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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旭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出土简帛医学文献整理研究。顾漫，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出土简帛医学文献整理研究。
摘要
天回医简及髹漆经脉人像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以扁鹊、仓公为代表的主流医学的真实面貌，证明早在西汉前期中医学已具备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与诊疗实践，为重新认识早期中国医学史提供了可靠的历史坐标。各界学者从擅长的领域出发，对天回医简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从考校文字到提炼思想，从探源溯流到比较互证，创获颇丰。随着医简整理标志性成果《天回医简》的出版，对天回医简的相关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逐步呈现出西汉早期医学体系构建和医学思想形成的真实历史图景。通过对目前天回医简研究进展的总结及后续研究方向的展望，期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关键词
成都老官山；天回医简；髹漆经脉木人；扁仓学派；出土简帛. j* r& c9 m N( [9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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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T4 x" u6 C; z& u2 o7 |! H2013年8月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医简和髹漆经脉木人的出土，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并持续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我们曾对从2013年12月至2018年9月近五年间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加以综述。本文将回顾自2018年9月至今新的研究进展，主要从天回医简的命名与价值、各篇内容研究、与传世文献的校读研究、髹漆经脉木人及经脉腧穴研究等方面分别讨论，总结研究现状，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一、医简命名、源流与价值
对医简及其分篇的命名，学者各抒己见。关于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本身的命名，刘春语指出目前学界对其称引的名称多达7种，从地理因素、历史渊源、考古学命名原则和其他汉简命名惯例等方面综合考量之后，认为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命名应符合“简单又不致引起误解”的目标，建议使用“成都老官山汉墓医简”。关于医简各分篇的命名，张逸雯等总结由联合考古队、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以及黄龙祥等专家学者拟定的4种医简分篇和定名的方式。2023年联合考古队在现场提取和室内清理报告中又提出了一种医简分篇命名方案。兹将以上5种命名方案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以资对照（参见表1）。由于目前天回医简整理组编著《天回医简》一书已于2022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今后学界进行医简研究时应尽量引用《天回医简》的分篇及命名，以便统一。
