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了张仲景不再学华佗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根据《后汉书·华佗传》和《三国志·华佗传》的记载：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旉。他曾在徐州地区漫游求学，通晓几种儒家经典书籍。东汉沛国丞相陈硅，听说他的事迹之后，推荐他为“孝廉”人才，太尉黄琬发聘书征召他前去任职，他都没有答应去做官。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在他年龄很大的时候，从外表看上去还象壮年人一样。他精通医方药物，治病的时候，配制汤药只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好，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用不了多久，病人也就好了。 如果需要灸疗，华佗取穴也很精当，一两个穴位即可。扎针时华佗往往对病人说：“针刺的酸麻胀感觉，应当放散到某处，如果到了，请你告诉我。”当病人说“这种感觉已经到了”，他随即起针，病痛很快就痊愈了。需要灸法的时候，每个穴位不过灸七、八壮，病痛也就应手消除。 尤须值得提出的是，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华佗就让病人先服用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发生了麻醉作用，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此后，华佗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的病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再用药膏敷在缝合的刀口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由于有麻沸散的作用，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有个做过甘陵相的官吏，他夫人怀孕六月时，突然腹痛不安。华佗为她把脉，然后诊断说：“胎巳死矣。”然后，让助手摸摸孕妇腹部，并解释说，根据脉象，“在左则男，在右则女”。助手告诉他“在左”。华佗于是为病人开了汤药，使死胎排出体外，一经查验，果然是一个男婴。孕妇的腹痛也立即就痊愈了。 官府中官吏倪寻、李延同时来看病，都是头痛发烧，病痛的症状正好相同。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服泻药，把病邪泻下来；李延应当发汗，通过出汗驱除病邪。”于是，有人对华佗这种病证相同，却使用两种不同疗法的做法提出疑问。华佗回答说：“倪寻是病邪在外的实证，李延是病邪在内的实证，所以尽管都是头痛、发热，治疗他们的病证，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此后，华佗分别给两人服药，等到第二天一早，两人的病都好了。 一天，华佗正在赶路，看见有个人患咽喉堵塞的病人，他想吃东西却不能下咽，家里人用车载着他去求医。华佗听到病人的呻吟声，就停下车来前去诊视。经过初步判断，告诉他们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家卖饼的，有蒜泥和醋，你向店主买三升来吃，病痛自然就会好了。”他们马上照华佗的话去做，病人吃下去之后，吐出一条蛇一样的虫子。他们就把这个虫子，悬挂在车边，到华佗家里去拜谢。那时，外出的华佗还没有回家，他家的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迎面看见他们，小孩相互告诉说：“好象他们遇到咱先生了，车边挂着的‘病物’ 就是证明。”病人进屋坐下，看到华佗屋里，在北面墙上，悬挂着很多这类寄生虫的标本，大约有几十条。 广陵郡太守陈登得了病，心中烦躁郁闷，脸色发红，不想吃饭。华佗为他切脉说：“您腹内有很多寄生虫，将来会形成大患。这是吃不熟的鱼、肉造成的。”华佗马上做了二升药汤，让他先喝一升，过一会儿再把剩余的药全部喝下去。此后，约有一顿饭的功夫，陈登吐出了很多小虫，约有三升。仔细一看，小虫赤红色的头都会动。陈登的病痛，此后就消失了。华佗说：“这种病三年后会复发，碰到良医才以救活。”说来真是灵验，按照华佗预计的时间，陈登果然旧病复发，当时华佗不在，正如华佗预言的那样，陈登终于死于此病。 “可爱的奸雄”曹操连年征战，得了一种经常头痛的疾病。每当发作，就精神烦乱，眼睛昏花。曹操听说华佗善于治病，就把华佗召去。华佗进行针刺俞穴治疗，曹操的病就应手缓解。因此，曹操想让华佗经常守在身边，随叫随到。 华佗的医技冠绝当代，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对于做官尚且不上心，怎么会甘心做一个“时刻准备着”被人使唤的侍医？因此，他萌生了离开曹操的想法。曹操向来以“唯才是举”善于用人著称于当时，他不会轻易放走一个有用的人才，更何况华佗这样掌握着他个人健康状况的关键人物，他更是不会轻易答应华佗离去的。 华佗于是对曹操说：“您这病难以治愈，不断地进行治疗，可以延长一些寿命。”曹操说：“那就要经常麻烦你了!”华佗稍加迟疑，又说：“我前几天收到家中来信，妻子有病，想回家看看。”曹操见他如此相求，不好一口回绝，就说：“那你就快去、快回吧！” 曹操没有料到，华佗回到家后，用妻子有病为借口来做托词，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肯回来。曹操几次用书信召他，又命令郡县派人送加急文书，遣送华佗返回。华佗还是不上路。 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并吩咐说：“如果华佗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弄虚作假，欺骗我，就逮捕他，押送回来。”因此，华佗拖延的真相败露，当差的也不肯为他遮掩，就把华佗递解到许昌，交给监狱看守，严加拷问，要他服罪。 谋臣荀彧听说之后，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他。赦免他这一次吧？”曹操正在气头上，盛怒难平，他又想到姜太公的故事，就下了杀害华佗的决心。 原来，姜太公帮助周武王灭掉商纣王之后，被封于齐国。齐国有一个叫华士的人，据说很有名声，号称“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们都把他当做一个著名人物。姜太公听说之后，就使人召他做官，这个华士却“三召不至”。姜太公就命人诛杀了他。有人不解地问：“此人乃是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姜太公说：“这样有名的人，我不用他，就是‘弃民’；我召他三次而不来，他就是不服从君命的‘逆民’。