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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思邈《千金方》序言与张仲景自序谈起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背景资料：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一共746字）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 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 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画八卦、立庖厨，滋味既兴， 瘵萌起。大圣神农氏悯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根据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纵逸，有阙摄养所致耳。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 ，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枸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嗟乎！深乖圣贤之本意。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邻国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故知方药本草不可不学。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猝，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究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张仲景曰∶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进不能爱人知物，退不能爱躬知己，卒然遇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后震栗。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戆若游魂，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究归天，束手受败。 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付庸医，恣其所措，咄嗟喑呜，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自弃若是，夫何荣势之云哉。此之谓也。（一共911字） 张仲景的序言全文746字，孙思邈的序言911字，孙思邈的序言里边明确引用张仲景的话251字，占全部序言的27%，也就是占四成以上，并且其他的部分也有很大比重属于演绎张仲景的话，是与时俱进的引申。 孙思邈是一个大学问家，据他自己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因此很多人认为孙思邈在编撰《千金要方》的时候，没有见到张仲景的著作，但是，从这个序言引用张仲景著作的序言来看，孙思邈应该见到了张仲景的著作，尤其是他还有一些研究和阐发。 孙思邈在书中摘录过张仲景的方药，应该是当时虽然学习了张仲景的著作，但是理解还不深刻，但是批评“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现象，并且后来通过深入研究才在《千金翼方》中评论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这是孙思邈在进一步研讨张仲景著作的过程之中，从学习“仲景要方”的角度上升为学习治法，因此才在《千金翼方》之中大篇幅抄录和整理张仲景的著作，并且说“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这就为后世的“三纲辨伤寒学说”奠立了基础。 喻嘉言《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云：“是春夏秋之伤温、伤热，明以冬月伤寒为大纲矣。至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喻嘉言以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作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对证方剂，称之为三足鼎立的“三纲学说”。 孙思邈将仲景《伤寒论》太阳病篇中的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突出出来，称其为“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实有以偏概全之嫌。 张仲景所说的太阳病，仅是外感热病的初起阶段，用上述三方对证治疗是可以的。但是，临证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不同体质的人同时患病，也有因虚致病，或者因病致虚，不可能都用“正对之法”的三个方药进行治疗，而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六经辨证治疗。而且病情演化很快，病人初次就诊之时，往往已经是病邪由表入里了，已不能使用“正对之法”的三个方药进行治疗了。所以，对仲景《伤寒论》不能强调“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孙思邈对于张仲景的其他方药的运用原理，加以解释说：“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术数未深，而天下名贤，止而不学，诚可悲夫。又有仆隶卑下，冒犯风寒，天行疫疠，先被其毒。悯之酸心，聊述兹意，为之救法。方虽是旧，弘之惟新。好古君子，嘉其博济之利。勿嗤诮焉。”因此，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之中，按照方证对应的原则，收录了大量的张仲景方剂而不局限于三个“正对之方”的方药。 从孙思邈这些做法来看他对张仲景的遵从精神，是很想阐明“仲景本意”，但是这也是研究不够深入的时代。北宋林亿等叹曰：“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宏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 但是，经过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推崇和宣扬，张仲景的著作此后流传也更加受人重视，是非常重要的推荐。 有人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序言非本人所作，而是后人按照孙思邈序言的引文加以扩展而成，这个说法很难成立。 孙思邈的251字引言，也是根据张仲景299字的序言改写而成，而不是完整照抄，前后循序也有所调整。依靠孙思邈引用的序言，表达不了张仲景序言完整的思想，而仅仅表达了对于当时读书人的批评。 有人说张仲景的序言不避讳汉光武帝刘秀的“秀”字，因此这个序言不是张仲景所作。