对医简源流的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可老官山天回汉墓医简中的“敝昔”即扁鹊，而这批医简的主要内容与淳于意所传习的医书相关，与扁鹊医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吕茂东指出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为扁鹊学派医著，认为“敝昔”实为“鬻鹊”的本字。“鬻鹊”是齐国人对扁鹊的称谓，“扁鹊”是赵国人的称谓。杨恺推测天回汉墓3号墓主人得以传承扁仓医学著作，且活动年代与仓公弟子相当，或与仓公淳于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扁鹊经脉医学经由仓公传至墓主人，而由齐入蜀，正是汉代医学传承之一大关键环节。和中浚等通过分析老官山汉简的篆书风格，推测其抄写年代应在与其墓葬时间相近的景帝或武帝初期；老官山汉简的隶书传承了秦简的风格特点，属于隶书迈向成熟的过渡期。关于医简的价值，李殿元指出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文物可分为巫术类木牍、医学类竹简、经穴人体模型三类，医学类竹简是扁鹊学派的医书，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医学的历史悠久、体系庞大且实践性极强。柳长华认为老官山天回汉墓医简对重新认识早期中医学术的发展状况，理清先秦两汉医学的整体概貌及源流脉络，揭示扁仓医学思想，进而重新认识传世《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价值。二、医简各篇内容研究
成都老官山天回汉墓医简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天回医简》（上、下册）已经出版，故以下讨论医简的各篇内容，分篇命名以《天回医简》为准。
▲ 天回医简整理组 《天回医简》- W( D5 V: b! L- n: X7 X5 Q
（一）《脉书•上经》与《逆顺五色》医简《脉书•上经》与《逆顺五色》保存了色脉诊的内容，包括脉诊、表里逆顺、五脏虚实、脉藏配属等内容。目前该部分研究主要是关于五脏与脉口的对应关系，以及与“损至脉”相关的问题。顾漫以《逆顺五色》简文所述“脉一藏关系”缺失“肝脉”入手，揭示了五脏与手足阴脉脉口对应关系，基于此梳理了脉口与五脏对应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足大阴”对应胃及足大阴脉口定位，论证了在早期脏腑理论构建中脾胃地位经历了“脾升胃降”的过程；认为从早期直观经脉线路到后期复杂经脉网络的构建，受到古代“天人合一”、阴阳术数等思想的影响，足臂阴阳脉口是在“太—少阴阳”体系下构建的，在此体系下肝脏脉口被定位于足少阴脉口上，因此未被独立提出。袁开惠对《敝昔诊法》和《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有关“损至脉”的条文进行探析，对其中个别字词作了拟补和释义；并且阐释了《敝昔诊法》与《逆顺五色》的关系，认为《逆顺五色》可视为《敝昔》的训诂之作，这与《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对本篇性质的判断相一致。丁媛探讨“损至脉”的文献递承关系与发展演变的脉络，顺序为《敝昔诊法》—《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脉经》卷四“难经”部分与“扁鹊”部分。其中《逆顺五色》将《敝昔》中的“脉再至曰平”解释为“人一息脉二动曰平”。为了让此说与实际生理相符，《脉经》卷四《诊损至脉》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调整方法：“难经”部分将呼吸单位缩短至一呼；“扁鹊”部分则将“一至”释为两次脉动。《脉经》引入“五体”“五脏”以及脉气运行等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损至脉”学说。谢明宏认为《逆顺五色》简文“客有余以验均”的“客”为“舍”之误字，“客有余”当作“舍有余”，与“损有余”义同。
