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宪先生，希望用“证态”融合中西医，打通壁垒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5:51:46

老教授:
破中西医之壁垒，创新医学之理论。
      圆中国医学之梦，解中医经典之谜。
   证态体系
      证，疾病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临床类型类型。按照系统论的认识，病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疾病的不同临床类型，统称为病理状态。中医的证在西医理论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病理状态，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为证态。
   中西医是两大理论体系，如同地铁系统与地面交通系统一样，各自独立而互不相交，但是二者以共同使用的车站而沟通，人们可以通过共用车站，根据自己的目的地，自由交换乘坐地铁或者地面公交车，就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地。证态就是共用车站。圆周率是个无理数，圆周与直径不可通约。这个无理数太重要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取其近似值，就能够实现直径与圆周的换算，圆的面积、体积以及各种分割等，才能够计算出来。中西医融合，就是找到这个无理数的近似值，实现中西医临床层次的融合与沟通。
   中西医融合观，是一种方法，是寻求中西医理论构架、概念的共同参考系，寻求共同车站或者圆周率的方法。2002年出版了《伤寒论现代解读》，2007年出版了《中西医融合观》，实现了中医外感热病学与西医感染病学的融合，即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辩证、三焦辨证中的证与西医相应病理状态的融合。2012年出版了《中西医融合观续》，实现了气血津液与内环境的融合，即气血津液辨证中的证与西医相应病理状态的融合。《中西医融合观之三  融合观》的出版，完成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中的证与西医相应病理状态的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医所有证与西医相应病理状态的融合，实现了中西医临床理论体系的融合。

      证态体系(170多个证态。此处仅选肝病证）

      （二）肝病证
肝气郁结-心身疾病证态
肝阳上亢-高血压证态
肝火上炎-五官小动脉痉挛、硬化证态
肝阳化风-脑血管意外证态
肝阴虚-热病后期微量元素缺乏证态
肝血虚-维生素A、B2等缺乏证态

      证态体系衍化出【中医方剂-证-病理状态-西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体系
         西医根据病理状态的诊断，通过证态体系可以获得相对正确的中医治疗的方剂；中医的证，通过证态体系可以获得西医相应的病理状态的的所有理化指标及治疗方案，实现真正含义的中西医融合，成为中、西医交流、沟通的平台。由证态推论出象态，为哲学层次的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最终完成哲学层次的融合，破除了中西医之间的壁垒，建立了新的医学体系，破解了中医经典之谜，圆满实现中国医学之梦。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态”的形成，有很多不确定的元素，如何准确决定、诊断“态”？

老教授:
      患者就诊时，体内只可能有一种病理机制，而且表现出来的症状与体征也只有一群，但是，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同，得出两个不同的诊断，二者必然具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中西医融合的根据。
患者就诊时呈现出的一组症状与体征，是中、西医诊断的基本素材，中医根据中医的理论，参照脉象与舌象得出“证”的诊断；西医根据西医的理论参照各种实验检查得出“病理状态”的诊断，除了极其简单的疾病外，一般而言在初诊时疾病的诊断是得不出来的。病理状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状况，或者不同的临床类型，而不是疾病的全过程或者疾病的全部，所以，同一个患者在就诊时以及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证与病理状态是同一的。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之为证态，由此形成新的理论。
证与病理状态是对应的，但是，与西医疾病不对应，证与疾病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
我们在“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相融性探讨”的研究中发现，中医外感热病中的所有证在西医感染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病理状态，反之亦然，由此而产生的《外感染热病证态学》涵盖了西医的感染病与中医外感热病，并在诊断与治疗方面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老教授:
      患者就诊时，体内只可能有一种病理机制，而且表现出来的症状与体征也只有一群，但是，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同，得出两个不同的诊断，二者必然具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中西医融合的根据。
      患者就诊时呈现出的一组症状与体征，是中、西医诊断的基本素材，中医根据中医的理论，参照脉象与舌象得出“证”的诊断；西医根据西医的理论参照各种实验检查得出“病理状态”的诊断，除了极其简单的疾病外，一般而言在初诊时疾病的诊断是得不出来的。病理状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状况，或者不同的临床类型，而不是疾病的全过程或者疾病的全部，所以，同一个患者在就诊时以及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证与病理状态是同一的。证与病理状态的融合称之为证态，由此形成新的理论。
   证与病理状态是对应的，但是，与西医疾病不对应，证与疾病二者不在同一层次上。
      我们在“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两大理论体系可相融性探讨”的研究中发现，中医外感热病中的所有证在西医感染病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病理状态，反之亦然，由此而产生的《外感染热病证态学》涵盖了西医的感染病与中医外感热病，并在诊断与治疗方面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老教授:
      怎么证明证与病理状态是等值的？以气分白虎汤证-SIRS证态为例，
中医气分证中白虎汤证的特点是“四大”即身大热、汗大出、大烦渴、脉洪大，中医的高热一般是指39℃以上，脉数是指脉搏100次／分以上。从在病程中的位置来看，白虎汤证已是气分热证，说明病邪比较强大，已经入里，还伴有许多里证的表现，这与太阳表证、卫分证发热有着本质区别。
西医SIRS诊断标准（符合其中二项或二项以上）
体温＞38℃或＜36℃
心率＞90次／分
呼吸＞20次／分或PaCO2＜4.3kPa(32mmHg)
血象：白细胞＞12×109／L或＜4×109／L，或不成熟白细胞＞10％
气分证中的阳明热证（白虎汤证）的临床表现至少有两项：壮热（高热）、脉滑数（每分钟100次以上）符合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SIRS的前提是：重大打击、严重感染等之后72小时后发生的病理状态，所以，它与普通感冒的发热不同，应当鉴别。《伤寒论》186条“伤寒三日，阳明脉大。”即太阳表证之后72小时，出现脉大者是阳明白虎汤证。《伤寒论》特别强调阳明气分白虎汤证与太阳表证的鉴别，西医强调SIRS与感冒的鉴别。
基于以下四点：1  临床表现吻合；2  病理过程中的位置吻合；3  鉴别诊断吻合。这是临床诊断的基本原则，所以，SIRS与气分白虎汤证是一个证态；4  临床上证实白虎汤可以治疗SIRS。最终确定气分白虎汤证- SIRS证态，我们对于外感热病学每一个证态均进行了同样的论证。
赵金铎著《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把温病与伤寒的证候归纳为135个证，邓铁涛《中医证候规范》把外感证候归纳为76个证。证态体系不仅找到了所有证的病理状态，而且把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与感染病的疾病过程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揭示了证与证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融合，也结束了中医历史上的寒温之争。
以上是从临床实践出发，一个证一个证的临床实际验证；另外从理论方面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论证。
1 基本概念的融合：
（1）具有相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或者中西医已经通用的概念，诸如：疼痛、头痛、红肿热痛、黄疸、腹痛、脓血便、小便少、大便干燥、口渴、关节肿痛、卒中等等。
（2）内涵外延基本相同的概念，经过表述的简单改变能够融合的概念，诸如：水气病与水肿、血与血液、神昏与昏迷、痉挛与惊厥、消渴与糖尿病、风湿病与痹证等等。
（3）内涵与外延有交叉、重叠，但是差别比较大的概念，这是大量存在的，需要论证并且需要取舍才能够融合的概念，诸如：阳明腑实证与肠梗阻、气血津液与内环境、痰与炎症、饮与水电解质紊乱、血瘀与血栓形成、脾主运化与物质代谢等等，这些概念的中西医融合是难点与关键。
（4）不能够融合的概念，诸如细胞、细胞核、电解质各种粒子、炎症介质、凝血过程等等，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概念与之对应。这些概念只有在中西医融合之后，自然进入新的理论体系中。例如脾阳虚（苓桂术甘汤）-低血钠低容量证态中，低血钠就是脾阳虚的象，或者变量，或者诊断依据之一。低血钠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与之相对应（可融合）的概念，不能够在中医的理论框架内流易，但是，他们是证态的变量之一，可以是某几个证态的变量，即可以在证态理论体系内流易。
2 理论构架的融合：主要是中医病机与西医病理学的融合与取舍。这是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融合的关键。什么是理论构架？理论构架就是类与类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系统论中就是状态与状态之间的关系，在中医理论中就是证与证之间的关系，在西医理论中就是病理状态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在中西医融合理论中就是证态与证态之间的关系。在系统论中状态的运动就是过程，或者说系统的过程就是状态的运动，在医学领域里病理过程就是病理状态的运动，或者说病理过程就是病理状态按照逻辑关系进行的运动。中医的六经传变、卫气营血传变就是理论构架，是中医外感热病的病机主线。

