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田润民先生，写文章提到原中医司长薛和昉的事迹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6 09:31:35

[color=rgba(0, 0, 0, 0.9)]杜衡叛变前后[color=var(--weui-LINK)][url=]老田的书屋[/url]
2024年10月04日 07:16 北京

[color=rgba(0, 0, 0, 0.3)]以下文章来源于炎黄春秋杂志社，作者田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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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var(--weui-FG-HALF)]杜衡曾任红26军政委，他的叛变给陕西地下党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红26军造成重大损失。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最终堕落为可耻的叛徒，首先暴露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杜衡本人品质之恶劣。他独断专行，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他害怕艰苦，不愿意在山区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战斗，在担任红26军政委期间曾三次以种种借口离队；他欺上瞒下，在决定红二团南下问题上，既未请示省委，又未与广大指战员充分讨论，打压反对意见，最终葬送了红二团。
政委离队
1933年，王明路线统治着全党。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红26军政委杜衡（又名杜振清，杜励君）忠实地执行王明路线，他高喊“反对上山主义”“反对梢林主义”“反对逃跑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从党内滚出去”等口号。这一年的五六月份，他鼓动红26军第二团（当时红26军只有这一个团）离开陕甘边根据地—照金，孤军深入到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华地区，自己却借口离开部队，进了西安城。结果，三百多人的红二团几乎全军覆没，当年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的不到二十人。当红二团兵败终南山、许多指战员们血洒渭华地区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委”在西安当了可耻的叛徒。“回放”一下杜衡在做出红二团南下决策过程中一系列表现，不难发现，他是用极左的语言掩盖自己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是他逐步走向叛党的前兆。1933年5月，杜衡由西安返回照金根据地。这时，敌人正对红二团和照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杜衡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5月2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杜衡认为，照金一带敌人力量大，根据地保不住，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新的根据地。为此，他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29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刘志丹等同志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刘志丹针锋相对，批驳杜衡的观点，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他扣上一顶“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大多数人听得一头雾水，但除了刘志丹，其他人想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反驳。而刘志丹正确的意见又被他扣以“右倾”的帽子打压了下去。那时候，党内同志最怕被说成“右倾”，杜衡是红26军政委，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最终以组织的名义形成了。5月29日清晨，红二团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刘志丹在会上分别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部队便开始南下。5月30日，红二团由淳化县桃曲塬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一百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红二团党委和渭北游击在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对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兜售他那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不料，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劝阻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然而，杜衡听不进不同意见，拒不接受劝阻，反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三原县的长坳，黄昏时，来到一个叫寇家庄的村子。晚饭后，红二团正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大战之前，政委要离队，刘志丹和团长王世泰感到这很不正常，心想：“刚刚南下，杜政委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因为他是上级，只得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此时，他把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早已抛之于脑后，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和政治口号是说给别人听并要别人去做的，而他自己却在临战之前当了逃兵。