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介绍周恩来关心中医，有很多原始资料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18 18:12:06

学习恩来！周恩来纠正歧视中医的倾向消除中西医矛盾[color=rgba(0, 0, 0, 0.3)]樊学庆 [url=]凤凰中医[/url] [color=rgba(0, 0, 0, 0.3)]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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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团结中医为重点，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卫生政策；中医药事业；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

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积极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为革命事业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继续坚持、贯彻这一方针和政策，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从实际出发促进中西医团结，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有1亿人患各种轻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万人。乡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疗。天花、霍乱、鼠疫等16种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数死于传染病。妇女、儿童健康得不到保障，每年死亡产妇20余万，婴儿280余万。由于长期革命战争需要和从旧政权接收等原因，卫生工作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西医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正式西医不到2万人，护士1.7万余人，助产士1.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乡基层卫生机构极为缺乏。（参见张学文编著《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1—16、41、37页。）单靠西医队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的巨大需求。与西医力量严重不足相比，中医人数粗略估计有几十万，不完全统计也有9万多。（参见《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与西医形成互补。医疗卫生的严峻形势和中西医队伍的实际状况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中医，与西医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发挥作用。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就提出，为了与旧社会造成的不知卫生的愚昧及疾病疫疠的严重情况作斗争，必须把中西医团结起来，要“团结并教育全国可用的医生、护士及一切卫生人员，改造旧医生，使他们都能为中国人民的卫生、防疫、医疗、助产等工作服务”（《周恩来文化文选》，第52页。）。《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新中国要“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问题非常重视。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指出：“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今天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广大群众患了病没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产党不是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变成医生。现在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医生”，“因此，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出来，把消极因素去掉”，“中医是要改造的，但首先是团结中医，因为只有接近了他，才能改造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693页。）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就团结中医问题指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1955年10月，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页。）

二、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消除中西医矛盾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参见王斌：《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东北卫生》1950年第9期。）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既然产生于古代（主要是封建时代），其落后是必然的。只是西医数量太少，为临时应急，卫生工作才非有中医参加不行，最终必然以西医代替。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参见贺诚：《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9日。）中国将来的医学只有一个，这个科学医学一定会以苏联的医学思想为领导，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参见吕嘉戈编著《挽救中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这些思想认识造成卫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视中医问题出现。1951年中央卫生部发布中医管理法规，其中《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进修班的规定》要求中医进修内容主要为西医理论和预防医学，教学方法要结合并批判中医学术的旧经验，启发学员探求新观点和方法。（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卫生部中医司1985年内部版，第24—25页。）结果使不少进修中医动摇了对中医学的信念，仅长春一地就有43％的进修中医转为西医。根据《中医师暂行条例》，在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审查的华北区68县，90％以上的中医被认为不合格。（参见任小凤：《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的政策上的错误》，《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0日。）《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要求中医考西医内容，结果天津考取者仅占投考人员的十分之一。1952年，有的卫生管理部门提出“毋须培养新中医”，并着手裁撤中医学校，引发中医界强烈反弹。广州中医专门学校学生罢考抵制。广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中医学校联合向中央反映，称“卫生部门是西医当权，对中医专政”。（《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46页。）

为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要求西医必须纠正对中医的态度。在团结中西医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对双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周恩来指出，“西医是外来的”，“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西医中国化”，“就是要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外来的东西，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土壤，才能发展”。（《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693页。）“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同时，周恩来要求中医也必须积极改造。“中医是要改造的”（《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3页。），中医能够解决问题，“理论上又回答不清”（《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6页。）。“中医科学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造中医“是中国当前实际所需要的”。（《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693页。）从中西医平等出发，周恩来反复要求西医要客观看待中医。1950年，在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2页。）。1969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卫生界的西医迷信作了批评，指出：“西医学中医，心里总是不服气，格格不入，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就全部科学吗？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6页。1970年10月，周恩来再次批评了西医对中医的歧视，指出要说服西医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西医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讲科学，但是治疗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把某种病医治好，就是掌握了规律，就是科学。中医能够治好病，中医也是科学。（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01页。）

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还提醒中西医都必须注意破除门派、门户之见。周恩来指出：“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周恩来着重指出，在中西医团结上，西医要首先破除成见。“团结中医的主要责任在西医这方面”，“西医首先要团结中医，才能使中医感动，进而改造自己”。同时，中医也要打破顽固思想。周恩来强调：“过去是因为个人成见，中西医不免有些对立，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了团结的可能与必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3页。）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337页。）

三、推动西医学习中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

1954年，中央卫生部党组和中央文委党组先后就改进、加强中医工作向中央报告，提出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等建议，并把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作为解决中西医团结问题的关键。（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29—35、44—53页。）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报告，指出：“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早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42—43页。）

为贯彻中央指示，加强中医学习、研究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抽调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蒲辅周、关幼波等名中医都来讲课，取得很好效果。周恩来专门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周恩来文化文选》，第697页。）从1955年底到1958年，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组织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先后从全国抽调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青壮年西医师303人离职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15页。）

在建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根据名中医肖友龙、施今墨等人提议，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恩来对这一提议非常重视，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筹建过程中，卫生部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参见《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后，由于上马仓促，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很差。卫生部打算将学校搬到办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医界和学院师生不满，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北京中医学院一定要在北京办，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解决校舍问题，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周恩来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出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参见张殿璞：《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1956年八九月间，四所学院相继建立。后来一度增至23所。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中医带徒弟工作也全面展开，计划1956年到1962年通过师带徒方式培养中医48万名。（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84页。）中医药研究、教育工作迎来新的时期。

