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志正国医大师谈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先生往事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1-7-5 08:38 编辑

国医大师路志正先生1952年至1972年，在卫生部工作20年，这期间，正赶上毛泽东主席重视中医，各地报上来的老中医经验很多，他经常外调核实、总结推广。

当然，他经历的事情很多，下面说说他和章次公先生的一件往事：
有关内容，10年前已经发表于《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之中。

访章次公，上海的中医顾问进北京

曹东义：路老，您是怎样认识章次公先生的？

路志正：

曹东义：您见到他之后，有何印象？

路志正：章次公(1903～1959年)先生，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生于1903年7月28日，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其父章峻乃前清秀才，在清末参加反对清朝的斗争，属于革命烈士赵伯先的部下，曾担任其机要秘书，为同盟会会员，对革命做了许多有益之事。章次公年幼的时候其父去世，由母亲抚育长大。他遵守父训，不过问政治，练武习文，后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次公先生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上学期间，他还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学习国学与中医。1925年章次公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研工作，又兼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后改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

曹东义：我听章次公的学生朱良春先生介绍说，章次公毕业后，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临证常用经方，胆大心细，这些对章次公影响很深，但他并不为丁甘仁、曹颖甫两家学说所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曹颖甫先生曾经说，众多门人中，得我心传者，唯次公一人而已。他临床用药泼辣，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无数危重病员，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路志正：章次公先生对于近代中医教育，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和心血。他于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1929年夏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担任教学工作，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字为院训，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于1937年开始私人开业，在此期间，也带教了不少学生。章次公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关心中医前途，多次呼吁国人维护中医。

曹东义：章次公先生也是近代中医的代表性人物。

路志正：章次公先生一生不好名利，对恩宠荣辱处之淡泊，在民族危难之际傲骨峥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对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抗战爆发后，他体察到兵荒马乱中的劳动人民有病不得治的痛苦，因而在上海私人开业的日子里，他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不收诊疗费用。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故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曹东义：章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期。

路志正：上海沦陷前，他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虽然当时生活比较紧迫，但他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章次公先生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并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曹东义：据说章次公先生1955年来到卫生部，比吕炳奎先生还早一年。

路志正：章次公来到北京时间不长，就赶上了林伯渠老的危重病救治。林伯渠先生因患尿毒症而呃逆，病的时间很长，病情也很严重，不能进食，不能睡眠，久治未效。会诊时，章次公经过细致观察、分析，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主张使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进行治疗。周总理听过汇报之后，指定章次公为抢救小组组长，负责救治。章次公开出方子之后，就守侯在病床边。

曹东义：任务艰巨，章先生必须亲自坐诊、看护。

路志正：参汤煎好之后，因为林伯渠先生不能口服，口服则呕吐，滴水不进已经多日了。章次公就让人用棉球蘸上参汤，然后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他又嘱咐用新米，煨稀粥。人们都感到奇怪，这样不吃不喝已经多日的老年垂危病人，难道还可以喝粥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一滴一滴的参汤进到林老的嘴里，呃逆逐渐减轻。林老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好饿啊！”章次公让人赶紧把新米粥拿来，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喂了新米汤。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渐渐地睡着了，呃逆停止了。

曹东义：简直是奇迹！

路志正：这样好的疗效，很多人感到意外。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地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竟然知道林伯渠将会饥产生饿，竟然那么早就准备下了新米汤！消息传导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他认为的确不一般，指示要召开一个病例讨论会，总结一下经验。会议如期进行，会议的结论却难得出一致看法，中医的专家按着中医的道理，什么元气、胃气，先天、后天，正气、邪气地讲了一统；西医的专家表示不服，他们说如果没有西医输液，怎么会支持那么久？不过是一个偶然病例，算不得什么经验，更难说是普遍规律。双方争执不下，都是“御医大夫”，主持会议的人收不了场，就去请教周总理。总理尽管日理万机，本来不需要过问一个医学病例的讨论情况，然而，事情是他布置的，而且对于将来的领导同志救治工作还有借鉴意义，因此，他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了病例讨论会场。

