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曹东义初到南阳，2017再去南阳感慨多

曹东义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2-4 09:55 编辑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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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祭祖走进中医祖庭•纪念医圣张仲景诞辰1867周年祭奠暨

南阳医圣祠《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仲景脉学高级研修班

各分支机构、各直属单位、各有关单位，仲景医学分会委员、专家：

中医脉学传承数千年，历久弥新，迸发出蓬勃生机，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中医脉学学术，铸实临床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由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主办，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研究分会、南阳医圣祠博物馆联合承办，国医大师唐祖宣传承工作室、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刘景源传承工作室、北京中联国康医学研究院、中华经方大师网联合协办的“寻根祭祖走进中医祖庭•纪念医圣张仲景诞辰1867周年祭奠暨南阳医圣祠《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仲景脉学高级研修班”于2017年2月12日——2月15日在南阳医圣故里隆重召开。让我们谒拜先师，寻根中医药本根，再读仲圣巨著原文，探究脉学临床精神，走向明医之巅，再创名医辉煌，共谱杏林新篇章！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7年2月12日——2月15日（2月12日报到）

二、会议地点：河南南阳医圣祠

三、日程安排：

1）2月12日〈周日〉农历正月十六，全天报到。

2）2月13日〈周一〉农历正月十七。

上午、下午、晚上：串讲《濒湖脉学》

主讲：光明中医杂志主编杨建宇研究员/教授

3）2月14日〈周二〉农历正月十八(医圣张仲景诞辰1867周年纪念日)。

上午：祭拜医圣，纪念医圣张仲景诞辰1867周年；南阳医圣祠/张仲景医史文献馆智库(专家委员会)成立及纪念碑揭幕

下午、晚上：精讲《医圣仲景脉学》（一、二）

4）2月15日〈周三〉农历正月十九。

上午、下午：精讲《医圣仲景脉学》（三、四）

主讲：杨运高教授〈南方医科大学伤寒杂病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研究讲授(白云阁藏本)仲景脉学第一人>

四、会务安排：

1）培训费1680元/人（含资料费、证书注册费、经方大师网3年研修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原理事会成员会议费1300元）。

2）报名交费程序：网上或电话报名，请提前缴纳报名费800元，其余报到时补缴或提前全额缴齐。

3）正式注册学员，免费在中华经方大师网上观看其他专科班的课程视频，免费下载相关专家讲课课件。

4）参加本次会议，可申请加入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仲景医学分会，担任常务理事、理事、等职务（提前填写申请表格）。

5）学分：凡学习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国家级继续教育10学分证书，和研修结业证书，成绩优秀者，颁发优秀学员证书。

6）论文：参会与否均可投稿，有无论文均可参会。把论文或讲课PPT发送至zhongjingfenhui@163.com，提倡所有参加学习的正高人员提供1小时ppt讲稿，最好温病伤寒经方内容，截止日期为会前15天。

五、联系方式：

王晨 15910993108 杨建宇13520823252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DD.tmp.png网站查询：http://www.zhjfds.com（中华经方大师网）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2016年8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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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2:13

本帖最后由曹东义于 2017-2-20 17:40 编辑

其实，我2008年去过南阳，还做过一篇“打油诗”，抒发情怀：

南阳抒怀（打油诗）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

（小序：2008年9月20日，受中华中医药学会和南阳市政府邀请，参加第七届张仲景科技文化节，见到众多学者，参观南阳卧龙庙、汉画馆、南阳府衙，还知道了科圣张衡、商圣范蠡的事迹。四圣聚南阳，世所罕有，感慨良多，因成此诗。）

一梦到南阳，碰见诸葛亮，问我来何为？拜谒中医王。
仲景庙何如？近来香火旺！诸葛有所思，我说活思想：
仲景著书后，辨证论治倡；不用华佗刀，全靠喝药汤。
伤寒传染病，能治不用慌。传承两千年，都学仲景方。
韩国学仲景，韩医生意强；日本重经方，远销到西洋。
欧美搞替代，首选仲景方；中医重经典，纷纷来南阳。

