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金栋先生发帖问：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基于什么构建的？

曹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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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经钩考】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基于什么构建的？首发2024-07-18 08:39·河间金栋

【医经钩考】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基于什么构建的？

金栋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知其所以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今通行本《黄帝内经》不是《汉志·方技略》记载的“《黄帝内经》十八卷”，而是由两部独立的医学典籍组成，即《黄帝素问》与《黄帝针经》（《九卷》《灵枢》）。两书约皆编纂成书于东汉（或以后）时期，由当时之医者、或方士医搜集整理、编纂成书，即医学论文集汇编成书。两书之名皆首见于《隋书·经籍志》。《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是传统之误读！

读读编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中医经典，即今本《素问》《灵枢》《难经》等则会发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是古代医家、或方士医等在古代粗浅解剖知识及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以“天人相应”观为理论体系，以“取象比类”为归纳方法，并结合古代哲学思想气（精气、元气）、阴阳五行学说等，更多的是思辨推演而来，其推演的结果是或然性，即不确切，甚至不准确。然而若以现代解剖生理学的理论知识及科学方法去验证，则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或会南辕北辙。

以“天人相应”而言，《素问》《灵枢》的表述是“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等，即天地有什么，人则有什么，亦即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生理病理与大自然天地间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和变化。如

（1）《灵枢·经别》说：

“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

（2）《灵枢经·邪客》说：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

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

地有九州，人有九窍。

天有风雨，人有喜怒。

天有雷电，人有声音。

天有四时，人有四肢。

天有五音，人有五脏。

天有六律，人有六腑。

天有冬夏，人有寒热。

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

辰有十二，人有足十趾，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

天有阴阳，人有夫妻。

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

地有高山，人有肩膝。

地有深谷，人有腋腘。

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

地有泉脉，人有卫气。

地有草蓂，人有毫毛。

天有昼夜，人有卧起。

天有列星，人有牙齿。

地有小山，人有小节。

地有山石，人有高骨。

地有林木，人有募筋。

地有聚邑，人有䐃肉。

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

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3）《素问·离合真邪论》说：“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

（4）《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5）《灵枢·五十营》说：“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

（6）《灵枢·通天》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

（7）《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惟圣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

（8）《素问·阴阳离合论》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

（9）《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也。”

（10）《灵枢·五乱》说：“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

（11）《素问·阴阳别论》说：“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也？岐伯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12）《灵枢·经水》说：“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藏六府。”

（13）《灵枢·阴阳系日月》说：“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

（14）《素问·气穴论》说：“黄帝问曰：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孙络三百六十五会穴，亦以应一岁。……溪谷三百六十五会穴，以应一岁。”

（15）《素问·针解》说：“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

（16）《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

有人说中医之根基是《易经》，亦有人说中医之源在道家（玄），甚至说中医源于巫等，读读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便知，中医学在汉代谓之“方技”之学，与《易》（巫）、道（玄）本不是一家。

读读中医经典《素问》《灵枢》《难经》等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是其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而以“天人相应”为理论体系，以比类取象为方法，此等明显受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之影响。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

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

许抗生、聂保平、聂清《中国儒学史·两汉卷》认为，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董仲舒的成就，不在于开创全新的观念体系，而在于综合儒家以及道、法、阴阳诸派既有思想，创造性地有机组合成全面的系统哲学，从而为大一统文化格局提供足够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包括如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天道与人性、天道与“三纲五常”、天命与“三统”、王道通“三”等多方面。

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天象数化，将诸法象数化。将阴阳五行相结合解释万象变迁。如天之构造，首推阴阳之气，次为五行推演，且是今文经家学。在五行说中，强调“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等，其意图在于确定中央权威的无上地位，通过尊土而重王。在天人合一说中，董氏最明显之特征在于人的形体结构与自然天道的结构具备高度的一致，人体是天象的完全再现，即“人副天数”。其贡献在于用比较晚出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读读《素问》《灵枢》中涉及“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等之经文，明显受董氏思想影响，如《灵枢·邪客》篇大段经文之比类推演更是如此！经学至汉有今、古文经之分，以中医经典《素问》《灵枢》而言，五脏附会五行之推演，则属今文经家学。何则？受董氏影响，五行贵土居中央以配脾，今文经家言。如许慎《五经异义》说：“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

而董氏是儒家，故《素问》《灵枢》等中医理论体系受儒家思想最大。赵洪钧《内经时代》说：“《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如此便绝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这并不排除单用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或不大成熟的阴阳五行合流说，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

附：部分参考书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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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7-20 10:54:22

