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京雪写了一篇《曹东义教授学术思想初探》，或以为这是吹嘘

曹东义

马京雪写了一篇《曹东义教授学术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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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吹捧，我认为这篇文章有一定见地，但是还很不够，属于比较肤浅的论述，这不是狂妄，而是有根据的看法。
第一，
马京雪同道，虽然很欣赏我提出来的这五点主张：“中医要道术并重，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体系自立，只有做到这样了才能使中医得以复兴。”
但是，他不知道我这五点主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提这五点主张，而不是其他？
2014年，我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发言：《大师风范三境界，点亮智慧九重天》，着重介绍邓铁涛国医大师医人（病）、医医、医国的“三境界”，很多人也理解不了，以为说大了。
其实，我说的是实话，很朴实。
我认为，只有能达到这三个境界，才可以成为“国医大师”，只会看病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之下，中医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了，学术界、科学界只承认中医有术、有方药，不承认中医的指导理论；并且说，中医的技术需要规范，中医的方药需要研究，一句话，在他们心目之中，中医属于“问题医学”，需要“科学化”，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铁涛先生为中医看病、把脉，认为中医有两大病证：自我从属、泡沫中医。
不要说20多年之前，这样提出问题需要巨大的勇气，就是今天这样说，也绝非一般中医可以做到。
邓老不限于提出问题，不是只懂得批评，而且还有“药方”：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
这个药方，被采纳了吗？
很多人议论中医，其影响力不是自言自语，充其量也就是社区老头、老老太唠嗑的水平，传不了多远，只是自娱自乐的说辞而已。
邓铁涛先生不是这样，他的“建言献策”，被当做“政治局传阅的文件”，成了国家局“读经典、做临床”的具体行动，甚至上升为政策和法律规定，这就是“医之上者，上而医国”，这种境界，一般中医达不到。
我提出来的复兴中医的五点主张，也是有所发，也是学习邓铁涛先生的诊治经验而提出来的。
也就是，中医界当前普遍存在“重术轻道、理论不信、疗效不自强、传承不自觉、体系不自立。”
中医界有这样的病症，所以，仍然是“末法时期。”

第二、马京雪同道也不知道中医界为何会出现这样被边缘化、被改造的现实问题？
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归中医》之中，曾经令人惊诧地提出来“背弃传统，中医就只能跟着老鼠跑”；“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
这样的观念，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都是大话。
我要问，什么东西让中医“一剑封喉”？什么东西让西医“一招制胜”？
这就是解剖，旧瓶装新酒，西医翻译过来的时候，完全无偿占有了中医的“固有脏腑概念”，把中医赶出去了，让中医的脏腑“没有本质”了。
另外，在临床上，以病为技术壁垒，让中医变成了聋子瞎子，失去了发言权，也失去了治病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变成了二等医学。
解剖、病名，是西医获胜的两个利器。
如果，破不了这个迷魂阵，中医就不可能走向复兴。
靠什么来破？
必须靠世界观。
中医看人的生理、健康，都是时空一体、形神一体的世界观，是整体自然生成的世界观，西医是“构成论”的人体观、健康观、治疗观。
中医的疾病观，“以无为本”；西医的疾病观“以有为本”。
不跳出这个圈套，要想复兴，就很困难。

三、中医复兴的技术关键是什么？
中医要走向复兴，除了“道术并重，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体系自立”之外，必须有具体的抓手。
这就是，临床上必须坚持中医的病名、内病外治、杂合以治、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很重要，但是，与坚持中医病名、内病外治、杂合以治比较起来，其地位就差多了。
辨证论治在西医面前非常软弱，西医笑话说：“中医不能诊断疾病，所以退而求其次，坚持辨证论治。”
因此，中医病名“以无为本”是中医抬起头来的基础；
内病外治，突显中医整体思想；
杂合以治，根治还原论弊端；
辨证论治，内部规则而已。

我这些思想，都是继承、学习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中医与未来医学》、朱良春国医大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不能丢了中医的元神”之后，逐渐悟出来的医医、医国的方略。
今天，了解这些思想的人很少。
但是，相信将来会有人逐渐重视这些思想。
因为，这些思想不是凭空捏造，越不是虚妄之言，而是根据多年的思考，用当代学术理念表述出来的观点。
我坚信“生成的生命有结构，因此，生成必然可以包容构成，而不是相反。”
曹东义
2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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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2 15:25:40

大师风范三境界，点亮智慧九重天
——邓铁涛先生学术成就述略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电子信箱：
摘要
邓铁涛先生是医界泰斗和国医大师的优秀代表，其成就是时代的象征。他治病是上工，主张寒温统一，强调五脏相关，攻克顽疾重症肌无力，突显理论素养与医术高超。提倡未来医学，点亮探索中医未来价值的智慧。他以超人的胆魄，戳破“泡沫中医”的虚假繁荣，纠正“自我从属”的时弊，通过读经典做临床“回归中医”，号召“做铁杆中医”巩固中医阵地。同时，他多次上书国家领导，建言献策，其信件被政治局传阅，推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重视中医师带徒工作，在广东创造了“集体带，带集体”新形式，影响遍及全国，并成为国家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常态性措施。呼吁为中医发展铺设高速路，增加投入，出任973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传承创新。
目录
一、医学素养深，治病是上工 2
1、提倡未来医学，展现远见卓识 2
2、提倡寒温统一，突显中医优势 3
3、主张五脏相关，强化整体观念 4
4、攻克世界性顽疾重症肌无力 5
二、砥柱立中流，睿智能医医 5
1、“泡沫中医”惊当世 5
2、“自我从属”是时弊 6
3、“回归中医”固根本 7
4、“铁杆中医”守阵地 8
三、上书能医国，感动天和地 8
1、上书被采纳，传阅政治局 9
2、抓大别放小，中医得保全 10
3、名师带高徒，强壮大集体 12
4、架设高速路，政府兴中医 13

中医学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也有代表性的医学大家。在近代长达一百多年的坎坷进程之中，中医经历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西方以还原论为学术特征的整个学术体系，伴随着近代资本扩张来到了中华大地，带来了异域文明的科技成果，也对原产于中华大地的国学、汉字、中医形成了巨大冲击，几乎使它们成了都要废除的“岁寒三友”。
今天，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普遍兴起，汉字顺畅地进入计算机，中医药针灸、保健、医疗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纳，可以说，一个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来临。