孔明频点头，口中来赞扬：都说南阳好，龙脉在山岗。
千年有人学，仲景是榜样。三分天下后，交流没断行。
医药安天下，胜过武力强。仲景名天下，全靠救人忙。
张衡从旁过，也说此现象：地震难预测，疾病可以防。
仲景重养生，饮食有良方。要活一百年，应该来南阳。
范蠡笑开口，并不忙经商：赚钱与长寿，不能少一样。

于石家庄“求石得玉室”
2008、9、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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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5:31

自从懂了张仲景，中医不再学华佗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6738352、电子信箱：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华佗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尽管也是使用汗法和泄法治疗外感热病，但是他的发汗方法有了发展，既使用针刺发汗，也使用摩膏火灸发汗，还有药物发汗，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并且华佗还认为伤寒病“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第五天病邪入腹，就可以使用下法了。错过了时机，就会造成“胃烂斑出。”下法使用的过早，或者过迟，都会发生不良后果，不是五死一生，就是十死一生。可见华佗对于伤寒病也是很在意的，谨守《热论》对于发病日期的告诫，小心翼翼地进行治疗，一点也不敢大意。
张仲景对于伤寒病的治疗，也吸收《素问•热论》的经验，按照六经辨证治疗。但是，仲景不按发病日期用药，而是根据临证实际的病状表现，“随证治之”，主张辨证治疗。他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汗法、吐法、下法三种，而是发展出更为细致治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如此，却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
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孙思邈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于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等等，这些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进行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在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是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在世界的东方，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尽管麻沸散失传了，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性的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内科治疗照样能够治疗需要开刀的疾病，一样可以“治病活人”，人们不愿意选择华佗的方法，中医们也不需要学习华佗的外科手术了。“用进废退”的结果，华佗的刀逐渐生锈了，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必然会失传。
“麻沸散失传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呢，还是因为中国人太幸运？
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
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他们在切开病人肚子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避开血管？不需要躲着神经？不需要避免损伤重要脏器？毫无疑问，那是需要这样做的。
假如中医这样做了几千年的外科手术，而不知道膈肌为何物，还需要像王清任那样到“义冢”去偷窥，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医林改错》这样的书，也不需要等到清朝末年才出版，自然也轮不到由王清任来书写。
成也仲景，败也仲景。
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
请记住，中医都是“岐黄传人”，而不是“黄岐传人”。一个黄帝与岐伯名字次序的差别，反映了历代中医传人是重视医术超过皇权的一个群体。岐黄为他们打上理论的烙印，而张仲景为中医临床带来永远难于磨灭的特色。