老教授:
            怎么证明证与病理状态是等值的？以气分白虎汤证-SIRS证态为例，
      中医气分证中白虎汤证的特点是“四大”即身大热、汗大出、大烦渴、脉洪大，中医的高热一般是指39℃以上，脉数是指脉搏100次／分以上。从在病程中的位置来看，白虎汤证已是气分热证，说明病邪比较强大，已经入里，还伴有许多里证的表现，这与太阳表证、卫分证发热有着本质区别。
      西医SIRS诊断标准（符合其中二项或二项以上）
      体温＞38℃或＜36℃
      心率＞90次／分
      呼吸＞20次／分或PaCO2＜4.3kPa(32mmHg)
      血象：白细胞＞12×109／L或＜4×109／L，或不成熟白细胞＞10％
      气分证中的阳明热证（白虎汤证）的临床表现至少有两项：壮热（高热）、脉滑数（每分钟100次以上）符合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SIRS的前提是：重大打击、严重感染等之后72小时后发生的病理状态，所以，它与普通感冒的发热不同，应当鉴别。《伤寒论》186条“伤寒三日，阳明脉大。”即太阳表证之后72小时，出现脉大者是阳明白虎汤证。《伤寒论》特别强调阳明气分白虎汤证与太阳表证的鉴别，西医强调SIRS与感冒的鉴别。
      基于以下四点：1  临床表现吻合；2  病理过程中的位置吻合；3  鉴别诊断吻合。这是临床诊断的基本原则，所以，SIRS与气分白虎汤证是一个证态；4  临床上证实白虎汤可以治疗SIRS。最终确定气分白虎汤证- SIRS证态，我们对于外感热病学每一个证态均进行了同样的论证。
      赵金铎著《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把温病与伤寒的证候归纳为135个证，邓铁涛《中医证候规范》把外感证候归纳为76个证。证态体系不仅找到了所有证的病理状态，而且把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与感染病的疾病过程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揭示了证与证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外感热病学与现代感染病学的融合，也结束了中医历史上的寒温之争。
         以上是从临床实践出发，一个证一个证的临床实际验证；另外从理论方面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论证。
      1 基本概念的融合：
（1）具有相同内涵与外延的概念，或者中西医已经通用的概念，诸如：疼痛、头痛、红肿热痛、黄疸、腹痛、脓血便、小便少、大便干燥、口渴、关节肿痛、卒中等等。
（2）内涵外延基本相同的概念，经过表述的简单改变能够融合的概念，诸如：水气病与水肿、血与血液、神昏与昏迷、痉挛与惊厥、消渴与糖尿病、风湿病与痹证等等。
（3）内涵与外延有交叉、重叠，但是差别比较大的概念，这是大量存在的，需要论证并且需要取舍才能够融合的概念，诸如：阳明腑实证与肠梗阻、气血津液与内环境、痰与炎症、饮与水电解质紊乱、血瘀与血栓形成、脾主运化与物质代谢等等，这些概念的中西医融合是难点与关键。
（4）不能够融合的概念，诸如细胞、细胞核、电解质各种粒子、炎症介质、凝血过程等等，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概念与之对应。这些概念只有在中西医融合之后，自然进入新的理论体系中。例如脾阳虚（苓桂术甘汤）-低血钠低容量证态中，低血钠就是脾阳虚的象，或者变量，或者诊断依据之一。低血钠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与之相对应（可融合）的概念，不能够在中医的理论框架内流易，但是，他们是证态的变量之一，可以是某几个证态的变量，即可以在证态理论体系内流易。
      2 理论构架的融合：主要是中医病机与西医病理学的融合与取舍。这是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融合的关键。什么是理论构架？理论构架就是类与类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系统论中就是状态与状态之间的关系，在中医理论中就是证与证之间的关系，在西医理论中就是病理状态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在中西医融合理论中就是证态与证态之间的关系。在系统论中状态的运动就是过程，或者说系统的过程就是状态的运动，在医学领域里病理过程就是病理状态的运动，或者说病理过程就是病理状态按照逻辑关系进行的运动。中医的六经传变、卫气营血传变就是理论构架，是中医外感热病的病机主线。