我如果留着这样的人才，谁还听我的？” 曹操想到这里，又不便对荀彧言明，就说：“不用担心，杀了华佗，难道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判决华佗死罪。 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守狱的官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病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要来了火种，就把书烧掉了。华佗死了以后，曹操的头痛病仍旧没有好。曹操说：“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他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直到后来的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他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危，曹操才痛苦地说：“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可爱的儿子活活地死去了！” 可见华佗并不是曹操此前说的“无名鼠辈”，而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 华佗所留给后人的医案，《三国志》中有十六个，《华佗别传》中五个，其他文献中也有五个，总共26例。从其治疗范围看，涉及到内、外、儿、妇科的疾病，有热性病、五脏杂病、情志病、肥胖病、寄生虫病，有外伤、肠痈、肿瘤、骨折、针误、忌乳、死胎、小儿泻痢等等。 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医案中所写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渎（今江苏盐城），西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南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直至谯县（今安徽亳县），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在行医的同时，为了采药他还先后到过朝歌、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彭城卧牛山、鲁南山区和微山湖。由于行踪地域广阔，又深入民间，华佗也是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 [1]。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记有“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已佚。《医心方》所引《华佗针灸经》可能是该书的佚文，《太平圣惠方》引有“华佗明堂”之文。王叔和《脉经》、孙思邈《千金方》、王涛《外台秘要》都引用了华佗的有关论述。因此不能说，华佗的医学经验，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后人托名于他的作品，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还创造了健身锻炼的“五禽戏”，这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本来是需要运动的，但是不能太过分，不能追求极限。适度的运动，可以使血脉流通，就不会生病，就像户枢那样，由于经常转动是不会朽烂的。” 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典型动作，如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消除疾病，锻炼肢体，就像古代的导引术一样。身体有不舒服，只要作一禽之戏，就可以使人汗出，用药粉洒在身体上，就能达到身体轻便而想进食了”。 我们所说的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然史书之中没有传记。他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末年，在建安10年（公元205年）之后，才开始写《伤寒杂病论》，这个时侯华佗已经被曹操杀害了，《华佗传》说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即使有些夸张，他死的时候也应该年岁不小了。因此说，张仲景应该比华佗年轻一些，或许晚几十岁。 据说张仲景自幼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心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张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医学家就是扁鹊，经常感叹其医疗水平高超。他也希望做一个像扁鹊那样的好医生，通过艰苦的努力，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可以说，对于后世中医的影响方面，张仲景既超过了扁鹊，也超越了华佗，原因就是他创立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 张仲景的望诊水平，也达到了扁鹊那样的程度。西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说，张仲景有一次见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侍中王粲（字仲宣，生活于公元177—217年），当时他20多岁，正年轻气盛，春风得意。因为他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 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如果不治疗，四十岁的时候，就会眉毛脱落；眉毛脱落之后，半年左右就会死亡。”并且，为他开出来一个方剂“五石汤”，进一步耐心解释说，服了这个方药，就可以治愈他的疾病，免去死亡的威胁。 20岁的王仲宣，哪里听得进张仲景的话？他根本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他只在表面上应承了一下，并未认真对待，甚至还心生厌恶，嫌张仲景的话不吉利。没有想到，过了三天，张仲景又一次见到王仲宣，就问他：“服药了吗？” 王仲宣不好意思直言自己的厌恶之情，只好应承说：“已经服过了。”张仲景仔细一打量，觉得不对，就说：“你的面色可不像服过药的样子。你对自己的生命，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地对待呢？”