中医理论的自信与自强
——中医走向未来的力量和信心是因为“生成论”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摘要）
中医几千年，也有过发展道路的选择。笔者在《永远的大道国医》之中概括为“自从懂了张仲景，中医不再学华佗”。但是，王清任《医林改错》之后，把评价医学的标准改为空间结构的解剖，由此导致了“重术轻道”信心大失、逐渐衰落的局面。中西医汇通导致失乐园，中医科学化也是被逼出来的城下之盟。
中华文化突出“生成论”。不仅生命都是生成的，“无机”物质元素，乃至天地山川万物的“大千世界”，都是逐渐生成的。西方受《圣经》上帝创造世界影响，不能问“天地万物是如何生成的”？于是在研究物质结构的领域里，逐渐走向定性定量的测量、微观化研究物质结构，以及相互作用，是一个“构成论”的文明。
用“构成论”研究物质结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是未来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但是，生命基于细胞，是“不稳定结构”，并且存在着“细胞核的同质化”，“构成论”的碎片化研究看不到精神、环境调控因素的巨大作用，就走向了荒谬。
中医秉承“生成论”，把人体的结构、诊治活动，都进行了“时空化”的处理，使人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和谐共存。钱学森先生说“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这条道路就是“生成包容构成之路”。中医必将以原创优势，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走过一百年的论争之后，有可能步入融合的结局，钱学森先生说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先生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他的命题的，我从“生成论”与“构成论”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构成论”是物质科学的法宝
构成论是研究物质结构的科学，生成论是阐述生命成长的知识。
西方研究物质科学在近代取得长足进展，奉行的是还原论，是从研究物质结构着眼的，机械论也离不开构成论，因此，可以说“构成论”是西方的“道”。
所谓西学东进，“赛先生”进中国，以及后来的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是还原论科学观（构成论）支撑的工业化。我国从废科举兴学校，到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走过了百年曲折道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快引进、消化、吸收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经济大步前进，国家实力和地位空前提高。
但是以还原论方法（构成论）构建的工业文明，追求物质占有，无法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甚至有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强权政治的弊端，不是可以全球共享的文明形态，势必会被信息、生态文明所取代。而信息、生态文明社会需要的科学观，是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不是还原论方法、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元明时代，西学借着传教的势力登陆华夏之后，曾经广泛传播其还原论（构成论）为代表的学术体系，行的是“霸道”。但是，从康熙王朝禁止自由传教之后，“百年禁教”延缓了其东扩的速度。西方医学的传播，也或快或慢地影响了中医的发展。1830年《医林改错》的出版，虽然其主要成就是气血理论指导下的活血化瘀方药，但是其“为经典改错”，走解剖道路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背离了几千年以来的中医“生成论”的特色，改弦更辙要实行“构成论”，造成了中医界信心动摇。
西医依靠“构成论”，中医主张“生成论”。
在中西医互相碰撞的早期，构成论的物质科学，压倒了生成论的生命理论，中医事业逐渐衰落。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知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别。广义的科学，包括自然、社会、意识领域的众多知识，而狭义的科学只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的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自然科学。
但是，西医依靠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生命结构；而且细胞核的“同质化”，也让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意见。在系统科学新的视野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说，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西医如何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如何现代化？笔者认为，中西医的融合首先必须从“道”的层面打通，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术”的角度汇通。
历史上，中医也有过“构成论”，研究过脏腑的结构，十二经脉、五官九窍也是构成论的知识范围，但是中医的“构成论”始终属于从属地位，占主流的一直是“生成论”。中医临床进步的轨迹，如果是沿着华佗外科手术（构成论）的道路前进，必然会非常重视解剖、止血、麻醉、局部抗感染，其手术刀不会生锈，麻沸散也不会轻易失传。然而，胆石症、肠梗阻、阑尾脓肿、腹内肿瘤等西方医学依靠手术治疗的疾病，张仲景大多可以通过非手术（生成论）解决，辨证论治方药体系的建立，丰富的内病外治理论与技术，使中医临床走了不依赖外科的道路，其安全有效的特点一直影响到现在，形成了中西医两大不同的体系。
也就是说，千百年以来，中医“自从懂了张仲景，临床不再学华佗”。
但是，中西医之间的这些差别，在复杂性科学、系统论出现之前，在大规模中西医临床疗效对比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是很难认识到的。甚至今天，仍然有人说“你把全中国的癌症都治好了也与本案无关”，这是只认西方标准，不管中医特色的“技术壁垒”、“西方科学霸权”。两次反中医思潮的出现，都与狭隘科学观看不见中医科学性有关系。中医优秀的原创特色，都落在西方还原论的目光之外。
“构成论”在生命微观领域破产
西方医学在还原论方法的指导下，打开人体进行解剖研究，从结构研究功能，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方法与知识，很自然地进入了西医学的体系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中医学所不具备的。
细胞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步合成的。按照还原论的方法进行下去，到了细胞、基因水平，就出现了行不通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细胞都具有相同的细胞核，也就是出现了生命结构的“同质化”，这就否定了“结构决定功能”的“构成论”。
不同细胞，只是选择了整体功能的一个部分。共同的细胞核，说明所有的细胞，都可以变成“全能干细胞”，形成一个新的生命。
另外，生命的“结构”，还是一个“不稳定结构”。每个细胞，每时每刻都处于不停的分结合成状态，一旦周围环境发生改变，就会影响细胞的稳定性，或者出现变性坏死、细胞凋亡。
