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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甘仁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丁甘仁(1866一1926)是"孟河医派"的杰出代表，他开创了伤寒温病统一的新学派，采用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结合、经方与时方并用的新方法治疗外感热病，在医疗实践中

颇有创新。他十分关注中医教育事业，1916年创办中国第1所正式中医教育机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亲任主任，主持校务。至新中国成立前，该校共培养了30届学生 869人，大多数毕业生成了新中国中医医疗和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引用本文:

丁一谔.

丁甘仁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J].中华医史杂志,2016,46(

6

):369-372.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6.06.010正文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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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笔者的曾祖父、江南中医一代宗师丁甘仁(1866一1926，图1)逝世90周年，作为一个著名的中医学家、近代中医教育的先驱，他为近代中医学的发展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开创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至今年夏天正好100周年，这个学校是中国第1所正式中医学校，是中国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被人们赞为"名医摇篮"。图1丁甘仁像丁甘仁是"孟河医派"的杰出代表。孟河医派是明末清初形成于江苏武进孟河镇的一个地方性医学流派。至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孟河费氏、马氏、巢氏、丁氏等名医云集，业务兴盛，经验成熟，学术思想逐渐形成特点。之后，孟河医家又陆续向外发展，以其深厚的医学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祖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其学术相传，至今未衰。20世纪20年代，苏州医者、医学评论家陆锦燧在上海记述道:"江浙间医家多以治瘟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瘟病，由是医家有孟河派、叶派之分"[1]。陆锦燧通过与其他医派的比较，显示了当时孟河医派具备的影响力和声望。丁甘仁在为常熟名医余听鸿《诊余集》所作《序言》中写道:"吾吴医学之盛，甲于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2]。可以说孟河医派是在全国影响颇大、弟子最多、享誉盛名、传承久远的中医流派。在孟河医家中，是费氏开创了"醇正医学"的思想，尤以费氏家族的7世医家费伯雄(1800-1879)最为著名。费伯雄以擅治虚劳著称，取各家之长而舍其偏，强调一个"醇"字，归醇纠偏，平淡中出神奇，享誉于晚清。在清代，马氏家族医生也来到了盂河，由于他们有外科的专长，很快获得了声誉。马培之，字文植，在马家医生中最为著名。他先从祖父马省三习医16年，后来又得到了费伯雄的亲身传授，把费伯雄的内科专长补充到马氏家族的外科知识中，而成为盂河最为博学的医者之一。光绪六年(1880)，马培之应诏进京为慈禧太后治病获愈，太后称他"脉理精细""能述病源""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著",封他为三品御医，从此马培之声名大振。出身于巢氏世医家庭的巢崇山，从小继承祖业，初在孟河行医，后去上海悬壶50余年。他继承巢氏医学渊源，擅长内、外、喉科，以外科最精，临证经验丰富，以刀圭之术尤为独到，能以刀针手法治疗肠痈。他为孟河医者踏

进大上海建立了桥头堡。孟河4家中以丁家最晚，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丁甘仁，名泽周，