（二）《脉书•下经》与《经脉》残简《脉书•下经》的内容与“病之变化”有关，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论风、痹、魔、蹷、水诸病之变化；第二类论经脉病之变化，重在以经脉分类疾病。目前对《脉书•下经》的研究主要涉及《脉书•下经》与《经脉》残篇、《灵枢•经脉》的关系，十二经脉和间别脉的流变过程，以及对瘅、痹相关疾病机理的探讨与症候考释等方面。
顾漫等经过综合对勘后发现《脉书•下经》是张家山《脉书》与马王堆《足臂》的综合，而残存的《经脉》则接近于《灵枢•经脉》的原始面貌。传世经典《灵枢•经脉》则承袭了出土“脉书”体例和结构，而从经脉循行的主干和经脉病候这些核心内容上看，则应“嫡传”自天回《经脉》之类似文献。广濑薰雄认为《别脉》中的间别脉是经脉的分支，并且将八条间别脉与十五络脉做对比后指出：间别脉是《灵枢•经脉》所见十五络脉的雏形；张家山《脉书》以及马王堆《足臂》《阴阳》时代，经脉书与间别脉书分别流传；老官山汉简时代经脉与络脉的书合并，《灵枢•经脉》承袭了这类书的框架。
张其成认为早期医家的经络描述基于临床诊疗、气功导引等多种实践，使经络系统从“十一脉”到“十二脉”、从独立循行到成为“如环无端”圆运动通道，是受到“天六地五”的象数符号模型、阴阳往复变化规律的影响。洪晓帆等指出十二脉之“心主之脉”为治心系疾病之脉，为了实现三条手阴经配上焦心、肺二脏，古人沿袭老官山“十二脉”心主系心、手少阴入心的记载，提出了心主脉“包络心系”与“心不受邪”“邪在心之包络”的理论，将心配少阴，“心包”脏随之诞生，成为上焦第三脏，心主之脉亦易名为“手厥阴经”。陈思婷等探讨手三阴经脉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老官山医简中间别臂阴脉，原名应为“臂阴脉”，是最早的经脉，为一阴时期；马王堆医简中的臂太阴脉与臂少阴脉为二阴时期；在此基础上老官山医简出现了心主脉，即手厥阴脉，为三阴时期。而心主之脉的诞生是《灵枢•经脉》中十二经脉循环无端的基础。胡小玉等将老官山手三阳脉与早期经脉文献对比，明确手三阳脉的循行以远端手指作为起点，经过臂、肘、肩而最终达到头面部，其病候也相应随之不断增加，且以上肢体表证候为主。
刘晨光梳理老官山医简《诸病》中13种瘅病，指出瘅病的症状以“消、热、劳、湿”为主，病因与脏腑本虚、饮食、情志、外感等有关，病位在脏腑，脏腑阴阳的虚实变化是瘅病产生的根本原因。丁媛认为《诸病》中瘅病可指黄疸病，也可表示虚劳病，以阴虚内热为主；既往瘅病常被误以为消渴病，但在《六十病方》中瘅病与消渴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疾病。罗宝珍考释《诸病症候》中“伤中要脾”“月风”“勇瘕”“承瘕”四个病名，认为“伤中要脾”谓伤及腰部及大腿，“要脾”为“腰髀”之通假；“月风”当作“肉风“，指风邪结搏于肌表的疾病；“勇瘕”当作涌瘕，勇乃涌之借字，当指肚脐四周烦闷、按之波动的病症，与里水相类；“承瘕”指位于心下脐上，位置无定处的积聚，兼有胀痛、呼吸急促、吐脓血等症状。范常喜等认为《诸病症候》简543“唾血而星”条中“状唊唊”谓咳血不多之意；“居则好伏”指患者平时居处喜欢伏卧休息；“至其廔”之廔作“偻”，意为脊背弯曲；“音而斯”即失音或声音嘶哑之意。陈丽平等以女子病为研究对象，在释读原文的基础上，从病症种类、命名方式、叙述方式、治疗方法、用药特点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天回医简中的辨证思想。
（三）《刺数》《刺数》记载了刺法总则及四十余种病证的刺法。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刺法总则中提到的三种古刺法，以及通过针刺部位探讨腧穴位置及其命名的演变情况。
顾漫等认为本篇脉刺、分刺、刺水三种古刺法及其所用针具，可与《灵枢》记载及考古所见九针实物相印证，《刺数》中刺法与脉诊紧密结合，体现了古代经脉医学的“通天”思想。赵丹等探讨了《刺数》中的经脉穴与《内经》相关腧穴的对应关系，其中项巨阳对应天柱穴，辟阳明对应阳溪穴，胻阳明对应丰隆穴，胻少阴对应复溜穴，颊阳明对应大迎穴，且《刺数》针刺部位多在脉搏处。赵京生认为天回医简的针灸施治部位是“面”而非“点”，腧穴的命名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穴位后，由早期“部位+阴阳”命名逐渐向个性化的专名演变，且头项部的穴名演变要早于四肢部。刘子娇在学位论文中考释《刺数》41个病证名称和27个针刺部位，发现《刺数》针方构建了针灸处方的结构框架，确定了针灸处方的选穴原则与腧穴配伍方法，被《内经》所继承与发展。王挺斌对《刺数》中的两个疑难字重新补释，原来先后释为“并视病所”之“并”及“扑（拊）视病所”的“扑”字，当释为“切”；“害（会）察诊病而葴（针）之”的“害”字，可释为“审”，只是字形小讹，即便释为“害”亦当作为“审”的讹字对待，其结论与整理组定稿的释文不谋而合。
