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东义 于 2021-11-26 15:3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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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薛和昉司长、路志正先生坚守中医能行一起为毛泽东的中医政策，提供了科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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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中医的人士，强加给中医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说中医从来不进步，也没有找到进步的方法。这完全是对于中医的误解与攻击，自古以来中医学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发展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我们在这里就以郭可明先生为例，看一看中医在诊治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过程之中的发展与创新，阐述中医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卫生事业已经做出的贡献，以及将来巨大的潜在价值。 中医学治疗传染病的历史有几千年，有着丰富的理论指导知识，和行之有效的技术、经验，而且是不断探索，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是一个以“热病”“伤寒”“瘟疫”“温病”等不同学派构成的学术体系。 中医传染病学知识体系，贡献给世界最靓丽的成果，就是免疫思想哺育的免疫技术。人痘疫苗的发明，属于中医学的原始创新，英国琴纳经过吸收、再创新，改良为接种牛痘，法国巴斯德推广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医为人类战胜传染病，开创了道路。 几千年的经验，大多没有得到“科学验证”，难以被世人承认。 建国初期，卫生行政部门对于中医实行了错误的政策，使中医受到歧视、限制，影响了中医事业的发展。毛泽东于1954年初期，开始纠正错误的中医政策，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让中医进医院参加工作。但是，很多人对于中医的科学性，是有很深怀疑的，对于中医能够否有效地治疗疾病，也是不信任的。他们认为中医学里没有提过细菌病毒，如何能够治疗传染病？ 1954年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乙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对于毛泽东提倡重视中医的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支撑，也是中医界在西医面前拿到的第一份“治疗有效”的证明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郭可明先生带领着中医，走进了科学的殿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郭可明（1902-1968），字大德，河北省正定县东仰陵村人。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擅长内科，父亲既擅长内科，也精于外科。郭可明14岁从父学医，20岁在家乡应诊，30岁时他来到石门（今省城石家庄），开设了“碧云堂药房”，于内、外、妇、儿各科均有独到之处。郭可明于1954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私人诊所，进入石家庄市传染病院参加工作。 1954年，石家庄洪水泛滥，灾后乙型脑炎暴发流行，死亡严重。在西医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以郭可明为主治大夫的乙型脑炎科研治疗小组，小组由7个人组成。郭可明系统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重用生石膏，治疗乙型脑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1954年，治疗小组一共收治了31例乙型脑炎患者，无一例死亡。1955年的治疗也获得了90%以上的治愈率。 当时西医对于乙脑的治疗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曾经说过：“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 郭可明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更是兢兢业业。每逢乙型脑炎流行的季节，看到病人发高烧、昏迷、严重抽搐，他就会一连几个月，昼夜在病房抢救病人，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而无数的危重病人却得救了。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 这一消息在“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的当时，对整个医学界犹如一声惊雷！ 中央卫生部对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路志正先生说：“当时中医司刚成立，看到这个上报的材料之后，卫生部非常重视，就组成了3个人的调查组，到石家庄市去调查。这个调查组，有我，还有朱颜和汪思益两位同志。朱颜原来是一个中医，后来因为觉得做一个中医很受气，就考了医学院，改学西医，毕业之后到协和医院工作，研究药理很有成绩。因为他研究的主要是中药，所以后来又把他调到中医研究院来工作了。汪思益是一个西医，当时是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外科研究所的所长。我们三人奉命到石家庄去调查。” 当时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位于桥西区师范街，占地面积并不大。当时医院的条件不是很好，在一个院子里，有60张病床，病历记录也不太完整。路志正先生介绍说：“书写的病历资料也不是那么规规矩矩，有用中医治疗的，也有用西医治疗的，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比如，有的患者用了青霉素，我当时学习过西医知识，知道虽然用了青霉素，对于乙脑病毒是没有疗效的，因此，就认定中医治疗起了主要作用。” 这个认定过程，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过程。路志正说：“当时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一开始死亡率也很高，后来就降下来了。为什么病死率会降下来？我认为是因为中医的介入治疗起了作用。对于我这个分析，我们三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朱颜的态度模棱两可，认为有道理，但是并不肯定。汪思益认为，病死率的降低，主要是西医治疗措施的改进，而不是中医参与治疗的结果。” 调查组三个人三种意见，这个报告就很难写了。路志正说：“我一直坚持中医治疗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根据乙脑表现的症状，就是中医温病学暑温的症状。中医治疗暑温从汉唐时代就有记录，在金元时期有一定发展，最后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有理论，也有很多有效方剂。老中医郭可明使用的方剂白虎汤，就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一个著名经方，用这个方剂加减治疗高热，历代有记载，我也有过类似的临床经验。” 不同的人对于中医治疗结果的认识所以不同，也和每一个人是否有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经验有关。