杜衡从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陕西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震惊，认为南下会将红二团断送在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当袁岳栋赶到三原后，正巧碰见杜衡，遂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可见，红二团南下这样大的事，杜衡事前并没有请示省委，他再一次玩弄了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法。这次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红二团。遗憾的是，当命令传达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怕死—逃兵—叛徒”，杜衡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走偏的。 祸起福盛楼
杜衡叛变之前，陕西地下党出了一件大事。原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也走上了歧途。西安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召开大会，公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在一些电线杆上悬挂红旗。这种“左”倾盲动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和各个城门楼上加了双岗，架起了机关枪，加紧巡逻，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大肆搜捕共产党人。1933年三四月间，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程建文（又名陈建中）被敌人逮捕了。国民党当局把他转移到南京，软硬兼施，最终收买了他。但此时陕西地下党尚不知情，认为程建文在大革命时期曾经被捕过一次，那次表现尚好，没有变节，便误以为程建文这一次也会和上一次一样，终将经得住考验，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这一麻痹大意给陕西省委和地下党带来了灭顶之灾。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化名“小章”），与省委委员、红26军政委杜衡以及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委员高岗等人，在位于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研究王泰吉率部起义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的发展问题。福盛楼饭馆位于西安市中心繁华地带，这里人来车往，社会上各色人等常光顾于此，闹市人群中，可以避开国民党密探的跟踪。地下党选中了这个地方，经常以吃饭为由在这里碰头。程建文叛变以后供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当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这几个不寻常的“食客”一踏入饭馆，守候在附近的密探得到程建文的暗示，一下子像嗅到猎物一般兴奋起来。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没有贸然进入饭馆，而是将福盛楼饭馆包围起来，等候“猎物”们出来。机警的贾拓夫首先发现，饭馆外面有几个可疑的人走来走去，既不进来，又不离去，他低声对大家说：“不好，外面有‘狗’，大家分头走。”说完，便走到前台去结账。关于贾拓夫和高岗如何逃出特务魔掌，有多种传说，其中下面的“版本”比较流行。贾拓夫离席结账时，袁岳栋和杜衡也起身向门口走去，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们抓了个正着。就在特务们忙着抓捕袁岳栋、杜衡的时候，贾拓夫定了定神，瞅准机会，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很快消失在人群中。人高马大的高岗奋力打倒了前来抓捕的两个特务，从后门跳墙而逃。这个说法不乏传奇色彩，倒也符合贾拓夫和高岗两人的个性，前者文气、足智多谋，后者力大勇猛。后来在1935年9月的榆林桥战斗中，身为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高岗曾手提大刀、光着膀子冲向敌人。而此时在饭馆，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不顾一切敢于出手，似乎也合理而可信。总而言之，“福盛楼饭馆”事件，对国民党而言，跑了两个，抓住了两个；被抓住的就是袁岳栋和杜衡。贾拓夫脱险后，当天下午就赶到西安市甜水井48号，这里是西安市委机关所在地，也是省委领导常来接头议事的地方。看着贾拓夫脸上那少有的紧张表情，西安市委组织部长兼省委技术处处长薛和昉问：“发生了什么事？”贾拓夫便向他通报了那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通知他赶紧搬家，并强调：“越快越好，做最坏的打算。”残酷的地下斗争使贾拓夫明白，只要党内有人被捕，就要有最坏的准备。杜衡和袁岳栋都知晓这处地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果不出所料，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叛变了。身为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袁岳栋和杜衡，掌握着陕西党组织的核心机密，尤其是杜衡，他曾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被捕之前是红26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他的叛变，其后果难以想像。不久前还在一起开会的战友，转眼之间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要继续为在党旗下所宣过誓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另一方则要将昔日战友的生命作为自己向新主子效忠、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两个阵营展开了一场争时间抢速度的比赛，这场比赛关系到无数共产党人的命运。贾拓夫在通知薛和昉立即转移的同时，带走了一包重要文件，避免它落在敌人手里，给党造成更大的损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处理，他和薛和昉约定，次日上午在莲湖公园门口见面，商讨有关应急措施。他还嘱咐薛和昉安置好市委两位女同志周凤鸣、任雪琴。其中，周凤鸣系程建文的妻子，只是此时的贾拓夫和薛和昉尚不知道程建文已经叛变，而这次几乎彻底破坏掉陕西省委的“福盛楼事件”，就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马车“出卖”了薛和昉
