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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1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模式，也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医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取得了不少应用成果。尽管如此、尽管笔者既不反对西医，也不反对中西医结合，然而为了中医自身学术的振兴，就必须把中医的辨证论治从西医的病名束缚下解脱出来。不如此，弊端很多。西医日益强大，中医学术却日见萎缩，其原因何在？大家不妨放胆言之，笔者试述如下。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学术天文、算学、地理等纷纷谢幕，中医学虽然没有倒下，也有过主动或被动“放弃理论”、“废医存药”的主张。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梁启超等人当作中国的耻辱，不少中医学人也欲将其废止。 上世纪20年代，汪企张在《新医与社会》138期中的“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当时汪氏‘科学地’称为‘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它侵入你们的体内，看它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2！” 在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医》杂志上，某著名中医学家曾经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3。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失去向导的项羽，终于被人误导到了沼泽地：“左！左！深陷大泽而不知”。章次公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所谓“求融合”者，未融合也，身在围城之外，欲进入城中、融入城中也。而今天，中医已身在城中，已融合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失去自己之旗鼓。“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 朱良春先生50年前就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因为，仅辨病而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会毁掉中医4。朱良春先生不幸而言中，现在基本上是用“辨证型”取代了“辨证候”，由活泼变成死板，治病活法一变而成守型死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纳入和排除标准”，才能“防止偏倚”，才能符合西医的“可重复”。一病之下分几个证型，已经蔚然成风，几乎牢不可破。中医自古就认为，病和证都是随时变化的，“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一剂知，停后服”。药随证变，岂能“一盲到底”？！ 邓铁涛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他说：“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可以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不知如此以来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5。”邓教授主张，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把西医的某些内容纳入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中来。这种“衷中纳西、衷中容西”的思想，已经超过了“衷中参西”，是辨证论治思想的发展。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陈可冀院士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所构成的“纤维帽”破裂之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多少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将息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可以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的因素越多，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都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 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吸、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以及全国的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对付病灶。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证实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却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的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等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都是现代医学的单一化学制剂所不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1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分而三才立，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不断交换物质。对人的五脏六腑，虽然以器官命名，但并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超越脏腑具体的形质，用流动的精微物质揭示生命的本质。《素问·五脏别论》云：“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2”。《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器者生化之宇”。所以，脏腑除了化生基本物质之外，主要是物质流动与储存的器皿。脏腑的气血阴阳、营卫津液都是对精微物质的概括。司外揣内的脏象，也不是猜测体内脏腑的结构正常与否，而是猜测其中的精气是否充满，脏腑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平衡。中医的治疗，也不是为了影响或者改变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为了恢复其所产生、储存的精微物质，恢复脏腑之间阴阳气血的平衡。 人与外界交换物质的过程，或者体内物质的流动趋向，其基本运动形式是升降出入。