四、坚持中西医并重，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经过中央努力，1956年底卫生部废除了歧视中医法令，但轻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很难从根本上纠正。在加强中医工作报告中，卫生部仍坚持称中医为“旧医”。西学中研究班里，许多学员对中医存在严重抵触情绪和怀疑态度。多数人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无可学之处”。“原子时代还来学二千年前的东西”是“开倒车”，西医学习中医是“浪费人才，浪费国家人力物力”，甚至一些学员单位的领导也认为“去学中医多么可惜”。（《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16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一些人又提出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学派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百家等看法。（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81页。）

为进一步端正思想，从1955年开始，卫生部对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展开深入批判。随着轻视排斥中医思想被批判，中医中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派别思想有所滋长。“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各部门纷纷“拔白旗”、“插红旗”，批白专道路，卫生部在中医问题上出现“左”倾错误。1958年9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会议没有分清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把如何估价祖国医学、如何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简单归结为政治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掀起对钟惠澜等西医专家的批判运动，挫伤了西医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88页。）1958年11月，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卫生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会议片面抬高中医、贬低西医，提出要继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思想。（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31页。）同时，会议所提出的“西医不懂中医就是半个医”，“两三年内实现中西医合流”等观点，引起了卫生工作思想更大混乱。（参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第188页。）

为纠正卫生部门在中西医问题上的错误，1959年1月，周恩来对卫生工作指示：“普遍号召中西医团结，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统一中国医学的捷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同时，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开会，针对卫生部在中西医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要求采取正面引导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文章，澄清卫生工作思想的混乱。根据周恩来指示，卫生部配合胡乔木起草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02页。）1959年1月25日，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八个方面全面系统阐述了党的中医政策，强调必须团结中西医，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中西医并重。要努力推动、发掘、整理、提高祖国医药学。团结和依靠中医，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社论号召：“在我们的医药学遗产方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1959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4页。）

为进一步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3月，周恩来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但在纠正知识分子工作错误过程中，“卫生系统刮起一股反中医的冷风”。绝大多数西学中学员放弃了所学中医，不少人还受到冲击，纷纷反映“学了中医上了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医在西医院被认为是“医院里的累赘”。很多中医怀疑中医政策变了，说“过去几年（1958—1960年）的好光景是回光返照”。（《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1962年5月，为贯彻中央精简精神，国务院文教办召开教育系统大会，提出高等院校要砍掉40%。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将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经中医司和教育司协商，保留12所。会议快结束时又传来消息，中医学院仍然只留5所。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紧急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砍掉中医学院对整个中医工作，对广大中医影响非常大。（参见《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第99、97页。）接到吕炳奎信后，周恩来在会议讲话中提出“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最后决定“中医学院不动”。（张殿璞：《周恩来总理与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除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外，会后实际保留中医学院21所，使初具雏形的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1969年，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医学院还要办。”（《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5页。）

五、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泽东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中国传统医学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1958年，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和理论家作为一件大事办理，“不可等闲视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2月，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0—711页。）

尽管党中央和周恩来不断提出要求，但卫生部门并没有将中西医结合指示贯彻执行好，尤其在全国迟迟没有找到中西医结合的典型。1969年8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对此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找不到中西医结合典型，原因在于“对中西医结合重视不够，提倡不够”，“卫生部没有认真抓”。周恩来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办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周恩来要求“要提倡西医大学中医，成为风气”。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参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25—726页。）

1970年前后，周恩来又多次谈到中西医结合和新医学问题，要求中西医要融会贯通，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77页。）中医有很好的传统，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中医有科学性的一面，西医也有缺陷。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过多方筹备，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会前会后亲自领导，从会议日程、要解决的问题到典型经验介绍、具体规划都亲自过问，并多次约见卫生部负责人，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2月8日，在同卫生部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对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的针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进，不要保守”。（《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30—731页。）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32—433页。）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时，又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37页。）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际需要出发，以团结中医为重点，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中西医方针。他坚持中西医平等，认真纠正西医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提倡破除门户之见，不迷信西医，也不迷信中医，西医要中国化，中医也要科学化。他坚持中西医并重，积极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同时努力推动西医学中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改造中医，通过中西医结合为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闯出一条道路。周恩来对团结中西医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卫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人民保健事业发展，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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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1-7-18 18:14:28

深度揭秘：中医沦落史
原创泰山水敢当泰山水敢当 2020-02-09

昨天有人给我留言说：你认为中医好，历史悠久，也能治病，既然有千般好，万般妙，那为何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呢？

今天就说说这个事。

一

首先，明确一点，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绝对不是自然演化所致，而是非自然势力，刻意打压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医学，不叫中医，而是叫岐黄、青囊、杏林、悬壶、橘井、大夫、郎中等。中医之所以叫中医，是西医流传入中国以后，为了与西医区分，才被人刻意叫做中医的。

“中医”这个词被某些人造出来的第一天起，注定就是为反中医者服务的。

有人讲，最早说出“中医”二字的，是一个英国传教士。他最到中国之后，做的主要工作，一是帮老百姓免费看病，乘机宣传宗教，二是兜售鸦片。

实际上中医这个词，到底是谁造的，已经不可考了。

但是，中医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大致能确定，就是鸦片战争期间，西医入侵华夏的时候。

