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燕赵中医 于 2023-6-13 15:1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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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遗址见证商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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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1 n7 |6 n* K1 u2 Y8 B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0 q3 e+ h7 I& s# O- w1 |8 ]9 C根据文物出版社1999年编印的《新中国考古五十年》一书的介绍，河北省考古发掘出新旧石器时期的化石、陶器、古墓葬、人类活动的遗迹是非常丰富的。 河北省旧石器时代遗址，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发现的还有虎头梁、许家窑、候家窑、小长梁、东谷坨遗址；80年代之后发现遗址地点50余处，主要有岑家弯、板井子、新庙庄、漫流堡、益堵泉、西白马营、豹峪、大西沟、飞梁等等。 旧石器时代的还有迁安县爪村旧石器遗址；承德四方洞、栾县东灰山、玉田孟家泉、昌黎亭泗涧、抚宁所各庄、唐山双桥、涉县新桥遗址等。 新石器时期主要有武安磁山遗址的发掘，与磁山文化同时代的新石器遗址，还有兴隆洼文化，四处遗址。 略晚于磁山文化的太行山东麓的北福地遗址，早于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易县北福地、七里庄、涞水炭山、三河刘白塔、徐水文村、安新留村、正定南杨庄、任县卧龙冈、永年石北口等。 比磁山新石器早的还有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一万年前的新陶器。 仰韶时期的遗址有后冈一期——大司空文化；燕山南北地区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南杨庄之外，还有磁县界段营、武安赵窑、永年石北口，以及蔚县四十里坡下层。容城午方和东牛遗址，也属于大司空文化。曲阳“钓鱼台遗址”、蔚县三关遗址都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属于赵宝沟文化的有迁安安新庄、三河孟各庄、栾平后台子、迁西西寨等。 河北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有：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遗址，任丘哑叭庄遗址，涞水北封村。蔚县庄窠、筛子绫罗和三关，宣化贾家营、坏来小古城、崇礼石嘴子也属于龙山文化。还有唐山大城山、丰润韩家街等。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铜铁炉中燔火焰，不过几千寒热”。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驯服了火，会保留火种了，使用的工具是石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陶器制品，基本还没有金属工具。青铜器出现于夏商时代。 河北省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主要有石家庄市的市庄遗址、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七垣、下潘汪和界段营、永年何庄、内丘南三歧、邢台葛庄遗址。还有容城午方和白龙、安新辛庄克、定州尧方头、易县下岳各庄等。 商代文化遗址有：邢台的曹演庄、南大郭、贾村、尹郭村、东先贤和西关外，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七垣、下潘汪和界段营，武安赵窑，藁城台西和北龙宫，灵寿北宅和西木佛，正定新城铺，新乐中同村，无极东侯坊，沧县倪杨屯，定州北庄子等。 比殷墟还早的台西遗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辑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985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全书用200多页的文字介绍了台西商代遗址的丰富内容，书后附有图版104张，每张介绍数种到十几种出土文物，极为珍贵。