薛和昉送走了贾拓夫，赶紧把剩下的宣传品连同油印机装在一个木箱里，寄存在老乡薛亚宣家中。第二天一大早，他从对面大车店叫来一辆马车，把周凤鸣、任雪琴送往咸宁学巷11号，这里是市委的新地址。那时候，西安市街道多是土路，汽车少得可怜，大街上跑着一种马拉大车，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让薛和昉始料不及的是，这辆马车“出卖”了他。杜衡被捕后的第二天，就供出了西安市委机关甜水井48号。当天上午，国民党中统特务黄肇南、夏友农等带着叛徒程建文直奔目标而来。特务们赶到以后发现已人去屋空，屋内只剩下零星家具，地上散落着的油印纸来不及清理，锅里还有未吃完的饭菜，可见薛和昉他们走得何等匆忙。特务们为晚到一步急得直跺脚。正当他们为无法向上峰交差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站在门口的程建文却喜形于色，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向几个特务招手：“伙计们，快过来看！”程建文指着门前马车留下的一道道印痕，又朝对面的马车店努了努嘴，特务们一下子心领神会，一个个像恶狼般地扑向那家马车店。黄肇南、程建文、夏友农等在店老板的带领下来到西安市南门的文庙附近，很快找到咸宁学巷11号。周凤鸣和同伴任雪琴刚刚来到咸宁学巷11号还不到一个小时。此时，她定睛一看这群不速之客，竟然发现，她那失踪四个多月的丈夫也在其中！而和丈夫一起来的这伙人，从衣着打扮到神态，一看就不是自己人。惊疑之下，周凤鸣内心无法理出头绪。程建文走到她跟前，轻轻说了一声：“你受惊了。”和惊慌失措的妻子相比，程建文显得冷静多了。他如同回到自己家里招呼客人一般，向黄肇南介绍：“黄先生，这位就是我太太。”黄肇南虚情假意地说：“程太太，我们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好了，你们夫妻终于团聚了。久别胜新婚，小两口有多少话要说啊！程先生，你们两口子在屋里说说话，我们几个弟兄就在院子里喝茶，抽烟。”一个小时过后，程建文和妻子从屋里走出来，周凤鸣脸上挂着泪痕。特务们没有离开咸宁学巷11号，他们已在这里布置好，等待新的猎物到来。薛和昉给周凤鸣和任雪琴找好新住处后，忽然想到，两位女同志刚到新住处，还没有来得及给她们生活费呢。于是，热心肠的他没有来得及多想，又向咸宁学巷11号走去。刚一进门，他察觉到站在庭院里的任雪琴神色异样，不像平常那么热情。再一转脸，他发现失踪很久的程建文竟然正和周凤鸣在上房与几个陌生人交谈。他立刻意识到情况有变，遂将为周凤鸣买的烧伤药交给任雪琴，便借口有事，转过身向门外快步走去。出了大门后，迅速跑向右边一条小道。蹲守在院内的特务几乎在同一时间追了出来，并朝薛和昉逃跑的方向连开数枪，终于在一个小柏树林拐弯处追上了他。薛和昉就这样被捕了。
小车家巷19号
国民党的监狱是考验共产党人的地方，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在这里一看便知。在一次放风的时候，薛和昉发现，程建文混在国民党特务中，又说又笑。不久，程建文亲自找他谈话，说：“国民党现在成立了一个新党，也是革命的。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说出被问到的一切，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新党，重获自由。”直到这时，薛和昉才意识到，程建文叛变了。薛和昉心里想：“什么新党、旧党，还不是国民党，老百姓叫‘刮民党’。国民党是什么玩意儿，你程建文不清楚？你过去是怎么给我们讲的？这么快就忘了！”他从心底里十分厌恶这个叛徒，表面上却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几个月没有见面，没有想到程兄竟然‘进步’这么大！”程建文：“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薛和昉：“你是省委组织部长，是我的上级，我所知道的，你全知道。你都说了，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程建文：“最近这几个月的情况，我不知道啊！”薛和昉：“谁官大谁知道得多，不是还有袁岳栋和杜衡吗？轮也轮不到我呀！”程建文：“你是最后一个进来的，贾拓夫和高麻子跑到哪里去了？西安市归你管，你还能不知道？”薛和昉心里一惊：“这个叛徒心够狠毒的，真要把陕西省委一锅端掉！”他压了压心头的怒火，转而以调侃的语气说：“如果他俩也进来，那省委的人就齐全了。”程建文脸上满是很不自然的神情。为了保护贾拓夫，薛和昉突然心生一计：何不来个迷魂阵，好让他摆脱敌人的追捕。于是，他给这个叛徒说：“高麻子跑到哪儿去了，我确实不知道，贾拓夫嘛……”他故意把“西安莲湖公园门前”说成“世界日报社门前”，把上午会面说成下午。莲湖公园在西安市西边，世界日报社在西安市东边，一东，一西，再加上时间差，贾拓夫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摆脱敌人的搜捕。1960年，当卫生部就这段历史对薛和昉进行审查时，贾拓夫于当年3月20日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其中写道：“……当时约好和薛和昉在莲湖公园见面，我按时去了，但没有见到薛，过了一两天，才知道他被捕了。我在莲湖公园没有发生问题，可以证明薛和昉在这一段没有问题，至少他被捕后没有说出和我会见这件事。”“福盛楼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抓获陕西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为了集中管理这批特殊犯人，国民党特务机构在西安市找到一处远离闹市而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小车家巷19号，在这里拉上铁丝网，加上岗哨，改建成一座临时监狱，把抓到的“共党要犯”全部关押在这里。这里，除了袁岳栋、杜衡、程建文三个叛徒以外，还有薛和昉、金理科、张宏博、张端人、魏光波等。国民党要利用这三个叛徒“扩大战果”，一方面让他们写材料，同时搞策反工作。三个叛徒中，杜衡给陕西地下党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最大。有一次放风时，薛和昉趁看守不注意，悄悄地追上袁岳栋，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市委机关地址告诉敌人？这不是坏了良心吗？”袁岳栋：“那是杜衡叛变后告诉敌人的，不是我说出来的。”被关在小车家巷19号的人发现，有一个特务专门和杜衡联系，常常找他谈话，取他所写的材料。杜衡住在这所临时监狱的前院，享受特别优待，其余的“犯人”都住在后院。他为了讨好国民党，写了一本厚厚的小册子《陕西共产党沿革》，将中共陕西党内机密和盘托出，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大量地下党员，国民党按照他所提供的名单到处抓人。他厚颜无耻地对关押在这里的昔日同志教训道：“我们既然被捕了，就要赶紧‘转变’！应该明白，是‘转变’，而不是共产党所说的‘叛变’！”