回顾这不平凡的一百年，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大的冲击面前，巍然屹立的学者之中，邓铁涛先生具有突出的地位。他在治病救人、行业自治、建言国家政策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他突出的学术贡献，感染了很多后来者；他高屋建瓴的见解，启迪了很多人的智慧，点亮了中医人生的道路。我是一个敬仰和追随他的弟子，我觉得假如没有他的点燃，自己也许永远是一堆柴火，既不能发光放热，也无法照亮自己前进的道路。
一、医学素养深，治病是上工
“医者，治病工也”，治病救人是中医的本分，一个中医成就的大小，与他的治病水平不可分割。中医大家，必然建立在治病是上工的基础上。当然一个人的医学素养，不仅是治病的理论与技术，还要有对于医学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也就是应该具有未来医学发展方向的战略思维。
邓铁涛先生主张“临床史观”，也就是研究中医学术必须有切身临床体会。有些人单纯从所谓的“学术原理”出发来看问题，没有临床治病救人的经验，所以滑向了反中医的阵营。因此邓老告诫我“千万不要做空头理论家”，尊尊教诲，发人深思。我从40年前开始接触中医、学习中医，对此也有很深的感悟。“临床史观”，立脚点、出发点是临床，是从现实出发，从中医有效性这个客观事实出发看问题，这样才不会偏离正确的道路。
1、提倡未来医学，展现远见卓识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说：“沛然而作的变革浪潮，其来势之猛，实已到了足以溃决庙堂，否定价值，毁根拔基的地步。未来冲击已经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时症。使我吃惊不已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应变的问题所知如此之少。”
邓铁涛先生的《正确认识中医》、《为中医发展架设高速路》、《中医与未来医学》、《21世纪中医必将腾飞》、《再论中医药必须深化改革》等一些列论著，对于中医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刻探索，为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医投去智慧的一瞥。
自从《医林改错》出版以来，很多人把解剖作为判断中西医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认为中医属于古代落后的医学体系，需要科学化，或者需要借助西医的知识进行汇通，或者进行中西医结合，以弥补中医的缺陷。邓铁涛教授在《中医与未来医学》中说：西医“不少治疗手段，看来对某一个病已经解除了，但会落下另一个终身遗憾。例如小孩发热，用抗菌素治疗，热退了，但耳朵却聋了！据报导，中国每年制造3万聋哑儿童；又如胃溃疡大出血，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又如‘糖尿病足’，病在脚趾上，治疗方却把脚切掉，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这样的技术，就不能称为‘仁术’。不论现代手术已发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但大方向肯定是错了。中医学对不少急腹症，可以用‘非手术治疗’治好。用‘仁术’来考量，这才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一个学科的振兴，离不开理论的进步。邓老未来医学的思想，为中医树立了一面前进的旗帜。
在《正确认识中医》里，邓教授说：“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举例如‘针刺四缝’治疗急腹症的蛔虫团梗阻，既简单又速效，又省钱。在外国医家看来却多么神奇！把这一疗法放到世界医学中去，就是现代化的成果。什么叫现代化？就医学而言，不应只追求形式，不应以时间定位，应该用最少的支出，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才是世界人民对现代化医学的要求。病人住院从头到脚，做各种仪器检查，出院交费几十万，这就是现代化吗？”“但可惜的是，我们当前的医、教、研，都努力引进西医的东西以图说明中医之理论，或以西医的理论改造中医的精华，以为是在创新。这种错误的倾向，影响中医的发展已数十年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
邓教授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医”，指出了一个正确的立场，就是应当站在全世界科技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用王清任解剖实证的观点为中医改错。（比如，西医切去了脾脏，中医辨证的时候也不能认为无脾。因为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人绝胃气则亡”，岂能没有“后天之本”？）凡是现代医学所不能认识，而中医确有实效的东西都是精华。比如中医药运用独特的思维方法，驾轻就熟地依靠四诊就能认识病人的状态（证候），深刻地阐明西医看不见、还没有形成病灶的疾病（如占人群70%的亚健康），并出神入化地运用含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中药在吸收的时候已经属于分子水平，而不再是粗糙的草根树皮），安全有效地治愈了很多常见病与疑难病。尽管医疗市场排斥中医特色，简便廉验的中医药的确优秀。
邓教授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多年前，在一次中医学术会议上，有位西学中专家说：‘抗生素发明之后，中医治疗肺炎便落后了；速尿发明之后，中医治疗水肿便落后了。’前几年有青年中医写文章认为：‘中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往哪变呢，朝西医方向变。去年又有资深的中医专家写调查文章，认为中医的临床优势病种越来越少了。如此之类的文章还不少，多立足于批判中医理论之错误或不足，或对某些理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都反映一部分学者对中医药学的信心不足，一种信任危机在滋长蔓延，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潮。”
西医受还原论思维，以及机械对抗疗法的影响很深，很多治疗措施严重干扰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或者寄希望于外力的干预，压制自组织能力，尤其是西医的医疗体系与市场相结合之后，产生了很严重的过度检查、过度医疗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更彰显出中医提倡的仁心仁术，以及紧紧依靠人体自组织能力，把自组织能力最大化的学术优势，这种医学思想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我受邓老中医未来学术思想影响，著有《回归中医》《捍卫中医》《关注中医》《中医近现代史话》《永远的大道国医》《挺起中医的脊梁》等，试图阐明中医独特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未来价值。
2、提倡寒温统一，突显中医优势
伤寒与温病学说，是中医在与传染病斗争之中发展起来的两大学术体系，有继承，也有创新，但是，目前两大体系过分强调彼此的分歧，看不到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其可以统一在一起的趋势认识不足。这在应对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奋战SARS新瘟疫，以及禽流感疫情的时候，能否让伤寒学家与温病学家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治疗方法？
按照过去的认识，属于温病的疾病，伤寒学家无从置喙；属于伤寒的疾病，温病学家只能袖手旁观。似乎在病因、病机、病证、治疗等方面，它们永远没有共同语言，界限分明，冰炭不相容。
邓铁涛先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温病发展了伤寒的学术内容，温病可以借鉴伤寒的理法方药，二者可以先从临床上结合起来，寒温统一辩证，协同治疗。
邓铁涛先生于《中医杂志》1955年8月号，发表了《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后为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又收载于《邓铁涛医集》87页。