2008、10、10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4:06

当年，我写过有关的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
张仲景是引进创新和集大成的典范
——从学术创新的角度谈对于张仲景的认识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石家庄 050031）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电子信箱：
张仲景是一个伟大的中医药学家，他的贡献既超越了古人，也罕有后来者能够把他超越。他的治学道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邓铁涛先生说，张仲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因此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由此可见，张仲景是一个善于引进他人经验的人，他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开篇就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佩服的扁鹊秦越人，司马迁早有定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张仲景善言脉诊，与他学习扁鹊经脉理论有关，但是他更推崇临床疗效，所以他每览而皆叹的是“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当然，都说“仲景撰用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指事切用”，但是，仲景自己不说“撰用伊尹汤液”的方药，而是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卤药录》”，引进了许多“古训”理论。
其实，引进的过程就是继承、学习的过程；再创新的过程，是发展、发扬的过程。历史上靠引进技术，然后再创新而开创一番事业的事情是很多的。只有不断“再创新”，才能使一项事业兴盛不衰、流传千古。这就是“肯定之肯定”的过程，与“否定之否定”不一样。
牛痘疫苗的发明，靠的就是“再创新”，琴纳小的时候接种过由中国传过去的人痘疫苗。巴斯德鸡霍乱疫苗、狂犬疫苗的发明，也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再创新”；今天的免疫技术，也是进一步的再创新。因此，人类在传染病的挑战面前，才不至于束手无措。免疫思想、免疫技术发明于中医而不是首先出现于西方。当时西方不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这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个伟大发明。
张仲景吸收《素问》《难经》理论成就，建立表里概念，创立半在表半在里的学说，破除了表里对立的绝对思想，更符合临床实际情况。他注重三阴死证研究，以温热药扶阳救逆，开千古先河，超越温病学家“灰中有火”的恐惧，能够对于阳证转阴、突变虚寒、内伤有深入的认识，都是很难能可贵的精神。他是一个伟大的临床家，完全是从证侯出发，不是从观念出发。他对于“日传一经”学说，既尊重，也不拘泥。他发现了丰富的传经现象，因此，才能在他的六经辨证体系里，包容众多传染病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为一个疾病立法。
《汤液经法》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大小阳旦汤、朱雀汤、白虎汤、真武汤、青龙汤等，完全按阴阳对应、五行方位的规矩设立方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按证侯演化排列阵势，或迎击救逆于前，或尾随治疗于后，无论初治、复治，无论正治、救逆，都有丰富的应对措施，是一个“武器库”，决不只是《素问》三日前后分汗泄，也不限于华佗、王叔和“六部传变按日期”，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说，113方在《伤寒论》里，是首尾相连，血脉相通的有机体系，而非简单的药方堆积。“病如河流，证似舟，系列方药像码头。”
总之，张仲景善于从引进的理论和经验之中，建立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所以成为空前绝后的集大成者，值得后人景仰、学习。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5:05