6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4年后开笔斐然成章。15岁时从学于堂兄丁松溪(费伯雄的学生)，学到了费氏的中医理论与脉法，后又受业于圩塘马仲清，曾师从马培之，并从巢氏习外科，故通晓内、外、喉等科，兼蓄费、马、巢三家之长，再加上自己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后来成为一位名医大家。丁甘仁学成后，先后在苏州、无锡等地行医，1890年定居上海，经同乡巢崇山介绍，先在仁济善堂设诊，后又在广益善堂设诊。丁甘仁到上海不久又学业于皖南名医、伤寒大家汪莲石，后来2人成为挚友。他还与余听鸿、唐容川、张聿青、夏应堂、曹颖甫等名医交往，吸取各家之长。因治疗伤寒时疫及烂喉丹痧等得心应手，每起沉疴，而医名大振。丁甘仁在学术思想上突破了伤寒派与温病派分立的格局，开创了伤寒温病统一的新学派，即"寒温统一"。丁甘仁在治疗外感热病时，打破常规，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经方与时方并用的新方法。丁甘仁在医疗实践中也颇有创新。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冬，沪上流行"烂喉痧"(即类似现代医学的猩红热)。"烂喉痧"是一种多发于冬春季节的传染性疾病，如不及时治疗，不日毙命。此病以贫苦之众罹患居多，沪上有数万人得该病，因医不及时或误治而死者，难计其数，一时人心惶恐，谈之色变。当时，中医、西医诊所皆人满为患，因不得其法，患者无功而返。惟丁氏医寓，疗效甚佳。一传百传，医道大行。"烂喉痧"一疫后，丁甘仁潜心研究，在马氏喉科的基础上，对喉痧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1912年，上海再次痧疫流行，此时他已经积累了经验，且认识到喉痧与白喉症虽类同，但病机与治则不尽相同。他在继承马氏喉科学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诊实践，体会到该病"以畅汗为第一要义""重痧不重喉，痧透喉自愈"。他自拟一套治喉痧方，并结合外用吹喉药，治疗喉痧得心应手，活人无计。丁甘仁在经济实力比较殷实以后，则投以十分的热情来关注中医教育事业。19世纪中叶之后，西学东渐，中医危亡，当时沪上中医界都靠私人传授医术，大多医生思想保守，往往秘而不宣，使从师问业者得不到一技之长。以丁甘仁为首的一批有志之士早就清醒地认识到父传子、师带徒的传统教育方式是落后的，必须吸取西方教育模式来办中医教育。他的这种思想和理念多次在与同行交流时或一些机构董事会上提出，得到一定响应后，他邀请上海名流李平书、王一亭诸公发起筹备，联合沪上名医谢利恒、夏应堂、费访壶、金百川等集资办学。为了使当局重视中医，进而让中医教育有望得到实践，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次机会。北洋政府要臣、大总统袁世凯亲信、管家袁乃宽染疾，久治不愈，特由京来沪请丁甘仁诊治。丁甘仁在诊病之余，竭力向袁表示想开办一所中医学校，以振兴国术，改良医学。后又正式将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之文呈于袁世凯。1915年，丁甘仁一面等待呈文批复，另一方面加紧在为筹办医校奔忙，投入了许多精力，进行着周密细致的计划安排，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由于他的声誉和影响力，上海滩许多著名人物如夏应堂、费访壶、殷受田、钱庠元、金百川等，都跻身于他麾下，对创办中医学校的举措，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或在经济上提供帮助，或在道义上给予支持，有些人还直接参与了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工作，并在以后的学校里担任要职。当然出钱出力最多的还是丁甘仁，正如他自己所说:"惟此经济之筹备，校舍之经营，鄙人之责也"[3]154-157。学校的校址选在白克路人和里珊家园丁氏寓所，可见其为办学已倾其所有。到了1916年春，丁甘仁呈大总统的《呈文》已半年有余，却毫无动静。原来，此时的袁世凯正忙于复辟帝制，根本无暇顾及这等"小事"。就在丁甘仁等人对北洋政府不抱希望的情形下，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1916年上半年，终于等来了内务部准予办学的批文。于是，丁甘仁通过新闻界对外发表办学《宣言书》，抒发了学校创办者们面对欧风美雨、中医危亡而痛心疾首的情感，也表达了"昌明医学，保存国粹"的办学宗旨。作为招生条件，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要求"国文清通、书法端正、身家清白、身体健全"的有志青年。这样的招生条件,为后来培养出高质量中医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16年8月23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终于迎来了开学的日子，她标志着上海乃至全国有了第1所正式的中医教育专门机构。丁甘仁亲自担任主任，主持校务。他在"昌明医学，保存国粹"的思想指导下，将西方的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相结合，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100年前成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被认为是中医发展史上的杰出创举。丁甘仁还亲自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制定了校训，即:"精诚勤笃"4个字。"精"一一学贵于精;"诚"-一待人以诚;"勤"一一业在于勤;"笃"--笃志不渝。开学典礼那天，全体师生和教职员工以及10余位建校发起人都出席了典礼仪式，包括丁甘仁、夏应堂、费访壶、谢观、柯春乔、金百川、陆家轩、何懋甫、张禾芬、钱庠元以及黄体仁、邵骥、赵绍承、徐访儒等，还有其他中医界的来宾。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一所全日制学校，最初定为预科2年，本科3年(共5年)。预科课程有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诊断学、国文、修身、体操等。其中生理学的讲授内容有器官骨骸(含西医解剖知识)、脏腑体用(含西医生理卫生知识)、经络气化。本科3年主要学习中医临床各科知识，包括内科(含伤寒、温病、杂病)、妇科、幼科、外科、眼科、喉科以及国文、修身、体操、临床实习等。每周的课时均为36学时，每学期总计为720学时。学程中还设定针灸、骨伤2科为选修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爱好自行选学。预科阶段的教材大多是由任课教师根据授课内容自行编写的，如丁甘仁亲自编写了《医经辑要》《脉学辑要》《药性辑要》等讲义(1917年以思补山房名义刊印)。本科3年的课本，则大多选用明清医家的著作，如《伤寒论》的教材有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伤寒方歌括》等;温病讲义包括吴又可的《温疫论》、叶天士的《外感温热论》、

