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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古代北大、清华的封龙书院 石家庄市政协原副主席赵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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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书院，一般说法是：“中国古代书院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按照这个定义，东汉李躬在封龙山结庐教学，实际上已经是书院了。但说到书院，以书院命名的才是书院，有其实无其名的不是书院。只因为没有书院的名字，封龙山教学发展了八九百年，也一直不被承认是书院。那么，我们只好当成是古代北大清华的坚实基础了。 一， 东汉结庐教学开始奠定坚实基础 东汉光武帝刘秀夺取天下的关键，是他团结依靠了河北的豪强大家。那时候，邯郸的王郎，把刘秀追到今北京一带，又把刘秀追向南逃。刘秀回来一过滹沱河，时来运转，得到信都（今冀州）太守任光、和成（今晋州）太守邳彤的支持，宋子（今赵县北宋城）大姓耿纯率宗亲子弟投奔刘秀，特别是河北的实力派、真定王刘杨率众10万归附了刘秀，并将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王郎之间的实力对比，很快收服了河北各地，攻克邯郸，杀掉王郎。公元25年六月，刘秀顺应河北诸将的请求，在鄗（鄗县县城，今柏乡县东北固城店）称帝，改元建武。十月，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和东汉朝廷与石家庄一带确实有缘。建武三年（公元27年）涿郡太守张丰反叛，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御驾亲征。结发之妻阴丽华随征，行至今元氏县万年村，生下一子，取名刘庄。后来，刘庄继位作了汉明帝。 汉明帝对这一带更是情有独钟，特别关照教育发展，派伏恭来做常山太守。伏恭（公元前5年——公元84年），字叔齐，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的一个叔叔是光武帝时期的司徒伏湛，一个叔叔是著名学问家伏黯。伏黯善解说齐诗，官至光禄勋。伏黯没有儿子，伏恭过继给他。伏家数代重视教育，满门学问大家。伏恭自幼聪明，孝敬老人，对祖辈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伏恭曾任剧县（今山东寿光南）县令13年，以惠政公廉闻名。在青州考试举人时为第一名，拜博士。汉明帝看他人才难得，公元41年把他升为常山太守（治所在元氏）。 伏恭来到常山，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客观情况。伏恭看到，大家氏族的势力十分强大，已经成为常山郡的主要社会基础。广大农民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大家氏族占有，农民沦为大家氏族的雇工、佃户、奴隶，大家氏族垄断了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教育。这些氏族大户，无论是夺取更大的政治权利，还是要对付竞争对手以及北方民族的入侵，都需要培养为自己所用的政治、军事人才，而他们自家氏族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迫切需要有高级的教育机构和师资为他们培养人才。于是，伏恭首先开办了郡里的书馆，自己亲自教课。同时，敦促各县和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开办学校。兴起了大办学校、讲经教学之风。 伏恭为了发展教育，注意发挥李躬的作用。李躬，约在公元前24年出生于今元氏县万年村一带。文化素养较高，德高望重，在当地很有影响。曾带领当地人积极支持刘秀打江山。建武四年（公元28年），在阴丽华生皇子刘庄的时候，竭诚服务，刘秀和阴丽华十分满意。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伏恭任常山郡太守时，李躬60多岁，为“郡三老”，正在准备开办学校。伏恭上任请教李躬，两个人一拍即合。李躬先在封龙山盖起草房，开始了结庐收徒讲学。伏恭也利用这个平台，讲经教研。应该注意到，封龙山结庐教学开创的，不是一般的启蒙式教学。当时，各大家氏族的教育已经具有相当水平，封龙山的教学，是在各大家氏族教育基础之上的高等教育。为了教出高水平，伏恭和李躬必然会坚持高标准选用高水平的教师。这些教师，都会是当时出类拔萃的学者。他们必然对学问进行深层次研究。说封龙山教学没有学问研究，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 为了促进常山教育，伏恭不但在郡内大力表彰李躬，还把李躬的事迹上报朝廷。