王仲宣以无言的对抗，表示了他的蔑视之情。 20年之后，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王仲宣的眉毛脱落，然后半年就死了。 关于这件事情，或许有某些夸张的写法，但是，仍然可以给我们无限的感慨与遐想。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同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200多人之中，因伤寒病而死的人占了大半。面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他希望依靠医学的力量，对上能够治疗国君和亲属的疾病；对下层的老百姓的疾苦，也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对于自己来说，也可以靠养生保健知识，获得健康长寿的结果。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因而，张仲景“尽得其传”。在《襄阳府志》一书中，何颙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 《素问》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所患发热为主的病，大都是因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所以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古人认为春天温暖，万物始生，一派生机。而冬季严寒，蛰虫深藏，万物不长，一片肃杀萧条。因此，古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他们认为冬天的寒气，是一种肃杀之气，可以称为“寒毒”，容易使人产生传染病。甲骨文里就有“祸风有疾”的记录，而且都是记载在冬季里。 《素问·热论》认为，大多数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有的好了，有的死了。死的人，大多在病后六、七日；而病好的人，多在十天以上。因此，就提出来一个学说，把热病看作一个过程，一天一个样地变化不停；每一天的病情，用一个符号表示，一天叫做“一经”，六天就是“六经”。这六经分别叫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素问·热论》对于六经热病的治疗，只提到在三日之前，可以用让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疗；三天以上的热病，就可以使用“泄法”治疗，主要是用针刺治病。 华佗曾经说过，治疗伤寒主要有三种方法。在早期的时候，病邪在肌表，也就是疾病位于人体的浅层，可以使用让病人出汗的“汗法”。具体地说，除了针刺的方法，还可以用膏药在患者身上摩擦，让其出汗。当然，古代还有用烤火出汗的做法，那样容易使汗出得太多，因为脱水而加重病情。华佗说，还可以服用中药散剂发汗。如果病邪位于胸部，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疗，叫做“吐法”。如果，病证深入到胃肠，就应该使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让病人通过排便而退烧，治愈疾病，叫做“下法”。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前人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改进。他在前人“表里分证”的基础之上，提出来阳证有一个“半在表，半在里”的新观念，使辨别证候的工作更细致；而且，大胆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虚寒证”，收录进来，称为“三阴证”。三阴证多数是病情危重的表现，有许多属于中毒性休克前期、休克期的表现，因此，后来的历代医家称之为“三阴死证”。张仲景对于接近死亡的三阴死证，提出来很多有效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 张仲景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打破了《素问·热论》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来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是必须以临床证候表现为依据，只要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候存在，无论是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治疗；与此相对，泻下的方法，也是根据患者的证候表现，而不是根据患病的天数。“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成了历代医家遵守的格言。 张仲景所选用的方子，大多来源于汉代之前的《汤液经法》，这是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的著名方剂著作，据说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就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在张仲景重新编排的六经病证里，收录了100多个方剂，就像流水作业的不同岗位；每个方子各就各位，在不同的证候到来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论证候来得晚，还是来得早，只要证候到了，就使用针对证候的药方。这样一来，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这个等待证候，发现证候，辨别证候，治疗证候的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由于“辨证论治”是在以“六经”为框架的体系里进行的，所以叫“六经辨证”。 由于外感热病，其病因多数属于冬季感寒而发，所以，张仲景不再把发热为主的传染病称为“热病”，而是叫做“伤寒”，也就是“伤于寒邪而引起的疾病”的意思。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也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专门总结经验，撰写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而且都贯穿着“辨证论治”的精神。