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胞们永远怀念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7-27 15:17:02

请同胞们永远怀念我们伟大的祖先——伏羲
在《东方科学迎奥运宣言》大会上的发言
（后整理稿）黎鸣
很高兴被邀请参与这次大会，并作为发起“东方科学宣言”的人之一在此发言。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著作中我就已经表达了我的信念。我坚信：２１世纪，世界科学，乃至世界文化的重心，将很有可能逐渐向东方转移，尤其将很有可能逐渐向我们中国转移。
在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西方哲学死了》。“西方哲学”为什么“死了”？那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也即其中的逻辑已经“死了”。所谓“逻辑死了”，不是说西方哲学的逻辑完全错了，完蛋了，没有用了，而是说西方哲学的逻辑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它的“强弩之末”，它推动世界科学、推动人类文明智慧发展的力量、动能，到了今天，已经发挥到它的极限了，而如果要想继续推动世界科学和人类文明的智慧向前发展，就将不能不代之以某种全新的逻辑。在我看来，这种全新的逻辑，它将由东方人，尤其将由东方的中国人首先创造并发明出来，它就是全新的人学的逻辑。
大家知道，我曾发表过如下的观点：
全世界曾有三个最具有人类原初本征特性的古代民族，它们即：古希伯来民族、古希腊民族和古中华民族。
古希伯来民族是创造和发明了一神论也即一元论神学的民族；
古希腊民族是创造和发明了心、物二元论哲学的民族；
古中华民族是创造和发明了天、地、人（精、气、神）三元论人学的民族。
古希伯来民族首先推出了神学的一元论的逻辑：上帝即一切，一切即上帝；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古希伯来民族是创造和发明了真理惟一、惟一真理的逻辑的民族；提出这种逻辑的代表人物即摩西，他的重要成果是《摩西十诫》，以及以《摩西十诫》为核心的犹太人后来逐渐加以完成的《圣经》。
古希腊民族首先推出了哲学的二元论的逻辑：心与物对立而又统一的逻辑；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古希腊民族是创造和发明了真理与真实一而二，二而一的逻辑的民族；提出这种逻辑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他们的重要成果是一系列重要的哲学经典。
古中华民族首先推出了人学的三元论的逻辑：天、地、人（精、气、神）三元浑一的逻辑；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古中华民族是创造和发明了真理、真实和真诚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一……的逻辑的民族；提出这种逻辑的代表人物是伏羲、老子、墨子，他们的重要成果是《易大象》、《道德经》、《墨经》（包括《墨辩》）等一系列重要的人学经典。
公元十五世纪之前，大约是西方人类神学流行并主宰一切的时期；
公元十五世纪之后至今，大约是西方人类哲学流行并主宰一切的时期；

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中国古代先秦春秋战国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人类“人学”的萌芽，如上所述，其代表人物是伏羲、老子、墨子，甚至也包括孔子，可是从公元前二世纪至今的两千多年之中，却全都是几乎惟一只由孔夫子及其儒家僭居的“人学”（实际上是“伪人学”）流行并主宰一切的时期，而且更在汉代和宋代之后，相应产生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换言之，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以来，几乎全都生活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伪学”（伪人学、伪神学、伪哲学）流行并主宰一切的时期之中，中国人几乎一直都在“伪”人及其“伪学”的统治之下度过自己宝贵的生命。
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人学”之所以是“伪人学”，最关键的问题即在于儒家的后学，利用《易经》、《易传》严重地篡改了伏羲的《易大象》、老子的《道德经》和墨子的《墨辩》的真精神（真理精神和真实精神），更利用他们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完全垄断了中国人的历史，为中国人的大脑思维构建了极其错误的“编程”，造成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愚昧和无知，从而对中华民族造下了巨大而严重的历史罪孽。
随着近五百年来西方文化——两希文明融合的进化和发展，以及近两百年来的西风东渐，乃至现代西方文化正向全世界的飓风般推进地传播，中国人终于开始从儒家“伪人学”的历史迷雾之中逐渐觉醒过来。在全人类正迈入２１世纪的奋争之中，中国的年轻人不仅熟悉了西方二希文明的进展，也正在直溯我们自己祖先最初伟大的文明——伏羲、老子、墨子等人所创立的真正人学的文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仅有可能会通东西方文明，更有可能穿越今古代的文明，从而有可能力挽狂澜，把正在逐渐走向死亡的西方人的二元论的哲学逻辑，努力地推向全人类全方位的三元论的人学的逻辑。

我毫不怀疑，这个三元论的人学的全逻辑将首先产生在东方，并特别产生在中国，从而在中国人中首先开花结果。这是因为，与前述的中国的年轻人熟悉西方文明的情况相反，今天西方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了解东方人及其文明，更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事实上他们或许更有可能瞧不起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文明，而这也的确与近代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积弱、贫困和愚昧极其相关；然而未来的人类文明，很显然，继续向前发展的希望只能来自东西方文明的合璧：谁能够首先做到“东西合璧”，谁就将有可能首先把握未来人类文明的脉搏，成为未来人类中真正的强者，也即最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拥有最新智慧的强者。正是因此，我对中国人的未来满怀着巨大的希望，甚至信心，虽然也同时伴随着隐隐的忧虑，这只要看看当今，竟然仍旧有那么多的人们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伪学”，以及以这种“伪学”为核心的所谓“国学”的疯狂地迷恋、盲信，不知所以的绝对愚昧无知的痴信。这真是太让人伤感了。由此，我能深切地体会到当年鲁迅先生几乎绝望的“呐喊”。在中国，简直充满了“阿Q”和“孔乙己”们的子孙。