路志正先生敢于坚持中医治疗乙脑有效，一方面是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一方面是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记载。他们回到了北京之后，到了卫生部中医司，见到了薛和昉司长，就把三个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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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薛和昉司长，他于1929年参加革命几年后，就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并在工作中与习仲勋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薛和昉于1952年随同习仲勋一起奉调进京工作。 根据薛和昉儿子薛铁伦主任医师介绍，薛和昉随习仲勋调动到北京的情况如下： 薛和昉在祖籍陕西省韩城市家乡时，就跟随当地名中医系统学习过中医经典著作并参加过中医临床实践工作，后来又于1927年正式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的医科学习，这样一来他就同时具备了比较系统的中医和西医知识。他在北京学习时接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教育，于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工作中历任过许多领导职务。薛和昉同志既是一位老大学生、老中医，又是一位老红军、老革命领导干部。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他于1952年随习仲勋同志一起，从中共中央西北局奉调进京工作，先是在中央文委（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任办公厅主任，后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受中央文委派遣，带领调查组入驻中央卫生部调查有关发展中医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中央写出了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经过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研究，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医药事业，决定迅速成立“一司两院”（即中医司、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所中医学院），并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任命书，正式任命薛和昉同志为卫生部第一任中医司司长。后来，薛和昉司长还兼任过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做出了具有奠基性和创新性的贡献。 后来薛和昉同志于1959年初调任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61年调任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常务副部长（代部长）。 “文革”后，薛和昉同志又任政协甘肃省委常委，又筹备建立了甘肃中医学院并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 % f& k9 I% i& C+ W9 g8 m
因此，1953年毛主席批示调查卫生部歧视中医的错误，就是薛和昉带领工作组到了卫生部。他提出建立“一司两院”，也就是中医司、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后来薛和昉就留在了中医研究院做主持工作的副院长。 薛司长当时听了汇报后，觉得路志正这个“少数人见解”很有价值，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就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去调查。 当时卫生部中医司对于中医工作是很认真的，没有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这种精神今天看来还是很可贵的。第二次调查组到了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一看，情况就像汇报的那样。回来之后，大家继续争论，仍然下不了结论。没有办法，就组成了第三次调查组。这一次，是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亲自带队，他是当时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这第三次去调查，就定下来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方法，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重新整理，把没有使用过西药的病例专门整理出来，以总结中医治疗到底有没有疗效。 卫生部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 1955年8月 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8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1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同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一起受到卫生部的表扬，并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此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可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1955年夏季，一名在邮电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患了乙型脑炎，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未见好转，而且一度生命垂危。卫生部命郭可明赴京参与抢救，郭可明运用中医疗法，7天之后，这位苏联专家竟奇迹般地神志清醒过来，转危为安。郭可明的神奇疗法当即轰动全国。1956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了参加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郭可明。当时卫生部长李德全介绍说：“这是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郭可明大夫，石家庄的乙型脑炎和苏联专家的乙脑都是郭大夫治好的。”毛泽东主席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不起啊！”郭可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一难忘的情景。毛泽东接见郭可明的照片，至今还挂在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长廊里，一直是医院的骄傲，也是令人们敬仰的一道风景。 推广石家庄经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55年9月《健康报》发表社论“积极推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文章指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至少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死亡，这个生动而又确凿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总应该可以看到，它既有益于患者，也是医学科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因为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所以，还有很多人怀疑它的科学性。