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不少人因此毙命。所以后世不少医家对此深有看法，严加批评。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圣散子”实属于治寒疫的方药，然而由于苏东坡的推荐，人们不加别白而大行于天下。1151年瘟疫流行，许多人因服用“圣散子”而被害。所以陈言说：“今录以备寒疫，治疗用者，宜审究寒温二疫，无使偏奏也。”这也从反面说明，治外感热病，特别是里热外发型的时行疫病，当用清解凉药，误用温热则后果堪虞。 刘完素《伤寒直格》认为：“寒主闭藏，而腠理闭密，阳气拂郁不能通畅，怫然内作，故身热燥而无汗。”“非谓伏其寒气而变为热也。”这与韩祗和“郁阳为患”说是一致的。而且刘氏进一步指出：“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 在治疗伤寒病时，虽未废仲景麻桂之方，但已明示辛凉清解更切于临床应用。此外，他还吸取了庞安常、朱肱在麻桂方中加寒凉药物，变辛温为辛凉的治法，他在“伤寒表证当用麻黄汤发汗”条下，进一步指出：“不若通用天水散，或双解散之类甚佳，无使药不中病益加害也。白虎合凉膈散乃调理伤寒之上药，伤风甚妙。”刘氏又云：“凡伤寒疫疠之病，何以别之？盖脉不浮者传染也。设若以热药解表，不惟不解，其病反甚而危殆矣。”他自制清解之方，忌辛温发汗，倡辛凉清解，旗帜鲜明，对后世有较深的影响。张子和第一次明确指出，寒凉清解之药亦可致汗解表。他说：“世俗只知惟温热者可为汗药，岂知寒凉亦能汗也。”寒凉能清解郁热，使阴阳和利，故能汗出而愈。 王履有感于辛温解表的难于使用，愤而在《医经溯洄集》中提出“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对于韩祗和、庞安常、朱肱、刘河间等医学家，在仲景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入寒凉药，治疗春夏季节的温热病的做法，王安道也大为不满，他说：“韩祗和虽觉桂枝汤之难用，但谓今昔之世不同，然未悟仲景书，本为即病之伤寒设也。且其著《微旨》一书，又纯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窥仲景藩篱；”“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遗即病之伤寒，其所处辛凉解散之剂，固为昧者有中风伤寒错治之失而立，盖亦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既惑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表证），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在冬季）矣。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此说出于庞安常，而朱奉议亦从而和之。殊不知仲景立麻黄汤、桂枝汤，本不欲用于夏热之时也。苟悟夫桂枝、麻黄汤本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泮矣。”“夫欲加寒药于麻黄、桂枝汤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佚不传，致使后人有多歧之患。” 王安道的有关论述深受清代温病学家的好评，吴鞠通《温病条辨》认为，“晋唐以来诸名家”，对于“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达原饮试图直达膜原外感热病学说发展到明朝末年，诚如吴又可所说“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由于各医学名家，大力倡导伤寒不可作寒医，或者提出不可用伤寒法治疗温病，甚至如王安道所说“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观点，使《素问》《难经》《伤寒论》所创立的广义伤寒学说，逐渐退缩为狭义伤寒，辛温解表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影响了对仲景《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吴又可《瘟疫论·自序》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具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 达原饮是吴又可推出的具有独创精神的代表方剂，适用于瘟疫病初期的证候的基本治疗方法。病人虽然在得病的初期，有恶寒、头痛、身痛、发热、甚至有日晡潮热，与仲景所说的伤寒表证的证候十分相似，吴又可认为这是疫邪伏于膜原，欲出于表的现象，不能用辛温解表的麻黄汤、桂枝汤治疗，否则易伤营卫之气；因为疫邪也不在里，下之只会损伤胃气，不能驱除病邪。只有应当用达原饮，才能使深伏于膜原的邪气溃散，离开膜原。李砚庄解释说：“盖疫本热邪，犹贼，膜原犹窝，槟榔草果犹捕快手，厚朴犹刑具，知、芩犹牵出，若硝黄则驱之走矣，白芍、甘草，一谨守门户，一调停众人，此又可先生立方之妙。” 达原饮证最有特征性的证候，是传染性疾病过程中，尤其是疾病的开始阶段，见到寒热往来、或是日晡潮热，舌苔白如积粉，恶心呕吐，腹胀痞满。它的突出功效被历代医家所称颂和采用，至今仍然有显著的临床疗效，解放后曾经用达原饮加减，治疗多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比如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肺炎、流行性出血热，以及在这次抗击SARS的中医治疗中，它仍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邪气离开膜原之后，虽然有九种传变形式，但不外乎在表与在里，可以分别使用白虎汤和承气汤进行治疗，吴又可认为“疫邪传胃”，就与伤寒病“治法无异也”。“但以驱逐为功，何论邪之同异也。”吴又可坚信“误投黄连反招闭塞之害，未有不危者。”反对使用黄连、黄芩等苦寒药物治疗外感热病，是其学术上的缺陷。 清初著名医学家喻嘉言提出了瘟疫病三焦证候的治疗原则，他说：“（瘟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他提出的三焦瘟疫，在治疗时都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也是外感热病三焦辨证的先驱。他所整理的《春温方》，几乎都是吸收的《伤寒论》的方剂，可以说，喻嘉言是将仲景伤寒学说与后世温病学说联系起来的最突出的医学家。 清初另一个治疗瘟疫的著名医学家，安徽桐城的余师愚，用吴又可的方法治疗瘟疫疗效不好，他创制了清瘟败毒饮，这一著名的有效方药，开辟了瘟疫病治疗的新乐章。 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用升降散系列方药治疗瘟疫热病，疗效卓著，影响深远。近代名医蒲辅周对之大加赞赏，用它治疗多种外感热病，取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升降散又立新功。 