: [3 P6 N. B1 r' B藁城台西商代文化遗址，位于藁城与石家庄之间，也就是在藁城西边10公里，紧邻石家庄东开发区。这里有一个台西村，它因为坐落在三个“台疙瘩”的西边而得名。这三个台疙瘩就是南台、西台和北台，它们上边和周围分布着从商代以来，到汉代的大量文化遗存，总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并且其周围的故城、内族也经常有商代青铜器的出土。这处商代文化遗址，位于石德铁路以北，滹沱河以南。其实几千年以来，台西村的北边就是滹沱河，明代弘治十四年河道北迁八里，才有了一段距离。 由于早年滹沱河水流湍急，经常泛滥、改道，古人居住在较高的台地上，还是免不了受到河道淤塞之后，洪水的威胁，沧海桑田的变迁，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些宝贵的文化遗存。根据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研究员王若柏的研究，距今4000-5000年间，一颗小型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山西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并在高空爆炸。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落入从晋北到冀中这一广大地区，形成规模宏大的陨石雨。在平原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撞击坑，后经地面流水的侵蚀和先民的改造，多个较大的撞击坑群最终形成了白洋淀。其余的较小者形成了积水洼地，逐渐成为了该地区主要的居民点，部分这种洼地被地表水冲蚀破坏，但是河床间的高地上保留了大量的撞击坑遗迹——“碟形洼地群”。在这个彗星冲击之下，溅起来尘土与泥水，也许与台西商代遗址的形成有关。也就是说，古人废弃这个居住了很久的地点，也许经历了一场天文灾难。 这个遗址的发现，开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当然，建国前也有商代文物从这里出土，都被当作“安阳造”而出售给了文物贩子。 1965年9月台西村民在西台南侧取土时，发现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长达39厘米的大玉戈，河北省文化局派出工作队前往调查。1972年11月在这个地点的下层取土时，又挖出来青铜的鼎、瓿、斝、觚、匕、戈、矛、鐏、甲泡、石磬等26件文物，特别是出土了商代的铁刃铜钺，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因为商代主要是青铜文明，用铁的证据发现很少。 在1973年和1974年分两次，在西台的东西两侧，以及台顶上，共开出19个探方，总面积1889.75平方米。这19个探访共发现房屋遗址14座，水井2眼，灰坑134个，墓葬112座，出土较完整遗物3000余件。从一个侧面揭开了台西商代遗址的一角，它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邑遗址，不是一个村落，也不是几座孤单的墓葬。 根据发掘的资料，最早在台西劳动生活的人们，可能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人。因为出土了大量的石头磨制工具、角质骨质的工具和比较粗制早期陶器。 所谓仰韶文化，就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期时代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渑池仰韶村。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骼，羊比较少。对于仰韶墓地的发掘，墓地的随葬品和下葬的方式为当时的生活方式、信仰、生活条件带来了许多启发。对于仰韶文化的内部分类、时间上的分类以及各个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术界还有争论。对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也还有不同的看法。 据考证，在商代之前，商民族就创造了辉煌的商文化。而石家庄一带就是先商民族的发祥地和先商文化集中的地区。商祖先——先商民族，是起源于北方崇尚玄鸟（燕子）的部落，其祖先契是大禹时代北方民族的部落首领，契的母系简狄是稍晚于炎帝时代的北方母系社会领袖（距今约4800多年）。 石家庄周围就有很多先商遗址，正定县的小客，鹿泉南任村的将台湾，井陉石桥头、南良都、南横口等遗址发现的从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到二里头文化（距今约4000年），再到商代文化的遗物和文化层，似可说明本地区独特的龙山文化可能就是先商文化的滥觞。而二里头文化遗存则是先商文化的代表。这些遗址截至目前经过科学发掘的只有藁城台西一处，其他各处只是在考古调查中采集了少许文物标本。遗址系统地展示了先商文化、早商文明和商代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构成了系统反映商族起源、发展、鼎盛历史的最全面的天然博物馆。 