邓铁涛先生主编的《中国防疫史》，2009年出版，全书120多万字，收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从中不难看出，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有过不同的名称，疫、热病、伤寒、瘟疫、温病等，不同名称的出现和转化，意味着认识的转变和深化。
在长期的伤寒与温病学派的论争之中，邓铁涛先生首先提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派是在伤寒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赢得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与响应，此后，寒温之争逐渐平息，寒温统一的学术主张逐渐显露，甚至成为了“时尚”。
2003年，SARS瘟疫首先从广东出现，然后突袭全球，面对世人的恐慌，邓铁涛先生撰文《论中医诊治非典》，寄送北京最高领导和非典指挥部总指挥，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此后，该文在4月26日在北京藏医院会议交流之后，发表于2003年5月1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该文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东的诊治经验，向世人揭示了中医治疗的独特优势。在现代医学刚刚找到冠状病毒这个病原微生物，一无疫苗、二无有效抗病毒药的紧急关头，大声地发出了中医界的声音：“战胜非典我们有个武器库！”
在此后的香山科学会议，以及其他很多不同场合，邓铁涛先生都以这次中医药在非典防治之中的优秀表现为例，说明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他在为我主编的《中医群英战SARS》一书题词时说：“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
我受邓老寒温统一思想的影响，先后出版有《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瘟疫论译注》《中医群英战SARS》《热病新论》等论文论著，并撰有《邓铁涛外感热病学术思想研究发挥》书稿一部，等逐渐完善之后再出版。
3、主张五脏相关，强化整体观念
大家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脏腑学说，自古以来阐述脏腑的功能主要靠阴阳五行学说。建国以后，学术界曾有两次关于五行存废的大讨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先生从临床实践出发，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用以指导临床辨证施治，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经过以后20多年的深入研究，这一学说现已逐步为中医界所接受。
邓老认为，在中医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五脏相关”，并进行深入研究，的确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
所谓五脏相关学说，就是要继承五行学说有关五脏关系的合理内涵，汰除五行学说中与中医理论不相符合的部分，根据邓铁涛先生的临床经验，阐发了各脏系统的特性，进一步提出“两两相关”、“一多相关”的关系，不用五行生克乘侮来机械说理；重视阴阳、气血、精与津液等在五脏相关中对五脏实质和功能的影响；用阴阳、气血、精与津液的变化和六淫、七情等的病因损害，说明五脏之间相关的病理改变特点，指导临床辨证；通过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研究相关理论，并探索其机理和规律。
其实，五脏相关就是整体相关。五脏不是单纯的五个脏器，是整个身体核心部件的总括，是一个“领导集体”的总称。整个天地，从混沌一团开始分化，“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开天辟地之后，万物化生。万物虽多，可以从木火土金水开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生的地来成，地生的天来成。《左传》说：“土与金木水火杂而成万物”，老子说“三生万物”，《易经》说太极生万物，都是“生成论”。万物之间是井然有序的状态，不是互不相干的混乱局面。人感知万物，了解万物，无非是用眼耳鼻舌手，眼睛所见无非是五色，耳朵所听无非是五声、五音，口舌所尝无非是五味，身体感受的无非是寒热温凉之气，人生体验的不过是白天黑夜、四季轮回。
这是世界的整体性，也是世界的有序性，人在气交之中，是天地的一份子，是整体的缩影。五色、五味、五声、五音、五方、四时、四气都与人体有关，都与五脏有关。五脏联系着天地万物，五方、四季，因此。“五脏相关”就是万物相关，是人与天地整体性的体现。
世界具有整体性，因此，就有整体观。
我受邓老“五脏相关”理论的启发，提出来“表里相关”学说。
表邪内传，内病外显，内病外诊。内病外治，外治内效；外病内治，内治外效。这就是针灸、按摩、刮痧、导引、中药内服、外用的机理所在。
4、攻克世界性顽疾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的治疗问题，号称世界医学的难题，激素、免疫抑制、切胸腺三大医疗措施之后，如果病还不好，呼吸机也难救人一命。邓铁涛先生用中医虚损理论，从脾胃入手，竟能强肌健力，使众多患者安全脱离呼吸机，重新站立起来，开始新生活，充分展现了中医临床优势，也说明了中医学蕴藏的巨大的未来价值。
我受邓老有关虚损病机思想的教育，深刻反思类风湿等疾病过程呈现的证候变化，提出风湿病的演化过程，也是由虚至损的过程，治疗上应该重视“补虚益损治风湿”的学术理念，把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在担任风湿科主任4年多的临床实践之中，深感邓老关于“虚损病机”的认识，为中医治疗疑难重病，开辟了一个法门。
二、砥柱立中流，睿智能医医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从康熙皇帝治疟疾用金鸡纳开始，中西医之间的或明或暗的交流与竞争就提上了日程，在京城行医长达40年的王清任，在1830年出版《医林改错》，以解剖为标准评价中医经典理论，一下子击中了中医的软肋，中医界从此迷失了方向，尽管临床很有效，但是一直在滑坡，逐渐被边缘化，即使各个阶层不断努力，仍然是每况愈下，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困境。
毫无疑问，二战抗生素大显神威之前，中医在中国的霸主地位无人能撼动，但是，西医随着全世界机械化、仪器化进程迅猛发展，使很多人对中医产生了信仰危机，因此，从上到下，如何看待中医，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局面。

1、“泡沫中医”惊当世
五四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都是好的。但是，有很多人否定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文化，把传统的中医药看成落后、陈旧的知识，要加以取消，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影响到了中医队伍之中的很多人。老师与学生之中，都有这种不良思想在禁锢着人们。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最大的时弊是“自我从属”。许多人看待中医，首先认定中医药学是古老的东西，而古老的科学必然落后，认为中医虽能治好病，但没有实验做依据，与现代科学脱节，就不能算是科学。而西医的发展与其他科学同步，因而是先进的。难怪有资深的中医学者说“如今西医学已能洞察细微，无所不至，在治疗上则可换心换肝，无所不能。”在中西比较中就把中医药学放在“三等公民”的地位上了！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事业的历史欠账太多，底子太薄是一个客观原因，现在不少中医院，是从民营“联合诊所”或在卫生院基础上，改换一个中医院的招牌而仓促建成的。中医衰落的根本问题，在于有没有中医的真工夫。临床中不少中医改成西医的人，认为西医能“包治百病”，西医这个病能治，那个病也能治，就是认为中医不能治。某省三甲中医院的心脏科主任，慨叹地认为心脏病科已把中医开除了。但后来一个严重心衰的病人，西医办法用尽，患者却越来越危重。最后请一位民间老中医辨证论治，重用中药附子等，结果患者被抢救过来了。这位主任这才惊叹原来是自己的中医没学好，应开除的是自己这样不合格的中医师。应该说，中医药市场不景气，其原因直接与中医整体水平下降有关。