曹东义：虽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于事实的认定，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意义，往往会出现争论。

路志正：总理到来参加会议，立即引起参加会议人员的高度重视，双方简单地汇报了看法，周总理半天没有说话。他环视会议现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这时参加会议的中医们虽然没有说话，然而一阵喜悦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话了：“西医也好！”参加会议的西医，顿时脸上有了春天花开的表情。不料，周总理紧接着又说出来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

曹东义：周总理语重心长，不但肯定了抢救结果，而且对于如何看待中医与西医，也有指导意义啊。

路志正：章次公先生为河北省卫生厅长段慧轩诊治疾病的过程，也是一段佳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段慧轩是一位高年资的西医，也是一位慢性胃病患者，曾经由河北省中医研究院钱乐天主任为他用中医药治疗，虽有小效，而未奏大功，因此想求章次公诊治。因为，章先生受聘为卫生部顾问，是“副部级的御医”，怕是不好请，就让我来转达这个意思。因为我在卫生部中医司工作，经常能见到章先生。

曹东义：您介绍了情况之后，章次公先生怎么说的啊？

路志正：章次公先生听后，立即答应了请求。于是就在第二天下午三点，由我和钱乐天主任、河北省住京办事处主任一起，陪同章先生前往会诊。由于来前，章先生已经知道段厅长脘闷、噫气、纳呆、腹胀、左胸闷、气短等证候。章次公先生见到段厅长之后，稍事寒暄，就详为四诊，进一步得知他还有大便稀薄，小便清长的情况；通过望诊，见到段厅长面色虚浮，两目乏神，舌胖质淡，苔白水滑。

曹东义：看来虽有气滞之象，而正气虚弱才是根本。

路志正：章次公先生并未轻下诊断，而是进一步询问治疗过程。段厅长回答说：“每天早晨起来，先服一碗参汤，半小时后再进早餐。隔一个半小时服汤药，其间也适时服用一些西药”。章次公先生听后，笑笑说：“原来的诊断无误，立法、处方、遣药也切中肯綮，其所以功效不太显著，实在是进补的剂型、服药方法欠当所致。”

曹东义：据说，段慧轩(1887－1983年)是深泽县段庄村人。早年留学日本，1914年毕业于日本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于私立熊本医学专门学校。同年回国后任直隶公立医专教授。1940年参加八路军，从事革命工作，曾经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员，后任延安高干休养所医生，冀中军区医药顾问，解放后任河北省第一任卫生厅长。他信任中医，曾兼任河北中医药研究院院长。段厅长是一个西医，治疗疾病的时候，把中医、西医的方法，互相参用，按说应该相得益彰，为什么会疗效不理想呢？

路志正：章先生分析说：“试想一下，段厅长年高脏腑薄弱，胃之消化力缺乏，而日进参汤、中西药物，一日三餐，胃中几无宁时，尽是液体停滞，阻塞气机，不符《内经》‘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以及‘脾喜燥而恶湿’的生理特性，即使辨证准确，用药无误，怎能不影响脾胃的受纳与运化功能呢？”

曹东义：章先生的观察深入细致，分析病例入情入理。

路志正：章先生建议段厅长，将参汤改为参粉，装入胶囊，每服3-4粒，以少量水送之；原用中药香砂六君子汤则宜煎后浓缩，再微温分服，则量少力专而效宏；一日三餐，宜食馒头、面包之类，不宜尽用流质食物，或少量多餐，以减轻胃之负担。说“如此可纳化健旺，其消化功能当可恢复。”并嘱咐说，应当节食肥甘厚味及饮料，合理服药，这样一来，段厅长的病可以“不药而愈”了。

曹东义：章先生所说的饮食忌宜，也是中医特色，张仲景《伤寒论》在许多汤方之后，都有类似的煎服法和使用注意事项。

路志正：我们大家听了章先生的分析，不约而同地鼓掌称赞，都说章先生不愧是医林高手，见识不凡。通过这个会诊活动，使中西医同道、后学，都受到了深刻的教益。

外调求实，最早认定乙脑救治经验

曹东义：路老，听说您是当年第一个认定中医能够治疗乙脑的人，请您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吧。