杜衡炮制“脱党宣言”
为了配合国民党特务机构进一步瓦解共产党，叛徒杜衡亲自起草了一份“脱党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他恶毒地攻击共产党，无耻地吹捧国民党。这份“脱党宣言”先后以两个不同标题分六次在《西京日报》上刊登：第一个标题是《共党小章等五人脱离共党宣言》，于1933年9月17日在《西京日报》连续刊登三天，但没有署五人的名字；第二个标题是《共党小章等十人脱离共党宣言》，于9月20日起连续刊登三天，在9月22日即连续刊登的最后一天，才写上了十个人的名字，他们是：“小章”（袁岳栋），杜衡，程建文，金理科，张培述，冯光波（冯鸣玉），高潜云（高风云），朱明，刘明达，薛和昉。这些人除了三个叛徒以外，金理科、张培述解放前已去世，无从考证，薛和昉、高潜云、刘明达都明确表示，事前没有见过这份“宣言”，也没有签过字，只是后来从《西京日报》上看到“脱党宣言”以及自己的名字。薛和昉的儿子薛铁伦在他的《黄河边纪事》一书中这样记述：“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徐金柱（监狱长）拿来由杜衡起草并签名的‘脱党宣言稿’说：‘只要你们像杜衡一样签了名，就可以被释放。’逼迫狱中的人员签名。起先，有的人签了名，有的人没有签名。但是，我父亲性格倔强，坚持连看都不看那个‘脱党宣言稿’的内容，更没有在‘脱党宣言稿’上签名画押。敌人表面上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敌人便把‘脱党宣言稿’和所有签过名的人都登载在当时的报纸上，而且将父亲写在监狱登记表上的名字临摹下来也刊登在一起，意思是说，这所有刊登在报纸上的人都已经脱离了共产党。这明明就是敌人的反间计！”

1933年《西京日报》上刊登的“脱离共党宣言”显然是叛徒杜衡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合伙炮制的阴谋。曾担任过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杜衡熟悉共产党的纪律，他知道，一旦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即使日后想再参加革命，也很难取得党的信任。因此，他采用卑劣的手法把那些不愿意叛党的革命者和他们这些叛徒的名字“捆绑”在一起，把水搅浑，既给他们这伙叛徒壮了声势，又想阻止不愿意叛党的同志继续革命。真正的共产党员经得起考验。出狱后，薛和昉回到家乡韩城县，很快同县委书记薛亚杰以及段洁、冯树勋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详细汇报了自己被捕和释放的经过。不久，韩城地下党接到省委指示，恢复薛和昉同志的党籍，党龄仍然从1930年他入党那一天算起。这就是说，党组织审查了他在狱中的表现，他没有变节行为，承认他在狱中仍然是共产党员。
薛和昉出狱
陕西国民党当局对关押在小车家巷19号这批“共党要犯”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如果撤去铁丝网和岗哨，这个小车家巷19号看上去就是个不错的旅馆。白天，“犯人”们可以在这里打牌、下棋、看书、散步。这个临时监狱还有个“读书室”，里面摆放的是《红楼梦》《金瓶梅》以及一些武侠小说，此外，还有不少色情书刊，“共党要犯”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只是他们被捕之前整日忙于革命，无暇看这些闲书。特务们心里想：“现在有的是时间，让这些男欢女爱的言情小说，慢慢地去消磨他们的斗志吧。”长期关着，毕竟不是办法，关键是要把这些共产党的大干部变成国民党的人。而这，那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自从袁岳栋、杜衡、程建文这三个陕西省委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叛变后，监狱里懒得再对其他“犯人”审问。该知道的他们都已知道了，特别是杜衡写的那本《陕西共产党沿革》，从组织机构到人员配备，将陕西省共产党情况写得十分详尽。“那个‘脱离共党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就算放你出去，共产党还敢信你？”监狱当局这样想。促使监狱当局释放薛和昉，还有另外一个偶然因素。薛和昉年轻时，父亲突患伤寒病，他便回到家里侍奉。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医中药方面的书籍，同时又向一位堂叔请教。这位堂叔是韩城县有名的中医，见侄儿如此痴迷医学，便收他为徒，每逢出诊，有意带着薛和昉，一边给病人把脉切诊、开药方，一边给侄儿讲解。如此下来，薛和昉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中医知识。参加革命以后，他常以此技能给同志们看病，被戏称为“革命郎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为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领导诊病，开药方，且有疗效。后来薛和昉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此乃后话。话说薛和昉在小车家巷19号被关押期间，碰巧监狱长徐金柱得了痢疾，一日数次往厕所跑，样子十分狼狈。他连服西药多日，竟不见好转。徐监狱长不知从哪里听说薛和昉精通中医，便前来求助。薛和昉给他开了一剂药方，服用后很快见效。一天，病情大大好转的徐金柱前来道谢，恭维道：“没有想到共产党里面还有你这样的人才！”薛和昉见这位监狱长心情不错，便接过他的话：“医者，不问病家来历，只要病好了就行。不过，我有一难事，不知徐先生肯不肯帮忙？”徐金柱：“能帮上的，我一定尽力。”薛和昉：“我被抓起来以后，家父不幸过世，尚未入土，家里人正等着我料理后事。俗话说，入土为安，我如能早日回家，方能以尽孝道。”徐金柱一听，此乃人之常情，便一口答应。释放的那一天，徐金柱把薛和昉带到西安市东大街一家旅社，交给一个名叫张培元的人，让薛和昉和他同路回家。张培元老家是与韩城县相邻的合阳县，人却在石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任上。徐金柱给薛和昉选择了这么一个“旅伴”，显然有暗中监视之意，万一上峰追查起来，他可以推脱责任。对张培元而言，徐监狱长交给他的这个“共党”并非在他辖区，因此，也就懒得那么尽责尽职了，这就给薛和昉摆脱监视、平安回家提供了机会。薛和昉回到家乡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立即投入战斗。他两次变卖家产，支持革命。第一次是1935年年底，他资助韩城地区的武装暴动。第二次，他把祖上留下来的三副水磨和二十多亩地卖掉，连同上次余款，合计四百多块银元，用来购买制造枪支的零配件，装备共产党领导的韩城游击队。1936年，薛和昉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他盼望的关中苏区。西安事变以后，他先后担任红军和八路军驻旬邑县、淳化县募补处和办事处主任，关中分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等职。 三原党组织遭难
