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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邓铁涛先生在北京谈中医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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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研究，首先便接触到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听说最近有三种看法：一是中西医必须结合；二是中西医可以部分结合；三是中西医是不同的理论体系，它们不可能结合。邓老认为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都是世界文化的结晶，都为我国人民所喜好，两者皆不可丢。尤其是中医学，如果我们不去加以发掘、整理、提高，使之成为我国医学现代化的构成部分，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上与现代自然科学多学科的结合，是创造我国新医学的道路。关键在于如何结合，把中医事业放在什么位置上。 历史的回顾 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也是贯彻中医政策的历史。它经历的历史是时起时伏，左右摇摆，但仍然是继续前进的。不过，从总的看来，中医工作，多数时间被放在不相称的位置上。因此，前进的速度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现在中医已处于严重后继乏人境地，比之西医其严重程度使人寒心。这不仅是数量问题，而更严重的是质量问题。 中西医结合初期，由于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故其合作是貌合神离的。１９５８年以后，中西医之间开始互相了解，特别是西医学习中医，使中西医结合工作前进了一步，出现了团结合作的苗头，在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针麻与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等。但１９６２年开始大量中西医结合科研题目下马，班子散了，中西医结合处于低潮。直到１９７２年前后，周总理亲自抓中西医结合工作，才使中西医从临床结合逐步发展到理论结合。但此阶段，光有中西医结合已难于深入下去了。近年来，已有一些边缘学科的同志钻研中医理论，通过多学科与中西医的共同合作，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今后只有从中西医的结合扩展到多学科（如生物、物理、化学、天文、气象、自然辩证法⋯⋯等）的结合，才能带来我国医学上的飞跃发展。例如“气功”，过去带有佛教、道教的玄学色彩。但气功能锻炼身体治疗疾病，６０年代初已得到临床证实并用西医的方法初步做了一些研究，近年来由于其他学科的参与，初步证实了气功能发出外气（物质流）。《自然杂志》１９７９年２卷７期刊登了北京医疗器械研究所张惠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报道“远红外信息治疗仪”已试制成功。这一成功，正是中医研究人员与电子医疗仪器厂合作，从仿生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气功外气之一“受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的模拟试验后搞成的。据说气功能发出的外气还有磁场与稀有 元素等物质，他们认为这是在祖国医学经络学说指导下的疗法，这种疗法与西医传统的红外线理疗不同。如果深入研究下去，将会揭示人体新的奥秘。《自然辩证法》１９７９年８期，林中鹏等发表了《国外气功研究一瞥》一文，综述了欧、美、日等国研究的近况，说明外国许多边缘学科的专家也正在积极研究气功的疗效与机理，探讨人在做“气功”时从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某种特殊物质或能量的生理、物理、化学等效应。这是研究气功物质基础的起点，如果我国不重视这些研究，又将落在西方的后面了。 今后何处去？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虚无主义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我国文化科学，医学界尤甚。重西轻中的思想一直延续至现在。这不单存在于卫生各级行政领导部门，青壮年中医甚至老中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中医理论有“肺为相傅之官主治节”的论点，我们过去编教材就把它删掉。最近生化的研究证明，肺脏不仅是气体交换、清洁血液的机器，而且是具有高度代谢活性的器官，能够释放肽胺和前列腺素等物质，对血管的收缩舒张有调节作用，足见肺脏确是“相傅之官”。西欧等国经常吸收各门自然科学的成果，把它运用于医学，使之得到发展。今天对祖国医学，也必须与自然科学（包括西医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挖掘和发扬，使之得到发展。没有中医学的发展，就不可能创造我国的新医学新药学。关于这个 问题，建议同志们学习１９７９年９月９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禁用词语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４日）的文章。在这个谈话中禁用词语同志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又说：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禁用词语同志对于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说得十分清楚。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遗产，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这就是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党中央发表禁用词语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有深刻意义的。我们的“四化”决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建设中国式的“四化”，包括中国医药学的现代化。 当前的组织问题 科研要有队伍。目前我国存在有三支队伍：中医，西医，中西医（西学中或中学西）。三者以西医的人数最多，中医老的老，少的少。若论后继乏人，中医队伍最严重。所谓“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邓老的理解是当时西医看不起中医，学了中医之后才有共同语言，经过临床实践才会使他们热爱中医。另一方面，也因为西医手中有现代自然科学的武器。事实证明，有些西医同志学了中医之后，创造出显著的成绩，在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中立了功。但光靠西学中，而没有一支高水平的中医队伍也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中西医结合科研项目深入不下去，其原因之一恐怕是与缺乏高水平的中医队伍有关。因此，加速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中医 骨干力量已是燃眉之急了。具有上述三支高水平的队伍，再加上与边缘学科紧密地团结合作，新医学的诞生就不会遥遥无期了。 今后的任务 培养一支高水平的中医骨干力量，是中医研究生班的责任。因此，各位担负着承前启后、兴废继绝的光荣任务，你们必须成为学术水平高于国内名老中医的人才。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心胸才能开阔。世界上多少伟大的科学家，并不是为了得奖金而搞科研，有人甚至为科研而被统治者活活烧死。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禁用词语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就会走弯路，中西医结合工作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科学家们之所以能出科研成果，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实验符合唯物辩证法。中医学能发展到今天而没有被淘汰，也主要是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加上不断实践总结的结果。要超过现有名老中医的中医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规律，何况今天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努力把老中医的理论与经验挖掘出来，加以整理。这是一项抢救工作，不能让老中医把他们毕生的理论与经验带走。现在很多老中医只看门诊，不到病房，这是一个损失，这样对急病、危重疾病，老中医自己也就生疏了。人老 了，加上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治病死了人没有用过西药就不得了”，因此胆也小了。宫外孕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成果，不就是把老中医请到病房共同研究出来的吗？要虚心向老中医学习，千方百计地发现他们的专长，吸取其精华，再到临床中加以验证。总结老中医的经验与理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是一项提高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工作。必须把中医的基本理论系统化、规范化、通俗化，去粗取精，提炼其精华。 中医学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不仅治慢性病，而且治急性病，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应注意这方面的发掘。最近发明的治疗肠扭转的颠簸疗法，早在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急腹痛候第九条便已有详细的记载，不同的是颠簸后再加捏脊耳。新的抗菌素，随着用量的加大，副作用在增加，而且细菌的抗药性也在增强。中医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新的发现。叶天士“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的名言，启示我们不能单顾细菌一面。总之，中医有许多治急性病的宝贵经验，有待加以科学总结，道路是十分宽广的。 中医理论研究，是创造我国新医药学的带关键性的科研。这就不单是中医或西医所能完成得了的任务，必须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可喜的是我国目前已有一些其他学科的“中医迷”，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对待这一工作，问题在于行政部门的有力支持与组织领导。邓老相信这方面会出惊人的成果的。 医学史是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我国医学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头，有许多发明创造权属于我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目前我国研究医史的队伍很小，与我们这个几千年文明国家的要求很不相适应，医史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 本文为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８日对中医研究院西苑研究生班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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