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几件大事，拯救了中医命运

曹东义

70年前几件大事，拯救了中医命运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文化研究院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余云岫作为上海的代表，参加了中医座谈会，他关于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代表的共鸣。大家普遍认为中医需要科学化，因此要办中医进修学校，要学习解剖生理知识、学习细菌学，而不是继续培养新中医。

中医命运因此而出现了逐渐消亡的危机。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因此，认为中医需要科学化，需要学习西医知识，举办“中医进修学校”，就是希望提升中医的科学水平，让青年人到北京医学院进修，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1953年4月3日，这一天毛主席做了一个批示，并且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由此，周恩来总理落实毛泽东批示，由习仲勋、薛和昉领导和实施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这才有了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震惊天下的行政措施，并且让一向看不起中医的西医“学习中医”，建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表彰中医临床成果，这一系列的事迹，见于曹东义2010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近现代史话》，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最近又推出了《中医大变局》的影视剧本，送请多位专家、领导、同道审阅，得到广泛鼓励和帮助。

后边连载部分文稿，供大家参考。

2025、2、18

《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中医大变局》

第六幕、石家庄流行大脑炎，薛和昉请郭可明会诊苏联专家

第七幕、请章次公进京、诊病、与毛泽东会谈

第八幕、薛司长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

第九幕、薛司长建议成立中医学院、培养高层次人才

第十幕、习仲勋请薛和昉回国务院、建议吕炳奎来京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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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批语_智圣文库_中华智库园 http://www.zhzky.com/news/?6783.html

1953年4月3日就白学光的报告写了如下批示：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1953年4月3日[1]。”
毛泽东这个批示犹如一声春雷，震破了笼罩在中医界上空的沉闷空气，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

[1]天津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毛泽东同志论医药卫生工作内部发行 1960：16-17

二、

尚昆同志:

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毛泽东
四月三日

三、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的通知。

毛泽东
四月七日

嗣后，一定要校对清楚，不要再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209页

对于执行毛泽东的批示，杨尚昆搞错了，把“付诸施行”，搞成了“讨论施行”，毛泽东见状，在第四天（四月七日）又一次加以纠正，并且强调“不要再错”，可见其非常认真，绝对不是一时生气发脾气的决定。

原注释：

注释
[1]本篇一、二是阅白学光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关于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给贺诚并黄克诚、萧华的报告后的批语。
本篇三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同年四月六日印发的毛泽东的批语(即本篇一)上，题为《毛主席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指示》。
白学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贺诚，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政务院卫生育副部长。黄克诚，当时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2]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这个报告，指白学光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关于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过去部队卫生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
摊子摆的太多，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
第二，
领导不集中。贺诚部长经常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几个部长很少在一块研究工作，虽然有分工，但形成分家的现象，这样有些问题推来推去就误了事。
第三，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医疗事故多;二是严重浪费;三是成分复杂，各单位领导水平不高;四是许多干部(不论政治、行政、业务)不安心在卫生部门工作，卫生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210页）

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不能很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针对以上问题，白学光建议:第一，紧缩组织。第二，贺诚部长回到军委卫生部坐镇。第三，认真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第四，希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加强对卫生部门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实一批必要的骨干。

[4]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6:54" t5 T/ n) l" Z
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批语_智圣文库_中华智库园 http://www.zhzky.com/news/?6783.html( U0 i& y6 G) a! n8 k! L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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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

主要出场人物
毛泽东、1周总理
2、习仲勋（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3、彭德怀（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黄克诚（1952年1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
5、胡乔木（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6、贺成（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7、薛和昉（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后兼中国中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于1954年至1956年间在全国主持筹备并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四所中医学院（现都已更名为中医药大学）。
8、路志正，1952-1973，在卫生部中医司工作
第一幕：周总理在办公室布置落实毛主席批示

首先，电影开篇，用字幕打出：“1953年4月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开紧急座谈会，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镜头一开始，周总理就说：“毛主席昨天有一个重要批示，请我和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阅办”，下面就请胡乔木同志宣读毛主席的批示。
胡乔木开始宣读，然后逐渐过渡到毛主席的画外音：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成各同志：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的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1）请彭、黄主持，在军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2）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到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做出这样有条有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的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毛泽东。”
胡乔木阅读完毕之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主席对我们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推测和建议，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责任，尤其是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主席提出的问题很严肃，我们一定要‘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认真研究，抓紧改进和落实。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军委卫生部贺成部长首先说，主席这个批示首先指出了我们军委卫生部的错误，我很痛心。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但是却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这个批评我可以接受，但是需要我进一步深刻反省和思考，以便有利于未来的工作。
彭德怀（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说：“我服从主席的指示，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黄克诚（1952年11月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1954年兼任国防部副部长）说，我执行主席和彭总的指示，一定能够落实到位。
胡乔木（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我不像总理和彭总那么忙，但是，我对医学是外行，可以协助做好有关工作，不能独立担此重任。
习仲勋（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说：
虽然我去年才从西北局到中央工作，但是，主席这个批示我一定认真落实。
周总理：好，既然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就由习仲勋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当然你本身也有很多繁忙的事务，需要有一个“专职负责人”来做好有关工作，应该首先建立调查组、查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然后我们再一起沟通，进行逐项落实。
周总理话锋一转：习仲勋同志你觉得有困难吗？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推荐吗？
习仲勋：我身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不二人选”，他就是薛和昉同志。
周总理：奥？你说说看，这个薛和昉我有些印象，但是不是很熟悉。
习仲勋开始介绍薛和昉先生。说他从北京辅仁大学医学专业毕业，然后在陕北组织地方红军游击队，到后来在陕西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从西北局跟随我到了国务院文卫工作，这个人懂医学、做事能力强，政策观念也很强，能担当这项重任。
（电影画面配合习仲勋的介绍，展示薛和昉成长过程，以及主要经历，内容参见愚公先生的有关描述）
周总理：好，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派他带领工作组先去卫生部了解情况，然后回来汇总情况。

第二幕：习仲勋派薛和昉带队到卫生部调研
临行前，习仲勋在办公室与薛和昉交谈，调查应该如何进行？尤其是贺成部长思想上还没想通，你要多注意工作方式，治病救人，说服教育，有利于未来的医学事业。
薛和昉带领工作组来到卫生部进行座谈。
副部长贺成、王斌面色很不好看（他们都是外科大夫，为国家工作多年，立有大功），而且摆出来很多理由。
薛和昉：各位部领导，我受周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习仲勋同志委派，前来与大家座谈，以便落实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批示，看看谁先谈一下？
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党外人士）部长：
感谢党和政府关心卫生部的工作，我们卫生部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1950年8月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深入贯彻毛主席为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所以我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报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问题”，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并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个新方针。
贺成副部长、党组书记：
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这些文件，都是政务院批准颁布实施的。
王斌副部长：
我在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东北卫生部部长的时候，调查发现中医大都是学徒出身，识字不多，没有学历，素质很差，不懂解剖、不认识细菌、药物也没有实验依据，（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他们不知道血压、血球、循环、呼吸、消化、泌尿，这些原理都不懂，有人说他们是关门称帝的封建医、旧医。
我于1950年在《东北卫生》第1卷第9期上发表“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一文,我主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要把封建社会产生的中医逐渐科学化，因为中医是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主观观念论”很重，“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因此我主张用唯物主义的西医知识提升中医的科学性，将中医训练改造之后，改称“医助”。有人说我的文章，是用“马列观点”看中医，受到一些地方的重视。1951年8月上海市卫生局就把我的文章，列为“医务工作者学习资料”广为散发，使广大中医师认为自己需要学习西医知识，许多青年中医在上海市卫生局号召他们参加市政建设时，被分派担任了“助手”。上海的医学院还接收了大批中医成立内科专修班，很多中医走上了科学道路。
主张《医学革命》的余云岫先生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余云岫先生代表上海医学界带来了《处理旧医问题》的提案，会后他整理的文章《团结》，刊登于《医药世界》1950年10月，第5卷第1期，这很好地说明了建国后如何对待中医的方针。
贺成副部长：
1950年8月7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余云岫作为上海的代表，参加了中医座谈会，他关于中医“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代表的共鸣。大家普遍认为中医需要科学化，因此要办中医进修学校，要学习解剖生理知识、学习细菌学，而不是继续培养新中医。
薛和昉：你说说，与会代表、中医专家是怎么认识、评论中医的？
贺成副部长：
这里有一份资料，记录了大家的发言情况（随后拿出开一塔的资料），我们就是根据大家的意见，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1月30日，卫生部发布《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1952年10月4日，卫生部发布《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这些文件都先后得到贯彻落实。
因此，中医需要科学化，需要学习西医知识，我们举办“中医进修学校”，就是希望提升中医的科学水平，让青年人到北京医学院进修，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薛和昉一边听，一边记录。
回去见到习仲勋，讲了这些调查问题，习仲勋也感到问题很大，需要向周总理汇报，并且指示薛和昉到各地走走，听听老中医和大众的意见。
愚公先生写的调查报告有很多内容。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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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仲勋（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 ...