《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3”。气、水液、食物都构成精微物质的来源，它们在体内的运动转化形式，都是升降出入。 体内精微物质流动不息，循环不止，既是人体生命指征正常的标志，也是体内基本物质发挥生理功能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精微物质流动过快、过缓，都是病态。气血津液、饮食水液，一有停滞就成为病气或者是致病的邪气。中医学既有破气解郁的治疗方法，也有理气行气的方法；虽有破瘀逐瘀的方法，应用更多的却是活血化瘀；逐饮、祛痰、攻积虽可一用，但最常用的是化气行水、温阳化饮、淡渗利水、化痰解瘀、消食导滞。中医治病，不是介入、对抗、切除、移植，而是通过治疗进行转化，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使停滞的水饮、痰浊、瘀血、食积流动起来，参加到生命的物质代谢之中，就完成了这种质的转化与质变。中医的治疗大多是“环保”型的，无论对于环境还是人体，都不够成污染和危害。 现代医学对于气体交换、血液循环的认识，与中医基本相同，人体靠着这种不停的运动，为细胞的代谢运输营养和运走代谢产物，人体的神经内分泌调节、免疫监视、细胞因子的产生、表达等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物质的流动。只不过现代医学强调的是介入，追求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变化、切除病变组织、改造或移植不良的器官，与中医的求和协、求平衡思路不同，方法各异。 生理病理的精确度不可穷尽以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精度而言，人体生理和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人体的体重精确到多少微克，或将人体的身高精确到多少微米。肌体组织之中有一个炎症细胞也不等于患了炎症，没有找到或偶然在组织中找到一个突变的细胞，也不能据此即确诊为是否患有癌症。我们不可能精确地指出病人在那一秒之中“发病”，也不可能在手术中一个正常细胞也不损害地切除肿瘤，更不可能在临床上使用的抗菌素一分子不多一分子不少地杀灭细菌。同一个药厂的同一个车间，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青霉素，需要分别做皮试，这说明尽管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十分清楚，也知道控制质量的重要性，但每一批次的药物却有需要重新皮试的差别。我们在化学试剂商店购买的各种“单质”化合物，都标示着“分析纯”的标签，除了所含的主要成分之外，都毫无例外的、不可避免的含有许多“不相干的”化学物质，不是人们不想“纯洁”，实在是“金无足赤”无法做到“仅此一种，别无杂质”。 人每天都进食许多谷肉果菜，而不是靠各种“药片”提供纯净的营养；不能也没有必要按每天多少微克的精确度补充各种食物营养。通过了解碘、铁、钙、钾、锌、硒等无机元素的缺乏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使我们认识到体内含量较少的物质，也往往具有某些重要作用。而这些微量元素的摄取，并不需要我们精打细算地予以补充。 每一味中草药都富含着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如果对每一味中药都定性定量分析之后再应用，那将是难以做到的。西汉枚乘《上书谏吴王》云：“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比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因此，不必要的精细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以极细微的单位称量宏观的物体，更易造成误差。 不同器官的细胞，携带着相同的基因，干细胞的不同分化，是多个基因不同调控的结果。肺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有多种，再加上肺间质之中的细胞共有十几种之多，使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具有免疫调节、内分泌代谢、水电解质平衡、心脏血流调节等一系列的功能，肺脏的疾病可以影响全身，身体其他部位的疾病也可以影响肺脏，它已经不能用单一的解剖概念来解释了。其他的实质脏器也与此相似，心的非循环功能、肾的非排尿功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发现。以器官解剖来评价王清任“越改越错”，已经“过时了”。 不同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与环境交换物质，进行代谢。组蛋白与非组蛋白对于基因开合的影响，细胞膜不同蛋白分子的结构状态，膜蛋白表面的多糖分子的复杂结构，以及这些复杂结构的同分异构的功能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细胞因子分泌与表达的复杂性。可以说，生命科学刚刚脱离了器官解剖的婴儿时节，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发达状态。再过一千年，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器官移植、支架、切除、化疗， 也许“幼稚”、“不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1 Z) o& Y9 X0 V- N* v8 R+ T2 K
1 本文发表于2005年8月3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这是由于前文发表之后，笔者意有未尽，而质疑之声已起，不得不再一次就有关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2 l; l: p y6 @/ S, S. \2 上述两条质料并见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3. 3 j& S3 e2 f" q: e+ ]- V
3 曹东义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243. # G7 [+ U1 z2 K' E. N* a2 q
4 朱步先、何绍奇、朱胜华等著《朱良春用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 3 t5 A7 a3 H( R- t4 i5 E- G' [
5 邓铁涛：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药通报，2005，4（1）：2.
9 B6 D6 I0 r4 E3 M1 本文发表于2005年5月1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时候把“科学探索会有失误”一节删去了。《新华文摘》2005年14期载录了此文。《中医药通报》的万文蓉主任很欣赏此文，在2005年第5期杂志发表的时候，使该文得以完整刊出。在此稍有修改、补充。
* s4 J; J! R" c, l) U5 x2 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1983，第1版，77。
& R( f% ]4 l. j6 B# k% ~" J3 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1983，第1版，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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