路志正：说起这个过程来，还真有点曲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叮咬过病人或病畜的的蚊虫再叮咬健康人时，将一种嗜神经性病毒注入体内，使感染者大脑神经系统受到侵害，出现高热、剧烈头痛、呕吐、意识障碍、抽搐等，病情逐渐加重，经过10天左右，轻的逐渐痊愈，重的可能丧失生命，存活者中将有20 %左右的人留下精神失常、失语、痴呆、偏瘫、智力减退等后遗症。

曹东义：这真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啊。建国初期，这种传染病发病率很高吧？

路志正：是啊。人民政府把防治各种传染病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流行性乙型脑炎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的22种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现这种病例，一般公立医院、私人开业医师以及普通群众，都必须立即报告卫生行政机关，把患者送入传染病治疗机构进行专门的隔离治疗，同时对发病所在地进行严格消毒，以防蔓延。

曹东义：当时的治疗效果怎样啊？

路志正：当时对于乙脑的治疗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曾经说过：“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曹东义：中医治疗乙脑的“石家庄经验”，是怎样发掘出来的呢？

路志正：1954年，石家庄私人开业的中医郭可明，被吸收参加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工作。“乙脑”流行期间，他在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和石家庄市卫生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医药治疗“乙脑”的工作。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

曹东义：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啊。郭可明先生为中医界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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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2 09:19:21

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
曹东义编写（初稿）
目录
历史名城，藁城出了个名医路志正 2
三岁丧母，复杂身世见证苦难生活 5
五岁离家，旁听私塾展露好学天性 7
进入医校，先文后医艰难修习五年 8
十三成家，结成恩爱一生美好姻缘 12
十七抄方，笔走龙蛇练就一双妙手 13
十八开业，折肱换来名震乡里医名 16
救治八路，好人好事未想被人暗算 20
迎来解放，乡间名医必须进修西医 22
进卫生部，处理来信来访百废待兴 29
办学艰难，周总理批示北京挤地方 34
迎吕炳奎，中医司令来到了卫生部 38
访章次公，上海的中医顾问进北京 44
外调求实，最早认定乙脑救治经验 48
治血吸虫，见证送瘟神种种艰辛事 58
防治白喉，经验来于福建显效天津 63
下乡包钢，与余瀛鳌先生数创奇迹 71
错位**，特殊环境传承中医学术 75
进中研院，一心只为中医学术发展 81
带研究生，育人才吐哺握发见真情 89
出国讲学，把岐黄火种播向全世界 98
上书中央，针砭时弊出奇谋献良策 104
培育高徒，优秀人才纷纷前来拜师 117
创三芝堂，为学术传承辟一片绿洲 127
神仙盛会，与邓老一起精心带群英 130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2 09:23:13

这是正式出版的
本书提要

人的一生，既要做人，也要做事。路志正先生，字行健。志正，所以厚德载物；行健，因此自强不息。他少年时期就步入医林，建国伊始已经开业十年，在当地颇有医名。1952年进入卫生部工作，见证了20年不平凡历史。他最早认定中医治疗乙脑成果，代表中医界参加血吸虫防治，深入调研各地经验，下乡宝钢培育医学人才，皆不辱使命。1973年进入广安门医院，兴特色，建学科，抓急症，开科研，带研究生，育高徒，培养优秀人才，把岐黄妙术广传海内外，硕果累累。他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建言献策，针砭时弊，诸多高论惊四座。在历史给与的特殊舞台上，他把中华大医的风采，展露给当代，也留给历史，耐人品味，任人评说。

