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补笔史料连累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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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襄子在公元前425年去世，公元前424年，赵献子立，在中牟建立治所。赵桓子不服，逐献子而自立于代。桓子卒后，赵献子复国。公元前409年献子卒后，其子赵烈子即位。公元前403年，魏、韩皆自立为侯，赵烈子也自立为侯，并追认赵献子为赵献侯。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立，迁都邯郸，公元前376年与韩魏共同灭晋。公元前374年赵成侯立，公元前349年赵肃侯立，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立。 也就是说，从赵襄子到赵武灵王，经过赵桓子、赵献子，再到赵烈侯三年（公元前403年）才获得诸侯的封号，又经过赵武公、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才到了赵武灵王（前325-298年），赵武灵王在即位之初还是诸侯，到登基后三年才改称“赵王”。 赵襄子为了“三月丙戌灭智伯”，不得已编造“神命”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赵武灵王的事情，更不会预料到他能胡服（左衽）骑射（界乘），“南伐晋别，北灭黑姑。”因此，我们结合郎需才先生、李伯聪先生等做出的推断，可以认定赵简子、赵襄子编造的两个政治谣言之中，凡是有关赵武灵王的事情，都是“赵武灵王及其史官捏造、增补出来的”，都是事后补记的内容。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赵世家》的时候，把这些“百纳版”的历史文献，原封不动照录下来。这就是扬雄在《法言》之中所说“赵世多神”的原因。 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97年，赵简子和董安于编造政治谣言，以及公元前455年，赵襄子编造神命的时候，不可能“准确预言”身后200年至150年的事情，其七孙赵武灵王根据自的需要而补充历史记载，这是可以推定的事实。这个具体文字的编造者虽然历史没有留下名字，但是通过考证不难发现，他应该就是“受益者”赵武灵王以及他的史官。 赵武灵王在废长立幼和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之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因此，就有了篡改、编造历史的需要。但是，他的困难没有赵简子和赵襄子大，因此，他不需要单独编造一个量身定制的神话，只要在历史原始记录上，补添几笔对自己有利的记载就可以了。这和当年赵简子在战前占卜战争吉凶时，龟甲被烤焦了一样，神命、帝命都是一个辅助措施，而不起主要作用。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列国“各派锐师万人”，说是来参加葬礼，实际上是来示威游行，施加压力。因为赵肃侯生前英雄一世，与魏、楚、秦、燕、齐等国连年恶战而不处下风，赵国俨然是北方的新霸主。魏惠王后期，赵肃侯听从苏秦之言，连续发动合纵攻势，打击魏国，使魏国的百年霸业再次受到严重削弱，不足以阻挡赵国的南进，为赵国向中原发展扫除了最强大的一个敌人。赵肃侯死后，魏惠王立即联合楚、秦、燕、齐四国以会葬为名，各派精兵，趁赵国新君年幼之际，俟机图赵。 这件国际大事，对于新即位的十五岁少年赵武灵王来说是个挑战，父亲的葬礼实在是存在风险的时刻，搞不好赵国就会被五国联军灭掉。在赵肃侯的托孤重臣肥义的帮助下，赵武灵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应对措施、抱着鱼死网破的态度，摆开决战的架势来迎接这些居心叵测的吊唁使者。 赵武灵王命令来会葬的五国军队不得进入赵国边境，只许五国使者携带各国国君的吊唁之物入境，由赵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将他们直接送往邯郸。魏、秦、齐见赵国重兵待客，戒备森严，而且赵、韩、宋联盟已成，不得不打消了要占赵国便宜的念头。五国使者入赵后，见赵国精锐云集邯郸，战争一触即发，不敢有任何的差错，在与赵武灵王厚葬赵肃侯后，便匆匆离去。魏惠王发起的五国图赵的阴谋被赵武灵王挫败了。年少的赵武灵王初涉君位就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考验。 《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在位的第十八年（公元前308年），发生了“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的事件，赵武灵王借机干预秦国政治，取得了中原大国的资格，也萌发了进一步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计划： 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於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籓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於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於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柰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 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於亲而国听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於贱，而行政先信於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原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原王图之也。”