这种“不稳定的生命结构”，最适合“状态调控”，而不适合“机械修理”。以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治疗，有其清晰的作用靶点，代谢过程清晰，量效、构效关系明确，可重复性强，都是其优点。但是，化学分子在微观领域的存在是十分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分子在起决定作用，而是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互相制约，需要的是调节，而不是祛除、移植某种分子。
以攻击靶点为出发点的单纯一种化学物质治疗，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很难求得生理功能的和谐平衡，对于人体自组织能力的干扰作用，可能大于治疗的帮助作用。因此，需要重新评价其远期影响，这也是循证医学崛起的一个原因。
“生成论”要求“全数据”
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一刻也离不开环境因素。健康的维护，疾病的治疗，也离不开环境，“生成论”就是研究生命为什么能够生、何以成的道理。
大型计算机、互联网、未来科学的发展，是要把一切有关健康、疾病、康复的因素都考虑进来，把天地万物、自然、精神、社会的因素都纳入进来，这才是大数据，而不是只在身体内部找分子靶点。也就是说，生成论研究生命规律的时候，要求全数据，而不是统计学的抽样样本。
人体因为年龄的增加，或者患病日久，往往从头到脚有很多“异常”。如果按照“精细仪器检查”的结果，可以分别找到许多攻击的靶点，各科专家可以“很有科学依据”地分别开出来几种药物，把各位专家的药加在一起，就是一大堆化学药物。如何服用呢？都吃？那么，就只能吃药，而无法吃饭了；都不吃？随意吃？把各位专家的“科学依据”置于何地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老人“按单服药”，即使捡着主要的药吃，每天也要吃几种药，还需要经常“调药”。这几种十几种药，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加在一起是起协同作用，还是互相抵触？是否产生新物质？没有人说得清楚，需要经常就诊咨询，更换治疗药物。因为每一种药都是单独研究出来的。
在肚子里开西药铺，远不如在外边开中药方。因为中医的复方用药，大多“道法自然”，是天然植物，炮制使用的方法，已经反复研究、验证了几千年。
还原论方法，只追求局部最佳，认为整体的健康，都是由局部因素决定的。
中医学在脏腑解剖上，限于历史条件，是一个传神、写意的脏腑，是“时空化”的脏腑，侧重于研究人在天地万物之间，如何保持自身的整体性，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不再深入研究脏腑的内部结构，而是重视探索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影响，建立起来一套关系模型。
中医这套关系模型，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把人体放在自然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充分依据人体的“自识”和“识他”的能力，建立了一整套识别、判定、解决人体健康与疾病，及其促进疾病向健康转化的方法，是整体贯通的、即时随机的状态调整的医学方法。尽管其体系难以吸收数学、物理、化学等经典的简单科学知识，但是，新兴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等复杂性科学的新兴学科，都可以在中医学里找到共同语言，找到依据。
中医的科学性，可以从复杂性科学取得理论支撑，可以摆脱线性理论简单科学的考问，直奔未来科学的殿堂。
病灶不是构成，是生成
中医与西医分别抓住了不同的东西，西医看重病灶，把它当做“构成”来研究。中医依据生成论来辨识证候，认为所有异常结果，都是生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始构成因素。
证候与病灶分别反映疾病的侧面，证候包容病灶，而不是病灶决定证候表现。比如，冠心病的纤维帽，看似属于很明确的“白箱病灶”，但是它是否稳定，是否发生“冠脉事件”，不仅与病灶形态有关，而且与饮食、情绪、气候、劳倦、感染、血脂、血糖等等都有关系，是一个随机发生的“黑箱控制”。
临床医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药是治疗冠心病的，而只能说选择的药物是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某个受体阻滞剂、激动剂等等，需要说出分子靶点的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在具体治疗过程之中，病理解剖的“白箱病灶”已经太粗略了，病灶既不能精确地说明过去，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甚至不能精确地指导现在的治疗，因此说，“白箱病灶”诊断实际上只是一个笼统的黑箱。
中医的诊断尽管也是黑箱，但是，经过转化，我们看到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正是紧紧抓住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综合状态，而且通过反复实践的摸索概括，以中医理论贯穿起来的中药、针灸、按摩、拔罐、饮食、气功，都可以为帮助病人由疾病向健康转化服务，是理、法、方、药一气贯通的整体医学。它往往能够解决西医所解决不了的复杂病情，取得意想不到的临床疗效。
创新发展提升中医地位
中医药在国家自主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已经引起政府高度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政策，中医有了彰显个性的保障。
工业文明的标志是机械化、自动化，因此，人们崇尚硬技术。
硬技术把西医包装起来，各种为了发现病灶、发现攻击靶点的设备，富丽堂皇让人目眩，看上去就很“科学”，而中医连一个听诊器、体温计也不用，让人觉得中医没有技术，因此也就不科学。
但是，请不要忘记，西医的设备虽然很堂皇而贵重，但是，它们只是为西医发现疾病服务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成本”，不仅代价昂贵，也可能会带来损伤。这些检查结果，很难纳入中医的知识体系之中，只能做事后说明和参照，而不能做“事前指导”。因为，用事前指导西医诊疗的检查结果，来指导中医诊治疾病，就可能使中医迷失方向，失去自我，失去功能。
比如，预防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服汤药。有人问：“你这汤药是根据什么开的？有何作用？”
有崇尚中医现代化的人说：“我这中药汤液，可以提高免疫力，可以抗病毒。”这种解释目前很盛行，但是，经不住进一步考问：“你抗的什么病毒？新出现的病毒，你以前治疗过吗？有数据吗？”
中医的有效性，即使有了临床资料的数据，还要进一步接受考问：“你用什么抗病毒？为什么是复方，而不是一味药？为什么是一味药，而不是一种成分？为什么是天然的，而不是人工合成的？”如此一来，中医的方药之中似乎大多是不必要的药物，大有“搭车卖药”、“捆绑销售”的嫌疑。
中药提高免疫力，面临相同的，或者更多的考问。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有效的应该只是一个化学分子，中药汤剂最好马上停止使用。因为，“临时组合的方剂”，既没有有效性的数据，也没有安全性的数据，更没有大规模循证试验的数据。“完全不合法”的结论，不用药检部门检查就可以“根据常识”进行认定。因此，反中医人士说“有充足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取消中医中药。这都是用还原论方法衡量中医药得出来的必然结论，对中医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发展中医事业必须破除这种“技术壁垒”和“理论桎梏”。
中医生成论的精准是“状态控制”
中医不做仪器检查如何认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状态？中医依据的是“认识论的反映论”，然后总结摸索出来一整套“整体识别系统”。