第三幕、周总理听习仲勋、薛和昉汇报
在周总理办公室，习仲勋、薛和昉汇报到卫生部的调查情况，胡乔木（1950年至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在一旁听汇报，并不时发表评论。
习仲勋：
总理，薛和昉同志带着工作组到卫生部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我们通过研究觉得主要是如何看待中医现实作用与未来价值方面，他们没有正确理解毛主席和政府对于中医问题的方针，因此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偏失。具体情况，请薛和昉同志向您汇报一下吧？
薛和昉：
总理，我觉得卫生部在制定中医政策的时候，由于受到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座谈会的不良影响，才出现了偏颇和失误，中医界对此有很多意见和不满，有些人敢怒不敢言，严重影响了党在中医心目中的形象，认为比国民党对待中医更刻薄。
周总理：
有这么严重吗？我没参加中医的座谈会，但是大概知道他们参加的人员有30来个人，这些人之中，西医不少，中医人数偏少，他们对于中医的看法，也许不全面。你详细谈谈这些人都谈了些什么？
薛和昉：
当时参加中医座谈会的有李德全部长、贺诚副部长、还有苏井观、林士笑、白希清、鲍敬恒、钱信忠、鲁之俊、周越华、王仲英、穆少卿、王华杰、李长春、叶劲秋、陆渊雷、袁平、汪绍笙、徐巩伯、唐构宇、谢炜南、李斯炽、张君斗、戴笙三、龚志贤、李精权、范英田、高仲山、曹靖宇、陆观虎、赵树屏等三十人。列席有谢汇东、卢晓等。
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尽管代表面比较宽泛，不是单一层面的人员，但是座谈会达成的共识，却不太合适。会上，中央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首先发言，她说：“大家辛辛苦苦，来自各方，都是诚心诚意来研究中医问题，我们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过去反动政府不提倡团结，那时许多医务人员，有的是为生活而工作，也有的是为大众服务的。今天全国解放了，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使全国人民不受疾病的侵袭，乃是我们的任务。怎样做才对呢？我想应从本身做起，参加预防工作，站在医务工作者的立场，尽一切力量，预防人民不得病，这是最好的。苏联现在已不发生鼠疫、霍乱、天花了，我们应向苏联学习。向苏联学习也是中医的任务。”
胡乔木：
李德全(1896-1972)部长是冯玉祥先生的夫人，她出任卫生部长本身就意味着“大团结”，她的话也说到了点子上，民国时期无论政治，还是军事、学术，很多领域都不团结，中西医之间的矛盾更不是用“不团结”就能概括得了的。
薛和昉：
李部长接着说：“由于过去旧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我们中医的不团结、不科学。今天虽然解放了，但还不能一下子转变过来，一切是基于我们全国的经济情况的。毛主席曾谈过，经济转好，尚须二三年，我们中医的改进，也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医数千年来存在于中国，但我们中医并没有把这数千年的经验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整理。这也是反动派造成的。苏联以前也有旧医，革命胜利后，即逐渐走上了医学科学化的道路。在中国呢，也希望中医能够把中国医学科学化，使自己提高一步。同时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把人民的健康事业搞好。这应该说是我们的共同志愿，也是人民的希望。”
习仲勋：
由此看来，李德全部长没有批判国民党政府20多年忽明忽暗的反中医政策，而认为他们只是“不提倡团结”。指出新中国的中医依然和过去一样“不团结、不科学”；中国要象苏联那样逐渐取消“旧医”，完成医学科学化，这样的“带头发言”为会议构架了一个基本框架。
薛和昉：
南京中医师公会第二届理事长汪绍笙，他紧接着李部长的话，他谈论中医的问题也影响了大家的认识。他说：“中西医过去主要是彼此都很高傲，因而产生了不团结的现象。余云岫批评中医近于巫神，在形态上看还是有的。不过中医的阴阳表里，也的确很难了解。现在解放了，中西医的心理也都改变了。应把中医经验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很好地加以研究。我是主张中医科学化，但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胡乔木：
不知道余云岫是否在场，但是他中医像“巫神”的错误观点，竟然得到了汪氏公开的赞同，这让在一边的参加会议、中医组的同志们很伤心。而让一贯反对中医的余云岫心中大喜，觉得中医组里有了自己的“知音”。汪氏惟恐中医界自我改造不彻底，因而特别强调“不主张中医科学装饰化。”
薛和昉：
是啊，在建国前就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上海名医陆渊雷先生，尽管心中未必畅快，但是也尽快表了态，他说：“听过部长的报告，我的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中医只有治疗，是没有预防的。现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进展，仅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但有了很大发展。今天上海的中医对于预防工作，已经很愿意去工作。我是中医，不主张消灭中医，而主张把中医科学化。至于中西医的名称问题（按：当时有人称中医为‘旧医’），我并不坚持意见，只要把中国医学的种子传下去，就可以了。改进中医的主张，在二十年前我就提出来了。南京国医馆成立，整理中国医学大纲草案，我已拟就，但未能发表。现在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去我过去的几本书以外，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办法也整理出来一些东西，将来可以提供给政府。再产生的中医，也不是旧形式的医生了。应该使中国医学，供献给社会。”
习仲勋：
陆渊雷先生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消灭中医的政策，奋斗了二十年，功勋卓著。他回去后不久就病逝了，上海中医名家章次公先生，曾经为他写了一个挽词：“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卓尔出群，渊雷而已。今乃奄然殂化，芳流歇绝，不其惜乎！我百不相如，齐名忝窃。自陆云亡，章之精神面目，亦随之而俱去。”
胡乔木：
陆渊雷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他说中医没有预防、不讲预防，这是很大的错误。中医预防疾病的思想起源非常早，《黄帝内经》就提倡治未病。
薛和昉：
是的，中医在宋代发明的人痘疫苗，也是预防“免疫思想”哺育出来的“科技成果”，它很难形成于大讲隔离的西方。英国的琴纳把中国人痘疫苗技术进行吸收、改良，才创造了牛痘疫苗，是一个吸收中医思想和技术的再创新过程。巴斯德进一步改良疫苗方法，才有了大规模的“预防医学”的诞生。当然，这些中医学的古代成就，现在知道的人不多。陆渊雷先生前一天刚把建立中医学校的建议刚递上去，看到中医“大势已去”，再坚持己见，不仅是“不识时务”，而且还有可能给自己引来预想不到的后果，只好“思想上改变了不少”，从团结大局出发，订立回天无力的“城下之盟”，实在是出于无奈也！
周总理：
还有哪些中医代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薛和昉：
黑龙江中医高仲山说：“从十几年前反对余云岫的主张时，我就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可是现在，中医还没有什么成就。科学是有规律的，有效果的，中医的主要特点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而中医的优点，只是经验秘方。这样停止在现阶段的现象是不对的，社会有一定的发展规律，人民进步得很快，如果仍用旧的，是不会使人民愿意的，毛主席说要有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胡乔木：
可以看出高先生的发言，对于理解毛主席的论述有问题，不仅是他“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的观点有缺陷，而且对于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很狭隘。毫无疑问科学是要发展的，科学的发展不是以新旧来论是否先进的。
习仲勋：
是这样，中医学是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发展的，并不是“几千年文字理论毫无进展”。
薛和昉：
中医的发展不是按照西医解剖实证的道路前进的，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达到诊治疾病、养生保健的目的。中医学在外在形式上的“稳定性”，是其具有“普适性”的一个特征，也就是中医学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靠着这样的“理法方药”体系，可以安全有效地解决大多数疾病的防治问题。而不是象“朝令夕改”，“昨日之是，今日之非”那样地“日新月异”。日新月异正是不成熟的表现。
胡乔木：
辩证唯物主义论述事物发展规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否定之否定”。中医学走过几千年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规律，不难发现既有“否定之否定”，也有“肯定之肯定”，而且是以“肯定之肯定”为主线，以“否定之否定”为辅助的模式，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薛和昉：
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的李斯炽说：“中医的学问，也是相当复杂的，是先有实验而后说明的。中医医案，都是什么病治好了就传下来，而没有把治死的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治好的呢？这只是经验。张仲景知道强心可以利尿，这种经验是合乎科学的。我主张要看经验长处，不要只看理论而抹杀它。”
习仲勋：
李先生是维护中医的，但是这种维护也是以牺牲理论为代价的，因为，很多医生都认为中医理论“陈腐玄虚”，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
薛和昉：
河北省涿州的袁平说：“中医数千年来作治疗工作，如果没有什么价值，根本早就不会存在了。中医在病理方面，诊断治疗方面，也都是累积的经验。”
周总理：
这就对了，袁先生看到了几千年中医积累的经验，也强调了这经验的可靠性，但是，中医不仅有经验，而且有指导理论，有实用技术。在现实的环境下，似乎只有中医的经验是可以强调的，其他的都不能说了，应该成立相应的机构，加强对于中医理论的研究。
薛和昉：
总理说得对，今后建立一个权威的国家中医研究机构，是很必要的。
周总理：
毛主席也说过这件事，看来需要尽快行动起来，薛和昉同志要尽早拿出可行的方案，我们再一起讨论。
薛和昉：
我一定尽快落实。与会的甘肃省兰州市的王仲英说：“西北药材多，医生少，在西北中药贱，西药贵。应该设立中药药厂，办医院。因为西北不如上海、北京西医多。”
习仲勋：
王先生说的是实话，也应该说。这是很务实的话，有利于西北经济发展。
周总理：
习仲勋同志虽然到中央来工作了，但是还经常考虑西北工作的特殊性啊。
习仲勋：
也许是这样，遇到西北问题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啊。
薛和昉：
来自广东番禺的王华杰先生说：“过去政府只来看热闹，根本没有想到人民健康事业方面，个人出风头。也为了升官发财。冯焕章先生早主张中西医好好研究中国中医。可是过去反动政府无力实现，也不能实现。中医做好预防为主，应先进行训练。中医科学化，是否用进修办法，就能完全解决，尚得好好研究。”
胡乔木：
王先生说的也是实话，中医科学化单靠进修未必能够实现，但是中医进修之后可以进行预防接种，可以有利于提倡大搞卫生运动。
周总理：
看来，卫生部过去的工作，在中医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上，的确有很多不足，今后应该弥补这些。
胡乔木：
总理说的是，看来卫生部的主要领导在如何看待中医的问题上，有思想问题，依靠他们传承发展中医，不一定能做到。
周总理：
卫生部领导班子调整的问题，还需要从长计议，也应该请示一下主席，看看他是怎么考虑的。
习仲勋：
我觉得卫生部领导班子调整的问题可以稍后考虑，目前急需加强对于中医的引导和管理，这个问题请总理再考虑一下。
周总理：
习仲勋同志的这个建议很重要，我觉得可以首先建立中医司，物色可以担当重任的同志把中医工作抓起来，很多事情千头万绪，刻不容缓。
习仲勋：
总理，我觉得薛和昉同志可以临时负责这项工作。
周总理：
好，你的建议很好，看来我们上次会议，你建议由薛和昉同志带队去卫生部调查，这个人选提的好！中医司人事安排，需要民主集中制，薛和昉同志首先是临时负责，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考验，如果大家觉得他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再正式任命。
习仲勋：
周总理知人善任，而且做事稳妥，讲究原则，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薛和昉：
感谢领导信任，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我试试看吧。有了困难，我再向各位领导请示、汇报。
周总理：
薛和昉同志，还有其他中医代表的重要意见吗？
薛和昉：
浙江嘉善县的叶劲秋说：“在我看来，中西医高明的人少，看不起中间落后的中西医，故此不能团结。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中医是最需要科学理论的，其简易有效的方法，如火罐、灌肠，应注意加以研究。总之，有价值的东西是打不倒的。”
胡乔木：
叶先生尽管很笼统地批评了中医与西医的不团结，并且把原因归结为“中间落后”者不虚心所致，但是他认定“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一下子就把中医的学理地位降低到需要“科学化”的地步。并且他说“经验未必可靠”，值得研究的内容只剩下“火罐、灌肠”等简易有效的方法了。
薛和昉：
四川巴县的龚志贤说：“首长指示，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中西医过去不团结，是由于封建社会造成的。现在中西医可以团结了，因为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一个共同的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中医学术有经验，但是由于旧社会的束缚，因而不能进步。但是中医有群众的信仰。中医今后要参加卫生宣传和预防工作，是事半功倍的。中医要改造，使中医走上科学化。各地要迅速举办进修学校。”
习仲勋：
龚先生虽然说到了“中医学术”，却只重视其中的“经验”，并且紧接着就来了一个结论“不进步”，所以就只有“中医要改造”，走“科学化”的唯一道路了。
周总理：
中医代表的话，难免会影响了贺成、王斌等卫生部领导对于中医的看法。
薛和昉：
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副部长说：“在全国卫生会议上来谈中西医团结问题，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健康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大家都参加到全国的保健工作中，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准。中医在历史上有许多成就的。过去的中医，缺乏辩证和研究的精神，这一点也不能否认。今后卫生机关多了，希望中医的各位先生们，能参加到政府的工作中来。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为使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刚才有几位同志讲过，中医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和理论，如何用今天的科学方法，给以证实和说明，过去所做的，实在不够的。为使中医成为现代的中医，就需要补充科学知识，走向科学化。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讨论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研究才对。中医学校问题，我们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如果办，那么需要将现代的科学和中医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为了解决中医的各种问题，中央卫生部设了中医科。为了更多做些事情，想把中医科扩大些，使各大行政区、省、市，也都有中医的行政组织，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来管理中医事情。这样，对于保健事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求中西医团结得更好。只有提高，才能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很重要的。关于余云岫的问题，不应太狭隘，我们应该请他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以便使我们的意见一致起来，共同为人民健康事业而努力。”
胡乔木：
贺诚虽然是卫生部的副部长，但是由于他长期以来一直掌管着共产党军队的卫生工作，他在解放初期受毛泽东委托出任卫生部副部长，实际上主持卫生部的日常工作。他的谈话具有总结和指示的意义，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薛和昉：
当然，如何使中医“科学化”，如何进行中医研究，不是立刻就可以落实的，而他关于请余云岫参加中医讨论会的建议，却很快得到了落实。当天晚上便向余云岫发出了邀请，这是余云岫颇为自得的事情。对中医理论基本持否定态度的叶劲秋，他作为中医组副组长、上海的中医代表，竟然说：“大会时最有意思的，要算首长们召开全体中医茶会，欢迎余云岫先生参加中医组的一幕真够味”。
习仲勋：
所谓“真够味”一句话，足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与余云岫所说的“心思暗合，志趣多同”，是“同工异曲”的另一个表述法。
薛和昉：
主张废止中医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而放弃对中医学的偏见。如宋大仁指出：“在某一条件之下，曾一度有‘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之口号。现在旧医据此为依据，大肆鼓吹，歪曲事实，抑知此一号召，系指‘人事’上的合作而非‘学术’之汇通，因正式西医缺乏，故须团结合作为人民服务，如曲解为旧医‘理论’与新医‘学术’之沟通，等于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合作，宁非滑稽也。”
习仲勋：
建国后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落幕了，中医的命运面临着进修学习的被改造，而且考试中医的措施进一步贯彻下去，就使近乎90%左右的中医被淘汰，这样快的速度，连余云岫也没有料到。他得意地说，这样一来他主张的“医学革命”似乎没有再版的必要了。
周总理、习仲勋在薛和昉汇报的时候，不时插话询问。
周总理听完汇报之后说，薛和昉同志的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走访有关人士，全面了解不同人士的看法，再做决定，免得有失偏颇。尤其是要在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可行性的建议，为中央做决定提供参考。
习仲勋、胡乔木、薛和昉起身告辞，周总理一一握别，送出门外。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165 n% k& f+ l( C; i- o
第三幕、周总理听习仲勋、薛和昉汇报 ^' _- u7 A" |, X- v! R9 U" X
在周总理办公室，习仲勋、薛和昉汇报到卫生部的调查情况，胡乔木（ ...

