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春先生谈辨证与辨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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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x9 j! p9 o+ ~* ]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我在1961年7月号《江苏中医》、1962年3期《中医杂志》曾就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辨病论治"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作初步的探讨。80年代,我又在北京、厦门、洛阳、江苏等地讲学中再度结合临床实践讲述过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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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有利于深入发掘中医宝库,提供新的研究线索* H3 Q3 U6 w8 {* P- K
# q8 H9 U/ u3 y7 P 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针对机体各个部分以及整体的主要功能状态与病理活动,给予综合性的评定,提出恰当的处理。也就是根据病情,运用四诊八纲,结合病因,加以归纳、分析,区别证候的属性,辨识邪正的盛衰,推测疾病的转归,从而确定治疗原则与具体治疗措施。西医的"辨病论治"则是在寻找病源,明确诊断的基础上,针对病源用药的。证候是疾病反映的现象,疾病是证候产生的根源,因此,"证"和"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个人认为否定或肯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而两者结合,则是创造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途径。% p: s" M3 F5 z+ E+ K$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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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的优点,为不论对如何复杂的病情,都可依据症状,从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中,运用四诊八纲的方法归纳分析,提出综合治疗的措施,但缺点则是对疾病产生的具体机制、肯定的诊断,缺少现代科学依据。例如西医对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的诊断,除了有关的主要症状外,还必须具有肝肿大、压痛以及肝功能异常等客观检查指标。而中医对该病的认识,则可有肝脾不调、肝郁气滞、阴虚肝旺、肝肾两亏、脾虚湿阻、血瘀癖积等的不同证候归类,而这些不同证候也可同时出现在其他疾病的发病过程中。这种中西医之间在诊断上所存在的客观差别,如果不经综合参考分析,有可能导致医疗上的严重失误。例如直肠癌的早期症状易与慢性痢疾混淆,如果不经运用西医学方法早期确诊,中西医结合,严密观察,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导致病情恶化,癌肿转移,甚至不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目前西医学对许多疾病的本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透彻,不少疾病的发病机制,还未能被完全阐明,如果单纯采取西医学"辨病论治"的方法治疗,有时临床疗效也不理想。如能"辨证"与"辨病"密切结合,研究疾病与证候的关系,探索临床诊治的规律,则相得益彰,对于今后医学的发展和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是我国医务工作者当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50年代以来,许多西医同志系统学习中医以后,在中医文献整理和中医理论机制研究等方面,获得了成绩;在临床实践方面,采用了许多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如小剂量穴位注射、中药穴位电离子导人等等。对某些严重、顽固的疾病,提出了恰当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措施,如:对伤寒之偏于湿重者,运用化湿宣中之中药配合合霉素治疗;对慢性肾炎之水肿,久治无效,以脾肾阳虚为主者,以"壮火制水"法,适当配合双氢克尿噻,脾肾阳虚而兼见阴虚者,以"温肾养肝"法配合激素治疗,效果大大提高。在病理机制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探讨,例如上海市伤科研究所研究发现肾上腺皮质有调节钙磷平衡、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并从中受到启示,进而运用中医"肾主骨"的原理对骨折患者进行治疗研究,证明补肾法确能改善肾上腺皮质的功能,维持骨的正常代谢,缩短骨折愈合的时间。这不仅提高了疗效,而且对中医理论的阐发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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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_8 U S; b% k4 \# ` 几年来,我在临床研究工作中,也深深感觉到西医学的基础知识能给予我们很大启发与帮助,使我们找到了许多新的疗法。例如我们从蚯蚓液治愈下肢溃疡的经验中,理解到蚯蚓液具有修复溃疡面的作用,从而启发我们引用以治溃疡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倘若不结合"辨病",而仅从"辨证"着眼,是无论如何不会采用这种咸寒之品来治疗的。又如(未完)$ |$ F5 j5 j3 H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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