关于鸦片战争，有些人有误解。

很多人感觉，鸦片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英国人想到中国来贩毒，但是满清不愿意，所以，英国人就联合他们欧洲的一众毒贩兄弟们，例如法国意大利等，一起组成联合军，远渡重洋，万里迢迢来与满清理论，然而，满清对待客人招待不周，然后就开战了。

这种理解，某乎上很多，其实是非常肤浅的。

鸦片战争的起源，跟现在川建国跟我们开贸易战一样，丝毫不新鲜，都是为了生意。

别看现在欧美牛气冲天，几百年前，欧洲还是一片黑暗的蛮荒之地。

古罗马人，古希腊人，跟现在的欧洲人，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古希腊、古罗马，或许存在过，但是绝对没有西方人吹得那么牛。

只要具备一点点世界地理知识，就明白，就亚平宁半岛，那个多山少耕地，跟朝鲜差不多的小地方，能出个啥？

而且，古希腊、古罗马，已经彻底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更重要的是，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这个文明断代了。

从考古学角度看，或者可以讲，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

反正没有一点证据。

典籍，文物，全部没有。

所以，有人讲，欧洲无信史。主要是指这个事。

这也是为何，历史文物这么值钱的原因。

这都是活证据啊！

至于欧洲博物馆里，除了从中国抢来的那些文物，剩下的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那些破绽百出的泥板子、文物以及露天水泥做旧，现在都露出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都是拿破仑自己山寨出来的。

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下，很毁三观。

欧洲人，也不辩解。

欧洲人，大多不喜欢谈论历史，原因很简单，没什么好谈的。

哪像我们中国人，上下五千年，史料典籍，汗牛充栋，文物建筑，遍地都是。

中世纪的欧洲人，基本算是一群野人，浑身臭烘烘，平时刀耕火种，有时候就打猎，摸鱼摸虾什么的。

碰上瘟疫，就跑到修道院里，让神父祈祷，最后，祈祷没管用，让主连神父带信徒，一并打包带走。

欧洲几次瘟疫，死了一大半。

黑死病—欧洲人讳莫如深的伤痛

当时的文明之地，在整个地中海周围和中东，阿拉伯人走了，蒙古人来，蒙古人走了，奥斯曼土耳其来，根本没欧洲人的份，欧洲，那时候是蛮荒之地。打酱油的，连看的份都没有。

欧洲人发迹，是被奥斯曼帝国逼的没办法，才铤而走险，闯海路。

英国人、法国人等欧洲人，当时为了避开奥斯曼帝国的陆权控制，只能冒险开辟海路，得到明朝的大航海技术以后，从荷兰开始，海路搞地不错，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印度与美洲这两个人畜无害的好地方。

印度出香料，南美有黄金。

欧洲人，走了狗屎运。

更重要是，他们终于到达了马可波罗说的“神州”。

那时候，它们对满清还不够了解，暂时没有惹中国，只是做一做鸡零狗碎的进出口小生意。

欧洲人一开始来中国不是贩卖鸦片，主要是倾销一些欧洲的商品，但是，这帮欧洲商人很快就绝望地发现，中国这地方，啥都有，中国人，啥也不缺。

反倒是中国的瓷器啦丝绸啦什么的，在欧洲热销大卖。

就跟现在中国制造横扫欧美一样。

华夏文明，站在历史长河看，始终是人类第一超级蓝筹绩优股，不过是近百年，被野蛮人满清搞砸了而已。

如同现在的川建国与我们搞贸易战，当时的英国等欧洲一众国家，也是与满清搞贸易战。

结果与现在差不多，败得很惨。

最后没办法，才开始想歪招，向中国制毒贩毒。

清政府当时，还没傻到家，所以，搞了一把虎门销烟。

英法生气了，联合起来，撕破脸，用武力打败了腐败无能的满清，逼迫满清签订卖国条约，开通商埠，不仅鸦片，让西方的商品都来中国倾销。

欧洲人在与满清作战的时候，不幸遭遇了中国的义和团，给这些欧美的殖民者，上了一课。

一句话，这些来中国淘金的传教士海盗老外，被义和团整怕了。

历史书上写的是，它们征服了满清的军事，但是无法征服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中医，根深蒂固，无法撼动。

西方的一些比较鸡贼的政治家，想了一个损招：

你不是搞“以夷制夷”吗？

我搞“以华制华”。

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

这其中，有个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

这家公司，一开始是靠在中国贩卖煤油，发了大财。

这个公司的歪招，现在看来，比较老土，但在当时，很先进。

招也不新鲜，就是先免费送煤油灯，免费试用，等煤油灯里的煤油烧完了，没办法，只能去它们公司买。

去买的时候，它们还规定，只要是它们公司送的煤油灯，购买煤油打折扣。

很快，这家卖煤油的公司，就垄断了中国市场。

这家公司，其实不光卖煤油，这同时也是一家医药公司。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医药集团。

一开始，它们很发愁，因为，中医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卖西药，绝对不同于煤油。

非常难。

煤油是新鲜事物，而且煤油灯的确比豆油灯光线好，比较亮。这是硬核优点。

但是，中医在中国绝对处于垄断地位。

但是，面对中医这个在中国盘踞了几千年的大盘蓝筹股，洛克菲勒医药公司，却毫不气馁，决定打败中医，让中医变*ST,然后摘牌出局。

为了财富，毫无畏惧，知难而上，不得不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克资本家精神。

毕竟，资本为了一倍的利润，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冒杀头的危险。

洛克菲勒集团策划了一个类似送煤油灯的策略，于1915年在中国成立了协和医学院，把西医打进来，并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免费培训中国人学习西医。

