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大棋，薛和昉紧跟主席救中医

一盘大棋，薛和昉紧跟主席救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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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f3 x' E/ e4 Z5 c5 O6 w% k我在2010年出版了《中医近现代史话》（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对这段历史有所披露，但是当时掌握的资料不全，不了解去调查政府卫生部工作，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建中医学院，让西医学习中医建议的人，是第一任中医司长薛和昉先生，他当时在国务院工作，是习仲勋直接领导的部下。
薛和昉之所以有这些建议，与他曾经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又是习仲勋的秘书有很大关系。
' C, d- T, V/ |薛和昉功成不居，在中医研究院建立之后，走出了卫生部中医司的深宅大院，来到初创的中医研究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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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 }) ^( @4 l9 W下面是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之中的部分资料，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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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前后，毛泽东为例纠正歧视、限制中医的政策错误，先后撤消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一石激起千层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取消中医思潮，得到了有效遏制。治顽疾需要猛药，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把医治历史错误的板子，打在功勋卓著的革命老干部身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卫生部连续出台了几个有关中医管理的文件, 对当时中医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这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其主要精神就是让中医进修西医知识，然后严格考试淘汰，两者互相结合，促使年轻的中医改行，成为西医的助手；让年老的中医学习西医知识，学不会的取消行医资格。这样一来，全国可以“依法行医”的中医数量就大大地减少了，因不合格而被取消的中医达90%左右。

这一系列的规定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中国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如关于学历的规定，对中医函授教育、传统的师徒授受、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一概不予承认，只有在私立或公立3至4年制中医学校毕业者，才发给中医师证书。而当时的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的几十万中医中，具有这种正规学历者为数极少。新出台的《条例》尽管还承认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中医师证书，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1936年公布的《中医条例》基本上没能实行，取得中医师证书者自然寥寥无几。

《条例》规定，本条例公布前，经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考试及格，发给中医师证书者，可以承认其中医师资格。那么，各地是怎样进行中医师考试的呢？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统计表记载，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不足10%；其中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

为什么中医师考试的合格率这样低呢？因为组织考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也就是从科学化出发，要用科学知识要求中医师“达标”。那么，怎样才是达标呢？“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比如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两个肾脏，“左为肾，右为命门”，只要这样回答问题，就是错误的。并且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又把一些中医排斥在可以参加考试之外。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及格率在10左右。这样考试的结果，全国中医开业人数骤减，中医队伍锐减。也就是说，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建国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张亭栋先生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

当时按照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举办了许多中医进修学校，这本来是提高中医业务的一项措施，但是其课程设置并不是突出中医知识，而是以西医的基础医学为主，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还有一些属于预防医学的知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关系到诊治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培训，也是西医的内、外科、急救学、组织疗法；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其中一些学校开设的针灸疗法，还属于中医的范围，其他课程基本没有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为中医补习西医课的进修教育，而不是提高中医自身知识的进修教育。很多年轻人学西医知识之后，就摇身一变改行成了西医；年老的中医人员学不会那些西医知识，通不过考试，就被取消资格，失业在家，有的人甚至想不开，寻了短见。

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医成了“无后”的行业。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联合诊所，或者到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治病。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而参加工作。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郊区、矿区原来的医药空白区，已由经过进修的中医组成了42个联合诊所，解决了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为中医进修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许多教师提出了改进意见。如无锡中医进修班许济弘老师，他虽然是主讲肠胃传染病学的西医教师，却建议说：“无锡中医进修班所采教本，大多是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所编的，内容完全是科学化的新说，这原是很正确的，不过药理学和诊断学也全盘西化，对于经专家证明的一部分有效中国方药，以及中医独擅的舌苔学等，都摒而不论，这种偏向，非特有违‘中医科学化不是西医化’的进修宗旨，抑且中医进修后，仍名中医，治病时，仍需应用中国方药（不过可以参用西药罢了），而在进修课程中，竟无中医学或科学中医方剂学，岂非和实践相脱节吗？所以我建议医政当局，应将一部分中医进修教材中，兼采有科学价值的中医方药或治疗（尤以药物学为甚），以利过渡时期的人民需要。”

