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16-8-9 14: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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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1 H& e8 K9 l* v! r中西汇通、参西丢了自己中西医结合的提法虽然只有60年,但是,中西医知识的互相参照、渗透的历史,却已经有了100多年。 根据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医近代史》的记载 [1],西医向中国的传播分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明末清初,以传教士传播西医知识为主,当时康熙皇帝周围已经有了西方医生。在雍正时期的“百年教难”期间,是一个停滞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排斥期,西方生理解剖和病理解剖,被国人描绘成屠夫一样的“开膛破肚”、“剖腹挖心”,而加以嘲弄、禁止。1805年英国牛痘初入中国,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技术改进措施,又开始了第二次西方医学的传入,而且经过200年的发展,西医学以更加精细的解剖知识,震撼了中医界。 王清任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受西方医学解剖的影响,但是,他在北京行医40年,康熙朝西医关于解剖知识的一些传闻,或许影响了他的思想,不然,他为何在张景岳盛赞《内经》“字字珠玑”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头脑发热地要给古人改错?他功效卓著的几个逐瘀汤,完全根于中医气血理论,而不是源于解剖知识,而且他只是观察破尸,没有动过刀子,“解剖”一词名不副实。 毫无疑问,中医的脏象学说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如果古代中医没有对于器官解剖的基本认识,就不可能有脏与腑的划分,也不会提出“五脏”“六腑”的概念,更不可推测脏腑在功能上有何异同,或者大体上把脏腑的具体功能作用说出来。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中医的解剖只能停留在肉眼可见的水平,不可能发展到组织、细胞、分子水平。 那么,脏腑之间的复杂功能怎样连贯起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如何建立,人体怎样进行新陈代谢,人体怎样维持健康,如何战胜疾病,等等,都要另找依据。气一元论的构成论,阴阳学说的矛盾论思想,五行学说的广泛联系、平衡制约、稳态和谐精神,都给了寻找理论解释的原始中医学以有力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中医学建立之后的发展,主要依据了广泛联系的“关系论”,而不是脏器解剖的“实体论”。 中医的脏腑理论流传了2000年,此前的医学家一直没有人出来“纠错”,并不是中医藐视解剖,而是再精细的解剖知识,与使用辨证论治的中药治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西医以手术为主,要割除病灶,不解剖就无法开展手术。 王清任为古人描述的脏腑改错,带来了对于中医知识体系的不自信。然而,脏腑一错,脏象还可信吗?中医的信仰危机,起于王清任改错。 唐宗海试图将中西医学理论互相融会贯通,他认为:“西医剖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之医互有优劣。”以为两者理论体系和说理方法虽然不同,但根本原理是一致的。他指出,中医如要提高,就应该吸取西医的长处。倡言“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以使医学能够“善无不备,美无不臻”。 他认为“内、难及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而“宋元以来尤多纰缪”,因此,在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进行注解或补正时,多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他认为中医学中的经脉,与西医所称的“管”,实质是一致的;西医所说的胰液、胃液、胆汁等,在中医学中则称为“津液”;三焦就是人体腹腔内的大网膜,是气血水津的通道。在药物方面,他对中药的气味、归经、配伍等理论进行了探讨,用中药的气味和西药的实验理论解释中药的功用,指出中药的性味功能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西药的实验研究并无根本区别。 这些观点,都是出于对中西医的比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在器官水平上的粗浅比附,很难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在赴日本考察期间,得以接触日本之西洋医学书籍,并大量购归,从事翻译。翻译日文西洋医书数十种,结集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之前,中国仅译有20余种西医书,而丁先生一生译出50余种,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世人公认,其译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曾先后获中国内部务、南洋劝业会、万国医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的各种奖励。吴葆真评述丁氏译业,“诚空前之巨著”。 丁先生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看待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唯一途径” ②他在《医学补习科讲义·绪言》中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于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居右,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肾为制溺之机而医者以为藏精,不知藏精之别有精囊也;心为发血之区而医者以为君主,不知神明出于脑也;肝之制造胆汁,外肾之制造精液,胰脏(旧译作甜肉)之制造胰液,而医者均不知也。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丁先生还批评中医其他方面的“错误”,认为,应当学习卫生学、病理学、内科学、药物学。