台西商代遗址是继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遗址之后考古又一重大发现，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范围及文化内涵看，它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应是商王畿以内的一个重要都邑，更是这一带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据考证，在这里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七项居于世界之最，充分见证了古老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 商代台西人的幸福生活 在台西遗址的探坑之中，共发现房址14座，除两座“半地穴式”外，其它全是以木架为主、夯土或土坯混筑墙壁的地面建筑。房屋平面多呈长方形，间数不等，有单间、双间、三间之分。每间长4—6米，宽3米，有的房屋山墙异常坚固，至今残存一般1米左右，最高达3.38米。这在商代遗迹中极其罕见。屋顶形式以硬山式、平顶式和斜坡式为多。 以第二号房子为例，是一座南北向30平方米的双间建筑。南北全长10.35米，东西宽3.8米，中间隔墙将一房分为两室。房屋墙壁也已经脱离了仰韶、龙山和商代前期使用“木骨泥墙”阶段，下半部夯土筑起，上半部用土坯砌垒。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屋山墙上留有“风窗”，这更是开创了房屋建筑史上防潮湿设备的先河。这座房子营造还曾使用人牲祭祀，不仅有牛、羊、猪三牲，还有男女活人做祭祀牺牲。这是在我国建筑史上使用人牲的最早例证，尽管属于当时的一种风俗，也反映了统治者残忍嗜杀的一个方面。 过去古人居住的房屋，多半是地穴式的，阴暗潮湿，不利于人体健康，容易导致风湿病的发生。因为不通风，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繁殖，容易造成传染病流行。台西人的房屋有了通风的窗户，极大地改善了古人的居住条件，避免了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有的房屋四周划有白色的轮廓线，表明在当初营建时是经过事先设计的。有的房屋在营建过程中还用奴隶奠基。祭祀坑多在门前，其内埋入头骨和尸骨。 台西商代遗址第一次发现了我国商代的两眼水井，使我们看到了“井”字起源于象形的实物证据。2号水井是一个早期的水井，井口椭圆，直径在1.38——1.58米，井深3.7米。井底为圆角长方形，长1.46米，宽1.06米。井壁凹凸不平，略呈桶状，原涂一层厚2厘米的草拌泥，并有加固用的木橛。井底木质井盘分内外两层，用圆木南北东西互相叠成井字形，内层井盘两层圆木，外层圆木五六层。各角均有加固用的木桩进行固定。这些井底的圆木，虽然经过休整，但是大都没有剥皮，有的枝杈尚存，保持着原始的形态。这绝对不是“粗制滥造”，而是当时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处于非常原始的时期。井内除了少量的陶片和一件陶罐之外，还罕见地发现一个木水桶，是用一块木瘿子掏挖而成的，它的两侧有对称的圆穿，以方便取水。它的口径24.8厘米，高23.7厘米。 1号水井为晚期的水井，井口圆形，上口直径2.95米，深6.02米，井壁上粗下细，比较光滑，自井口向下到4米深的时候，向内收缩，出现一个小平台。井底直径1.7米，井底有“井”字形井盘，是用四、五层圆木互相重叠咬合搭成，只有一层井盘，但是周外固定的木桩竟有30根。井底的圆木直径在12——22厘米左右，长短与井底一致。木桩的直径2——4厘米，长38——70厘米。井盘内堆满了大量陶罐，能完整复原的陶罐就有19件之多，此外还有骨匕首、骨笄和卜骨。陶罐无疑是打水掉到井内的，而骨笄、卜骨掉在井里的可能性不大，是否具有某种宗教意义也难确知。 商代水井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开发和利用水源，而且在改造水井结构和提水工具方面都用了很大进步。在没有水井的时代，古人只能“逐水而居”，生活在河边、湖边，生活很不稳定。有了水井，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的地点，修房造屋，永久居住，逐渐形成较大的城邑、郡国。市井文明，是人类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最早的井，也许是石头工具开凿的，但是只有金属工具的使用，才能开凿出“高质量”的水井。金属工具挖井、开渠的过程，才是五行学说的“金生水”的过程。 商代台西人习惯用狗殉葬，可见他们驯养了不少的狗，这既利于狩猎，也利于战争。在台西遗址还出土了牛、羊、马、猪、鸡的骨骼，也出土了四不像梅花鹿和圣水牛的角，牛的肩胛骨、龟板、鳖甲，可见商代台西人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他们在陶器上刻画了很多“鱼”字，居住的地方靠近滹沱河，鱼肉也应该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台西商代遗址还有不少酒器，既有储存酒的大罐，也有灌装酒的陶漏斗，由此可见台西人的粮食是很丰足的。