下面是经过路喜善先生、张波主任等修改补充之后的目录（提要部分，这个电子稿不全）：

冀中大地，历史悠久名医辈出贯古今 3

在燕赵这片热土上，伏羲、黄帝、唐尧留下过开创业绩的脚步；扁鹊、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罗天益、王好古、王清任、张锡纯走出了医学进步的足迹；在藁城台西先商遗址的旁边，当代中医学家路志正先生，又一次把中华大医的风采展露在世人面前。
三岁丧母，少而更事坚韧性格经磨砺 8
少年时期的苦难生活，并没有把路志正好学上进的精神磨灭，而是促使他成为一个无比坚强的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救民疾苦而奋斗。志正如地，而厚德载物；行健像天，故自强不息。

虚惊一场，旁听私塾好学天性初展露 9

进入医校，先文后医刻苦研习历五年 12
十七抄方，笔走龙蛇遒丽天成真妙手 16
十八开业，折肱续断声震乡里传美名 19
迎来解放，中医进校反修西医缘改造 24
进卫生部，情系中医处理信访行南北 26
怀念吕公，鞠躬尽瘁中医司令兴中医 31
追忆师友，戮力同心汇聚京都谋大业 35
乙脑治验，外调求实慧眼识菁似伯乐 42
治血吸虫，群策群力中西合璧送瘟神 48
民间治验，整理提高遍地开花登雅堂 52
支持包钢，铁水无情国医护航闯鬼关 57
错位文革，承受考验含辛茹苦传薪火 62
进中研院，勤于临床讲究实践倡急症 69
二十余载，组建学会继承发扬再创新 78
勤勉不辍，阐细发微治学临证皆严谨 91
博览群书，既专且博中医事业勤耕耘 105
重视脾胃，著书立说临床研究创新论 112
出国讲学，广布杏林岐黄神术惠五洲 125
上书中央，针砭时弊出谋献策求发展 137
非典肆虐，众老进言祖国医药谱新篇 151
乐育高徒，硕果累累授业解惑为传承 157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2 09:27:32

道路正确，成为大医
——浅谈国医大师路志正先生的成才之路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邮编：050031 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209号
电话：0311—85363982、