永平二年（公元59年），李躬80多岁，被汉孝明帝拜为“国三老”，并在洛阳举行盛大典礼仪式。“国三老”不在官员序列，但享受的待遇，特别是声誉威望在各级官员之上。永平五年（公元62年），李躬奏言汉孝明帝生于元氏，请予优抚，刘庄准奏降诏，免元氏田租更赋六年。这样一来，李躬和他的封龙山教学誉满全国。 历史上，东汉常山郡的教育在全国是最好的。《后汉书》记载：伏恭“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后汉书》卷七九）这句话说明，伏恭不但自己带头开设书馆，而且动员全郡开办了不少学校。其效果，不止在常山郡，还影响了整个北方，都在学习传播伏恭的学问。所以，完全可以说，常山郡是全国闻名的教育胜地，封龙山教育是教育胜地的高等学府。 伏恭高寿，活到90岁（89周岁）。65岁升为太仆，68岁升为司空，在任9年，77岁辞官回乡。永平十五年（公元73年），伏恭79岁，汉明帝巡幸琅琊，以“国三老”规格接见他。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冬天，汉章帝举行隆重典礼，加封伏恭为“国三老”，伏恭时年83岁。可以看出，两代皇帝对伏恭十分肯定和信任，也充分说明伏恭在常山抓教育成效显著、享誉朝廷。 东汉至隋，封龙山教育和整个常山郡的教育成果，就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显现出来。这里培养出赵云、颜良那样的军事家，也有“闻鸡起舞”、在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诗人作家刘琨。出了曹丕的文昭甄皇后、曹芳的齐王甄皇后和北齐高洋的李皇后。史载文昭甄皇后九岁喜书，视字辄识，要知书学理，认识前世成败得失。这一时期，本来是长期战乱，但新老士族却人才辈出。他们或难藏其才，应召被用，或善于钻营，谋取任用之机。战乱不但没有砍断当官之路，反而王朝变换、帽翅乱颤。无极甄氏家族从东汉末年至唐朝代代相传，晋州魏氏家族从北魏、北齐、北周至隋唐，世代显赫，朝朝为官。其中有的既是高官，同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数学家、农业科学家。 令人称奇的，东汉后期，封龙山及附近曾立起七座石碑，充分反映出这一带官方和民间义士的文化水平之高。据初步考证，元氏汉碑共有七通，民国年间尚存四通，现存实物两通，现存有拓本的五通。如此多的汉代碑刻荟萃于一县，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元氏汉碑所记载的史料，系统反映了东汉常山国的重大祭祀礼事活动，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东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民的生活状况。特别宝贵的，是其书法价值，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祀三公山碑，又称“大三公山碑”。为祭祀三公山神而立，刻于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内容为祭祀山神，祈祷风调雨顺，兼为常山相冯君歌功颂德。碑阳篆书10行，每行字多寡不一，每字大小不一，时长时扁，字距时密时疏，放任不羁。书体时篆时隶，高古天然，非同一般汉代以及后世碑刻，所以此碑一经发现便为世人所重，书法震动书坛于清末民初。康有为、杨守敬、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巨匠均给以极高评价。吴昌硕临习此碑多年。齐白石篆书多宗于此碑，并融入美术创作。清代学者翁方纲、梁启超也对此碑极为推崇。可以说，祀三公山碑的出现，丰富了中国的书坛艺术。 白石神君碑，圆形碑首，碑额篆题阳文“白石神君碑”。碑阳隶书16行，行35字，碑阴隶书三列，上列4行、中列12行，下列11行，每行6字。碑阳为正文，记述白石神君功德及颂辞，碑阴上刻诸神名，下刻主薄、祭酒等官吏姓名。 白石神君碑是元氏汉碑群中传世最早的汉代碑刻，被列入中国古代传世百种名碑之一。清代学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评介：“是碑书法专主方整，在汉隶中最为洁齐者”。此碑书法严谨方整，是汉隶最成熟时期代表作之一，也是初学隶书的最佳范本之一。当代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观此碑时说，他曾临习此碑达百遍，他的成功便得益于白石神君碑。 封龙山之颂碑，又称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经朝廷批准，重新开始了对封龙山的祭祀，并立石碑一通，这就是著名的《封龙山之颂》之碑。碑文隶书，15行，每行26个字，碑文内容主要涉及北岳祭祀活动。书法遒劲豪放，字体方整，向来被金石家视为书法精品。清代学者杨守敬称其“雄伟劲健”，“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方朔称此碑字“方正刚健，有孔庙《乙瑛》之气魄”。 