并且他们还会用桃、李子、大枣等果物造酒，酒文化形成的浓厚气氛说明台西人的生活一定不是单调、乏味的。 商代台西人穿什么衣服呢？在第10号探方的早期文化层，出土了一卷已经炭化了的麻制品；在第38号墓葬陪葬品的铜觚上，发现了蚕丝织造的帛绸，可见当时纺织技术已趋于成熟，台西人的穿衣应该是比较讲究的。台西遗址出的精美丝麻织品，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平纹绉丝织物和人工脱胶麻织品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实物标本。 商代台西遗址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文”，文字都是陶器烧制前刻在坯子上的，大约有79件。这些文字主要是工匠或器物主人的族氏，或人名、地名，还有单个数字一、二、三、五、六、七、八、九等。比郑州二里冈时期的陶文前进了一步，但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陶文相比，更具原始性，应当是安阳殷墟文字的前阶段，因此，台西遗址陶文的发现对于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商代台西人的主要工具由石器、骨器发展到了青铜器，但是我们见到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少，而且大量地被用作武器使用。探方文化层出土的铜器总共74件，铜镞就占了54件，有十个不同的形状；铜刀5件，铜鱼钩2件，铜钻3件，铜锥2件，铜笄形器1件，铜凿1件，铜扣1件。这些铜器，大部分都有锈蚀，这正是早期铜器的证明。 112座墓葬出土的陶器81件，大部分是生活用具，往往留有烟熏的遗迹，只有少量的明器，每个墓主人陪葬的器物也不是很多。 112座墓葬之中，只有10个墓葬出土了青铜容器。墓葬出土的所有的青铜器共计106件，但是分布不均， 92件分布于18座之中。以其用途可分为礼器、生活工具和武器等。器形主要有鼎、斝、觚、鬲、爵、瓿、罍、鐏、矛、戈、戟、钺、锯、匕等。这批青铜器制作精巧，纹饰绮丽，显示了商代中期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鼎是一种煮肉的炊具，共出土五件，其中一件口径11厘米、通高16.5厘米，敛口、平沿，口沿上设对称的直耳，腹部微鼓，饰三组饕餮纹，每组之间以花牙子相隔，腹下部铸三个中空的尖锐式足。 斝是一种温酒的酒具，共出土八件，其中一件口径19厘米、高27.4厘米，侈口、口唇上设对称的方柱，长颈、鼓腹，腹的一侧置銴，颈与腹部均饰一周饕餮纹。 瓿是一种储酒的酒具，只出土一件，口径26.8厘米、通高27.4厘米，直口、短颈、腹部圆鼓、圈足，颈部饰两道凸弦纹，肩部饰圆圈纹和目雷纹，腹部饰饕餮纹。 钺是一种杀伤力比较强的武器，共出土五件，其中一件长27厘米、宽21厘米，中透空，两个兽牙相对，刀部呈弧状，内部一圆孔，阑部三长方小孔。 在发现的大量兵器之中，有一件戈、矛联装的戟，其上半部为叶形矛，长18.2厘米，下半部为直内式戈，长21厘米。就结构形式而言，可以视为后来“浑铸戟”的雏形，是一种勾刺兼用的武器。 所出的一件羊首匕，造型精美、玲珑，长25.3厘米，柄部形似羊首，器身柳叶形，叶面微呈勺状，柄与身相接处铸两个半圆形纽，纽上各系一环。这是一种刮削工具，其形制颇类长城以北所出的羊首短剑，当是中原人民与北方民族相互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1972年出土的铁刃青铜钺，这件砍杀武器的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考古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冶金发展史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时，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铁刃断失，夹于青铜器身之内的残存部分长约1厘米。经科学鉴定，铁刃系由陨铁锻打而成，即先把陨铁锻打成薄片，再利用包套技术嵌入青铜器身。这一新发现，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对铁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开始加以利用。由此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使用铁器的年代应由以往断定的春秋战国之际提前到商代中期。 在出土的第4号房屋遗址的北墙外，发现了十几块铁渣，还发现铁矿石2块，是否已经可以冶铁，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但是，毫无疑问铁器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台西遗址的土地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台西商代遗址竟在3000余件出土器物中，还出土了漆器。