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都是力图使用一种独特的有效方药，治疗外感瘟疫热病，希望能够直达病所，特异性地驱除、对抗病邪，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辛凉解表催生温病学派仲景《伤寒论》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太阳病”三字，历代皆未参透其意，多把其理解为太阳病的提纲证，也就是“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等症状的总称；也有的认为，太阳病本身就有恶寒，后文云“不恶寒”，显然是自相矛盾，所以“太阳病”应当是“阳明病”的误笔或错简。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仲景此条作注解时云：“发热而渴，不恶寒者，阳明也。”所以有人认为温病就是阳明病，比如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就持温病即是阳明病的观点。笔者认为，此处的“太阳病”三字，既不是太阳病的提纲证，也不是阳明病的错简，而是外感热病发病第一天之意，也就是“伤寒一日，巨（太）阳受之”的意思，是外感热病初起第一天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当时“日传一经”的学说，人人皆知，而且《伤寒论》之中也可以找到受“日传一经”影响的痕迹。 “恶寒”是太阳病的必备证候，“不恶寒”而发热，则是阳明病的特点，“渴”是入里化热伤津之象，所以仲景对温病的定义，是没有表证的、里热外发型的外感热病。《伤寒例》对温病的发病情况作了更为细致地描述：“从立春节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立春之后，天气转暖，冰雪消融，没有突然出现的寒气，患者也没有受凉，没有近期感寒的诱因，却突然出现“壮热为病”，这种没有恶寒表证的外感热病，就叫温病。它是一种里热外发型的伏气温病。 对于温病的治疗，仲景并没有明言，《伤寒论》虽然受《素问·热论》“日传一经 ”的影响，但是更重视辨证论治，笔者坚信仲景决不会用麻黄汤、桂枝汤去治疗“不恶寒”的里热外发型的温病；而且仲景见到“发热而渴”或是“壮热为病”的温病，其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黄芩汤、大小柴胡汤等加减使用也势所必然。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对于温病的概念不遵仲景的定义，其含义已由伏气变为新感；由仅发于春季变为可泛发于四季；由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由治当清泄里热变为治当发汗泄表。此与伏气温病说的学术观点有了明显的区别，故可名为广义温病。 吴鞠通说：“仲景所云（温病）不恶风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古文质简，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故不暇详耳。”吴鞠通承认仲景时代也有他说的几种温病，其区别只是他用温病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而仲景、叔和却是用伤寒的方法进行治疗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叶天士《温热论》所说如出一辙。 叶天士《温热论》云：温病“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其实，事实上仲景伤寒与后世温病的区别，并不是象叶天士所说的那样水火不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仲景伤寒的六经辨证大致相似，都是表述外感热病由表入里、自轻而重的发展规律。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治疗方法，尤其是表证的治疗方法表现为辛温与辛凉。当然，这种区别的形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不懈探索。是辛凉解表法的成熟，催生了温病学派的诞生。 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形成，标志着温病学派的成熟，已为其后的广大医家所接受，成为今天临证治疗的准则。姜春华先生所提倡的截断扭转学说，可以说是基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治疗方法，与专病专方治温病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值得提出的是，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中医学家，论述过早期使用寒凉方药，容易造成“表闭不解”，不能奏效。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孙思邈所说的以“诸冷物”治疗“百无一效”的病证，应当是表证阶段，如果是里热亢盛的阳明证，以“诸冷物”治疗不应当“百无一效”。 圣散子虽然使很多人被害，但它必定有其所适应的证候，我们不能设想它从来就没有一丝疗效，苏东坡怎么能故意用圣散子欺骗我们呢？那么它的适应症只能是外感热病的表证恶寒阶段。后人不能辨证用药，用圣散子普治一切证候，才会造成如此不良后果。 《金史·张元素传》云：“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如此哉？’既为（刘完素）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张元素为刘河间治疗伤寒的故事，虽未必是历史事实无误，但张元素指出其过早使用寒凉，伤阳表闭，不能作汗而解，切中刘氏学术之偏，于医理颇有发明。 叶天士云：“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说明不到里热亢盛的气分阶段，就不可应用寒凉药物直折其热，章虚谷也云：“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表散，不可用凉。清气热不可寒滞，反使邪不外达而内闭，则病重也。”吴鞠通将仲景桂枝汤收为《温病条辨》第一方，用以治有恶寒表证的温病，此虽遭后世讥议，但其出方立论必有所据。 总之，辛温、辛凉发汗，皆取其辛散透邪。否则，过温则有碍病势之热，过凉则闭其腠理，使邪热不能外达，故均非所宜，但辛凉比辛温易施，少有变证。 “人之病病疾多，医之病病道少”。对于SARS的治疗，我们既可以使用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承气汤，也可以使用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温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更应当在《温病条辨》之中寻找有用的方药，比如呼吸困难的时候吴鞠通的宣白承气汤、小陷胸合承气汤都可以选用。在喘脱期选用益气固脱，在纤维化时选用活血化瘀；对于未病的人群或者密切接触患者的人员，采用预防服药；对于患病的病人严格隔离；也可吸氧、吸痰、输液，也应注意消毒、通风，只要有利于治疗，不必受不同学派、学说的约束，一切从辨证施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就能取得超越前人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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