老教授:
热实结胸证实质探讨

热实结胸证是《伤寒论》中的急难病证之一，在《伤寒论》中具有特殊地位。阐明热实结胸证的实质，是解读《伤寒论》的突破口。在《伤寒论》中，以及后世伤寒学派对热实结胸证的病因、病症、病机、病位、病性以及治疗方、药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对于热实结胸证与《伤寒论》中其他主证之间的关系、鉴别诊断都作出了说明。现代中西医结合学派对其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早就有人提出：急性腹膜炎与“大结胸”证无论其主证、病因、病机以及治疗原则及方药等极为相似，并从这几方面进行了比较。用大陷胸汤及其变方治疗急性腹膜炎及胃十二指肠穿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都说明了热实结胸证与急性腹膜炎有较多的重叠，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多大的范围内能够重叠及融合，对于阐释热实结胸证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认为：热实结胸证的病因是“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其病机是"胃中空虚、客气动膈"。陈亮斯说：“结胸者，结于胸中，而连于心下也。……胸胃俱病，乃成结胸”。从而明确了结胸的部位是以胃脘为主，而不是专指胸膈。在《伤寒论》中136条、140条、149条提出了热实结胸证与大柴胡汤证的鉴别；149条、151条等与痞证的鉴别；138条与小陷胸汤的鉴别；137条与大承气汤证的鉴别；134条与黄疸的关系；124条、125条、106条与太阳蓄血证的关系及鉴别等，以上重要论述能否及如何与现代医学中急性腹膜炎的理论、临床相融合，现探讨如下：
1、“客气动膈”、“胸胃俱病”与膈上、下感染状态的融合中医对膈的认识与西医对膈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中医认为膈下是“胃”，西医则知膈下有肝、胆、胰、胃及十二指肠等。急性腹膜炎分原发性及继发性，继发性多见，其主要原因是阑尾炎穿孔，胃及十二指肠穿孔、急性胰腺炎、胆道透壁性感染及穿孔、肝脓肿破裂、肠伤寒穿孔等。一者这些器官大多紧连膈下，二者膈腹膜下层有丰富的淋巴网，易于把感染引导至膈下间隙，先经膈下间隙感染阶段，约2/3的病例经治疗后炎症可吸收，1/3的病人则发展为局限性脓肿。膈下感染可引起膈上肺及胸膜反应，此时可出现咳嗽、气促、胸痛等症状。据有关资料分析，胸部症状突出者占45%，腹部症状明显者约40%，X光透视及拍片可有胸腔积液、胸膜反应及肺下部浸润等。当膈下脓肿穿破膈肌时，首先引起胸腔浆液渗出性炎症，继而形成脓胸。有时由于脓肿的穿破扩散，膈上、膈下，肝内，肝外可以同时有脓肿存在。膈下脓肿和脓胸、肝脓肿的鉴别有时较为困难。可见膈下、膈上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没有抗菌素及腹部外科手术，加之食物粗糙，饮食卫生差，以上病理状态比现代更多更严重，所以古代医学家提出“客气动膈”“胸胃俱病，乃成结胸”实际上是把膈上、膈下的感染状态作为一个病理单元，称之为热实结胸证。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人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这是因为阑尾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胆胰系统感染在透壁之前及穿孔之前都会有局部腹膜反应及腹痛加重或发热等属于阳证的临床表现，现代医学的原则：在腹痛原因未确定之前禁用导泻，以免促发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这与热实结胸证的成因“病发于阳”“下之太早”相一致。
2 急性腹膜炎与内科急腹痛的鉴别和热实结胸证与痞证、小陷胸汤证相鉴别的融合。西医认为，急性腹膜炎首先要与内科急腹痛如心包炎、胸膜炎、肺炎等胸腔内感染病，急性胃肠炎、痢疾等急性消化道感染相鉴别。鉴别的要点是内科急腹痛没有腹膜刺激征、按之柔软，没有肌紧张感，压痛无或不剧烈，这与《伤寒论》中按之濡者为痞，按之石硬为结胸相一致。某些伤寒学家把小结胸证归于痞证有一定道理，有人则认为小结胸证是胸腔器官的感染。痞证则与现代的胃肠道内急性感染如急性胃肠炎、痢疾等相一致。
3 急性腹膜炎与肠梗阻相鉴别和热实结胸证与大承气汤证相鉴别的融合肠梗阻属阳明腑实证，用大承气汤治疗，这已是医学常识，伤寒学家早就指出“大承气专主肠中燥屎，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说明大承气汤证的病变部位在肠内，热实结胸证的部位在心下，有在胃肠之外的含义，这种认识与西医对腹膜炎的认识（感染位于胃肠之外的腹膜腔内）和肠梗阻的认识（肠梗阻后感染位于肠道内）是一致的。
4 热实结胸证与大柴胡汤证的鉴别和急性腹膜炎与胆、胰急性感染相鉴别的融合
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当感染透出包膜或穿孔时都会引起局限性或弥漫性腹膜炎，这时符合热实结胸证，而当感染未透壁时，必须与急性腹膜炎相鉴别，鉴别的要点是：胆、胰急性感染疼痛的位置以胸胁为主可向背部、肩部放射，有剧烈的频繁的呕吐或腹泻，压痛部位与胆胰位置相近，腹膜刺激征无或很局限（心中痞硬、呕吐下利），而急性腹膜炎则腹肌紧张明显，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等。从临床表现胆、胰急性感染与大柴胡汤证一致，现代用大柴胡汤治疗急性胰炎，急性胆囊炎已属常规治疗。同时，也解释了热实结胸证与黄疸之间的关系，如134条所述：“

老教授:
4 热实结胸证与大柴胡汤证的鉴别和急性腹膜炎与胆、胰急性感染相鉴别的融合
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当感染透出包膜或穿孔时都会引起局限性或弥漫性腹膜炎，这时符合热实结胸证，而当感染未透壁时，必须与急性腹膜炎相鉴别，鉴别的要点是：胆、胰急性感染疼痛的位置以胸胁为主可向背部、肩部放射，有剧烈的频繁的呕吐或腹泻，压痛部位与胆胰位置相近，腹膜刺激征无或很局限（心中痞硬、呕吐下利），而急性腹膜炎则腹肌紧张明显，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等。从临床表现胆、胰急性感染与大柴胡汤证一致，现代用大柴胡汤治疗急性胰炎，急性胆囊炎已属常规治疗。同时，也解释了热实结胸证与黄疸之间的关系，如134条所述：“若不结胸……小便不利，身必发黄。”这是因为10%的急性胰腺炎，10%的急性非结石性胆囊炎，1/3的急性结石性胆囊炎出现黄疸，这些黄疸都伴有腹痛、发热等，与热实结胸证相似，所以当排除了结胸证之后（即没有发生急性腹膜炎），有些病人出现黄疸，这些黄疸与大柴胡汤证（急性胆、胰感染）有一定的关系。
5 急性腹膜炎与急性盆腔炎的鉴别和热实结胸证与热入血室相鉴别的融合 “热入血室，如结胸状”，热入血室应当与结胸证鉴别，鉴别要点是：热入血室必与经水适来适断有关，而结胸证与月经无关；热入血室的腹痛是在下腹部或两侧下腹部、胸胁部、疼痛不甚剧烈，没有结胸证“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的表现，按照西医的诊断标准，热入血室是妇女经期感染急性盆腔炎的表现，热实结胸证与热入血室的鉴别要点与急性腹膜炎与急性盆腔炎的鉴别是一致的。
6 热实结胸证与太阳蓄血证之间的关系 106条、124条、125条为太阳蓄血证，其主要表现是发热恶寒，少腹硬满急结、下血愈等。《伤寒论》中所说的“少腹急结”、“少腹里急”实则指小腹部拘急疼痛。脐下正中部疼痛谓之小腹痛。以上临床表现符合盆腔感染中盆腔脓肿的表现。盆腔脓肿常系盆腔化脓性感染的结果，常见的原因如阑尾炎穿孔，弥漫性腹膜炎的并发症，妇女急性盆腔炎感染蔓延至盆腔腹膜等。当脓肿形成时其主要表现是下腹痛或坠胀感，常有典型的膀胱刺激症状或直肠刺激症状，这与少腹硬、满、急结一致。当脓肿穿破直肠、阴道、膀胱时，由于得到引流，排出脓血而愈，此乃“下血愈”的一种解释。当脓肿破向腹腔时又会引起急性腹膜炎。可见热实结胸证（急性腹膜炎）与太阳蓄血证（盆腔脓肿）有着互相演变的关系，同时需要鉴别。由此也可看出盆腔感染、盆腔脓肿与急性盆腔炎（热入血室）关系密切，即太阳蓄血证与热入血室证关系密切，所以伤寒学家邢锡波认为：蓄血证，应与热入血室联系起来方为全面，是有道理的。可见热实结胸证、热入血室证、太阳蓄血证之间的演变关系，鉴别要点与急性腹膜炎、急性盆腔炎、盆腔脓肿之间的演变关系，鉴别要点是一致的，是可融合的。
7 大陷胸汤的药理研究大黄、芒硝、甘遂的药理研究及复方研究都证明大陷胸汤具有泻下和利尿作用。腹膜对感染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腹膜的面积相当于人体的体表面积，但其吸收等渗液的能力则大大超出皮肤，特别是膈腹膜下有丰富的淋巴组织，吸收能力极强，在腹膜炎早期能将大量渗液及毒素吸收。大陷胸汤通过其逐水利尿作用可使经腹膜吸收的大量渗液及毒素通过肾和肠排出体外，为机体消除感染提供有利条件，利于炎症的消退和局限化，同时也可消除胸腔的反应性积液和肺底部浸润。