杜衡叛变后，损失最大的是中共三原县党组织。三原县位于陕西省正中，因地处渭河以北，又被称为渭北中心。三原县往南距省会西安不到100里，往东是渭南华阴地区，往西靠近甘肃。就是说，其西北方向是山区，东南是平原。三原县在陕西省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大革命时期，三原就是陕西国民革命的热点区域，靖国军司令于右任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在三原地区蓬勃发展，成为陕西土地革命时期斗争的中心。早在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把三原地区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区域。从1931年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开始在三原实行巡视，指导该地区的工作，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杜衡、李杰夫、程建文等先后来三原指导工作。从1928年起，三原就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0年5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以三原、富平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8月1日，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接着，成立了武字区革命委员会，9月22日，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其后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1932年12月，中共渭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管理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泾阳、淳化六县党的工作。从1928年到1933年，三原成为党领导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杜衡于1932年3月曾到三原县检查并整顿工作，非常熟悉这一地区情况。活跃在三原境内的渭北游击队于1933年初改编为红四团，杜衡曾以红26军政委的身份为这支改编为正规红军的部队授予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红四团成立以后，在富平县淡村老户沟将该县民团三十余人悉数歼灭，击毙了民团头子。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不知道红四团到底有多少人，实力有多大。正因为杜衡熟悉情况，他的叛变致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书记赵伯平、韩学理等负责人被捕。敌人派了两个团的兵力搜剿，红四团被迫撤离三原，转移到耀县的照金根据地。随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被破坏和红四团的撤离，渭北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党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从1928年到1933年，在六年多时间里，为了创建这块根据地，许多共产党人毁家纾难，数百人惨遭杀害，三原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数次进攻和围剿。然而，由于党内出了杜衡这样的高级叛徒，坚持了六年多的渭北根据地，敌人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杜衡在1933年7月28日被捕叛变以后，迅速投入国民党怀抱，担任国民党陕西“中统”特务头子宋志先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反省科科长，专事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进行策反。1949年，在大陆解放的隆隆炮声中，这个叛徒犹如丧家之犬，随着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仓皇逃到台湾。1965年4月27日，杜衡病死于台湾。杜衡、袁岳栋、程建文叛变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陷于瘫痪。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西暂时停止执行，这就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26军提供了宝贵的两年发展机会。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采取实事求是的政策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不断扩大，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提供了一个落脚之地。
参考文献：王世泰：《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薛铁伦：《黄河边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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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6 10:24:22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24-10-6 10:28 编辑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谢谢分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哪个困难的时期，有这样的特殊人群，才能有新中国的诞生。
薛和昉先生虽然是书生参加革命，但是有勇有谋，胆识过人，百折不挠，让人敬佩！

薛铁伦中医主任医师，薛和昉的儿子:
