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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崔月犁精神重铸中医之魂 “2016年度月犁传统中医奖”颁奖典礼暨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成立十九周年庆祝活动的发言 李 致 重 （2017年7月9日） 今天是月犁传统中医奖“2016年度第四届月犁传统中医奖”颁奖典礼暨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成立十九周年庆祝活动。此时此刻，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心中都会想到一个人，他就是人们敬爱的老部长，原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崔月犁。 崔部长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工作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在建国初期的十多年间，为北京的重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迫害，经历了8年的铁窗生涯而革命气节不动摇。1978年担任卫生部主要领导职务以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果断做出了“振兴中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决策，成为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一面光辉旗帜；他一直在寻求着终止中医西化的理论、方法和机会，虽阻力重重，但永不歇步；“十八大”以来的事实表明，他无愧于走在时代之前的“中医文化软实力”的守护者和开拓者。他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勇于担当，待人诚恳率真、谦和平易、关怀备至。他生前最喜爱的一副对联是“立身无愧天地，志趋不忘为人民”，因此“无愧于天地，不忘为人民”是他用一生的实践写成的崔月犁精神。 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和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创办19年来，全面继承了崔月犁精神，始终遵循着“患者至上、疗效第一、坚守诚信、赢在细节”的宗旨，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与成功。 我在他担任会长的中华中医药学会工作多年。这里讲一点我所见证的崔月犁精神的细节，与大家共同分享。 1984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00年的中医药研讨会”上，我作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发展趋势”的发言。会后崔会长手中拿着我的发言稿面带微笑地说：你的发言很好，我想找你聊聊。使我这个第一次面对大部长的普通医生，立刻轻松了许多。我们从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谈到“第三次浪潮”与高度综合的科学方法论；从中医的阴阳五行，谈到一般系统科学理论；从当代中国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谈到中医界“教堂当寺院、神父管和尚”的现象及其历史原因；从中医理论的继承、整理、提高，谈到在人类科学整体框架上找准中医的科学定位等等。随后他认真地对我说：“国家几位领导人近来多次谈到《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几本书，谈到重视软科学研究以提高决策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些精神，在你的发言中都看到了”。他强调：“振兴中医”着重是对中医行政与事业讲的；“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着重是对中医专业与学术讲的。只有首先在学术上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才有中医事业的真正振兴。现在的主要困难是对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各方面的看法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加强中医软科学研究，实现中医决策管理科学化，首先要从源头上回答什么叫做中医学，中医学当年是怎么来的这两个问题。不能用西医来解释，也不能说一根针一把草就代表了中医。他接着问我：“你是刘渡舟教授的研究生，今天应该是研读经典医著的中年骨干了，今后多做一些中医软科学术方面的研究，你觉得怎么样”？他的诚恳与亲切，容不得我考虑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1985年是中医工作上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央书记处做出了“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的决定，二是国务院已经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崔部长将我从东直门医院调到中医学会之后，我即参与了为中医管理局成立做准备的“全国中医药学术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后来经他的推荐，我成为中医界唯一的中国科协科学技术讲学团的一员，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科学发展大趋势、大综合、系统科学、软科学、科学学、科学决策与管理等领域的学术交流与专题讲座。接着他为我解决了那个年代最棘手的，科技人员家属两地分居的难题。不久又经他提议，在中医学会增设了“中医软科学研究学组”，使我在日常学术工作的同时，有机会从事中医软科学方面的研究。 经过数年的研究与思考，我从正式发表的二十余篇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的专题论文中，先后挑选出《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论中医学的定义》《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从文化与科学的角度论中西医结合》《證、证、症、候的延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日本汉方医学衰落轨迹》《中医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送给他。他为了推进公开的学术讨论，从中选出四篇印为单行本，先后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医学会，供学术界研究讨论。这是他离休之后唯一可用的渠道和方式了。 1997年他看到《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说问题》一文时，在电话里说得很激动：“不少中医专家对我说，你是第一位从中医核心概念的定义入手，来研究中医基础理论问题的人，他们认为你所做的定义是准确的，科学的。比如你在文中的三个小标题（指‘接轨乎，无轨可接’；‘改轨也，自毁其轨’；‘铺轨者，任重道远’）既形象，又准确。中医学的轨，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而形成的中医基础理论与辨证论治。这是中医的灵魂和生命线，是中医特色、优势的核心。抓住中医的灵魂和生命线，就能有力地抵制中医西化，避免将中医毁于萧墙之内的历史大错”。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给我，拿起听筒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要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良久，才听到他轻轻放下电话的声音。我懂得他的精神和风格，如果他尚在管理岗位，他不会放任“改轨也，自毁其轨”的问题继续蔓延的。 崔会长离休以后，他一直致力于通过学术团体以学术民主的方式，逐步化解中医西化的行政难题。1997年5月经他提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围绕四十年来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研讨与反思。在研讨会上，明显存在着传统与西化两种相反的意见。他从头到尾认真地听了两天会，始终一言未发。会后他来电话找我，一见面便说：听了与会者的发言，感到压力很大。我打算编一部书，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中医特色与优势意见、建议，论文、思想汇集起来，交给上下各界，展开讨论、争鸣、批评。争取从中分辨出一条清晰的学术发展新思路，把中医从西化的弯路中解脱出来。这就是由他带头，诸国本与我辅助出版的《中医沉思录》第一卷。他将新出版的《中医沉思录》，送给出席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会代表，会议工作人员也人手一册。在此之后，凡是他出席的中医工作与学术会议，他都要将该书赠给参会人员。在《中医沉思录》出版后的四个多月里，经他之手赠送的书大约两千册。他是将自己作为一个靶子，来引燃学术讨论、争鸣的热潮，以期达到中医学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目的。尽管体制的贯性与既成的学风让他感到了沉重，然而在困难面前他从来不知道退却的。 1997年12月20日，崔会长与我有一次长谈。谈话的重心除了中医西化，就是对我的鼓励。彼此满怀着激情和中医的文化自信，脱口而出的名句有：“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以我血荐轩辕”，“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千秋”等等。那刻骨铭心的情景和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催人振奋。 1998年1月22日，崔会长因心脏病而骤然逝世。几天后我收到他1月20日写的一封写。信的内容大体还是希望就中医西化的问题，展开平心静气的学术大讨论。信封的下沿还写着一句话：“《中医沉思录》再给我送一些”。这封信是他用生命写下的绝笔，而信封下沿的一句话则是他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绝响。他用这绝笔与绝响，向世人诠释了一个“无愧于天地，不忘为人民”的崔月犁。让人一想到他的名字，就有一股激情在心头。 《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医复兴与发展的法律保障。总则第一条关于立法目的在第一句写着：“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医药”。这句话写在一部行政法的前端，与崔月犁“只有首先在学术上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才有中医事业的真正振兴”的精神应当是一致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铸中医之魂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张晓彤主任总也几次提到了重铸中医之魂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崔会长生前的夙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实施《中医药法》，可谓复兴中医，重铸中医之魂，正逢其时。不过，尽管形势大好，困难肯定不少，因此今天这个时代，历史照样在呼唤崔月犁精神。 在这里，衷心地希望平心堂工作的每一位同仁，时刻以崔月犁精神来律己，遵循“患者至上、疗效第一、坚守诚信、赢在细节”的平心堂宗旨，在复兴中医的道路上把平心堂的工作做得更好。愿大家共同携起手来：重铸中医之魂，做好中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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