在第6号房屋遗址内，发现了漆器残片26块，木胎虽然以腐朽无存，但是在原器物内的朱红和器外的髹漆彩绘依然色彩艳丽鲜明。墓葬之中也有一些漆器遗迹被发现，可见尽管漆树生长于南方，但是漆器来到台西，足见当时的商贸交流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遗址中所出的漆器残片，朱红地、黑漆花，纹饰图案以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焦叶纹为主。漆面乌黑发亮，有的镶有绿松石，有的贴有金箔、装饰绚丽多彩，色泽鲜明，表明商代中期漆器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植物种仁以及医疗器械等在台西出土，把台西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商代台西人的医药渴求 古人说“侍死如侍生”，通过了解墓葬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商代台西人的生活状况。台西遗址共清理了112座墓葬，可分为早晚二期。墓式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一般都很狭小，最大的一座长3.4米，宽1.5米。墓主人的性别有男有女，大多都是单人墓葬，没有男女夫妻合葬的现象，有的墓有奴隶殉葬。成人墓有棺无椁，小孩墓棺椁俱无。基主以仰身或侧身直肢葬居多，俯身直肢式居次。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骨角器、玉石器、蚌贝器、卜骨、漆器及丝织品等。 112座墓葬之中，大多是成人，大多年龄在20-50岁之间，只有一个大约在50-60岁，14、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20%，说明台西人的人均寿命在那个时代还是不错的。 在生活如此简朴的古代，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青铜工具还不普遍的情况之下，竟然还有木板做棺材，那该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居住的房屋是那样的简陋，而墓葬的棺材却里边要涂上朱红，外面还要髹漆，陪葬的器皿除了陶器、骨角器之外，还有青铜容器、玉石器和丝织品，相对于他们的生活状态，这绝对属于一种过分奢侈的行为。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不理解，这毕竟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决定的。 “侍死如侍生”，当台西人把席子铺在死者身下，或者盖在死者身上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礼记·檀弓上》说，“葬”的本意，就是藏，不希望人见到死去的尸体，也不希望野兽破坏。《说文解字》也说，葬的本意是把人藏在草丛里。《易·系辞》说“厚衣以薪”，也是这个意思。到了后来就更进一步采取入土埋葬的方式，再后来不仅“入土为安”，而且还要“侍死如侍生”，把日用的器物也埋葬在墓穴里，甚至还要把生前侍候自己的奴仆作为随葬品，“人殉”这种极为野蛮的丧葬方式，也是灵魂不死“侍死如侍生”观念直接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思想越丰富，观念越复杂，行为也就越多样。很多商代台西墓在墓主人的身下、身旁，还用狗来做殉葬品，最多的一个墓主用了6条狗殉葬。 灵魂、鬼魂的观念，在台西人的心目之中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他们在死者的身体上，还要洒上朱砂粉末，以至于棺木、衣物和其他随葬品腐烂之后，死者的骨骼都被染成了朱红色。深入骨髓的红色，说明了台西人对于辟邪驱魔的信念是那样的坚定和强烈。有着这样坚定信仰的台西人，他们有了疾病之后，也一定会找巫师祈祷驱鬼消灾的。 第14墓主人的身份，就被专家考证为一个巫师，同时他也是一个医师，那是“医巫不分”，或者“医巫难分”的时代。从墓主人身后的“哀荣”，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生前地位的显赫。 第14号墓，位于1号探方的南端，墓室长方形，前宽后窄，墓地四周有二层台。墓室内原有黑漆朱彩木棺，出土时已经朽烂，只能见到一些纹样不清的漆片。馆内的男子45岁左右，骨骼硃红色，这是他下葬的时候在身体上撒了过多的朱砂染成的。他的身下和肩胛骨的下面均有人字形席纹，可见其入葬的时候是被席子裹着身体放进馆内的。他墓室东边的二层台上，有一个20岁左右的陪葬女性，无葬具而被捆绑着手足，显然是一个活殉的女奴隶。 这个巫师陪葬品很丰富，有铜斝、铜爵、铜觚、铜锯、铜镞、铜钺、铜刀、铜钁，从这些器物的用途，可以推见他生前经营的事物是如何繁忙，他饮酒食肉，指挥军队，高举着王者才能拥有的黄色的铜钺，佩刀带箭都是铜质的武器，是何等的荣耀。当然，他的随葬品还有陶鬲、陶簋、陶圆饼，作为食器，既符合传统，也颇适用。