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杂病课用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吴谦等的《医宗金鉴》，以及金元四大家的著作。为配合临床，丁甘仁又筹备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作为实习基地。此前在丁甘仁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和教育部、内务部的《呈文》中就已经提到:"于学校附近设

立医院，兼施诊治，俾学生实地观摩，发宏造就;兼聘华人之精于西医者一人，凡遇病之可用西医法者，发西医法治之，学生可发兼通解剖，而补中医之不足[3]151-154。1917年春，广益善堂董事会作出决议，由丁甘仁具体负责筹建医院的各项事宜。这样，广益善堂在上海市的南北两地各建了一所中医院，称之为广益中医院南院、北院。同时又在南市石皮弄处建设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舍，从而使学校有了固定的校址(图2)。早期在医院担任医生者，除了丁甘仁、丁仲英父子外，还有中医专门学校的其他教员，1927年之后，则由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教师和毕业同学担任主要的医疗工作。其中有程门雪、刘佐彤、章次公、王一仁、秦伯未、党波平、朱霖生、黄鸿舫、王松山等。图2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大门1丁甘仁为中医办医院创建了良好开端。其后，其长孙丁济万又创华隆中医医院，门人秦伯未创立中医疗养院，门人程国树创办上海中医院，为中医办医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广益中医院成立后，坚持施诊给药，济贫扶难。劳苦民众来求诊者，常免收诊金，甚还赠药，解其燃眉之困，令人无不敬重而感激。先生一直在贫民百姓中享有盛誉。后来有人统计，他们的门诊每年送药约20余万帖，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1926年丁甘仁去世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丁济万接办，1932年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培养了30 届学生869人。该校毕业生大都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乃至全国中医界的骨干，也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提供了师资力量。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程门雪、黄文东，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章次公、张伯臾、曹仲衡、许半龙、王慎轩、严苍山、王一仁、刘佐彤、高凌云、陈耀堂、杨树千、盛梦仙、徐衡之、张赞臣、杨志一、陈存仁、宋大仁等;还有丁济万的弟子裘沛然、张耀卿、潘澄濂、沈仲理、何时希、童少伯、韩哲仙、俞慎初、黄羡明、顾伯华、钟一棠、沈鹤峰、席德治、胡彭寿、巢伯舫、胡建华等，都堪称一代名医。11932年，丁济万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更名为上海中医学院，故门牌所写为"上海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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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初期
8 `" ?, B7 ^: v! C# Z! Q国文教育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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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中医院校的本科生教育与人文相关的仅存“古汉语通论”“医古文”等少量课程，学生的传统文化功底明显不足。基于这种现状，通过解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国文教育现状，可以增进对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国文教育情况的了解，启发当代中医药教育。
' p. [2 W7 p+ [% }9 l! U9 L关键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海派中医;国文;中医教育
1 ^* j6 W1 N1 ^, q5 [% ~) K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6281(2013)06-0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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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丁甘仁倡导创办的近代中医学校，可称为海派名医之渊薮，是上海现代中医学院制教育先行者，其历史地位及作用勿庸置疑。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国文教育情况可以看出，建国以前的近代中医教育始终把人文教育放在学生教育中很重要的位置,把提高学生的国学素养作为中医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教师更是以国学功底深厚著称，这的确给现代中医院校教育以深刻启迪。
8 b7 e, q. H# x一、国学课程的设置概况
