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东田 | 生态社区（新熟人社会）解读

邢东田 | 生态社区（新熟人社会）解读原创 2017-01-11 邢东田 科学的历程

▲邢东田

作者 邢东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全课题组）

责编 许小编 刘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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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的目的

生态社区，不是哪个人的发明，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存在。放在当代中国生态运动的大环境中，类似的有：生态平台，生态人脉，生态朋友圈，熟人经济，生态家园，生态社群等；相关的有：社区支持农业（CSA，亦译为“社区互助农业”，现译为“社会生态农业”），参与式保障（PGS）。

这一代表未来方向的新生事物，非常重要，自然会有关注者进行解读。我的说法，只是诸多非研究性解读之一。解读的目的，是希望给关注生态运动和健康安全的朋友做个参考。特别是对那些新进入和准备进入生态领域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本人对生态社区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很不够，对于学术角度的研究，更缺乏梳理（我的感觉是，相关报道很多，像样的学术研究不多），解读起来，一定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毕竟自2009年以来一直参与相关活动，身在其中，看法尽管比较粗浅，应当还有一定参考价值。

目前生态社区正从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随着我国生态事业的发展，相信会有专业人士对这一代表着未来方向的社会新生事物进行深入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成为引玉之砖。

2.生态社区的起源与发展

生态社区，是肇始于本世纪初的中国生态运动（以新乡建运动为主体）的产物。

种种原因，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一个以GDP为最高目标的信息高度不对称、诚信极端缺乏、责权利严重错位的恶性竞争市场。在恶性市场的压力下，我国农业迅速向化学农业转化，农业成为环境污染与食物污染的元凶。

为避免化学农业的毒害，本世纪初以来，一批有识之士，生态文明的先行者，开始探索如何克服恶性竞争市场弊端，走生态文明之路，由此而开创了中国的生态运动。运动中建立的生态社区，成为最重要的最有效的组织方式。生态社区的产生，是中国生态运动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生态社区的参加者为保障食品安全而建立的良性市场，是生态社区的基础。良性市场克服了恶性竞争市场的种种弊端，做到了价格合理，信息对称，诚信交易，责任到位，实现了相对稳定的产销良性循环。

生态社区走入公众视野，是在2010年前后。2008—2012年期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大曝光，催生了全社会的“生态热”，一些城市白领人士纷纷改行投入生态农业。采取生态社区熟人经济方式（CSA）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新农人”学习的榜样。

生态社区的生产者，大多是下乡或回乡的城市白领（包括大学生）新农人，主要目标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践行与推广健康生活方式。随着生态运动的广泛展开与深入发展，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生产者加入，生态社区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已经开始超出食品安全保障的范围，社会保障与社会动员方面的内容增多，从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

生态社区都是相对稳定的小众团体（几十人至几百人，也有更多的）。这一特点保证了参与者的信息对称性比较高。

同时，生态社区绝不是封闭的团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各生态社区都有自己认定的靠谱的生产经营者，都有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拳头产品。A社区的消费者可以购买B社区C社区的生态产品，B社区C社区的消费者也可以到A社区购买生态产品，等等。不仅产品，人员（消费者、生产经营者等）也是流动的。这样，就可以更大范围地突破地域界限，在全国各地众多的生态社区之间，逐步建立起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生态产品大市场。

事实上，各地生态社区的横向联系，已经开始出现，相信这种联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

3.生态社区的定义

生态社区，是中国生态运动最重要的组织形态。是我国生态文明先行者，继承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与近当代乡建实践的文化精神与模式，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参考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建立起来的以线下经常交往为基础、以保障食品安全推广生态健康生活为主要目标，由本地消费者、生产经营者、专业人士等为主而组成的跨越城乡空间的开放性的熟人社会。是参与者在高风险、低质量的人与人利益对立的社会环境中，为自救与积极影响社会，创建和维护的人与人互助共赢的低风险、高品质的生存共同体。

生态社区是恶性市场GDP世界化学污染环境中的绿色根据地。生态社区，首先保证参与者能够获得安全食物，同时积极影响社会；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身心健康的生态文明。