老教授:
热实结胸证实质探讨，是我在《陕西中医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胃家实这样一个证一个证论证的，共计170多个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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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6:08:23

老教授:
态，是指西医的病理状态，即疾病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或者临床类型。例如：急性腹膜炎、肠梗阻、急性胰腺炎、阑尾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肠系膜淋巴结炎、食道反流、幽门梗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也就是说，确定“态”，必须有西医的检查和诊断？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如果这样，与西医诊断之后中医再辨证论治，有什么区别？

老教授:
无需再辨证。当然这些证态都是典型的证与病理状态。例如：西医确定急性腹膜炎诊断，中医无需再辨证，就是热实结胸证，可以使用大陷胸汤治疗。当然，需要结合西医的临床实践，大陷胸汤只适用于溃疡穿孔小于2厘米的，可以保守治疗的病人！同时西医的抗菌素、胃肠减压等等治疗措施还要使用。同样，中医确诊热实结胸证，就是西医的急性腹膜炎，你可以查白细胞、腹部透视、B超等等，验证你的诊断。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链接]李同宪先生，希望用“证态”融合中西医，打通壁垒[来自:燕赵中医]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开了这个帖子，希望你能注册、登录、发表看法，参与讨论。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6:09:14

曹东义发表于 2022-6-21 16:08( D9 r6 b2 t: }0 `3 T
老教授:
( m& w8 }: T5 K! x/ | 态，是指西医的病理状态，即疾病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或者临床类型。例如：急性腹膜炎、肠梗阻、 ...

老教授:
热实结胸证实质探讨，是我在《陕西中医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胃家实这样一个证一个证论证的，共计170多个证态。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新提醒】李同宪先生，希望用“证态”融合中西医，打通壁垒[来自:燕赵中医] http://www.yanzhaozhongyi.com/fo ... tid=2556&extra=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我在燕赵中医网，为您开了一个帖子，可以发表您的学术观点。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6:44:45

曹东义发表于 2022-6-21 16:09" J, i$ g1 X% T5 G5 j y. v9 O
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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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西医诊断急性腹膜炎，男女老少的表现一样吗？
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属于“热实结胸”证？

老教授:
      写书，只能写“典型”、“标准”，急性腹膜炎的各种不同临床类型，必然与不同类型的热实结胸证相对应。这就是“证态”的特征，例如：急性胰腺炎的代表方剂是大柴胡汤，当急性腹膜炎引起广泛的腹膜炎时，就要用大柴胡汤与大陷胸汤联合加减使用。中西医融合不能完全替代中医的四诊八钢、辨证论治，只能帮助中医更准确的诊断与治疗。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张仲景治疗急性腹膜炎，大部分病人都死亡了，只有一部分西医保守治疗能够治愈的病人，张仲景治疗痊愈了。但是，大陷胸汤加减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疗效好，为什么？因为流行性出血热有一种临床类型就是急性腹膜炎型。说起来就复杂了。

老教授:
   证态与证态之间有过度型，具有相互鉴别、相互演变的过程，与中、西医的保持变化一一对应。书中都一一做了论证。

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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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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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6:56:43

曹东义发表于 2022-6-21 16:440 ]& O# c( U4 k+ D% n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0 J4 Z+ j+ v4 h" _! E西医诊断急性腹膜炎，男女老少的表现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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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医的关系，辨证与辨病的关系，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探索：

《回归中医》
2007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目  录
序  言 3
引  言 4
1、清醒地看待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6
如何看待中医未来事关战略 7
辨证地认识中医的现在与未来 7
中西医的疾病观不同 9
应当体系完整地发展中医 9
2、深泉活水育杏林 10
中医界曾经的辉煌与无奈 11
中医药为何能够卓然自立 12
中医人宽阔的胸怀 13
不仅十三亿人需要中医 14
3、为中医学完整体系而守侯 17
4、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20
传统文化植根于唯物辨证观 20
还原论方法难以阐明复杂世界 21
中医学滋养于传统文化 22
5、背弃传统就只能跟着老鼠跑 23
传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据 24
中医的病名不重病灶重状态 25
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26
6、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27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27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 28
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29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30
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 30
生理病理的精确度不可穷尽 31
科学探索会有失误 32
器官病理是临床医学的基础 34
8、坚持传统正是基于对微观的认识 35
结构功能方法应当与时俱进 35
层层“黑箱”之下中医如何辨证 36
证候反映的是复杂分子机制 37
9、四诊基于生物进化的最高成就 38
诊治依赖“裸虫”的皮肤 39
证候是复杂微观变化的整合 40
切诊是最早的客观检查 42
10、重新认识审因论治 42
病因已成既往，推求未必恰当 43
病证才是现实，治疗必须随机 44
评价依靠四诊，有时衷中纳西 46
11、重新认识辨证论治 47
辨证论治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47
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体系意义重大 48
论中医理法内核的合理性 49
12、勿忘与邪气“讲和” 50
失正即成邪，邪就是不正 50
“正气”与“邪气”的互相转化 51
与邪气讲和的度就是和 52
13、中医为何能认识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53
中西医的不同疾病观 54
病灶与证候分别构成客观依据 55
证型是证候的特殊表现 56
14、病人的主观感觉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57
中医紧抓证候西医逐渐放弃 57
病灶之下还有微观的复杂变化 57
证候是肌体最高层次的整合 59
攻其一点与“一揽子解决” 59
“体系完整”地衷中纳西 60
15、论不能用管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 61
什么是中药 61
中医如何驾驭中药 61
正确认识药物的精粗与纯杂 62
尽快“解放”中药，恢复中医创新能力 63
16、莫让中医因优秀而被淘汰 64
“科学主义”使中医已无谈病能力 64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使中医不能姓中 65
不规范的市场淘汰中医特色 66
17、五行是改良的八卦 67
八卦之物质构成人体的生态环境 67
阴阳学说给了中医自立的理论武器 69
五行学说改良了八卦理论 70
18、前人留下了什么中医特色 71
“尽见五脏证结”与神圣工巧 71
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 73
个案研究的深化与个性化医疗 74
19、请换一个角度看中医 75
病灶的疾病观落后于动态的疾病观 75
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 76
人体生理病理的精确度是不可穷尽的 76
中医的危机来源于人们的错误认识 77
20、中医是生态医学“一揽子解决” 78
21、病灶与证候分别构成客观依据 80
22、春秋四个医学家的启示 82
医缓诊断膏肓之病 82
医和论贪恋女色之害 83
最早的诊脉记录 85
扁鹊学医十年乃成并非神授 86
扁鹊诊赵简子可考可证 88
23、史学重真实，文化求发展 89
24、“医经七家”考 93
25、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 97
仲景何不自言撰用《汤液经法》 97
仲景到底撰用了什么古训 98
不应忽视《伤寒论》的理论传承 99
26、SARS过去，中医收获了什么 99
展示了中医界群英荟萃、并非慢郎中的时代形象 100
再次突显了外感热病辨证治疗的特色 102
收获了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科学精神 103
蕴育着外感热病理论寒温统一的重大突破 106
27、SARS促使外感学说应与时俱进 109
《素问》热病是最古雅的名称 110
广义伤寒学说的优劣 111
温病概念的演变 112
寒温论争的关键在解表 113
28、SARS折射中医历史地位 114
历史的经验没有被很好的借鉴 115
用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治疗 117
靠什么提高我们的疗效 118
29、SARS三周年祭 121
30、“仲景立法考”的历史问题 122
“仲景立法考”误出谬说 123
王安道之说源于辛温解表难用 124
“立法考”未能全面理解仲景学术 126
温暑也会有三阴死证 128
首倡错简影响深远 128
“三百九十七法辨”确有见地 129
31、吴又可的特殊贡献 130
《温疫论》对热病、伤寒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130
吴又可《温疫论》对温病学说的影响 135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6:58:00