伤寒学说的主要成就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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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诊治传染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漫长的探索，出现过许多相关的学术探索，伤寒学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按照邓铁涛教授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外感热病的思想进行总结，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外邪致病因素的作用
《素问》《灵枢》之前的外感热病，虽然已经有了“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外因认识，但是，并没有在疾病的命名上予以突出体现，所以名热病而不云伤寒。伤寒学说崛起之后，改变了命名方法，把以证候命名的学术特征，转变为以外邪致病因素命名疾病。命名方法的转变，意味着学术着眼点的不同，意味着战略目标的转移，尽管这种“转移”的得失还有待于历史的验证，但是，自汉末一直到明末清初，伤寒学派的新的命名方法，都得到了历代医家的遵循与继承，影响学术界一千多年。温病学家虽然谈论的是温病，但是命名方法上仍然借助伤寒学家的方法，而没有借助于热病学说以突出证候命名的特点。
重视外邪致病因素，在当时具有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因为，《素问》《灵枢》只提到发热为主就是热病，那么，这种热病是如何产生的？是限定于“冬伤于寒”还是可以泛发于四季？伤寒学家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阴阳大论》首先提出来“寒毒”之说，强调了寒邪致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四季都可以有伤寒。这是明显不同于前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来“时行寒疫”的学说，认为严重流行的传染病，大多与气候有寒潮有关。
《伤寒例》还提出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的观点，把外感寒邪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基础因素。《伤寒例》说：“若更感异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后坏证病而治之。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瘟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在《难经•五十八难》中“脉阴阳俱盛”本来是伤寒的脉象，现在提出来“若脉阴阳俱盛，重感于寒者，变为温疟”显然不同于《难经》的观点；“阳脉浮滑，阴脉濡弱”是《难经》所说的“中风”的典型脉象，《伤寒例》却提出来“阳脉浮滑，阴脉濡弱者，更遇于风，变为风温”，也与《难经》不同；《伤寒例》所说的“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也应当脱胎于《难经•五十八难》所说的“热病之脉，阴阳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涩”；《伤寒例》所说的“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瘟疫”，也是《难经》“湿温之脉阳濡而弱，阴小而急”的发展。
因此，经过《伤寒例》的再认识，《难经》的“伤寒有五”中的伤寒、中风、热病、湿温，已经通过“更感异气”，变成了温疟、风温、温毒、瘟疫，都变成了后世所说的温病，为瘟疫、温病学派的诞生开创了先河，完成了伤寒向温病转化的理论阐释。也就是说，伤寒与温病的界限，在《伤寒例》作者的眼里，是可以转化的，可以由伤寒转为温病，“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伤寒与温病的界限，并不象后世温病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水火冰炭之别，不可逾越。《伤寒例》的伤寒“更感异气”可以向温病转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寒温统一，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二）努力探索外感热病的多样性
“热病”是很笼统的说法，是众多疾病的总概括。都是发热为主的热病，在不同的季节里，其临床过程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季节里，不同人所患的热病也是有所区别的，该怎样认识外感热病的这些区别呢？《难经》的“伤寒有五”学说，《伤寒例》的“更遇异气，变为他病”的学说，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外感热病的复杂性，也可以为千变万化的临床现象，提出理论思考。
《伤寒例》关于外感热病的多样性的认识，启发了后世温病学家。吴鞠通《温病条辨》说：“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吴鞠通所说的这九种温病，几乎囊括了仲景时代的所有外感热病。所不同的是，《伤寒例》用广义伤寒来概括这九种温热病，并且“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而吴鞠通则用广义温病来概括。因此，吴鞠通说“此九条（温病），见于王叔和《伤寒例》中居多，叔和又牵引《难经》之文以神其说。按时（代）推病，实有是证，叔和治病时，亦实遇是证。但叔和不能别立治法，而叙于《伤寒例》中，实属蒙混，以《伤寒论》为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 吴鞠通承认仲景时代也有他说的几种温病，其区别只是他用温病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而仲景、叔和却是用伤寒的方法进行治疗的。