感谢您的点赞、支持和鼓励。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薛和昉司长坚决、有力执行毛泽东的中医政策（撤销卫生部两位功勋卓著的副部长），提出来让西医学习中医、建立中医研究院、让中医进医院、创办国立的中医学院（高等中医教育），中医学徒师徒关系不能认为属于“雇佣关系”、让中医大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等一系列措施，才能促使中医药得到保存，并且在新时代得到发展，这是一个“组织形式上”的传承创新，是一个时代华丽转身。
但是，西方医药的强势发展，在那个时代仍然处于“生机勃发”的时代，世界性医学难题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时的赤脚医生制度等，让中国的基本医疗领先于世界。
现在，西医推行的市场化医疗，逐渐显露出还原论“碎片化”研究和解决健康与疾病的防治问题，就显得支离破碎，远不如中医药“一揽子解决问题”高明。
在“慢病高发难治、化学制药滥用成灾、费用高昂难付”三大世界性医学难题面前，急需“中医智慧救世”。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没有西医中国化，健康中国做不强；没有中医世界化，健康中国做不大。

曹东义 · 发表于 2024-10-6 10:27:04

关于庆祝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70周年的建议
尊敬的领导：您好！
2025年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70周年的重要时刻，其建院的动因和过程，也是正确贯彻党和政府正确中医政策的重要举措（请参见附件《中医近现代史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国家下大力气建立中医研究院，既宣示了国家重视中医的决心，也为凝聚中医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请名老中医进京，举办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班、表彰中医研究成果为日后中医科研开辟道路等一系列举措，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因此，庆祝建院70周年，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一家的事情，而是传统中医药如何在新中国传承创新、迎接新历史使命的重大事件。
基于如上认识，应该把院庆活动做好顶层设计，做成国家和中医界的一件大事。
为此，我们建议：
一、成立院庆活动领导小组
二、争取专项金费，做成项目
三、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出版相关书籍、文创、影视等作品
四、走访有关知情人士，抢救有关“口述史”资料，录音录像，避免流失了。
五、定期、不定期召开座谈会、工作会，促进有关活动丰富、充实，而不是走形式。
六、选定庆祝主会场，接受国内外专家名人祝贺礼物、墨宝
七、请领导批示、题词、出席盛典
八、做成永久性纪念类似碑刻之类的大鼎、纪念碑
九、借这次活动，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医近现代历史、现实作用、未来价值
十、时间紧迫，需要立刻上马筹备，否则就错过了重要的历史时刻，
以上建议，请批示、回音为盼。

建议起草人：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曹东义
联系电话：13613301298

附件一：《中医近现代史话》目录
附件二：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历史背景简介
《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2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5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7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11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18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30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43
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58
朱良春因病得救传承中医       67
第二章、       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       73
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73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80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90
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99
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105
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113
第三章卫生部表彰中医研究成果       119
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       119
气功兴衰沉浮值得深思       127
痔瘘牵扯着悠久的历史       136
腹水草改写“无奈小虫何”       140
卫生部未能表彰的众多成果       145
第四章、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举隅       153
针刺麻醉的时代意义       153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158
急腹症研究领域广阔       171
小夹板治疗骨折的成就       174
宫外孕治疗前景广阔       176
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大奖       179
第五章、       中医走出困境，奔向世界       182
结束文革成立中医管理局       182
针灸带领中医走遍全球       187
艾滋病防治挑战“鸡尾酒疗法”       190
中医战SRAS震惊世卫专家       194
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究       198

附件二：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历史背景简介