不仅中医脏腑理论不是基于解剖,中药的运用也不是来于实验,“此无他,向壁虚造之本草误之也”。 丁先生每立一个西医学科,就要打爬下一个中医学问,真可谓“不破不立”。在当时最先了解西方的学者看来,中医学剩下的内容已经很有限了。丁先生“打垮了”中医传统各科之后,意犹未尽,又直指中医理论。他说:“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脏强配五行,凡稍知物理学者,皆能知其谬也。赤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以五脏强配五色,凡稍知化学者,皆能知其谬也。吾国医学之腐败,至此以达极点矣” ③。 中西医汇通,汇而未通,为什么?汇通应当是不同水流的交汇、共通,汇而不通必然有其不可通的原因。当然,进行汇通的人士,过去都说以中医为主,对于西医知识缺乏了解,所以汇而不通。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中医努力汇通西医知识的同时,西医学也在主动与中医知识汇通。中医的汇通失败了,西医的汇通成功了,而且把中医“驱赶”出了其固有的知识产权之外,让中医一下子陷入了“不明脏腑”、“逻辑混乱”的泥潭。 毫无疑问,在西医解剖知识进来之前,中医对于脏腑部位的划分,对于脏腑功能的描述,对于脏象的概括,是十分清晰而确切的。西医把它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技术路线”就是占领和驱赶,“借巢下蛋”无偿占有中医固有名称,把中医原有的解释彻底打翻,“旧屋住新人”,中医爱上哪上哪:你原来说的都不对,所以你是玄虚妄议,另找根据去吧。血肉之“哈特”叫成了中医管神明的心脏,所以“心主神明”错了,肾藏志、肝藏魂、胆主决断、脾主思、肺藏魄都成了封建迷信,玄虚之学帽子就扣在了中医头上,“阴阳五行”等同于算命先生,五运六气被视为荒诞不经,中医安身立命的理论都被打倒了,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成了必然的选项。 废医存药科学化是为归西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医汇通的继续,是在西医疾病观的压榨下提出来的,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学术主张;是中医失去脏腑解释权利之后,另谋出路的权宜之计。中医要突围,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依据,就必须“祭起科学的旗帜”,把自己原来的学术主张忍痛放在“不科学的冷库里”冰冻起来,“偃旗息鼓”,追求“科学化”,以求得暂时生存的权利。 翻开民国初年到解放初期的中医学家的著作,都充斥着中医科学化的说辞,把中医的理论与经验都用当时的“科学标签”装饰起来,解释一翻,猜想一翻,与后来的中西医结合“重视实验”不同,“中医科学化”大多是想当然的比附,是和西医“套近乎”。而当时的西医之所以“先进”和“科学”,就是因为有解剖学、细菌学,当时,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在内科疾病的治疗效果上,西医很多方面还赶不上中医,但是,西医就是靠了器官解剖的实证、细菌学说的微观,把中医一把推到了“不科学的席位上”,中医成了人人可以羞辱的对象。 许多文化名人敢于骂中医,敢于批判中医,并不是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有多少了解,也不是在自己的医疗过程中没有吃过西医的亏。相反,有人被当时的西医割错了肾脏,被西医判错了病情,然后经中医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之后,竟然会说“西医即使把我治死了,我也相信它,因为它是科学的;中医即使把我治好了,我也不相信它,因为它不科学”。还有的说:“我是至死也不请教中医的,否则,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 中医理论被暂时撂倒之后,剩下的只有零散的经验了,而且,废止中医派人士还是不依不饶,说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未必可靠,必须经过“科学验证”,才能算数。也就是检验中医经验的标准是科学,而不是实践。“科学”作为裁判员,对于传承几千年的中医学,一概不信任,肢解、抽提中药方剂,取其“有效成分”,成了颇为流行的做法,其前提就是中医理论不可靠,中药方剂是浪费药材,是良莠不分,所谓君臣佐使完全不可信。“现代废医派”甚至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煎药用的那碗水”。抽提出来的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都归了西,成了西药。它们完全脱离中医理论的“束缚和捆绑”,独立于中医的目光之外,丰富了现代医学。 当中医的扶正驱邪,被解释为提高免疫力、抗细菌病毒之后;当活血化瘀被等同于改善微循环之后,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归西过程。再把中医的辨证限制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再灵活也跳不出西医的疾病名称,中医药只作为二级补充治疗措施,不谈理论不谈病,辨证论治也就无障碍地“归了西”。 在一个西医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个证型对应一个药方,可以进行循证观察,一盲到底,防止偏倚,有了统计学意义。再进一步拆方研究,提取有效成分,那时也不需要辨证了,只要是这个病,就用这个成分治疗,或者进一步人工合成这个成分,抛开提取复杂过程,进行大工业生产,那该是多么理想的科研成果啊。 可是,几十年过去,理想的成果很少,麻黄素、黄连素成了西医阵营里不受重视的二等药物,也是中医专家很少使用的“异类”,难道中西医结合已经走到了绝路上?或者,竟如一些人认为的中西医不可通约,永远也不可能结合? 为何说中医能够包容西医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并不是完全不可通约。 首先,中医与西医的疾病观不同,中医的视野大,而西医的视野窄。西医把病理病灶作为“纳入标准”,指标过硬,可重复性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理想的合格病人只占人群的20%,而大量的心身不适占到人群70%以上,却无法纳入进去,没有可以改造的病灶,没有可以攻击的靶点、可阻断、拮抗的受体,不可以提供给“患者”的帮助,其作用的发挥也就受到限制。 进一步说,病灶不是最微观的疾病本质,而相对是宏观的病理改变,只是一个黑箱。更为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着病灶的形成与消失。 放支架、手术祛除病灶,只是暂时缓解病情,而不能彻底消除疾病。对于慢性病的“控制发展”,成了中医与西医共同面对的课题。