民国以后，元氏汉碑名播东瀛，引起日本汉学家和书道学家的关注。 汉碑文化反映了封龙山教育的丰硕成果。 二，五代更替间隙用上了书院名字 长达数百年间，封龙山的教育长盛不衰。直到唐朝，一直是文人学者向往的河北地区的教育中心。唐朝著名将军和宰相郭元振来封龙山求学，足以说明封龙山的教育品味之高。 郭元振（656年－713年），名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十六岁的时候，在首都太学读书，但没有考中进士，于是来到封龙山求学。经过苦学钻研，学问大涨。一天深夜，突然看到山谷中奇光直照天空。第二天在乱石中找出一个宝盒，里边有一把寒光凛凛的宝剑。他挥手一劈，一块巨石被砍为两半。诗兴大发，喜作《宝剑篇》。这件事被世代传颂，至今还有似乎被劈开的大石，上刻元代中书左丞史彬“试剑石”三个大字。咸亨四年（673年），十八岁的郭元振考中进士，被任命为通泉县（今四川射洪）县尉。年轻的郭元振喜欢交游天下朋友，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他在县里又是私铸铜钱，又是挖坟掘墓，又是贩卖人口，惹得远近怨声载道（这些钱，他并不据为己有，都用来接济四方朋友）。武则天得知此事，将郭元振召入京城，本来准备将他治罪，见面一交谈，发现他才华横溢。索要他的文章，郭元振便把自己所作的《宝剑篇》呈上，武则天大加赞赏。武则天对他大胆任用，让他担任凉州都督。他有勇有谋，善于团结少数民族，治理边疆、平息叛乱，功勋卓著。武则天之后，官至宰相，封代国公。 我们没有见到关于唐朝封龙山教育的具体记载，但从郭元振的求学可以想见，老师一定具有在全国出类拔萃的水平，教学内容不会只教经学，必定有诗词文学，还会有兵法军事等。那时封龙山教育，可以说是响当当的高等教育。但是没有书院的帽子，史学界仍然把封龙山教育排除在外。如果从李躬结庐开始，封龙山教育被埋没了900多年。直到唐朝之后的五代，李昉才用上书院的名字。 唐朝末年，封建割据势力横行一时，争夺天下，进行混战。50多年间，中原地区走马灯似地更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朝廷用人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少大臣服务几个王朝。 李昉（公元925年-996年），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后晋时，李昉过继给从父李沼，靠从父的官职继承关系，选授太子校书。 后汉，乾祐年间中进士，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官至集贤殿直学士，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宋初，在后周官位之上加中书舍人，后任翰林学士等。太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同修《太祖实录》。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擢参知政事，拜平章事，加监修国史。淳化四年（993年）辞免宰相，淳化七年（996年）卒。 李昉喜慕白居易文风，文章浅显易懂。有文集50卷。在宋朝一是奉敕主编《太平御览》1000卷，分55门，参考用书1600多种，搜罗浩博，保存佚文颇多。二是主编《太平广记》500卷，分92大类，采编用书475种，多录佚闻琐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堪称小说家之渊海。三是主编《文苑英华》1000卷，辑集了南朝梁末至唐代诗文。并且参与编撰了《旧五代史》。 李昉在后汉任右拾遗、集贤殿修撰时，公元951年，郭威篡夺后汉政权建立后周。李昉离开汴京回到老家，从公元951——953年，脱离政界。期间，到封龙山创设了两处书院。一处在封龙山的山脚下，现在重建封龙书院的地方，原为汉代李躬授业之所，李昉创为书院，名封龙书院。存有讲堂、读书窑洞等遗迹。另一处是中溪书院，在龙首峰下，称为中峰书院。 关于李昉在封龙山创设书院的确切时间，《大清一统志》记载北宋名相李昉在封龙山创设书院。有人据北宋二字认为封龙山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但从李昉在北宋的为官履历看，不可能有时间来封龙山。李昉创建封龙书院的时间，只能在他回乡的后周太祖郭威广顺年间（公元951——953年）。所以说，封龙书院建于五代，而不是北宋。 到了北宋，封龙山上的三处书院日益红火。第一，是李昉创设的封龙书院。第二，是李昉创设的中溪书院（中峰书院），北宋时“山长张爿（pán）叟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书院。第三，西溪书院，在龙首峰西，称西溪书院，据传是“唐隐士姚敬栖遁之处”（乾隆《真定府志》）。北宋学者张著任山长（书院主持人、主讲人）时，复加修葺，藏有“九经”。关于张著这位山长，是他为《清明上河图》作了第一个题跋，让后人从题跋中了解到作者张择端的身份情况。 三， 赶上蒙元“汉化”的大好机遇 如果不看大量的史料，很难想象，在蒙古灭金的战乱及元朝的统治之下，真定一带却迎来了政和清明和发展繁荣。