（四）《和剂汤法》《和剂汤法》内容涵盖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每病之下列一方至数方不等，药物组成、剂量、用法等均有记载，共计106方，包括药方102首，祝由方4首。目前研究主要涉及《和齐汤法》中祝由方的探析，病名考释，用药特色，药物剂量、用法几方面以及经方“水火之剂”方剂源流的考察。
罗琼等认为《和齐汤法》中“药必”或“药力必”两方，与《素问•玉版论要篇》中的“必齐”以及《灵枢•终始》中的“至剂”，都是“火齐”的异名；运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分析《史记•扁仓传》所载“火齐汤”的应用规律，发现“火齐”与“必齐”在主治功用、服药方法、服后反应、服药疗程等方面都相符，而“至”与“必”都为形容药效显著，故“火齐（剂）”“必齐（剂）“至剂”当是同出而异名，均是以大黄为主的攻下之剂。顾漫等利用胡家草场M12出土医方的证据，进一步指出“火齐”的本义即是煎煮至适当火候的汤剂，其有别于当时通行的丸散剂型，原因是火齐医方中含有大黄之类的需要熟制煎服的药物。
周祖亮指出老官山《六十病方》“治暴心痛方”祝由方与里耶医简中的相似，又因后者抄写年代早于《六十病方》，推断里耶医简是《六十病方》的源头之一，通过对比各出土医简抄写年代的先后顺序，分析了秦汉方药文献的流传状况。周琦以天回医简治“心暴痛”祝由方为代表，对此类祝由方中心暴痛病因及巫者祝病之法进行简要分析，认为上古时期对心暴痛病因的认知，除了六淫等邪气外还与时日禁忌有关；而巫者的祝由术与日书内容密切相关，其所行祝由术是一种以毒攻毒之法。
王一童学位论文对《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的医方来源、辨治方法、药物选用特点、医方配伍思想、制剂方法以及服法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综合研究，重点探讨了《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的学术源流情况，指出其当属西汉初年“经方”医学的重要著作。作者将其与其他出土医籍、传世经典相较，认为经方医学在两汉间经历了与“医经”融合、与“巫医”分离的学术演进过程。他又撰文指出《六十病方》所载“桂芍楮实汤”与仲景桂枝汤类方存在源流关系。刘雨濛认为《六十病方》以内治法为主，用药经验较为成熟，喜用温热药物，其思想与东汉时期《伤寒论》的用药特色相似，且复方数量较此前文献有明显的优势，可视其西汉初期“经方”代表著作。此外，张怡根据《六十病方》中“瘕”病主治药物——石脂的功效，推测瘕的症状可能是胸痹心痛、腹痛、下痢赤白等；黄伟智进一步指出治疗瘕病的药物应为赤石脂，故推测“瘕”的症状可能为有脓的痈肿类疾病。实际上《六十病方》中女子瘕表现为腹大如怀孕状的记载，与《灵枢•水胀》中的“肠蕈”类似，是因寒凝气滞血瘀导致女子腹大如怀孕状，而赤石脂有温通之效，与上述观点颇为相契。
部分学者对《和齐汤法》中与药物冶炼及剂量相关的动词和量词进行了考释。顾漫等统计了《和齐汤法》中的制药动词，简要梳理“冶”“屑”“莝”“
/汧”“父且”在药物加工上的具体运用情况，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字词在药物修治过程中的意义：“冶”“屑”是两种基本相同的用以粉碎药物的修治手法，加工的药物以丸、散剂口服为主；“莝”“父且”都是将药物斩成小段的制法，但“父且”是比“莝”更精一步的修治手段。上述制药动作按由粗至精的顺序排列，应是“莝”“父且”“屑”“冶”“研磨”。
张如青分析了“沸”字在出土简帛中的变异现象，认为“㵒（费）”有“沸”“