中医认为，在诊治过程之中，病人为本，医生是标。
人体生命是自生成的，并且“贵有自知之明”，每时每刻都在“自检、自测”，会形成判断，然后上升为概念，通过语言表述出来，这就是主诉，就是证候。
中医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一整套发现病人信息（证候），接受病人信息（证候）的方法，就是依据中医理论的四诊；判定病人证候，处理病人证候，帮助病人消除证候的理论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它们就是中医的“软技术”。
中医历来看重四诊、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施行四诊的过程，也是运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一边诊察患者的信息，一边与既往的理论认识、医疗经验相参照，不断交流，重复验证，就能得出清晰、精准的判断。当然，这种清晰、精准的判断只能是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而不是物理化学的清晰、精准。
中医靠着这种寒热虚实的清晰、精准，就能借鉴以往的理论经验，选择合适的方药，或者参用其他外治的综合治疗措施，帮助患者从不健康状态转向健康状态。
中医的四诊、辨证论治的软技术，运用成本低，而学习过程长成本高，不是短时间可以熟练运用的。因此，有“久诊识证”，“久治知药”之说。面对同一个病人，老中医和新毕业的博士的诊治水平是不一样的。
中医学既有科学理论，也有诊疗技术，更有治病经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且，虽然理论知识主要在学校里学习，而在临床运用这些理论知识的时候，往往还要进一步验证和更深入地学习，中医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要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于无穷。”其间的联系一旦割断，知识就不能深化，中医的“软技术”就会退化、僵化、异化，甚至消失。
现今，许多中医人过于迷信西医的硬技术，而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软技术，已经退化为只知道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祛邪（或叫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等几个简单的术语。既不能识证、辨证，更不能活法、巧治了，已经是异化（西化）的中医了。
中医学术的萎缩，导致治疗水平下降，与其应当达到和可能达到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应该回归中医“原创思维”，坚持中医的自主意识，坚持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而不是按人们的期待，或者按西医的要求、按物理化学的标准发展中医。因为，异化中医，只能导致中医的退化，而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尽管有人称之为“现代化”。
“医随国运”告别文化自卑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是一个光荣传统，“格物致知”喜欢探索“所以然”的历史很悠久。但是，在还原论方法盛行的时代，在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唯一价值观的时代，是没有能力解释中医理论的时代，因此，人们在崇尚西方工业文明的时代，轻易地把中医理论判定为“玄虚之学”。所以，“五四”前后，一大批文化精英，尽管他们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深厚，但是，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哺育的东方科学技术，也被一起否决、抛弃。
国学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而遭受了质疑，1908年，留法青年“新世纪派”倡导废除汉字，国医也成了“东亚病夫”的替罪羊。国学、汉字、国医，是近代史上命运相连的“岁寒三友”，如今都迎来了复兴的“天时地利人和”。
梁启超、严复、傅斯年、陈独秀、鲁迅等，都有过反对中医的言论。知识分子反对中医，促使一般民众在思想上不认同中医，甚至远离中医，希望取消中医。这是发生在中国人趴着看世界的时候，当然，那个时代也是一部分外国人主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
医随国运，在新兴科学观正在崛起的时期，有的人看不到科学观、技术观的变化，看不到中医有效性的背后蕴藏着丰厚的科学原理，依然按着狭隘的科学观、技术观看中医。因此，只能看到中医不科学、不进步，其实是他们不进步，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他们反中医的理由竟然还是五四时期的陈词滥调。这充分说明现代反中医人士思想上的贫瘠是何等严重。他们用错误的方法研究中医，用错误的方法评价中医，污损了中医的社会形象，侵害了中医的权益，是非常错误的行为，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他们一贯推崇西方，而西方的医疗危机难以化解；欧美国家在不断引进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力度，FDA也正式认同中医药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医学，而不是反中医人士所说的“土医”、“另类医学”。
70年前，中国发起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世界上先进医学的代表组织，健康概念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人们重视中医药在全球医疗保健之中的重要作用，几十年之前就建立了十几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很多中心分布在我国。
全球100多个国家与中国政府签定有关合作中医药的协议，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势头很猛。国家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医完全一致；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医药走向计界的步子更加坚定。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梦之中，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五大优势。
中医之所以代表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因为“生成”的生命有结构，因此，生成论可以包容构成论，状态可以包容形态，多元并存的治疗方法，可以包容单一靶点的还原论方法。因此，中医与西医可以在“道”的层面融合，相互包容，容易为完整的学术体系。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学问也应该是一个整体，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缺陷，才分成了不同的学科（科学）。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送瘟神》的诗篇，为百年、十年的反中医思潮，献上一篇“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祭文。
2016、6、11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7-20 11:00:44

