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面一个专家的发言，值得大家深思。
$ {* s9 L6 T6 W他认为，中医未来一定是用西医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述，必须从理论思辨的哲学体系之中出来，这样才能有发展。' ]8 X2 p; R3 K& ~) n' C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在很多人思想深处很牢固。
. R* N) w" n7 W' C8 R在这里转发出来，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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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原文：
9 h- {2 a- o u6 l* }1 T2 b0 k从主席听不懂中医理论，看当代临床中医的话语体系转变 1957年夏，主席在青岛感冒，遍用诸法而未收效，当时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推荐刘惠民老中医为主席诊疗。当夜派小飞机送到青岛，刘惠民为主席诊过舌脉后，开了三剂小青龙汤加炒枣仁等药，主席用过一剂后汗出而愈，又服几剂后睡眠也有改善。主席很高兴，询问了许多话题，其中包括“上火”是什么意思。 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主席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西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这个故事值得思考：为什么刘惠民老中医会认为，主席听不懂中医理论，却能够听懂西医理论？而且，主席也认可这种说法。可见现代社会已经来到“科学时代”，是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通行的年代。 事隔64年，中央领导不久前要求我们，要“科学总结和评估中西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效果，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疗效。”这和当年主席的期望一样，中医不仅要有疗效，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总结出来。这意味着，中医的治疗经验自有一套科学的道理，并非只能中医的术语表达。将传统的话语体系转变为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既是领导人的期望和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医进步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对当代中医人提出的大考题目。 今天，人们常常把中医与西医当成比较的对象，其实今天的西医（现代医学）并非昨天的西医（传统西方医学），二者存在本质差异。传统西方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对于当代中西医比较，以及中医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西方有一本医学史名著《临床医学的诞生》，实际上讲的是18世纪以来临床话语体系转变的历程。该书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当解剖学、生理学与解剖病理学诞生以后，临床医学才真正从哲学理论的阐释之中独立出来（即“诞生”），这其中经历了一个医学话语体系演变的历程。他认为，这个历程起源于18世纪末，意味着现代临床医学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福柯对哲学介入医学深恶痛绝，他认为临床医学古已有之，只是“在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简化成一个体系之后，观察才被抛弃，而哲学则被引入医学。”这种任由形而上学作祟的医学，犹如一次重大的日食，极大地遮蔽了临床医学的正常生长。那些医学哲学家发明了许许多多的教条，使临床医学最终隐藏在各种“思辨理论”之下。但毕竟，临床医学不是发明（从哲学的原理中）出来的，而是有待于去发现（从外到内排除干扰的观察）。 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临床教学经历了急剧的改组。过去由大学和教授们所掌握的独断话语不复存在，一种具有崭新规则的话语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话语才得以发展起来。当临床教学走上自由探索发现之旅时，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也就诞生了。 笔者从该书中发现，所谓“临床医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是：（1）从形式上的病位到具体的病灶；（2）从哲学的思辨到操作性的可检验。即哲学思辨性话语体系向实证科学话语体系的转变。 1761年，莫干尼的 《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问世， 其中有640个病例 解剖报道，不仅为解剖病理学确立了研究 方法，也奠定了其 科学基础。随后 的病理学家相继而起，不断地通过尸体解剖发现局部病灶与疾病的相互关系，为疾病的发生原因、机制找到了“本体论”解释。这种采用实证手段研究疾病的学风，对于风行一千多年的体液病理学，可谓是致命的挑战。从16世纪的医学化学学派，到17世纪的生理学，再到18世纪的解剖病理学，传统的“体液病理学”大厦终于彻底坍塌了，这就是所谓“临床医学的诞生”。福柯称“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古典医学也有一种形式上的“病位”思想，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体液病理学中，他们把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与脏器、组织以及疾病进行搭配，试图说明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和内在原因。