这个基金会可以给中国教授西医的学校赞助，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给这些学生并通过这些学生给中国人灌输这样的思想：

即放弃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而相信昂贵的西药。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医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且历经考验，安全有效且廉价，它的竞争力超级强。

怎么办呢？

通过“科学”来规避直接竞争，进行迂回作战。

于是洛克菲勒财团就耗费巨资，创造了一个广告词：中医不科学。

这样就绕开了中医最具竞争力的方面。

从思想上让老百姓知道科学是最好的东西，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好。

不得不说，这个简单的逻辑链，很歹毒。

因为，当时的中国，对科学的态度是又敬又怕。

过程很曲折，先说结果。

结果就是，为了占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医疗市场，洛克菲勒集团，联合其他西方的医药公司，齐心协力，付出了百年时光，最后终于成功地把中医在中医的发源地“中国本土”打趴下。

当然，关于这段历史，大部分书上写的都比较含蓄，不疼不痒地称，中西医双方从民国一开始是处于并存和对峙的状态，共同构建起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特有的二元格局。

然而随着历史演进，双方的地位开始逐步转变，由当初的平起平坐，发展到后来西医一枝独大，最终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

其实，中医的现状比书上写的残酷得多。远远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中医在野”所能涵盖的。

目前看，中医算是山穷水尽，虽然没有摘牌，但是已经st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中医了。

就连中医赖以自豪的中药，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也都在日本韩国以及美国，根本也不在中国了。

以洛克菲勒医药集团为核心的西医集团，征服中医的战争，基本到了尾声。

西医在朝，中医在野，这种说法，其实是给中医留了面子，也是为了照顾国人的情绪，更是为了遮掩西医的暴利。

西医背后的医药资本非常现实，向来低调奢华，闷声发大财，才是它们的风格。

现在中医，基本上已经退出了功能性的医疗市场，跟中国书法，中国画、中国戏剧差不多一样了，基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属性的东西。

嗯，非物质保护遗产，懂吗？

市场基本全部，已经归了西医。

中医完败。

而且是在中国的本土，中医的发源地，完败。

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作为西医的既得利益者，无论洛克菲勒医药集团们的核心管理层，如何表彰自己的功绩，也不过分。

但对全体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这个耻辱，在相关利益各方的遮掩下，现在还没有真正显现。

相信，在很久或者不久的将来，历史会为中国的医学立一个耻辱柱。

那么这个耻辱柱上，到底有谁呢？

二

第一个，此人名叫俞樾。

很明显，这个人，不算历史名人，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章太炎。

此人曾在清廷干过翰林院编修，读过些书，但不懂中医。

俞樾反中医之原由，很奇葩，全因家人接二连三的逝去。

他59岁那年，妻子病逝，长子俞绍莱也病逝，小女儿染重疾，虽保住了命，生活却无法自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打击接二连三，原因都是因为医治不力，他反中医，情有可原，但很明显，这非常荒唐。

无论中医西医，都有名医庸医。以偏概全，是不对的。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大肆宣传反中医的同时，非常坦然地说，自己对中医素未通晓。

此人虽然有点逗逼，但他写了一篇《废医论》，影响力极大。

他根据《黄帝内经》所写的《内经辨言》，从学问的角度，在根上对中医发起了疑问。

关键是，在当时西学全面占据优势的大背景之下，他的主张风生水起。

洛克菲勒集团与中医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其实，仅仅是靠资本逐利的本性行事。

用现在的话讲，洛克菲勒集团与中医的关系，是为了争夺市场的商业竞争对手。

没有私仇。

但是，这个章太炎的老师，为了一己私怨，把庸医的责任，全部让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医背锅，这个事，做得可真是不地道。

但是，他当时的举动，无疑成了西方医疗集团的强助力。

就跟现在提华夏文明复兴是主流思想一样，当时的民国，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时髦的事。

当时的社会名流，反对中医的，可不仅仅俞樾一人。

当时比较有名的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有鲁迅，梁启超，胡适。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人，不但反对中医，还反对汉字。

先说鲁迅。

其实，我个人感觉，鲁迅反对汉字也好，反对中医也罢，仅仅说明鲁迅，受历史的局限性，对中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不够深入。

既不能不能说明鲁迅先生不爱国，也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反对中医，就是对的。

很明显，鲁迅先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反对中医，反对汉字，都是一种文化短视，急功近利的救亡思想的表现。

——病急乱投医，为了救国，啥也不顾了。

鲁迅先生反对汉字，实际上是没有分清楚，满清文化与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是不同的。

满清的黑暗奴隶统治，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腐朽的、“吃人”的礼教，是满清的黑暗统治，而不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

同样，鲁迅反对中医，跟章太炎的老师老俞差不多，一开始主要是由于家庭原因。

读过鲁迅全集的人，或许记得，鲁迅在文章中描述，他小的时候父亲有病，要经常请人看病。他每天都拿着家里的一些东西去当铺，换钱后再去药铺。年仅十几岁的他，在当铺、药铺、医生家跑了4年。不凑巧的是，他碰上的还是一个标准的庸医，为了掩盖医术低下，经常用一些找不到的药引子来推卸责任。

药引子是引药归经的俗称，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它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起“向导”的作用。