（三）辨证方法的进步与发展
华佗独创“伤寒六部传变”和以汗吐下三法治伤寒的学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学术见解。他还非常重视伤寒病过程中“胃烂斑出”的证治，实为后世温病学家辨治斑疹的先驱。他的学说深受王叔和、《诸病源候论》《千金》《外台》等医家的推崇，影响极为深远。
华佗论述伤寒病证治的著作，虽久已失传，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引华佗曰：“夫伤寒始得，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灸之即愈。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若不解者，止，勿复发汗也。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若病困，藜芦丸不能吐者，服小豆瓜蒂散，吐之则愈也。视病尚未醒醒者，复一法针之。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若热毒在外，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热乘虚入胃，即胃烂也。然热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也。胃若实热为病，三死一生，皆不愈。胃虚热入烂胃也，其热微者，赤斑出。此候五死一生；剧者黑斑出，此候十死一生。但论人有强弱，病有难易，得效相倍也”。
《外台》所引“华佗曰”此下还有“病者过日，不以时下之，热不得泄，亦胃烂斑出矣”
《千金》与《外台》成书相差百年左右，皆引用华佗的伤寒学说，文字基本相同。是孙思邈、王焘都见到了华佗的著作，而分别引用，还是《外台》转引自《千金》？笔者倾向于是后者。如果是前者，说明唐代中叶华佗的著作还在流传；假如是后者，那就有可能说明华佗的著作当时已经失传。
华佗“六部传变”不同于《素问》六经，其只云伤寒而不称热病，由此也可推知其学术主张，应当受到《难经》与《阴阳大论》的影响。但也受到《素问•热论》影响，故云“日传一部”。然而，华佗“六部传变”学说，毕竟不同于《素问•热论》和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自成一套辨证体系，体现出他对伤寒病的独特认识。“六部传变”的传变方式，与《素问•热论》一样，也是把发病日数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成临床治疗的依据，虽有整体把握伤寒病情变化的优点，但是验之于临床，难以完全相符。“日传一部”与《素问•热论》“日传一经”一样失之于拘泥。仲景《伤寒例》中“当一二日发””当三四日发”、《伤寒论》“伤寒三四日””太阳病四五日”等“或然之词”的应用，则更能切合临床实际，更符合辨证论治精神，而不是象《热论》那样强调“三日前后分汗泄”，或象华佗那样按伤寒病的日期分别使用汗吐下三法，《伤寒论》不愧为辨证论治的典范。
《千金》引王叔和曰：“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与腠里与精气分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疼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发汗则愈。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心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王氏此论源于华佗，又有所阐发，使汗吐下三法更明晰易施，同时，论明邪气在胸与入腹，为气之浮沉所致。化引原文，十分简洁。
《伤寒例》正是体现出仲景遵经而不泥古的学术风格，如：“凡伤于寒则为热病，热虽甚不死。若两感于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此三经皆受病，未入于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此三经受病，已入于府，可下而已。”在这段文字里，对《素问•热论》原文进行了改动和补充，涵义深远。《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为限定之词，此则改为“当一、二日发”等或然之词，意寓不必“日传一经”。将“入脏”改为“入腑”，因腑病多用通下之法，而脏病少有可下之证；将“可泄而已”改为“可下而已”，《素问》用“泄”字与其多用针刺有关，改为“下”字则能与六经病篇诸承气汤相呼应。将六经病主脉增补在证侯之前，与仲景重视脉诊的特点颇为一致，如仲景六经病各篇题均为“辨x x 病脉证并治”；其自序云：“并平脉辨证”；治坏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均为脉在证先，观脉识证。由此可知，《伤寒例》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前呼后应，实出仲景之手笔。
张仲景对于伤寒的辨证方法，虽然继承《素问•热论》六经辨证的思想，但是，在具体运用六经的时候，加进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使之更切于临床实际情况。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创立了半在表半在里的“半表半里”概念，阐明了三阴证的本质。
所谓“半表半里”证，是张仲景的创造，也是他善于观察临床实际病情得出的客观认识。本来，按照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问题，世界上的病情不是表就是里，表与里之间是不会出现“中间地带”的，出现了“中间地带”，概念就容易模糊，就会让人们觉得不确定，不规范。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么复杂，一切绝对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有机体，疾病过程也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十分复杂的临床现象。想当然地人为界定人体患病的状态，那是很不容易的。张仲景根据外感热病的实际过程，发展了《素问•热论》的有关认识，创造性地在里与表之间辟出一块地域，提出半表半里的概念。在临床工作中，根据患者寒热往来、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的临床证候，选用小柴胡汤进行治疗，疗效非常之好。张仲景甚至告诉我们“凡有柴胡证，不必悉具，但见一证便是”，这是多么可贵的经验！