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国。蒙古族的铁骑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蒙古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把征伐中原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他最得意的将领木华黎。木华黎大胆笼络汉族地主豪强武装力量，重用他们征服中原，所以进军神速，战无不胜。史天泽及其家族是木华黎笼络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真定一带的占领和统治起到关键作用。 史天泽（1202－1275年），字润甫，原籍大兴府永清县（今永清县永清镇）。9岁时随父史秉直归降蒙古，其后落籍真定。在灭金的战争中，史天泽率兵征战，屡立战功。蒙古太宗六年（1234）正月，金哀宗自杀，史天泽回到真定。 史天泽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善于文治。他很快使真定境内得以安宁，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兵甲户口都超过他郡。当时的大批文人学士也慕名归依，李冶、张德辉、元好问等都来到真定。当时，这三人对环境安定已经心满意足，没成想，好事还在后头。 公元1251年，蒙古宪宗即位，令其二弟忽必烈统领漠南汉地军用庶事，从此，忽必烈苦心经营内蒙古以南地区。忽必烈聪明地看到，要想顺利统治中原，必须依汉化、靠汉人，遵循、推行中原文化。为了很好地了解、学习中原文化，他不耻下问，不但经常问计于史天泽，而且向当时著名汉儒学士探求治道之术。邢州人刘秉忠、藁城人董文用、栾城人李冶、史天泽的幕官张德辉等一大批汉族名士都曾经给忽必烈进言献策。忽必烈“益重儒士，任之以官”，在中原大行汉法。真定在忽必烈推行汉法当中成为“示范区”。忽必烈“甚得夷夏之心”，中原的地主阶级都愿意接受他的统治。封龙院书得到最好的外部条件。 1259年，宪宗在围攻南宋的战役中战死，忽必烈与同母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依靠汉地物力人力，很快占了上风。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后来，大蒙古国的几大势力分裂出去，建立了四大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忽必烈则以汉地为中心，建立起元王朝。1267年，下诏迁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与蒙古的其它势力脱离，正式进入元朝。1274年，大举伐宋，两年后攻陷宋都临安，最终于崖山海战彻底消灭南宋，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封龙书院进入教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四， “龙山三老”把封龙书院引领到教育高峰 学校的发展，主要靠校长和师资。这时，封龙书院有元好问、张德辉和李冶三位大学问家，被尊称为“龙山三老”。 元好问（公元1190年—— 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都有很高成就。1214年，在蒙古铁骑的强大攻势之下，金宣宗南渡，迁都开封，大批文人随之南迁。在开封，元好问与朝中诗文名家交游，名震京师，被誉为“才子”。金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 ，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天兴元年(1232年)，擢尚书省掾，后升任左司都事，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天兴二年(1233年)，金朝守将崔立以汴京降蒙古，元好问随大批官员被羁押至山东聊城。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羁系生活，次年返回故乡忻州。1250年，六十岁的元好问到获鹿（今鹿泉市）定居，并在封龙山与张德辉、李冶一道教学。1257年秋九月四日卒于获鹿寓舍，后归葬于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州韩岩村)。 张德辉（1195年-1274年），字耀卿，号颐斋。太原交城人。1233年金朝灭亡后，张德辉被真定府史天泽任命为经历官，掌管文书往来。多年跟随史天泽南征北战，出谋划策。定宗二年（1247年），忽必烈召见，进讲儒术，推荐儒臣。宪宗二年（1252年），张德辉与元好问等面觐忽必烈，请他为儒教太宗师，同时请求蠲免儒户兵赋，为忽必烈接受。忽必烈即位后，张德辉被任命为河东宣抚使，迁东平路宣慰使。至元三年（1266年），参议中书省事，后因年老而辞去官务。