实际上类似于催化剂。

通常就是些淡盐水、蜂蜜水、米汤、红糖水、葱白汤、姜汤。

鲁迅碰到的医生，却开了一个“原配的小蟋蟀一对”这样离奇的药引子，着实扯淡。

也难怪鲁迅对中医没有好感，后来他自己也学了西医，他反中医，也可以理解。

关键是，后来鲁迅的爱人许广平有了妇科病，请西医看，怎么都看不好。

鲁迅自己是学医的，西医朋友很多，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这时有人推荐许广平吃乌鸡白凤丸，许广平吃了没多久，病就好了。

鲁迅后来还把乌鸡白凤丸推荐给了萧红。

后来周海婴说，他父亲并不反中医，他只是反庸医。

鲁迅先生对中医的态度，周海婴其实很明白，但是周树人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嫉恶如仇，他要是认定了的坏人坏事，非骂个狗血喷头不可。

但如果从鲁迅的文章中分析，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其实有点意气用事了。

他其实对中医也是了解不深。

有人讲，鲁迅跟梁启超差不多，是因为对西医的痴迷，导致了对中医的憎恶。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的这句话被反对中医者引用得最多。但我认为,引用这句话当作诋毁中医的所谓论据,只能说明引用者非但没有认真研究鲁迅对中医思想认识的变化脉络,就连《呐喊·自序》这篇文章也未好好读通。

鲁迅被误读了。

甚至可以说，鲁迅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

这句话是鲁迅先生什么时候写的呢?

1922年12月,在《呐喊·自序》中。

追忆的是什么时候的思想呢?

1898年,当时鲁迅17岁,正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

其基本背景是:

当年,因为鲁迅的父亲死在了庸医手里,使得鲁迅本能地对中医产生了很大的恶感,到南京求学后,逐步接触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包括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

这时鲁迅产生了今昔对比: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的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

也就是说,反对中医,推崇西医,是当时鲁迅先生决定东渡日本学习医学的动机,此动机最初产生于1898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时候。

鲁迅自称当时掌握的“幼稚的知识”,同时也正说明当时对中医的评价是出于少年的偏激。

拿出周树人17岁时的“愤青”观点作为思想成熟后鲁迅对中医的看法,是经不住推敲的。

在他后期以后的文章中，也不乏对中医客观肯定的观点。

作于1925年12月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鲁迅杂文中是极其有名的,文中这样说: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情。倘能推而广之,怨声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

作于1933年7月的《经验》一文中,曾提到《本草纲目》:

“……这是一部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这程度……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病痛的药。这样的积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逐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

由此可知,鲁迅虽对中医的研究比较浅薄，但是，并不是一味主观贬斥，他只是更信西医而已。

综上所述，鲁迅笃信西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祖国的中医也有客观的肯定。但我们也发现，鲁迅对中医的了解非常浅薄。这也是事实。

其实，很多中医黑，包括鲁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凡是反对中医者，都笃信西医，且对中医的了解都不深。

第二个人：梁启超。

此人大名鼎鼎，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央视的《开学第一课》里面孩子们朗读的《中国少年说》就是他写的。

客观地讲，梁启超此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一般，远不如在学术史贡献大，他的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但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

他厉害的地方是写文章厉害，文笔生动，宣传力超强。

不信读读《少年中国说》就知道了。

主席对梁启超一生的评价是四个字：虎头蛇尾。

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年轻的时候，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

反对中医的人很多，但是像梁启超一样，为了反中医，保卫西医，搞得世人皆知，上了当时的民国头条的，他是第一人。

当时这个事，叫“西医误割肾案”，轰动一时。

1926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黑点仍然在，但并不是癌症，而梁的尿血症状也没有被手术治愈。一时间，舆论耸动，社会风传，协和误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切掉了。

陈西滢、徐志摩等著名人物都纷纷撰文，讥刺协和西医误人。为了捍卫西医，梁启超本人出面，撰写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竭力为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治疗原则做辩护。

后世不断有资料表明，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并不满意，他为西医辩护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强忍委屈”，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梁笃信科学，为协和辩护，毋宁是为西医和西方科学的原则张目。

梁启超这样影响舆论的文化名流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的青年时代成长于中医的环境，仅就其个人经验而言，完全排斥吃中药，是不可能的。

然而，他们赞同西医并非仅仅据其疗效，而是因为，他们片面地认为，西医是西方现代科学原则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赞同西医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

日本经明治维新一跃为亚洲强国，对志在图强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更是巨大的榜样。明治维新的新政中即有废止汉医一项。

在他们这帮人眼里，似乎推崇西医、反对中医与现代强国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

唉，食古不化，食洋亦不化。

这是民国文人的通病。

第三个人，胡适。

这个人也是民国时期的大名人。

他反对中医的口头禅是：中医不科学。

首先，评论中医不科学，这句话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说中医不科学，就如同，说女人不是男人一样，纯属废话。

中医，是土生土长的华夏学问，诞生于几千年前，那时候，欧洲还是一片荒漠呢，肯定不属于仅仅才几百年的西方所谓的“科学”。

其实，西方的现代科学，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非常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格物学”。

而格物学这方面，墨家的首领墨翟，是个中翘楚。

墨家的兵器制造所，几千年前发明的各种玩意，有些比现在都先进。

但是，胡适说中医不科学，并不是真正研讨西方的科技与中国的格物学的差别，他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