对于这一点，应该从版本流传的过程之中会有文字的改动来解释，也就是后人有可能把张仲景原来的赞美改成了“才秀”。如果“秀”字是张仲景的原文，也可以看成东汉末年的避讳不是那么严格，或者在张仲景的时代，汉献帝的权力远不如曹操，如果需要“选边站队”，作为长沙太守的张仲景，估计不能对于刘氏政权表现出过分的忠心，他不属于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 张仲景虽然“素尚方术”希望比踵扁鹊，但是他不得不“坐堂行医”，不像华佗曾经的那样自由行走民间，其中也有很多别人难以体会的苦衷。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善于传承创新，因此，对于《汤液经》的经方进行了大量改造，而不是像陶弘景那样“遵经”。只能遵经而不能创新的墨守成规，也是缺乏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表现。 陶弘景在《辅行诀》之中评论说：“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张仲景首先是“医经家”然后才是“经方家”，陶弘景只是“经方家”，够不上“医经家”的标准，所以张仲景可以改造《汤液经》，而陶弘景改造不了这部经方。张仲景不仅“避道家之称”，甚至连《汤液经》的名字也没有提及。 皇甫谧《甲乙经序》言：“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张仲景自序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他似乎最应该说撰用了《汤液经》，但是他没说引用过这部经方，其中必有原因，其中张角“中黄太乙之教”被政府镇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与道教的密切联系，是张仲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原因。 政治风云飘过了医圣张仲景与华佗的天空，他们所在的时代，河北大地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华佗曾经“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张仲景要想游学，当时的河北大地也应该是他理想的目的地。 汉桓帝刘志(132年—167年),字意,生于蠡吾(今河北省博野县),汉章帝刘炟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后来到洛阳继承了帝位；公元167年(永康元年)，张仲景17岁的时候，汉桓帝刘志驾崩，皇后窦妙临朝问政。桓帝无子继位，窦妙与其父窦武等商议，最终选择了刘宏继承大统。窦妙派侍御史刘儵守光禄大夫、奉车都尉曹节等人前往河间国迎接刘宏登基。 比张仲景小7岁的汉灵帝刘宏（公元157年—189年），是汉章帝刘炟的玄孙，曾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灵帝世袭早逝的父亲刘苌解渎亭侯的爵位，母亲董氏。 张仲景、华佗时代的两个皇帝，都是由河北进入洛阳当了皇帝，这里属于“龙兴之地”，而且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是在河北壮大起来，在河北称帝，并且在元氏县生下汉明帝刘庄。 再往前说，窦太后、西汉河间献王、毛诗、韩诗、董仲舒等也是河北大地的杰出人物。 医学宗师扁鹊、安国药王丕彤等也都在河北成就事业。 东汉末年，也就是政治、文化、医学的中心在河北，即使是创立道教的张角，也在河北，这里在华佗、张仲景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般的存在。 张仲景不说《素问》《灵枢》是《黄帝内经》，他打破了《素问•热论》“日传一经”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了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是必须以临床证侯表现为依据，只要是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侯存在，无论是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治疗。 太平道创始人巨鹿张角也是个医生，他很张扬，不像张良那样善于隐忍，据说他在封龙山一带采药行医治病，被人们称为“大贤良师”，也有人说张角根据《太平经》“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自称大贤良师。他目睹社会矛盾和民众的苦难，借鉴佛教的组织形式，逐渐创立了道教。 张角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是他希望“上而医国”,推翻腐朽东汉帝国,建立“土生万物”，给世界带来黄天秩序的希望。 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秦汉之际刘邦杀白蛇，说是预兆“赤帝子”杀了“白帝子”，五行之中火克金，刘汉（火德）克灭秦（金）王朝，因此刘邦最终推翻了秦朝，建立了西汉王朝。 西汉末年，刘氏宗室衰微，王莽篡汉时接着刘邦杀白蛇说故事。 当时谶纬之学颇为盛行，王莽借用“五德终始”的黄帝代替炎帝的“火生土运”，宣扬刘氏汉朝“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因此才有上天的丹石符命“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宣称这是上天“明汉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 张角在东汉末年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与此前故事的原理不同。苍天配木，黄天属土，肝木克脾土的临床病证，可以经常见到。 《难经》说过“《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之中，也引用了这一段文字，认同这个“上工”的思想。 脾土位居中央，五行中配黄色，生发万物；苍天之木，过分克伐脾土，使其不能生万物，因此就要使用“疏肝扶脾”的治疗方法，也就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略口号，不是医生的人很难想出来，因为张角是大贤良师、是一个好中医，所以他具备提出这个“治国方略”的素质，这是政治主张而不是秘密口号。但是，治国不是治病，带兵打仗也是需要专门的学问，张角急火攻心病故了，“黄巾军”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起义失败了，“中黄太乙之教”被政府镇压之后，也断绝了张仲景行医民间的道路，因为道教的首领都姓张，还有“灵帝不能证的张飞燕、张牛角，老张家有一大批想要造反的人。刘汉王朝对于张良之后，有着深深地戒备之意。 处于混乱而腐败的东汉末期，“大隐隐于朝”的张仲景，既不学习张良“从赤松子游”的隐居策略，也没有学习张角的“上而医国”，而是采取了“坐堂行医”的方法，他对于中医学术承先启后的创新，一直流传千年。尽管他的事迹没有收录到史书之中，但是至今张仲景对于中医界的影响依然很深。 2024、12、14 _; @4 ?; t8 |7 Y( \9 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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