曹东义谈“外感热病“（46）中西医结合不走弯路，生成包容构成
曹东义发表于：2016-8-9 14:32:33 复制链接发表新帖阅读数：1778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6-8-9 14:36 编辑

中西汇通、参西丢了自己
中西医结合的提法虽然只有60年，但是，中西医知识的互相参照、渗透的历史，却已经有了100多年。
根据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医近代史》的记载[1]，西医向中国的传播分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明末清初，以传教士传播西医知识为主，当时康熙皇帝周围已经有了西方医生。在雍正时期的“百年教难”期间，是一个停滞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排斥期，西方生理解剖和病理解剖，被国人描绘成屠夫一样的“开膛破肚”、“剖腹挖心”，而加以嘲弄、禁止。1805年英国牛痘初入中国，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技术改进措施，又开始了第二次西方医学的传入，而且经过200年的发展，西医学以更加精细的解剖知识，震撼了中医界。
王清任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受西方医学解剖的影响，但是，他在北京行医40年，康熙朝西医关于解剖知识的一些传闻，或许影响了他的思想，不然，他为何在张景岳盛赞《内经》“字字珠玑”之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头脑发热地要给古人改错？他功效卓著的几个逐瘀汤，完全根于中医气血理论，而不是源于解剖知识，而且他只是观察破尸，没有动过刀子，“解剖”一词名不副实。
毫无疑问，中医的脏象学说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如果古代中医没有对于器官解剖的基本认识，就不可能有脏与腑的划分，也不会提出“五脏”“六腑”的概念，更不可推测脏腑在功能上有何异同，或者大体上把脏腑的具体功能作用说出来。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中医的解剖只能停留在肉眼可见的水平，不可能发展到组织、细胞、分子水平。
那么，脏腑之间的复杂功能怎样连贯起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如何建立，人体怎样进行新陈代谢，人体怎样维持健康，如何战胜疾病，等等，都要另找依据。气一元论的构成论，阴阳学说的矛盾论思想，五行学说的广泛联系、平衡制约、稳态和谐精神，都给了寻找理论解释的原始中医学以有力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中医学建立之后的发展，主要依据了广泛联系的“关系论”，而不是脏器解剖的“实体论”。
中医的脏腑理论流传了2000年，此前的医学家一直没有人出来“纠错”，并不是中医藐视解剖，而是再精细的解剖知识，与使用辨证论治的中药治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西医以手术为主，要割除病灶，不解剖就无法开展手术。
王清任为古人描述的脏腑改错，带来了对于中医知识体系的不自信。然而，脏腑一错，脏象还可信吗？中医的信仰危机，起于王清任改错。
唐宗海试图将中西医学理论互相融会贯通，他认为：“西医剖视，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之医互有优劣。”以为两者理论体系和说理方法虽然不同，但根本原理是一致的。他指出，中医如要提高，就应该吸取西医的长处。倡言“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主张“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以使医学能够“善无不备，美无不臻”。
他认为“内、难及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而“宋元以来尤多纰缪”，因此，在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进行注解或补正时，多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他认为中医学中的经脉，与西医所称的“管”，实质是一致的；西医所说的胰液、胃液、胆汁等，在中医学中则称为“津液”；三焦就是人体腹腔内的大网膜，是气血水津的通道。在药物方面，他对中药的气味、归经、配伍等理论进行了探讨，用中药的气味和西药的实验理论解释中药的功用，指出中药的性味功能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西药的实验研究并无根本区别。
这些观点，都是出于对中西医的比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在器官水平上的粗浅比附，很难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在赴日本考察期间，得以接触日本之西洋医学书籍，并大量购归，从事翻译。翻译日文西洋医书数十种，结集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之前，中国仅译有20余种西医书，而丁先生一生译出50余种，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世人公认，其译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上乘”，曾先后获中国内部务、南洋劝业会、万国医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的各种奖励。吴葆真评述丁氏译业，“诚空前之巨著”。