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年龄16岁，所以《赵世家》说：“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 赵武灵王即位时，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之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21岁的时候，也就是即位“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在他执政的第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赵武灵王）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已曰‘君’”。这个时期的赵武灵王是很“谦虚”的。“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十一年，秦败我将军英。”赵国屡受欺凌，多次战败受辱。 赵武灵王十一年（公元前315年），赵国的邻国燕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赵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先前，燕王哙受到苏代和鹿毛寿的蛊惑，把王位禅让给燕相子之，引起内乱。燕太子平联系齐宣王攻子之，齐宣王同意。于是，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聚众攻击子之，不胜。次年，子之反攻，市被战死。齐将匡章引军入燕，齐军杀死了子之和燕王哙。齐军获胜后，大肆掳掠，引起燕人的极大不满，太子平不能制止。赵武灵王见此，决心插手燕国内政，派乐池入韩，迎立在那里做人质的燕国公子职。乐池本为中山人，曾为赵武灵王出使秦国任秦相。 赵武灵王迎立燕公子职于韩的政治行为，关系到多国利益。赵武灵王想通过迎立新的燕王，使燕王能够对赵国感恩，既而与赵国结成稳固的联盟。同时，赵武灵王想破坏燕国与韩国对赵国的夹击盟约。虽然，赵国与韩国已结盟，但韩国为了制约赵国，还是与燕国结盟，形成对赵国的夹击之势，以防备赵国对韩不利。燕公子职就是应这个盟约入韩的。赵武灵王迎立公子职后，由于人质公子职的归国，燕国与韩国夹攻赵国的盟约自动解除。在拆开了韩燕联盟后，就有利于赵国对这两个邻国分别进行控制了。韩国的想法几乎与赵国一样，只是角度不同。韩国作为对燕公子职有质押权的国家，对于是否让公子职归国，却有自己的打算。韩国此前本可以应燕太子平和齐国的要求杀死公子职，但韩国没有这么做，公子职是非常感激韩国的。韩国同意赵国接公子职归国，主要是考虑韩国对公子职有不杀之恩，日后，韩国可以利用燕国制约齐国和赵国。 燕公子职就是后来的燕昭王。公子职是 燕易王后的儿子，易王后是 秦惠王的女儿。赵武灵王以平叛驱齐为号召，派乐池奉公子职引军入燕，与太子平和匡章的齐军交战。燕国的百姓不堪齐军的掳掠，对太子平的引狼入室也很不满，对公子职非常拥护。 赵武灵王成功地说服中山王借燕国内乱之机，大举攻燕。中山取得了占领燕国土地数百里、城池几十座的大胜利。 赵武灵王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10年，秦惠王卒。赵武灵王这一年在太原郊区的大陵进行郊游。他父亲赵肃侯在位16年的时候，也游历过大陵，并且出於鹿门之后，一个名叫“大戊午”的人，拦住赵肃侯说：“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感谢这位智者的谏言。 赵武灵王在大陵游历之后，也许想起了他父亲的的许多事情。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做了一个桃色的美梦，梦见一位美丽的处女鼓琴而歌：“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无我嬴！”。赵国若大的一个国家里，竟然没有这样美丽的一个女子！赵武灵王对于梦里的美女赞美、留恋的情绪经常流露出来，在一次宴会上他再一次讲了这个美梦，并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位天仙女子的容貌举止。在一旁听讲的一位大臣吴广，因此动了念头，就“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把自己名叫赢的女儿，小名孟姚，趁机进献给赵武灵王。赵武灵王一看，这位孟姚果然是一位出众的美女，于是就“千万恩爱在一身”，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小儿子赵何，也就是日后的赵惠文王，当然，这是后话。 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的赵武灵王，希望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但是，他的叔父公子成不同意，他代表了汉族贵族集团的利益。赵国是一个南北狭长，南部以汉族贵族势力为主，北部以少数民族胡人势力为主。胡服骑射，就是让南部贵族学会北方胡人单人骑射的技术。这种向少数民族学习的改革措施，遭到汉族贵族的抵制和反对。 赵武灵王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召集他的谋臣楼缓，进行战略谋划。他说：“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籓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赵武灵王的话，只有楼缓表示说：“善。”其他的人大多不赞成，“群臣皆不欲。”显然这是一个难于推动的重大变革，其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不少先秦史学者指出，赵国是一个游牧文明重于农耕文明的国家。 