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因为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以西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改造现有中医的教育。著名中医专家任应秋先生对这种教育提出了异议。他解放初任重庆市第一中医进修班教师，他指出现有中医的素质是很低的：“这样低下的文化水平的中医，就连所谓‘不科学’的那一套中医理论都极其浅薄而幼稚。因此，欲使其参加校或班的进修，实有先予补习旧的理论知识的必要，尤其是关于中医的临床治疗的理论知识，应先给予充分的补习，例如中医在临床方面之所以能灵活运用方药，解决问题，全凭着对病人有机整体的综合分析是否正确来决定。------但是由于一般中医文化水平的低下，具有掌握这种认识疾病的体系概念的技能，为数并不多。而这种体系概念，实为中医临床治疗的最低要求，这也就是中医的原有基础。若此最低的原有基础而不具，便无从进修提高，像这样的中医在进修教育里，可能是西医既不懂，中医也不懂，白费时间，无所获益。”

任应秋先生发表在《北京中医》杂志上的《我对中医进修教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文说：“中医通过进修以后，在预防工作方面获得一些成就，是不是便等于丰富了中医医学，而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经验，逐步进入更科学化？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相反的，在个别进修教育过程中，还存在有‘中医西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在进修中的中医们的思想弄得一团糟，比较有中医学基础的，被‘不科学’三个字吓退了，而发生动摇；中医学基础较薄弱的，便‘尽弃所学而学焉’，干脆摇身一变而为‘西医’，即被一般叫作新江湖医生。这种新江湖医生，他们无论私人开业或参加联合诊所，信手处方便是醋柳酸、辛可芬、乙酰氧乙本胺等，甚至随手便使用青霉素、链霉素一类抗生素药，中药的处方，只字不提了。”这种现象绝非只发生在四川，在全国各地也是很普遍的。

中医西化的原因除了教育引导不当之外，中医内部多数人自认了余云岫的观点，以为中医理论已经“陈腐”，由此而产生了悲观情绪和没落意识。某著名中医教授在“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影响下，于1953年撰著《中医学术研究讲稿》，其中充满了对中医理论按西医标准进行评判和改造的论点，他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亦无碍于中医之发展”。他对中医的呼吸理论、脉搏机制也完全按西医的解剖生理为是非标准进行批判。笔者在这里翻开这些陈年旧帐，并不是要追究谁的历史责任，而是用以揭示当年中医学没落到了什么地步，只是为进入“末法时期”的中医学感到悲哀！因为从王清任《医林改错》用解剖实证的方式，作为评判中医脏腑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开始，就为后世否定中医的脏腑理论留下了伏笔，这位著名中医专家的错误认识可谓渊源有自。

总之，新的中医不再产生，原有的中医要接受学术改造，不接受改造的或改造不好的则被淘汰，这是大力推行《中医师暂行条例》和积极倡办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双管齐下”期在速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措施使广大的中医陷于被轻视、歧视的境地，使中医事业受到严重的排挤和限制，甚至面临着被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团结新老中西医”的卫生方针势必不能被很好地执行，中医学术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纠正歧视、限制中医错误的契机，完全出于人们的意料，几乎是一个意外，是毛泽东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三反五反”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看了白学光写的一篇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报告后，联想到其他政府部门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于是，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那么，这个打报告白雪光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写一个报告给毛泽东？

白学光，1914年出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在地下革命、军事政治、新闻宣传、科技管理、党务工作等多个岗位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曾任苏鲁豫边区书记、济南市、兰州市市委书记，《大众日报》、《解放军报》报社社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军委卫生部主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中科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副部级待遇。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95岁的白老先生仍然捐款5000元关爱灾区。

2005年，白学光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仍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为人们作了题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着眼，从提高党员素质着手，搞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党课报告。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作者王龙，对于白学光当年给毛泽东告“御状”这件事很有意见。他在文章里以醒目的文字写到：“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他说，正当贺诚（1902——1992年）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

王龙先生的叙述，是站在为贺诚先生立传的角度写的，有根据，也有观点。我们是站在毛泽东救中医的角度来写这一段历史，我们收集了许多不同的资料。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委党组于1953年检查了卫生部的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先生(1908—1985)，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老革命。

1949年1月北平解放，钱俊瑞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不久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又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接着被派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2年底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10月改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任政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这时，他先后发表《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等文章，系统阐述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同时，他还长期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秘书长，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钱俊瑞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关押达8年之久。1975年5月获释。1978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主持制订《1978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发起建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被推选为会长。