总结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伪学”（伪人学、伪神学、伪哲学）的恶果，至今尚仍旧保留了中国古代伟大人学思维精神的部分传统的学问，几乎惟一只剩下了中医学和中药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有中医中药学有资格被称为东方人学的科学和技术，并以此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科学和技术；除此之外，中国人基本上无“学”，无“哲学”，也无“科学”，而只有滥竽充数的“伪学”——儒学的“伪人学”、“伪神学”、“伪哲学”，到了今天，它更充当了中国人的“国学”（实质上也是“伪国学”），事实上，它简直就是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之“学”，是害“国”、灭“国”、灭民族的不折不扣的伪“国学”。

应该承认，我们的东方科学——中医中药学，比较西医西药学以及其他的西方自然科学，在理论上的确显得极其薄弱。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也正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学的“伪学”所造的孽。中国人在长期以来的儒家的“伪学”的精神垄断下，几乎完全丧失了（逻辑）理论思维的能力，而只剩下了儒家“伪学者”们的大量牵强附会的无能的胡说。具体言之，即儒家、儒学根本就不讲逻辑，儒学严重地歪曲了伏羲、老子、墨子的真“人学”的传统，完全割断了伏羲、老子、墨子追求自然真理、自然真实的智慧之根，从而罪恶地制造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几乎纯粹属于愚昧的历史。中国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即是要深入地彻底地批判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反人类智慧的“伪学”（伪人学、伪神学、伪哲学），解放伏羲、老子、墨子的“真人学”，并因此而“穿越今古，会通东西”，真正在中国的今代文化中形成强有力的“东西合璧”。可以认定：完全彻底地批透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伪学”（伪人学、伪神学、伪哲学）之日，正是中华民族有可能真正如日东升地崛起之时。
具体就中医药学而言，例如中医药学中的“阴阳五行”，其中的“五行”观念最早即来自儒学《六经》中的《尚书》，特别是其中的《洪范》。“五行”之“五”，自从商代以来就是中国的上层人物非常迷信的一个数字，这从《尚书》中就能明显地看到，例如所谓的“五行”、“五声”、“五色”、“五味”、“五典”、“五礼”、“五刑”、“五服”、“五章”……等等等等，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违背伏羲的《易大象》的“人学全逻辑”的精神了，而这一点更得到了后来，尤其汉代以来儒家们的“伪学”的推波助澜。事实上按照《易大象》的精神，真正有价值的应是小于“五”的“三”和大于“五”的“六”，而且今天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只有回到“三”和“六”，中医药学的理论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推理”的“科学”的层面。中医药学一旦失去了严格“推理”的能力，它就已经大大地丧失了它的“科学”的色彩。但话又说回来，毕竟在中国，尚惟一只有中医药学具有自己的理论，而且还自成体系，尽管它缺乏严格的“推理”，但我相信，回到伏羲、老子、墨子的真“人学”，再加上借鉴西方哲学的科学理论，中国人将一定有能力重建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并使之成为可以真正让全人类景仰的东方人学的科学，而为全人类造福。

可以告诉大家，我认定，伏羲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最伟大的思维之祖，而根本不是什么炎黄二帝，更不应该是什么孔子，孔子甚至还比不上老子、墨子。伏羲远在大约五千年前就已经为全人类，当然更包括为我们中华民族，提出了《易大象》的观念和图像。如果要想弥补近现代西方哲学二元论逻辑的缺陷，还真得回到中国古代伏羲《易大象》的伟大思想观念的启迪。
说几句调侃的话，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叫“伏羲”，按照读音，既可以是“服西”，也可以是“伏西”，还可以是“福西”。这三个名字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信服、学习、拿来西方文化；如同“伏虎”一般“伏西”，超越西方文化；“福西”，给西方和全人类带来全面的福祉。我请网友们永远记住伏羲这个伟大的名字。
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家中，几乎只有老子和墨子才是真正把伏羲的《易大象》观念和思想向前推进的伟人，他们的著作分别是《道德经》和《墨经》（包括《墨辩》），孔子在继承《易大象》的方面虽然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但经过他以及他的后学们的严重地歪曲《易大象》之后，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后来的儒家们对《周易》（《易经》、《易传》）的愈来愈荒唐无聊的解释之中，事实上孔夫子所造成的有害的成份却是更要远远地大得多，正是因此，孔夫子及其儒家不仅没有继承《易大象》的精神，反而更反其道而行之，以至孔子及其儒家的“学”，最终也实际上堕落成了“伪学”（伪人学），而后来继承这种“伪人学”的，则又是更加倒退的（两汉经学的）“伪神学”和（宋明理学的）“伪哲学”。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惟一只有彻底清算儒家的“伪学”，才能真正找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出路。

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看，真正在实践（临床）技术的意义上继承了《易大象》精神和“真人学”的，也同样惟一只有中医中药学，虽然其中“五行”、“八卦”等等的“理论观念”的确已造成了历史悠久的误导，形成了长期以来中医药学的理论思维事实上的难以发展，甚至到了几乎完全停滞的历史现象；但我相信，如果真能回归《易大象》全逻辑的精神，并与西方哲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西合璧”，中医中药学就将一定可以获得新生，获得未来全新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还将可能更推进世界科学的发展，成为全人类新世纪的里程碑。
中医药学界的朋友们，一切有志于发展自己的智慧的年轻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来完成这项最艰巨但也最光荣的历史任务吧！我们的后代，全人类的后代都会感谢你们！谢谢大家！（２００７，８，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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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7-27 15:17:32