《社论》说：“我们不能等待‘科学化’了之后再来推行。”因此，要靠组织工作进行推广，文章表彰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局长在发现这一经验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保定市卫生局限制中医进入传染病院治疗该病，不顾河北省卫生厅的一再督促，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应该给予必要的批评。通过这一经验的总结，事实教育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应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认识国家政策的正确性；认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批判的重要性。”“推广这一经验，研究这一经验，是一件重要的任务。” 1956年之后，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事情的发展，有时候令人难以预测。石家庄经验被认定之后，按说应该是大功告成了，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但是，中医的经验与西医药不同，应该辨证论治，因地制宜。否则就要走弯路，甚至会怀疑中医、否定中医。 路志正先生说：“在认定、表彰石家庄郭可明治疗乙脑经验的第二年，北京就出现了乙脑患者。我们当时那个紧张啊，那会儿可真是，你不是说中医治疗乙脑效果好吗？这一回，检验你的时候来了，大家都看着你呢，你不是调查了吗，这一回是首都啊，心里真是紧张啊！卫生部、中医司的领导都很紧张。因此，就组织专家，在儿童医院、传染病医院由西医诊断，中医进行治疗。” 实践是检验整理的标准。这可是来真的了，几乎是毁誉在此一举啊。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径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多数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在挫折面前，更能考验应变能力，也是现在说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儿科专家赵心波等，许多名老中医也参加进来了，就像擂台赛一样。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中医也能够会诊，这在当时得到了验证。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在肯定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大家又分析了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认为北京当年立秋前后，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使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会造成“湿遏热伏”，不仅效果不好，甚至可能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经过大家分析，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 古人说“三折肱为良医”，中医的许多经验就是这样，经过反复总结、验证，才得出来的。中医的可重复性，是有过历史经验教训，逐渐总结，慢慢积累出来的，非常可贵。“辨证论治”这个看似“轻松得来”的话语，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的实践检验才能形成啊。 著名中医蒲辅周先生总结说：“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 事后的理论反思，对于提高认识，对于中医学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与蒲辅周先生的认识不一样了。可能不是“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而是去实验室里找依据了，忙着去找抗病毒的“有效”成分了。 蒲辅周先生完全是按照中医思维的故有特点，进行分析、总结，他深切地指出：“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就不能辨认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就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蒲辅周先生的话语，今天读来，更觉得亲切感人。也许现在的中医，在西医理论的影响下，已经迷失得太久了，需要像邓铁涛先生所说的“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在蒲辅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乙脑患者的病情则很快好转，中医治疗了49例乙脑，其中45例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蒲辅周先生创立“乙脑”治疗八法：辛凉透邪、通阳利湿、清热解毒、逐秽通里、镇肝熄风、开窍豁痰、生津益胃、养阴清燥，亲自选定66个方剂。他认为“乙脑”虽属温病、温疫，然其变证，如热中转寒中，心肾阳虚，四肢厥冷者，亦要用“伤寒”回阳救逆法。蒲辅周先生这些经验，以及他治疗腺病毒肺炎的经验方，虽然“效果极好”。但是他的经验没有在全国推广，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认为，蒲老的那一套经验辨证施治变化莫测，20几个方子、五六个原则，他的经验谁都承认好，但是不好掌握，难于推广。其实，这还是理论素养不够，不会用中医思路解决问题。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石家庄经验的意义，以及蒲辅周先生改良石家庄经验的智慧，恐怕将来我们还要反复探讨，重新认识。当年路志正先生敢于认定石家庄经验，以及后来蒲辅周先生的经验，还有中医治疗2003年SARS患者的经验，都说明了中医治疗，必须坚持辨证论治，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以卫生部的名义编写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1956年10月编成的第一辑里，“对于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介绍”材料，就是系统介绍郭可明先生经验的。其中提到“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在确诊上和疗效上的肯定”不但介绍了郭可明治疗的理论依据和三个典型轻型、重型、极重型病例，而且还说1952年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有6例乙型脑炎，由中医治疗获得治愈，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石家庄经验推广之后，北京市1955年用中医方法治疗49例患者，死亡4例，治愈率为91.84%。辽宁省由中医治疗的患者150例，虽然2/3的患者为重型和极重型，治愈率仍然在96%以上。由此可见，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疗效可靠，石家庄经验也是真实可信的。 著名中医专家焦树德先生说，1957年“我们中医研究班部分同学，在北京中医医院实习。恰好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郭可明老大夫来北京中医医院脑炎病房参加指导工作。我荣幸地收到了郭老及其他各位老师们的教导。通过临床体验，使我对石家庄治疗脑炎的经验，有了比较进一步的认识。”他因此总结了31个脑炎病例的治疗经验，发表在1958年的《中医杂志》第4期上。 著名中医专家刘志明，也在1958年的《中医杂志》上，介绍他们治愈37例乙脑的经验。