30位国医大师，各有各的成长道路，他们选择的成才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在他们的幼年时代，中国的国情是那么特殊，中医的命运也充满的坎坷与困苦，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作基础，假如选择别的行业，也许会做出另一番令人羡慕的事业。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中医，传承了中医学术，成为了中医大家。
小小少年，步入医林
路志正先生1921年12月21日，出生在河北省藁城市北洼村，字子端，号行健。北洼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极为平常的小村庄，滹沱河从它身旁穿流而过，这里世代生活着勤劳而质朴的农民。村庄尽管不大，但是早就有崇尚读书的风气，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识文断字的秀才，由于几代单传，人丁不旺，再加上幼年丧母，路志正先生的确不能说有个幸福的童年。但是他自幼就对上学有好感，在5、6岁的时候，悄悄地尾随着大孩子们去邻村的学堂“旁听”，让家里人以为走丢了，凭空里添了一阵慌乱，他“幼年就爱学习”的故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苦难的农活，使年幼的路志正认识到做一个好中医，可以改变自己命运。当然，这个认识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他的伯父路益修医德高尚，名声远播，家境也比较好，是一个近在身旁的榜样。
路益修先生热衷于传承中医学术，在路志正先生13岁的时候，他开办了一所民间的中医学校。当时的路志正，不仅可以背诵《千家诗》、《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而且虽然考中了高级小学，因为交不起八、九块大洋的学费而辍学在家。他听说伯父办医校的消息之后，立即就吵嚷着要去学习。伯父家三间房子的河北中医专科学校，成了他人生转折的起点。
河北中医专科学校虽然规模不大，却出资特聘清末秀才陈宣泽先生专门教授古文，又聘请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己先生作为专业课教授。也就是说这所学校里，既教授国文、历史，也传授医学知识，学生脱产一学就是连续几年。应该说，在当时这是一所比较好的中医学校。
路益修先生深知中医古籍文义深奥，有些字多音多义，古体假借情况也很多，并且古书里的文字没有标点符号，增加了初学者的难度。因此，学习经典首先要过好文字关。若无坚实的古文基础，则难以登堂入室。
路志正先生说：“伯父教我诵读中医典籍的方法是：先是低吟，即自念自听，吟读数十遍或百遍以上。就像流水行云，出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他反对高声朗读或强记在心，否则就容易忘却。低吟之后，要逐渐放慢速度，边读边体会文中涵义，这就是古人所谓‘涵味吟诵’，务求弄懂原文。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背诵和理解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我对于许多古典名篇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医经典，都是这个时期诵读的，至今不少原文仍能朗然成诵，深感得益于当年窗下苦读的功夫。”
从1934年进入医校开始，路志正就在伯父的指引下，拜老师孟正已先生为师，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谊，还多了一层师徒之情。孟先生经验丰富，对于医学理论造诣很深，治学严谨，教授有方。他主张学习中医要从难入手，首先学好经典，然后旁通诸家。他认为这样做，才能取到高屋建瓴之效。他为路志正指定的学习书目有《素问》、《灵枢经》、《图注难经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等，都是成为一位大医所必须读的书籍。
陈宣泽先生教授《易经》和《古文观止》等古文典籍，把医学知识与文化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学素养，而且加深了对医学经文的理解和记忆。比如，学习《易经》了解了阴阳变化、消长盈虚的规律，从而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中医的阴阳学说。古人有“易与医通”或者叫“医源于易”之说，说的就是这种文化同源关系。
艰难岁月，崭露头角
就在路志正认真学习中医知识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兵很快就来到了华北平原，学校无法继续办下去了，路志正先生主要靠自学和跟老师临证实践。他初入医林的时候，路益修和孟正己先生就常以《难经》教导他。他们介绍说，扁鹊摘录《内经》之中重要的内容，写成了《八十一难》，所以叫《难经》。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医学经典，要好好学习。学习中医，早拜师是很重要的。路志正先生早年即拜王步举先生为师，深研《灵枢》、《甲乙经》、《针灸大成》中的重要篇章，熟读《百症赋》、《标幽赋》、《马丹阳十二穴歌》和《医宗金鉴·针灸心法》之“经脉循行歌”、“穴位分寸歌”。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常用针灸起顽疴，得益甚多。