“孔家店”的被废、被打与重建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辛亥革命前后，儒学、汉字、中医，这中华文化同根相生、同病相怜的“岁寒三友”，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非议与打击，大多打而不倒，废而犹存。中医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走向了世界，开花结果于五大洲。随着近年来世界上300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与汉语也在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探索它们兴衰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过去常说“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回看历史，真正放弃孔家店的是清朝，而不是“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废弃孔家店，是清朝在没有看清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做出的决定，既割裂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失去了与列强抗衡的力量，也使自己在世界面前更加矮化，被当作难以扶持的东亚病夫，实在是一个“败家子”的不当举措。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关于废弃孔家店的得失，需要大家重新认识。
1840年，道光皇帝下决心支持林则徐销毁鸦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禁毒运动，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赏，然而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列强的军舰、大炮。鸦片战争两次惨败的结果，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地道的“城下之盟”，割香港、赔银子、开放五大口岸等，各种被迫接受的屈辱规定，把西方强势物质文明的“硬道理”，在世界面前展示无余。
1856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耗尽了大清帝国的“王气”，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传播西学，师夷长技，日益成为朝野之共识。“科举取仕”的“读书做官论”，逐渐被“经世济用”实用主义学风所取代。科举所规定的教材，一千多年以来都是四书五经为主干，而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科学教育，其内容就不能再用四书五经作教材了，儒家经典被边缘化，或者被彻底放弃，已经是不可挽回的命运。
其实，对教育体质改革的探索，已经在清政府1905年下决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40多年，就实质性地开始试验了。
同文馆新式教育抛弃儒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于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签订了《天津条约》，在第50款中明确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咸丰十（1860）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奕䜣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因为当时懂得外语的人才在全国各地都很罕见。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同文馆开始时，只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日文、测地、化学、天文等班，学制三年。一开始，人们都不愿意学洋文，清政府就给学生们很优厚的待遇，甚至拜官进爵加以“利诱”，才逐渐扭转了招生的难题。随着生源增多，同治六（1867）年，又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或专业。
1872年拟订了八年制的学习课程计划：第一年认字母、写字母，讲解入门的浅书；第二年练习外文句法，翻译简单的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文章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即后来的所谓科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这是一份逐渐成熟的“教学大纲”，从内容设置上不难看出，同文馆的学生们基本上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儒家正统的“修平之学”在这里不再被重视，因此可以把同文馆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萌芽。尽管从同文馆毕业的人数不多，但是代表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同文馆考试严格，有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馆内待遇较优，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官家供给外，每月尚有薪水银10两。当时的翰林给总理大臣做家庭教师，月银收入才只有8两银子。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年，同文馆并入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后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以机械制造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选派幼童赴美留学（1872-1881年），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新式学校的诞生。
废科举其实废的是孔孟之道
1894年的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人们把责任推给了延续几千年的教育，首先否定的是“八股取士”，紧接着就指向了科举考试。
失败需要找原因，政治举措也要找借口。康有为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建议光绪皇帝“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废八股，改试策论。所谓策论，就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议论，是广开言路、建言献策的一种措施。学者们通过“策论”，把目光聚焦于国家前途命运、国家政策，而不再是如何传承、发扬儒学。