第四幕、薛和昉主政中医司、走访中医专家
（本节内容见愚公先生有关描写，另外也要从全国的数据、当事人的谈话为根据）

补充资料：
在习仲勋的办公室，他和薛和昉谈话：
薛和昉同志，你这个中医司长经过走访中医专家，调查研究，有哪些看法？
薛和昉：
我经过调查，基本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东北医务人员考试总结统计表说，参加中医师考试者共有2347人，合格者仅173人，不足10%；其中参加中医外科考试者128人，合格者仅8人；参加中药士考试者902人，合格者仅121人。
习仲勋：
为什么中医师考试的合格率这样低呢？
薛和昉：
因为组织考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中医师试题主张以科学立场出题，推翻五运六气老一套”，也就是从科学化出发，要用科学知识要求中医师“达标”。那么，怎样才是达标呢？“中医师、中医外科、中药士等出题，大都是选用与近现代医学相吻合者为标准，故于解题时，须说明答题态度，不可用五运六气，妄谈空论”，比如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两个肾脏，“左为肾，右为命门”，只要这样回答问题，就是错误的。并且规定“凡年逾六十岁以上，或技术恶劣，及有影响医疗工作之疾病者”不准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又把一些中医排斥在可以参加考试之外。
习仲勋：
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有关指示，也不符合我们目前的卫生实际情况。
薛和昉：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万4千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及格率在10左右。这样考试的结果，全国中医开业人数骤减，中医队伍锐减。也就是说，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建国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速度实在是惊人的。
习仲勋:
看来情况的确很严重。我这里也陆续收到了一些报告，与你统计的情况比较吻合。
薛和昉：
医科大学毕业的张亭栋说：“1950年我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当时的卫生工作正受着主张消灭封建医（指中医）的影响，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到东北各市、县，对中医进行考试和改造，经考试合格者为‘限地医’，否则吊销开业执照。这对广大的中医来说，确是一场灾难。吊销开业执照就是宣告失业，或转业另谋生路。行医几十年再重新另找谋生之路谈何容易！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另操他行，要从头学起，在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所谓‘限地医’的含意，就是只能在进行过考试的地方当医生，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医生了，并且再不准带徒弟。政策决定了中医的前途是暗淡的。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医考试不及格而被取缔呢？因为考题都是西医内容，对中医来讲当然是强人所难了。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道题，‘试述肾脏的功能’，结果答卷是‘左者为肾、右为命门……’，判卷的人是西医，这道题当然就是零分。考试不及格就要封门闭店，这是命令，必须照办，我是命令的执行者]。”
习仲勋：
也就是说，按照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定的调子，在政策执行上也有偏差。
薛和昉：
在全国不同地区，举办了许多中医进修学校，这本来是提高中医业务的一项措施，但是其课程设置并不是突出中医知识，而是以西医的基础医学为主，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还有一些属于预防医学的知识，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关系到诊治疾病的临床诊疗技术培训，也是西医的内、外科、急救学、组织疗法；还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其中一些学校开设的针灸疗法，还属于中医的范围，其他课程基本没有中医的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为中医补习西医课的进修教育，而不是提高中医自身知识的进修教育。很多年轻人学西医知识之后，就摇身一变改行成了西医；年老的中医人员学不会那些西医知识，通不过考试，就被取消资格，失业在家，有的人甚至想不开，寻了短见。
习仲勋：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一旦政策有了问题，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损失。
薛和昉：
虽然无论从当时防病灭病的卫生工作实际需要而言，还是从医学发展的长远规划而言，号召中医学习基本的西医理论与技术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建立传授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官方教育机构，对民间师徒授受和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又不予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医成了“无后”的行业。
中医进修后，一般都放弃私人业务，参加联合诊所，或者到政府卫生组织为人治病。如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先后毕业7班，有132名学员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基层卫生组织而参加工作。到1953年的时候，北京郊区、矿区原来的医药空白区，已由经过进修的中医组成了42个联合诊所，解决了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又如西康省中医进修毕业学员104名，除一人因病未分配工作外，其余均吸收参加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全国已有1万1千多处由中西医参加的联合诊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尤其在农村的疾病预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仲勋：
中医进修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要注意提出改进意见，做好引导工作。
薛和昉：
我觉得这样只办中医进修学校，不办中医学院的做法，不利于中医事业长期发展，应该建立国家办的中医学院。
习仲勋：
你的建议很好，你再详细论述一下，我们一起向周总理汇报。

第五幕、薛司长讨论西医学习中医、办培训班
在卫生部会议室，各位部长和副部长参加会议
习仲勋（国务院秘书长）：
各位同志大家好，经过国务院秘书处的建议，周总理批准，卫生部成立中医司，由薛和昉同志担任司长，主持中医工作，首先是落实毛主席团结中西医的大问题。
下面就请薛和昉司长传达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谈谈他的工作构想，并请大家发表意见、建议。

薛和昉：
前一阶段，我受国务院、中央文委的委托，带领工作组来卫生部调查研究，与各位领导见过面，了解一些建国后中医政策执行的情况，发现为了推行“中医科学化”而大力开办中医进修班，让中医学习西医，其思想根源在于当时普遍认为西医是科学医，中医则不够科学。这些情况向国务院和毛主席汇报之后，我们建议为了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应该开展西医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的活动。毛主席指示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再是中医学习西医。
很多与会的卫生部领导听了这段话，疑惑地互相看了看，表示有些意外。
习仲勋看到了大家的反应，然后发言。
他说，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属于旧学，而西医属于新学，让西医学习中医，就等于让科班出身或者留洋归来的西医，拜拉抽屉跟师学艺出身的郎中为师，这样做不仅属于奢望，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贺成副部长：
上海医师公会的汪企张，曾经在《新医与社会》杂志138期上，撰文《想和旧医赌一赌》，其中说：“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证（原注：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薛和昉：
汪先生崇尚日本取消汉医的做法，他把西医细菌学说的长处拿来，与中医的热病病因相比较，可谓别出心裁；他的“人体试验”想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王斌副部长：
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医学院院长的汤尔和说：“我敢放肆地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是‘冶病’。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问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勋臣（王清任）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祖忘典’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参见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63-312页]
薛和昉：
汤尔和是熟知西医知识的专家，他用西医解剖、生理的方法来衡量中医，认定中医理论里可以讲得通的内容大概没有几条，所以就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需要取消了。
贺成副部长：
傅斯年先生尽管不是医学家，他作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医学知识的比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之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取舍态度。
他说：“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辨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要紧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切。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具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一些遗传的传说；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咱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薛和昉：
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在他看来中医连一个体温计、血压表、听筒都没有，怎么会有技术呢？一节挠动脉，划分寸关尺，分属五脏六腑，实在是蒙人；没有细菌学说，就说能够治疗传染病，实在是欺人之谈；中医的所有学说，都不能被当代科学所证实，所谓“国医”们，你能拿出什么真凭实据来证明自己是科学的？不是自欺欺人的？打开傅先生问号的科学知识，不在民国时代，中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整体失语的时代，话语权不在中医手里。
王斌副部长：
虽然民国年间，有些人的立场观点有问题，但是科学无国界，在医学科学面前，就需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像大部分中医那样瞎猜。
薛和昉：
其实，在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上，中医与西医的方法截然不同，又互相联系。中医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人体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生成的，时刻依靠自然物质来充养，因此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而且要不停地升降出入，否则就会“气立孤危”不久于人世。西医看人体，从解剖切入，由器官而组织，由细胞到分子，分别按照结构求功能，因此能切除的就可以切除，能替代的就可以替代，可阻断的就阻断，需补充的就补充，不用考虑发生学的“过程流”派生理论。中医与西医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不同的技术支撑的结果，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
傅连暲副部长：
东方的山水画，是写意、传神的山水；西方的山水、人物，就像照相一样必须写形、写真。东方的“飞天”只要身边有飘动的云彩就可翱翔天地之间，而西方的天使一定要身上长出翅膀才能飞翔。东方的菜肴讲求混合、共处，几种菜肉佐料一起烹制；西方的食物，讲求彰显个性，一样是一样的，各自界限分明。东方的建筑，南北经纬分明，一定要分正邪，讲上下。西方的建筑，可以由中央公园放散出去，无所谓邪正，建筑物相互之间各自争奇斗艳，高低错落自成风格，也不一定看重大小、上下和谐。东方的运动、戏曲、歌舞，讲求怡情乐性，养生健体；西方的运动追求极限，比赛第一就是成功。东方的月亮一定要十五圆，西方的月亮随便圆。
东方医学述说的人体，是一个自己演化的有机整体，需要医学帮助，而恢复的主体仍是患者自己。中医学认为，六气与六淫可以互相转化，毒可以化为药，邪可以转正。因此，活血化瘀就是要把瘀血，转化成运行的“活血”；利湿化痰就是要把痰湿，转化成可以利用的水液；化积消食就是要把积滞的饮食，重新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物质。诊治疾病，也是注重疾病的暂时性、可转化性，因此就有气滞、血瘀、积聚、痹证、正虚、邪实，都是可转化的暂时现象。