他说：“56年，中医研究院组成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队，驻浙江嘉兴市血防医院工作，当脑炎流行季节到来的期间，经研究院的批准，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于血防医院成立脑炎专门病区，开展了中医治疗脑炎的工作。由于病区中西医和护理人员的密切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医治疗乙脑经过实践检验，可重复性极强，因此，很过硬，也很难说明问题。甚至可以说，您最先认定的石家庄经验，为发展中医政策的正确性找到了最有力的事实支撑。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退休主任医师曲锡萍、林宏益回忆说，他们当年曾经跟随随郭可明先生实习，学习他的治疗经验。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内江地区，在当地用郭可明先生的中医药方法加推注甘露醇治疗乙脑，曾经成功地抢救40多例昏迷的乙脑患者，无一人死亡。他们说，许多小患者醒过来之后，还带着鼻饲管就要吃的，张开的嘴巴里满舌黑苔。他们后来在70年代末调到华北油田职工医院，当时医院收治的乙脑，第一例虽然经过党委书记全院动员，组织西医的最强力量抢救，还是死亡了；后来又来了第二例昏迷的乙脑患者，又没有抢救过来。在中医科工作的曲锡萍、林宏益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他们学会的郭可明经验，连续抢救成功了几例乙脑昏迷患者，一时间中医名声大震，传为佳话。 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既为党的中医政策做了注脚，也用事实教育了许多西医、西学中的医务工作者。 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说：“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离开了学校以后的临床工作也十多年了，由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存在着对祖国医学的宗派主义，轻视和歧视中医，既不研究中医的书籍，也没有看清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可以说是不懂中医，不了解中医，当然给中医在整个医疗范围内的评价，就不难想象了。具体的在临床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轻视和歧视中医的行动，也是不可胜数了。解放后政府号召医务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但在实际上，我们对中国医学的认识上，仍有相当的距离。党和毛主席再次的指出了发扬祖国医学，而且主要关键在于西医必须学好中医，一年来的期间，既未能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又未能及时总结经验，而且在团结中西医方面，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并不是真的在学术和工作上，做到彼此配合，这样下去则对贯彻党和政府的对待中医政策的问题上，将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他参加1955年8月的实地考察之后，事实教育了他，改变了他对中医的态度。他在文章里经常提到“中医老师们”、“诸位老师们”，当然，他称之为“老师”，是因为他觉得其中有科学的丰富内涵，而不是出于客套，更不是违心地“按政策办”。 高先生的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思想倾向的扭转，必须靠事实说话，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中医治疗脑炎的事实，不仅教育了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而且使掌握先进技术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也心服口服。在我们整个国家“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时候，中医学术经验却“逆向流动”，输出到苏联境内，成了他们“引进”的“新宠”，这怎么能不被共和国的领导人感到由衷的欣慰呢？ 《健康报》记者朱锡罃报道说，1955年9月2日，卫生部部务会议正在举行，大家一起讨论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的经验。“会议进行中，青年医师曾昭耆激动地讲述着他曾亲眼目睹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有一个晚上，人们都已经睡熟，但是，在某医院里的一个病房里，医师和护士们都很焦急地守护着一位苏联友人。一眼看去，他脸部红赤，也有些发绀，两眼迷蒙地闭着，神志已经昏迷了，他的手足一阵阵地抽搐着，头部强直，身体也已经开始往后挺仰，右手右脚也已瘫痪，大小便早已失禁，脉搏微弱，体温是摄氏四十一点一度，呼吸已经变成断断续续的潮式呼吸。该院的医师们为这危重的友人，想尽了一切办法，试用了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各种药物和血浆疗法，却没见效。” 通过记者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到苏联友人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医务人员的焦急情况可想而知。这时，他们想起了中医，这也是在这前后经常的做法，西医治疗不效的患者，往往邀请中医会诊，这是建国后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一种特色，是当年孙中山所享受不到的一种优厚待遇。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医院领导上给请来了四个中医。他们细心地观察了病人，也认为病情严重，必须立刻抢救。经过仔细研究协商，他们按照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流行脑炎的办法，开始了治疗。当时，病人已经不能服药了，由西医帮助用鼻饲法灌下去。半夜服药，第二日清早病人的体温就下降了。接着服第二服、三服，第三天上午，病人体温趋于正常了，眼也睁开了，头也可以动了。当天下午服了第五次药后，就能说话，自己要下地大小便，已经瘫痪的右侧上下肢也开始活动了-----一位我们亲爱的国际友人脱了了危险，全院的人们都兴奋极了。惊险的一页过去了，大部西医和护士都为这个惊人的疗效折服了，他们开始尊重和信服中医了。” 卫生部长李德全，在1957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而写的文章里，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更好地建设我国卫生事业。”她在文章里，举了很多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的事迹，比如消灭鼠疫、防治血吸虫病等，并且曾有120多位苏联医学专家在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进行工作，救治了许多中国病人。苏联的卫生保健制度，重视预防疾病的精神，也给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以深刻的启示。建国后5年里，新中国也派了十个代表团，37名专家前往苏联交流学习。“苏联对我国中医医学极为重视。苏联保健部部长科夫里金娜同志在访问我国期间，曾参观了中医医疗和研究机构，并表示说：‘我对中医研究工作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知道中医中药对我们保健工作是重要的，我已经提出要派专家来学习。’去年来我国考察针灸的三位苏联专家回国后，已在临床上应用针灸疗法。苏联奥德蕯和斯大林诺的两位医生到中国访问后，带回去一批治疗痔病的中药，并按照中医介绍给他们的方法为病人治疗。苏联医生还从我国要去中医治疗百日咳、麻疹、白喉等疾病的方剂，进行研究。不久以前，苏联还邀请我国中医专家去苏联会诊。” 苏联专家对于中医的气功也很有兴趣，他们在疗养院里开展气功治病，还希望扩大交流，只是政治风云突变，很多事情的历史也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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