【生态社区的特点】

（1）以生态健康为前提。参与者对生态生产方式与生态生活方式高度认同。

（2）空间有一定甚至相当距离的参与者，通过经常性的线下友谊交往与线上信息交流加强沟通。

（3）进入社区的门槛不高（但生产经营者有门槛），但能否成为长期成员，需要本人的坚守与大家的认可，口碑是决定性的。

（4）社区成员一律平等，起着一定主导作用的乡贤式的组织者群体，是在相关活动中自然产生的。

（5）以食品安全为核心内容，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4.生态社区的形式

从生态产品产销对接的良性市场角度，生态社区主要有四种形式

1.以生态生产者为主导的农场配送（有些农场还有“劳动份额”方式）。比较著名的是2008年成立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各种主客观因素，小毛驴农园的事迹与经验，被媒体广泛报道，成为生态社区的一个典型。据有限了解，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采取了配送方式的生态农场，如北京的天福园有机农庄、德润屋农场，山西的衡荣生态农场，北京国仁绿色联盟联合社，山东的弘毅生态农场等。这类方式的农场目前非常多，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微信群和铁杆消费者“粉丝”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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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生态产品团购群。我最早知道的是2010年成立的北京回龙观地区的绿之盟，由一群担心孩子食品安全的“妈妈”为主体。绿之盟后转为生态有机产品商店。其他，我有一定了解且办的比较好的有北京的“净土共同购买群”和“爱农&原生态群”，哈尔滨的“我们吃安全食品群”等。这些团购群，都有自己的产品安全标准和规则。团购群以热心消费者为核心，负责寻找生态安全产品、组织团购、协调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等。团购群进一步发展，比较好的形式就是消费者为主的合作社。据了解，在外地和北京都有这类合作社。

3.以面对面交流为主要形式的生态农夫市集。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创办于2010年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之后，在我国很多大城市甚至一些中等城市，都建立了类似的市集。据我所知，大约2013年前后开始，北京出现了舌尖上的市集、北京社区农夫市集、京西生态农夫市集、二十二院街有机农学市集、从农场到邻居农夫市集、浩锴大集、好农场市集等（其中有些已经停办）。生态农夫市集特别体现生态社区的特点——群体生产者与群体消费者面对面交流，出售产品；市集组织者不定期地组织消费者、专业人士（包括生产者）到农场考察；生产者与消费者是相互熟悉的朋友等。

4.以生态产品销售为主导的生态商店与生态餐厅。生态商店，我比较熟悉的有北京回龙观的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望京的6里地健康生活馆、三元桥的集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生态产品商店）。据了解，北京还有一些，外地这类商店也不少。生态餐厅，我们今年7月在北京举办生态餐厅论坛，共推荐了五家：维根蔬谷健康馆，天厨妙香素食餐厅，慈香居餐厅，九号工社生态餐厅，山野朴食农场餐厅。这些餐厅目前还不能达到食材调料全部生态化，但已经做的相当不错。维根蔬谷、九号工社、山野朴食，生态食材比例都非常高，其余两家也在不断加大生态食材比例。为了保持生态社区熟人模式的特色，不仅生态商店注明了产品来源，有些生态餐厅，也把食材来源写在菜单上。生态商店与餐厅，在生态产品购买时间上，给了消费者特别是城市上班族，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发展前景看好。

以上这几种形式，只是一个大概的分类。在实践中，分别往往不那么严格。

说明：

（1）互联网特别是微信群，是生态社区最重要的联络手段，但不是社区本身。

（2）以线下经常性面对面交往为必要前提的生态社区，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与门槛，是否成为其成员，完全取决于参加者的态度行为和生态朋友群体的认可。

（3）根据国外与台湾地区的经验，随着生态农业及相关事业的发展，生态社区会建立比较严格的制度，会有明确的进出手续。

5.生态社区的优势

（1）把偶然的一次性的金钱的交换关系，变为人与人信任基础上的长期交往。彻底抛弃了狼与狼的利益对立的零和游戏模式，建立起人与人的互助共赢模式。大大降低了参加者的生活成本和风险，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安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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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服了地域局限。这种跨越城乡的互助共同体，成员不如传统社区那样接触密切，反而更容易将志同道合者凝聚起来。

（3）充分发挥群体的优势，一是克服个人专业与知识的局限，取长补短，形成集体智慧。二是改变了消费者生产者力量分散不断受气的格局；形成合力，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保护合法权益。三是在信息对称和责任到位基础上，做到了质量责任与权利的高度统一，真正实现了产品溯源和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特别强调】