赵国在华夏系统中，是与北方戎狄各族交流最全面、最深刻的国家，公室与戎狄的通婚程度也远远高于秦国和燕国。秦国和燕国公室的通婚对象主要指向中原各王国。赵国的文化如同他们国君的血统里有大量的戎狄之血一样，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混合体，赵国的戎狄化比秦国更严重。赵武灵王即位后，重用出身于楼烦的楼缓和出身于匈奴的仇液，再加上父亲的托孤重臣肥义，赵国的戎狄外族之臣成了赵武灵王最重要的一批助手。赵国虽然也采用此前一直使用的大臣异地就任制，让有戎狄背景的大臣到农耕文明的中心邯郸，华夏族大臣则到游牧文明重镇代郡为官，以期达到加强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国君控制两派大臣的目的。但这种办法显然功效不大，代郡与邯郸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成为了赵国政变的两个牢固据点。而且，代郡的势力不断渗入到游牧文明的另一个重镇太原郡，邯郸则控制了地近中原的上党郡，赵国的南北分裂局势在扩大。赵国的两种文化、两大政治势力处于不断的争斗状态，而且越离越远，这需要赵武灵王铁腕整合，明确各自的地位，将其整合为一个依赖重于排斥的整体。 赵国的内政与其他中原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中原国家的内政矛盾，主要体现在宗室贵族与地主、自耕农出身的军功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赵国的内政矛盾则体现为华夏族大臣与有戎狄背景的外族大臣之间的矛盾。两派之间的矛盾，往往都是由于华夏族的大臣蔑视、排挤戎狄族大臣而引起的。 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曾发生多起争立国君的政变，其频繁程度为当时各国之最。在争立国君的两派中往往一派由有戎狄背景的大臣支持、以代郡为根据地，一派由华夏族大臣支持、以邯郸为根据地。邯郸与代郡分居赵国的南北，分别是赵国进军中原的基地和制约戎狄的据点。邯郸与代郡之间隔着中山国，邯郸要与代郡交往就得绕很大的圈子，需要经过太行山西侧的上党郡和太原郡才能进入本来处于邯郸北面的代郡，很不方便。邯郸与代郡的联系远不如与它们临近的中山和戎狄之间的交流紧密。两个重镇本来在民族和文化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交通的不便利更加大了这种差别。邯郸对代郡的控制本来就一直很不力，而代郡出于同戎狄国家军事斗争的需要，又有便宜行事的巨大自治权力。邯郸与代郡，实际上是赵国执行南北不同攻略的两个国都。赵国有很多贵族就是在控制了代郡后，有了向赵国中央政府挑战的实力。赵国国君喜欢用没有复杂背景、出身于戎狄的大臣，他们能力出众而易于控制，远较能力平平却野心不小的宗室成员为强。 有戎狄背景的大臣肥义，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的老臣，他支持“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赵武灵王向他说明改革的利害，并征求解决阻力的办法。赵武灵王说：“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於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柰何？” 肥义大力支持赵武灵王，并阐发了自己的想法：“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 肥义的思想很明确，他鼓励赵武灵王正行无问，大胆推进改革。赵武灵王说：“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改正朔，易服色”是自古以来改朝换代的标志，因此，孔夫子说，假如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华夏民族也许早已经披头散发，穿上了向左边开襟的衣服了。言外之意，对于穿少数民族的衣服，华夏族自古以来就很有抵触情绪。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当然会遇到华夏族的激烈反对。他的叔父公子成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赵武灵王让人告诉公子成，说：“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於亲而国听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於贱，而行政先信於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原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听了武灵王的训导之词，不完全赞同，他提出来一套自己的道理，他说：“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原王图之也。”公子成的言辞冠冕堂皇，不软不硬，回应武灵王的外交辞令。 赵武灵王听了使者的汇报，决定亲自前往公子成的家里，进行说服。 《史记·赵世家》说：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卻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须有舟楫之备。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彊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於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字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於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 赵武灵王讲了一番大道理，他心目之中最敬仰的先辈，就是赵简子、赵襄子，他们都是创业、打天下的祖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这也是他补笔历史故事的一个原因。