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著作考证需结合时代特征

扁鹊著作考证需结合时代特征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开篇写下这样的话，可见扁鹊在医圣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太史公司马迁更是明确的指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序，弗能易也”。可见扁鹊在医圣张仲景和太史公司马迁心目中才是为中医学开辟道路和集大成的宗师，而不是传说中的黄帝和歧伯。我们探讨扁鹊的学术成就和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后世医学的影响，首先需要弄清楚扁鹊所处的春秋末期应不应该有医学著作。扁鹊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外经》、《难经》等著作的关系。扁鹊医学特长以及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 ]7 l; x5 Q; Y& d《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底和2014年初，连续报道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并概要介绍了这10部医书出土的意义及其内容，引起学术界关注。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恩师曹东义先生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所刻画，或者是占卜的巫官所为，是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0 Z/ P+ ^! k, N3 x3 c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奋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 `  J  U& h  H3 `/ g7 o# k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根据其行事语言，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3 p( _& i5 Y6 F  _) x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左传》中记载各国诸侯大夫聚会时，往往也要吟诗咏赋以歌咏的形式表明志向。春秋时期诗歌创作是很繁荣的，《诗经》中有很多诗歌可以考证到作者的姓氏或者名字
    除了诗歌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在这个时期兴盛之外，《孙子兵法》等著作也已经完成。赵简子已经有了董安于、周舍等史臣“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其记载的内容十分的广博，所以周舍说：“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也”。孔子门徒七十余人记录孔子言行的篇章也在春秋末期。《史记.扁鹊传》更明确的指出：“长桑君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勿泄’。扁鹊曰：‘敬诺’。（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长桑君把他珍藏的“禁方书”，全部授予扁鹊。“尽与”这两个字的描述就说明不是一种医书。所谓的“禁方书”即官医在宫禁之内专用的医书，后来流传到民间，故称之为“禁方书”。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后来民间医生所珍藏而不轻易传人的医书也被称为禁方书，如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80年），公乘阳庆“使意（淳于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与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素问》《灵枢》中对医学书籍传授的描述也很形象，有“著之玉版”“藏之金匮”“藏之灵兰之室”“此先师之所藏”“非其真勿授，非其真勿教”等，说明医学书籍在早期的流传过程中皆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外传。
4 d9 v, c/ [! T, @* r* J4 y0 R扁鹊所处的春秋末期，医学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完全具备了出现医学著作的可能性。杨伯俊先生说虽然不知道《左传》的作者，但是著作年代是可以考见的，他认为著于公元前235年之前的《虞氏春秋》，葬于公元前296年魏襄王墓中竹书《师春》等都引用过《左传》并结合其他旁证材料认定《左传》成书于公元前389年之前。杨伯俊先生说：“由以上论证，可以推测《左传》作者看到魏文侯，他著书当在公元前403年以后，而在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左传》中保留着春秋时期的医史资料是比较可信的。
《左传.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记载：“晋侯使医衍鸩（zhen）卫候。宁俞（卫候的臣子）货（贿赂）医，使薄其鸩，不死”。晋侯让医衍借给卫候治病的机会，在治病的药中加入毒药杀死卫候，卫候的臣子宁俞贿赂医衍减少用量使卫候避免死亡，说明当时对于致人死命的猛烈药物的用量，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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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记载齐国国君患病后，齐国医生说：“不及秋将死”，齐国医生能够断定齐国国君的死期，说明当时诊断疾病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记载晋景公患病求助于秦国，秦国国君派医缓进行诊治，医缓给晋景公诊察后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后来晋景公如医缓说的那样死了。医缓说的“膏肓之疾，不可救药”成了千古传诵的名言，这段文字记载的治疗方法有“攻之”“达之”“药”，可以看出治疗手段多样，不只是药物治疗一种方法。公元前552年楚国医生断定绝食卧冰而装作大病不起的申叔豫的病情时说：“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的话来概括申叔豫的病情，恩师曹东义先生说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是通过望诊得出的结果，最具可能的是通过诊脉之后做出的结论。虽然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但是扁鹊的诊脉不可能“辟空从天上掉下来”，他也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高而使脉诊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5 t" f' [/ ^: G; E' c: M% R* b如果说上边说的资料都缺乏医学理论的阐述，我们难以看到当时的医学理论发展水平的话，《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诊断晋国国君的疾病时，所阐述的医学理论就足以说明当时医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度。《左传》记载晋平公患病后向秦国求治，秦国国君派医和进行诊断，医和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晋平公接着问到：“女不可近乎？”。医和回答说：“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tao yin）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医和从晋国国君的寝室出来后，医和向赵孟介绍国君的病情，赵孟问医和什么叫蛊。医和说：“淫溺（ni）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夸赞医和说：“良医也”，然后厚礼感谢医和并送医和归国。
0 v- N. u& A, p9 N" P: j3 ?《左传》所记载的医和论述医理的大段文字，不可能是作者创作出来的。这个事件在《国语.晋语》中也有记载，但是文字不同。《晋史》未必有如此详细的记载，尤其是文中“是谓”的内容，极有可能是医和引用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古代医学著作。《左传》中记载的医学家，有名字也好，没有名字的也罢，都是各个诸侯国的官医，而不是像扁鹊一样是周游列国的民间医生。各诸侯国的官医，皆为“王官之一守”，世代相继，有官位有工资。《周礼.天官》记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按照《周礼.天官》的记载，当时不仅建立了一整套医政组织，还有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里所说的医师，是全国医生的首长，掌管着国家医药的政令，还要负责各地的疫情，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疗。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长。医师之下，设有士、府、史、徒等专业人员。他们各管一个方面，士负责治病，就是上边所提及的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府掌管药物、医疗器械和会计工作；史掌管文书和医案；徒供役使，并看护病人，相当于护士。年终由医师考察医生们的成绩，并根据成绩制定他们的级别和工资。正因为医师之中设有记载文书和医案的“史”职，医疗档案才可以保存下来，既有利于考核医生的成绩，又为医疗经验的积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医疗著作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所以说春秋时期有医疗著作是可信的。
; O+ i6 R' q1 P% ^. B% a. V“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瓜。凡君子之食恒仿焉。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这些医政设施虽然是周王朝所设立的，但是各个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官医。晋国国君患病后不到周王朝请医生，而去秦国请医生诊治，可见医学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最好的医生未必是出于周王朝。
扁鹊虽然是民间医生，但是他接受了师父长桑君传给他的“禁方书”而医术高明，并且收了很多的徒弟，扁鹊即使不系统的给徒弟们讲授医药知识，也应该在诊治疾病过程中一边诊治一边讲解，这可以从扁鹊诊治虢太子的事件中观察到，扁鹊的弟子在诊疗结束后也应当有所记录。扁鹊留给后人的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生动的病案，但是不能排除有系统医学著作的可能性。“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一个个病案具体的记录，师徒之间的讨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疾医……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扁鹊仿照周王朝医政制度对平时的诊疗工作进行系统总结，汇集成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 k0 R, f( O' o, U3 S4 h% q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所流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 L9 ~3 P+ v; A$ I1 O& A' ~- u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 [% i: \8 m6 ~1 ?* N9 V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扬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8 `( m# ?& q! X& Y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9 Q0 B) q( m  y8 x/ m2 {: l4 G总之，扁鹊生活的时代是肯定有医学著作的，这时的医学著作都是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这种著作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更没有作者的姓名。这种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流传到几百年后的汉代仍然可以被人们辨认出来，依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指导老师：曹东义
1 I) E2 W1 ?( p0 m+ X. X                                        整理：    马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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