贺成副部长：
我赞成中西医互相学习，1950年我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总结报告》中，已经指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经验的“实用”的益处：“西医把这些学到以后，他们的科学理论就会更加充实，服务的工具就会更加丰富。当这样的西医把他们的本领传授给别人时，他所传授的就不仅是外国的东西，而是中外古今的成果。这样做的结果，中西医之间的距离就会日见缩短，中西医之间的差别就会日见消除”
[ 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 —1983）内部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 1985：4]
习仲勋秘书长：
好，大家的认识逐渐统一了，让西医学习中医，也不限于“实用”和中西医团结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有可能构建一个“新医学”，新中国的医学就会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滋长繁茂起来；这种对于人民保健事业的贡献，对于人民的功劳，就是中西医共同造成的。
薛和昉：
我本人曾经系统地学习过西医，也有过跟师学习中医的经历。只有中西医开诚布公地紧密团结，相互都无保留地进行帮助，相互都无成见地进行学习，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才能开辟新中国的新医学的道路。
我们今后应该举办不同类型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培训班、学术会，让大家学有所得，不断增强信心。
习仲勋秘书长：
今天的座谈会很成功，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看法。今后我与胡乔木同志研究一下，如何在报纸上刊发文章，推动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西医学习中医的实践活动。
傅连暲副部长
我们中华医学会也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其中指出：“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艰巨任务，只有通过中、西医的长期合作，才能逐步完成。中医中药的不可否认的疗效，证明中医学有合理的和有用的实际内容，而它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还没有掌握化验和科学检查的可靠方法，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提高。”
社论的主要精神，还是主张中医科学化，要“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希望西医们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步使中医的知识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也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并且要“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步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论》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对于中医命运的看法。
《社论》说：“我们应该逐渐创立这样的现代化医学，它应该反映出中国的地理、气候和特点，反映出中国特产的药材的应用特点，反映出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特点。这便是我们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远大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医自然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有较丰富的科学知识的西医，也有特殊的光荣责任。”作者深知中西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格外强调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性。
1954年10月29日,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在《健康报》上，发表了“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的文章。他说：“过去我们曾经提倡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只要西医。”
傅先生在文章里，也提到可以通过西医学习中医，最后形成“一个医”，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他还说：“中华医学会总会虽然曾号召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并没有组织西医有计划地学习中医。我以为，今后中华医学总会应该协助卫生部，把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这一任务，积极地担当起来。西医学习中医的主要思想障碍是瞧不起中医。这种瞧不起中医的想法必须打破。”
傅连暲,字日新，1894年农历中秋节出生于福建长汀县城外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因不堪当地土豪的欺压，流浪到汀州城，入了基督教。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在汀州福音医院的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他读完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1918年，傅连暲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从1920年起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同年底，他结识了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龙岩教员邓子恢，思想开始倾向革命。他成了名医之后，国民党曾表示愿委以少校医官处长，他没有答应。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暲在汀州救治了300多名起义军伤员。红军于1929年到长汀后，毛泽东等人又与他结下深厚友谊。1933年，他举家迁到红色之都瑞金。后来参加了长征，救治了许多伤病员，为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接了生。达到陕北之后，结识了白求恩，两人成为好朋友，白求恩还为他做了痔病手术。在白求恩精神的感召下，傅连暲加入了共产党，完成了一个基督徒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化。
傅连暲先生说：“现在，北京有些医院已经开始正式聘请中医临诊，而且担任讲授。我深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全国性的学习中医的热潮必将来到，中西医的团结将有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医学也必将获得健全的发展。”被毛泽东称为“现代华佗”的傅连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曾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傅连暲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但是到了1968年3月，他再次被抄家，并遭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于3月29日去世。
1955年11月4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社论，为西医学习中医呼吁，社论说，在西医学习中医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各种思想障碍。“据我们了解，很多人虽然在口头上批判了轻视中医的思想，但在思想深处，仍以为‘中医终究较西医落后’，‘中医治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能不能学得什么，是否值得学习还有疑问；也有很多人，对于接受祖国医学遗产的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想学习中医，但看到中医书籍数量多，文字难，畏难却步。另外还有许多人片面地认为中药是有效的，但中医靠经验治病，中医书不值得学，跟中医临床学习又费时费事，得不偿失。”
《光明日报》了解到的这些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必须耐心解释、逐一解决。“应当特别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能体会和理解的问题，应当反求诸己，努力推敲钻研，以求了解，不应急于求成，一味质疑。我们知道，当中医有许多学理一时还不能做解释的时候，并不能就武断地批评中医不科学，也许这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水平还是有限的缘故。科学是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理知识，中医治疗疾病既有很好的效果，那就一定有它的科学道理，只是未被认识罢了。”这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的“科学观”是非常正确的，也正因为当时有了这样的科学观，才推动了当时的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的顺利开展。
上海中医陈苏生也撰文指出：“向中医学习的关键是一个思想问题”[ 陈苏生、学习祖国医学必须批判余云岫思想、新中医药、1955、6（11）443-446]，他列举了许多人在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有人说“中医值得学习吗？”有的说“我们是科学工作者，熟悉中医学的‘权威’余云岫尚且说‘中医不科学’，而今叫我们向不科学的中医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向‘无学’的中医学习，是不是科学的浪费？”如此等等，由此看来西医学习中医的阻力是很大的。
1955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社论《积极地推动西医学习中医》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
195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为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的情况作了介绍：“现在中医研究院第一批聘请了各地著名中医30多名参加工作，它特设的中医研究班，第一期吸收了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和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师120多名，来院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学习中医，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中医研究班的设立，对于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成绩极大地影响着中医研究工作的发展。因此，加强研究班教学工作的领导，是开展中医研究工作的关键。在中医研究班里面，中医是老师，西医是学生。教学成绩的好坏，决定于教与学的态度，刻苦钻研，把中医成就全部接受过来，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加以整理。中医老师的责任是：很好地总结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学生，共同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努力。”西医学习中医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展起来了。
《中医杂志》1955年第九期，刊登了“中华医学会总会为加强学习中医给各地分会的指示”，指出本会共41个分会，其中只有4个分会建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12个分会的总结没有提到“中医工作”，这是很不够的。由于当时很多地方没有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是中医与西医共同的学会。中医入会之后，才体现出中西医的地位的平等。因此，总会提倡“吸收中医入会”，当时已经有196名中医入会。已经有一些分会开展了“祖国医学讲座”，总会希望这个方法要“制度化、经常化。”
中华医学会总会与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公共卫生局联合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第一期，于1955年7月13日开班，傅连暲先生到会讲话。15日的《光明日报》，16日的《健康报》、《北京日报》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当时的第一课准备讲《伤寒论》，考虑到初学比较困难，结果第一课改成了《医学心悟》。参加学习的有北京各医院有临床经验两年以上的西医，一共261名，超过了原来预定的200名。其中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方石珊、医学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查理、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徐诵明、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以及部分市立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等，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第一班开学、中医杂志、1955、1（9）、6]。
经过认真细致的动员，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逐渐步入轨道。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在困难中继续开展并不断扩大规模。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除中医研究院中医研究班外，还在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成立了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有303人，以两年半为期，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技术。有的地区还组织了6-8个月的短期离职学习班。1955年底还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在职学习班，参加学习者共4000多人。
1955年11月4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老老实实学习中医”，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顶出具体的措施和奖励办法，搞好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而且不能一开始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辨别精华与糟粕，只有在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做到。文章说：“任何学科都是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该怎样学习呢？在开始学习中医时，就要怎样讲就怎样学，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把中医学通，既掌握其特点又了解其复杂性，既了解其基础医学的知识，又懂得了临床道理。当然在学习中医医疗理论上有些困难，但从近年来西医学习中医的许多心得中来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方面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巴甫洛夫学说，更容易体会中医道理。”“必须虚心地诚恳地向中医学习，中医无保留地教给西医。特别在学习过程中，以学生的地位就要虚心的听，讲什么听什么。只有这样老老实实的学习，才能有所收获。”文章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实在令人感动。
1955年12月23日，《健康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其中说：“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使‘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的方针顺利实现。所指系统学习，是按照学习中医的一般规律，先选择重点的经典著作学起，然后加以博览和专修，并结合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加以总结提高。全面接受，是主要指全体卫生科学工作者，不懂中医的人，都应该学习，先全盘接受下来，经过钻研、分析、整理、批判，吸收其中一切精华到医学科学宝库中来，应用到人民健康事业上去”在此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学习中医的“十二字方针”。
在1957年反右的过程之中，卫生部总结了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武汉、广州六个城市一年来西学中的工作，六个班共有学员299人，其中有科主任、主治医、住院医师、讲师、助教等，大都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高级西医师。”通过对中医政策的学习，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通过临床实践，特别是用中医的方法治愈病人之后，“对中医的疗效更是欣然信服，多数学员，愿意终身为中医学术事业而奋斗。”“一年来，学员对中医学术的努力钻研，体会到中医学术的确有丰富的内容和很高的科学价值，从根本上打消了‘中医没学头’和‘中医不科学’的错误思想，一般都经过‘由不通到通，由通到热爱中医’这三个过程，证明党的中医政策是正确的。[ 卫生部总结中医研究班教学工作，事实说明西医学习中医收获很大、中医杂志、1957、3（10）、507-508]”
协和医院的史济招先生事后回忆说：“1955年我院成立了中医科办公室，名老中医袁鹤侪、施今墨两位老师进协和，这是我院的一件大事。党委派我半脱产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我的任务是每周接送老师，陪同临诊。由于我的受旧社会‘轻视中医、蔑视中医和中医不科学’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并且当时我对中医还是个白丁，虽然遇到了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却没有学进去。自己不干又怕影响不好，‘人在心不在’。一年过去了，我的收获不大。1955年后，两位老师相继离开，我乘此机会向领导要求全部时间回内科。记得我被批准时，我非常高兴，好象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我把《内经知要》一丢，再也不想翻了。1958年4月，领导又决定派我外出脱产学习中医，时间要两年。得悉这消息时，心里真不舒服，沉重的包袱又背上了。后来看到一共派出近20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年主治医师及基础医学的研究人员，心想这次不同于以前了，党委决心要大搞中西医结合了，我没有理由拒绝，应该服从需要[史济招、我是怎样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的、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年特集：90]”。史先生由此踏上了中西医结合之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西学中行政措施的大力推动，她是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卫生部于1958年1月17日以（58）卫教字第41号文发出“关于在高等医药院校增设中医药课程的通知”，要求医疗、儿科、卫生、口腔等专业开设“祖国医学概论”，药学专业开设“本草学概论”。这样以来，新入学的西医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就接触到一些中医知识，为将来的研究中医学术打下初步的基础。
1958年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三年制脱产中医研究班”毕业了，7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会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等为25位学习特别优秀的同学分别授予金奖、银奖和铜奖。
卫生部于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为此撰写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报告》说，这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于1955年12月开学，共有学员76人，都是40岁以下的西医，中有党员29人，团员23人。他们的学习成绩良好。我们已将半数以上的学员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和其他医学院校，但他们目前尚集中在中医学院跟有经验的中医在一起练习教学和临床研究等工作。
这个班开始学习的是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即学习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以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己复习，共计六个月。这是基础课。此后即开始学习中医临证各科，此时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证见习共七个月；最后临证实习一年零三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部分学员在实习时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学习基本理论结束时，要求每人写一篇论文，在结束课堂学习时发过一次奖。临证实习结束时，每人又写一篇论文，毕业典礼会上又发过一次奖。这次将是由学员和老师们共同评定学习成绩和临症效果。其中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15人。
《报告》说，76人中除有个别人较差外，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两套技术进行临证、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对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医学，将起重大作用。并且“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个报告，并在1958年10月11日写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批语：“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他几年来一直关注中医工作的继续。他关注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语气里看出来。他所以关注中医，是他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善于破坏旧世界的毛泽东，在他的眼里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此言一出，谁还有胆量敢再歧视中医？他还很重视“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的培养，而且说“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且要各地方党委“加以研究，遵照执行”，是不许打折扣的“最高指示”。
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写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此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央的批示进行宣传，以推动有关工作：“各地必须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的指示。一切有条件的地区均应立即着手举办一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一切医学院校均应不例外地迅速增设中医课程；一切医院和医药研究机构均不例外地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社论》以不容置辩的语气，提到“各地”，并且连续用了三个“一切”，大力推动学习中医的工作，并且还强调指出：“积极地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是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必须服从的任务；在“政治任务”的前边，再加上“严重的”修饰语，中医工作的重要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党和国家曾经如此重视中医工作，中医事业的局面为什么至今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其学术内涵会逐渐萎缩，近几年竟然有人重新提出来要废止中医？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17( Q, q2 k6 z0 D8 m
第四幕、薛和昉主政中医司、走访中医专家
( u. ~% f$ B* g) d（本节内容见愚公先生有关描写，另外也要从全国的数据、当事人 ...

第六幕、石家庄流行大脑炎，薛和昉请郭可明会诊苏联专家
在卫生部中医司薛和昉的办公室。
薛和昉：
路志正同志，你是参加过进修的中医，也在卫生部医政司技术指导科工作过几年，还有过十几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对于石家庄市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这一次去石家庄调查，你辛苦了。
朱颜同志原来是一个中医，后来因为觉得做一个中医很受气，就考了医学院，改学西医，毕业之后到协和医院工作，研究中药药理很有成绩。
汪思益同志是一个西医，很有研究头脑。我们做事情需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下面就请你们谈谈在石家庄调查的情况。
根据石家庄市送来的材料，说他们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的效果很好，我前些日子请你们前去调查研究。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调查之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总结他们的经验，把好的经验推广出去，控制疾病流行，想法解决这个危害很大的大脑炎问题。
路志正：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1954年石家庄洪水泛滥，灾后乙型脑炎暴发流行，死亡严重。在西医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以郭可明为主治大夫的乙型脑炎科研治疗小组，小组由7个人组成。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位于桥西区师范街，占地面积并不大。当时医院的条件不是很好，在一个院子里，有60张病床，病人的病情很危急，病历记录也不太完整，资料也不是那么规规矩矩，有用中医治疗的，也有用西医治疗的，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郭可明系统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重用生石膏，治疗乙型脑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1954年，治疗小组一共收治了31例乙型脑炎患者，无一例死亡。1955年的治疗也获得了90%以上的治愈率。
汪思益：
乙脑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治疗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我曾经请教过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他说，目前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没有针对病原的特效药物，只是面对这种严重的病状施用一般的对症疗法，高热就用冰枕，头部敷冰袋，温水或酒精擦澡，冰水灌肠，发汗药或退烧药物。但是，这些处置对脑炎的高热，并不能使之有效的降低；抽风就给镇痉药物，严重的病人也不能终止发作；对脑炎病人的昏迷，根本无办法解救，只能针对呼吸和循环衰竭给予输氧和兴奋呼吸或循环之药物；防止并发症可给予抗生药物，以及安装胃管鼻饲输入饮食水分和服药，其他则系护理方面防止褥疮，尿便处理------总之，我们西医对脑炎的治疗，不是主动的根本治疗，而是侧面的治标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很多的重病人，仍不免遭到死亡的侵袭，血浆疗法及免疫血清疗法，虽可降低一些病死率，但从治疗观点上仍难使人满意。我看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很注意消毒、隔离，并且使用了青霉素，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经验，中医治疗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还不好说，应该继续观察，大样本、对照观察之后，再做结论。
朱颜：
我对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中西医都很敬佩，他们互相配合，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郭可明先生，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兢兢业业，与西医同志配合得很好。每逢乙型脑炎流行的季节，看到病人发高烧、昏迷、严重抽搐，他就会一连几个月，昼夜在病房抢救病人，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而无数的危重病人却得救了。
路志正：
我学习过西医，大脑炎应该是病毒感染，青霉素虽然是很好的抗菌素，但是，治疗病毒性的大脑炎不一定有作用。因此，我坚持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好疗效，是中医药治疗起了关键的作用。其治疗方法主要是解毒、清热、养阴，并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尿、忌用辛燥刺激等兴奋药、忌用冰袋冷敷等；所用方药则是以白虎汤为主，重要药物有石膏、全蝎、蜈蚣、犀角、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一般患者服药后都能在短期内退烧，1至2周痊愈出院，很少留有后遗症，半数以上属极重型病例的34例“乙脑”患者，经用中药治疗竟然全部获愈。
薛和昉：
路志正同志说石家庄的经验主要靠中医，汪思益同志说主要是消毒与青霉素用得好，朱颜同志你的看法呢？
朱颜：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可偏废，这样也有利于中西医团结合作。
薛和昉：
目前“乙脑”死亡率高达30—50%，即使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有一些留下终身残疾，所以，中央卫生部对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问题十分重视。我们中医司刚成立，看到这个上报的材料之后，卫生部中医司非常重视，就你们3个人的调查组，到石家庄市去调查。但是你们三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我看还需要再派工作组继续调查。
路志正：
我同意薛司长的意见，认定一个成功经验的过程，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过程。当时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一开始死亡率也很高，后来就降下来了。为什么病死率会降下来？我认为是因为中医的介入治疗起了作用。对于我这个分析，既然我们三个人的意见不一致，这个报告就很难写了。
薛和昉：
路志正同志，据说你1938年就开始用中医的方法治病了，在当地小有名气，你治疗过这样的大脑炎吗？
路志正：
我伯父路益修、老师孟正己、我自己都治疗过这类病人，只是当时都是在病人家里治疗的，没有系统观察，也许诊断并不准确。但是根据病人表现的症状，大脑炎就是中医温病学暑温的症状。中医治疗暑温从汉唐时代就有记录，在金元时期有一定发展，最后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有理论，也有很多有效方剂。老中医郭可明使用的方剂白虎汤，就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一个著名经方，用这个方剂加减治疗高热，历代有记载，我也有过类似的临床经验。
薛和昉：
不同的人对于中医治疗结果的认识所以不同，也和每一个人是否有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经验有关。路志正同志这个“少数人见解”很有价值，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可以马上再派一个调查组前去调查，不能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