丁先生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看待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唯一途径”②他在《医学补习科讲义·绪言》中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于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居右，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肾为制溺之机而医者以为藏精，不知藏精之别有精囊也；心为发血之区而医者以为君主，不知神明出于脑也；肝之制造胆汁，外肾之制造精液，胰脏（旧译作甜肉）之制造胰液，而医者均不知也。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丁先生还批评中医其他方面的“错误”，认为，应当学习卫生学、病理学、内科学、药物学。不仅中医脏腑理论不是基于解剖，中药的运用也不是来于实验，“此无他，向壁虚造之本草误之也”。
丁先生每立一个西医学科，就要打爬下一个中医学问，真可谓“不破不立”。在当时最先了解西方的学者看来，中医学剩下的内容已经很有限了。丁先生“打垮了”中医传统各科之后，意犹未尽，又直指中医理论。他说：“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以五脏强配五行，凡稍知物理学者，皆能知其谬也。赤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以五脏强配五色，凡稍知化学者，皆能知其谬也。吾国医学之腐败，至此以达极点矣”③。
中西医汇通，汇而未通，为什么？汇通应当是不同水流的交汇、共通，汇而不通必然有其不可通的原因。当然，进行汇通的人士，过去都说以中医为主，对于西医知识缺乏了解，所以汇而不通。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中医努力汇通西医知识的同时，西医学也在主动与中医知识汇通。中医的汇通失败了，西医的汇通成功了，而且把中医“驱赶”出了其固有的知识产权之外，让中医一下子陷入了“不明脏腑”、“逻辑混乱”的泥潭。
毫无疑问，在西医解剖知识进来之前，中医对于脏腑部位的划分，对于脏腑功能的描述，对于脏象的概括，是十分清晰而确切的。西医把它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技术路线”就是占领和驱赶，“借巢下蛋”无偿占有中医固有名称，把中医原有的解释彻底打翻，“旧屋住新人”，中医爱上哪上哪：你原来说的都不对，所以你是玄虚妄议，另找根据去吧。血肉之“哈特”叫成了中医管神明的心脏，所以“心主神明”错了，肾藏志、肝藏魂、胆主决断、脾主思、肺藏魄都成了封建迷信，玄虚之学帽子就扣在了中医头上，“阴阳五行”等同于算命先生，五运六气被视为荒诞不经，中医安身立命的理论都被打倒了，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成了必然的选项。
废医存药科学化是为归西
中医科学化是中西医汇通的继续，是在西医疾病观的压榨下提出来的，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学术主张；是中医失去脏腑解释权利之后，另谋出路的权宜之计。中医要突围，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依据，就必须“祭起科学的旗帜”，把自己原来的学术主张忍痛放在“不科学的冷库里”冰冻起来，“偃旗息鼓”，追求“科学化”，以求得暂时生存的权利。
翻开民国初年到解放初期的中医学家的著作，都充斥着中医科学化的说辞，把中医的理论与经验都用当时的“科学标签”装饰起来，解释一翻，猜想一翻，与后来的中西医结合“重视实验”不同，“中医科学化”大多是想当然的比附，是和西医“套近乎”。而当时的西医之所以“先进”和“科学”，就是因为有解剖学、细菌学，当时，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在内科疾病的治疗效果上，西医很多方面还赶不上中医，但是，西医就是靠了器官解剖的实证、细菌学说的微观，把中医一把推到了“不科学的席位上”，中医成了人人可以羞辱的对象。
许多文化名人敢于骂中医，敢于批判中医，并不是对于中医的治疗效果有多少了解，也不是在自己的医疗过程中没有吃过西医的亏。相反，有人被当时的西医割错了肾脏，被西医判错了病情，然后经中医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之后，竟然会说“西医即使把我治死了，我也相信它，因为它是科学的；中医即使把我治好了，我也不相信它，因为它不科学”。还有的说：“我是至死也不请教中医的，否则，对不起我所受的教育”。
中医理论被暂时撂倒之后，剩下的只有零散的经验了，而且，废止中医派人士还是不依不饶，说中医“经验偶合幸中”，未必可靠，必须经过“科学验证”，才能算数。也就是检验中医经验的标准是科学，而不是实践。“科学”作为裁判员，对于传承几千年的中医学，一概不信任，肢解、抽提中药方剂，取其“有效成分”，成了颇为流行的做法，其前提就是中医理论不可靠，中药方剂是浪费药材，是良莠不分，所谓君臣佐使完全不可信。“现代废医派”甚至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煎药用的那碗水”。抽提出来的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都归了西，成了西药。它们完全脱离中医理论的“束缚和捆绑”，独立于中医的目光之外，丰富了现代医学。
当中医的扶正驱邪，被解释为提高免疫力、抗细菌病毒之后；当活血化瘀被等同于改善微循环之后，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归西过程。再把中医的辨证限制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再灵活也跳不出西医的疾病名称，中医药只作为二级补充治疗措施，不谈理论不谈病，辨证论治也就无障碍地“归了西”。
在一个西医病名之下，划分几个证型，每个证型对应一个药方，可以进行循证观察，一盲到底，防止偏倚，有了统计学意义。再进一步拆方研究，提取有效成分，那时也不需要辨证了，只要是这个病，就用这个成分治疗，或者进一步人工合成这个成分，抛开提取复杂过程，进行大工业生产，那该是多么理想的科研成果啊。
可是，几十年过去，理想的成果很少，麻黄素、黄连素成了西医阵营里不受重视的二等药物，也是中医专家很少使用的“异类”，难道中西医结合已经走到了绝路上？或者，竟如一些人认为的中西医不可通约，永远也不可能结合？
为何说中医能够包容西医
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并不是完全不可通约。