1937年7月，路益修先生开了一个“施诊所”，义务救治患者。他和孟正己先生，边教学生，边行医济世。路志正先生因此而能较早地跟随老师临证，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尽早进入中医之门。在抄方子的时候，路志正得到了一种特殊的锻炼。那时没有钢笔，而是使用毛笔写处方。因为是“施诊”不收诊费，所以一个处方就要写两份，一份交给病人，一份留下来；两份处方之间，要写一个“施”字，写上是第多少号，然后从中间撕开。留下来的处方，还要写上证候、脉象，叫做“脉案”。因此，每一个患者的病情记录，都要忙活一阵子。尽管路志正先生从小“训练有素”，他父亲曾经煞费苦心地每到过年，就买回纸来，让他写春联，给乡亲们送去。但是他原来写的毛笔字里圆外方，写得比较慢。没想到诊所来的病人很多，他每天就忙得很，右手的中指因此磨起了大泡，感染之后，脱了一层皮，至今这个手指头的皮肤也比别的薄。路老的书法成就之高，与当年的抄方不无关系。当然，抄方最大的收获，还是加深了对中医学术的领悟。
路志正先生说：“我虽然学了一些中医理论，但是初见病人时，茫然不知所措，但边抄方、边体会老师诊病时的一言一行。侍诊日久，则对老师辨证思路及治疗特点有所认识，并逐渐能够独立思考。许多病症不经过实践是难以认识和掌握的。如亡阴亡阳之重证，若不当机立断，危在顷刻。而只有书本知识，不经过临床体验不敢决断和处理。”
当年他随伯父侍诊时的典型病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们曾冶一赵姓患者，病人头身汗出如雨，四条毛巾擦拭不迭。患者心慌气促，四肢冰凉，脉细如丝，属于书本上的“厥逆”之证。他伯父经过诊察，认为患者汗出过多，而汗为心之液，大汗不仅伤阴，而且还会“阴损及阳”，形成“大汗亡阳”之证。这个患者就到了这样的程度，因此就用大剂量的人参、附子，进行急救，说这种方法叫做“益气回阳”，或者叫“急救回阳”。治疗的过程，就是把药煮开锅之后，随煎随饮，而不是慢慢煎好之后再喝。经过他们师徒的紧急治疗，三小时之后，患者的大汗逐渐收敛，四肢厥冷的情况慢慢消失，阳气逐渐恢复，精神状态也逐步好转。
1939年之后，路志正先生开始独立应诊。一开始他也有些信心不足，但是很快就找到了一些补救的方法。比如，凡日间疑似难辨、立法处方无把握者，则于晚间研读有关书籍。这就是古人说的“白天看病，晚上读书”的方法。尤其是阅读一些医案，如喻嘉言《寓意草》、《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等，以提高辨证分析能力，从前人验案中得到启发。古人说“读书不若读案”，的确有一定道理。他还善于从临证挫折之中汲取教训，使自己的医术不断提高。
比如，有一个失败的关格证，就令他至今难以释怀。路老回忆说：“患者是我的一个亲戚，大约十六七岁。来人说他不能吃喝，也不通大小便，病情已经很严重，都准备好了死时穿的衣服。因为我已经小有名气，就请我前去看看。”路志正到了病人跟前一看，他的肚子胀得很厉害，人很虚弱，脉搏也极其微弱。他的一个表兄，当时也是医生，会一些西医知识，就介绍说：“已经使用过利尿的针剂、药片，没有见到效果。病情危急，家里已经准备后事了。”路志正因此想到了《张氏医通》里的一个方剂，是外用的。用大葱白、川椒煎汤，然后加一点麝香，让患者坐浴。希望通过“温通”，把病人的小便引出来，缓解病情。因此，他就吩咐，让患者先坐起来，然后下地坐浴。由于病人已经很危重，大家就要扶患者坐起来，患者说不用扶，自己能够坐起来。没想到，患者一使劲坐，马上就眼睛一翻，昏迷过去了。尽管给患者扎了人中穴位，进行急救。没有想到，针一扎进去，顺着针孔，流出来的都是水。病人终于没得救，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行医不久的路志正。
路志正先生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不断反思。后来，在翻阅《本草纲目》时，看到四十一卷“蜣螂”条目下，写到蜣螂又名铁甲将军、推车客，说它“治大、小便不通”。而且是大便不通用上截，小便不通用下截，二便不通用全虫；在“蝼蛄”的条目下，记载有“利大、小便”的功效，可以治疗“十种水病”，“大腹水病”，“小便不通、大便闭”的证候，用的时候，要取下半部虫体。后来他遇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因泌尿系感染，二便不通，腹胀难忍，不可触摸，需要在身体旁边放一个支架，把被子支起来护其腹部，饮食难进，极度虚弱。就拟了一个处方，以铁将军、蝼蛄、人参、附予等攻补兼施。患者服药后二便通利，泻下干结粪块粪球几十个，排出的尿液几乎把她泡起来了，这个病人因此逐渐好起来，路志正的名声也由此大震。
学过西医，进卫生部
建国的时候，路志正先生已经开业行医十来年，但是按照当时的政策必须进修西医知识，所以他来到了北京。结业后，他进入卫生部工作，见证了正确的中医政策的确立过程，也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查证、总结、推广中医学术经验。
1954年，中医郭可明与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合作治疗乙型脑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材料报到卫生部，路志正与另外两个人一起前往调查，只有他坚持这个好疗效是按照中医温病学的方法取得的，而另外两个人与他的看法不同。为了慎重，卫生部三派工作组进行调查，终于确信并推广了郭可明的经验。但是，他的观点被承认不久，首都乙脑爆发，石家庄郭可明的经验初期效果不错，等到8、9月份之后突然“失灵”了。路志正先生承受了其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几经周折之后，蒲辅周先生等通过辨证补救，又取得了世界水平的好疗效。在人们为中医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路志正先生心里的压力才得以释放。