他与众不同的是随葬了三个完整而硕大的圣水牛肩胛骨，长49.5厘米，都经过修整、磨平，有的卜骨上有钻孔、烤灼，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他所占卜的是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占断的结果如何，但是在他下葬的时候却被郑重地摆放在他的尸体旁边，足见其不同寻常的意蕴。 更不同寻常的是，14墓主人的随葬品里，有一个长方形的漆盒，摆在卜骨的旁边，这个漆盒里放着一个磨制精美的石镰。这个石镰被专家考证为行医工具砭镰，也叫砭石。它外缘弯曲圆钝，内缘锐利，长20厘米，最宽的地方5.4厘米。虽然形似劳动工具镰刀，却没有安装手柄的装置，显然不是做粗活的镰刀，而是一个具有特殊用途可贵的器具。 专家认为，把这个装在漆盒里的石镰认定为医疗工具砭石是有非常充足理由的。《山海经》：“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为砭针，堪以破痈肿者也”。古人在草木丛生的环境里狩猎和劳动，外伤感染，以及疖肿化脓的疾病是很常见的，而化脓性疾病不排除毒液、脓血，就难以治愈。所以，外科刺破痈脓的治疗方法，应该是起源甚早的治疗方法。 《素问·异方法宜论》：“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这段描述，也是对于用石头刺病起源的描述，所不同的是《素问》比《山海经》的认识程度更深刻，已经有了饮食与地域、人体血脉与痈疡关系的阐发。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臧孙氏说：“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原来大夫臧孙氏经常受到季孙氏偏爱和吹捧，孟孙氏对此颇为不满，经常直言批评臧孙氏的过失。当孟孙氏死后，臧孙前去凭吊，哭得非常悲哀，流了很多眼泪。他的随从见状，不解地问：“孟孙那么讨厌你，你竟然如此的悲哀！假若季孙死了，你会悲哀成什么样呢？”臧孙说：“季孙推崇我，如同疾病呀；而孟孙厌恶我，如同治病的针石。使人不感觉痛苦的疾病，不如让人感到痛苦却可以治病的针石。恶石能够治好我的病，但越是让人感觉不到痛苦的病，其毒越多。孟孙死了，我离死亡的日子也不远了。”这则故事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砭石治病的理解是很普遍的，他已经融入了人思想的深处，甚至经常用来说明一些为人做事的大道理。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也记载了用砭石治疗化脓性疾病的方法，并且指出脓肿大小不同，砭刺的深浅、大小也应该不同，假如治疗不当，就会造成不同的危害，有的属于“脓深砭浅”，不够深度的砭刺，脓液不能全部排出来；有的“脓浅而砭深”，则会伤害深部的正常组织；有的“脓大而砭小”，也有的“脓小而砭大”，都是砭石治疗过程之中不正确的操作方法，必须纠正。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骨针，与满城汉墓的金针银针形状相似，也许可以作为治病的工具。 在早期的时候，中医学治疗疾病除了砭刺之外，还经常使用药物。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还出土了中药桃、桃仁、郁李仁、枣、大麻子、草木樨等可以作为中药的植物种子，这也是最早的中药实物。桃仁可以活血化瘀，李仁、麻仁可以润肠通便，大枣能够养血健脾，朱砂可以安神。 用药酒治病也是中医的特色，台西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饮酒器皿，而且发掘出了酿酒的作坊遗址。遗址探方14号中一座比较完整的酿酒作坊，出土了盛酒和储酒用的瓮、大口罐、豆、尊、壶和蒸煮酿酒原料用的将军盔，灌注酒浆和漏斗等。这些迹象证明台西农业发达，酿酒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作为酿酒用的植物种仁，诸如桃仁、李、枣、草木樨等，更重要的是，出乎意料的在残瓮中出土了8．5公斤酵母残骸，经中科院专家鉴定，这是人工培植的酒曲酵母。虽然此前国内其他商代遗址也曾发现过类似的白色沉淀物，但因未经科学鉴定而不能确认为酒曲，因此台西酒曲是世界上保存年代最久的酒曲实物。《尚书·说命》篇云：“若作酒醴，尔惟麴蘖”。人工培植酵母菌壳的发现为古文献的记载提供了实物依据。 商人重酒，当时的一些奴隶主贵族不仅饮酒享乐，而且还用酒来宴赏和祭祀。到商纣时达到极致，有“酒池肉林”之说。这在甲骨文、金文和一些有关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实物资料却非常稀有。台西遗址发现的酿酒作坊，填补了这一缺憾 酿酒本来为了敬神，后来逐渐有人用来饮用，用酒助兴，所谓“无酒不成席”；失却了度的把握，酒会使人丧失意志，做出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酒能乱性”。《诗经·大雅·荡》：“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把“以酒为池，以肉为林”，说成是商纣王的一大罪过，是周武王“师出有名”的重要理由。 