（1）消费者如果想要保证食品安全，一定要参加生态社区，除非全部自己生产或有其他特殊来源。生态社区是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消费者只有进入生态社区，才有可能恢复自己的天赋两权——对食物来源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2）对于生产者来说，生态社区熟人模式的良性市场，是最佳选择。在社会诚信大面积崩溃、信息严重不对称、劣质产品充斥、消费者如惊弓之鸟的恶性竞争市场，真正的生态产品很难生存。生产者一定要进入良性市场，多下功夫，与消费者交朋友。

（3）生态社区的良性市场，更是生态农业良性循环的基本保证，是当前社会条件下，突破生态农业困局的最佳方式。生态农业的价值，只有在良性市场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承认。

6.生态社区的基本准则

（1）生态。坚持生态方向，生产上坚持蒋高明教授提出的“六不用”（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地膜，不用人工合成激素，不用转基因），消费上坚持有益于环境保护与个人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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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诚信。诚信是生态社区的底线，特别是生产经营者，一定要做到“三靠谱”（靠谱的生产经营者，靠谱的生产经营环境，靠谱的生产经营方式）。对于涉及到产品安全、社区成员交往等方面的公共问题，都必须公开透明，实事求是。

（3）友谊。社区成员都是有着共同生态追求的彼此有相当了解的朋友。一是要经常联系，二是要与人为善。如果认为其他生态朋友有问题，应当直接交流沟通。坚决反对没有根据的猜疑，特别是公开质疑与指责（除非有证据证明是造假。那时造假者已经不把朋友当做朋友了）。

（4）互助。要把生态朋友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生态朋友有困难，大家都应尽可能地予以帮助。这一条，现在还只是希望，只是自律。随着生态事业的发展，应当有制度性的保障。

7.关于生态社区的称谓

用既有的词汇“生态社区”，称谓我们社会近年出现的“新熟人社会”，不是为了学术创新，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希望能够更有效迅速地传播生态理念，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生态事业的队伍中来。

尽管“生态学”最初产生于西方，“生态”一词却是汉语中固有的词汇，与现今的含义，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悠久的历史传承。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不断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出现，通过众多媒体的强大宣传，以及学术界的讨论与解读，使得“生态”这个象征新时代的词汇，迅速深入人心，成为引领我们前进方向的一面旗帜。

更重要的，“生态”一词定义了“生态文明”、“生态农业”、“生态事业”等一系列相关的理念与事物。这些理念与事物，一下子就与线性发展模式，与化肥农药转基因的世界，彻底划清了界限。

从传播力与社会导向来说，“生态”这个词能够更好地概括我们当前开展的活动。CSA最后翻译为“社会生态农业”，应当是经过认真考虑，而且是非常合适的。

一些朋友认为“生态”，比较宽泛，不好界定。其实，界定并不难。问题是，如果用理工科的标准来要求，的确比较麻烦。如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很多称谓都是很模糊的。社会生活远比物理化学世界复杂得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很难界定得特别清楚。而且，从传播推广发展的角度，也没有必要界定得那么清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值得思考。

关键不在于界定得如何分明，关键是接受者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

至于“社区”，的确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说法，主要是参与者在空间上比较分散，跨越了地理空间。或许用“社群”更为合适。但并不是没有先例。“社区支持农业”的社区成员，大多数并非居住同一社区。这种“社区”，准确地说，是“半虚拟社区”或“准社区”。借助互联网和发达的交通网，半虚拟社区的成员的交流非常方便，大大弥补了空间距离的缺陷。个人认为，社区的称谓，可以更好地强调与表达生态社区的共同体特征。

8.关于新熟人社会

生态社区的本质，是熟人社会。在实践中，也的确常被称为熟人社会。这个说法，我的印象，是生态农业朋友赵梓铭@赵猪倌 先叫起来的，称为“熟人经济+检测”。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形象，很容易让人明白，就也经常使用。