但是，第二次调查组到了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一看，情况就像汇报的那样，医院里既有西医，也有中医，中药、西药都使用。回来之后，大家继续争论，仍然下不了结论。
薛和昉司长没有办法，就向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做了汇报。
郭子化副部长：
为了慎重，可以第三次派人去调查组。
我是主管中医工作的副部长，可以协调西医传染病医院。所以，这第三次去调查，就是要定下来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方法，让当地有关部门重新整理，把没有使用过西药的病例专门整理出来，以总结中医治疗到底有没有疗效。
卫生部从北京等7个城市选派了17名有多年在传染病院工作经验的西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院进修学习。
1955年8月 17日抵达石家庄，通过座谈、访问、听汇报、临床观察等各种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截至8月22日，1955年度石家庄市传染病院中医治疗的20例乙型脑炎中，治愈者17例（包括重型和极重型者9例，轻型者8例），死亡者3例（一例因并发中耳炎败血症未兼治而死亡，一例因治疗过晚而死，一例死因未明）。总结1954年31例、1955年20例“乙脑”病人，治愈率分别为100%和90%以上。
西医专家高崇基在《中医杂志》发表文章：“学好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基于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就”，高专家说：“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1955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薛和昉司长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他建议大力表彰这一中医成果。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苏联专家、在京的中西医学专家和北京各医院的负责人等。“会议确认了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做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见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决定推行中医治“乙型”脑炎的经验  中医杂志 1955；10：11]）
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大会上，薛和昉司长宣布：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小组、重庆市痔瘘医疗小组、唐山市气功疗法小组以及治疗血吸虫病药物“腹水草”的贡献者，“四项中医成果”，一起被卫生部表扬，郭可明等代表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此后，河北省卫生厅组织编写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印行，郭可明也专门撰写了回答许多中医同道询问石膏用法诸问题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郭可明关于临床应用石膏的一点经验介绍  中医杂志 1956；3：148-149]。
高崇基面见薛和昉司长，他说：
1955年夏季，一名在邮电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患了乙型脑炎，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未见好转，而且一度生命垂危。是否可以请郭可明先生前来会诊治疗？
薛和昉：
苏联专家的健康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苏友好的国际问题，我向卫生部有关领导汇报一下，再命郭可明赴京参与抢救。

郭可明迅速进京，运用中医疗法，7天之后，这位苏联专家竟奇迹般地神志清醒过来，转危为安。郭可明的神奇疗法当即轰动全国。
薛和昉向李德全部长报喜，李部长伸出大拇指赞扬中医真棒！
1956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了参加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郭可明。当时卫生部长李德全介绍说：“这是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郭可明大夫，石家庄的乙型脑炎和苏联专家的乙脑都是郭大夫治好的。”
毛泽东主席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不起啊！”
郭可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一难忘的情景。（毛泽东接见郭可明的照片，至今还挂在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的长廊里，一直是医院的骄傲，也是令人们敬仰的一道风景。）
推广石家庄经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55年9月《健康报》发表社论“积极推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文章指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至少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死亡，这个生动而又确凿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总应该可以看到，它既有益于患者，也是医学科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因为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所以，还有很多人怀疑它的科学性。《社论》说：“我们不能等待‘科学化’了之后再来推行。”因此，要靠组织工作进行推广，文章表彰了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局长在发现这一经验过程中的贡献，“同时，保定市卫生局限制中医进入传染病院治疗该病，不顾河北省卫生厅的一再督促，采取消极抵抗态度，应该给予必要的批评。通过这一经验的总结，事实教育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应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认识国家政策的正确性；认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批判的重要性。”“推广这一经验，研究这一经验，是一件重要的任务。”（见《中医杂志》1955；1（10）：1-2）
1956年之后，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乙脑”流行地区推广。事情的发展，有时候令人难以预测。石家庄经验被认定之后，按说应该是大功告成了，可以大面积推广了。但是，中医的经验与西医药不同，应该辨证论治，因地制宜。否则就要走弯路，甚至会怀疑中医、否定中医。
路志正先生说：“在认定、表彰石家庄郭可明治疗乙脑经验的第二年，北京就出现了乙脑患者。我们当时那个紧张啊，那会儿可真是，你不是说中医治疗乙脑效果好吗？这一回，检验你的时候来了，大家都看着你呢，你不是调查了吗，这一回是首都啊，心里真是紧张啊！卫生部、中医司的领导都很紧张。因此，就组织专家，在儿童医院、传染病医院由西医诊断，中医进行治疗。”
实践是检验整理的标准。这可是来真的了，几乎是毁誉在此一举啊。1956年7月至8月初，北京市发现了少数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在西医的配合下，根据石家庄的经验径以中医治疗效果很好，北京市儿童医院在此期间共收治“乙脑”患者25人，结果23人治愈。但是，8月5日以后，发病人数骤然增多，多数患者为10岁以下儿童，病势比较急重。“有人忽视了随证施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市过去使用的成方来治，结果，治疗效果较差。有些患者服药后，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或产生腹泻症状。这时，某些人就对用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发生怀疑，说是‘石家庄经验不灵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又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中医杂志 1956；2（10）：505 ]。
在挫折面前，更能考验应变能力，也是现在说的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陆续调配了一批中西医药护理人员，增强治疗力量。卫生部指示中医研究院抽调10余位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组成治疗脑炎工作组，支援北京市的治疗工作。著名中医蒲辅周、儿科专家赵心波等，许多名老中医也参加进来了，就像擂台赛一样。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中医也能够会诊，这在当时得到了验证。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对“乙脑”的中医辨证施治问题作了具体详细的分析，指出：“根据历代医家的大法，石家庄把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归纳为清热、解毒、养阴三个方策，随证施治，灵活处方，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在肯定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大家又分析了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认为北京当年立秋前后，阴雨较多，天气湿热，这使大多数患者有“偏湿”的现象。而根据记录来看，石家庄过去一两年所治的脑炎病例，“偏热”的较多。因此，今年的患者，过早地使用清凉苦寒药物，结果会造成“湿遏热伏”，不仅效果不好，甚至可能造成患者外闭内脱的现象。至于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初起时有脉浮洪、舌黄燥、高热有汗、大渴引饮等这些偏热的现象，用清凉苦寒药来治疗，效果仍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经过大家分析，并“不是‘石家庄经验灵不灵’的问题，而是运用这些经验得当不得当的问题”。工作组指出：“对北京市今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必须认真研究病情的特点，随证施治。对‘偏湿’现象的患者，首先要服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鲜荷叶等）”。
[运用中医治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中医杂志 1956；10：505 ]
古人说“三折肱为良医”，中医的许多经验就是这样，经过反复总结、验证，才得出来的。中医的可重复性，是有过历史经验教训，逐渐总结，慢慢积累出来的，非常可贵。“辨证论治”这个看似“轻松得来”的话语，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的实践检验才能形成啊。
著名中医蒲辅周先生总结说：“两三年来，中医对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能够掌握在治疗上的一些基本方法，即是了解了脑炎是一种热性病，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运用中医治疗温病的方法来治疗脑炎，就能够取得效果，从1954年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中医师们所取得的经验和去年各地吸取这个经验的效果来看，都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运用不得当，掌握不确实，任何好的经验都会发生毛病，因此我体会到：石家庄的经验，既然出于温病学，我们就不该不揣其本而啬其末的只在验方、效方上着眼，而是应该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 蒲辅周  参加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些体会中医杂志  1956；10：506]”。
事后的理论反思，对于提高认识，对于中医学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与蒲辅周先生的认识不一样了。可能不是“从温病学里面来研讨”，而是去实验室里找依据了，忙着去找抗病毒的“有效”成分了。
蒲辅周先生完全是按照中医思维的故有特点，进行分析、总结，他深切地指出：“我们处理任何疾病，都离不开三因、四诊、八纲、八法，处理脑炎更应仔细，不如此就不能辨认错综复杂的病情；不掌握病情，就不能发挥治疗上的效果。中医治病的特点，是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各种不同的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各人不同的秉赋体质，会产生各个不同的感受，若干不同的方药，供我们运用来分别处理。说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能够掌握辨证施治的原则，就能够执简驭繁。根据病的表里虚实，来确定药的先后缓急，是一切治疗上的关键问题，吴鞠通说他的《温病条辨》：‘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数十年来的临床工作，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做到认证无差，还需要不断地钻研和学习。”
蒲辅周先生的话语，今天读来，更觉得亲切感人。也许现在的中医，在西医理论的影响下，已经迷失得太久了，需要像邓铁涛先生所说的“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在蒲辅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及时改用宣化利湿、芳香透窍的药物后，乙脑患者的病情则很快好转，中医治疗了49例乙脑，其中45例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他们的正确认识得到了实践证明。
蒲辅周先生创立“乙脑”治疗八法：辛凉透邪、通阳利湿、清热解毒、逐秽通里、镇肝熄风、开窍豁痰、生津益胃、养阴清燥，亲自选定66个方剂。他认为“乙脑”虽属温病、温疫，然其变证，如热中转寒中，心肾阳虚，四肢厥冷者，亦要用“伤寒”回阳救逆法[薛伯寿、“谈非典辨证论治思路”、《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5月1日。]。蒲辅周先生这些经验，以及他治疗腺病毒肺炎的经验方，虽然“效果极好”。但是他的经验没有在全国推广，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认为，蒲老的那一套经验辨证施治变化莫测，20几个方子、五六个原则，他的经验谁都承认好，但是不好掌握，难于推广。其实，这还是理论素养不够，不会用中医思路解决问题。中医研究院脑炎工作组的学术见解，引起了北京市各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逐步被推广，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从此中医界开始强调，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必须遵循“随证施治”的原则，不能按照“一方一病”的思路将某地的具体经验生搬硬套。
石家庄经验的意义，以及蒲辅周先生改良石家庄经验的智慧，恐怕将来我们还要反复探讨，重新认识。当年路志正先生敢于认定石家庄经验，以及后来蒲辅周先生的经验，还有中医治疗2003年SARS患者的经验，都说明了中医治疗，必须坚持辨证论治，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以卫生部的名义编写的《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1956年10月编成的第一辑里，“对于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介绍”材料，就是系统介绍郭可明先生经验的。其中提到“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在确诊上和疗效上的肯定”不但介绍了郭可明治疗的理论依据和三个典型轻型、重型、极重型病例，而且还说1952年济南市山东省立医院有6例乙型脑炎，由中医治疗获得治愈，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石家庄经验推广之后，北京市1955年用中医方法治疗49例患者，死亡4例，治愈率为91.84%。辽宁省由中医治疗的患者150例，虽然2/3的患者为重型和极重型，治愈率仍然在96%以上。由此可见，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疗效可靠，石家庄经验也是真实可信的。
著名中医专家焦树德先生说，1957年“我们中医研究班部分同学，在北京中医医院实习。恰好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郭可明老大夫来北京中医医院脑炎病房参加指导工作。我荣幸地收到了郭老及其他各位老师们的教导。通过临床体验，使我对石家庄治疗脑炎的经验，有了比较进一步的认识。[ 焦树德、治愈31例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初步观察与体会、中医杂志 1958；4（4）：246-250]”他因此总结了31个脑炎病例的治疗经验，发表在1958年的《中医杂志》第4期上。
著名中医专家刘志明，也在1958年的《中医杂志》上，介绍他们治愈37例乙脑的经验。他说：“56年，中医研究院组成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队，驻浙江嘉兴市血防医院工作，当脑炎流行季节到来的期间，经研究院的批准，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于血防医院成立脑炎专门病区，开展了中医治疗脑炎的工作。由于病区中西医和护理人员的密切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刘志明、林镜明等、治疗37例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初步报告、中医杂志 1958；4（4）：251-253]”
中医治疗乙脑经过实践检验，可重复性极强，因此，很过硬，也很难说明问题。甚至可以说，您最先认定的石家庄经验，为发展中医政策的正确性找到了最有力的事实支撑。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的退休主任医师曲锡萍、林宏益回忆说，他们当年曾经跟随随郭可明先生实习，学习他的治疗经验。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内江地区，在当地用郭可明先生的中医药方法加推注甘露醇治疗乙脑，曾经成功地抢救40多例昏迷的乙脑患者，无一人死亡。他们说，许多小患者醒过来之后，还带着鼻饲管就要吃的，张开的嘴巴里满舌黑苔。他们后来在70年代末调到华北油田职工医院，当时医院收治的乙脑，第一例虽然经过党委书记全院动员，组织西医的最强力量抢救，还是死亡了；后来又来了第二例昏迷的乙脑患者，又没有抢救过来。在中医科工作的曲锡萍、林宏益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他们学会的郭可明经验，连续抢救成功了几例乙脑昏迷患者，一时间中医名声大震，传为佳话。
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既为党的中医政策做了注脚，也用事实教育了许多西医、西学中的医务工作者。
北京中央人民医院西医专家高崇基说：“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离开了学校以后的临床工作也十多年了，由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存在着对祖国医学的宗派主义，轻视和歧视中医，既不研究中医的书籍，也没有看清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可以说是不懂中医，不了解中医，当然给中医在整个医疗范围内的评价，就不难想象了。具体的在临床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轻视和歧视中医的行动，也是不可胜数了。解放后政府号召医务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但在实际上，我们对中国医学的认识上，仍有相当的距离。党和毛主席再次的指出了发扬祖国医学，而且主要关键在于西医必须学好中医，一年来的期间，既未能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又未能及时总结经验，而且在团结中西医方面，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并不是真的在学术和工作上，做到彼此配合，这样下去则对贯彻党和政府的对待中医政策的问题上，将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高崇基学好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基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就  中医杂志 1955；12：10]”他参加1955年8月的实地考察之后，事实教育了他，改变了他对中医的态度。他在文章里经常提到“中医老师们”、“诸位老师们”，当然，他称之为“老师”，是因为他觉得其中有科学的丰富内涵，而不是出于客套，更不是违心地“按政策办”。
高先生的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思想倾向的扭转，必须靠事实说话，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中医治疗脑炎的事实，不仅教育了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而且使掌握先进技术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也心服口服。在我们整个国家“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时候，中医学术经验却“逆向流动”，输出到苏联境内，成了他们“引进”的“新宠”，这怎么能不被共和国的领导人感到由衷的欣慰呢？
《健康报》记者朱锡罃报道说，1955年9月2日，卫生部部务会议正在举行，大家一起讨论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乙脑的经验。“会议进行中，青年医师曾昭耆激动地讲述着他曾亲眼目睹的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有一个晚上，人们都已经睡熟，但是，在某医院里的一个病房里，医师和护士们都很焦急地守护着一位苏联友人。一眼看去，他脸部红赤，也有些发绀，两眼迷蒙地闭着，神志已经昏迷了，他的手足一阵阵地抽搐着，头部强直，身体也已经开始往后挺仰，右手右脚也已瘫痪，大小便早已失禁，脉搏微弱，体温是摄氏四十一点一度，呼吸已经变成断断续续的潮式呼吸。该院的医师们为这危重的友人，想尽了一切办法，试用了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各种药物和血浆疗法，却没见效。[ 朱锡罃、中医治疗乙型脑炎有卓越的疗效、中医杂志、1955；1（10）3-4]”
通过记者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到苏联友人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医务人员的焦急情况可想而知。这时，他们想起了中医，这也是在这前后经常的做法，西医治疗不效的患者，往往邀请中医会诊，这是建国后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一种特色，是当年孙中山所享受不到的一种优厚待遇。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医院领导上给请来了四个中医。他们细心地观察了病人，也认为病情严重，必须立刻抢救。经过仔细研究协商，他们按照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治疗流行脑炎的办法，开始了治疗。当时，病人已经不能服药了，由西医帮助用鼻饲法灌下去。半夜服药，第二日清早病人的体温就下降了。接着服第二服、三服，第三天上午，病人体温趋于正常了，眼也睁开了，头也可以动了。当天下午服了第五次药后，就能说话，自己要下地大小便，已经瘫痪的右侧上下肢也开始活动了-----一位我们亲爱的国际友人脱了了危险，全院的人们都兴奋极了。惊险的一页过去了，大部西医和护士都为这个惊人的疗效折服了，他们开始尊重和信服中医了。”
卫生部长李德全，在1957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而写的文章里，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更好地建设我国卫生事业。”她在文章里，举了很多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的事迹，比如消灭鼠疫、防治血吸虫病等，并且曾有120多位苏联医学专家在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进行工作，救治了许多中国病人。苏联的卫生保健制度，重视预防疾病的精神，也给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以深刻的启示。建国后5年里，新中国也派了十个代表团，37名专家前往苏联交流学习。“苏联对我国中医医学极为重视。苏联保健部部长科夫里金娜同志在访问我国期间，曾参观了中医医疗和研究机构，并表示说：‘我对中医研究工作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知道中医中药对我们保健工作是重要的，我已经提出要派专家来学习。’去年来我国考察针灸的三位苏联专家回国后，已在临床上应用针灸疗法。苏联奥德蕯和斯大林诺的两位医生到中国访问后，带回去一批治疗痔病的中药，并按照中医介绍给他们的方法为病人治疗。苏联医生还从我国要去中医治疗百日咳、麻疹、白喉等疾病的方剂，进行研究。不久以前，苏联还邀请我国中医专家去苏联会诊。
[ 李德全、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更好地建设我国卫生事业、中医杂志、1957；3（11）561-562]”
苏联专家对于中医的气功也很有兴趣，他们在疗养院里开展气功治病，还希望扩大交流，只是政治风云突变，很多事情的历史也就改变了。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18
9 A) j2 y4 p& ~0 {/ b0 p {第六幕、石家庄流行大脑炎，薛和昉请郭可明会诊苏联专家
7 I9 B) v6 _2 \. S- G2 W3 z在卫生部中医司薛和昉的办公室。2 k+ A$ l# H8 ~* }( n' o* J% u0 Y
薛和昉：