曹东义发表于 2022-6-21 16:56
- Z8 Q: y; g# g2 ?2 T9 s: ?' @关于中西医的关系，辨证与辨病的关系，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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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中医》

11、重新认识辨证论治[ 本文发表于2005年12月9日的《中国中医药报》。编辑刘智利女士，曾经发短信询问近期“有何大作”，并鼓励说我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愿意编发我的文章。我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因此，不揣浅陋，不顾“飞蛾扑火”“乱箭穿身”的警告，频频发言，竭诚以陈。]
在谈到中医特色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辨证论治就是中医的特色”的说法，这当然没有错误，但是并不完整，甚至是“太低调的说法”。因为，辨证论治虽然有别于西医的辨病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但是，辨证论治立足点在于“治”，属于临床治疗的一个环节，尽管十分重要，甚至象邓铁涛教授所说的“中医学打而不倒，靠的就是治病有效”，辨证论治也不过是中医的临床特色，不能概括为全部中医学的精华。
辨证论治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在近100年科学主义的压迫下，中医学靠着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安全有效地治愈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解决了许多现代医学诊治不了的疑难病，为中医学争得了生存权，迎来了重新崛起的曙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医临床问题的重要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恰如朱良春先生所说：“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本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
按说，“辨证”的过程就是运用理论思维的过程，辨证不可能离开中医的基本理论。但是，“证的规范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抛开理论思辨过程，只要符合主证加次证的“纳入标准”的框框，就可以诊断为“某某证”，也就可以直接运用某方与某药了。也就是说，只要符合“规范的证”的标准，无论是机器还是人，也无论内行与外行，都可以“执方疗病”，完全没有必要“随意地”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如果发挥“能动性”随机应变，随证变方改药，就会被作为治疗的干扰因素，属于偏倚的“不规范行为”，应当受到呵斥与禁止。
这种僵死的规范化，正在逐步被作为先进的东西而大行于天下，张仲景倡导的“随证治之”，将逐渐销声匿迹。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关键是对于“证本质”的认识不同，错误地认为证与西医的病理病灶一样，是一种特异不变的理化性质的变化。而且认为，只要找出了特异的“金指标”，就抓住了“证的本质”。其实证候是复杂微观变化的动态反映，是动态的疾病本质，因此证候永远也不会停止变化。比较稳定的“证型”，属于证候的特殊类型。
辨证论治即使是通过理论思辨，再决定治疗措施，也属于临床思维过程，运用的理论也只是中医的临床辨证理论，相对于中医的基本理论来说，已经是第二级的理论了。临床有效是中医不被取消的基础，是中医学面对压力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一底线，中医学的生存就难以保障了。但是，振兴中医，发展中医学术，不能只在底线、基础上发展，一定要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展现中医理论的特质，张显中医学的个性，扬旗击鼓才能奋进。
辨证论治的另一个“短处”，就是不提“中医辨病”，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中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只在证候上做文章，就已经失去了张仲景先辨病后辨证的学术特色，在西医病理病灶疾病观的压榨下，只好先辨西医的病，才能再说中医的证，中医已经属于事实上的二等学科了。“病证结合”的新的临床思路，把张仲景的“辨证候”变成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型”，朱良春先生担心活泼的辨证成了僵死的“对号入座”，中医学术在这种模式之下振兴，势必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于发挥。
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体系意义重大
邓铁涛教授说：“中医的理论是什么？1963年全国中医学院进行大辩论，最后一致认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 邓铁涛：“21世纪中医药必将腾飞”，见2005年11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与理论核心相比，辨证论治的地位自然要低一级。为什么呢？因为核心理论决定中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就象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被现代医学“借用”之后，已经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已经与藏象、经络学说一样，成为了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没有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支撑，中医学的理论大厦就会倾覆，也就不会有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经验与单方，也就是回到了最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
毫无疑问，中医学与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疾病治疗的医学，但是它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西医重视结构与功能，在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功能；在诊断上重视病理与病灶，有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或者叫诊断与鉴别诊断；在治疗上主张消灭或驱除病因，纠正病理改变，切除、改造或者移植病变的脏腑组织。
对于人类是怎么来的，人与天体星月运行、天地四季是什么关系，人体靠什么维持健康，环境气候、心理情绪对于健康的影响的程度有多大，疾病与健康之间如何转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现代医学或者尚未加以考虑，或者认为“离题太远”而不屑一顾。而这一切都是中医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整个体系至关重要的梁柱支撑，岂能轻易放弃？
现代医学孜孜以求的脏腑结构，中医学一概视之为器，属于有形之物，格此之物便能致知，有知才能积而成学。因此，中医学认为只要知道脏腑是“藏精气”与“传化物”的“生化之宇”就可以了，无须再进一步细化其内部的结构。它们关心的只是“宇”里边的精气是否充满，脏腑之间的功能是否平衡协调，精气流动的时候是否通畅，人体是否因此而感觉不适。因为“不平则鸣”，有诸内之不协的微观变化，必会形诸外而产生各种证候。
由于是在活体上动态地观察这些关系与状态，才决定了中医学不可能采取解剖的“白箱方法”，不是打开来看，而只能是以象来推测；假如总是用打开人体的解剖方法，来动态地观察精气的状态与脏腑关系是否协调，不仅见不到“所欲见”，也不可能总是保持“直播状态”看内脏。因此说“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司外揣内的“象研究方法”是不可替代的。
物生而有数，有数而成象；数变象也变，“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聪明的古人，一变而从纷繁复杂的数里跳了出来，“象以统数”，不以数而是用象来论说万物。
中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开天辟地之后，产生了人类；人类产生了之后，仍然要靠天地之气的充养而生存；人还必须顺从四时阴阳之气的变化，“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此才能与万物“俱沉浮于生长之门”。人类的疾病，也是由于天地阴阳之气的变化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才出现了“风为百病之长”，“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就会出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的矛盾现象；情志精神和谐适中，是脏腑功能正常的外在表现，情志过激既是脏腑功能失常的外在征象，也可以进一步引发或者加重疾病。因此，中医学认为，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是内外因素导致的平衡失调。“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原来的平衡。
中医治疗疾病，本来不限于药物，更不是只会让人服药。导引、针灸、按摩、祝说疾病之由、心理开导、饮食调节、内服外用，中医治病的方法十分丰富，决不是仅仅依靠对抗、切除、改造。中医所用的药物，古人称其为“毒药”，靠丰富的理论与应用经验，可以化毒为药，变废为宝；背弃了中医的理论，就有可能变药为毒，化宝为害。因此说，按照中医的理论，萝卜绿豆皆为治病良药；背离了中医理论，人参甘草也可致人夭殃。中药是历代中医人的“研究成果”，是地地道道的“分子水平的药物”，而且所含化学成分十分复杂，作用面十分宽阔，影响领域非常广泛，可以称之为“集团军协作作用”的化学药物。正是靠了这十分复杂的中药，中医中药才显示出不同于西医学单一化学成分药的优良作用。邓老称“鸡尾酒疗法”与商代伊尹的水平相当，决非戏言，他们还远没有找到驾御如此复杂成分化学药物的好方法。也许用现在的思维，永远也找不到。
论中医理法内核的合理性
中医有“理法方药，完整一套”的说法，如果把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看作一个实体，则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基本理法内核和病证方药针灸推拿等外围部分。不断完善的理法内核，决定着中医学过去、现在、将来的基本特征。外围的病证方药针灸推拿部分是中医学的功能带或保护带。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原始经验的积累时期，没有理论体系，只是方药、针灸等具体治疗措施的简单创造与汇集，没有内核可言。等到脏象、经络、气血、病理等到基本医学理论形之后，便具备了基本内核，恰如自然界进化过程中有机物产生了细胞一样。基本理法内核将既往关于病证方药针灸按摩等零散而具体的经验贯穿起来，成为汇聚着具体知识的医学体系，因此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医学。古代的阴阳学说和精气学说，较早地被医学吸收,并牢固地与基本理法内核结合在一起，给原始医学以较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更为系统和完善，这也是是医学摆脱巫术的重要因素。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等早期医学文献的出土和大量《史志》中医书的佚失情况来看，许多古老而宝贵的方药针灸治法等具体经验大部分失传了。然而，后世的医学家们又不断创造新的具体经验，这种得得失失的更新代谢数量很大，象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一样没有止息。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关于脏腑经脉、阴阳气血、治则治法，药性和配伍等方面的基本理法却逐渐丰富完善起来，并没有多少佚失。具体病证方药针灸等具体经验的大量佚失或补充、修正，并不能改变中医学的性质或特征。某些与基本理法内核融合一起的新学说，却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如独取寸口诊法、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药物归经与升降浮沉学说、脾胃学说、命门学说与先后天之本论等即是如此。清代开创的活血化瘀法则，所以能在现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除确有疗效之外，与其和中医理法内核关于气血的学说极为契合不无关系，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运力。青蒿素、消痔灵、小夹板等具体方药的发明，固然有独到的贡献，但由于和中医理法内核距离较远，难以改变中医学的基本性质。
理法内核与病证方药针灸等外围部分的结合，是交错相连而不是单层面贴附的。通过辨别病证、病机，确立治法，使病证与理法内核相连；通过性味归经学说、组合药物配伍，使方药与理法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要改变中医学现状或振兴中医，不能脱离或不顾基本理法内核而只着眼于病证方药的得失。后天残缺肢体的动物，可以有四肢健全的后代，而经过学习才掌握的技能，由于没有与基本遗传物质相结合，所以不能遗留给后人。遗传与变异的“理法内核”对于一个学科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值得借鉴的。
中医学在统一理法内核指导下的个体化的辨证施治，能充分照顾每一患者因体质、年龄、季节、性别、现实环境等使病情出现的特殊性，又能充分发挥各种药物性味、归经、升降浮沉、以及由药物产地、收获季节、加工炮制方法、配伍后的相互作用等所产生的不同效应，使病情与方药紧密结合，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具体病情、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的方法，正是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的“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辨证施治与唯物辨证法极为契合，是科学的、合理的。
中医药学正是致力于人体正气和内外致病因素互相矛盾、互相作用的前提下发挥作用的，同是一个扁桃体炎、或是急性腰扭伤，可以分别采用西医药、中草药、针灸、按摩、穴位注射等不同的治疗方法，往往皆能获得疗效。十个名老中医诊治同一个患者，虽然所开出的方药各不相同，却都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疗效。这就如同几十个画家画同一个动物，或十几个书法家写同一个字一样，虽风格各异，却能各具风彩。这并不是中医学的缺陷，而是客观病情的复杂性，允许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治疗。人们欣赏一幅油画时，在不同角度、不同距离的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都能看清楚，并能正确地反映这幅画，我们不能说只在某一点上，从某一固定的距离上才能正确认识它。我们寻找自已所熟悉的人，也并不是按着某一精确的数据去测量其面部的尺寸、色泽然后才能找到。在中医基本理法内核指导下，辨别器官以及全身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病情，运用以气味归经等理论所概括起来的富含着多种成分的药物进行治疗，使两者最大限度地协调作用，这正是辨证施治学说的优点所在。它不会因客观世界具有无限精细的可分性，而失去其永久的魅力。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7:01:35