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说：“中医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是两个中专的水平。”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要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要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邓老指出，中医教育的病根就在于以西医模式办中医教育，难怪有人说有些中医博士不会用中医治病！中医硕士、博士英语必须达到四、六级，但医古文水平可以不管。教授、主任医师之职称评定，必须考外语，后来中医毕业生已不准考医古文了。邓老说，有些博士生写的汉字简直使人烦恼！说明中医之教育已远离中华文化。“请问一个高学历的中医，他的学术源头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呢？机械地用西医教育去培养中医之才，南辕北辙，如此下去，这样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一旦居于领导地位，按他们的理念办中医事业，则中医之消亡指日可待了！”
中医教育必须为临床服务，如果中医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那么这样的教育模式就必须改革。所以邓铁涛先生说，中医人才首先应相信中医。
中医教育首先要着力给学子们铸造医魂，把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医事业的热诚，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学子。不铸造医魂，只传授些技术，最终只会导致这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的自我消亡。因此，在邓铁涛先生从教的60多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子们思想的启迪。在一次硕士研究生班的讲座上，邓铁涛先生问在座的学生们：“你们读过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吗？”他们回答说“读过”。邓铁涛先生接着告诉他们：“你们是彷徨的中医；我是呐喊的中医，今天是呐喊的中医与彷徨的对话。”
对于中医的衰落，我在《中医近现代史话》与《永远的大道国医》里也做过一些探索，世人用狭隘的科学观看不到中医的科学性，时代崇尚硬技术以为中医没技术，评价标准的异化，自信心的丧失，造成了泡沫中医的出现。
2、“自我从属”是时弊
邓老认为，中医药学不仅仅是一种谋生之术，而且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科学财富，我们必须继承发扬它，才能对得起祖宗和人民。发展中医事业，就必须解除西医模式的束缚。几十年来，中医在医、教、研、药各方面，都以西医的模式为准绳。现在看来，这一模式，对中医之束缚多于帮助。因此，必须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医重新做深入的研究和整改。现在有的中医医院已越来越不姓“中”了。一壶中药可有可无，成为了摆设，中医院宁要西医院校本科生也不要中医硕士生。
以西医病名诊断的病灶，中医四诊很难发现，辨证治疗之后是否有效，靠四诊也不能评定，而只有依靠西医的“客观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就好象盲人射箭，既看不见目标，也无法自己评价效果，只好不断地问人家：“我射的方向对吗？我射中了吗？”
在西医的病名下辨证，中医自然就成了二级学科。
笔者认为，这显然是错误的定位。

3、“回归中医”固根本
邓老认为，中医衰落停滞不前已有百年，但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近年来，中医走向世界之后，受到某些科学先进国家的重视，可以预见中医已从绝境中挣扎出来了，它应该随着中华的振兴而振兴，应在科学现代化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矛盾发展和转化，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现在中医学发展的条件如何？①有党中央重视，有宪法作根据。②有人民的需要。③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正确领导。④有教育、研究、医疗等一套初具规模的机构系统，这些机构系统虽然条件很差，但有了前面三条，便大局已定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国，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之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一项事业的振兴，离不开优秀人才的培养，中医的发展更是如此。
邓老认为，现在中医老者已老，肩负兴废继绝之责者为现在壮年一辈，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希望他们认识责任之重大，掌握正确方向，以迅速发展壮大中医队伍为己任。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里必须强调掌握方向问题。既然名为中医，必须不断提高自己中医的水平而不是西医的水平，也不是中西结合的水平。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祝愿中青年中医在中医学术水平上远远超过老一辈。如果不超过，邓铁涛先生说：“我们将死不瞑目！”
西医的知识只能做参考，不能代替中医固有的理论。即使是中西医结合，也不能丢了中医的精华，不能没有中医的独立地位。
邓老认为，为了更有成效的创新，全国中医，特别是中青年中医，都应该先来个大温课，重读四大经典与历代名家学说，以提高临床和理论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中医学与21世纪的最新科技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才能闯出新天地，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高楼必须建在厚实的基础上，中医药学之大发展呼吁打基础。
邓老认为，中医药当前的继承与创新，主要矛盾在“继承”，中医工作应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所以邓铁涛先生提倡：“认清中医神圣的使命，当中医的脊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回归中医，就是要回归中医的学术理念，坚持中医学术特色不动摇。笔者学习邓老的学术思想，于2007年撰成《回归中医》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4、“铁杆中医”守阵地
“做铁杆中医”是邓铁涛先生为纠正时弊，发展中医学术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使中医沿着自己固有的发展轨道前进，并且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中医药学在11世纪曾经影响阿拉伯医学，我国人痘接种曾启发牛痘接种，免疫学的实践源于中医。但中医药真正走出国门，给世界医学以深刻的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举凡中医处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在外国专家眼中，都是新鲜事物，是创新。
中医认为，痛苦就是疾病。人体从健康到疾病，是一个失去平衡的过程。治疗这种平衡失调，就可以恢复人体固有平衡，是再一次回到健康。也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此中医学对疾病的描述，注重状态而不细究疾病的具体形质。
人体患病时的反应，必然是整个身体失调的综合反应，而不是具体形质决定特定的身体反应。比如脑瘤的头痛与脑血管畸形的头痛为什么会相似？同一种西医病为什么有的患者头痛而有的患者不痛？一样的症状为什么病灶并不一样？显然，病灶不能完全决定症状，症状之后有更深刻细致的原因。症状之后有复杂而多变的物理化学因素，纠正这种症状也不一定需要彻底消除病灶。