书中精选了300多个方剂，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 清代名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它“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历代有关注释、阐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 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华佗相比较而言，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法，比华佗汗法、吐法、下法三种更丰富，开创出更为细致治的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加减“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仲景的治疗方法如此之好，却因为理论太高深而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 [2]。 晋代医家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 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 唐初的孙思邈曾经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 当时的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于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化脓性胆囊炎、坏死性胰腺炎等等，这些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或者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进行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是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在世界的东方，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尽管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而有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它们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性的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内科治疗照样能够治疗需要开刀的外科疾病，一样可以“治病活人”，人们就因此而不愿意选择华佗的方法，中医们也不需要学习华佗的外科手术了。“用进废退”的结果，“华佗的刀”逐渐生锈了，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必然会失传。 “麻沸散失传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呢，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幸运？ 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 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他们在切开病人肚子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避开血管？不需要躲着神经？不需要避免损伤重要脏器？毫无疑问，那是需要这样做的。 假如中医这样做了几千年的外科手术，而不知道膈肌为何物，还需要像王清任那样到“义冢”去偷窥吗？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林改错》这样的书，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自然也轮不到由王清任来书写。 这些中医特色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成也仲景，败也仲景”。 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 请记住，中医都是“岐黄传人”，而不是“黄岐传人”。一个黄帝与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别，反映了历代中医传人是重视医术超过皇权的一个群体。岐黄为他们打上理论的烙印，而张仲景为中医临床带来永远难于磨灭的特色。 在东汉年间，还有两位比较出名的医学家：郭玉、董凤。 《后汉书·郭玉传》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钓鱼于涪水，故号涪翁。翁乞食人间，见有病者，时下针石，应时而效，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翁授弟子程高，高授郭玉。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 从文中可以看出，郭玉的师祖是一位家在涪陵的老翁，他是一位民间医生，擅长针灸和脉诊。郭玉的老师程高，经过多年追随，拜师之后，才得到涪翁的传授。程高也是一位民间中医。郭玉在年少的时候（古人30岁之前为少，“血气未壮”之意），就拜程高为师，学习医方和诊脉，以及房中和养生之术。 郭玉在东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在位），官至太医丞，治疗疾病“多有效应”。汉和帝认为他技术高超，不是一般水平，就想出来一个考验他的“妙计”。他让郭玉为宫内的人们诊脉，被诊治的人有几位，都藏在屏风后边，伸出手来请郭玉诊脉。郭玉先诊了左手，又诊了右手，汉和帝就让郭玉说患者有何病症。 郭玉略一沉思，就说：“这个患者的脉搏很奇怪，左手属阳，右手属阴，一个人的脉象，左右就像男女不同一样的差别，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疑惑其中的原因，不知是何缘故。” 汉和帝叹息一声，就赞扬说：“你果然技术高超！这屏风后边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我让他们一男一女，分别伸出一个手来检验你的技术，尽管我们挑的两个人的手，看上去像一个人的一样，还是被你诊断出来了。你果然不同一般！” 郭玉回答说：“男女阴阳气血不同，尺肤腠理粗细、毛发润泽、皮肤温度都不一样，当然可以分辨出来。” 