单一化学成分的制剂,显得势单力孤、力不从心,难以应对复杂局面。进一步精细化验的结果,发现了许多高表达、低表达的复杂大分子物质,以及调控它们的基因,单一靶点难以应对复杂矛盾过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抗菌素和手术切除方式,成了孤军深入的单薄挑战,而“一揽子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中医药,却显出来自己的优势。 中医抓住的证候,不是肤浅的东西,更不是需要抛弃之后才能认识本质的表面现象。“有诸内必形诸外”,“有诸外必根诸内”,面对内在复杂微观变化,经过高度进化的人类不是毫无察觉,不是只能表述虚假表象的主诉,而是经过高度整合,把“自我检测”的综合报告,经过高度概括,借用进化之后形成的语言、推理、判断、以一定的概念表述出来,头晕、心慌、不想吃饭、腹胀、恶寒、身痛、乏力、内热等等,都不是肤浅的表象,而是人的整体状态的形象描述,动态地、间接地反映了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效应。 只有证候,而不具备理想病灶的不健康状态,都是中医学早期可以诊断,可以干预,可以治疗的疾病。“精细化验”只是一次抽提,很多情况下只是间接的指标,并不是“直视”下的“实况转播”,更不是动态变化的记录,只有证候可以动态地反映整体变化的综合结果。 中医的大视野,完全可以包容西医的“局部探察”似的病灶诊断;中医的复杂治疗过程,完全是单一化学合成药物和手术无可比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深入,“从头到脚”的仪器检查,可以发现很多“不正常”的检查数据。尤其是人到老年,可能从头到脚“全毛病”,在每一个专家的诊室里,都可以“很有科学根据”地开出来一大堆药;各个专家门诊看一遍,开回来的药,可能难以记数。 如何吃这些药?相互之间会发生哪些互相影响?没人能够说的清楚。因为,专家开的药,都是一个一个研究出来的,还没有建立互相作用的研究方法。 西医追求的就是局部最佳,这是还原论命中注定的缺陷,只有中医的整体方法可以弥补。 人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步合成的;解决人体健康与疾病互相转化的问题,也需要整体性方法。 大道从简,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中医的理法方药都是高度概括的知识结晶。 论中医如何吸纳西医知识古人追求“视病尽见五脏症结”,认为那是很高的医术境界。今天在西医的帮助下,中医不但见到了“真脏腑”,而且见到了“五脏症结”,知晓了病灶的体内情况,使自己的治疗更有依据,对于预后的判断更加准确。在“急则治标”的时候,还可以借用西医手段;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中医的表现就会更加优秀。中医对于西医知识的吸纳,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不能以西医的理论作为中医的指导理论,也不能用西医的方法代替中医的诊断技术,更不能用西药的思路指导使用中药。 用西医的理论做指导,中医就变成了邯郸学步,手足无措,动辄见咎。用西医的理论指导,事前必须做各种仪器检查,舍简就繁,舍易取难,丢了特色。用药必须防止偏倚,进行严格烦琐的“质量控制”,“一把草”换不出一张检测单,什么成分仍然说不清,永远都是一本糊涂帐。使本来十分清晰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都成了“无根的学问”,不进行动物实验,就是不人道的拿人做实验,等等。“老鼠点头”成了科学的标准,许多病人说好也是没有循证依据的偶然结果。 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子,法律保障行医的权利,患者认可自己的疗效,这就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必须坚持真理的标准,不能偷换成“科学是检验中医的唯一标准”。消除了证候,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实践有效性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证明。 那么,中医就不能吸纳西医理论知识吗? 西医的理论可以作为中医有效、无效的解释工具使用,可以做事后的说明,尽管这说明是抽提元素,抽样说明,还是可以借鉴的。关木通事件,尽管有使用不当的原因,但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其原来所没有认识的“大毒之性”,而且是慢性毒性,关木通难用也,不可不知。 因此,西医、西药的提醒、监督,也是必要的,不可盲目排斥。但是,这仅仅是个别例子,不可泛化,更不能因噎废食,像现代取消中医派所主张的那样“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与西医对待病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医强调病灶的暂时性,可转化性,所以用气滞、血瘀、痰凝解释其机理,是寄希望于行气、化瘀、消痰,而不是手术切除,支架搭桥。 切除病灶,放支架,搭桥,并没有完全解决疾病问题,中医可以将其纳入“急则治标”的范围,围手术而治疗之。术前术后,中医大有可为。 因此,我们看到,在医疗的舞台上,原来是中医在唱独角戏,现在换成了二人转。无论如何,两个人必须配合起来,而不能各行其是,互不帮衬,甚至互相拆台。就好象两个相声演员,各有各的词,但是,他的词你也得背熟了,否则你就无法接续。自己的词,也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念,不管不顾,自说自话,就演不好自己的角色。有时候是主角,有时候是配角,练好自己的活,而不是包打天下。 中西医结合,不仅是我国的现行政策,而且是学术互补的最佳选择,中医在最近走向了世界,被100多个国家引进,不是更好的说明吗? 我们需要做的是,千万不要削弱了中医,降低了原创的能力,再从国外引进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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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9页。
& M `/ `. c5 ~% E; J② 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79 % T/ S( Q+ v" ]! j
③ 张效霞《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 年10 月、第一板、11 页转引自陈邦贤《中国医学史》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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