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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从康熙皇帝治疟疾用金鸡纳开始，中西医之间的或明或暗的交流与竞争就提上了日程，在京城行医长达40年的王清任，在1830年出版《医林改错》，以解剖为标准评价中医经典理论，一下子击中了中医的软肋，中医界从此迷失了方向，尽管临床很有效，但是一直在滑坡，逐渐被边缘化，即使各个阶层不断努力，仍然是每况愈下，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困境。 毫无疑问，二战抗生素大显神威之前，中医在中国的霸主地位无人能撼动，但是，西医随着全世界机械化、仪器化进程迅猛发展，使很多人对中医产生了信仰危机，因此，从上到下，如何看待中医，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局面。 邓铁涛先生20年前，为中医界诊病，指出中医界存在两大病证：自我从属、泡沫中医；因此，开出两个处方：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 并且邓铁涛先生还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开始“读经典、做临床”，通过“集体带、带集体”，很快就见到了成效。 今天看来，这个处方、方药措施，很有价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1、“泡沫中医”惊当世五四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都是好的。但是，有很多人否定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文化，把传统的中医药看成落后、陈旧的知识，要加以取消，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影响到了中医队伍之中的很多人。老师与学生之中，都有这种不良思想在禁锢着人们。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最大的时弊是“自我从属”。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而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学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事业的历史欠账太多，底子太薄是一个客观原因，现在不少中医院，是从民营“联合诊所”或在卫生院基础上，改换一个中医院的招牌而仓促建成的。中医衰落的根本问题，在于有没有中医的真工夫。临床中不少中医改成西医的人，认为西医能“包治百病”，西医这个病能治，那个病也能治，就是认为中医不能治。某省三甲中医院的心脏科主任，慨叹地认为心脏病科已把中医开除了。但后来一个严重心衰的病人，西医办法用尽，患者却越来越危重。最后请一位民间老中医辨证论治，重用中药附子等，结果患者被抢救过来了。这位主任这才惊叹原来是自己的中医没学好，应开除的是自己这样不合格的中医师。应该说，中医药市场不景气，其原因直接与中医整体水平下降有关。 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说：“中医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是两个中专的水平。”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要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要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邓老指出，中医教育的病根就在于以西医模式办中医教育，难怪有人说有些中医博士不会用中医治病！中医硕士、博士英语必须达到四、六级，但医古文水平可以不管。教授、主任医师之职称评定，必须考外语，后来中医毕业生已不准考医古文了。邓老说，有些博士生写的汉字简直使人烦恼！说明中医之教育已远离中华文化。“请问一个高学历的中医，他的学术源头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呢？机械地用西医教育去培养中医之才，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 中医教育必须为临床服务，如果中医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那么这样的教育模式就必须改革。所以邓铁涛先生说，中医人才首先应相信中医。 中医教育首先要着力给学子们铸造医魂，把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医事业的热诚，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学子。不铸造医魂，只传授些技术，最终只会导致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的自我消亡。因此，在邓铁涛先生从教的60多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子们思想的启迪。在一次硕士研究生班的讲座上，邓铁涛先生问在座的学生们：“你们读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吗？”他们回答说“读过”。邓铁涛先生接着告诉他们：“你们是彷徨的中医；我是呐喊的中医，今天是呐喊的中医与彷徨的对话。” 对于中医的衰落，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与《永远的大道国医》里也做过一些探索，世人用狭隘的科学观看不到中医的科学性，时代崇尚硬技术以为中医没技术，评价标准的异化，自信心的丧失，造成了泡沫中医的出现。 2、“自我从属”是时弊邓老认为，中医药学不仅仅是一种谋生之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科学财富，我们必须继承发扬它，才能对得起祖宗和人民。发展中医事业，就必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各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准绳。现在看来，这一模式，对中医之束缚多于帮助。因此，必须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医重新做深入的研究和整改。现在有的中医医院已越来越不姓“中”了。一壶中药可有可无，成为了摆设，中医院宁要西医院校本科生也不要中医硕士生。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 在西医的病名下辨证，中医自然就成了二级学科。 笔者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定位。 3、“回归中医”固根本邓老认为，中医衰落停滞不前已有百年，但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近年来，中医走向世界之后，受到某些科学先进国家的重视，可以预见中医已从绝境中挣扎出来了，它应该随着中华的振兴而振兴，应在科学现代化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矛盾发展和转化，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现在中医学发展的条件如何？①有党中央重视，有宪法作根据。②有人民的需要。③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正确领导。④有教育、研究、医疗等一套初具规模的机构系统，这些机构系统虽然条件很差，但有了前面三条，便大局已定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国，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之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一项事业的振兴，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培养，中医的发展更是如此。 邓老认为，现在中医老者已老，肩负兴废继绝之责者为现在壮年一辈，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希望他们认识责任之重大，掌握正确方向，以迅速发展壮大中医队伍为己任。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里必须强调掌握方向问题。既然名为中医，必须不断提高自己中医的水平而不是西医的水平，也不是中西结合的水平。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祝愿中青年中医在中医学术水平上远远超过老一辈。如果不超过，邓铁涛先生说：“我们将死不瞑目！” 西医的知识只能做参考，不能代替中医固有的理论。即使是中西医结合，也不能丢了中医的精华，不能没有中医的独立地位。 邓老认为，为了更有成效的创新，全国中医，特别是中青年中医，都应该先来个大温课，重读四大经典与历代名家学说，以提高临床和理论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中医学与21世纪的最新科技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才能闯出新天地，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高楼必须建在厚实的基础上，中医药学之大发展呼吁打基础。 邓老认为，中医药当前的继承与创新，主要矛盾在“继承”，中医工作应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所以邓铁涛先生提倡：“认清中医神圣的使命，当中医的脊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回归中医，就是要回归中医的学术理念，坚持中医学术特色不动摇。笔者学习邓老的学术思想，于2007年撰成《回归中医》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4、“铁杆中医”守阵地“做铁杆中医”是邓铁涛先生为纠正时弊，发展中医学术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使中医沿着自己固有的发展轨道前进，并且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中医药学在11世纪曾经影响阿拉伯医学，我国人痘接种曾启发牛痘接种，免疫学的实践源于中医。但中医药真正走出国门，给世界医学以深刻的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 中医认为，痛苦就是疾病。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可以恢复人体固有平衡，是再一次回到健康。也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中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注重状态而不细究疾病的具体形质。 人体患病时的反应，必然是整个身体失调的综合反应，而不是具体形质决定特定的身体反应。比如脑瘤的头痛与脑血管畸形的头痛为什么会相似？同一种西医病为什么有的患者头痛而有的患者不痛？一样的症状为什么病灶并不一样？显然，病灶不能完全决定症状，症状之后有更深刻细致的原因。症状之后有复杂而多变的物理化学因素，纠正这种症状也不一定需要彻底消除病灶。 作为主证的中医病名和作为整个状态的中医证候，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微观世界的整体反应，它与西医所说的综合征不同。西医的综合征与西医的病灶一样，追求的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态或者状态，可变的因素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无法标准化，就无法诊断和排除诊断。西医认为，只要病灶还在，症状有与无、轻与重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临床上经常是血压虽然降下来了，头痛头晕仍然存在；肿瘤虽然切除了，而生活质量未必提高；虽然病人自己觉得十分痛苦，检查可能都无阳性发现。 实证疾病观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唯一能反应人体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中医的病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更有利于中医辨证治疗，更有利于使用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 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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