毛泽东发现血吸虫病的危害之后，几次召开会议要消灭血吸虫病。路志正先生受命参加卫生部防治专家组，他提出“西医杀虫，中医治水”的防治原则，充分发挥了中西医各自的专长，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为毛泽东《送瘟神》贡献了中医的智慧。
路志正先生在包钢下乡支援，不仅靠中医救治大面积烫伤疗效卓著，而且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基层医务人员。
路志正先生在卫生部工作20年，始终没有脱离临床工作，只要在北京他就坚持出门诊，上至卫生部的领导，下至一般群众的病，他都认真治疗。他大女儿患脊柱结核病，积水潭医院的外国专家坚持要做手术治疗，可是他以内治外用的中医方法治愈了这个大病，他的大女儿也因此而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医主任医师。
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下放到河北老家，失去人身自由。但是，他在一无教材，二无教学设备的情况下，竟然靠自己的记忆里的中医知识，把自己身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培养成了赤脚医生。恢复高考之后，两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儿子，都成了中医的硕士研究生。
进广安门，成为大家
文革结束之后，路志正先生恢复自由，来到北京。领导知道他被冤枉，执意要安排他做副局级的学会工作。但是他对于当领导没感觉，年过半百却要在临床上做一位普通中医。
广安门医院是他参与筹建的全国最有名的中医院，专家云集，高手如林，他来到这里如果不是当年业务精湛，一定会出笑话的。但是，他与赵金铎先生一道创办了中医内科教研室。他们从的中医学术自身建设入手，在中医病历书写、查房、会诊、病历讨论、收治急性病、疑难病等方面都突出了中医的诊疗特色，做到能中不西，针药并施，汤丸结合，灵活多变，疗效很好，受到患者和同仁的好评。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检验，办得有声有色，很多人前往参观。但是，后来有人不同意，说在现代的医院里不能搞纯中医的管理模式，应该中西医对照或者中西医结合管理病人，纯中医似乎是开历史倒车。因而他们的纯中医管理模式被迫取消了。
当时很多同道都在搞活血化瘀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活血化瘀有些过于泛滥，只要一提心脏病就只知道活血化瘀，其他的治疗法则、方法都被忽视了。路老在临床上，就遇见了这样一位心律失常的病人，刚出院就复发了，又回来看病。他就按按湿热阻滞胃肠辨证治疗，患者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没有复发。所以，他决定另辟蹊径，通过调理脾胃治疗冠心病。他认为这是有临床依据的，不是为了争奇斗艳。他带领研究生开展有关课题研究，冠心病也可以肾论治、从肝论治，所以就提出来肾心病、肝心病、脾心病，不仅仅是见心脏病就活血，或者只知道有一个肺心病了。
1982年春，北京市卫生局为了继承、发扬中医治疗急症的宝贵经验，委托鼓楼中医院举办中医内科急症学习班，主任医师巫君玉副局长邀请路老前去讲课；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了中医工作会议，号召发扬中医特色；当年的12月，中华全国中医内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内科急症学术交流会议。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路志正先生编写了《中医内科急症》一书，把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所积累的内容，进行总结、补充，形成了专著。吕炳奎局长在该书的序言里说：“中医治疗急症，几千年来积累了系统的理论和丰富的医疗经验。上自《内经》《伤寒论》，下迄明清温病学派，代有发展。然自西医传入我国以后，近半个世纪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医治疗急症的阵地日趋缩小，中医治疗急症的经验渐致湮没，形成了西医治疗急性病，中医治疗慢性病的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党的中医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中医医院和中医病房，中医治疗急症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过去一提搞科研，就是搞实验。老中医没有经费，立不了项目。后来路志正先生争取了一万块钱的课题经费，就邀请了10个省市的老中医参加研究，他主持的《中医湿病证治学》研究，由此奠基。当然，这部百万字学术著作的出版，也与他20多年主持风湿病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不无关系。
建言献策，注重战略
路志正先生在带教研究生，不断出国讲学的同时，经常思考中医事业的发展问题，开始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建言献策。