张德辉禀性刚直，博学，有经邦济世之才，不喜嬉笑。晚年与元好问、李冶同在封龙书院讲学，“龙山三老”之一。 咸淳十年（1274年），张德辉卒，年80岁。 李冶（公元1192年—1279年），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今栾城区）人。原名李治，耻于自己的名姓与唐高宗相同，将治字去掉一点，改为冶。 李冶自幼聪明颖悟，酷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看来，学问比财富更可贵。他说：“积财百万，不如薄技在身。”青年时代的李冶，对文学、史学、数学、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与好友元好问一起外出求学，不久，李冶名声大震。金哀宗正大七年（公元1230年），李冶赴洛阳考试，被录取为词赋科进士。时人称赞他“经为通儒，文为名家”。同年被任命为高陵（今属陕西）主簿，没有赴任。后又经大臣推荐，权知钧州（今河南省禹州市）事。当时正值金元酣战之际，物资调度十分频繁，李冶执掌出纳，没有一点差错。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正月，钧州被蒙古军攻破，李冶换上平民服装，弃职北走，流落到忻（今山西忻州）、崞（今山西原平北）一带。 在艰难的流浪生活中，李冶“饥寒不能自存”，但他泰然处之，以读书治学为乐。金朝灭亡后不久，李冶开始在崞县的桐川定居。金朝的灭亡使他不再为官，从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一开始，李冶的研究涉及到数学、文学、历史、天文、哲学、医学等领域。后来，李冶认为数学虽在学问中被视为六艺之末，而在现实生活中却用途最广，于是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数学研究。1248年，李冶写成了代数名著《测圆海镜》。后来，他离开桐川来到太原，藩府官员曾请他出仕，他婉言谢绝。不久，又流落到平定。平定侯聂珪把他接到自己的帅府居住，但李冶眷恋着自己求学时代的元氏，便离开平定，回到元氏定居。李冶在封龙山下买了一块田产，用以维持生计，并开始收徒讲学。此时的李冶虽然以博学多才名噪当时，但他为人谦虚，并不喜欢出名，他曾对人说：“名会成为我眼中的障碍。” 由于李冶才高德厚，从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李冶便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在封龙山李昉读书堂旧址，修建了新的讲堂学舍。李冶不仅教授学生数学，还教授文学和其他知识。李冶一边讲学，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他呕心沥血，培养出大批人才。在工作之余，李冶常与元好问、张德辉一起游封龙山，学生们对他们无比崇敬亲近，尊称他们为“龙山三老”。“龙山三老”成为佳话。 1251年6月，蒙哥即蒙古国大汗位，任命其弟弟忽必烈主持大漠以南汉地军政事宜。忽必烈抱负远大，一心想建立大业。四处招揽人才，充当他的谋士。他听说李冶德才兼备，便在1257年派使者召见李冶。同年5月，李冶在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见到忽必烈。李冶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他还向忽必烈提出“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tè邪恶，罪恶，邪念）、减刑罚、止征伐”五条政治主张，得到了忽必烈的赞赏。 李冶辞别忽必烈后，继续回到封龙山讲学著书。忽必烈即位后，请他到开平，聘请他担任清净显耀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李冶以老病为由婉言谢绝，并请求回到封龙山。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朝廷又征召李冶为翰林学士，就职一个月后，他再次以老病为由辞去翰林学士职务，回到封龙山讲学读书。1279年，李冶卒于家中，享年88岁。 李冶的数学研究，以“天元术”为主要研究方向。“天元术”作为一种解题方法，和现代数学中的列方程相似。它首先“立天一为某某”，也就相当于现代的“设X为某某”之意，然后依据问题给出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多项式，使二者两端分别相减，便可以得出一个一端为零的方程式。由于所设未知数称为天元，因此这种方法称为“天元术”。在李冶之前，已经开始有人研究天元术，并对天元术作过一些阐述，只是都不够完整详尽。李冶在《测圆海镜》中，对天元术作了详尽的说明。是他完善了天元术，使之成为我国独特的半符号代数，比欧洲代数早产生300年，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测圆海镜》共12卷，收入170多个问题，都是已知直角三角形中各线段进而利用天元术求内切圆和旁切圆的直径问题。