《尚书·微子》也深刻地认识到酗酒的危害：“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郊，方兴沈酗于酒”。古语说，酒色财气是伤人身体的四大要素，而酒居于首位，可见其危害是十分明显的，教训也最深刻。 在周代，统治者深刻总结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周朝的帝王就发出了限酒、禁酒的号令。《尚书·酒诰》说：“惟荒腆于酒，------群庶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大盂鼎的铭文也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上述记载都告诫人们不可过量饮酒，可见当时饮酒过量已是常事，需要国家强行禁止。 谷物中的淀粉要经过糖化和酒（醇）化两道工序才能制成，酒曲之中不但富含促成糖化的丝状菌毛霉，而且含有促成酒化的酵母，由酒曲酿酒，可以把两个步骤合并起来，成为“复式发酵法”。欧洲直到十九世纪末，才经过巴斯德等人的研究，从我国的酒曲之中找到一种毛霉，学到了我国独特的发酵法，用之于酒精工业，并称为“淀粉发酵法”。我国在殷周之际就掌握了这种方法。 医的繁体字的下部，原先写作“巫”，后来逐渐用“酉”替换了“巫”字，反应了医与巫的决裂。《说文》：“酉，酒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 西汉满城中山王墓出土了“鸟篆文壶”，其中的铭文说：“盛兄盛味，于心佳都。壹于口味，充闰血肤。延寿却病，万年有余”。是用药酒治病养生最早的实物证据。 汉代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有“瓜蒌薤白白酒汤”，也是用酒治疗胸痹（冠心病心绞痛）的著名方剂。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论述说用各种酒治病，是早期医学的特征。《汤液醪醴论篇》记载黄帝的提问说，为什么要用五谷汤液制造甜酒醪醴呢？岐伯对回答说：酿酒的时候，一定要用稻米来做，烧的柴火要用稻秧晒干之后的秸秆，这是因为稻米承接了天地之间最完满的气味，稻薪坚挺又易燃。这就保证了做出来的酒“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 黄帝说：尽管如此，为什么上古圣人作出了汤液醪醴，却“为而不用”，这是什么道理呢？岐伯回答说：上古圣人制作汤液醪醴，把这些甜酒做为储备，而不是主要的治疗用品。这是因为上古的人，道德高尚，身体健壮，所以经常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中古之后，人们“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可见服用各种甜酒可以强身驱邪，祛病延年。 黄帝说，到了现在的社会，尽管也服用各种甜酒，但是疾病却没有因此而痊愈，这是为什么呢？岐伯回答说：“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也就是只喝酒已经治不了病了，还必须用有副作用的药物做内服，用砭石、针刺、艾灸在体表的经络腧穴上扎针、艾灸才能治好疾病。 “贵古贱今”是古人的传统，黄帝岐伯不是用医疗技术的发展、丰富来解释社会和医学的进步，而是把治病方法的丰富当作今人道德衰退的依据。 临床上，疾病的痊愈和恶化，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黄帝进一步追问岐伯说：尽管使用各种治疗方法，甚至达到“形弊血尽”的复杂程度，还是没有达到医疗的目的，没有取得预想的好效果，这是为什么？岐伯回答说：这是“神不使也”。 岐伯的回答，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患者的精神作用在治疗过程里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为什么上古的时候要实行祝由的治疗方法？祝由与巫术是一回事吗？巫术是骗人的，还是治病的一种措施？ 其实，古代的巫术不是骗术，后来的巫术才沦为了骗术。 有关医药占卜的甲骨文，是文明的象征，而不是愚昧的证据。卜官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最愚昧的人。我们知道，负责占卜的巫史所记录的甲古文里，大多是关于帝王的事情，或者是国之大事，而很少有一般民众的内容，被古人称为疫病的流行病，由于危害很大，所以屡次出现在甲骨文里，其他的疾首、疾身、疾腹、疾齿等病名记载，大约有几十种，也多是帝王的疾病，其真实性是很可靠的。 在商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瘟疫具有流行性，需要经常地考问当下是否会流行某种疫病？国王是否会患病？得了疫病是否可以痊愈？患病之后是否可以洗浴？是否可以预防疫病？ 通过这些问卜，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是善于应对疫病的，因此，他们不仅建议“今日王其水寝”，要靠洗浴防病治病，而且还经常“燎于血室”，通过熏燎居室而消毒避瘟，“燎门”也是一种保健预防措施。