作为主证的中医病名和作为整个状态的中医证候，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微观世界的整体反应，它与西医所说的综合征不同。西医的综合征与西医的病灶一样，追求的都是相对固定的形态或者状态，可变的因素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无法标准化，就无法诊断和排除诊断。西医认为，只要病灶还在，症状有与无、轻与重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临床上经常是血压虽然降下来了，头痛头晕仍然存在；肿瘤虽然切除了，而生活质量未必提高；虽然病人自己觉得十分痛苦，检查可能都无阳性发现。
实证疾病观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唯一能反应人体健康与否的金标准。中医的病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更有利于中医辨证治疗，更有利于使用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中药。
中医病名作为独立的一级名称使用，与在西医诊断之下辨证论治，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用中医的病名指导中医辨证，就可以完全摆脱以西医标准评价、改造中医的尴尬。有无独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药是否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标志。以完全独立的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才是摆脱实证束缚、恢复传统的正确措施。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药的发展充满生机。
三、上书能医国，感动天和地
“医之上者，上而医国”，国家的医疗政策有缺憾，作为中医行业的大家，就应该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补偏救弊，以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邓铁涛先生不但指出了目前中医行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多次上书党和政府。他提出来的问题、建议，是很有“政策性”的策略，中央领导按着他的建议就容易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1、上书被采纳，传阅政治局
中央领导人向来关心群众，1984年徐向前元帅经过邓铁涛先生诊治，病情很快痊愈，想为邓铁涛先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邓老为领导人看病的机会不少，从来没有利用这些关系为个人提过什么要求，可是为了中医事业，邓铁涛先生认为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就趁机说：“徐帅啊，你要救救中医啊！”
徐帅听了之后，一下子就愣了。后来听邓铁涛先生慢慢地加以解释，他才知道中医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就嘱咐他把情况写一写，再想办法送给最高领导。邓铁涛先生回去之后，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担心的事情，以及希望中央解决的问题，都写了出来。在1984年3月18日，邓铁涛先生把写了反映中医存在的问题的长信，呈给徐帅。
邓铁涛先生在信中说，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而且受到一些科技先进国家医学界的重视，近年来还出现针灸热与中医热，已从针灸的重视到对中医理论的重视。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日本，已投入不少人力与物力，对于中医药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医药学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他从世界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来谈论中医药问题，的确是从未来战略提出问题的，而不是只说国内中医学的衰落。
邓铁涛先生论述说，国内中医的问题，有其历史根源。所以他接着说，由于王斌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得到重视，造成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82年卫生部召开衡阳会议之后，中医药工作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中医中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
由于中医的问题，历史欠账太多，积重难返。邓铁涛先生说，据闻去年5月（即1983年5月）卫生部按照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的指示，起草了一个促进中医药工作的文件，稿经三易，于1983年8月送交国务院，国务院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由于有些部门不同意，目前该文件被搁置起来了！他说，老中医对此非常焦急。中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都已经老去，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希望中央各部委办，能重视这一严重问题。”
邓铁涛先生的陈述，情真意切，义正词严，一切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很能感动读这封信的人。
徐向前元帅读了邓铁涛先生这封信，认为所言切中要害。他立即在这封信上加了意见，转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6天之后，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批示：“乔石同志：请将向前同志的批语和邓同志的信，印成政治局参阅文件，发各同志。请田纪云同志协助卫生部党组认真解决好中医问题，如有必要，请提交书记处讨论一次。”
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印发了<1984>5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附件是“邓铁涛同志给徐向前同志的信”。事后卫生部中医司把这份文件的复印件转发给邓铁涛先生。
邓铁涛先生这封信，对于促进成立国家医药管理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2、抓大别放小，中医得保全
中医的发展道路，总是充满坎坷。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家领导人更换之后，要调整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的一条是“精简机构”。
据说，有关部门把中医药管理局列入被精简之列。
1990年6月，也就是在中医药管理局成立4年的时候，邓铁涛先生与8位全国著名老中医药学的教授，聚首在长白山下的长春，要编写一本医学专著：《名中医集萃》。来自北京的老中医带来了一个令人心忧的这个信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国家精简机构的决策无疑是“精兵简政”的明智之举，但举步维艰的中医药事业，好不容易有了“娘”，撤消主管机构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极为不利的。人们对于中医药事业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它的发展又一次面临着严峻考验。
邓铁涛先生建议说：“我们的意见应该直接上达中央的最高决策者。”大家一致拥护邓铁涛先生这个提议，并且一致推举邓铁涛先生执笔来写这个建议书。于是，邓铁涛先生经过深思和反复斟酌，写成了一封给新任总书记的信。他们说：江泽民总书记，您好！我们是来自广东、浙江、北京、吉林、黑龙江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几十年、七十岁上下的老中医，衷心拥护以您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我们十分赞成您所主张的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老中医们对共产党的中医政策，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感情，他们拥护共产党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情。