但是，相应的解释不是来自客观事物的观察，而是哲学和猜测的产物，是一种想当然而不能通过客观检验的思辨体系。这种“病位”，在传统中医学中更是普遍存在，如卫气营血、六经、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等等，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似实而虚的感觉。实质上是一组症状体征的代名词，而非客体的病变，不能建立起临床表现与机体组织机构之间相应关系的研究路径。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医学话语的转变作为论述的主线贯穿始终， 通过对疾病、空间、语言和死亡的结构分析，福柯向我们展示了医学认识论改造的过程。按照传统史家的观点，分类医学向临床医学的转变是人类理性进步的结果，没有文艺复兴以来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解剖学的发展，现代临床医学就不可能建立。但在福柯看来，“现代医学的诞生似乎不是一个医学技术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净化问题，而只是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能指（医学理论）和所指（医疗实践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医学史提示，18世纪末是临床话语体系的全面转化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以解剖病理学的建立和体液病理学的坍塌为标志。随后，诊断医学以日新月异的气势飞速发展起来：（1）叩诊、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等的诞生，促使体格检查逐渐完善；（2）尿液、血液及各种体液的化学分析，导致检验医学根深枝茂；（3）从X线的医学应用到各种影像学检查仪器的更新换代，影像医学卓然而立；（4）超声波引入医学中及其系列应用，超声医学随历史大潮与时俱进；（5）各种光学镜、电子镜踊跃问世，内窥镜医学茁壮成长。这一切进步表明，没有那个时代的医学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只有冲破希波克拉底的哲学体系，才能走向实证科学的康庄大道。 今天，已经是科学方法、科学设施和科学话语大行其道的年代，现代科学拥有与各学科接轨的便利通道。我想，任何一个中医人不应该看不到这种历史大势，拥抱科学就是拥抱未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医与100年前已经改变了很多，在与科学接轨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用面目全非来描述（因此守旧派声色俱厉地要回到过去）毫不为过。记得20多年前，有一位中年中医写了一篇文章叫“变亦变，不变亦变 ：论中医学发展大势”，掀起了很大的波澜，改进派（中西医结合）与守旧派（铁杆中医）争论不休。实际上，他不过引用梁启超的一句大实话，看看今天的中医不正是行驶在这条“变”的大道上，谁能够阻挡它？！ 今天，守旧派的鹊起与改进派的受挫不无关系。笔者以为，改进派在思路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过去的那些前辈们，他们把目标锁定在用西医术语翻译中医理论上，这恰恰是忽视历史教训的结果。西方“医学革命”那一段岁月，从希波克拉底话语体系（语境）中挣脱出来，是16世纪中到19世纪初，花费了几百年光阴换来的。新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或称之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它与旧的话语体系已经不是相同的频道，更何况还存在东西文化的差异，因此必然存在“不可通约性”。 2018年，有一个研究“上火”的国家973项目，最后结论是上火与能量代谢、氧化应激、人体免疫功能、肠道菌群、辛热药食等等有一定相关性。基本上是“翻译”思路的代表，这样的立项，怎能不让人诟病？ 那么，还有什么好的策略？举个例子来说，上火、湿热、寒包火、寒湿等等，都不能直译为炎症，但从经验判断，它们都与炎症相关。我们只有采取扬弃的办法，即忽视上火、湿热、寒包火、寒湿等学说，通过中医药治疗各种炎症，来比较相关方药或者疗法对某种炎症的不同效应，以取得实证结果（事实上，这种研究已经在进行，只是欠严谨，或者常常受到翻译思路的限制而已）。又如新冠，不再纠缠湿热、寒湿的所谓病因病机，而集中力量对付其关键环节——过度炎症反应，或许会有较大成果产生。 笔者有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来自于中医“截断扭转疗法”（即早用清热解毒、早用通腑攻下、早用凉血活血），比较了解毒、活血、通下、益气几种疗法对小鼠感染虎流感病毒模型的影响，结果除活血组5只小鼠2只存活，1只两天后死亡，而其他各组均在一天内死亡，提示凉血活血药物可能存在抑制细胞因子风暴的作用。无独有偶，钟南山院士去年牵头的治疗重症新冠的项目，所采用的药物正是凉血活血的“血必净注射液”（由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等组成）。不过，他们观察的对象是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出凝血功能障碍、脓毒症休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等晚期患者，笔者以为以观察重症早期患者可能会出现阳性结果。因为从临床来看，该药用于阻挡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有一定作用，而从中医角度出发，疾病晚期需要采取回阳救逆的参附注射液较为适宜，而不是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凉血活血药物。 因此，笔者坚信，临床中医话语体系的变革，可能酝酿重大科学突破。事实上，青蒿素、三氧化二砷等重大临床突破，正是来源于中医话语体系的变革。即用科学原理、科学方法及其相适应的技术手段开发临床疗法的成功。 以上，供有心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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