在《测圆海镜》中，李冶利用天元术熟练地列出了许多高次方程。在170多个题中，有19题列出三次方程、13题列出四次方程，还有一些题列出六次方程。李冶还成功地用代数方法降低方程次数。《测圆海镜》的成书标志着天元术的成熟，李冶也正是因其在天元术方面的贡献，被后人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在封龙书院，李冶和学生研究数学，感到《测圆海镜》内容深奥，粗知数学的人无法看懂。于是研究怎样使天元术尽快得到普及的办法。研究成果，就是他的《益古演段》一书。当时，北宋数学家蒋周的《益古集》传播很广，很有影响，但他的几何条段演算法复杂而不易理解。李冶把蒋周的的几何条段演算法改为代数演算法，著成《益古演段》一书。此书对天元术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天元术外，李冶还对数学理论做过一些探讨。李冶对“数”的概念作了分析。他认为“数”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数”是“自然之理”的反映，是客观实际的产物。因此，只要按照客观规律加以推演，数理是可以探求明白的。李冶还对轻视数学、将数学看成是“九九小技”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即使“其悯我者当百数，而笑我者当千数”，也要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数学研究，表现了他为科学献身的伟大精神。李冶确实了不起，如果当时对李冶进行职称评定，肯定被评为响当当的一级教授，还会是中科院院士。 李冶这样的教授，不但使元代的封龙书院成为在中国最早研究自然科学的教学研究场所，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当时真定一带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光荣标志。就全国而言，元王朝统一只有89年，但蒙古统治真定一带共计148年，比北宋和金统治这一带的时间都长出近半个世纪。元朝汉化迟滞，蒙古民族矛盾尖锐，但真定却成为忽必烈推行依汉化、靠汉地人力物力的“示范区”、“特区”。所以，真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超出我们想象之外。连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也盛赞这里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贸的繁荣。 不难想象，十三世纪的封龙书院，对真定这一带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最明显的，封龙书院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教育场所互相促进，为真定一带的人才成长提供了大好条件，形成了浓重氛围。元代统治者整体上是不重用汉人的，但真定奇特地成为培养人才的沃土，有些人竟然位高爵显。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辈出。这里培养人才兼容并包。培养出哈珊、脱烈海牙等少数民族的卓越人才，而且有外裔人才赡思。这位真定籍阿拉伯人德才兼备，当官有政绩，学术有造诣。天文、地理，中外学问，极力钻研，著作很多。 封龙书院对真定文学艺术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直接影响。真定涌现出白朴、李文蔚、戴善甫、尚仲贤等一批元杂剧作家，封龙书院有重要贡献。白朴在封龙书院被封龙山的爱情文化所感动，所以创作出《祝英台死嫁梁山伯》。 关于封龙书院，我讲得很肤浅，但可以初步说明，封龙书院起步早，文化积淀厚重，历史作用重大。极为可惜的，却鲜为人知，几乎被埋没了。正像我们石家庄，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石家庄一带的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都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自商至清，历次朝代的更替在这里都有起关键作用的事件发生，有的胜败存亡则主要系于此地。其领先文化，创新争先精神，是无比珍贵的。然而，“石家庄没有历史”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因此，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们，一定要抛弃“石家庄历史这也不会有，那也不可能”的自卑虚无观念，丢掉错误成见，认真学习研究并积极宣传石家庄的历史文化,为文化自信，为建设石家庄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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