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

曹东义 · 发表于：2016-11-20 19:24:13

黄永玉：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2016-11-15 [url=]中国好学者[/url]

学者简介：黄永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版画系主任。1946年，和张梅溪结婚。中国画院院士，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
大师呀！大师文 | 黄永玉摘要[size=1em]
[size=1em]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正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样子，也不忍心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干……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淡何容易？
几十年前，南京还是“首都”的时候，有两句开玩笑的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形容那时候在京城里，少将、中将是值不得几个钱的。这几年国内又有了新的好玩的活，“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了，说的也是实在的情形。

“大师”、“教授”这种称呼，原不是可以随便安在头上的；就好像不可以随便取下一样，既要有内涵，还要具备相当长的、够格的资历。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正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样子，也不忍心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干……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淡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安之若素的时候，找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巴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在翡冷翠，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背着画箱，十分逍遥。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都是好过的！

在香港，出发前我有个打算，这次上意大利，要画一些非常有个人性格、泼辣的东西出来。……及至到了翡冷翠，临阵前夕，面对风景建筑都呆如木鸡。

千余年来意大利大师们的宏图伟构罗列眼前，老老实实膜拜临摹尚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

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一幅又一幅的战栗。慌乱、自作解脱，被伟大的前人牵着鼻子跑，连挣扎也谈人上。眼看着达到二十多幅的数目，有如走进森林，天色迟暮，归期紧迫，却没能找到愿望的灵泉。

我只是明白一点，六十七岁的暮年，除了艺术劳动“背水一战”的快乐之外，时光已经无多。世界那么灿烂，千百年来艺术上有那么精彩的发明，够感谢苍天的了！

意大利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在奇妙的文化艺术里泡大的，随口就能来上段艺术评论，哼两声歌剧折子。他们不但“懂”，而且“尊重”。

我对—位意大利朋友说：“你们意大利人不装模作样；随随便便，自自然然！”

“当然！当然！”他说，“要装模作样有的是地方。到歌剧院台上去，或者上那儿去（指大理石像雕刻的石座）。有的是地方！”

这土地和这风俗太适合我的口味了。

不假客套和不粗俗的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其实也相去不远。

我在市中心米切莱小教堂对面的但丁学会门口人行道上写生。这座小教堂里里外外精致得像一具鲜活的钟表。第—次见到它我几乎“吓”呆了，那么美，那么庄重！

来往的行人怜悯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就干脆站在我后面嘀咕。画布平摊在石头地板上，我则像告地状一样趴在画布上头勾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时，画幅接近完成的叫时候。扫地的大汽车来了！

小教堂外和但丁学会之间是—块不能算广场的石头大街，闹中取静。“穿堂风”令人舒服清爽。大汽车一边洒水—边扫地绕圈，每次经过我的范围，都把洒水的龙头停下来，给我留下一小块深情的干地。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洒扫工作完了，他们把大车停公小教堂远处，然后向我走来。

四个人，三男一女。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女的长得好看，都穿着衫连裤的灰色工作衣。

他们静静地看我收拾最后的那几块颜色。嗡里嗡咙了一阵。五十几岁那个微胖的清洁工拍拍我的肩，打着手势。指指我的画，又指指自己，再做着数钞票的动作，推向我胸脯这边来：

“Money ！You！ Money！You！”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的回答一—

“No，no！”摇摇手，然后双手仿佛托着这幅画往右边上空晃了一晃，“Hongkong！Hongkong！”对着他微笑……

看起来，我跟我对手的英文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了；倒是一说就通，感情得到明晰的传达。

“Coffee！　Coffee！”他们指一指咖啡馆。

“Thank you ！”我指一指画，摇摇手，点头，微笑。

你看：又通了！

他们喜欢我的画，我高兴的不只这一点——在威尼斯、西亚那、圣其米里亚诺，在菲埃索里山、米开朗基罗广场，都有人问我卖不卖这些写生——

尤其是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码头的三个持枪的宪兵有过类似的要求——

我高兴有这种融洽的空气。

我的晚年在这里度过是合适的，大家的脾性都差不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家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在意大利！

延伸阅读：/ [+ b% i8 C) n
以下内容节选（注意，是节选，）自《南方周末》2013年08月02日，记者李晓婷采写。& h) K, d7 ?6 s# y, o8 V9 I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 F- z+ Q% M2 a" Y; G3 V, T+ ~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为什么后来要回大陆？

黄永玉：我认为我很左，是进步的，回来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党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左派，回来后才发现分别这么大。那时候在香港有朋友启发我让我入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为他要让我加薪、提级，我说你不要客气。以后懂事的时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说法是，沈从文给你写信，召唤你回大陆，所以你回来了。

黄永玉：他不召唤我，我也会回来，因为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没有办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社会，这么平等、这么自由、能够有好发展，怎么不回来呢？

南方周末：回来后有过失望吗？

黄永玉：没有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轮车都高兴，在天安门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们跟着文艺大军，眼泪流得路都看不见。从来没有考虑有什么失望不失望，为什么呢？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原来就不多，现在又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平等、这么朴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发现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我尊敬的一些前辈、好朋友，怎么都变右派了？我了解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一起斗争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牺牲生命的，有些人还是老共产党员。就有点怀疑，但是（觉得）一定有我们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学校也对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来的美术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我一个人到了美术学院，80%的留学生都让我教。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喜欢听外国音乐、鼓励学生看外国文学、看外国绘画，也养狗、打猎，礼拜六带个帐篷出去露营，这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要检查。每一个运动来了要检查，不就是认错嘛，运动过去了不还是老样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见的人也跟我一起玩，听我讲音乐、讲文学，还跟着我出去打猎。因为本身其实的确不是个事。你说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时主要是不理解？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去，马思聪、夏衍、田汉……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单位接受批判，那个时候都不懂。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爱人拿热布给我敷，哭起来了。她说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我说不要这么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信心，人类生活的规律不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永远这样的呢？