6 X5 ]% H: N& m! y) g: c' M3 m  I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国学课程的设置,从其校史可窥见一斑。《名医摇篮一-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一书揆诸史料，爬梳整理，详尽记述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创办的时代背景、创校过程、历史嬗变等诸多内容，从侧面反映了建国前近代中医教育的状况，堪称信史。从该书所记录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可知，学校在1916年1926年期间开设的课程共约17门，1927年后的教学内容有所改进，虽然总课时未变，总课程仍为17门，后来课程又几经修改,加入西医、法医等新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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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文课一直在学生的课表中占有重要地位,课时也是最长的几门课之一。从课程设置中就可以看出，对学生的国文教育,一直都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学校将提高学生的语文及写作能力，提高学生国学素养作为教学目标之一。
+ M7 I& n# I% B% m0 N, q6 A3 v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所用的国文教材可知,当时国文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书法、诗词、古代优秀文章(《古文观止》)等，由国文老师讲授，且经常给学生布置国文作业，让学生自己作文，从教与学的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国文素养。
二、国文教师的人文素养
当时担任国文教师的主要是郑传芨、汤逸民等。郑传芨，字云仲，别号四明逸客，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时年58岁，前清举人，学儒兼习医学，著有《经世曝言》《学堂刍议》《古今医学证治粹言》《名医年寿考》等，主要担任上海中医学校国文教员，一度主管教务工作"。汤逸民，原名彬堂，别署丰翁,世居吴江震泽镇花山头,为清末老秀才。性好研习医学，无师承而能识别温凉补泻，未开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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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人治病处方。曾在上海中医学校任教，中日事变后，离震返沪，复聘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2。
正如郑传芨与汤逸民一样,中医学校早期国文教员中多数均有前清举人或秀才身份,受传统经史教育多年，在中医专门学校从事国文教学，可谓驾轻就熟。并且，多数国文教员均兼习中医，或由儒而医，均能在从事国文教学的同时，启迪学生中医素养。
6 ]( o; H  m; {; @' w除此之外，医学教师如丁甘仁、谢利恒、顾实秋以及后来在学校任教的丁济万、黄文东、秦伯未等，也都有很高的国学素养，他们对学生的国学素养的提高，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优秀国文课业举要
3 h/ j) Y! f& Y7 |《名医摇篮一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一书对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初期的学生课业情况没有详细的记录。1992年第5期《上海中医药杂志》刊载贾遇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部分首届学生医论欣赏》一文,作者以其先父手抄本为据，曾披露黄文东等人之医论课业，但内容有限，只能管中窥豹。笔者近日查阅了《私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各学生医论国文汇录》一书，此书恰可弥补校史一书对该部分的不足。
& F; f- {: T* w+ N# R3 o/ T6 J# y《私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各学生医论国文汇录》一书,上海图书馆馆藏,单边线装单鱼尾铅印本,除序言外，正文 71页,未见版权页。查1991年版《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该书曾被收录，即第10948条，书名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名学生医论》。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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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R2 \- m9 @汇编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本、预科一年级学生的医论、国文等功课作业，并有丁甘仁、郑传笈、汤逸民、赵缦卿等教师评语，实为进一步了解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初期教学、课业情况之珍贵史料。
& N: _/ V0 m- y据统计，该书共收录国文课业题目37篇，作业批次49次,含本科生一年级生18人，预科一年级生18人，这些国文多为五百言左右，议论精当，不尚空谈，显示了中医学校良好的国文教学效果。其中，有论及品德、学业修养的“君子以自强不息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学于古训乃有获义”等题目，也有以史为鉴的“梁惠王移民移粟论”“吴起杀妻求将论”“齐恒公伐楚论”“尧舜传贤，夏禹传子论”等题目。还有一些国文课业题目直面当时政治现实、社会问题，如“德国兵精器利甲于全球而卒至于失败者其故何在”“南北和议停顿与欧洲和会有无关系,诸生试详言之”“五月九日毋忘国耻说”等。