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卫生部连续出台了几个有关中医管理的文件, 对当时中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这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其主要精神就是让中医进修西医知识，然后严格考试淘汰，两者互相结合，促使年轻的中医改行，成为西医的助手；让年老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学不会的取消行医资格。这样一来，全国可以“依法行医”的中医数量就大大地减少了，因不合格而被取消的中医达90%左右。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统计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不足10%；其中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 邓广仁、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中医杂志、1955、1（1）、3-4.原载《健康报》387号。]。
为什么中医师考试的合格率这样低呢？因为组织考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也就是从科学化出发，要用科学知识要求中医师“达标”。那么，怎样才是达标呢？“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比如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两个肾脏，“左为肾，右为命门”，只要这样回答问题，就是错误的。并且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又把一些中医排斥在可以参加考试之外。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及格率在10左右。这样考试的结果，全国中医开业人数骤减，中医队伍锐减。也就是说，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建国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张亭栋先生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 张亭栋：“立志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年特集、182-186]。”
当时按照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举办了许多中医进修学校，这本来是提高中医业务的一项措施，但是其课程设置并不是突出中医知识，而是以西医的基础医学为主，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还有一些属于预防医学的知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关系到诊治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培训，也是西医的内、外科、急救学、组织疗法；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其中一些学校开设的针灸疗法，还属于中医的范围，其他课程基本没有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为中医补习西医课的进修教育，而不是提高中医自身知识的进修教育。很多年轻人学西医知识之后，就摇身一变改行成了西医；年老的中医人员学不会那些西医知识，通不过考试，就被取消资格，失业在家，有的人甚至想不开，寻了短见。
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医成了“无后”的行业。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联合诊所，或者到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治病。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而参加工作。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郊区、矿区原来的医药空白区，已由经过进修的中医组成了42个联合诊所，解决了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纠正歧视、限制中医错误的契机，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几乎是一个意外，是毛泽东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天津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  毛泽东同志论医药卫生工作  内部发行  1960：16-17
]。”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委党组于1953年检查了卫生部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委薛和昉先生，他长期担任习仲勋的秘书，1955年2月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卫生部首任中医司长，他家庭有中医背景，又就读过北京辅仁大学医学专业，因此，担任了重要工作。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委的汇报后，对卫生部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指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医界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极为兴奋，他们联想到蒋介石当年对于请愿的中医代表，多次耍两面派，忽明忽暗地支持取消中医，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医的命运。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亲自过问中医问题，而且对于阻碍中医事业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予以割除。因此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地说：“现在中医可真正得到解放了。”纷纷表示，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的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