舆论是政治的先导，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倡议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也为改革图新制造舆论。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以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为宗旨。虽然“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提倡新学的“京师大学堂”等各地新式学堂予以保留，其对今后如何培养人才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只废八股，不废科举，人们自然不会离开“科举仕途”去崇尚新学，新学难以推行。于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决定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科始，逐渐减少科举选拔官吏的比例，过渡到完全由学堂产生官员。按此计划，将在十年之后，再停科举。然而，社会上锐意改革的呼声很高，立即废止科举取仕的“休克疗法”被袁世凯等人提了出来。于是，光绪三十一（1905）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立停科举”，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新学堂教授的声、光、电、化等知识，过去属于被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历来被当作“雕虫小技”，儒家经典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成为了被边缘化的次要内容。
事实上，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既缺乏教授新学的师资、教材，也由于将“读书做官”变成“读书无用”，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办新学堂了。过去依靠“学而优则仕”的达官贵人，都希望衣锦还乡，或者卸甲归天，荣归故里，他们要做的一项德政工程，就是资助教育，出资办学，培养人才。废科举之后，乡绅们也不愿意载出资办学了，因为他们大多不懂新学，也不赞成新学。全国广大乡村学童的启蒙教育，也纷纷随着义塾、私塾的消失，而自生自灭地停止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由此拉大了距离。
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清政府又极其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奢望以废科举、兴学堂使中国强盛，几乎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因为，科举是为了产生官吏，学堂是为了培养实用人才。维新派主张：“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科教兴国，不仅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而且不应该建立在消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为打倒封建礼教而嫁祸孔家店
根据刘利民先生《打倒孔家店：历史的误会》一文介绍「1」，最早提倡打到孔家店的人，是四川吴虞（1872-1949），他是成都市新都人，他在日记里把自己的父亲称为魔鬼，并于1910年曾经因为财产纠纷把父亲告在官府，后来他虽然赢了官司而被当地人指为“非礼”、“非孝”， “豺狼不食”的东西，“士林耻与之为伍”，主张应将这个“名教罪人”，“逐出教育界”。
吴虞看到鲁迅1917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很受启发，就于1919年1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文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因此，就把倡导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指为“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他的一系列反对儒家的文章，受到陈独秀赏识，得以在《新青年》连续发表。并于1921年，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受到马幼鱼、沈尹默、胡适、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等众多名流的热情欢迎，青年学生们众星捧月般的激情，也曾让他风光了一阵子。
胡适在1921年10月，为《吴虞文录》出版，所做的序中说：“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五四运动之后，青年们爱国、反帝反封建激情高涨，经这些文化精英一点拨，就更不能平静了。胡适说：“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可惜的是，吴虞后来不断上演眠花卧柳的丑剧，逐渐远离了这帮文化革命的精英。
反孔的思潮，并没有因为“始作俑者”吴虞的离去而消退，而是不断有所演进。1928年11月，林语堂演绎了一个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发表在由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第1卷第6号上。只不过，剧中的南子，此时已经摇身变成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的新女性，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全剧的最后，孔子师徒在“郑卫之淫声”和妖冶的舞蹈中落荒而逃。
这种戏说历史的革命剧，不断在全国各地上演，没有想到，1929年竟然演到了孔夫子的老家曲阜孔庙里，引起孔门后人的愤怒，他们孔姓六十户族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严办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教育部派人前往调查。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宋校长被调走。
打倒孔家店时有人要消灭汉字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应该如何弥补？很多文化人把板子打在了不该挨打的地方，也急病乱投医开错了不少药方。全盘西化、取消中医、取消汉字的主张，就是文化精英们乱开药方、错打板子的典型事例。
有资料说，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 「2」。“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3」”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纠正这种错误见解，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