明代外感热病学家吴又可，认真观察传染病的发病与传变过程，提出了外感邪气“从口鼻而入”，先进入到皮里膜外的“膜原”，然后再离开膜原，分别向表、向里传变，提出了“疫有九传”的学说。“膜原”的位置，虽然历代有不同的认识，但属于“半表半里”是没有争议的。吴又可创立的“达原饮”，治疗邪在膜原的半表半里证，也是疗效卓著的。张仲景所提出的半表半里证，一直得到后世医家的尊重与遵循。
三阴证是张仲景发展《素问•热论》有关辨证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是他看到了外感热病的过程之中，可以直中三阴出现以虚寒为主要表现的临床证候，就是在一派热象的进程之中，也可能突然转变，由里实热，突然转为里虚寒，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局，没有足够的临床经验，没有过人的胆识是不会参透的。张仲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临证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发现了外感热病的突变，这一点连清代的温病学家也要好好向他学习。因为虽然有“炉烟虽熄，不可就云虚寒，恐灰中有火”的现象，但一定要以临床证候为依据，不能以“恐”代“察”，更不能想不到证候的突然转变。这一点，在抗击SARS的时候就有所表现，我们有的临床工作者，面对患者出现的虚寒证候不敢大胆使用温益药，思想被某些观念所束缚，就说明我们对于张仲景的学说还没有完全掌握。
（四）治疗方法的丰富与繁荣
代表外感热病学说成就的《素问》《灵枢》，其中提出的治疗方法，主要有《素问•热论》所提出的“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热者寒之”，《素问•刺热篇》提出：“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注重物理降温。
由于时代和学术特长的关系，《素问•刺热篇》提出，治疗热病，“病甚者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后世较少应用，尤其是在仲景《伤寒论》问世之后，药物疗法空前丰富，用“五十九刺”取汗更为少见。
华佗用汗吐下三法治疗伤寒，发汗的方法有摩膏、针刺、药物取汗，已经有所发展。
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仅注重外感病的发热，而且对发热的不同程度，发热的伴随症状，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即辨证论治的方法。比如发热的同时伴有恶寒，属于表证发热，需要发汗解表治疗。再进一步划分，在发热恶寒同时存在的时候，如果属于没有汗出，或有脉浮紧和呼吸喘促，可以使用麻黄汤；如果发热恶寒，伴有汗出，或有鼻鸣干呕，应当使用桂枝汤；如果是素有咳喘，又新有外感表证，则须选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如果外感表证，发热恶寒的同时，有饮邪停聚心下，则需要用小青龙汤进行治疗；如果发热恶寒的同时，兼有内热口渴，烦躁身痛，则需要用大青龙汤治疗。
临床上常常有误治之后，表证未去又添新的正气损伤的情况，如伤阴、伤阳、身痛、心悸、欲作奔豚等证，应当分别采用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蜀漆龙骨牡蛎汤、桂枝加桂汤等进行治疗。仲景还有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葛根汤、葛根芩连汤等与表证有关的方剂。
《伤寒论》对下法的使用，也很细致：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热结于里；桃核承气汤、抵当汤、抵当丸治疗血热互结；十枣汤、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治疗水热互结，或是痰饮与热互结，等等。仲景治疗伤寒的法则、方药，细密如此，决非汗、泄二法，或汗、吐、下三法的几个药方，所能简单概括。仲景六经辨证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难怪王叔和《脉经序》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滋偏见，各逞技能，至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也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仲景六经辨证的学术特长，是在宋代之后才被认识的。
张仲景的《伤寒论》使外感热病，具备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常用治疗方剂达到113方。可用于治疗的方剂的空前丰富，使临床选用“难于取舍”，因此，才有了“辨证论治”的必要。假如，对于外感热病，只有汗法与下法，而且是按日期使用，就不会有“辨证论治”的可能。
张仲景六经证候网罗之广泛，辨证治疗方法之空前丰富，促使外感热病形成专门的学科，外感热病学说由理论走向了临床实践。
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医学渊源于‘医经家’与‘经方家’。《伤寒论》以经方家之著作《平脉辨证》（《汤液经》等）为蓝本，但以医经之理论为指导加以整理提高而成 ”。诚如邓老所言，张仲景医学成就之所以突出，原因就是对于前人经验的广泛深入的汲取，把汉代医学四大流派之中的主要精华，都吸收进他的著作之中了。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6:15