他话锋一转，说到了公子成认识上的不足，以及赵国的当务之急。赵武灵王义正词严的训斥，使公字成不得不低头服输，他再拜稽首，说：“臣愚，不达於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 经过赵武灵王反复的做工作，克服了重重阻力，公子成等华夏汉族贵族们，终于无奈地穿上胡人的服装，上朝了。这是怎样一种局面啊，满朝上下的大臣们，脱去华夏族的朝服，主动穿上胡人的服装。 为了在心理上，让华夏族的贵族们心服口服，赵武灵王还利用“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古为今用，把“胡服骑射”说成是“上帝的安排”。 因此，在“扁鹊诊赵简子”的旧“上帝旨意”里，就补上了这样的文字：“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 把“革政而胡服”的内容，添到扁鹊诊赵简子的“帝命”里去之后，赵武灵王意犹未尽，又添加上他以孟姚取代韩女为王后的“上帝安排”，所以在“扁鹊诊赵简子”的“帝命”里，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今余思虞舜之勋，適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赵武灵王的第一位夫人是韩王的女儿，为赵武灵王生了公子章。公子章本来是太子。后来，韩夫人去世，赵武灵王在得到美女吴娃后，就把吴娃立为自己新的夫人。吴娃生的儿子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吴娃在短暂的一生里为赵武灵王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但从来没有求过赵武灵王一件事，这让赵武灵王对吴娃感到很愧疚。吴娃最爱赵王何，死前求赵武灵王立何为太子。于是，赵武灵王废掉公子章，而立何为太子。赵王何虽然年幼，但却聪明机巧，深有其母之智，赵武灵王也很爱他。 赵武灵王为扫除“废长立幼”的阻力，就在赵简子、董安于编造的帝命里，补添了对于自己有利的内容。他唯恐别人不信，又别出心裁地在赵襄子编造的“神命”里，也添上一笔对于自己有利的记录：“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皞，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 在赵襄子的时代，赵氏还不是诸侯，只是四卿之一，并且面临着被知伯和韩魏联军消灭的危险，他怎会想到日后赵氏不但会成为诸侯，而且还将成为“伉王”领导下的王国？而且这个伉王的长得模样竟然与赵武灵王分毫不差？文中的“左衽”就是“胡服”，“界乘”也就是“介乘”，是单人骑射，而不是用战车作战的意思。“左衽界乘”，就是“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经过增补赵简子接受的“帝命”，和赵襄子接受过的“神命”关照，“天随人愿”，说话的底气立即就不一样了。因此，当大臣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人，“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的时候，武灵王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赵武灵王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语，说得重臣无话可对，胡服骑射的政策，得到了彻底地贯彻。 由上可知，司马迁引用“扁鹊诊赵简子”这则《赵史》资料的时候，已经不是赵简子的史官董安于的“原始记录”了。 总之，经过上述复杂的历史考证过程，我们可以确信，扁鹊诊治赵简子的事迹之所以被记载于史册，其实质是一个政治阴谋，而不是一个普通医疗案例。它依托了扁鹊的治疗，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诊治案例。因为此前，秦穆公曾经得过类似的怪病，也是昏迷五天不知人事，也是到上帝那里去接受密旨。上帝告诉秦穆公，晋国将要发生大乱，而且是“五世不安”，让他积极利用这个混乱局面，干预晋国的政治，谋求秦国的利益。这在赵简子时代，是一个“天下人都知道”的病例，《史记·封禅书》就记载说“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秦缪公也就是秦穆公。 赵简子借用秦穆公的病例，上演了一出当时的活报剧，也是迫不得已的一项举措。因为赵简子虽然在晋国专断朝政，但是当时晋国有六卿在朝，互相蚕食倾轧，兼并战争时有发生。 赵简子的谋臣董安于，在事后被知伯暗算，追究制造政治谣言的责任，受到弃尸于闹市的悲惨下场。但是，赵简子对于董安于的贡献非常感动：“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赵简子把惨死的谋臣董安于供在祖庙里，世世享受赵家的祭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扁鹊诊赵简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事件。 赵武灵王利用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记载”，以及在赵襄子编造的神命里添油加醋，虽然破坏了董安于编造的“原始记录”，但是，更加客观地肯定了“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真实性。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扁鹊是春秋末期之人，而不是战国中后期秦武王时期的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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