中医的病名不重病灶重状态
尽管中医的病名之中的中风、胸痹、痹证、积聚、瘰疬等等，可以接近于西医的某些病名，好象有确凿的病灶，已经可以属于“实证”的理想病名了。其实不然，中医对疾病的命名，都是侧重于状态，疮疡、痰核等有形之物，也是着重病理物质的凝集，而不描述其内部的具体结构，而是从总体上把握这种疾病。如果把符合西医病名作为中医诊断的标准，中医就只能属于从属地位，因为中医的四诊发现不了、证实不了这些“实证”的病名，要拿出“过硬”的证据，只有求助于西医的仪器检查。
古人所说的中医病名，没有仪器检查证实，因此人们对于古人的经验也多是半信半疑。那么，古代中医的诊断都不可信吗？传统的诊断与现代的认识，就必须割裂吗？
笔者认为，患者的症状，比如头痛、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心悸、咳嗽等等，虽然都属于症状，但它都是病人自己主观意识能感知的，或者是医生能够通过四诊而不必使用仪器就可观察到的现象。这种患病现象的获得，凭借的是人的感官，是“动物进化的最高成果”，是任何机器所无法替代的，也是任何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不信任、不利用人类的这一最高进化成果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太过于相信仪器，太迷信精细科学了。
西医的诊断都很精确吗？以现代科学所达到的精细程度来看，几乎所有的西医病名所代表的疾病本质都是很不精确、准确的，既不能说明过去如何患了疾病，也不能准确地预测疾病的预后，只能是目前状态下如何使用西药、如何进行手术的一种引导方式，是一个粗浅的说明。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样一个病名，既有部位的描述，也有主要特征的勾勒，好象十分精细，比中医的胸痹证不知“准确”、“进步”了多少倍。实际上，这个西医诊断十分粗糙，它不能说明得病初期的分子机制、细胞受损程度，更不能见证始动因素是如何损伤了血管内皮，也无法准确地说出来目前有多少细胞缺损，粥样斑快之中有多少分子的特异物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组织因此一处损害已经造成的影响和将要发生的后继反应什么时间出现、其准确的后果是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几乎相同的损害”，有的人十分痛苦，有的人却安然不知，有的人发生严重的冠脉事件，有的人却多少年变化不大，甚至有的人病变逐渐减轻，症状完全消失，“客观检查”显著改善。这个诊断也不能让人们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是用西药的哪一种治疗更好，或者是否选择“微创”介入支架、搭桥、移植，这些都需要循证医学的证据重新论定。
中医的胸痹一病，虽然有比较笼统的嫌疑，但它却是指导中医认识本病的病因病机，指导辨证用药的导向仪。靠着这个病名，古今的中医学家可以“对话”，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也可以积累今人的认识，使认识不断深入，疗效不断提高。冠心病的诊断再精细，能与中药对上号吗？能说哪一味中药、或者哪一味中药的哪一种成分完全可以解决冠心病吗？
再说中医的“头痛”一病，虽然只是一个西医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但任何高明的仪器也测不出这个“头痛”的指标，任何动物也不会告诉你发生了头痛，更不能自己说明这个头痛的详细部位、头痛的程度到底如何，只有高度进化了的人类，具有聪明、智慧的人类才有这个本领。中医治疗头痛的时候，也不论头痛是继发于脑血管畸形，还是脑肿瘤、脑囊虫病、头痛性癫痫、脑的炎症、全身的炎症，还是原发的神经性头痛。只要头痛存在，也不需要仪器检查，中医就可以用长期积累的理论与经验，根据“比较简单”的四诊所见，就可以开具汤药，或者使用针灸、按摩、拔罐、穴贴等等进行治疗，往往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甚至永久性地治愈了头痛。
病人认可中医的疗效，患者喜欢简捷的措施，虽然没有“客观指标”，没有仪器认定，难道这不是治疗的成效吗？不是对患者的帮助吗？“呕吐”一病，不管出现于西医的何种疾病之中、之后，只要有呕吐作为主要证候，经过中医治疗呕吐消失了，“呕吐”一病也就治愈了。存在的其他症状再上升为主要证候，比如“腹痛”显现为主证，中医再根据“腹痛”一病的四诊所见，治愈腹痛及其伴随症状，也不用管西医的原发病是什么。其中并不存在所谓“误诊”，因为“误诊”一说，完全是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是用“实证”误解“状态”。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7:02:32