邓铁涛先生继续写到：我们为了把几十年的学术经验留给人民，在长春市召开了《名医学术集萃》一书编写会议。我们在讨论中谈到党的中医政策，及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我们认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但历遭磨难，几经兴衰，虽然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但中医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英明措施，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的从属地位开始有所改善，从而使中医事业有较好的发展。但是问题还未得到真正解决，使人担忧。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把中医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大多省市的中医药管理局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有些挂着中医牌子的单位，并不是真正在搞中医；中药的管理体制，至今没有一个省市归中医药管理局管理，中药质量下降，伪劣药品充斥，中药资源继续遭到严重破坏。
这个建议书，既肯定了过去的工作，也指出了当下的问题。
他们说：“现在国外学习、研究中医的势头正方兴未艾。长此下去，我们真担心有朝一日会出现中国人到外国去学习中医。为此，我们恳切呼吁：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只能加强，不要削弱；二、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三、八五期间中医专款不应低于七五水平；四、保护和开发中药资源，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管理。使中医药工作真正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迅速健康地向前发展。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紧接着，8位老中医先生们就分别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所在的单位。这著名的“八老上书”者，除邓铁涛先生之外，还有任继学、方药中、路志正、焦树德、步玉如、何任、张琪7位中医教授。
这份有名的中医“八老上书”，网络里有一些转引，但是版本不一，笔者这份是根据邓老手里的原件底稿，可以说是绝对“正版”的。
国家对于中医“八老”的意见，逐步落实，逐条有答复，特别是保留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编制，这实在是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
中央领导对于中医药工作的确是很重视的，只是在具体工作之中，有些执行部门对于中医工作的特殊性，理解不够深刻。
1998年，全国又刮起了一股“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中西院校合并后，河北中医学院并入河北医科大学实际上成了一个系，有的中医院并入西医院成了一个科，这样的连锁反应发生之后，就有可能使刚有起色的中医事业走向衰落。邓铁涛先生心中充满忧虑:“国家要抓大放小，对很多行业可能合适;但在医学界，西医大、中医小，抓了西医而放任了弱势的中医，岂不‘死火’?”于是，邓铁涛先生就和任继学教授商议，要联合其他中医老专家一起上书朱镕基总理。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紧急“刹车”。
这就是第二次的中医“八老上书”。
1998年8月11日，邓铁涛先生与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又是八位知名中医专家写信给朱鎔基总理，明确地提出“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他们说，朱镕基总理，您好！我们这几个老朽，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对您说几句心里话。一、这次压缩编制，把中医药管理局保存下来，我们感到十分欣慰！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但从整个实力来看，中医和西医之比，仍然是小孩与壮丁之比。保留中医药管理局，便对中医的发展有了组织保证。谢谢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老先生们对于国务院保留中医药管理局决策的肯定，充分表达了中医界的感激之情，也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前提。他们提的第二点，还是说中医药的近百年历史坎坷。
老中医们讲的这些话，尽管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说过多次。但是，每说一次，听的人们就和这些老中医一样心酸一次。不说这些行，谁能设身处地为中医药的历史辉煌、现实困难、未来希望而深入思考呢？思考这些问题，谈论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说这些心酸的事情。
邓铁涛先生把中医药比作和氏璧，把自己当做和氏，无论怎样老中医们个人的境遇怎样，都必须坚守着这个宝贝，不能把它丢了，坏了，也不能失传了。所以，邓铁涛先生继续写道：第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担心的是：1、中医学院合并于西医学院，成为一个系；2、中医医院合并于西医医院，成为一个科；3、中药新药的评审，按照西药的模式评定；4、中医医院医药分家；5、中医教育与中医医院“重西轻中”的倾向日趋严重。对待中西医的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因为中医小，西医大，任由小者自生自灭，则中医将灭多生少矣！！有些省的按强并弱的原则，则中医之消亡有日矣！
老先生们还对中药产业替国家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中医药事业存废兴衰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大问题，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谈卫生体制和卫生经济问题，这样才能认识深刻，见解透彻。
接着八老中医们就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建议：西医院校增加中医药学的课时，以便引导他们运用中医中药治病，减少使用西药外汇之支出。据说日本会用中药的西医占60-70%，他们用中国之药源制成新药，价值比我们每年中药创汇只有5亿美元不知大多少倍。我们岂能安枕无忧乎？我们赞成国际方法研制中药，更赞成创造中国式的传统与新技术结合研制新药，也容许中医院医药不分家地进行研制新药，推广新药。
老中医们的这些建议，的确立论高远，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邓老概括起来说，我们建议：1、中药改革决策层以及中药药审领导层，须要有真正懂中医药的专家参与。2、报载国务院多次请专家讲课，能否也请老中医专家讲讲课，让他们讲讲中医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领导决策参考。也许是老先生们觉得提出给中央领导讲课不太合适，就用一个婉转的说法提了出来：“这不是授课，而是调研的一种方法耳。以上浅见，供总理参考，并给予教正，幸甚幸甚！”
这个报告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重视，他批转给卫生部张文康部长，张部长又请朱庆生副部长与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具体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研究之后，提出解决办法上报国务院总理，不仅制止了这股中西医合并的风潮，保住了整个中医药事业不后退，而且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依据。