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内地的作品有区别吗？

黄永玉：区别很大。在香港的时候是“左倾幼稚病”，表现工农兵。但是兵没有地方表现，就表现工人受苦，自己虚拟、想象的那些斗争、贫穷、老百姓受帝国主义压迫，刻了这么些东西。

回来以后也表现解放后的生活、大跃进，上面说什么我们刻什么。说羊喂得像牛这么大，我就刻一个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盖房子，我就画了一个公社食堂。（亩产）一万斤粮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张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工作、要创作，《人民日报》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来不会有抗拒吗？

黄永玉：那个时候的群众情绪你现在体会不到。前两年有人说，那你不是帮着说谎？我说，那个不叫做说谎，那是真的兴趣，真的刻出来，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说香山那边一头猪，用牛配它，牛和猪怎么能配种呢？说是配了，猪养得像牛这么大，不用喂，满山吃草，所以我等着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张。

南方周末：回来后做木刻，是纯粹任务性的还是有稿费？

黄永玉：有的是任务，有的是自己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教学的范本。政府给的任务，也有稿费，比如说《人民日报》，正常情况是5块钱一张，最多是8块，一张要刻好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来了，发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个月有这么几张作品发表了，多二三十块钱，还是挺解决问题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画。1972年“禁画”解除，此后的这一阶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黄永玉：“四人帮”垮了以后，毛泽东纪念堂后面那一张大的画，很多人出稿子。每个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要开会，就是讨论毛泽东纪念堂的进展，那个画稿老不批准。最后领导就说那你画一张，我就捡地上一张清华大学不用的设计蓝图翻过来画，地球、黄河、长江，然后是山脉。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在场，大家一看就批准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两句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这样我就开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不写小说了，去做服装史研究。当时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

黄永玉：我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力没有这么高明，只是一个天生的珍贵的务本心理：这个我干不了，就挑一样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这么几十年我同他没有谈过文学，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们和一些领导人在钓鱼台吃饭，我坐在廖承志旁边，他问我，你讲讲看，你怎么和“四人帮”斗争的？我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我才不敢呢！顶多我没有求饶。他说不求饶也是斗争。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弢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

黄永玉：我相信善、恶。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轻时候你给我一拳，我起码给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不能跟集体打，你可以像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韩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们是一万回。

现在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前没有想过科学可以使人向善。这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科学为什么会让人向善？

黄永玉：“五四”时期提出一个口号：要科学、要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科学。政治上科学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不能贪污，贪污在经济学上是不科学的。

今天有了电脑这些东西，你说谁能够禁止外界的消息传进来？过去可以控制，现在是不方便控制，有人想方设法可以看到真实的消息，这就是科学的帮助。

“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

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读一些什么书，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黄永玉：这几年读老书。我在看《尤利西斯》，是我的熟人萧乾翻译的。人们老强调它的意识流，其实不仅仅是意识流的问题，它是语言节奏的技巧，很高的技巧。我最喜欢大讲故事，从头到尾讲故事。

南方周末：看电影吗？

黄永玉：看外国电影，中国电影也看。也看连续剧，明明很无聊的，后面要演什么我都知道了，还是连着看下去，拖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也有的很好的，我最近看了《男大当婚》，感觉很好，人物也好。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一定要看《非诚勿扰》，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状况，一些社会关系。

南方周末：你喜欢这个节目？

黄永玉：我认为很要紧的，我是看的，还鼓动别人看。看到不太像话的事情大家很生气，还议论起来了。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确，有的人像流氓一样，像黑社会一样。还有一些女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都说好了她又不干了，还有的站在那里就让人很讨厌，话很多，啰啰嗦嗦的。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是持续不变的还是有变化？

黄永玉：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这一点我是力行的。一直是这样的。基辛格也是这么想的，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外交为什么搞得这么成功？他说，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我觉得这个比较具体，你弄古代的几句话来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东西太远了。

南方周末：现在谈得多的是中国梦，能讲一讲你个人的梦想吗？

黄永玉：我不想讲梦的问题，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对于国家的梦想呢？

黄永玉：你现在问我，我现在才开始想。眼前我感觉到不简单了，去年、前年我还挺担心的，去年你们访问我的时候我还讲了，吵吵闹闹是一件好事，就怕不吵，一个人说话算数。

但是眼前稳定下来了，解决很多新的问题，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不是吹牛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南方周末：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黄永玉：没有，我没有写日记，写日记的话，“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讲过你写文章骂起人来会非常地狠，但是我们看你的文章，并没有这种东西。

黄永玉：你讲得对。需要骂的那种人就不值得写。我要怜悯他们，怜悯残暴、怜悯愚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没有文化。我遗憾的是，好人、坏人都读书，问题就在这里，坏人也读书，秦桧也读书，你说怎么办呢？文化这个东西要放在坏人手上就麻烦了。他可以动员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一个人他的对面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办，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是三个人就够呛了，到了五个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你对付他，那你就死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付狼群你没有办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死亡？

黄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本文摘自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1999年出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转载自公众号“思想潮”感谢您的阅读！《中国好学者》倡导“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专注于学者、学界、学术的发展进步，定期向您推荐中国优秀学者及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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