”两种异写，也有“㵒”讹作“温”或“煴”的例子等，基于此进一步解释了关于《和齐汤法》中的三沸三襄（釀）、三釀三沸的含义。他认为“釀”有杂合、掺杂义，即将药物每煮沸一次后，降温止沸，掺和（釀）一定数量的水（或酒）及药物，再煎煮，反复三次。孟蓬生对老官山医简《六十病方》中“漒”“”等字的含义进行释读，认为“漒取其汁”的“漒”义为“过滤”，与“齐（济）”“溍”“浚”“浞”“灑”等字同义；“三𣱽煮之”之“”义为“温暖”，与“三温煮之”之“温”同义。上述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温”是“沸”字的异写讹误；另一种认为“”与“温”同义。姚海燕认为“釀”“襄”含义相同，都是“酿”之义，即将酿酒的含义引申为将药物切碎放入容器中混合，亦可称之为“酿”；“齐取汁”之“齐”与“浚”同义，谓滤去药渣之义。袁开惠同样认为“襄”应读为釀，即酿，而“治风痹汗出方”中“三沸三襄（酿）”是汉代一种酿酒法，此方采用了“三沸三釀”法以陈粟等酿酒，进一步指出“治寒热咳醪方”与“治肠已身不用方”都是药酒方。刘阳统计了天回医简中的量词共有38种，将其分为物量词与动量词两类，同时与今制进行换算，指出天回医简量词搭配不固定，虽有较多不精确的量名和用法，但也显示出逐渐规范的趋势。
（五）《犮理》《犮理》主要论述诸病诊候与石、犮两种古治法。目前关于犮、石两种古治法，学界一般认为犮法为灸法，石法为砭法。
李家浩梳理老官山天回医简中有关于犮、石两种治法的文献记载，同意“犮法即为灸法，石法为砭法”的观点；通过音韵学犮、发（發）二字古音相近，以及《医心方》《千金翼方》灸法都描述有“犮”的特征，推测“发”是“灸处发生灸疮”之义的引申，认为犮法即传世古医书中的“发”，从而论证了为何以“发法”命名“灸法”这一疑案。陈星简要探讨了天回医简中洗、熨、摩、涂、敷、刺、灸、石、犮九种外治法的流变以及具体运用概况，猜测“犮法”可能是石法的延伸治法，是以砭石为工具的外治法之一，为借助具有吸附性的工具治疗疾病的方法。
谢明宏根据《犮理》中的“夹营”即夹渊、腋渊，指出《灵枢》中的“侠瘿”或“挟瘿”并非其正文的内容，实为注解“马刀”的发生部位——腋下，应是旁注混入。《犮理》中的“浧”应通作“涏”,“浧瘦”当读为“涏溲”，与《逆顺》中的“綎溲”“梃溲”音近。因“浧”与“涏”都是壬字声系，故多可相通，据此指出《灵枢》的“经溲”应是“泾溲”之误。《犮理》“肌肤痹”中“
而汗出不流”之“”字即为“焮”，炙也。指肌肤痹疼痛时，有灼烧感并汗出不流的表现。
（六）疗马书此篇是有关马病之理、法、方、药的专书。由于“医”字在秦汉时期很少作动词使用，故天回医简整理组将其命名为《疗马书》，更加符合医简本身的时代特色。
谢明宏在《〈天回医简〉读札》系列中详述了对《疗马书》简文的编连缀合，补释改释，以及其成书年代的考释。通过对残缺竹简的拼缀，他指出“马禾”的症状是腹部胀大充盈且出汗多，行走时左顾右盼；通过对简19“印”“初”二字的补改，他将“初
勿禾”释为刚被刺破上颚的马不能喂食禾，以免刺激伤口。此外，作者从文字角度，以《疗马书》中相关文字与里耶“同文字方”对照，又以《疗马书》中所包含的四种书体为依据，认为《疗马书》的抄写年代在秦统一以前，其成书年代下限应该在战国时期，具有鲜明的战国文献的用字特点；又将《疗马书》与睡虎地秦简30个字作对比，发现《疗马书》同睡虎地秦简的文字相近，且其中多见秦方言用语特征，从而推测《疗马书》的原创作者和抄手都是秦人。有学者也曾提到秦的先世来自中国古代西陲的游牧部落，故应有丰富的饲马养马经验，可为此观点提供佐证。
袁开惠对将“”释为“上颚”持有不同意见，在考释《疗马书》简27中相关字词时指出“”应释为“䶙”，牙龈肿起之义；认为目前“
”释为“龋”的观点并不正确，指出“”应是“齱’的早期结构，意为牙齿不齐。高峤朕认为《疗马书》中的“煮”字从“鬲”，为《说文》中“煮”字小篆从“鬲”提供了新证；通过释读《疗马书》中含有“煮”字的三支简，指出其中“乌蒃”即乌头，“泽甘”即甘遂，“段”义为捣碎，“煮犹炫”即煮愈浑之义。三、与传世文献的校读研究
部分学者将天回医简与传世医书相关内容进行对勘，以此校读传世文献，充分发挥了出土古文献材料在传世文献校读中的重要价值。钱超尘指出老官山医简可以正《内经》《伤寒》文字之失，认为“搏”当作“摶（抟），抟聚义；“惕惕”当作“愓愓（去声）”，谓心绪摇荡不定也。顾漫、周琦以天回医简为依据，对《黄帝内经》“疹筋”“不表不里”“快然”“去爪”“马刀”五则存在理解障碍或争议的文句，重新校勘训诂。“疹筋”应作“狐筋”，症见少腹部、腹部硬满疼痛，与“狐疝”类相似；“不表不里”应指针石、毒药皆不能治的死证;《灵枢•经脉》“快然”与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怢然”、乙本“逢然”及天回《脉书•下经》“律然”，皆由“失然”的楚文字字形通假或讹写而来；“去爪”当是“去水”传写之误，乃泻水之义；“马刀”这一病名应指腋下痈疽一类的病证。