3、名师带高徒，强壮大集体
中医事业的振兴，离不开大批中医临床人才的成长。
邓铁涛先生认为，中医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目前世界上最欠缺的是高水平的中医，欠缺在临床上有真功夫的千千万万个铁杆中医。中医药的发展需要有一大批中医的栋梁。如何建立中医人才培养体系？这也是邓铁涛先生早就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一直关注着中医高等教育的发展。目前由于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很深，中医的大学生、研究生教育难以培养临床可用人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邓老认为，师带徒不仅是中医历来培养人才的一个好方法，建国后国家也曾多次通过师带徒的形式，培养了许多实用性中医人才。邓铁涛先生深感临床型名中医等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也一直在为中医界的人才培养而不断呼吁。
1988年，邓铁涛先生出版了一本《耕耘集》，里面多篇文章提及“继承名老中医经验，抢救中医学术，已成燃眉之急”，“中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已经老去，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朱杰局长，他读了这些文章，感触很大，就以邓铁涛先生的建议为基础。他积极与有关部门的领导沟通，最后与中央人事部、卫生部的负责人取得共识，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起来，组织全国名老中医授徒。
1990年10月，首届全国继承老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铁涛先生收了邱仕君、邓中光两名徒弟。邓铁涛先生代表500位老中医在会上致词，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学我者必须超过我！”听了邓铁涛先生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国务委员李铁映立即带头鼓掌，表示赞同。500名老中医，几百名老中医的学术继承人，老中青济济一堂，情绪激昂、意气风发。3年出师，大批临床型的中医人才将脱颖而出。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医的师带徒活动，显示了国家的重视。
第一、二批共确定1021名(次)老中医药专家为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343名学术继承人。第三、四批师带徒培养了更多的中医临床高级人才。
广东省中医院在邓铁涛先生的支持下，从2000年起实施“名医工程”，得到了全国名老中医的鼎力支持。该院在借鉴传统“师带徒”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采取了“集体带、带集体”的带教方法，先后有近百名中青年专家拜师38位名中医，在全国中医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探索出了一条现代中医临床高级人才的培养之路，培养出了一批包括荣获“全国首届青年女科学家”林琳在内的中医药高素质人才。
广东省中医院师带徒的工作，很有特色，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并且在2003年防治非典的工作中，师徒通过学术交流，救治了大量患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受到世人称颂。受命代表广东省中医院到香港出诊的林琳、杨志敏主任，也时常与其带教老师保持联系，以提高疗效，这充分突显了名师带高徒的重要作用。
如今，国家把名师带高徒，作为一项发展中医药事业常态性措施加以重视，这与邓老当初的建议不无关系。

4、架设高速路，政府兴中医
2003年11月在刚刚经历了SARS疫情之后，国家就召开以“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会。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有：（1）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2）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是要对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以及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剖析，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举措。
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医药今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铁涛先生以“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为题，作主题评述报告。邓铁涛先生的主题报告结束之后，科技部的一位领导走过来，对邓铁涛先生说：“邓老！你的主题报告很精彩！主题报告成功，会议就成功了一半。”科技部中医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贾谦先生回忆说，邓老气度恢弘的大段主体报告，象一把熊熊烈火，点燃了科学家们的心烛，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仿佛令会场的气氛到了沸点。
邓老在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中国中医药报》于2004年2月2日、5日、9日，分三次连载了报告全文。2月4日，《中国中医药报》又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邓老和100多名中医药专家的建议。该建议希望将中医药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特别是对中医基础理论、重大疫情预测预防等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整理，按自身规律不断完善，实现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日后启动的中医973项目。
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国家将对未来15-20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拟选择20 项重大专项进行讨论，而中医药学未在其中。
邓铁涛先生在香山科学会议的报告，在全国中医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关键时刻，他们联名至函党中央国务院，向领导们呼吁。邓铁涛先生与大家在信中说：“中医药确实有比较优势，能解决13亿人健康问题；其次，中医药关系到国家的功能运转和国家安全的维护；第三，中医药是解决13亿人口特别是9亿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关键；第四，中医药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希望成为千古罪人。”邓铁涛先生带头签署了这份《呼吁书》，这是香山科学会议呼吁的延续。
2005年4月16-18日，在北京科技会堂参加了“新时期中医发展战略与政策论坛”的学术研讨会议。邓铁涛先生作为主要组织者，做了一个重要的主题报告。
2005年的973计划中，首次设立“中医理论”专项，目的是提升我国中医药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经3轮严格评审，包括中医基础理论、方剂配伍规律、络病学说与针灸3方面的基础研究最终获准立项，分别由邓铁涛先生和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张伯礼、河北医科大学教授吴以岭担任首席科学家，累计投入经费5200万元。