如今，我也有一些新的研究与探索，希望与同道一起分享。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6:55

医术载道，救民疾苦

2017年春节前夕，75岁的封志强先生送给我一本内部出版的医学著作《医道探索》。这是他几十年临床经验的积累，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医话医案汇编。他说，由于不甘心被编辑按照固定的格式修改，也担心被出版社套取了利益，因此，只好“遵古炮制”，按照古代医学家的老方法，自己先把这本心血之作，用这个形式印制出来，藉此可以交流学术，可以教育徒弟学生，也可以为将来出版打基础。
听了封先生的叙述，我这个出过不少书的人，为他坚持自己特色、不肯随波逐流的精神所感动。他所说的“医道”，以及他在论坛里、微信群经常说的“中医不是科学，科学也不科学”，引起我的深思。
为师之道，授业、解惑、传道，这本《医道探索》即将作为一个载体，广为流传。为此封先生高抬我，希望能写一篇序言，或者书评，以便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这个理想。
我虽然了解过一些道家、道教、道理、道术的有关知识，对于道医、医道的认识还不很深刻。因此，鸡年的春节期间，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借此抒发一些感想。
道家思想原创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其著作之中丰富的哲学思想，可以用来养生治身、怡情悦性，也可以用来治国安邦，实现人生理想。因此，自先秦时代开始，道家思想受到人们重视。孔夫子问道于老子，主张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且把道家思想用到《易经》的解释之中，还说“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
在儒家与道家争鸣与交流的时候，扁鹊建立了四诊合参、集成创新的医学体系，司马迁称扁鹊是医学的宗师。
道家思想与医学的融合，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内经》，大量使用了“道”的概念，与“扁鹊言医罕言道”明显不同。
西汉初年，“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受到窦太后等上层人士的重视，出现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文景盛世。大儒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的哲学理念，阐发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把道家的思想融入儒家的体系，儒道交流，深入人心。
东汉末年，巨鹿张角创立太平道，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信众遍布海内，达到几十万人，后来发动“黄巾军起义”，成了推翻东汉王朝，开辟三国的政治势力。与此同时，入蜀沛人张陵在鹤鸣山创立天师道，传承几十年，他的孙子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20多年。
太平道、天师道共同的特点，都是一方面借用道家的经典说政治，一方面借用医学的知识，以及符咒方药治病救人。把老死不相往来、独善其身的道家思想，上升为救民于水火，治理天下，干预国家政治的群众运动。
医术载道，治病救人，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也受到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太平道的黄巾军，被称为“逆贼”，几十万信徒或被屠杀，或被诏安（如曹操的30万青州军）；天师道被称为“米贼”，由于接受了曹操的招降，日后逐渐传道于北朝，成为北魏的“国教”。
老子《道德经》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
太平道、天师道创立的时期，也是华佗、张仲景生活的时代。连年征战，流民失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严酷现实，造成伤寒肆虐，疾病流行。
华佗兼通数经，游学各地，“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但是他没能逃离官府的迫害。按理说，他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民间医生的要求并不高，但是，由于他医术高明，不肯伺候权贵而被曹操杀害。
华佗有什么罪？都是欲加之罪。“匹夫何罪？怀璧其罪！”
张仲景在大堂上“坐堂行医”，也许是被迫无奈的“避嫌”措施。
因为，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排忧解难，很多患病的群众前来就医，或者被患者接来送去，就像“会道门”传教的骨干。
一个好医生，居家之时，民众前来就医，相望于道路，络绎不绝。出门之时，多被请去会诊，机会难得，看诊者三五成群，都像是“宗教活动”。在那个“遍地黄巾军”的时代，在那个“老张家”出了很多宗教首领的东汉末年，张仲景“坐堂行医”的举动，的确是避免嫌疑最好的方法。
陶弘景《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说《汤液经》的六组方剂，“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这是一套传承千年的经方，是“六合正精”，“神明之方”，但是“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陶弘景不身临其境，不知道东汉末年的道教，就好像现在的邪教一样被政府打击，远不如南朝的时候那样受欢迎。张仲景的难处，陶弘景不了解。
“往事越千年”，一晃到了今天。
封志强先生虽然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年逾古稀，但是他热爱传统文化，以古人为师，励志学道，济世救民，深入钻研经典，精究医术，妙用古方，学以致用，屡获良效。
毫无疑问，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医，在“西化”、“异化”十分严重的当代，其学术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乡以下民众“看中医必须进城”，城里的“中医院不姓中”。
为了弘扬中医，纠正时弊，传承学术，封志强先生从自身做起，验案传法，出书施教，立功当代，显名未来。
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封先生从医道入手，以法类证，用鲜活的临床医案，一点一滴，按照望闻问切的步骤，一案一讲，详细阐明诊治机理，用疗效反证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道法理术，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循循善诱，让人读案明理，以效求道，举一反三，美不胜收。
读过封先生的《医道探索》，使我浮想联翩，因此抒发感慨如上。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曹东义
2017年2月2日于求石得玉书屋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09:49:36