毛泽东听了中央文委的汇报后，对卫生部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指出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卫生部门的错误。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医界听到毛泽东的指示极为兴奋，他们联想到蒋介石当年对于请愿的中医代表，多次耍两面派，忽明忽暗地支持取消中医，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中医的命运。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国家最高领导毛泽东不但亲自过问中医问题，而且对于阻碍中医事业的错误政策，大刀阔斧地予以割除。因此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地说：“现在中医可真正得到解放了。”纷纷表示，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早在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上，就开始纠正错误中医政策了，后来事情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公开批判王斌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再进一步撤销他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把一项政策错误的历史旧账算在一个人身上。今天看来这是不太公平的，因为王斌不仅是一个老革命，他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是个人观点问题。当然，在他管辖的范围里，他也“很认真负责”地贯彻了他的错误主张，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对于不少中医的生存也造成了困难，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医界对于他把中医当成封建医的所谓“马列主义观点”，是非常痛恨的。

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在总结卫生部过去4年来的工作情况时，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广大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我们对中医常常片面强调他们的缺点，没有看到中医是我国宝贵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产生轻视和歧视的现象。”指出“以上缺点和错误说明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政治领导薄弱。”

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决议》强调必须采取下列措施，以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

（一）在各级卫生人员中，普遍进行关于团结中医政策的教育，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

（二）各级卫生机关应酌情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建立和加强管理中医的机构。各大区、省（市）均应在最近期间召开一次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

（三）保证中医的正常开业。中央卫生部原已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应行修改。联合诊所中，并行实行按技术、劳力取酬的工资制度，其内部成员的关系不能视为劳资关系；

（四）中医进修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进修内容应交流中医临床经验，同时学一些必要的西医基础医学知识和政治知识；

（五）对成药管理应制订妥善办法；

（六）举办中医药研究所，扩大针灸研究工作，举办针灸训练班。为防止中医经验的失传，对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年老中医，应用通讯和访问等办法，把他们的经验记录下来，鼓励他们传授。在西医中指定有研究能力的人研究中医学，吸取其合理部分；

（七）健全中医团体，加强领导。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

上述各项措施既重申了党的正确中医政策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指示精神。 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与指示，1954年6月29日由刘少奇主席对卫生部进行了传达。

后来，卫生部纠正歧视中医错误，变成了批判王斌个人的错误言行。

王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与贺诚既是四川老乡，也是革命战友，而且都是从东北卫生部先后来到中央卫生部任副部长的。当然，贺诚比王斌大7岁，参加革命也早得多。王斌是从“白军”张辉赞那里被俘虏、转变过来的医务人员。

贺诚在1925年入党，1926年贺诚领导学生运动，被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忌恨，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后来果然不许他毕业，经与陈毅彻夜长谈，到广州参加革命。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开“达生医院”掩护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医院里的所谓“传染病房”，就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医院的主人便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在除掉变节的叛徒之后，贺诚受周恩来直接派遣，来到江西苏区，一直担任红军卫生部门的最高领导。陈毅腿里的子弹，也是他在长征开始前亲自取出来的。长征路上，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肿，高烧昏迷几乎不救，是他和王斌等四、五位医生一起会诊，并且由王斌和另一位从“白军”张辉赞军队里转化过来的军医李治（他日后也成了共和国的将军），一起治愈的。对于周恩来的正确治疗，主要依靠的就是外科军医王斌的准确诊断。

王斌与贺诚就是这样的“革命加同志式”的关系。在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1936年贺诚护送王稼祥到苏联疗养，至解放战争时期贺诚才辗转回到国内。王斌在抗日期间就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卫生领导工作，并且对于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受伤落下残疾，他还深感遗憾。建国后，贺诚很赏识王斌的工作成绩，所以把他举荐到中央卫生部工作。

有资料介绍说，王斌(1909～1992年)是四川兴文县人，著名外科专家、也是医学教育家。少年时去成都求学，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赴井冈山，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一军团医院医生，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育主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兼保健医生，陕北延安卫生学校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中，任18集团军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是我军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1950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领导和担任了抗美援朝前线广大伤病员的救治任务。其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并曾任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所以要批判王斌，是因为他在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东北卫生部部长的时候，于1950年在《东北卫生》第1卷第9期上发表“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一文,文中将中医说成是“封建医学”，中医是“主观观念论”，“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他主张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他因为政治理论水平高，才能写出来这样“高水平”的文章，被一些人当作“马列观点”看中医，因此广为流传。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将王斌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毫无前途而意志日趋消沉。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他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某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以实行促使中医“改业”。

《健康报》还发表了“认真进行中医政策的学习”的社论，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开展。《社论》说，1954年“党和人民彻底地揭露了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思想根源，指出卫生部门轻视党的中医政策的行为，是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是卑鄙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表现，党和人民的这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正确的，使我们大吃一惊，恍然大悟。这种鞭策，对于我们是一种有益的教诲，使我们认识到，不坚决地向那种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医政策就不能真正贯彻实现。”