邓铁涛先生推动中医药科研工作，几经呼吁，终于有了结果。他在得知获准立项的消息后，很高兴。中医药是我国的文化瑰宝，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具原创优势。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首获国家973计划项目立项，体现了国家科技部对中医药发展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发展。973计划中医专项专家组,是2005年7月14日由科技部聘请有关专家成立的，邓铁涛先生受聘成为专家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开展中医发展战略研究，加强对中医专项的宏观指导，研究提出专项研究重点方向和任务，协助管理部门开展专项的评审评估等工作。
有了国家科研的大力支持，就可以带动中医药事业的大发展。

2014、6、11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5-2 16:34:38

国医大师的风骨、情怀、胆识与担当精神
——沿着朱良春先生走过的足迹前进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邮编：050031 电话：0311—85363982、

前些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史载祥教授，提出了“朱良春现象”，高度概括了朱良春先生在事业上的成功。透过“现象”看“本质”，作为人生典范，杏林楷模，朱良春先生是如何走向成功的？揭示其所以成功的“原因”，对于中医学人的启示应该是非常可贵的。本文试图从朱老风骨、情怀，从医的成长之路、人格魅力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带着感情步入医门
朱老年轻的时候，积极求学上进，在中学、中专的时候，都是成绩突出的青年，突患肺病，靠中医恢复健康。他没止步于此，而是被中医文化所化，立志“济世活人”步入医门，希望成为医学传人。他是带着感恩的心情，走上了中医药的道路，也是传统中医的成才之路：先结缘，后学医。这与今天通过高考进入中医学院完全不同，很多人是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无奈走进中医行列，直到毕业也没找到感觉，没有培养起对于中医事业的感情，缺乏历史使命感。出发点不一样，感情决定努力的程度，努力的程度决定日后成就的大小。
二、拜名师靠勤奋不懈
古代学中医的人，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有的就是为了生活，做个“衣食医”。也有的是科举不第、仕途坎坷，或者生意失败而投奔医林。跟着一般的郎中，靠拉抽屉抓药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医。懂得一两个方剂、技能，也可以一辈子以医生自居。但是，这样的境界，这样的人才，难以担当大任，难以传道解惑。治一个病容易，治百病难。一招鲜是专家，道术并重是大家，是国医大师。
朱老先拜太医马培之的传人马慧卿先生为师，成了孟河医学的一员。日后由传统跟师奔向现代教育，进入苏州国医专校，成为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听章太炎授课、讲座。淞沪大战硝烟未散，只身来到上海，跟随中医国手章次公先生临床实习、一同出诊，并在上海红卍会医院义诊。由此可见，朱良春先生身手不凡，师出名门，师傅、老师都是名师、国手。名师出高徒，在他身上得到再次验证。
三、胸有大志奋斗不息
朱良春先生在独立行医之前，受到老师章次公先生依重，被视为衣钵传人。这就是他得一图章，鼓励他做事做人，似传道的法器。“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这个境界谁能达到？这是国医大师的奋斗目标。当年一个30几岁的中医，对于一个刚过20岁中医的嘱托，其意义是不同凡响的。今年即将开始第二次国医大师评选，中华中医药学会奖励办李劲松主任征询大家的意见，她问国医大师应该具备什么标准？如果把章次公先生这个题词作为标准，恐怕全国30个名额用不了，而不是不够用。
但是，在朱良春先生告别老师，刚走上临床的时候，章次公先生就给刻了这样一枚图章，其用意是非常深的。他在陆渊雷先生去世的时候，写的感慨是：“医门冷落，学人无多，卓尔不凡，渊雷而已。”他对自己的爱徒，刻这样一枚图章，无形之中，寄托了自己很多梦想。
朱良春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梦想，走上临床，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四、培育人才胸怀坦荡
朱老办学的历史很悠久，建国之前办学三年，毕业20多人。建国后办过各种学习班、进修班。目前，受到朱老栽培、教育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桃李满天下。朱老讲座，从来都是切合临床实际，把自己最有体会的宝贵经验和盘托出，让徒弟、学生、听课的人“学以致用”，提高临床疗效。这些学生、弟子之中，有成就的人也不胜枚举。然而，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朱老在培育人才上的“独门绝技”。他培育三枝花的传奇事迹，才是他老人家见识与胸怀的最好展示。
蛇花子季德胜，一个字也不认识，竟然能成为国家干部，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那是他幸运；陈照70多岁，进入国办的医院，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是因为好政策。成云龙铁脚将军草能够成为国家科研成果，金荞麦片至今仍然在临床上被普遍应用，这都是因为有朱良春先生慧眼识珠。他当年把这些散在于民间的零散经验，都做成了科研成果，而他自己不留名，不图利，都是无私的奉献。
假如没有朱老睿智的目光，就不会发现三枝花；没有宽阔的胸怀，也不能容下三枝花。因此，历史地看问题，三枝花的培育成功，充分展示了朱老的胆识与胸怀，是中医战略家所独有的大智慧。
五、遭遇坎坷一笑释怀
人生在世，顺境容易过，坎坷考验人。章次公先生被毛泽东称为“难得高士”，但是他在反右之前，做过三个月的禁闭，“被学习”马列的过程很苦恼，他的早逝也和人生境遇“过山车”有关系。
朱良春先生也有逆境，他无私奉献了联合诊所、私立中医院，国家选调他到中医研究院，省里不放人，他都理解、配合，但是文革期间竟然被关在火葬场一个星期，他想的不是个人的悲哀、不平，而是想起了章次公先生，并且很幽默地想起了章次公最短得一个医案：“有屎屙不出，良苦！”他挂着牌子挨批斗、游街示众，也没有打垮他的精神，他看到的是旁边站着的市委书记、市长和自己一样挨斗。“造反派要吃饭，我们也需要吃饭。”摘下牌子就回家。家里揭不开锅，卖书卖报不够用，就找造反派一一计算日用支出。在新疆病人到来、传达粉碎林彪集团文件等一系列活动上，他都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为自己境遇好转争取了机会。
六、年高创业敢为天下先
朱婉华辞职创业是一个大胆之举，尽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国家鼓励中医学术传承等有利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朱老的支持，就不可能成功。反观全国中医名家，有哪一个人象朱老这样成功？70岁创业，不断发展，为中医树立了榜样。
做中医，不仅可以施展人生抱负，可以获得学术成就、获得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精神，而且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条件。可以建立自己的平台，自己的团队，发展中医药事业，成为受人尊敬的国医大师，时代的明星。
中医大师的成功，是一种召唤，是养生保健的楷模，是“仁者寿”的真实展现，百岁老人心怀传统，传道、解惑，培养“朱家军”。这成攻背后的原因，值得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扁鹊仓公列传，历代医家的事迹，时有史册传神。朱老、朱家军的事迹，也必将彪炳于史册，流传于未来，是榜样的力量，是事业兴旺的典范。
七、传承中医奋斗不息
耄耋之年的朱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止于至善”，鼓励后学，传承、传递中医药优秀文化，打造中医传承的航母。建言献策，参加邓铁涛先生发起的“集体带，带集体”活动，率先在南通召开“名师与高徒传承大会”。出著作，发文章，讲学于海内外。鼓励后学，不遗余力。
“朱良春现象”不仅是一个“现象”，现象背后的“原因”让人回味无穷。
2013、3、27
2013年、11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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