第七幕、请章次公进京、诊病、与毛泽东会谈

卫生部中医司薛和昉办公室
薛和昉司长：
路志正同志，你来卫生部比较早，又对中医的情况比较熟悉，你谈谈当下中医界比较有名望的中医有哪些？
路志正:
我觉得北方的中医，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比较多，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等被大家称为京城四大名医；上海的章次公、秦伯未、余无言、徐衡之等海派中医也很有名；四川的蒲辅周，南京的时逸人，重庆的任应秋等也很有声望。
薛和昉：
听说海派中医的代表人物陆渊雷先生近期病故了，章次公写了挽词。这个章次公据说是章太炎先生的门生，不知道他的医术怎么样？
路志正：
我听说章次公(1903～1959年)名成之，原籍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其父章峻乃前清秀才，在清末参加江苏省新军第九镇，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属于革命烈士赵伯先的部下，曾担任其机要秘书，为同盟会会员。章次公是孟河医派丁甘仁先生的门生，和章次公的故乡大港村相距不远。在清代，孟河名医辈出，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融经方、时方于一炉，而又有自己的创见。章次公也是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的门生，他临床用药泼辣，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无数危重病员，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薛和昉：
看来这个章次公先生学术渊源深厚，应该是我们向周总理举荐的重要人选，我先向郭子化副部长推荐一下，看看后续如何办理。
路志正：
司长考虑得很细致，有需要我做的事情，您就吩咐，我来落实。
薛和昉走访郭子化副部长，在郭子化的办公室里谈话。
薛和昉：
郭部长，我们中医司经过初步了解，上海名医章次公与孟河学派联系很多，也是章太炎先生的门生，他取“次公”为名字，就是出于对章太炎先生的敬仰。章太炎曾经向他传授印度佛教的“因明学”，这对于他思考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1928年曾任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1929年夏，他又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担任教学工作，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字为院训，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他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私人开业，在此期间，也带教了不少学生，比如南通名医朱良春就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
郭子化副部长：
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一些，了解一个人不容易。
薛和昉：
章次公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关心中医前途，多次呼吁国人维护中医。她虽然在上海私人开业，但是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不收诊疗费用。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故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郭子化：
这样看来，他与毛主席提倡的“为人民服务”，还有许多相合之处。
薛和昉：
上海沦陷前，他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虽然当时生活比较紧迫，但他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章次公先生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并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另外，我听说解放之后，章次公在上海开业行医，收入丰厚，出有车，居有屋，他自己形容为“二房东”的生活。他也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公家”的医疗活动，任上海市卫生局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约医生，并兼任了华东干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职务，主要是前去为高级干部诊病。
郭子化：
这样看来，有必要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正好我最近要到上海去一趟，可以顺便去拜访一下，据说你曾经拜访过很多民间中医。
薛和昉：
党交给我很重要的事情，让我负责具体的中医工作，我不敢大意，所以多次走访有关人士，深入了解情况，掌握好第一手资料。
郭子化：
这很好，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他写的调查报告我们都学习过，这个工作方法非常好。
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此后在上海去拜访章次公。他决定到章次公的诊所去考察，前前后后他去了几次，前后相隔有一个月的时间。每次去，郭子化都说：“你忙你的，不要管我，我随便坐坐”。经过长时间考察，他认为章次公医道高深，医术高明，堪当重任。因此，他回到北京之后，积极运作，调章次公进京。
京官难作，章次公是有所耳闻的。因此，他征询朱良春的意见。
朱良春说：
进京，到卫生部工作，这是一个发展中医的好机会，千载难逢，应该去。
章次公饱经世态炎凉之后，他看到和经受了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医的歧视、限制，也看到了共产党正确的中医政策正在实施，因此，他决定放弃个人优厚的收入，进京去为中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55年冬天，他来到了北京，职务是卫生部中医顾问，副部级待遇。
来到北京时间不长，就赶上了林伯渠先生的危重病救治。
林伯渠因病而呃逆频作，而且时间长，病情重，不能进食，不能睡眠，久治未效。经过会诊，章次公细致观察、分析病情，陈述了自己的治疗意见，主张使用一味大剂量野山参进行治疗。

周总理很关心林伯渠的病情，听过薛和昉等人的汇报，指定章次公为抢救小组组长，负责救治。
章次公开出方子之后，交给工作人员，就是用野山参一两，煎汤送服。
薛和昉也来到医院现场参与救治，章次公守侯在病床边。参汤煎好之后，林伯渠因为不能口服，口服则呕吐，滴水不进已经多日了。章次公就让人用棉球蘸上参汤，然后对着林伯渠的嘴挤，一滴一滴地喂，喂喂停停；
章次公又嘱咐用新米，煨稀粥。
人们都感到奇怪，这样不吃不喝已经多日的老年垂危病人，难道还可以喝粥吗？
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一滴一滴的参汤进到林老的嘴里，呃逆逐渐减轻。林老逐渐睡着了，等他醒来之后，长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好饿啊！”章次公让人赶紧把新米粥拿来，一小勺、一小勺地给他喂了新米汤。参汤，米汤交替着喂下去，林伯渠又渐渐地睡着了，呃逆停止了。
“简直是奇迹！”人们小声地议论着。但是，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治疗开始不久，章次公竟然可以断定林伯渠将会产生饥饿感，竟然那么早就准备下了新米汤！
薛和昉把好消息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认为这样的医术的确不一般，指示要召开一个病例讨论会，总结一下经验。
会议如期进行，会议的结论却难得出，中医的专家按着中医的道理，什么元气、胃气，先天、后天，正气、邪气地讲了一统；西医的专家表示不服，他们说如果没有西医输液，怎么会支持那么久？不过是一个偶然病例，算不得什么经验，更难说是普遍规律。双方争执不下，都是“御医大夫”，主持会议的薛和昉收不了场，就去请教周总理。
总理尽管日理万机，本来不需要过问一个医学病例的讨论情况，然而，事情是他布置的，而且对于将来的领导同志救治工作还有借鉴意义，因此，他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了病例讨论会场。
总理来参加会议，立即引起参加会议人员的高度关注，双方简单地汇报了各自的看法，周总理半天没有说话。他环视会议现场，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好！”这时，参加会议的中医们虽然没有说话，然而一阵喜悦的笑容浮现在脸上。周总理稍作停顿，又说话了：“西医也好！”参加会议的西医，顿时脸上有了春暖花开的表情。不料，周总理紧接着又说出来第三句话：“中西医结合更好！
[ 朱良春著：医学微言、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9页。]”
周总理走了，去忙他的事情去了。然而，他留下的话是语重心长的。
章次公在这件事情之后，名声更高，求诊的患者也就更多了。河北省卫生厅长段慧轩，是一位高年资的西医，留学日本8年，回国后在私立医院工作，后来参加八路军，成为白求恩卫校的领导，在延安为高级干部做过保健工作。他非常信任中医，就让路志正请章次公前往会诊，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毛泽东主席当时正在考虑中医问题，他让周总理介绍一位有学识的中医人士，前来叙谈叙谈。周总理就推荐说：“卫生部新来的章次公，人称‘章老’，有学问，也有见识，可以一谈”。因此，毛泽东主席让卫生部安排会见的事情。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就与中医司长薛和昉一起找到章次公，告诉他说：“章老，你明天就不要上班了，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晚上有活动。”
章次公先生以为是要出诊。他想，还用得着休息吗，去就是了。但是，他见领导这么安排，肯定不是寻常的出诊，就去理发室刮了胡子，穿上中山装。很多人见他如此一反常态地“盛装”，都问他要出席什么重要会议，他说不知道，只是跟部长去会诊。到了晚上，他早早地吃过了晚饭，六点钟党组书记徐运北副部长的车就来了，他拿起一个出诊的包，就上了车。车子一进中南海，他就知道是给首长看病，就问：“哪位首长不舒服啊？”徐部长的纪律观念是很严明的，不敢马虎，贺成、王斌因为对于中医问题处理不当，刚被免职不久，因此，他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慢慢地驶进了毛泽东的驻地，临下车，徐部长才凑过来小声说：“主席要和你谈谈中医问题”。章次公心里咯噔一下，紧张起来。其实徐部长心里也没有底，谁知道毛泽东问什么？谁又知道章次公会说什么？
工作人员把章次公领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见主席正在批阅文件，工作人员小声说：“您先在这里坐一下吧。”章次公就在那里安静地坐着，没有任何声音，光线也不太亮。
过了一会儿，主席看完了文件，大声说：“小王啊，怎么卫生部的章老还没有来啊？”章次公赶忙站起来，回答说：“在下就是章次公！前来拜见主席！”
毛泽东赶紧走过来，握住章次公的手，仔细打量眼前这位比自己矮了很多的老中医，很快主席就笑了，他说：“你不老吗，怎么让人家叫你‘章老’啊？我可不喜欢人家叫我‘毛老’！”说罢，一阵大笑。
这笑声感染了章次公，也温暖了中医界那冰冷的心！中医在旧社会倍受歧视、轻视，一些达官、要员对于中医的生存漠不关心，毛泽东、共产党制订的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政策，让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中医办研究院，办国家的中医学院，这是多少中医前辈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啊！章次公激动，心潮澎湃，他聆听着主席的问话，也尽力回答着主席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不愧是博学多才的领导人，他曾经翻阅过很多的中医古书，对于中医学术主张，也有章次公所不敢想象的熟悉。他们从章太炎谈到鲁迅，从古代说到现在，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夜间十二点左右，主席要进夜间的饮食了，章次公看见很简单的稀饭、窝头和酱菜。他起身要告退，怕影响主席工作。但是，主席谈兴正浓，让他一起用餐：“怎么，他们没有告诉你吗？我要同你多谈一谈，章先生乃难得之高士也！”
章次公赶紧再次站起来，说：“主席过奖了，次公不敢当！”主席让他坐下，这一谈，就谈到了天亮，六点钟结束谈话，一共进行了将近十个小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拿出来一整个晚上，找一位中医竟然谈了十个小时，这真是绝无仅有的。
也许，章次公渊博的学识，有问必答的见解，不小的烟瘾，无障碍的交流，使他们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谈话与自己工作、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如今的电视名嘴们，有谁敢于和毛泽东天南海北地扯一个晚上？一扯就是十个小时，而且，此后不久，谈兴未尽的毛泽东，又邀请章次公谈了一个晚上。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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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幕、薛司长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
国务院小会议室，周总理主持会议。
周总理：
各位同志大家好，此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国务院调整了卫生部的领导班子，贺成、王斌不再担任副部长的职务了，有徐运北、郭子化同志接替他们的工作，中医司成立之后，薛和昉同志励精图治，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建设性方案，他建议西医学习中医，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也和习仲勋、胡乔木同志的领导和帮助分不开，是一个很好开局，后面还有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他说要建立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这里边有很多政策性、技术性的工作，万事开头难，需要详细的建设方案，我们还要报请毛主席批示。今天先论证一下，请大家发表意见，提出可行性建议。
习仲勋：
周总理对于中医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有关事情的进展，也利用各种机会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周总理：
毛主席一度对于卫生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甚至气愤地提出来自己可以做卫生部长。主席对于卫生工作十分关心，这是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思考问题，也是站在世界的高度看待中国的卫生问题，他一直提倡西医要中国化，中医也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医学技术，创造新中国的新医学。这就给我们提出来很多新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中国要对世界有比较大的贡献，我看中医是一项；他还说“针灸万岁”；中医师带徒不是落后的东西，带一个成一个很少出废品，因此，中医司提出依靠师带徒快速培养中医接班人的建议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习仲勋：
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是我们做好中医工作的方针，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指示变成政策贯彻下去，推动卫生事业的进步。中医司自成立以来，推动各地中医座谈，解放思想，很多老中医高兴地说“这一次我们真正解放了！”薛和昉司长带头走访民间，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来西医学习中医，让中医进医院，大量培养师带徒、建议章次公等担任卫生部中医顾问，这些措施都很好。薛司长说下一步，要形成方案，建立中医研究院，从学术原理上阐明中医药的科学性，让中医登上科学殿堂；还要建立国办的中医学院，大量培养中医新人。这些建议很有价值，这也是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逐渐形成的建议。
周总理：
我们的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又经历了艰苦的抗美援朝、资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百废待兴。事情需要一件一件办，也要综合考虑我们经济能力，量力而行，要有长期的规划，一步一步逐渐达到我们的目的。
习仲勋：
周总理说，中医司建议成立中医学院，这很好，但是全国建多少所？在哪里建？师资、教材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形成建议方案，报给主席批示。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可以一起听听中医司关于尽早成立中医研究院的设想。
薛和昉;
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发展中医学术，是中医界梦寐以求的梦想。中医界在建国前为成立“国医馆”，曾经奋斗了几十年，这也是中医界试图通过中医科学化的救亡图存之路，但是在旧社会走得道路并不平坦，国医馆的人员虽然很努力，但是作用有限，几乎形同虚设，劳而无功。尽管如此，建国前的国医馆也可以为我们建立中医研究院提供借鉴和参考。
李德全部长：
1929年中医代表们到达南京请愿，是一种救亡图存的开始。中医的命运是希望不废除中医，后来各地成立“中医学社”，1930年，全国医药团体治疗总联合会执监委委员裘吉生、蒋文方、蔡济平等人，仿照“国术馆”的做法，建议设立“国医馆”，后来有人把成立国医馆作为提案正式提出来。
薛司长：
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研究我国具有四千年的中医历史经验，使其传于后世，有助于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现在我国各省几乎都有西医的专门学校，西医人才培养受到国家重视，但是中西医互有短长，亦有中医治愈之病而西医束手无策者，郭可明治疗乙脑、章次公抢救林伯渠成功的案例说明了中医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只知其然，对于其中的学术原理，目前还不知其所以然，只有经过大家积极认真的研究，拿出令世界信服的依据，才能让中医事业更好地发展，而且行稳致远，历久弥新。