曹东义发表于 2022-6-21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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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 g4 p7 Y; A) l" B《回归中医》

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中医认为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可以恢复人体固有平衡，是再一次回到健康。也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中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注重状态而不细究疾病的具体形质。
人体患病时的反应，必然是整个身体失调的综合反应，而不是具体形质决定特定的身体反应。比如脑瘤的头痛与脑血管畸形的头痛为什么会相似？同一种西医病为什么有的患者头痛而有的患者不痛？一样的症状为什么病灶并不一样？显然，病灶不能完全决定症状，症状之后有更深刻细致的原因。症状之后有复杂而多变的物理化学因素，纠正这种症状也不一定需要彻底消除病灶。
作为主证的中医病名和作为整个状态的中医证候，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微观世界的整体反应，它与西医所说的综合征不同。西医的综合征与西医的病灶一样，追求的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态或者状态，可变的因素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无法标准化，就无法诊断和排除诊断。西医认为，只要病灶还在，症状有与无、轻与重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临床上经常是血压虽然降下来了，头痛头晕仍然存在；肿瘤虽然切除了，而生活质量未必提高；虽然病人自己觉得十分痛苦，检查可能都无阳性发现。
实证疾病观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唯一能反应人体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中医的病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更有利于中医辨证治疗，更有利于使用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
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6、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本文发表于2005年8月3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这是由于前文发表之后，笔者意有未尽，而质疑之声已起，不得不再一次就有关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
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模式，也是在现代条件下中医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取得了不少应用成果。尽管如此、尽管笔者既不反对西医，也不反对中西医结合，然而为了中医自身学术的振兴，就必须把中医的辨证论治从西医的病名束缚下解脱出来。不如此，弊端很多。西医日益强大，中医学术却日见萎缩，其原因何在？大家不妨放胆言之，笔者试述如下。
在西医的病名之下中医易成聋瞽
在西方科学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学术天文、算学、地理等纷纷谢幕，中医学虽然没有倒下，也有过主动或被动“放弃理论”、“废医存药”的主张。阴阳五行学说，曾经被梁启超等人当作中国的耻辱，不少中医学人也欲将其废止。
上世纪20年代，汪企张在《新医与社会》138期中的“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当时汪氏‘科学地’称为‘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它侵入你们的体内，看它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上述两条质料并见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3.]！”
在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医》杂志上，某著名中医学家曾经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 曹东义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243.
]。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失去向导的项羽，终于被人误导到了沼泽地：“左！左！深陷大泽而不知”。章次公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说：“欲求融合，必求我之卓然自立。”所谓“求融合”者，未融合也，身在围城之外，欲进入城中、融入城中也。而今天，中医已身在城中，已融合在西医的病名之下，失去自己之旗鼓。“自立”已不能，如何谈“卓然”？
朱良春先生50年前就指出：“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因为，仅辨病而不辨证，就会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会毁掉中医[ 朱步先、何绍奇、朱胜华等著《朱良春用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
]。朱良春先生不幸而言中，现在基本上是用“辨证型”取代了“辨证候”，由活泼变成死板，治病活法一变而成守型死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纳入和排除标准”，才能“防止偏倚”，才能符合西医的“可重复”。一病之下分几个证型，已经蔚然成风，几乎牢不可破。中医自古就认为，病和证都是随时变化的，“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一剂知，停后服”。药随证变，岂能“一盲到底”？！
邓铁涛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他说：“最近有文章拟将辨证论治改为辨病论治，我认为不妥，且无此必要。”“辨证论治可以概括辨病论治，辨病论治不可以概括辨证论治。‘辨病论治’论者，可能是想引进西医之说以改进中医，因为西医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不知如此以来便把中医之精华丢掉了[ 邓铁涛：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中医药通报，2005，4（1）：2.]。”邓教授主张，可以深入到微观世界进行辨证论治，把西医的某些内容纳入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中来。这种“衷中纳西、衷中容西”的思想，已经超过了“衷中参西”，是辨证论治思想的发展。
形态疾病观已经落后于状态疾病观
现代科学深入到微观领域，病灶形态诊断的观念已经陈旧，只是一个初浅的分类，说明不了太多的微观内容。比如，陈可冀院士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粥样斑块，是易损的还是非易损的，是一个病理诊断，临床上各种检查很难检查出来。易损斑块所构成的“纤维帽”破裂之后，容易发生冠脉事件，而比较稳定的斑块，或许多少年与患者和平共处。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就是身体里的一块死疤，不治疗它也无大碍；易损斑块，就像身体里的定时炸弹，将息不慎就会爆炸。现在已经观察到炎症因子、氧自由基、血压、血脂、血黏度，甚至病人的精神状况、自然界的天气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改变其中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冠脉事件的发生，其治疗情况因此变得十分复杂。
中医学非常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现象，可以再加上饮食、睡眠、年龄、性别、居住环境、地理方位等等，影响的因素越多，越容易辨证，越容易取得疗效。因为，中医治病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仅仅盯住病灶，在斑块消失之前，也许消除了胸闷，也许改善了患者的睡眠，增加了患者的体力，促进了患者的食欲，稳定了患者的情绪，所谓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为了患者向健康的方面转化，而且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地帮助患者。这都是因为，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不是草根树皮，而是完全彻底的“分子水平”的药物。
肾炎和IgA肾病发生的时候，免疫复合物的沉积作为早期的引发因素，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一系列的免疫损伤：致炎因子、炎症细胞、血管活性物质释放、代谢产物与自由基损伤、血凝物质沉积、血流动力学改变、纤维化形成等等，都是一系列的此起彼伏、错杂交互的变化。