中医是落后的，

西医是先进的。

但是，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科学界也是不统一。

这其实恰恰就是科学的特点，分科而学，越分越细，越分越支离破碎，距离事物的本质越远。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局部，不见整体。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西方的科学。

那么在西方，医生这个称呼，怎么称号呢？

在中国，上过英语课的中国学生都知道，医生就是：doctor。

实际上，在国外，中医一般被称为herbalist，一般直接翻译为：

草药医生。

而西医呢？

比较复杂。

西医 (一般是下面三种):

医生(总称): doctor

外科医生:Surgeon

内科医生

hysician

不过西医关于各科医生都有专用名词,往往外国医生介绍自己时,直接就把他所属的二级学科名说出来了,可以参考以下专科医生职位:

Accoucheur妇产科医生

Accoucheuse/Mid-wife助产士

Allergist过敏症专科医师

AllergistAmbulance Paramedic 急救人员

Anesthetist麻醉科医生

AttendantPhysician 巡诊医生

Aurist耳科医生

Cardiologist心血管科医生

ClinicalPathologist 临床病理医生

ClinicalPsychologist 临床心理医生

后面省略若干….

怎么样，晕了吧？

懂了吧？

这就是分科。

很多中国人，不懂“科学”这个词中的“科”，为何解释为“分科”的科。

这些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文化跪族，认为，把西方的科学，简单解释为“分科而学”，太不够档次，咖位不够。

在这些人眼里，科学，跟宗教信仰差不多，是个非常牛掰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分科而学”。

不过，当你不厌其烦地把西医的名称都浏览一遍后，你会发现，西方的所谓科学，本来的意思，就是“分科而学”的意思。

具体的内核，与中国的格物学，其实差别不大。

所谓的西方现代科学家，与几千年前，那些中国古代搞工程制造的例如“大造院”里的资深匠人，差别不大。

就是一伙技术宅。

前几天闹腾得很欢最后消停了的那帮跳街舞的，有个口头禅，动不动就是，你不够real.

这帮搞嘻哈的，就是把real,天天挂嘴边。

而当时的胡适博士呢，反对中医，主要就是天天叨叨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把科学挂嘴边。

但是，你要问那帮搞嘻哈的，什么是real?

他们大概率会给你个白眼，如果你继续问，他们就跟你急，搞不好就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什么的。

如果当时你问，胡博士，到底什么是科学，中医哪里不科学，估计，胡博士也会急。

因为，在胡适心中，反正科学就是一个高大上的新词，是个好词，人家西方人搞科学，结果国家强盛了，小日本，明治维新，搞科学，竟然也把国家搞得不错了。

这充分说明，西方人的科学绝对是好东西。

咱中国弱，就是因为咱没有搞科学。

同理，西医，是科学,肯定也是好东西。

那么，同理，中医与西医搞对立，所以，中医，不科学。

中医，落后，是封建糟粕，应该消灭。

这大概就是文科博士胡适，关于中医不科学、中医落后的内心逻辑链。

胡适们，永远认识不到，中国弱，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搞科学，而是满清既腐败无能，还天天把汉族当贼防备，才把华夏神州这个老牌的绩优蓝筹大盘股，搞成了*st的。

胡适28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病，资料说是糖尿病，他晚年撰文说是肾炎，反正西医一筹莫展，协和医院也告诉他等死吧。

最后家人说，你请中医看一看吧，他说他不信中医信西医。病情于是跟西医讲得一样一样的，一天比一天重，估计很快会偶我了。

家人们急了，请来了上海名医陆仲安。

陆仲安老先生，在中医历史上，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医生，他擅用黄芪，且爱用黄芪。而且用量大得吓人，半斤八两是常有的事。

他给胡适开的药方，据说光黄芪就用了六两。

胡适用药后不久，病痊愈了，而且没有丝毫后遗症。

很快又恢复到说八国外语的活蹦乱跳状态了。

之前给胡适看过病的西医，全部都傻眼了。

胡适则很尴尬。

不过，事后，胡适依然坚持说中医不科学

可是，众所周知，毕竟是中医救了胡适的命。

胡适没办法，只得说：

“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

西医很科学，很清楚，但是治不好病。”

知道了吧？

那句网上流传的段子：

西医，让你明明白白去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得活。

出处就在这里。

这是胡博士的名言呀。

梁启超用生命捍卫西医的尊严，但是很尴尬，西医不领情，领走了梁启超的命。

鲁迅笃信西医，但是很尴尬，中医救了他孩子的母亲的病。

胡适说中医不科学，但是依然很尴尬，中医救了胡博士的命。

这三件尴尬的事传开后，民国名人反中医这股风，就慢慢消停了。

中医暂时度过了这波危机。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劫，中医就不好过了。

这一次，与上一次类似，也是与章太炎有关。

第一波废除中医的是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这一次，是章太炎的弟子，名字叫余云岫。

记住这个名字，很重要。

这是带资入剧的主角，戏份很足的。

图片

余云岫是章太炎的学生，是俞樾的徒孙，很多人都说余传承了俞的学说，章太炎因此也被列到了反中医的队伍之中。

但是，章太炎其实并不是中医黑。

他自幼承嗣家学，并有学医经历。靠着扎实的传统文化底蕴，使其在中国医史文献、训诂方面的考证，成绩卓著。

尤其对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研究，非常厉害，他说：“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章太炎经常演讲《伤寒论》，把张仲景奉为中国医学之圣人，章太炎曾说：“医之圣者，莫如仲景。”