俆运北副部长、党组书记：
我对于医学虽然是外行，但是从小就接受中医医疗保健，这是很有成效方法，只是其中的原理还说不清楚，因此，卫生部支持中医司的建议，尽早成立中医研究所、研究院，通过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
薛和昉：
未来的中医研究院，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
周总理：
成立中医研究院有哪些基础条件？中医过去都是个体行医为主，建立国家的中医研究院，邀请各地著名中医来北京工作，既很必要，也有许多实际困难，你们要做好具体细致的工作，请他们合作参加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薛和昉：
总理，我们中医司此前有些材料已经和习仲勋秘书长等领导进行过汇报，我们准备成立中医研究院的时候，先接收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痔瘘小组、以及尚在筹备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这些机构的有名中医岳美中、赵锡武、朱颜、高风桐、李振三、于道济、陈慎吾、王易门、赵心波、郑毓琳、段馥亭，中药学家赵橘黄，医史学家陈邦贤、龙伯坚等，都是骨干人才。
同时，中医司积极物色人才，准备从全国各地调进一批著名中医和西医，作为研究院的基本骨干力量，其中有来自四川的蒲辅周、冉雪峰、杜自明、王朴诚、王文鼎、叶心清，湖南的郑守谦、徐季含，江苏的钱伯煊、葛云彬、金昭文、沈仲圭，浙江的韦文贵，陕西的黄竹斋，湖北的杨树千、黄坚白，江西的赵惕蒙，上海的唐亮臣、姚和清、时逸人、余无言、朱仁康等；如果这些外地的中医名家来到北京，可以说是举国之力，让国内中医药界之精粹云集于中医研究院。
周总理：
好，看来中医司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致，我尽快把这些情况报告毛主席，他一直关心着这些事情的进展。

电影画面，毛主席看了中医司的报告，提笔批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中央文委遵照党中央领导的指示，提出“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其中措施之一是“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1954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

1955年，12月19日，隆重的建院典礼在北京市广安门内北线阁举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建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党政领导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习仲勋等前往祝贺，有些领导讲了话。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党总支书记，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
建院初期，中医研究院设有内、外、妇、儿、针灸、中药几个研究所和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西苑医院）设病床100张。附属医院主要为各研究所进行临床研究及配合教学服务。1963年3月中医研究院进行机构调整，把附属医院外科、针灸科的主要技术力量、医疗设备及90张床位的装备调往广安门医院；将广安门医院的内科，妇科，儿科的部分技术人员调来附属医院，同时把附属医院改名为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和内科研究所。
在1955年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上，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代表中央领导讲话，他说：“中医研究院成立和中医研究班开学，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情。为什么要成立中医研究院？一句话答复就是：为了发扬我国医学遗产，继续为我国人民服务，以至于为世界人民服务。”张副部长开宗明义，把成立中医研究院的目的一语道破。
他说：“我们成立中医研究院，来研究我国的医学，来发扬我国的医学遗产，它的研究工作每点微小的成果，都对我国医学遗产添上光辉，对我国人民为世界人类增加贡献，同时也将进一步证明那些歧视和抹杀我国医学的人的错误，唤起更多的人来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医学的事业。所以集中一批热心研究中医的人，单独成立中医研究院，来研究中医，作出成绩，推动全国研究中医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当然研究中医的工作不但十分重要，而且也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工作。因为它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经验和典籍，很多中医单方、秘方还得搜集。我们现在研究中医、中药方面，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和方法。”由此看来，领导对于“中医研究”，或者“研究中医”工作的历史意义，以及具体工作的艰巨性和实际困难是有所认识的。
张继春说：“我们要承认我们国家的科学，不论从研究成果看，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看，从已经建立的科学部门全不全，研究的方法是否先进等方面来看，都是很落后的。不但远远比不上苏联，而且也还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很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科学就一定要赶上去，一定要尽快地把我们的科学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我国科学应对世界做出贡献，在这方面，中医显然是很重要的一项。”
张副部长的讲话，充分道出了国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重视和发展中医事业，为的就是“我国科学应对世界做出贡献”，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重视“原始创新”。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能总是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不能总是引进科学与技术。“原创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金指标”。
《人民日报》于1955年12月20日，发表了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以庆祝中医研究院的成立和中医研究班（西学中）的开班，社论说：“这是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今后我国医学界学习、整理和提高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将会在专门机构的统一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
《健康报》1955年12月23日发表了社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祝中医研究院成立”，文中说“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已从全国各省、市调来120名高级西医学习中医。他们都掌握了现代医学知识和一定临床经验，学习中医是不难的，只要苦心钻研一定能够学好。同时，又从全国聘有30余名著名中医来院作老师，他们大都是年迈长者，为了人民的事业不避辛劳，来京热情地参加教学与研究工作，定能将全部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好学的新生一代，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的提高政治觉悟与教学相长的业务水平，以集体的智慧，定能不断培养出新生的研究力量和中医师资来。”
万事开头难，中医研究院创办初期，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20) z0 r% @& C& R8 w n. v
第八幕、薛司长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表彰中医成果
' \" [$ g1 q( W, N1 A$ P9 p/ h国务院小会议室，周总理主持会议。
" d8 M" P. j& o7 r( h周总理：