1981年11月21下午，由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任应秋教授主持，召开了在京的部分中医教授座谈会。路志正先生与耿鉴庭、刘渡舟、王绵之、程莘农、颜正华、方药中、程士德、焦树德一起出席。专家们指出，五十年代建中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机构，中医开始受到国家重视，摆脱了中医受歧视的命运，是一个“黄金时代”。此后，中医政策经历了一些曲折，比较严重的问题表现在“中医的科学性没有得到承认”，比如虽然各种文件上也写着“中医是科学”的字样，但是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却与此相反，有的诊断宁肯相信“发烧待查”，也不承认中医的“气虚发热”；中医的疫情报告无效；中医院的病人如果临终前没有做西医处理，可能就算医疗事故。某些管理者，口头上重视中医，实际上是另外一套。有的人甚至把中医当成“遗老、遗少”；中药材尽管年年为国家出口创汇，但是有关部门从来也没有为中药材的生产投过资。“只欲取之，不欲补之”，待生态资源破坏殆尽，中医亦将缘木求鱼，成为无本之木。中药品种混乱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中成药生产工艺严重落后，煎药设备原始粗糙，中药质量下降，价格上升，自费比例增多----，如此等等，这样下去，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于中医药失去信任。有人说，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变相地扼杀中医，导致了中医学术的退化。
老专家们首先建议，中央应该检查中医药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新的形势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中医药事业得以健康发展，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后代。第二建议，应参照“国家文物局”从文化部分离出来的方法，把中医药管理工作从卫生部分离出来，成立“中医药总局”，直接隶属国务院领导，而且各个省市也相应成立专管中医药的机构，以便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工作，而且可与农、林、牧、海产、商业诸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以促进各方面的发展。第三建议，就是“对中医药工作应予立法，保证其工作的开展。应当规定：用中医的正确方法治疗而危重病人死亡的应与西医同等对待；承认中医诊断的科学性等等。”第四建议，就是“明确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单位今后工作的方向是‘纯中医’，是为‘纯中医’服务的。有人说‘纯中医’连体温表都不许用，这是理解上的错误。其实体温表，也不是西医的，而是物理学的成果，西医能用，中医为什么不能用呢？！中医向来都不排斥外来的先进科学及治疗技术。但它是吸收过来化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相反。中医西医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不能用西医的某些程序来约束中医。例如‘气虚发热’、‘阴虚发热’的患者，没有明显的体温变化，但应该承认他们是患者。如果此时全赖体温表，那便会误诊。”
座谈会议的《纪要》被《科技工作者建议》第85期全文刊载，1982年1月15日由中国科技协会研究室编印，上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并报送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科委、科协，以及中国科协所属各团体，为最高领导层制定中医政策提供参考，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起到了推动中医工作的作用，也为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把国家发展中医药的内容增补进去，提供了依据。1985年，中央书记处提出“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直属的国家中医管理局。
路志正先生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的15年里，他为了保留和完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他多次联合其他专家一起上书中央领导，提出切实可行的议案，受到国家领导的重视。
2003年，当新的瘟疫非典袭击中华大地的时候，路志正与吕炳奎先生一起，上书中央领导，要求组织中医人员参与非典的救治。在吴仪副总理主持召开的“在京中医专家座谈会”上，路志正先生坐在领导的身边，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医由此进入北京抗击非典的主战场，迎来了小汤山人人服中药的新局面。
在名师与高徒的学术传承过程之中，人们经常看到路志正先生南来北往的身影，在他即将九十诞辰的时候，为了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路志正先生依然不停地忙耕耘着，也不断地有所收获。
2010、12、14

善元一 · 发表于 2021-7-5 09:25:52

路正志老先生吉祥。

燕赵中医兴旺。

百姓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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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曹东义《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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