借助《辅行诀》，体悟张仲景
——祝贺衣之镖先生《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出版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省威县中医院衣之镖先生，长期研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他的新作《辅行诀二旦四神方研究》即将出版，展读书稿，受益良多，也激发了我的有关思考。
我觉得《辅行诀》带着众多的疑点，问世40多年以来，以其独特的价值，正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有即将成为一部经典的趋势。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让人在研究之中，破译很多古代中医之谜。
张仲景在中医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有人说“仲景之前，有论无方；仲景之后，有方无论。”他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医经，他本人也获得了“医圣”的桂冠。他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历代虽有一些医家进行研究，但不能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张仲景的学术来源。
谁启迪了张仲景的思想？他心中的英雄是谁？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成果，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笔者按照《辅行诀》提供的线索，探索张仲景写作《伤寒杂病论》时的矛盾心理和大胆创新的学术贡献，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海内方家。
张仲景为何避而不谈《汤液经》？
魏晋之际，皇甫谧（公元215-282）在《甲乙经》自序之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陶弘景(公元456─536)《辅行诀》说：“外感天行，经方（《汤液经》）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他们二人虽然相隔200多年，但是，都认定张仲景在写《伤寒论》时，主要依据了《汤液经》。但是，张仲景在自序之中，谈到了自己参考的前人著作，却只字未提《汤液经》。他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并不避讳自己采用了前人的著作，但是却刻意不提《汤液经》，这是为什么？
难道《汤液经》当时流传不广，不重要，不值得张仲景揭示出来？
陶弘景《辅行诀》说：“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根据皇甫谧、陶弘景的说法，《汤液经》非常重要，而且当时流传很广，很多医学家都学习它，应用它。张仲景也应该见到了这部著作，并且采纳了其中的方剂内容。
陶弘景说《汤液经》有代表“六合正精”的系列方，是一套体系完整的组合方阵，分别是分为大小的阳旦汤、阴旦汤、青龙汤、白虎汤、朱鸟汤、玄武汤，这和古人对于时空整体的认识是完整一致的，并且各有深意：“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
对于《汤液经》“六合正精”的完整体系，张仲景的态度是完全否定，而不是继承发扬。陶弘景说：“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那么，张仲景为何否定“六合正精”、“避道家之称”？这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来加以考察。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11:41:02

张仲景大约出生于公元150年，比曹操大5岁，比汉灵帝大7岁。
那个时代，正是汉桓帝刚即位不久。

汉桓帝刘志（132年—167年），字意[1] ，汉章帝刘炟曾孙，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翼之子，母匽明[2] ，东汉第十位皇帝。
本初元年质帝崩，梁太后与兄大将军梁冀定策，迎立为帝，时年十五。太后临政。初由外戚梁冀掌握朝政。延熹二年与宦官单超等合谋诛灭梁氏，朝政于是由宦官专断。九年，朝中官员、太学生员与外戚联合反对宦官当权，他下诏逮捕李膺等二百余人，禁锢终身，史称“党锢之祸”。刘志一生崇尚佛、道，沉湎女色。信任宦官，察举非人，时人讥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谥桓，葬于宣陵。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2-4 11:46:06

东汉中后期屡有外藩入继大统者。原因是汉帝多盛年早崩或无后。当权的外戚或宦官希望新立一个年幼无知的小皇帝。以便继续控制朝政。桓帝的帝位就是因此侥幸得来。
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皇太后梁纳征蠡吾侯刘志到洛阳城北的夏门亭，准备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但婚礼尚未举行，太后的哥哥，身为大将军的梁冀，因新帝才8岁的汉质帝指责他是“跋扈将军”，竟将幼帝毒死了。因此，朝中又要议立新帝。
当时梁冀考虑到刘志年方15，容易操纵，提出要策立桓帝；而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成为了削弱梁氏集团的势力，则主张迎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于是梁冀召集三公、中二千石、列侯一起来讨论此事。结果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明德著称”，且血缘与质帝最近(为质帝兄)，应立为嗣。梁冀苦于找不到别的理由反对，只好宣布暂停讨论。
第二天重会公卿讨论，梁冀严厉逼迫群臣策立刘志。那些公卿在梁冀的淫威下只好屈从，只有李固坚持己见。为了消除阻力，梁冀就让梁太后下诏罢免了李固。这样，在闰月庚寅(146年)，梁冀终于持节，以诸侯王青盖车，迎刘志入南宫即皇帝位。刘志就这样在外戚梁氏的一手操纵下做了皇帝，梁太后临朝听制，梁冀把持朝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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