第九幕、薛司长建议成立中医学院、培养高层次人才
国务院小会议室，习仲勋主持会议;卫生部、教育部、中医司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习仲勋：
为了落实毛主席批示，建立中医学院，国务院秘书厅今天请卫生部、教育部、中医司有关领导参加会议，进行座谈。创建中医学院，把中医教育纳入国家正规教育系列，也是中医界梦寐以求的理想，建国前中医界为此奋斗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取得有成效的结果。中医教育萎缩，不能吸引有志青年加盟中医队伍，中医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是一句空话。
薛和昉司长早年在北京读过辅仁大学，又熟悉中医和西医，因此，他对于建立中医学院这件事情考虑的比较多，也比较接近于现实可行性，今天请他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薛司长：
感谢毛主席和国务院领导的支持！
中医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于1913年颁布“大学规程”，把高等教育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七门，建立了现代教育的学术体系。医科里边，只有西医的内容，没有中医的课程。中医教育被排斥于现代教育体系之外，这就是“漏列中医教育案”。当时，主管教育的官员，不断撤换，虽然有极少数人像汪大燮那样主张取消中医教育，但是，内务部或者教育部的不少官员，并不主张取消中医教育。只是因为，现代医学教育，分科很细，而且科目很规范，不象中医学都是用一本书、一本书地做教材科目。因此，很多人借口中医教育需要现代形式，应当规范科目，所以“暂时未列”中医教育。
教育部副部长：
是啊，中医教育得不到国家的扶持，这是旧社会造成的。今天不一样了，国家重视中医，我们教育部也支持中医事业发展，成立中医学院势在必行。只是这是一个自古未有的事情，要办好这件事也不容易。
习仲勋：
薛司长他们充分考虑了中医教育的特殊性，因此，他们的调查研究做得很细致，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薛司长：
中医高等教育的坎坷说来话长，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有东西方文化、医疗的交流与矛盾，以及经济利益、未来健康主导权等问题。因此，有很多中医前辈，为了建立民办的中医教育，也是煞费苦心，苦苦奋斗了很多年。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法规颁布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未曾想，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他于1913年12月29日，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又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此论一出，全国哗然。
中医争取教育权的第一次请愿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医界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时隔不久，在丁甘仁等中医学者的努力下，竟然获得成功。其斗争手段之高妙，今天看来仍然不能不令人击股叫绝。
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
近代孟河名医丁甘仁（1865-1926年），名泽周，祖居武进孟河，医历三世。他本人先受业于马仲清和费伯雄的学生丁松溪，后又师从马培之，尽得马氏内外科与喉科之长。初开业于苏州，后来迁到上海，医名大震，连西方欧美在上海的人士有病，也不惜重金请丁甘仁诊治。1915年4月，丁甘仁、夏应堂、谢观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他们向北洋政府递呈了备案申请，其《呈大总统文》说：“教育为国家之基础，医学实民命之攸关。我国光复以来，各省学校林立，恩准奉行，仰见我政府陶铸医学真才，为四百万兆生灵造仁寿无疆之福。洵乎民之强，即国之强也。”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139页]
薛司长：
丁先生无愧学界英才，一番颂扬之辞，使北洋政府的官员也许会因此而重新认识中医。但是，下文话锋一转，他就说到了中医教育漏列的严重问题，“但查各省之内容，类皆偏向西医，而中医徒袭其名。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恐数十年后，中国数千年神圣之医学，日就式微，甚可痛也”。丁先生把中医称为“神圣之医学”，这样崇高的医学，这样关系到民命的教育问题，竟然漏列了，是在没有批评北洋政府的文辞之中，已经包含了严厉地声讨。
丁先生的大胆设想，还不止于办成一所学校，培育中医人才，而且还勾勒出远景规划，提出来推广中医学校和附设附属医院的设想：“由是全国推行，民命攸赖，岂不懿欤？学校附近，尤当设立医院，聘中医数人为医员，俾学生实地观摩，以资造就，兼聘华人之精于西医者一人，凡遇病之可用西法者，以西法治之。学生可以兼通解剖，而补中医之不足。医为仁术，择善而从，不分畛域也”
郭子化：
丁先生的完满计划，以及兼采中西医的“进步态度”，终于打动了行政当局，因此有了中医现代教育的新局面。教育部说：“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教育部看重的是形式上的现代化，勉强同意了中医办学校振兴图强的要求。内务部认为：“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有所赞同，应准备案。”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近代中医教育因此而开端。
薛和昉：
经过筹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正式开学，1931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1937年抗战爆发后迁入租界，1941年停办，1945年恢复招生，1946年受国民党政府取消中医政策影响而被勒令停办、取消。丁甘仁与夏应堂先生，还在上海广益中医院内，创办了女子中医专门学校，1927年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18年包识生等人在上海北浙江路，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1925年陈无咎在上海丹溪学社的基础上，创办上海汉医学院；1925年4月，恽铁憔、章太炎与张破浪等人，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创办“中医通函授学社”。[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142页]
朱良春先生学习过的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由江苏吴县妇科名医王慎轩创办，1926年的时候叫苏州女科医社，1933年夏改称苏州国医学社，聘请前清举人唐慎坊为社长，1934年又遵照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改组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并聘请章太炎先生为名誉校长。章太炎先生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 4个字的校训。1936年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聘章太炎先生为院长[ 孟庆云：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先生的医学情缘、中国中医药报、2003、8、25]。
郭子化：
因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停办。朱良春先生说，当时的苏州国医专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学校规模，在全国还是比较好的，这样比较好的中医学校都保不住，其他条件差一些的中医学校也更容易倒闭。
薛和昉：
艰难之中开创的中医教育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受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
根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停办的中医学校还有：
创建于1917年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17年的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27年的天津国医函授学校；
创建于1931年的福州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1年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
创建于1931年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3年的仙游国医专科学校；
创建于1934年的武进国医专科学校；
创建于1934年的南京国医传习所；
创建于1936年的宁波中医专门学校；
创建于1936年的华南国医学院；
此外还有很多中医教育机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或前或后地关闭了。到解放初期还存在的中医教育机构，已经为数甚少了。
与中医教育相关联的中医学术期刊，在战火之中停办的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如：
创办于1913年的上海《神州医药学报》1937年6月停刊；
由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1921年主办的《医学杂志》1937年停刊；
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医界春秋》、创刊于1932年的《国医公报》、创刊于1931年的《针灸杂志》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停刊，或中断。
郭子化：
解放前的中医教育，主要是中医界依靠自己的力量，勉强维持局面，断断续续，气息奄奄。由于中医前途十分暗淡，学生出路也颇成问题，因而受过良好近代教育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无人报考民办的中医学校。难怪中西医结合专家陈泽霖教授，当初选择志愿的时候，他的父亲虽然是著名中医，却让他去读西医的医学院。
薛和昉：
任应秋先生于1951年在四川万县、江津、合川、涪陵、壁山“五个文化较高的县份，做过百分比的统计，全体中医的文化水平是：曾经受过高级教育（包括大学或专科学校）的1%；具有普通中级（初高中）文化程度的20%；祖传师授、粗通文字的25%；仅凭开业取得些经验，一般文字都不很通晓的30%；旧文学颇具根底，而于中医旧的理论而稍有修养的5%；具有一般科学知识和中医一般旧的基础，对于新医学理论颇易接受，并可能做一些结合工作，逐渐走向更科学化1%；仅凭懂得一些方药和草药，而毫无理论根据，只初识文字的10%；只认识一些草药而不识字的8%。其他文化低的县城，还不可能达到这个百分比。像这样复杂而底下的中医文化水平，我相信不仅川东如此，西南如此，其他行政区或省区恐怕亦在伯仲之间。”
在推行消灭中医政策的社会环境下，中医界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正规军”，而只能是一支素质底下的散兵队伍。
郭子化：
解放初期，各种民办中医学校基本上已经解散，或处于停办状态。1949年5月废止中医派代表人物余云岫，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改造中医座谈会”，并在会后拟成《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将它作为向全国第一界卫生工作会议的提案，其中建议：“为彻底解决旧医问题起见，对于产生旧医的任何方式的教育，速即予以革除”。这种观点影响了卫生部的决策人物。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期间有人主张：“中医是要科学化的，而不是产生新中医”。
1954年上半年，随着对卫生部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的批判运动的展开，长沙易南坡，江西江云铁、姚荷生，上海洪贯之，南京时逸人等中医名流，先后分别致函卫生部，建议普设中医进修学校，改变中药剂型，编辑中医统一用书，重点试办中医学校等，并未奢望成立高等中医学院。
教育部：
听了卫生部、中医司的有关介绍，我们觉得中医正规学历教育走过的道路很坎坷，建国前始终没有一所国办的中医院校，这的确是那个旧社会造成的。我们觉得，中医教育的历史欠账应该迅速补上来，我们建议中医学院的学生与师范生一样，免交学费，中医大学生享受与师范生一样的待遇。
薛和昉：
非常感谢教育部的同志这样理解中医高等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这正是我们中医司想说又不敢说的事情。
习仲勋：
好，既然大家思想一致，同意尽快成立中医学院，尽早招生，那我们就积极行动起来，动员各方面的积极性，争取1956年夏季首先建立几所中医学院。请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卫生事业规划的时候，把中医高等教育这件事抓紧、做实。
郭子化：
我们回去就研究落实中医明年招生的问题。

《1956──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草案）》提出：要“以带徒弟的方式，在今后七年内培养新的中医48万名”。
1956年3月卫生部给“总理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中医进修教育工作，从1955年起，全国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中，过去完全不教中医课或很少教中医课的现象已经改变，平均中医课已占40%至60%。目前准备着重研究解决中医进修校班中关于教学方针、教材、师资，以及关于学制、学员条件、教学方法等问题。”
1956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工作队伍”的社论，把带徒和中医学院招生两项措施，看成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社论说：“现在卫生部已经决定要努力培养新的中医，以壮大中医工作队伍。根据卫生部的规划，除了由中医学院和中医学校培养一部分中医以外，还要用中医带徒弟的方式来大量培养中医。因此，组织中医带徒弟就成为卫生部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师带徒与学院教育相结合，的确是在当时条件下培养中医人才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缓解中医队伍锐减和后继无人问题，是一项有力的措施。
1956年6月8日《健康报》发表社论：“迎接中医学院的诞生”，记述了中医学院初创时期的情况。
社论说：“几千年来，祖国医学除了依靠师传、祖传和个人自修等方式，一代一代传授下来以外，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类似学校的太医局等机构，到清朝末年，出现了中医学馆等具备学校雏形的机构，但采取办学校培养新的中医后备力量，还只是近数十年的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热心祖国医学教育的人，曾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州、成都、太原等地，以私人力量举办过国医院校，培养了一些人才。但由于处处遭受反动统治的歧视与摧残，使这一有益于人民健康与幸福的正当事业，一直处于苟延残喘的局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同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由国家筹备成立四所中医学院，这是我国医学教育上的重大发展。”
中医学院和中医带徒弟培养中医人才的方式不一样，中医学院是正规的专业学校。在师资、设备、学习内容、学生入学条件等方面，都要严格得多，它所培养出来的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现代科学水平的高级人才。“所以办中医学院是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省市卫生厅局选调当地有实学的中医老师，来担任中医课的教学。要随时整理、提供解放前那些热心办学的中医们，他们所取得的办学经验；现代医学基础课，暂时需就近的高等医药院校教师兼任；教学大纲及教材，需要中医研究院等单位来共同配合编订；开学当年的校址，也暂时需向其他单位借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目前迫切要求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的。
1956年12月27日，卫生部给中央的《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中说：“从最近的情况看来，由于事先几乎完全缺乏准备，学校虽已开学，存在的问题却很多。以北京中医学院为例，教学方针、学校规模、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该校至今尚无一位相当于教授水平的专职教员，其他如干部、教材、设备、房设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此，教学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引起学校干部和学生的很大不满。这一问题应很快解决，否则将在学生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很大的损失。”
著名中医专家路志正先生1952年来到卫生部工作，先在医政司，后在中医司，他经历和见证了许多别人难以遇到的事情。当时条件极差，食堂连学生的碗筷都没有准备；校址只是借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一层楼；没有课桌，学生只能坐在马扎上听课；没有院领导，临时将中医司副司长陈育民调去当院长。
8月24日陈育民上任时，只有余无言、栾志仁两位教师。9月1日开学时，学生进了课堂却没有老师上课，陈育民急中生智，自己走上讲台，没有教材，只好讲中医政策以应付学生。由于学院教学无法正常运行，引起学生反感，纷纷向卫生部提意见，并向周总理告状。对此，卫生部主管部门医教司经过半年周旋，仍无法解决办学的基本条件。在此情况下，吕炳奎主动提议，北京办不了可以暂时迁到南京办，那里有房子、师资和教材。这个意见得到了卫生部、中宣部、文教办的同意。当周总理得知此事后，批评说：“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 遂责成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处理此事。
齐燕铭提出了把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院让给北京中医学院，这才解决了北京中医学院的校址问题。为了解决教师、教材匮乏问题，

曹东义 · 发表于 4 天前

曹东义发表于 2025-2-18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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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幕、习仲勋请薛和昉回国务院、建议吕炳奎来京**
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办公室，习仲勋与薛和昉谈话。
习仲勋：
薛和昉同志，1952年11月你我一起从西北局来北京工作，你我都在国务院工作，不久就赶上周总理落实1953年4月3日毛主席批示这项紧急任务。我推荐你带领工作组到卫生部去调查研究，是你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促成了卫生部领导班子的调整，也促成了毛主席批示让西医学习中医，建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你在首任卫生部中医司长短短的几年里，经过大量调研，确定了石家庄郭可明治疗乙脑的经验，表彰中医成果，办西医学习中医班，请全国各地名老中医进京工作，这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医事业发展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虽然，中医事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但是，国务院的事情也需要你来做，所以我劝你不再担任中医司长，回到国务院工作。
薛和昉：
我服从组织安排，随时可以回国务院工作，只是有些事情还没有落实好，我有些放不下心来。
习仲勋：
说说看，有哪些工作你还不放心？
薛和昉：
比如中医研究院刚建立，对于研究方法、研究人才、研究项目等还没有确立，我想这方面我还可以尽力而为，替他们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习仲勋：
是这样啊，你可以兼任一段中医研究院领导职务。
薛和昉:
还有一件事我不放心，其实本来应该是组织考虑的事情，但是，我担心卫生部西医为主，中医司未来的领导，不容易开展工作。
习仲勋：
奥，你有合适的人员可以推荐吗？
薛和昉:
我建议，请南京卫生厅吕炳奎厅长来接替我的工作，也许他可以比较好地胜任。
习仲勋：
说说你的理由。
薛和昉：
吕炳奎同志新四军、游击队出身，也有比较好的中医基础，他担任江苏省卫生厅领导的时候，注意培养中医师资，这一次北京中医学院成立的时候，江苏省为了解决缺乏师资、教材问题，一下从江苏省调来40余名中医师资，以及全部新编教材。这40余名师资，如：董建华（人大常委）、程莘农（工程院院士）、杨甲三、王绵之、颜正华、刘弼臣、印会河、王玉川、姜楫君、施汉章、金起凤、江振济、孔光一、陈佑邦、程士德等业务水平都很好，可见吕炳奎同志早就留心中医教育事业了。
习仲勋：
你的建议很好，我向上级汇报一下，请组织部门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吕炳奎来到国务院，在习仲勋秘书长的办公室，见到了薛和昉。
习仲勋：
吕炳奎同志，组织上调你到卫生部，接任中医司长，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你的前任司长薛和昉同志做得很好，当然，他的身份与你不一样。
薛和昉同志是周总理和国务院文委派去调查工作，他们不敢怠慢；你不一样，从基层到中央工作，由下而上，难免需要适应一下环境；另外，卫生部领导对于中医工作有些不理解，前几年免去贺成、王斌同志的职务，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吧？
这说明，做好中医司的工作不容易，你要注意工作方法，多团结同志，争取做得更好。
吕炳奎：
感谢领导关怀、我遵照**指示开展工作。
我是一个兵，出身新四军，革命的艰苦我不怕，中医的困难我也知道，我相信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我要向薛司长学习，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接好这个班，用工作的成绩向两位老领导汇报！
（全剧终）

20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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