四、髹漆经脉木人及经脉腧穴研究
与天回医简同时出土的髹漆经脉木人，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早期最完整的人体经脉医学模型，与出土的经脉医书相对照，对于揭示中国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基本上围绕髹漆木人身上所刻画的经脉循行与腧穴分布，及其与天回经脉文献的对照展开。
▲ 《天回医简》 髹漆经脉木人图
周兴兰等认为成都老官山汉墓漆人手少阳脉循行方向为向心性，循行路径与《足臂》《灵枢•经筋》相似，漆人手少阳脉循行介于马王堆帛书及《灵枢》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统计漆人腧穴共118个，双穴44对，单穴30个，通过考证118穴的位置分布，予以命名定位；总结漆人腧穴的分布具有对称分布、远端分布、循经分布的特点，指出成都老官山漆人所代表的经脉腧穴学说与扁鹊医学、《黄帝内经》有密切联系。张迪认为老官山漆人手太阳脉循行路径的繁简程度介于《足臂》《阴阳》《脉书》与《灵枢》之间，手太阳经脉循行路径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由简及繁、由表及里、由小及广的特点。张乙小认为老官山漆人与双包山漆人手阳明经脉的循行路径高度一致，二者代表的可能是针灸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巴蜀流派体系；而《阴阳》《脉书》《灵枢•经脉》或为另一经脉学术流派。他在学位论文中考证了老官山汉墓漆人足三阳脉上51个疑似腧穴点，发现这些腧穴的定位与传世文献大多相当，只有足太阳脉上有两个疑似腧穴点未找到对应腧穴；腧穴分布特点主要位于下肢和背部，多为后世的特定穴。席肖晓将老官山《十二脉》（附相脉之过）、《别脉》《诊脉法》《敝昔医论》《脉死候》等与经脉有关的文本进行了集释，在整理老官山经脉文献考释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文本补正、注解勘误。张雷梳理了老官山竹简文献《归脉数》和《脉死候》及经穴模型上的腧穴，认为《归脉数》的主要内容，可能是治疗某种疾病需要取某些经脉上一定数量的穴位；经穴模型上的“亦渊”即“腋渊”，而传世文献中“渊腋”是“腋渊”的倒错。五、出土遗存研究及其他
老官山汉墓包括共4座西汉时期的土坑木椁墓，除医简外还出土与官府文书、律令有关的木牍，人体遗骸，织机模型，植物果实，以及大量漆器、陶器等珍贵遗物。关于以上出土遗存及墓主身份，学界亦有所探讨。目前研究显示M1男性墓主为楚国贵族后裔，M2墓主可能为身份较高的织娘，M3男性墓主则是医生，天回医简即出土于M3。天回汉墓M1-M3出土大量的大麻果实（12万枚）。白云俊等详细描述出土大麻果实的形态特征，通过与现存的野生品种和人工栽培品种果实的形态特征进行比较，确定出土大麻的栽培类型。结合M2、M3女性墓主的疾病状况，M3墓中记载麻仁的竹简医方的主治功效，以及当时文化背景和相关文献记载等，推测西汉时期大麻果实除被用作照明的燃料以外，还有止痛、止血等重要的药用价值，用以治疗腰痛、关节痛、骨痛以及子宫出血等疾病。何有祖对老官山汉墓M1出土的118、158号木牍进行考释，指出这几枚木牍是与汉武帝时期商贾申报缗钱、市场交易行为有关的管理规定，可分别与悬泉汉简《算令十三》以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关市律》等律文相印证。汉武帝时期官府对商贾储积的“缗钱”收取重税，对市场交易加强监管，证明汉初以来“无为而治”的民生休养政策在这一时期发生重大变化。老官山木牍记录这一重要的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原海兵通过对老官山汉墓出土颅骨观察、测量以及比较分析，认为老官山颅骨的阔鼻低眶特征具有典型的古代南方人群体质特点，再结合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推测M1墓主为楚国王族“景氏”后裔，于西汉初年被迁至关中一带，至迟到西汉中期景氏一支又迁入成都地区，可印证M1男性颅骨上表现的其他差异性特征，可能是迁徙过程中基因交流的结果。六、研究展望