可以说，章太炎是民国时期经典伤寒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一生撰写各种医论百余篇，涉及大量中医文献考据、训诂、医史方面内容，成就突出。

不过比较尴尬的事，由于他本人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他的医术没有得到实践。

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估计搞搞线上培训什么的，绝对不成问题。

说完章太炎，我们就接着说他的学生余云岫。

余云岫，在日本留学学西医11年，是一个坚定的中医反对者。

他与他的师爷不一样，他师爷不懂医学，他是纯西医科班出身。

所以，余云岫的出手，比他的师爷重多了。

为了反中医，他把大路上的中医的书基本都看了一遍，对照着西医的观点，逐条逐项地加小批并整合出书，对中医进行系统性批判。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余云岫，不仅搞学术打击，还搞政治打击。

这个就厉害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

史称《中医废止案》。

提案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医注册截止到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以后就不许注册了。这样你行医的死一个少一个，以后就没有中医了。

第二，取消所有的中医学校。

第三，取缔所有相关的中医报刊杂志。

说实话，他的这个提案太毒了，如果执行，中医必死。

此事一出，全国震动。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了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

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静坐绝食抗议。

这些名医，医术高超，名扬天下，治好的达官贵人很多，不乏手眼通天之辈，一些人找到了孙中山的儿子，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很快孙科就拿出了一个《中医条例》。

当时汪精卫是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废中医。

孙科是立法院院长，主张留中医。

汪、孙二人各代表一方，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

此时，有个人出来露了一手，技惊四座，同时化解了争端。

此人叫孔伯华，山东曲阜人。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学自家传。早年任北京外城官医院医官。

孔老德高望重，医术高超，解放后曾被中央选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孔老说找一些病人，你西医先挑一半，剩下一半给我。咱们同时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第一届中西、医擂台对抗赛。

汪精卫当时年轻，野心也大，为了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不细想，一听中、西医打擂，嗯，是个解决争端的好法子，就出面张罗了此事。

找了十二个病人，西医先挑，选了六个，孔伯华接了剩下的六个，开始同时治。

孔老分的病人，都是一些高烧，哮喘，呼吸道的急症，全是西医挑剩下的。

大家看明白了，西医一向对高烧、哮喘、呼吸道急症这类病，是毫无办法的。

孔老，医术得自家传，天资聪颖，善用石膏，是治疗温热病的大行家。

照单全收后，几副药下去，6个急症病人很快就全都治好回家了，西医那边没动静。

这事对比明显，，中医界欢呼声一片，其惊人效果把年轻的汪精卫也吓一跳。

事又凑巧，就在此时，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坐在马桶上就下不来。

老太太痛不欲生，遍寻西医，毛用没有。

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性如烈火，专横跋扈，加上年轻气盛，她可不管汪精卫那一套，遂找来了与孔伯华齐名，并列四大名医的施今墨。

施今墨与孔伯华不同，他年轻时学政法，参与革命，与黄兴等很熟，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后来看不敢国民党的做派，对政治萌生退意，产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想法，后弃政从医。

施今墨于医道，其实不是半路出家，在山西政法学堂学习时，就小有名气，不过当时参与革命活动，没有时间精研医术，一旦静下心来，医术大增。

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载誉而归，遂声名大噪。

施今墨原名毓黔，这个墨，既是墨子的意思，又有绳墨的意思，对自己要求很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想成为行业标杆。

所以，为了自己的医声，施今墨给人看病，有个习惯，从不把话说绝对，给汪精卫的岳母看完病之后，他罕见地说下了满话（绝对话）。

他把完脉后，开了十副药，转身就走。

汪精卫岳母家也知道，中医上他们家都是带气的，看见医生走便着急的问十副药吃完后怎么办？

施今墨扭头说，两副药止住拉肚子，五副药你吃饭正常，十副药下去，就全好了。

如不好，你让你女婿砸我的招牌！

后来全如施今墨所言。

再次见证了中医之神奇疗效的汪精卫，终于闭嘴了。

在眼看见的实效和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这次废中医之事终于也消停了。

这场中西医的擂台赛，让中医又一次度过了危机。

但同时，也让西医长了经验与记性，即，再也不跟中医同台竞技了。

余云岫搞的这个《中医废止案》，其实与梁启超、鲁迅、胡适反对中医还是又很大的不同的。

梁、鲁迅、胡适等人，反对中医，本质还是新文化运动那一套，受了外人欺负，打不过别人，埋怨祖宗留下的文化不行，他们这些民国文人，出发点还是爱国，骂中医，废汉字，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只不过由于受制各自的历史局限性，没有找到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总之一句话，他们反对中医，有点愤青的味道。

就如同现在被洗脑的愤青一样，中国只要出点事，动不动就说是“中国制度不行”。

所以，鲁迅他们反中医，废汉字，更多是学术之争，或者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解与怨恨，一种爱国愤青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

鲁迅他们，是爱国者，这个是客观事实。

但是，余云岫搞《中医废止案》，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不是学术之争，这是想从制度上把中医，连根拔起。

汪精卫此人，大家都明白，志大才疏，而且，他本人，小时候没有病死过那么多家人，对中医没有那么大的怨恨。

那么，究竟这个想刨了中医的根的《中医废止案》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那家前面提到的一开始卖煤油，后来卖西药的公司。

“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是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人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

这些人，与洛克菲勒集团，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千丝万缕的联系

2020年新年，武汉爆发了新型肺炎，西医毫无办法，最后，国家让中医参与，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结果患者服用了中药后，效果非常好，很快就痊愈出院了。