首先，中医与西医的疾病观不同，中医的视野大，而西医的视野窄。西医把病理病灶作为“纳入标准”，指标过硬，可重复性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理想的合格病人只占人群的20%，而大量的心身不适占到人群70%以上，却无法纳入进去，没有可以改造的病灶，没有可以攻击的靶点、可阻断、拮抗的受体，不可以提供给“患者”的帮助，其作用的发挥也就受到限制。
进一步说，病灶不是最微观的疾病本质，而相对是宏观的病理改变，只是一个黑箱。更为复杂的微观变化，决定着病灶的形成与消失。
放支架、手术祛除病灶，只是暂时缓解病情，而不能彻底消除疾病。对于慢性病的“控制发展”，成了中医与西医共同面对的课题。单一化学成分的制剂，显得势单力孤、力不从心，难以应对复杂局面。进一步精细化验的结果，发现了许多高表达、低表达的复杂大分子物质，以及调控它们的基因，单一靶点难以应对复杂矛盾过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抗菌素和手术切除方式，成了孤军深入的单薄挑战，而“一揽子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中医药，却显出来自己的优势。
中医抓住的证候，不是肤浅的东西，更不是需要抛弃之后才能认识本质的表面现象。“有诸内必形诸外”，“有诸外必根诸内”，面对内在复杂微观变化，经过高度进化的人类不是毫无察觉，不是只能表述虚假表象的主诉，而是经过高度整合，把“自我检测”的综合报告，经过高度概括，借用进化之后形成的语言、推理、判断、以一定的概念表述出来，头晕、心慌、不想吃饭、腹胀、恶寒、身痛、乏力、内热等等，都不是肤浅的表象，而是人的整体状态的形象描述，动态地、间接地反映了复杂微观变化的整体效应。
只有证候，而不具备理想病灶的不健康状态，都是中医学早期可以诊断，可以干预，可以治疗的疾病。“精细化验”只是一次抽提，很多情况下只是间接的指标，并不是“直视”下的“实况转播”，更不是动态变化的记录，只有证候可以动态地反映整体变化的综合结果。
中医的大视野，完全可以包容西医的“局部探察”似的病灶诊断；中医的复杂治疗过程，完全是单一化学合成药物和手术无可比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深入，“从头到脚”的仪器检查，可以发现很多“不正常”的检查数据。尤其是人到老年，可能从头到脚“全毛病”，在每一个专家的诊室里，都可以“很有科学根据”地开出来一大堆药；各个专家门诊看一遍，开回来的药，可能难以记数。
如何吃这些药？相互之间会发生哪些互相影响？没人能够说的清楚。因为，专家开的药，都是一个一个研究出来的，还没有建立互相作用的研究方法。
西医追求的就是局部最佳，这是还原论命中注定的缺陷，只有中医的整体方法可以弥补。
人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步合成的；解决人体健康与疾病互相转化的问题，也需要整体性方法。
大道从简，复杂问题最宜宏观调控，中医的理法方药都是高度概括的知识结晶。
论中医如何吸纳西医知识
古人追求“视病尽见五脏症结”，认为那是很高的医术境界。今天在西医的帮助下，中医不但见到了“真脏腑”，而且见到了“五脏症结”，知晓了病灶的体内情况，使自己的治疗更有依据，对于预后的判断更加准确。在“急则治标”的时候，还可以借用西医手段；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中医的表现就会更加优秀。中医对于西医知识的吸纳，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不能以西医的理论作为中医的指导理论，也不能用西医的方法代替中医的诊断技术，更不能用西药的思路指导使用中药。
用西医的理论做指导，中医就变成了邯郸学步，手足无措，动辄见咎。用西医的理论指导，事前必须做各种仪器检查，舍简就繁，舍易取难，丢了特色。用药必须防止偏倚，进行严格烦琐的“质量控制”，“一把草”换不出一张检测单，什么成分仍然说不清，永远都是一本糊涂帐。使本来十分清晰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都成了“无根的学问”，不进行动物实验，就是不人道的拿人做实验，等等。“老鼠点头”成了科学的标准，许多病人说好也是没有循证依据的偶然结果。
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子，法律保障行医的权利，患者认可自己的疗效，这就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必须坚持真理的标准，不能偷换成“科学是检验中医的唯一标准”。消除了证候，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实践有效性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证明。
那么，中医就不能吸纳西医理论知识吗？
西医的理论可以作为中医有效、无效的解释工具使用，可以做事后的说明，尽管这说明是抽提元素，抽样说明，还是可以借鉴的。关木通事件，尽管有使用不当的原因，但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其原来所没有认识的“大毒之性”，而且是慢性毒性，关木通难用也，不可不知。
因此，西医、西药的提醒、监督，也是必要的，不可盲目排斥。但是，这仅仅是个别例子，不可泛化，更不能因噎废食，像现代取消中医派所主张的那样“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与西医对待病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医强调病灶的暂时性，可转化性，所以用气滞、血瘀、痰凝解释其机理，是寄希望于行气、化瘀、消痰，而不是手术切除，支架搭桥。
切除病灶，放支架，搭桥，并没有完全解决疾病问题，中医可以将其纳入“急则治标”的范围，围手术而治疗之。术前术后，中医大有可为。
因此，我们看到，在医疗的舞台上，原来是中医在唱独角戏，现在换成了二人转。无论如何，两个人必须配合起来，而不能各行其是，互不帮衬，甚至互相拆台。就好象两个相声演员，各有各的词，但是，他的词你也得背熟了，否则你就无法接续。自己的词，也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念，不管不顾，自说自话，就演不好自己的角色。有时候是主角，有时候是配角，练好自己的活，而不是包打天下。
中西医结合，不仅是我国的现行政策，而且是学术互补的最佳选择，中医在最近走向了世界，被100多个国家引进，不是更好的说明吗？
我们需要做的是，千万不要削弱了中医，降低了原创的能力，再从国外引进中医。