废止汉字的呼声，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很多著名的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正确。鲁迅先生1934年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里，就说过：“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结核）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逝世前的1936年10月。作“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找的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这种认识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世界列强看不起中华民族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最缺乏自信的时代。
由此可见，五四前后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经历了近代屈辱之后，学者精英们一种痛苦的抉择。但是，在那个强权政治时代，是大多数人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期，提出这样的口号是有偏颇的。
孔家店的复兴正在美梦成真
提倡打到孔家店的一部分文化精英，日后对儒家学说的看法逐渐有所转变。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患高血压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终日闭门谢客，拒绝给日伪组织干事，宁可杀头也不当汉奸。同时改钱玄同之名为钱夏，“夏”则乃炎黄之夏，是为正统，绝非“夷人”，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他在给儿子钱三强的信里说：“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国五年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4」” 1939年1月，钱玄同在忧国之情中于北平故去，终年53岁，其高尚的民族气节，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华彩乐章「5」。
晚年的胡适，一提到孔夫子就“圣人”不离口，有时甚至称孔子是“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6」。其实，胡适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在和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依靠激情参加革命的青年，对于儒家学说深入研究者并不多见。
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尤其是我国逐渐摆脱贫困，真正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多元化的一元之后，反思孔家店与赛先生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难发现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可以“和而不同”地并存于世。粗略地说，孔家店教授的内容，属于社会学；而赛先生在新学堂教授的内容，主要属于自然科学。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孔家店里讲述的知识，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重要价值。
也就是说，“科举取仕”主修的内容是“社会管理学”，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管理人，用什么态度、策略管理社会。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学术主张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看重，就是因为这个学术主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策略，其中充满了对于人的尊重，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多元共存和睦相处，辩证地看待人的社会地位等价值取向，是今天仍然有生命力而值得借鉴的观点。
“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彰显人的平等精神，因此，历代的读书人都怀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皓首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己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了，杜甫并没有觉得多么悲哀，而是联想到要“达则兼济天下”，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很多读书人都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奋斗的理想。“科举取仕”的晋身制度，毫无疑问比宗血世袭的官僚体制更进步，也更公平。
新式学堂教授的自然规律、自然知识，都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这样的观点看世界，也就是“以人为物”的政治策略。
“以人为物”的世界观，看重人的出身，把人占有多少财富看得很重要，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看出身，论成分，曾经盛行一时，虽然曾经有过积极作用，但是也曾严重地背离了社会实际。因为，如果“以人为物”，过分地看重出身，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革命的队伍里会有那么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家，也不利于推行人与人一律平等的政治主张。儒家非常重视君子与小人的划分，这也不是阶级分析法所能代替的，因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主要是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而不是看他实际占有的物质财富。