没有这些微观领域的变化，肾的损害不会发展，人体的健康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些变化的平息、好转，也决不是透吸、切除、移植所能解决的。肾炎、肾病这种病灶式的笼统名称，已经不能反应微观世界的复杂变化。对于“无证可辨”的蛋白尿、镜下血尿，广安门医院的戴希文教授、东直门医院的吕仁和教授以及全国的中医肾病专家，都是凭借四诊所见结合微观检查而辨证论治，不是只守一方一药对付病灶。
协和医院郭赛珊教授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的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证实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单味中药70余种，复方30余首。按中药作用分类，降糖中药涉及解表、清热、祛风湿、燥湿、化湿、利湿、理气、活血、止咳、平喘、化痰、熄风、补气、补血、补阳、补阴、消导及收涩药等14类；降糖中药的化学成分涉及萜类、黄酮类、多糖类、甾类、胰岛素、肽、氨基酸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生物碱等8类化学物质。这许多中药可能的作用机制也有11个方面：刺激胰岛素释放、促进糖利用、改善胰岛素抵抗、拮抗升血糖激素、延缓糖吸收、改善多元醇代谢、抑制蛋白非酶糖基化、减轻氧化应激、降低高凝状态、改善脂代谢、调节细胞因子。
这些复杂的药物、复杂的成分、复杂的作用过程，却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处方里“兼容并包”，样样具有。中药的无数个“微作用”，形成一个巨大合力，使病人逐渐回到健康状态。因此，我们使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完全可以不把精力仅仅盯在一时的血糖高低上，也不用担心由于早期干预而形成的患者“既不消、也不渴”的“无证可辨”新情况。
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使那些仅仅依靠病灶实证的疾病观，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病灶如果脱离了“翻江倒海”似的微观变化，还能说明什么？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在极为复杂的微观领域，如何说清楚某一物质的“决定作用”？各种复杂机制如何影响了临床现象？昨天的病情与今天的变化是由哪些微观因素导致的？能说清楚吗？说清楚了之后，是按某种成分而“精选中药”，还是依据“比较简单”的辨证论治进行治疗？难道经过了50多年的摸索，我们仍然一脸的茫然？！
冲出围城能发现西医发现不了的疾病
现代医学从解剖实证开始，一步一步向微观领域挺进，从器官到组织、到细胞，都是一路顺风。没想到进入到分子水平的亚细胞领域，实证的病灶形状不见了，却出现了说不清的分子、原子、离子。它们彼此依存、影响、交换、流动；它们可以形成病灶，也可以消除病灶；可以影响整体，也可以仅在局部聚集。其形成病灶的时候，可触可见；其散于微渺的时候，几乎无影无踪，无抓无挠，因此有了“亚健康”的称呼。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数据说，世界上有20%的人群患有各种疾病，只有5%的人是健康的，而75%的人群属于亚临床状态，也就是“亚健康”。亚健康其实是一个含糊的名称，它把众多的自觉身心不适，又无法找到病理证实的人群，含糊其词地称为“亚健康”。严格地说，这些亚健康的人们，都离开了健康的状态，体内一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只是这些变化细微而复杂，还没有形成“病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实证”的程度。然而，每年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死于亚健康、“过劳死”；几十亿人身心不适，甚至是痛苦不堪，却被现代医学当作“没病”，而必须等到有了病灶、需要手术切除、需要器官移植等严重不健康状态时，才能被纳入西医的救治对象，才能得到医疗的帮助，这样的现代医学的“实证观”，突显出其认识论上的不足。由于病灶所能说明的疾病本质如此之少，甚至使我们可以放言：“病灶”的形态疾病观已经陈旧不堪，就像哥伦布的木船、八国联军的火枪，已经不那么先进、可怕了。
几乎所有的亚健康人，他们的证候都可以被有经验的中医辨别出是患有什么病证，并且经过治疗，亚健康比“病人”更容易转变为健康状态，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说中医学具有更精确、更灵敏的长处。因为，“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中医学的四诊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完全依靠患者的主观感觉的基础上，这是充分重视生物进化“最高成果”——意识的表现。人们患病时的证候，就是复杂微观领域失调之后，在总体、整体上的集中反映，这是任何动物、机器所不能告诉医生的感觉。中医学重视人体的自我感觉，不轻易将现象视为假象，不把实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认为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就足以反映疾病的本质。
过去现代医学过分看重了“特异性治疗”，总希望靠介入、对抗的外力“拯救患者”，而不是紧紧依靠病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自修复能力恢复健康。比如炎症的抗菌消炎被视为最理想的治疗措施，而炎症过程中对神经体液、循环呼吸、消化吸收、肝脏的各种代谢、肾脏的水电解质平衡、激素代谢、细胞因子表达、基因蛋白调控等因素的影响，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次要因素而很少考虑，仿佛只要有了特效的抗菌、抗病毒药物，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无关大局的点缀。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在没有任何有效抗SARS病毒西药的情况下，现代医学竟然“治愈”了几千名SARS患者！靠什么？靠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靠人体的抗病能力。
人体在受到疾病的损害而自行修复的时候，需要各色各样的、大量的相关物质做材料，中医药的扶正祛邪、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等药物所含的丰富的化学物质，无疑都是现代医学的单一化学制剂所不可比拟的。中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调节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体自我修复时所需要物质的过程。这种多种化学物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的调节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7、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 本文发表于2005年5月1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时候把“科学探索会有失误”一节删去了。《新华文摘》2005年14期载录了此文。《中医药通报》的万文蓉主任很欣赏此文，在2005年第5期杂志发表的时候，使该文得以完整刊出。在此稍有修改、补充。]
流动的物质维系着生命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7:05:31

曹东义发表于 2022-6-21 17:02; ~* V' `+ ]; M/ X9 T# }0 u
坚持中医病证结合才能卓然自立
z& Q8 i* B$ i- M* Y中医认为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 ...

“辨证型论治”是介于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和西医的“按病治疗”之间的折中方法，也应当属于“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可以称其为按证型论治，或者叫分型论治。这种做法在总体形式上属于“辨病论治”的细化与发展；在思想方法上是西医病灶不变治疗不变的思想体现；此与中医“证候有别治疗不同”的思想有所区别，属于调和中医与西医的中间状态；它与按病论治比较接近，与辨证论治比较疏远。
西医对病灶认识上强调的是病灶的永久性，要相对固定，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强调的是疾病的暂时性，是疾病状态的相互联系，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割裂的变化过程，根本不存在病理病灶的确诊与误诊，因此才有辨证论治。
“辨证型论治”认为辨证候论治太灵活，太随意，不好把握，总希望把证候固定下来，进行规范化处理，并在这个基础上探讨“证的本质”。其实，许多急慢性疾病的微观领域的变化，大都是逐渐的量变，而不是“有某物”与“无某物”的质的区别。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2-6-21 17:33:17

当年的编者之一张大钊写的回忆录，说明当时的编写情况：“1962年我在西医学习中医班毕业，就参加了当时卫生部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主持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修订会议；最后指派黄星信，曹鸣高，金寿山和我四个人一起在上海编审整套教材。
1964年全套18本全部出版，成为内地和海外中医学院的主要教学课本。由于课本上印有我们几个编者的名字，因此我们几个系统学习过中医的高级西医的名字，在海外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