0 ]7 c0 _$ j3 y3 _; H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首届学生国文课业中,佳作频现，如“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义”等题目出自《论语》，虽为国文作业，但实涉养生医学之道，文医并举，实为中医学校美题佳作。
7 B7 t+ v2 t/ S  L. Q" T. C最值得称道的是王菊人、黄葆良等人完成的“医国如医病论”，直接砥砺学生的专业之情、爱国之心，出题之人可谓用心良苦。
5 @7 M- C2 K' I, Z总百有司之职谓之相，操天下人之命谓之医。二者必视乎其才，才者相济成事者也。然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庸医多而良工少。虽属叹乎才难，实有关乎运会。当天下升平之际，中智以下之辈可以为治。中原扰攘之秋，上圣出群之才犹难为理。是与医之于病，遇风寒外感之症，则一剂二剂可决其覆杯而愈。若遇元气已漓，内邪方盛，去邪恐损其真元,补正又益其邪焰,则支吾左右,几费踌躇。岂非与乱世之相，问度支则财库空虚，欲讨贼则人心涣散，同一难处之境哉。夫一国之民心，犹一身之元气也。政治之有改良，犹人身之有四肢，可以运动也，犹人之脏腑百骸，息息相通者也。民心依附则国基固,政治改良则国势强。一身之元气无亏,则发生不已，四肢之运动不废，则神旺无疲。今我国固何如哉?战争不休，干戈时动，纷纷扰扰，匪伊朝夕。论人心则南北分歧，论政治则门户百出。上而总统，下而督军，函电交驰，莫不以息事宁人为主旨。然而迁延至今，未有效果也。抑知我国之难，正如患病之人。当武汉起义，清帝退位，中华**共和告成，其时如大病初起，仅能摸壁扶墙，若再加以调摄之功,则由扶而走，由走而趋,亦甚易耳。乃一坏于袁氏之称帝，再坏于各督之专权，军阀之主义也，党争之私见也。如病人之邪气已弥漫于三焦，以致兵革连年，相持不下，病症愈深，药攻愈急。然而重苦吾民矣。今国内和议方值开始，诸公嘉谋硕画,当足以餍国民之视听。虽然国病深矣,国民之呻吟亦已久矣。非期以数年之后，安望其能扶而走,走而趋耶,是在诸公之善为调剂而已。呜呼，吾安得医国者，与之抵掌一论国病乎!(录自《私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各学生医论国文汇录》)
四、对现代中医教育的启示
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国文教育和学生课业情况来看，建国以前的近代中医教育，始终把国文教育放在学生教育中很重要的位置，把提高学生的国学素养作为中医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老师们更是以国学功底深厚著称。这的确给现代的中医院校教育以启迪。
2 [( o2 j' n; d6 U中医与国学,本就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学不仅是中医学之文脉,其文化的多元性使中医学的发展更具生命之活力,体现出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孙思邈有论为医者“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途而生”3。足见古之医者对国学的重视。
3 t- T- f. ~6 w9 K“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欲学中医，先习国学，则易于理解中医学观念和磨练中医思维方式,对于深刻掌握中医学真谛无疑是有益的，古语道“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即喻此意。综观古今之名医大家，都注重哲学修养，特别是那些有卓越建树之人,大多博古通今,尤其精通传统文化。诸多的医家以其文学素养撰写和编纂医著、阐明医理，才使中医学得以不断地传承和弘扬。秦伯未与程门雪、章次公并称沪上“医界三杰”，为近现代名医，他在强调学中医应有之人文修养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时人称为“诗、书、画三绝”的程门雪亦有言,“名医必然饱学，断无俭腹名医”。而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也是一生酷爱读书，居所多置书橱，藏书逾十万卷。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后致力于医学，但阅读求知面远不局限于医籍。他的藏书中文史类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差不多占到一半。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点明了国学的重要。
& q( z$ ~9 M% R% p/ E/ W时至今日,放眼我国国内中医院校的本科生教学，与国文相关的仅存“古汉语通论”“医古文”等少量课程,能以文言作文的学生凤毛麟角。当然,文言到白话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国文教育之不足的确影响承载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医教育形态。所以，一方面，作为中医高等院校，应该多安排一些人文通识课程和讲座，尽量给学生创造学习传统文化的条件和氛围;另一方面，当代中医学子也应当广泛涉猎,夯实基础,多多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更好地将中医学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也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国文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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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太原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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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 e6 z4 ~3 `1 j7 k2 R% i% F(本文编辑:吴庆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