甲骨文还有“疾，亡入”的告诫，看来患疫病时进行隔离，也是常有的事情。 黄帝抓住了岐伯论述问题的关键，进一步追问下去，因为这关系到治疗疾病的主要问题：“何谓神不使？”岐伯回答说：“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营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岐伯的回答涉及到很“前卫”的科学问题，这就是人体的自组织能力。人体不同用于一般物体，也不同于其他高等动物，因为人体是形神一体的智慧生命。人的精神驾驭着人躯体，一句话可以吓死一个人，一句话也可以成就（拯救）一个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残志坚的人士，比如霍金、保尔、张海迪等做出了有益于社会的许多成就，我们也时常听到一些身体强壮却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精神致残的人，往往更难治疗，“心病甚于癌”，这是屡见不鲜的。 《黄帝内经》在“移精变气”篇里论述的上古治病的情况，就有近似于巫术的“祝由”方法。这是因为上古之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上古的时候，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人们的思想也至为单纯，患病之后，他们只有信仰巫祝，而别无选择。巫师与医师的任务，都是由这一类人“兼而营之”。假如他们的疾病不是那么深重，在巫师对他们的心灵进行抚慰之后，就给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心理平衡有利于人体自组织力量的发挥，很多疾病也就在这样的“心灵抚慰”下痊愈了。 由于没有专门的医学工作者，患者别无他求，只有这一条道路。当然，巫师在“做法”的时候，也可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技术操作。这“技术操作”就是后世从巫师那里分化出来的医学技术。我国在春秋时期，医学与巫术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左传》记载的齐医、晋医、楚医、医衍、医缓、医和都不是巫师，而是专业医生。医学与巫术分灶吃饭，各有执业范围，这是后世的医学进步带来的变化。我们不能以后来的社会进步，看待商代早期的“医巫不分”。 尽管在《黄帝内经》里，已经见不到纯粹的巫术了，我们还可以通过黄帝与岐伯的论述，窥见其“技术梗概”： 岐伯说：“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上古治病的时候，不用药物，而是靠察色按脉之后，联系天地变化、阴阳五行的原理，进行祝由。巫这个字的起源，就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简称。假如巫师不知道天地的变化，也不知道人体与四时阴阳的关系，他什么理论也不具备，那么他怎么会有权威性？谁会相信他？占卜也是一种预测，是打破不可知论的一种尝试，我们不能因为日后的被废止，就轻易否定它在当时的积极意义。 岐伯继续论述说：“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荄之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中古显然不同于上古，已经有了草药的发明，并且知道了治病的“标”与“本”，也有了“邪气”与“正气”的观念。吃药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扶正祛邪”，战胜疾病。这是医学进步的象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岐伯再进一步说到当时的医疗状况，尽管有了时代的进步，但是还很不理想。所以他说：“暮世之病也，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兇兇，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显然，岐伯所处的时代是医学大有进步的时代，尽管他思想上常有今不如昔的复古念头，但是还是说出了时代进步的特征。也就是当时不仅有了标本、邪正的观念，有了药物治疗的发明，而且还必须明确疾病新旧的关系，运用四时阴阳与人体正气逆顺的规律来治病才会有好的结果。不是道德衰退惹的祸，而是社会进步提高了对于医学的要求。 扁鹊秦越人的出现，把古代的医学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里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后世脩序，弗能易也。”在后面的一章里，我们将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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