汉和帝说：“原来诊脉不光是摸脉搏，还有着许多说道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贫贱的人到你那里，往往一治就好，而富贵的人却经常疗效不理想；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富贵人有了病的时候，我就让他穿上破旧衣服，换一个简陋的居所，再请你去治疗。结果，你出诊之后，大部分是一次针灸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郭玉稍一思索，就说出来一个著名的论断：“医之为言，意也。” 郭玉这个论断，曾经流传很久，成为一个名言。但是，时至今日，多被人们误解了，以为中医学主要靠思辨，是很玄虚的，没有什么凭据。其实不然，中医学是古代医学家创立的一门学问，要靠知识和智慧。没有知识的积累不行，没有智慧加以创新也不行。 郭玉解释说：“人体肌肉、血脉的结构是很精密的，气血的运行一刻不停，行针治病，必须根据气血的运行状态，取穴和进针，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心思专一。时机的把握，有时候很难事前约定，更不好用言语加以形容和传授，必须在实际工作之中，临机处变。” 汉和帝说：“这样说来，医学真是一门不容易精通的学问啊！” 郭玉说：“我给高贵的人看病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怕冒犯了他们。主要有四个为难的事情：一是高贵的人总爱自以为是，不信任我，不能让我放手诊治；二是高贵的人生活起居，不能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对于疾病的调养不利；三是高贵的人劳动很少，往往体质虚弱，不能耐受药物苦味和副作用；四是高贵的人不喜欢运动，总想享受安闲舒适的生活。因此，难于诊治。我在为高贵的人诊治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顾虑重重，很多治疗疾病的方法不能顺利施展，因此他们的疾病就不容易很快治愈。” 汉和帝听了郭玉的回答，不住地点头称赞。郭玉因为技术高明，而一直到老都担任医官之职。 《后汉书·方技列传》与《史记》《汉书》不同，不仅把医学家当做真实的历史人物来描写，还记载了一个奇异的传说，开创了把医学家当做传奇故事欣赏的先例。文章说：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有一天，他在酒楼喝酒解闷，突然见街上有一卖药的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卖了一阵子，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 费长房看见之后，大吃一惊，断定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买了酒肉，恭恭敬敬地拜见老翁。老翁知他来意，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这个葫芦里还真是别有洞天，朱栏画栋，富丽堂皇，奇花异草，宛若仙山琼阁，象一处世外桃源。后来，费长房拜老翁为师，学习多日，学到了他传授的方术，临行前老翁送他一根竹杖，骑上如飞。返回故里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余年，他消息皆无。从此，费长房能医百病，驱瘟疫，令人起死回生。 这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却为行医者罩上一层“神秘外衣”。后来，民间的郎中为了纪念这个传奇式的医师，就在药铺门口挂一个药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如今，虽然中医大夫“悬壶”已很少见到，但“悬壶”这一说法保留了下来。 晋代葛洪《神仙传》载：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今福州）人。说董奉就像一个“长生久视”的仙人，活了很多年也不见老，为人治病也多是“起死回生”，但很多情节未必可信。传中还说，董奉在山里居住，不种田，每天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患者，治愈之后，使患者栽杏树五棵，病轻的种一棵。如此数年，总共种下了十万余株杏树，成了十分茂密的一片杏林。后人把中医称为“杏林”，就是从董奉这个故事开始的。葛洪喜欢渲染故事，记载之中有许多传奇之笔，使人不能全信。 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的《医术名流列传》之中，记载了湖南郴州市东北郊苏仙岭，有一位传说之中的医生苏耽，说他身怀绝技，对母亲极为孝顺，后得道成仙。在成仙之前，嘱咐母亲，明年将有疾疫流行，到时可用井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治。第二年果然发生大规模疫情，他的母亲便遵照嘱咐，用井中泉水泡橘叶施救众乡邻，活人无数，一时传为佳话。这则“橘井泉香”的故事，出于《列仙传》之《苏耽传》，流传甚广。至今当地还有苏仙观、飞升石、鹿洞等纪念物的遗迹 [3]。 “悬壶济世” 与“杏林春暖”、“橘井泉香”一起，成了人们熟知的赞美医生的美好传说，在中医学界脍炙人口。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意味，寄托着人们对于医药事业的美好梦想与渴求，寓意深刻而悠久。 历史重真实，而文化求演绎，透过这些典故，它们都为中医药的悠久与神奇，增添了某些令人信仰的力量，对于中医药事业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 纯粹虚构的故事，属于文化演绎，但是往往要依托于一定的历史真实。透过这些文化传说，也能折射一定的历史。要学习前人的学术经验，都必须下一番功夫，拨开文化演绎的鲜花与绿叶，看到历史真实的根基所在。 一方面，离开了这个历史真实的根基，文化演绎的花朵就将枯萎；另一方面，没有文化演绎的鲜花绿叶，历史真实的根基既不好看，也难以具有枝繁叶茂的发展。 在历史真实与文化演绎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的平衡，既是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希望。
; b& I C4 L9 E9 Q% u) s& Y
6 } }# b+ i0 s0 {, H x[2]曹东义. 论张仲景、王叔和与伤寒例[J].中华医史杂志，1991：21（3）141-143.
) J: @: w6 c0 o, \! [& F& ^8 ?: g[3]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57.htm
7 H* W4 g# O" E( R9 Z( [: u' k' p1 o/ L% Y$ C5 q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