《新中医药》杂志，在195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华东暨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期间，60位中医代表各自的发言摘要，由此可见贯彻中医政策的号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动起了捍卫中医科学性的风潮。

1954年2月4日，《健康报》发表了署名朱莹的文章“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并发表了社论：《积极参加批判王斌轻视中医的思想斗争》，《社论》说：“在我们报纸上公开地展开这么一次思想批判，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卫生部门的思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胜利，也反映着1955年之始全国卫生工作胜利的开端。全国卫生工作同志应该特别重视和关心，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社论》强调，不能认为党中央做了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之后，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许多人在对于过去中医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极端恶劣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心里的表现，还不能深刻认识，还不能服气。有些人还有声有迹地边打侧敲；有的人虽然‘声’消了，‘迹’匿了，而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党中央三令五申之后，中医工作算有了‘起色’，但是，许多工作中新的、变相的轻视歧视言论和做法还在发生，他们，消极地对待党的政策。有的中医工作形式上建立了，但还不能迅速推进。这是轻视的‘根’的问题。由此也可以想见，阳奉阴违、形式主义、‘抬起来打’的新问题，就将可能在新的情况下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因此，这一批判运动的任务，要解决思想的问题，所以这一批判是十分重要的。”

《社论》文章回顾了轻视中医的历史，尤其是在政策上的轻视中医，“是根本性的错误”。王斌的错误在于“他创造了消灭中医的理论”。

《健康报》的社论揭开了批判王斌错误认识中医的序幕，一些中医杂志进行了转载，批判文章时见报端、杂志。1955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情况的综合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

1955年，上海名医张赞臣在《健康报》发表了《要肃清王斌歧视中医的思想必须追朔历史根源》一文，文章追朔了余云岫等人歧视、攻击中医的历史，认为歧视与限制中医，是一股由来已久的邪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文章还说：“我个人过去虽然参加过中医（反废止）斗争工作，为保存祖国医学遗产尽过一份力量，但在解放以后就没有坚持下去。对于卫生当局歧视中医、违反中医政策的措施，我也敢怒而不敢言，没有能及时揭发出来，并且对中医工作产生了消极观念。现在卫生部门逐步在纠正过去的偏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无比的惭愧。今后一定认真学习政策文件，学习马列主义，要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肃清自己的错误思想，纠正自己的错误行动，并进一步学习巴甫洛夫学说，更好地为中医工作而努力，为祖国卫生建设事业而努力！”张赞臣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具有代表意义的论文。

邓广仁也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一文，以大量数字说明，限制中医政策给中医事业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这场批判斗争愈演愈烈，至1957年的时候，王斌的错误已经被“拔高”成“反动言行”了，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

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可见这场批判斗争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脚下。贺诚诚恳地说：“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的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1953年，卫生部公布的对于中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业已先后开始实施，就有从各个角度来的批评意见反映到卫生部。正当的态度应当是虚心地考虑批评意见，承认错误，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我当时却认为‘中医问题有什么了不起？’便把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顶回去了。更为严重的是，1954年冬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后，我曾经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如果错了，不会是方针性的错误，也只是执行中的偏差，或下级的错误，甚至继续寻找根据，坚持中医‘落后’和‘不科学’的见解。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自然就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更不会虚心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实际工作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贺诚副部长的检查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他甚至真诚地把自己内心里的“活思想”也交代了出来，他说：“把中医问题只视为技术问题，自以为自己懂，党未必清楚。”然而，有人并不认可。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 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因此，文章说：“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贺诚副部长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党组书记和副部长被免去了。但是，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党和政府并没有轻视，1958年，在他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时候，他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历史问题“老调重弹”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老中医在这个时候也被迫害，石家庄用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经验的创立者郭可明，就被迫害致死；朱良春先生尽管谨尊师命“三缄其口”，也被关了起来。这样的辛酸往事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贺诚副部长是幸运的，他的骨头很硬，他于1972年，在太原市北郊的干休所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贺诚的信，唤起了毛泽东难忘的回忆。毛泽东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老革命，在自己的晚年仍然壮心不已地说：“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提笔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1975年，贺诚女儿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把情况回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在1972年批过的信调过来，重读一遍，写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王斌作为具体的个人，有功有过，需要正确评价。中医药事业如果摆脱近代以来的不幸命运，就必须有一个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进行推动，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纪念。在这个扭转的变革之中，或许难免要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是一件“祸福依存”难于避免的事情，也是一个复杂事情的复杂过程，真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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