天回汉墓出土医简及髹漆经脉人像，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以扁鹊、仓公为代表的主流医学的真实面貌和水平，显示早在西汉前期中医学已具备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与诊疗实践。从出土医书到《黄帝内经》《难经》等传世医书的源流衍变，体现了中医学传承不衰的生命力。天回医简整理组历时8年完成全部医简的释读、编联、注释，以及髹漆经脉人像的拍照、绘图等工作，医简整理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天回医简》一书于2022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前，由于资料尚未完全公布，研究面临医简及其分篇命名不统一、简文编号错乱、释文不准确等问题，给文献引证、比较等工作带来不便，相信随着《天回医简》的问世，为研究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上述问题将得以解决。众多领域的学者从各自擅长的专业出发，对天回医简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从考校文字到提炼思想，从探源溯流到比较互证，创获颇丰。我们认为，天回医简的相关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阶段，未来还有值得深化或拓展的空间，例如在以下方向或领域。
（1）天回医简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医学思想，如“气之通天”“心使形，为病之正”“太上治神”等，体现了古代医家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其中很多思想借由《黄帝内经》等传世医典而为历代中医学所传承，成为中医学的根脉与灵魂。深入探究这些医学思想，对于理解认识中医经典理论与中华优秀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将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2）天回髹漆经脉人像与天回《脉书》文本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其中“容刑之数”的思想和石、犮古治法，是已被后世医家遗忘的失传的中医知识。还原这些传统知识，为钩沉秦汉时期的中医身体观、探究中医针灸的起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值得深入发掘，找回失落的宝藏。
（3）根据天回脉书文献，辑复扁鹊、仓公“五色脉诊”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勾勒中医脉诊从“遍诊法”经由“人迎—寸口诊”“三部九候诊”发展到“独取寸口法”的演进历程，补充模糊和缺失的环节，使中医脉学的完整体系得以呈现。
（4）天回医简作为西汉初期医学的代表性著作，为重新认识早期医学史提供了可靠的历史坐标，以此为线索可将《素问》与西汉仓公所传扁鹊脉书、《灵枢》与东汉郭玉所传涪翁针经联系起来，重新思考《汉书•艺文志》“医经七家”的关系；通过出土经脉书与《灵枢•经脉》篇相比较，重构秦汉时期传承各异、多元共存的经脉学说流派，对于探讨中医经脉本质、揭开经脉起源之谜有重要价值。
（5）利用天回医简保存的大量汉以前疾病名候的古训，深入探索古代疾病认知和语言文化，通过梳理“病之变化”认知之变化，复现从扁鹊到张仲景中医疾病观的演变史。
（6）运用“二重证据法”，充分发挥天回医简等新出土材料对于校读传世典籍的重要作用，对《黄帝内经》《难经》《脉经》等传世医典重新进行全面的校勘和注解，将其文本解读回归到其成书时代的语境之中。
未来随着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荆州胡家草场出土医简陆续整理出版，相信必将与天回医简一起汇成出土简帛医书研究的洪流，推动中医药学在新时代的复兴。
9 H6 T' B, q9 L a: X4 L7 Q本文原载于《中医药历史与文化》2023年第四辑
（插图源自网络，注释省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