[1]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9页。

② 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79

③ 张效霞《回归中医》、青岛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板、11页转引自陈邦贤《中国医学史》259页。

武当弟子 · 发表于 2024-7-26 06:17:16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是古代医家、或方士医等在古代粗浅解剖知识及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以“天人相应”观为理论体系，以“取象比类”为归纳方法，并结合古代哲学思想气（精气、元气）、阴阳五行学说等，更多的是思辨推演而来，其推演的结果是或然性，即不确切，甚至不准确。
解剖看到的是人体物质组织形态（象），以象取之，以形态用几何测量法测量计算函数常数，可以得出共振频率，因为函数常数相同，必然有相同的运动轨迹（象），相应就是共振，必然相应共振。

武当弟子 · 发表于 2024-8-5 05:43:12

《素问》《灵枢》的表述是“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等，即天地有什么，人则有什么，亦即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生理病理与大自然天地间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和变化。
就拿天圆地方来说，时间运动是有周期性圆运动，地是有正在运行运动，立竿测影可以证明时间运动有三个同心圆运动，可以证明地面是正在运动，都是基础物理学知识，人的各种组织形态有很多圆运动，并且还是正在运行，人头圆足方，人头上面就是有很多圆运动，人的足可以正在运行行走。证明人的生命运动与时间运动作用面运动相应共振，是必然性。理解看懂学好经典必须有基础科学知识。

武当弟子 · 发表于 2024-8-5 05:49:21

武当弟子发表于 2024-8-5 05:434 K( T6 c; L# r$ ^ v% f( ~
《素问》《灵枢》的表述是“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等，即天地有什么，人则有 ...

如果有基础物理学知识就可以直接操作运用时间运动规律指导人体物质运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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