孔家店里还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所看重，清朝迫于内外压力匆忙废弃儒学，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得失需要重新论定。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显现出来，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员逐渐增加，留学生教育已经难于适应国外学者的要求，因此，国务院汉办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开办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传播汉文字、语言，孔夫子自然地成了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2011年1月，前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说，孔子学院是最经济的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好形式。
另外，除了传播语言，世界各国的汉语爱好者，还喜欢中国饮食文化、中国功夫、中国养生保健知识，因此，中医药知识也有了一个更好地传播平台，尽管此前的针灸早已走出国门。未来的中医走向世界，必将与汉语、中华美食、中国功夫一起，形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共同体，而加大其影响力度。
汉语、儒学、中医这昔日的岁寒三友，一起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必将成为世界的新宠与显学。
参考文献
1、刘利民：打到孔家店：历史的误会
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7/02/09/3114624.shtml
2、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305页。
3、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54页。
4、邱巍：《钱玄同和他的家族》，选自《书屋》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5、刘肃勇、钱玄同的晚节
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656
6、刘利民：打到孔家店：历史的误会
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7/02/09/3114624.shtml

2011、2、16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7-27 15:41:14

高也陶:
因此，很多文章可能是想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人隐弊掉，把其功劳归于五四运动。
我:
事实上，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既缺乏教授新学的师资、教材，也由于将“读书做官”变成“读书无用”，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办新学堂了。过去依靠“学而优则仕”的达官贵人，都希望衣锦还乡，或者卸甲归天，荣归故里，他们要做的一项德政工程，就是资助教育，出资办学，培养人才。废科举之后，乡绅们也不愿意载出资办学了，因为他们大多不懂新学，也不赞成新学。全国广大乡村学童的启蒙教育，也纷纷随着义塾、私塾的消失，而自生自灭地停止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由此拉大了距离。
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清政府又极其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奢望以废科举、兴学堂使中国强盛，几乎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高也陶: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根本就是我们教育体系的问题，一直是这样教的。
我:
有资料说，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 「2」。“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3」”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纠正这种错误见解，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
高也陶: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您的文章写的很好，很有意义。我只是想请大家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不一样的！
高也陶:
打倒孔家店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拨中国近代史上的精英。其祸害不到100年显现出来了。对中华文明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破坏。
高也陶:
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高也陶:
就当时国弱受欺负的情况下，白话文或许可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但是，现在看来，却是割断了中华文明几千的文明，……
高也陶:
几千年的文明！
高也陶:
几千年的文明连续被割断了，不管好的还是坏的。现在我们要恢复孔学，显然是好的多！
我:
@高也陶，五四之前，在清朝末期，反对儒家文化，反对汉字、国学，已经“风起云涌”，在西方列强大举进攻的面前，很多“海龟文化精英”，自毁长城，错打了板子，把国学、汉字、中医，当作旧学的代表，也说它们是“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因此，海内外的新文化“造反派”，纷纷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有正面进攻的，也有旁敲侧击敲边鼓的，“墙倒众人推”，传统文化就这样“威风扫地了”。中医复兴，中华文化重新崛起，也就需要“哪里摔倒的，就在哪里站起来。”
高也陶: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 发表于 2017-7-27 15:52:19

陈家功:
@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这一段历史，需要新生代的中华民族了解，新生代的中华民族需要补习缺失的东方文化和文言语言文字学。当下中华民族，需要研究界定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和佛文化各自的适用范围；在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和人的身心关系上，研究三种文化对人类的价值。历史与现实，人类总是面对生存问题，思考人生问题，追问生命问题。对“生存——人生——生命”的问题回答，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和佛文化，其中任何单一文化的答案可能都不是最佳的。只有将三种文化皆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所用，才可能找到最佳答案。
我:
@陈家功感谢鼓励！反思历史，是为了明天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