西医，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悔，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长记性，又一次中医同台竞技。

这下，中医在必死的困局上走出了“手筋妙招”。

西医对中医的百年围剿，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天佑华夏，天佑华夏医学。

再回过头来讲，中医是怎么又重陷困境的。

汪精卫废除中医案之后，二次大战开始，日本侵华，中国陷入战乱。

在战场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能治病就是好医，所以，中医安然度过了战争年代。

新中国建立后，中医最大的劫难，终于来了。

这一次的主攻手，还是余云岫。

这一次，这位老先生想了个绝户计，叫做改造中医。

怎么改造呢？

很简单，就是所有的中医都去学习西医，学会西医再回来看病。

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名字叫贺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

贺诚将军，是老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

中医这一次，终于碰到硬茬。

当时的政策：中医要想执业，就得上医学院学习，学完再当医生。

这简直如同，一个意大利人，在罗马若想唱歌剧，必须先会唱河南梆子一样。

想一想就难。

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就在中医前途一片迷茫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主席说话了：“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现在不是中医学西医的问题，叫我说是西医学中医的问题”

这下中医有主席撑腰，中医又一次有救了。

众所周知，主席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大行家，一向出手不凡。

这次主席救中医，出了一个妙招，利用群众路线，创造性的搞了赤脚医生制度。

赤脚医生的优点，就是物美价廉接地气。

表面上的说法，是中西医结合，但是，实际操作中，各种中医民间小验方，被赤脚医生就地取材，与群众路线实际相结合，搞得风生水起。

广大人民群众，很多病，直接被赤脚医生治好了，大城市的医院里，门前冷落鞍马稀，就几个老干部来回逛。

患者来源大减，西医直接被刨了根。

高大上穿西装说洋文的西医，这一次被土包子，赤脚医生，直接干趴下了。

（忽然想起解放战争期间，土八路直接把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干挺的那些事）。

借助赤脚医生，中医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

看明白了吗？

对西医而言，所谓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打擂台，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中西医的均势。

所以，西医从来是对中医除之而后快的。

这是由西医的资本垄断性决定的。

跟西医生没多大关系。

医院的医生，其实就是制药资本的打工仔罢了。大头都被拿走了。

可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WTO的加入，让国内的西医终于与国外的西医“会师”了。

这一次，西医吸取教训，迂回作战，不与中医直接拼疗效。

不跟你拼治病，拼什么？

拼市场运作能力，拼谁更会赚钱。

这一次，中医傻眼了。

这帮老中医，治病很拿手，赚钱的本领，都是两眼一抹黑。

更可怕的是，余云岫的改造中医计划，被某些有心人，改头换面，又重新出台。

这一次，中医可没人保了，主席已经走了。

中医终于被打倒了。

这次改造计划，更狠，有点地方还规定：凡中医，如果拿不到英语考级证书，就不发毕业证，拿不到毕业证，就不发行医证，如果无证上岗，就按照非法行医论处。

很快，西医大获全胜。

中医非法行医，总计被查处十几万，基本一网打尽了。

西医，笑得腰都弯了。

天可怜见，如果，不是这次武汉新型肺炎，中医，这一次，想翻身真得很难了。

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中医，是不可能在地球上消亡的。

未来的趋势，是西医归属于中医这个大系统之下。

这是由中医的特性与文明维度所决定的。

这个议题很大，改天专门撰文论述。

三

众所周知，振兴中医，是华夏文明复兴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夏文明的复兴，倘若缺少了中医的复兴，是不完整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即振兴中医之路，任重道远，困难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

中医的困境，除了外部的碾压，中医的内部也是问题重重。

中医的困难，今天就不谈了。明摆着在那里呢。

今天，主要谈谈如何复兴中医的问题。

首要的一点，是必须树立复兴中医的信心。

有人讲，中医的维度太高，以目前的器物文明水平和人智很难吃透，普及太难。

中医，古称岐黄之术，来源于道家，又叫道医。

有人讲，中医来源于易经，算易经的一个降维版。

还有人认为易经是一个开了挂的理论，一段非法代码。

这种种说法，有点太夸张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医的维度的确很高。

中医的降维，是随着华夏文明的不断降维而进行的。

而振兴中医，则是对中医的升维回溯。

维度高，不一定全是好事。

容易产生一个缺陷，就是传承的不断降维。

父母都是教授的高知家庭，孩子往往成就不高，能超越父母的概率很低。

这就是传承降维。

个人感觉，如果任何事物，一开始起点就很高，降维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如同你站在高山之巅，最高处，无论向哪个方向去，都是下坡路一样。

还如同一杯热水，放在桌子上，它只能慢慢降温。

如果保持这杯热水的温度，必须加入能量。

加能量，就需要牺牲掉一些东西，或者更大的付出，才能平衡。

所以，复兴中医，与复兴华夏文明一样，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复兴中医的优点，在于现在所处的大环境不错，正处于华夏登顶，华夏文明复兴的节点。

最后，提几点中医复兴的措施：

一  国家设立独立的中医部

二  中小学教材中增添独立的中医课程

三  改革目前的中医大学，改变用西医培养中医的模式。

四  抢救性保护当今硕果仅存的老中医，设立中医专家库。

五  国家设立，国有体制的中医研究机构，严禁私人资本进入。

六  每个乡镇卫生院设立单独的中医科。

以上振兴中医的措施，仅仅是个人想法，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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