“熟人社会”在我们社会里，已经成为落后形象的代表，常常受到质疑，一些人往往以“杀熟”为例（如传销），证明熟人朋友模式不可靠，以熟人圈腐败为例，证明熟人朋友模式阻碍了社会进步，应当加以淘汰。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历史上的“食在当地，溯源清楚，责任到位”，与近年群众性生态运动的生态社区熟人经济的实践，都证明熟人圈是一种靠谱的模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落后与先进，不应以是否采用了复杂的技术、使用了更多的资源能源、严密周全的规章制度为标准，而应以能否用最少的成本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准。

现代化的食物供应系统，高大上的部门机构，规模化种植养殖、食品加工、物流、超市，等等等等，保证不了消费者安全，就不能算是先进。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所谓“落后”的熟人经济，保障安全，就是先进模式。其实，“先进”与“落后”，往往是标签式的，很难把握事物的实质，我们主张用“有效”、用“适宜”来说明问题。

熟人模式，当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熟人模式近年出现的诸多问题，更主要的，是现代化社会，资本的力量，把人与人的协作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对立关系而造成的（古代社会，也有这个问题，但比现代化社会，小巫而已）。

为什么说熟人模式更加有效。人类是群体动物，首先是在熟人群体中生活。熟人群体是道德的家园，个人的道德，是在熟人群体中培养起来并有效维持的。熟人群体是社会的基础，群体内的人格信任（特殊信任），是整个社会诚信的基础。当人们一旦脱离了保障与约束自己的道德家园，就会成为荒山野岭上的毫无安全感的一只只的孤狼。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变得异常危险。

熟人群体，不仅在我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所谓法治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也是生活在熟人群体中，如宗教团体、社区、NGO等。既是约束，又是保障。

这些年来，我国走入误区，打破既有熟人群体，把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推向完全陌生的世界，却又没有建立新的熟人社会，出现了空前的道德危机。尽管制定了一大堆法律法规，由于缺乏熟人群体道德基础，徒法不足以自行，既很难保护好人，又很难约束坏人。我们目前倡导与践行熟人模式，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抵制与消解现代化模式的弊端。

抛开主观性较强的“诚信”因素，熟人社会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对称与责任到位。这是现代化的科层制比不了的。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信息业发达，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但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大量信息由于很难证实而真假难辨。

现代社会的另一特点是科层制特别发达，每个人都被纳入到条文化的制度框架中，以各种条文来规范其行为。这是一种第三方担保模式。第三方担保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担保者与实际责任者并非同一主体，责权利严重错位。看上去制度严密，各就各位，但责任岗位间总是有很多模糊地带，出了问题，很容易推诿，人人有责而人人不负责。

熟人社会，不仅听其言，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观其行，不仅是经常性地观其行，更重要的是群体性的观其行，信息高度对称。在信息高度对称基础上形成的口碑，具有强大的力量。听其言，观其行，信其行，在熟人社会模式中，三者高度统一。有了信息高度对称，熟人社会实行的 “自我担保”，就可以保证真正到位，比起信誓旦旦的陌生人广告式的誓词，当然要靠谱得多。熟人模式，谁的娃娃谁抱走，谁的责任谁承担，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可以很方便地追责到人。

科层制无法取代自我担保模式，科层制应当建立在熟人社会自我担保模式基础上。2005年开始的金融个人信用信息查询与2015年推出的法官判案终身负责制，都是突破科层制局限的有效举措。但比起熟人模式，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因为它无法有效解决信息对称问题，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很难防患于未然。

我们还发现，近年社会上，一些从实践出发面对现实的人士，已经开始重新评价熟人社会。我们一起推动熟人模式的孟祥兵博士，前不久转来网上信息，经济学者姚景源和媒体评论人老梁（梁宏达），都在倡导熟人模式。我自己也在网上看到，王健林就参股董明珠回答央视记者，第一条理由就是“朋友”。他们几位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社会名人，他们的倡导与选择，值得我们思考。

前不久，与认同熟人模式的岳全力博士谈及此事，他建议在“熟人社会”前加一个“新”字，“新熟人社会”，以示区别。我觉得不错。因为，尽管本质相同，我们现今倡导的，毕竟不是传统的熟人经济，也不是近年社会上诟病的那种利用熟人搞腐败的模式，当然更与传销不同。所以我们倡导的熟人社会，应当称为“新熟人社会”。

（2016年12月21日初稿，2017年1月5日改定，1月9日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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